1．为什么天皇视和歌为“国学”？
（1）天皇的最大使命——敕撰和歌集
熟知日本文化的读者必定知道，在日本传统文学里，和歌担当了重要的角色，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当时编成的经典歌集《万叶集》是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在古典文学中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除了《万叶集》，不知道有多少读者听过敕撰和歌集呢？它是天皇、上皇主导编纂而成的和歌选集。被选中的和歌必须是能代表当朝风流和具有顶级水平的作品，要天皇或上皇过目钦定才可发表。因此，天皇与上皇的慧眼与和歌水平必须是“达人级”或以上才行，否则便会落人话柄了。
敕撰和歌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世纪初的平安时代初期，当时的醍醐天皇在905年下令编纂《古今和歌集》，将古代至当时为止的各代歌人名作结集成册。由于醍醐天皇一直以来被奉为“圣君名主”，他之后的多代天皇和贵族都视他为楷模，因此便依照先例，每隔一段时期就下令编纂和歌集，直至室町时代的1439年，后花园天皇下令编纂《新续古今和歌集》为止，历时500多年，总共编纂了21部敕撰和歌集，在和歌史上被合称为“二十一代集”。
在《新续古今和歌集》后，和歌发展当然没有停止，编纂和歌集也受到当时的室町幕府支持，曾经想继续进行，但受到1467年爆发的“应仁之乱”影响，京都许多保存历代敕撰和歌集原本、抄本的贵族官邸和寺社，或受战火波及，或被烧毁、抢掠，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寻回部分，但因战火持续，京都贵族和天皇自顾不暇，已无力顾及。其实战国时代以后，天皇与贵族的和歌会以及和歌创作都继续进行，武士阶级参与和歌创作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但受到乱事打击，敕撰和歌集的编纂至15世纪便被迫停止，无以为继。
（2）近世天皇与和歌复兴
对于天皇以及上流社会来说，和歌代表着与古代先祖对话，是传承王朝美德的媒介，其创作大多会参考、取材已有作品，也就是延续过往的“王朝记忆”。作为国君、先皇子孙，维持传承文化遗产是历代天皇的重要使命。换言之，复兴和歌与恢复天皇权威，互为因果。
比起敕撰和歌集无以为继，对于天皇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和歌的传承将会青黄不接，即使敕撰和歌集在散失后被陆续寻回，但内容的解读以及歌中的意义、意境，却需要高人传承下去才行。
然而，失去举办和歌会的资源与场所，作为传承传统“美意识”的最高责任者的天皇，其权威将大受打击。因此，战国时代以后直至江户时代的天皇，都拼命地想尽快恢复举办和歌会。
漫长的复兴之路，从战国时代中期的后柏原天皇时代开始。上文提到，熟知和歌的“歌人”贵族四散，但天皇努力在仅有的资源下，组织王族与留守京都的贵族进行和歌会，勉力传承和歌，并着重教育年轻贵族子弟。
由于失去了稳定传承和歌的场所，优秀的歌人改为收弟子传授，并确保能传承给最优秀的人才。这种传承方法被称为“古今传授”。简单来说，就像金庸小说中的绝世武功秘籍，靠一个人传续下去。后来这个重担辗转落到了战国武将细川幽斋的身上，后来他传给王族出身的八条宫亲王，亲王再将衣钵传给他的侄子，也就是江户初期的后水尾天皇。
作为江户时代和歌史上的风云人物，后水尾天皇在复兴和歌等传统文艺方面广受后世推崇。他活在太平复兴的时代，不仅复办了和歌会，而且打破战国时代一对一“古今传授”的做法，改为集体传授；不局限贵族、王族参加歌会，而是开放给平民歌人参与；又鼓励提供和歌指导给坊间。以上都是后水尾天皇时代，让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一起传承和歌的政策方针。
经过后水尾天皇一代的努力，和歌从贵族世界渗透至武士社会和平民阶层。到了江户中期，国学思想隆盛，憧憬1000年前王朝美好风光的意识到达新的高度。“和歌全民化”为后来涌现的“尊王攘夷”思潮带来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民间与贵族通过和歌凝聚对往古时代的集体想象。而天皇作为传承的主体和象征，受全民推崇，所以肯定天皇存在的必要性也提升到新的境界。
到了现代，天皇在宪法里被定义为“日本与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其中一个重要的“统合的象征”，体现在天皇每年举行的“歌会始”，那是吟诵和歌的文艺活动。换言之，举办歌会始是现代天皇传承日本文化，向世人、国民显示日本传统的重要职责和国务。
（3）《百人一首》与纸牌游戏
前文概述了天皇与和歌的关系，以及天皇如何负担起传承和歌的“帝皇之责”。最后，我们来看看《百人一首》这部作品，了解这些源起于宫廷的和歌如何找到新的出路，成为17世纪以后日本民间的文学游戏。《百人一首》让平民百姓接触到宫廷文学，并成为日本人学习国语的基础资料之一。
敕撰和歌集是天皇钦命修撰的和歌集，《百人一首》则是镰仓时代著名歌人贵族藤原定家，从当时已有的各种敕撰和歌集等作品中，选取有政治意义和社会愿景的作品而成，属于私人选集。《百人一首》收录了象征古代王朝辉煌时代的八位圣君（从天智天皇到顺德天皇等），以及历代文人贵族的代表作品。所以《百人一首》可以说是藤原定家通过编纂歌集去追忆古代王朝的体现。
《百人一首》自从面世后，直至江户时代，都只是朝廷贵族和上流武士学习和歌精粹的重点教材之一。一百首古代圣贤、名君的作品，是供他们回忆过往岁月、找寻根源的重要依据。然而，时移势易，到了室町时代，贵族们不再只视它为教材，改为以“寓玩乐于学习”的游戏方式去活用。
所谓的游戏方式像是最基本的“贝合”——将《百人一首》的各个名歌分成上下句，分别写在贝壳上，然后盖好。玩家拿着其中一片贝壳，进行斗快配对，最快又最多的一方便是胜者。
进入战国时代，贵族势力大受打击，其文化随之流出民间，“贝合”亦然。然而由于贝壳成本高，加上17世纪后期的江户时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提升，时人也接触了葡萄牙人于16世纪传到日本的纸牌游戏，于是出现了《百人一首》的纸牌。如此一来，平民更容易接触到这些来自宫廷的古典精粹。举例来说，纸牌里的歌人肖像和图案设计，使庶民对原本遥不可及的贵族生活更添了几分想象。
随着时代发展，《百人一首》的宫廷文学精神在民间慢慢淡化，转化为一种文学游戏，甚至赌博玩意儿，陆续出现不同玩法，像是一对一的斗快配对，再到团体战（当时称为“源平战”），又或者是上句和下句反向配对等。
虽然《百人一首》纸牌游戏的玩法越来越多，而且不再是贵族社会的专利，但是日本人没忘记这是来自宫廷的文化，与天皇有关。游戏中出现的一百位圣贤、名君，成为日本各阶层追忆昔日王朝时代的入门工具，他们被深深植入大众的意识形态中。直至现代，《百人一首》演变为一般国民理解古代和歌韵味的工具，甚至是小学生和中学生学习国语的辅助教材。对王朝的憧憬之情虽然已不复见，但《百人一首》平民化之后，传统和历史却获得保留和延续。换句话说，以天皇为中心的宫廷文化，至今仍发挥着“软实力”。
2．出自民间的能乐如何与天皇分分合合？
（1）被禁止的民间舞乐
我们到日本各地旅游时，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能舞台”，那是举行能乐的场所。这个现代人视为日本传统文化的代表，与天皇曾有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能”或者现在所说的“能乐”，发源于11世纪，是来自民间的艺能表演之一，后来派生出各种不同的特色，尤其以“猿乐能”最受欢迎，是当时成长最快、最有代表性的艺能活动。以猿乐为代表的“能”不仅深受地方武士阶层喜爱，后来更成为江户时代歌舞伎的重要元素之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能乐是日本庶民文化的代表，与宫廷音乐、艺文活动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不过，随着王朝时代的告终，原本壁垒分明的两个世界慢慢找到了接触的机会。一方面是连歌、和歌开始在武士、百姓中普及，而“能”“猿乐”“狂言”这些原本属于百姓、田野的艺能舞乐，则随着庶民生活日益改善，开始成为精神享乐，冲击了久居深宫的天皇和贵族们。
对于这些出自市井黎民的艺能活动，身为“天神御孙”的天皇本来应该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因为按职业、出身来划分的身份等级概念，是当时的重要观念，而“能”“猿乐”“狂言”的主要推动者是出身卑贱的“声闻师”“散乐师”。他们除了是“音乐人”，也兼职经营民间的宗教活动，从事咒术作法等与死亡、血腥密切相关的工作。因此，就身份观念体系和“声闻师”“散乐师”的职业性质而言，天皇压根儿与他们沾不上关系，不会也不能与之往来。当时的贵族甚至相信，一旦跨出这一步，将招来天灾人祸，影响国家与天皇的安全。
11世纪，朱雀天皇更曾在写给子孙的《宽平遗诫》中提到，“天皇不应与这些卑贱之民交流，以免有失身份”。但这样的宣言正反映了当时的贵族社会与王族的确已经有“犯戒”的事实，所以才迫使天皇要明文禁止。
（2）破戒的后白河天皇
天皇禁止是一回事，子孙有没有照办则又是一回事。说到天皇之中破戒最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是毫不避嫌的，便是后白河天皇。他本来只是被安排作为临时天皇的人物，因此，这位天皇的德行与操守自小便没有受到严格管束，对民间的音乐艺能有更多接触的机会。
保元之乱（后白河天皇与兄长崇德天皇的王位之争）后，他成为天皇的不二人选，他对民间艺能的喜好，为宫廷与民间搭建了罕有的桥梁。
可是，后白河天皇时代的日本，兵乱繁多，贵族的生活和权威受到武士崛起的影响而日渐衰败，他之后的天皇与朝廷为了维持原有的秩序，始终对猿乐为首的民间艺能有所顾忌。顺德天皇写于13世纪的家教戒条《禁秘抄》便再次强调了“阶级之别”，告诫今后的天皇不应“自劣其身”。
不过“口嫌体正直”，朱雀天皇和安德天皇的遗诫都没有太大作用，后来的天皇还是拒绝不了在民间大受欢迎的艺能活动。不少天皇多次以后白河天皇的例子来破戒，容许这些本应一辈子不能进入皇宫的乐师来御前表演。
到了室町时代，同样喜欢猿乐，但又不受宫廷戒条影响的室町将军足利义满有系统地组织这些乐师，并且由幕府进行全面管理，即所谓的“猿乐座”或“大和四座”（四个出自大和国，即现在奈良县的猿乐流派）。室町时代的天皇只能通过幕府来观赏猿乐，同时又面对来自贵族的阻挠，一直不能轻易成事。尤其如果天皇在这前后碰巧得病，更给了贵族阻止的口实，说这是天皇破戒招来贱民引起的警示。
（3）天皇与猿乐的分分合合
当天皇受制于祖宗家法和贵族阻挡，皇宫外的猿乐在室町时代迎来了另一个春天，猿乐的演绎者从专业乐师扩大到京都、奈良等地的民间艺技师，以及一般村落百姓。在同一时代，猿乐也通过各地的宗教祭祀活动，开始广泛渗透进入民间，形成后来的“田乐”。直至江户时代，猿乐、田乐成为一种在城市、乡村普及的文艺活动。
之后，出自民间、叱咤战国风云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对于这种转化为大众娱乐的艺能活动更是喜爱有加。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前自唱自跳的久世舞《敦盛》便来自猿乐，并加以改良、简化。丰臣秀吉掌权后，更主动于1593年邀请后阳成天皇在皇宫观赏由他安排的猿乐演出。
然而，天皇与猿乐这段久禁不止的交流，终于在江户时代迎来了终结。德川幕府重视当年朱雀天皇和顺德天皇的遗训，强力阻止猿乐再次进入皇宫，并将猿乐和能乐定性为武士专享的艺能活动，以保天皇的神圣和权威，企图回复王朝时代重视宫廷传统艺能的精神。
一直到明治维新后，能乐才再次与天皇结缘。当时的明治政府在考察欧美国家的风土人情后，深刻意识到在维新西化的同时，有必要向国内外人士彰显日本传统的真善美。于是在时任外交大臣岩仓具视的指引下，政府重新捡起了能乐，以之作为“国乐”“国剧”，抗衡欧洲的歌剧，更通过出身贵族的政府官员，邀请明治天皇观看能乐（称为“天览能”）。自此，出于政治考量而获得大力扶持的能乐终于“重见天日”，得以与天皇在“阳光底下”做恒常交流，所以能乐迎来了又一高峰。
除了江户时代和明治维新，天皇与民间艺能虽然有着一定的禁忌隔阂，但是这种枷锁并不如想象中森严。天皇与民间的互动一直隐晦地进行着，形成了一丝羁绊。即使经过数百年的变革，两者仍能够通过昔日的记忆，重新联系，这足以让我们重新估量天皇自身的文化软实力。
3．音乐在天皇帝王学中的代表意义为何？
（1）被遗忘的帝王学——音乐
在前一问，我们已经了解了和歌作为帝王学的一种，对于天皇和天皇制来说，意义匪浅。我们甚至可以说，和歌是天皇扮演国家象征、文化传承的其中一个重要素材。
不过，即使我们以为天皇们对于传统十分执着，保护古来的风尚不遗余力，但事实上不是所有天皇的帝王学都能保留至今。一些从古代延续下来的仪式、行事往往随着国家历史发展而停住了脚步，成为人们的记忆。其中一个被留在历史里的是音乐。
说到音乐与天皇的关系，相信有些较留意现代皇室消息的读者知道，新任天皇德仁是一名管弦乐的能手，他在就读学习院大学时，便能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然而对于天皇家来说，演奏西洋乐器难得一见，毕竟西洋乐器和音律传来日本不过是150年前的事。
在那之前，历代天皇一直都与和式乐器和音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没错！乐器和音律就是天皇的帝王学之一。
现代的日本皇室会在每年1月于皇宫举行和歌会，歌会起码已有近800年的历史，可追溯到13世纪末的镰仓时代中期。
比和歌会历史更悠久的就是“御乐始”，用现代语来说类似于皇家演奏会。在这个皇家演奏会里，天皇不是临席聆听的一方，而是亲自演奏的当事人。因此，御乐始与和歌会一样，都是展示天皇文化实力和教养功力的重要活动。
御乐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00年前的奈良时代，一直延续到1869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明治天皇在该年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御乐始，直至150年后的现在，都没有再举行过，已成绝响。
镰仓时代中期的顺德天皇在亲笔书写的帝皇家训《禁秘抄》中，提到天皇有几个必须学习的技能，排第一的是中国经典学问，第二是管弦，第三便是和歌。由此可见，在古代帝王学里，管弦的重要性与和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均要求皇室子弟从小学习，皇太子则以最严格的方式接受名家的教育和培训。
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管弦会在明治维新之后随即被弃之一旁，不曾复兴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谈谈天皇的音乐学史。
（2）天皇的管弦学
上文提到，古代的日本宫廷重视奏乐，这与7世纪时通过遣隋使、遣唐使的交流，吸收了中国王朝的礼乐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之前的古坟时代，即公元5世纪为止，日本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吸收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的礼乐舞曲，并将其改良，实行本土化，慢慢形成日式风格。因此，日本宫廷的奏乐文化其实是经历不少转变、融合而成的。
在诸多奏乐种类之中，天皇尤重管乐和弦乐。一般而言，主要学习的管乐乐器有笛和笙，而弦乐乐器则是琴（和琴、和筝）与琵琶。
10世纪时在位的村上天皇曾经说明管弦乐对天皇的意义。他说：“思于心里，携于手上，唱于口中，听于耳内。”他认为通过学习、演奏管弦，便能习得四个重要的美德——心有所思、手持音乐、唱念口边和深入耳听。可见天皇不只视音乐为陶冶性情的工具，更将其提升到培育君德君才的高度。也因为这个原因，管弦在中世纪时便被尊称为“帝器”。
12世纪，正值武士崛起的时代。即便如此，天皇与贵族对于“帝器”管弦的重视一如既往，也产生了很多理论和哲学，当时最重要的一本管弦乐理书《管弦要义》便提到，“一切音乐皆是为治国治民也”。
当时的贵族依然相信管弦为首的音乐是国君学习治国、兼听八方、知国难、忧民苦的重要一环。因此，为了尽早习得如此重要的治国之术、帝王之学，皇子们自小便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后便会在御乐始等场合，于众贵族面前演奏，以示具备统治能力。
然而，随着朝廷统治能力的衰退，以礼乐治国的理想已不具现实性，天皇学习管弦也变成一种礼仪和家艺独学。对于镰仓时代以后的天皇来说，学习管弦既是天皇的任务，也是延续祖宗遗德、绝学的使命。
因此，虽然少数天皇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选喜欢的管弦乐器来学习，但这也与其父皇的学习经历十分有关。即使某一位天皇对学习特定的乐器没有天分，但为了以上的理由也必须勉力学习，延续传统。
这是因为管弦学习如果不能延续下去，既愧对祖宗，也有损君德。尤其在13—14世纪天皇家分裂后，学习管弦乐器对于互不承认的天皇家系（北朝、南朝）来说，更是分辨敌我、显示自我优越性的武器。
这段皇家分裂的苦难同时也是“帝器”的淘汰筛选时期。到了室町时代，管乐中的笙与弦乐中的筝，成为最重要的“帝器”，为此后历代天皇所必修，以示君主的气度与教养。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学习乐器逐渐式微，“帝器”也不如古代那么被重视，而流于形式化。笙与筝以外，曾一度被放弃的和琴、和笛，也重获重视。
到了幕末时代，最后一个可以演奏笙与筝的是孝明天皇，而明治天皇则似乎未学习“帝器”。在1869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御乐始，天皇变成了“听乐”的一方，而不再进行演奏。明治政府虽然没有明示原因，但显然是模仿当时西方国家君主出席演奏会的习惯。虽然西欧国家也有国王自行演奏乐器，但明治政府为了提高君威，强调国家威严，否定了身为“现御神”的天皇在公众场合演奏乐器的需要。
虽然新天皇德仁熟习西方弦乐，但这并不代表天皇重拾演奏乐器的皇家传统（毕竟不是和乐）。这嗜好会不会成为将来天皇重修“故业”的契机，则有待观察了。
4．茶道如何成为近世天皇的新学问？
（1）天皇与斗茶的邂逅
天皇与茶有一段悠久曲折的关系，而且这段关系足以反映天皇与时并进，绝对不只是抱着古典、传统死守到底的“活化石”。
天皇与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世纪初（815年），即平安时代最初期。《日本后纪》记载，当时在位的嵯峨天皇继承父亲桓武天皇热爱唐朝文化的遗风，协同贵族、皇族出行至京都东面的近江国，当时与群臣吟诗游兴，更喝下了随行高僧永忠为他冲泡的茶。
这是目前天皇与茶接触的最早记录，但我们没办法确定嵯峨天皇喝的究竟是什么种类的茶。不过，由于广为日本国内外熟悉、号称最早的名茶“日本第一茶”宇治茶肇兴于公元14世纪左右，因上述记载的地点是在今天的滋贺县，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嵯峨天皇喝的不是宇治产的茶。
一般认为，永忠为嵯峨天皇冲泡的茶很可能是从唐朝进口，又或者是永忠自行栽培的茶树。因为他在年轻时曾作为遣唐使，到长安留学。
日本通过遣唐使大量吸收了唐朝的文化，形成了一段长达百年的“唐风文化”热潮。即使后来唐朝灭亡，日本走向自己的文化发展期（史称“国风文化”期），这个记忆和习得的诸艺能却成功留在了天皇与王朝贵族的生活之中。
10—15世纪，除了继承唐文化外，受到日中贸易的影响，唐至宋朝流行的团茶，以及当时在宋朝流行的游戏“斗茶”，也渗透到京都宫廷。另外，宋朝兴起的抹茶也在12世纪左右，通过留学僧传到日本。
那时候最为流行的还是斗茶游戏，在贵族的日记中能看到天皇也参与其中。那时的宫廷茶会不像下一问谈到的“佗茶”那样，在一间小小的茶室里安静沉思、喝茶，其实更像一个派对。斗茶之后还会有一系列文艺活动，如能乐、歌会等。总之，斗茶在13—15世纪是主要的游兴之一，成为宫廷生活的一大部分，与以幽玄见称的“佗茶”，是完全两种概念和玩法。
这个风靡于天皇与贵族们中间数百年的时尚斗茶，到了室町时代晚期，为什么会被“佗茶”取代呢？接下来要提到两位重要人物。
（2）近世茶道文化与天皇
说到“佗茶”，相信不少了解日本茶道的读者，立即就想到“茶圣”千利休。的确，千利休的茶道成就了“佗茶”的发展，但是站在天皇与“佗茶”的角度而言，首先发挥作用的却不是千利休，而是“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以及他的霸业继承人丰臣秀吉。
严格来说，“佗茶”是在丰臣时代才兴起的。之前的战国时代，当宫廷世界还以斗茶为乐时，宫廷外的喝茶文化已经出现重大转变。最大的改变源自室町幕府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的茶室文化，接着是由町众商人继承、发扬的茶汤文化，也就是“佗茶”的前身，还有与茶汤文化紧密相关的收集茶具热潮。
将这两个热潮推进到新阶段的是织田信长。信长自从1572年开始控制京都后，便大力推广茶汤文化和茶具收集，更将两者与政治、驾驭家臣扯上关系，当时称为“茶汤之政道”。总而言之，钟爱茶汤的信长在晚年将这个嗜好介绍给当时的正亲町天皇。
1582年，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成功“接班”的丰臣秀吉在1591年完全统一日本。在这期间，秀吉仿佛继承信长遗志一般，自1586年第一次与千利休一起举办茶会后，便持续向天皇与贵族们引入茶汤文化。
秀吉在这些茶会里都主动地为天皇沏茶，背后的政治意图自然不言而喻。但更重要的是，在信长先提倡，秀吉再大力推动之下，天皇与宫廷享乐已久的斗茶文化正式受到冲击，开启了天皇、宫廷茶文化史的新阶段。
不过要留意的是，虽然受到秀吉影响，正亲町天皇以及他的孙儿后阳成天皇开始接受茶汤文化，但天皇家和宫廷完全舍弃“派对”茶会、斗茶，改为全面拥抱“佗茶”，还是要等到江户时代初期（17世纪70年代），即后西天皇时代。
在大约80年的岁月里，天皇的茶文化、茶生活处于转换阶段，尤其是丰臣秀吉死去后，继承霸业的德川家康在茶文化的交流上与天皇保持一定距离。于是，那时候的后水尾天皇便自行摸索“天皇的茶道”，既维持着一直以来的游兴式茶会，同时又在京都皇宫里引入了秀吉时代流行的茶室。靠着后水尾天皇惊人的活力和长寿，宫廷茶文化终于脱离中世纪的斗茶文化，慢慢转换到“佗茶”，而且推广到贵族阶层之中，最后在他儿子后西天皇时完成。可是，除了“佗茶”在江户时代越来越流行外，天皇转换茶文化的更现实原因，是游兴式茶需要极大开支和人力。当时的德川幕府鉴于德川和子（家康孙女）成为后水尾天皇的中宫，为了对外彰显朝廷与幕府关系良好，于是一直支持天皇茶会等活动的费用。然而，天皇驾崩后，幕府便以提倡节俭为由，逐步减少对朝廷的津贴。
纵使天皇的文化软实力有限，但是总体而言，“佗茶”在天皇的茶文化史里开花结果却是不可否定的事实。这个因缘也是以“佗茶”为中心的近世茶道能在日本获得尊崇，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5．天皇与日本帝王学的关系为何？
（1）天皇的学问与儒家经典
如果讨论日本帝王学，不知道各位读者会想到些什么？或许大家会反问：“日本天皇也有帝王学吗？”天皇长期只是“象征君主”，使得不少朋友觉得，天皇就算有帝王学也无用武之地。
然而，如果我们放开对于权力与统治的执着，作为一国之王，还是必然要思考、学习帝王学的。事实上，日本天皇的帝王学在古代已有迹可寻。
最早记载天皇和皇家教育的史料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据两书以及其他的史料记载，第15代天皇应神天皇让长子菟道稚郎子拜当时的学者阿直岐为师，又命到日本的百济人王仁教导长子学习《论语》。自此，从大和朝廷时代的大王时代，到后来的天皇时代，日本皇家的教育都以中国的汉文经典作为主要教材。
除了上述的《论语》，《五经》《贞观政要》《帝范》《孝经》等中国各朝帝皇必读的儒家经典也陆续引入，在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已经成为天皇、皇太子和其他皇子（亲王）的必修教材。后来，教材数量随着时代发展有增无减。《史记》《千字文》《文选》《群书治要》等史、书、治类的书，《周易》《尚书》《周礼》《左氏春秋》《孟子》等中国先秦时代的圣贤之书，唐代的诗集文选《白氏文集》等，都一一成为天皇和皇子的家课读本。而且即使天皇继位，教学也不会停止，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另外，有关皇家教育制度方面，平安时代初期设立了皇太子和皇子们开始学习的仪式，称为“读书始”。一般来说，皇太子大概都在11岁开始学习中国儒家经典。平安时代开始，都会由通晓儒学、身任明经博士的贵族担任师傅解说儒学，还有老庄之学。
皇太子第一本修读的经典都是《孝经》，当时的皇家认为，储君要懂得对皇父尽孝守节，这才是为君的根本条件。11世纪中期，当时的后三条天皇决定在皇子的名字里加上“仁”字，从此除了少数例子外，这逐渐成为天皇家子弟命名的先例，2019年即位的新天皇德仁，就是一例。
这也反映在11—12世纪，天皇重视和积极引入儒家思想，而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求将来的天皇不仅具备儒学修养，更有君心和君德。当然，这并不代表日本皇家全面倾心儒学，天皇家也注重学习《日本书纪》，作为学习、理解祖宗立国的书籍。
（2）天皇们的为君心得
学习儒家经典是天皇家学习为君之道的基本方法，但是，常言道“子不教，父之过”，作为父亲的天皇又是否把教育儿子之责全都推给帝师呢？当然没有，其实在9—13世纪，当时有几位天皇留下了一些训诫子孙的教导文，例如，9世纪时宇多天皇的《宽平御遗诫》，13世纪时顺德天皇的《禁秘抄》以及后来的花园天皇写下的《诫太子书》，都成为后世天皇引以为座右铭的帝王学教典。
这几位天皇是如何说解为君之道呢？例如，《宽平御遗诫》里就提到：
圣哲之君，必依辅佐以治事。华夷寡小之人，何无贤士以感救彻。事有持疑，必可推量以决之，新君慎之。
为君“用人勿疑，疑人勿用”的道理，天皇当然不可不知。
而关于天皇的能力修养方面，《禁秘抄》则强调：“第一学问也，第二管弦。”说明天皇最重要的是强化自身的学问修为，通文晓乐，这才是君德、君心的核心。《诫太子书》也提到：
学功立之，德义相成者，不啻盛帝业于当年，亦即贻美名于来叶（世）矣，上致大孝于累祖，下加厚德于百姓。
13世纪的天皇虽然已大权旁落，只能冷眼旁观武士当权，但这却不代表他们已经视“帝业”“君之道”为儿戏。上述的帝王学依然继续传承，一直到近代的昭和天皇。随着大权失去，久居深宫，这种心声和理想只能作为精神支柱，默默留在天皇和侍奉他们的贵族心中，提醒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使命。
6．昭和天皇的伦理课为什么会提到战国大名？
（1）天皇的帝王学
如果不理解“帝王学”这个名词，或许可以将它比喻为家族式企业或独裁政权培养接班人的教育方式。不过，对于仍然存在“帝王”的日本来说，天皇的教育是实在的问题。说到近代天皇的教育，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华人比较少留意和关心。以下以较为有趣的角度，带读者一窥近代日本天皇的教育。
明治维新成功后，新政府在开国自强之外，对于年仅16岁的明治天皇睦仁的教育也是不遗余力。新政府为了实现“王政复古”，天皇“万机亲裁”，培养明治天皇的君德、君威与君才，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任务。由皇子时代学习中国的经典，如《大学》《中庸》和《论语》，直至登基的第二年开始学习《贞观政要》《日本书纪》等，天皇的教育进入了新的时代。君德与万世一系、万机亲裁变得息息相关，除了技能、学术上的知识，内心的涵养与道德日渐占据更大的比重。
明治天皇的皇太子嘉仁（大正天皇），脑部疾病影响，学习能力略低，这让十分关心子孙教育的明治天皇对皇太子的教育十分着急。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四月，皇长孙裕仁出生后，明治天皇为了确保刚走上轨道的帝国能长远发展，对皇长孙的教育更是重视。在裕仁出生刚过两个月左右，便将其送到伯爵川村纯义的家中，由其教养。8岁开始，裕仁便在乃木希典的全力指导下，开始学习。
裕仁13岁时，即大正三年（1914年）初春，乃木希典在死前推荐的时任海军大将的东乡平八郎，获大正天皇批准，设立东宫御学问所，教授甫踏入青少年期的皇太子裕仁中学程度的教育。其中一个新开设的科目便是伦理科，当时负责此科的讲师（御用挂），是旧膳所藩出身的学问家杉浦重刚，他曾兼任东京大学、日本中学校校长等教职。
大正三年至大正十年，从杉浦重刚准备的庞大、多元又贯通古今的道德教材和事例，我们可以看到他为了教育这位未来天皇所下的苦功和热诚。值得向各位读者分享的是，杉浦重刚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特意在其中一节课举了一位战国大名的例子，向为皇太子裕仁进行详细讲解。那么这位战国大名是谁呢？
（2）君德与上杉谦信
有幸成为皇太子学习伦理时的重点事例的，是“越后之龙”上杉谦信。裕仁在东宫御学问所里学习的其他学科，当然也提到了其他战国大名，例如，在明治时代备受歌颂的织田信长，而其他的大名武将则只有只言片语，杉浦重刚却花费一节课的时间来说解上杉谦信，以教导皇太子裕仁。
翻阅杉浦重刚的教材及讲授稿，发现他经常以时节或事物为契机，借题发挥，并举例说明各种道德伦理的要义。谦信的“专场”在第二十四讲，时间在大正四年（1915年）九月十三日，按照重刚所说，当日正好是中秋，于是引用了据传为谦信在天正二年（1574年）九月，攻击能登国七尾城时所作的七言绝句《九月十三夜》。
重刚先向裕仁讲解谦信的简单生平（因其中不少是根据江户时代以来的军记物语所写，因此不尽史实的部分颇多），他这样评价谦信：
我战国之世，豪杰四方竞起，互斗智勇，各自发挥其才能，然而，当中如上杉谦信，不啻其武略杰出，且侠骨棱棱，殆不见有人可与之比也。
之后当然是谦信的生平，如协助上杉宪政征伐小田原、向宿敌武田信玄送盐、上京面圣勤王等早已家喻户晓的故事，重刚都一一向14岁的裕仁讲解。在这之后，又略提到谦信的继承人上杉景胜，以及江户时代名君上杉治宪（鹰山）的事迹。最后，重刚为上杉家辈出谦信、景胜和鹰山等名君的原因做出总结，他说：
谦信性廉洁而重信义，最富侠气，景胜受之以武，至治宪中兴家道，专布仁惠。上杉氏传至今日，犹列华族，盖存余庆者也。
换言之，重刚想通过谦信以及上杉家的例子教导裕仁侠义廉洁。他又借景胜和鹰山的例子，指出传续优良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指出，如果能做好，必定会泽惠后人的道理。套在裕仁身上，如果他能秉承祖父明治以来的“祖业”，那么日本帝国的国祚也能长久下去。
不论后来的历史发展与重刚期待的有多少差异，但我们通过以上的例子，看到这位帝师在近代日本的帝王学里，怎样善用例子（史实与否，姑且不论）去丰富未来天皇的涵养和道德心，这在天皇的教育史上是难得窥见的珍贵片段。
7．近代天皇与达尔文进化论有什么矛盾？
（1）污蔑“现御神”的进化论
现代人对于英国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生物进化论”，可以说是耳熟能详，除了部分人士因为宗教信仰排斥它之外，大抵不会对此论做出强烈的质疑与抨击。不过，在明治维新后至二战前，进化论在日本却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更与天皇的地位与定义扯上关系，一度成为日本国内的禁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时间要拨回到20世纪初，进化论通过曾留学德国的生物学者丘浅次郎介绍，进入日本。他著有不少科普启蒙书籍，以便年轻科学家了解。这些努力与贡献使他成为明治末期至大正时代具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在众多推广进化论的书籍中，丘浅次郎吸收了达尔文的精神，主张“人类是猿类的一种”；“人与其他动物一样，来自同一个祖先”，即所谓的“人猿同祖论”与“人兽同祖论”。他的理论虽然冲击了当时的日本知识界，并且获得年轻学生和后进学者的认可，但也大大伤害了主张“皇国史观”和“神国思想”的人士，变相地打击了他们的“玻璃心”。为什么呢？
丘浅次郎引入的进化论获得了认同，意味着有一群人正面地接受了西方思潮，代表他们开始质疑、无视江户时代以来的神道家和国学者所宣扬的传统世界观和国家观。这不只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因为站在主张“政祭一致”“政教合一”的神道家、国学者、政府的立场和角度，进化论已经动摇了天皇权威。因为在神道、国学以及政治思想里，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御子孙”，“大日本帝国从一开始便是由天照大神之孙琼琼杵尊下凡统治之国”，“万物万事无不依赖神德”。这些思想早已写进了当时的小学教科书里，所以当丘浅次郎介绍人类与野兽、猿类同祖时，等于向国民宣示科学界否定了已定调的思想方针，将神圣的天皇与猿猴扯上关系，犯了亵渎天皇的不敬大罪。
可是，当丘浅次郎引入进化论时，政府机关的执法还没有大力进行，仍然处于科学家、神道家与国学者论争的状态。但随着当时的外交政局改变与对外战争的胜利，使得国粹主义与爱国思想急速膨胀。
政府需要持续鼓舞人心，一致支持对外扩张的声音，同时也需要急速发展科技，鼓励科学，以备国家发展的需要。在这些事务之前，强调天皇的神圣性以及日本优越不可侵的思想，是不变的基调。于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政府一方面大力支持自然科学、军事科技等的发展，提倡合乎政治需要的“优生思想”，来证明日本优于东亚诸国；另一方面则利用思想警察对进化论等被认为是有害国家安全与天皇权威的言论、刊物，进行监查。
换言之，在当时，科学家们只要“识时务”，不故意发表一些“不合时宜”和“不敬”的言论，便可安心进行科学研究。这种刚柔并用的白色恐怖，反映了战前日本人对于皇国思想与科学精神所持的那条暧昧的分界线。问题是，理论上受进化论影响的当事人——天皇，又是怎么想的呢？
（2）昭和天皇的科学思想
丘浅次郎引入的进化论，席卷20世纪初的日本科学界，昭和天皇当时已为学子，积极学习各种最先进的科学。被誉为“最后的元老”的西园寺公望，以有可能影响天皇的神圣为由，提议天皇改修“较为安全的”生物科学。事实上，天皇本来想向人文学科发展。
受到这个决定影响，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时代，以及1926年即位后，都积极研究生物学，当时的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宫内省对民间媒体发布照片和新闻稿，向国民展示了“国家君主关心科学，具有先进思想”的理想君主形象。然而，这个理想的君主形象很快便产生两重尴尬。一方面，官方否定了进化论，但应当拥护这一方针的天皇却研究了生物学，难免使国民及有识之士关心天皇对进化论的见解。
另一方面，随着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渐白热化，积极推动侵略战争的军部激进派（皇道派）要求身为军政最高长官的大元帅陛下——天皇——以身作则，天皇的各种行动要符合国家利益，醉心于可能削弱士气的科学研究，被军部内的激进派视为不当。
同时，军部事实上控制政府后，也代表天皇对外发布消息，天皇奖励科研与从事科研的新闻则一律停止发布，大幅增加天皇与军队相关的消息。在当时的政府计划里，天皇是奖励科学的开明君主，站在科学知识界之上，而不是他们中其一员。
那么，天皇自己又对这种肯定与否定的分裂状态有什么想法呢？据当时常伴天皇左右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的日记，天皇于1935年4月曾对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有过以下发言：
如果想以思想信念去抑压科学，我们将会落后于世界。就好像现在我们无可避免要被进化论盖过一样……话虽如此，思想信念本来就是必要的，总之，朕认为思想与科学应该平行并进才对。
尽管在军部的强烈要求下，天皇被迫隐藏了自己的科学家思想，但到了战后，他卸下了战争罪责的同时，也卸下了皇国思想、军国主义的负担。日本也宣布与激进思想诀别，重新拥抱西方的先进思想，包括长期被排挤的进化论。
天皇则通过《人间宣言》，宣告放弃“神”的身份，可以回到当初的本心，继续担当一国之君，以及“科学者天皇”。
战后的日本政府和驻日美军急需为天皇洗去保守固执的“皇国思想”外衣，换回一度被军部遮蔽的先进科学家的形象。1947年，日本政府向外国媒体发布了皇室写真集。当中一张照片非常著名，反映日本政府有意向世界树立一个崭新的天皇形象。
在这张名为“天皇”（EMPEROR）的照片中，昭和天皇在皇宫的某个房间里，坐在椅子上阅读美国的《星条旗报》，而茶几上则放着英国的《泰晤士报》。值得注意的是，他背后设有两尊黑色半身雕塑。上方是以解放黑人奴隶闻名的林肯的半身雕塑，象征自由、平等精神；而下方靠近天皇左边的，则是达尔文的半身雕塑。
放弃皇国思想的天皇与主张自由、平等的传奇美国总统，还有进化论的提倡者，再次天衣无缝地“合照”。这张照片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强烈地宣告：昭和天皇已经从“神的子孙”回到“进化论”支持者，而且拥抱美国的核心价值。更重要的是，日本当局希望可以通过这张照片，将坚决否定进化论的过去归零，再由天皇与达尔文、林肯的“合照”，宣示战后日本将继续由天皇带领，重归先进文明的现代社会。由此可见，战后的日本与战后的天皇互为表里，不可分割。
图1 正在阅读英美报纸的昭和天皇（Toppan194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