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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皇的生活与一生

作者:胡炜权 当前章节:13028 字 更新时间:2026-6-14 12:58

1.天皇的都城为何由大变小?

(1)天皇的“移动宫城”

说到日本天皇的宫城,想必大家会想到京都市的京都御所、奈良市的平城京,以及现今的东京皇居。事实上,历代天皇的皇宫不止这三个。

日本的王都在1200多年前才固定在平安京。之前是长冈京(京都府长冈京市),更早之前是在平城京(奈良市),再往前追溯的话,还有新益京(即所谓的“藤原京”,现在的奈良县橿原市)、恭仁京(京都府木津川市)、难波京(大阪市)、飞鸟京(橿原市)等。

从大王时代开始,便有定期迁宫的记录。这不像中国商代的盘庚迁殷,是受天灾之类的客观因素影响而迁都。简单来说,日本君主当时迁都是因为风土习惯。大和朝廷时各王族有属于自己的宫殿,每当新的大王登基,都会将统治中心转移到自己当太子(当时的史料称为“大兄”)时居住的宫殿,或者再建一个宫殿,作为王国的新中心。

换言之,大和朝廷当时仍没形成一个集权体制的国家,王与王族以至大臣都各据一方,核心是大王与归附效忠的豪族首领建立的君臣关系。民众分属各个豪族、大王与王族,即所谓的“部曲民”。每逢王权更替,便很容易出现政治危机和血腥政变,改置宫殿便等于重新确立新王的权威一样。而基于这种统治形态,大和朝廷的“王都”严格上仍属小规模。

(2)由宫殿变成宫城

到了公元7世纪,大和朝廷与唐朝建立起稳定的外交关系,进而模仿唐朝的制度,其中引入的一项改革便是宫城的长期化、固定化。伴随着“宫殿”变成“宫城”,政府集权与王国下的国民统合更为重要,而宫城则成为国民集中居住的地方。

新都城内部的规划也参照了唐朝长安城,即棋盘状的分区方式,史称“条坊制”。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条坊制”的就是新益京。不过,在这之前曾有数次尝试,但都没有完全成功,而新益京也在建造不久后被废弃,宫城转移到了更为著名的平城京。

这次是真正仿效唐朝的都城,将百姓、豪族、大臣等从原本的聚居地飞鸟,全数转移到平城京,并利用这个机会改行集权化的新身份制度,抵消了部落制余风。

约100年后,已经成功将国家体制由部落制转化为集权式的日本,再次迁都,时间是8世纪中期。当时的桓武天皇将新宫城迁到北面的长冈京,之后又迁到今日知名的平安京——京都。

(3)由大变小的王宫

桓武天皇全面积极地引入唐朝的制度,在天皇历史和日本历史上都十分知名。天皇在迁京平安后建造的平安宫(当时称为“大内里”)面积广阔,据传世的资料记载,其面积大约有65平方千米,而当时平安京的面积大约是1150多平方千米,可见光是皇宫便占了都城约5%的面积。

桓武天皇建造大皇宫和大宫城,是想象自己将接待唐朝、新罗、百济等邻国使者,所以必须显示出王国的气派。但自从日本在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中战败后,日本与唐朝、朝鲜王国的关系不再那么密切,加上唐朝在天皇迁都平安京前,已经受到安史之乱打击,不复昔日的国势,日本与其的往来不复从前,天皇原本构想的大国外交蓝图成为泡影。

伴随而来的是“大内里”显得不合时宜、多余和累赘。尤其是9世纪以来,日本已然放弃中央集权,朝廷官员(贵族)不减,但行政规模却大幅缩小,彰显天皇权威的必要性也随之大减。面积过大的“大内里”维修费又十分昂贵,对行政与财政都形成了重大压力。

自8世纪迁都至13世纪,记录中“大内里”起码发生过16次火灾,其中有三四次是毁灭性的大火,将宫殿烧成灰烬,天皇被迫暂时迁出宫城,到其他较小但比较合理的别院暂住,这些别院被统称为“里内里”。

“大内里”经过多次重建,财政负担越来越重,重建的意义和必要性又越来越小。天皇多次搬出搬进,也早已与“大内里”没有感情。到了11世纪,著名的白河天皇以“大内里”太大、无用为由,正式决定停止重建。因此,平安京时代的天皇宫殿多为较小的“里内里”,而天皇办公、祭祀等活动也在“里内里”进行。

虽然朝廷后来曾有重建“大内里”的计划,但最后都因为成本太高,又无实际必要而放弃。目前位于京都市的京都御所,是室町时代以来天皇定居的“里内里”,当时称为“土御门东洞院殿”。自室町时代起,幕府将军也长住京都后,天皇获得将军的照顾和保护。因此,除了因为发生火灾而临时到外居住外,天皇的居所地和规模大致固定下来。曾经辉煌的“大内里”,永远停留在了贵族们的回忆中。

2.没有政治实权的古代天皇生活很悠闲?

在上千年历史里,天皇绝大多数时间没有亲自执政,而是主动或被动地委任“权臣”代为执政,如摄关藤原氏、平家和三个幕府政权。所以天皇在皇宫里都很清闲,没有事情干吗?当然不是这样。那么天皇每日都在忙什么事情呢?

如果大家曾经到过京都御所,里面的最主要建筑物——清凉殿——设置了一块大的公示板。这块公示板上写了天皇搬到东京皇居生活前,在京都御所一年要进行的活动,即所谓的“年中行事”。“年中行事”的时间表十分紧密,由每年的元日开始,几乎每月每周,以至每日都有“行事”。大部分都是祭祀活动,但也有一些重要的非祭祀性质的“行事”,这是天皇作为一国之主的重要工作。

接下来,我们简单看看天皇一年之中几个最重要的“行事”。

(1)元旦的朝贺

元旦既是每年的第一天,也是天皇进行一年中最重要的“行事”之日。当日,天皇会接受朝贺。朝贺就是皇太子以下的皇族和众臣,在清晨群集于皇宫的太极殿外前庭,向天皇行朝拜之礼。天皇当日在寝室进行梳洗,穿上朝贺专用的冕衣后,便会来到太极殿接受朝贺。他会向皇族和百官下诏,作为回礼。朝贺是从唐朝典制里引入的仪式,规模和做法大抵与唐朝类似,但到了11世纪以后,由于与中国的交流变少,加上朝廷财力较弱,朝贺的规模也有所缩小,只限皇族和朝廷内称为“殿上人”的高级官僚参加。

(2)贺茂祭

四月中旬,有另一个重要的“行事”——“贺茂祭”。“贺茂祭”又称“上贺茂神社祭”“下鸭神社祭”或者“葵祭”。在平安时代,“贺茂祭”与“石清水祭”“春日祭”俱为王朝最重要的祭祀,后来“石清水祭”“春日祭”逐渐式微,反而源于八坂神社、获京都市民重视的“祇园祭”,在中世以后越来越重要,更与“贺茂祭”并称为京都最重要的两个祭典。后来加上明治时代庆祝平安神宫建成而举办的“时代祭”,并称为“京都三大祭”。

简单来说,“贺茂祭”就是祭祀京都的土地神“贺茂神”的祭典。天皇作为京都之主、天下之王,会亲自前往或派敕使到上贺茂神社和下鸭神社,祈求国家中心京都风调雨顺。

(3)神尝祭与七夕之会

到了秋天,最重要的“行事”便是“神尝祭”。每年的9月中旬,即农作物收成的季节,天皇会在宫中进行祭拜和进献,也会派遣“币帛使”带御酒与神馔(供品)到祭祀皇祖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拜,感谢皇祖赐予五谷丰收。遇上歉收凶作之年,“神尝祭”当然继续进行,但会改为祈求皇祖、神明赐予来年丰收。“神尝祭”多次因为国家战乱、皇家式微而停办,在战国时代更是百年没有执行,到江户时代才得以复兴,并且延续至1947年新宪法颁布废除为止。

除了“神尝祭”,农历七月七日的“七夕之会”,又称“乞巧奠”,重要性相对较次,但仍然是主要“行事”之一。奈良、平安时代以来,喜爱“哀伤之美”的贵族,对于牛郎织女的故事甚为重视。在王朝时代每逢“七夕之会”,天皇与贵族便会在皇宫内的清凉殿东庭举行宴会,主要的活动就是管弦之会和吟唱和歌。这看似纯属娱乐性质的活动,其实是天皇在秋季的一个重要的“才艺秀”的日子,他会亲自演奏乐器、吟诵和歌,向群臣显示自己文化、学问实力。从古代到近代,乐、歌都是日本上流贵族社会的重要核心价值,甚至是评定贵族与天皇才干的重要标准。不过,与很多“行事”一样,“七夕之会”在天皇迁居东京后,便不再是例行的“行事”了。

(4)新尝祭、大尝祭

冬天的最重要“行事”就是“新尝祭”,在每年的11月下旬。与9月的“神尝祭”一样,“新尝祭”也是感谢五谷丰收的祭祀,不同的是,“新尝祭”的祭祀对象不是天照大神,而是天神地祇。天皇向天神地祇进献当年的收获表示感谢,祈求来年继续丰收。由于是向天神地祇祭拜,天皇不会遣使到伊势神宫。他会进食祭品,以示与天神地祇享有同等地位。不过,如果当年新天皇在“新尝祭”之前即位,那么“新尝祭”便会改为“大尝祭”或“践祚大尝祭”,作为向天神地祇宣告新天皇即位的仪式。因此,“大尝祭”的规模远比一般例行的“新尝祭”大得多(有关“大尝祭”的说明,请看第五章第4问)。

除此之外,天皇还有大大小小的“行事”,有兴有废,但无论如何,从天皇在这方面的参与程度来看,他绝非无所事事的。天皇作为一国之主,国家级的祭祀和仪式都只能由他来主持,这些都是权臣们不敢僭越的“圣域”。

3.江户时代的天皇即位仪式是京都官民尊享的同乐日?

(1)即位仪式与京都市民

君主即位仪式必然是盛大而隆重的。到了近代,英国等西方国家更直播君主即位仪式,以凝聚国家共识,也通过媒体让外国人观看盛况,宣传国家荣誉与历史文化。

至于日本,从平民的角度而言,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即位仪式既庄严又神圣,但没有国民参与。当时的日本人主要靠媒体上的官方消息来理解、想象新天皇的即位仪式。一直到平成天皇,才通过摄影片段让国民窥见部分仪式的过程和场面,但仪式与民众之间仍然存在距离。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天皇家的惯常做法,借此用来提高威严。在江户时代,天皇的即位仪式其实有截然不同的风景。虽然江户时代的天皇常受德川幕府将军的霸凌,但是反过来看,天皇与朝廷的典章制度也的确在德川幕府的扶持下,得以从颓废的战国时代恢复,各种重要的仪式得以复办,即位仪式便是一例。

新天皇即位后于同年底举行的“大尝祭”,是新天皇与历代祖先、各方神祇进行感应、互相认知的重要仪式,理论上属于即位仪式的一环,但这部分属于天皇家独有的宗教仪式,其隆重与庄严程度自然非同一般,因此与天皇以外的贵族和民众无关。

不同于“大尝祭”,天皇即位礼是对外公开的活动,但这个重要的典礼,除了从江户前来参加的幕府要员外,实际上的参与者只有京都市民,或者来京都参观的人。这些观众会用各种方式记录当时的情况。

为什么只有京都市民呢?一方面,这当然是因为天皇身在京都,而且几乎终身都只待在那里的缘故;另一方面,对于京都民众来说,天皇就是他们千年不易的老领主,他们是天子脚下的特别子民。因此,在没有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古代,天皇的即位仪式当然是属于京都市民的独家盛典,京都以外的日本人是很少有“福气”到现场观看的。

(2)与民同乐的实况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京都市民可以观看天皇的即位仪式?其实早在平安时代,天皇的即位仪式便与民同乐。可是,如果要从相关史料及更多角度去了解当时京都民间的情况,江户时代才是最佳的样本。

明治维新以前的皇位继承不以生死作为分界,中世以来的历代天皇会像现代的平成天皇一样,在自己生前便让位给自己属意的皇子。所以在理论上,天皇随时都有换人的可能。

那么,一旦天皇换人,究竟如何将消息告知民众呢?以江户时代为例,当朝廷与幕府共同决定好让位与即位的日子后,朝廷便会派人提前向管理京都的幕府驻京机构“京都所司代”(类似今天的警政署)通报,同时向管理京都各区的市政民政单位“町”,通传一连串相关消息与指令。

最早有系统地向町通报的史料,大约出现在18世纪初。那些行政指令当然是与即位仪式有关的各种保安措施,特别是护送新天皇,以及随行贵族行经路线上的安全检查。其中以当时经常发生的火灾事故最受重视。一旦在即位仪式当天的巡游途中发生火灾,引发的混乱将大大地伤害新天皇的威严。

除了提醒京都各区町民防范火警,另一种行政指令则是驱赶特定民众,如社会阶层上被公然歧视的“秽多”“非人”,还有僧人、老人、小孩和服丧中的人士。不过在个别例子里,僧人也会获准在即位礼过后,在指定日子与一般百姓进入皇宫参观。

其中,朝廷拒绝服丧中的百姓参加,因为当时认为服丧之人身上带有污秽,是不吉利的。因此,除了不让他们出现在天皇队伍经过的地区,也不可进入京都市中心。

天皇即位礼以及“大尝祭”当日,市内的各种剧场和娱乐活动也必须停止。在仪式一两天前,朝廷会通过町役所通告具体的中止和解禁时间。另外,朝廷也禁止京都市内各佛寺在当日敲钟、举办法事和诵经。

禁止娱乐活动和佛寺敲钟,当然是为了让即位仪式没有任何杂音,让百姓全神贯注于天皇即位礼,从中深深地感受天皇的威严。

从以上各种规定来看,似乎很难说是与民同乐。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侧面。仪式结束后,町役所便会具体地公告参观细节,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参与。以1747年举行的桃园天皇即位礼为例,符合资格的京都市民会分为男、女两队,共300人,每人各持派发的入场券,从两个入口分别进入及离开京都皇宫。朝廷也会派人在各入口把守,检查进出行列是否混入违规的人。

获许进入皇宫参观和观礼的300人,一般是200位女性,100位男性。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按这个比例安排,但朝廷似乎对女性较为宽厚,除了容许较多女性参观,还特别批准她们到属于天皇私生活区域的寝宫紫宸殿,以及天皇妻室(女官)办公的内侍所参观。

随着时代发展,天皇即位仪式当日与前后几天的开放事宜、官民参加章程等规定,日渐具体化。例如,幕末前夕的光格天皇即位仪式,便列出了当日参观人数、出入口、当日禁止参观对象,以及即位仪式后的安排等。

天皇让臣民进入自己的皇宫,并且观看自己的即位仪式,在古今中外都算是十分罕见的做法。基于这种相对开放轻松的官方态度,曾经有幸观看天皇即位仪式的人,自然会写下观感,甚至出版图书或绘图,在京都的书肆公开发售,如18世纪出版的《御即位见闻私记》等。

这些书籍、绘图的出版虽然出自民间,但由于是客观见闻,有独特的眼光,对史家了解、复原当时情况有莫大帮助。明治时代以后,政府通过大搞各种仪式,重建天皇权威,民间见闻更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可以说,昔日天皇的无心插柳,不只成就了与民同乐的盛况,还意外地为后人提供了各种方便了解的途径。

4.天皇的葬礼为什么由佛教仪式转为神道仪式?

(1)明治维新以前的天皇葬礼

1989年举行的昭和天皇葬礼,距今已经31年。当时国外对此没有大量报道,所以中文世界的读者应该没有太多印象,在这之前的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的葬礼就更不用说了。因此,大家可能不知道,天皇的葬礼在明治维新前后,其实有很大的改变。接下来先看看明治维新以前的情况。

现今奈良、大阪地区的巨大古坟,一般人相信那是当地古代大王(豪族之长)们的坟墓。虽然考古学家挖出了不少文物,但由于文字资料少之又少,目前对当时的殡葬制度,仍处于研究阶段。对日本殡葬制度了解较多的时代,是在大和王朝登场后,也就是佛教传到日本后。

最早以佛教方式实施天皇葬礼,是在圣武天皇时代,自此直至幕末的孝明天皇为止,葬礼都以佛教仪式来执行。

一般而言,天皇驾崩后,朝廷会在宫内找一处空地建造临时建筑物,作为“殡宫”,用来安放天皇遗体,以等待下葬日期的确定。由于是一国之君,天皇的驾崩触动全国上下,配合当时从中国传入的王朝典制,天下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悼念,即有所谓的“殡期”。因此,他的下葬日期并不是一天两天后的事。在大和朝廷时代,殡期一般是一年左右,而天武天皇的殡期更长达两年半。

虽然天皇已去,但不代表殡期期间,殡宫便是没人管理的地方,刚好相反,殡宫的管理十分严格,投入了大量人力去维持和看护。例如,奉献祭品(称为“供馔”),要有专人天天在殡宫内哭叫(称为“举哀”),以示哀痛;还要进行“奏诔”之仪,即向天皇诵读表达哀思的悼文。

这些仪式伴随着巨大的费用和精力,因此到了奈良时代后期,葬礼陆续从简;到了平安时代初期,上述参考中国而行的“举哀”与“奏诔”之仪也逐渐被废除。同时,随着天皇与朝廷越来越笃信佛教,葬礼的佛教味道越来越浓,薄葬的意识强烈。首先是殡期一律缩短至30日左右,“举哀”与“奏诔”之仪也逐渐被僧人诵经和烧香拜祭取代,从此成为定式。

(2)天皇遗体的处理与葬地

关于天皇遗体的处理方法,即“葬法”,一般相信古坟时代是实行土葬,并且维持到大和朝廷时代。不过,同样受到佛教影响,公元7世纪时的持统天皇首次由土葬改为火葬,在这之后,天皇的葬法绝大部分是火葬,只有醍醐、村上两位天皇,以及1000年后幕末时期的孝明天皇选用土葬。

自从佛式葬礼和火葬成为定制后,就不再跟古坟时代一样到处修建天皇陵寝。火葬在京都附近的寺院进行,参考阴阳五行,按照当年吉凶,选定位于吉利方位的寺院。不过自室町时代开始直至幕末,火葬和供奉天皇的地点都选择在京都东南的泉涌寺进行。

(3)明治维新前后的葬礼改革

前文提到孝明天皇的葬法复行土葬,但他的葬礼仍然以佛教仪式进行。可是,这也是天皇佛教葬礼的最后一例。到了明治维新后的1870年,天皇下令废止佛教葬礼,他以及之后的天皇与皇族的葬礼,均改行神道仪式。

改行神道仪式的背景,与维新政府的意识形态、政治需要有关。江户时代中期开始,近世神道和儒家思想强调天皇是日本固有的存在,不应使用外来宗教的殡葬仪式,要进行“转型正义”和“本土化”。因此,锐意重建天皇权威的维新政府继承了这种思想,让天皇和皇族的葬礼回归日本固有的神道方式。

政府下令皇族改行神道葬礼后,英照皇太后(明治天皇生母)大丧和明治天皇大丧莫不依循。但由于没有实际经验和古法可供参考,这两次大丧的丧仪、做法、称呼、具体程序、相关祭祀,均属试行摸索。维新后的皇家殡葬制度用了近半个世纪时间,才明确规定章程,在1926年发布《皇室丧仪令》。

与《皇室丧仪令》相关的《皇室服丧令》则在较早的1909年公布。原本《皇室服丧令》只用来规定皇族在天皇、皇后、太后死去后如何服丧,但到了大正天皇死去(1926年)时,服丧的对象扩大到所有日本国民,以强化国家团结和忠君尊王的国民意识。国民也要按规定服丧一年,规范其行动、服饰,以示哀悼。

由此可见,明治以后的天皇葬礼,一方面在仪式、程序上转行神道形式,但对外的规范则带着浓厚的国家主义,将神道仪式扩大成制度,而且在大正、昭和时代渗透到国民生活之中。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天皇的生死、祭祀与政治无缝对接(即“祭政一致”原则),一方面神化天皇,另一方面当政者则利用天皇的神圣性教化国民,使国民能够展现对国家的忠诚和热爱,做出贡献和牺牲。

5.天皇的日常饮食是怎样的呢?

(1)早餐前的准备

早餐是每个人起床后吸收营养、补充元气的重要一餐。古代的天皇一般在早上5—6点起床,晚上10点左右睡觉。以平安时代和江户时代的记录来看,天皇起床后,首先是洗手洗脸,接下来还需要洗澡,称为“御汤”,另外也有称为“风吕”的蒸汽催汗洗法,类似今日的桑拿浴。

一般来说,天皇入浴是在早上8点左右,洗澡时当然有侍候天皇的女官从旁协助。不过,古代天皇(还有贵族们)洗澡时是不会脱光衣服的,会穿着薄薄的“御汤帷子”入浴。这个“御汤帷子”便是现在浴衣的前身。

洗完澡之后,天皇还不可以用餐,因为还要整理仪容,而且依照情况需要,每隔两三天便要做一次染齿,即“齿黑”。关于“齿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装扮,已不可考。但由于考古学家在公元3世纪中后期的古坟时代遗迹里,找到类似“齿黑”痕迹的人齿样本,因此一般相信“齿黑”是古代便存在的习俗,用来保护牙齿,到后来成为区分贵族与平民的身份象征。

整理好仪容,天皇还要找专人为自己洗刷双手,称为“御手水”。弄得干干净净,为的是准备早上最重要的事——四方拜。四方拜的“四方”,简单来说就是皇宫的四方,寓意国土的四周,还有朝伊势神宫的方向进行遥拜,以示向祖宗行拜礼。这些仪式是天皇每天的“国务”,原则上风雨无阻。

(2)天皇的早餐

早上的“任务”完成后,天皇终于可以到日常生活的空间“常御殿”享用早餐,时间为早上的10—11点。这顿早餐一般称为“大床子御膳”。前菜一般是饼(御朝之饼),通常有6块,放在一个称为“三方”的木制台盘上,然后还有其他主菜,有菜有肉。中世以后,一般每顿主菜里都有一条长30厘米的鲷鱼。

由于天皇长期奉行佛教思想,所以自10世纪以来,他与京都的贵族们主要进食的肉类是鱼肉和鸟肉,而野猪、鹿等兽肉则要到明治以后才得以解禁。因此,在普遍不进食兽肉的当时,鱼类和鸡便成为当时天皇和贵族补充蛋白质和脂肪的主要来源。另外,在一些记录里也能看到天皇和贵族会饮用称为酥和酪的乳制品,它们同样是摄取蛋白质和脂肪的来源。但是这些与牛相关的乳制品最终没有成为御用食品。

话说回来,天皇进膳的时候,一般都有多名女官来陪食和侍候,还有专人先试吃试毒,以保安全。除了鱼类之外,还有数十碟小菜。天皇食用鲷鱼时,当然不会自己挑鱼刺,而是由侍候左右的女官处理。她们会用训练有素的技巧在不破坏鱼的形态下将刺全数拔出。

当然,天皇是吃不完这数十碟御膳的,所以剩下来的都会留给陪食的“御末”,甚至天皇用过的餐具也会送给她们,当作赏赐。

(3)天皇的晚餐

我们现代人一般是一天三餐,古代天皇一天进食两餐至三餐不等。晚餐在傍晚5点左右开始。换言之,早上11点至傍晚5点,是天皇处理政务、学习的时间。晚餐菜色没有指定品种,唯独不可缺少日本酒。从历史资料里可以看到,不少天皇都是爱酒之人,明治天皇便是其中一位,甚至可以说是酒不离手。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西化运动,天皇的饮食自此由“和式”转为“西式”,直至现在。所用的餐具、餐桌也改用西式。明治天皇时的早餐一般是拿铁配上面包,午膳和晚餐则主行法式风格。至于酒类,香槟和红酒成为这位天皇的“新宠”。不过,自小嗜酒如命的他,身体日渐受到影响,在身边的侍医力劝下,才减至每日一杯左右。国务繁重时,他会多喝几杯来减压。

说了这么多,那么天皇一顿御膳平均究竟要花多少钱呢?很遗憾的是,关于这方面没有系统性的记载。但以江户时代的天皇膳食费为例,食材大多由朝廷负责分配,唯独天皇食用的白米是由幕府专职提供的,而且都是最上等的白米,每年约供给4000千克。

供应天皇的食物一般是从皇家庄园上贡的食材。这些庄园大多位于京畿附近,主要集中在今天的兵库县和京都府一带。上述的前菜御饼,到了战国时代以后,便由京都北山的和果子商人川端道喜提供,也就是所谓的御用商人。

这些负责提供天皇食材的京都御用商人到明治维新时,有29家或30家。明治维新后,由于天皇迁居东京,这些商人大部分都失去了御用商人的资格。现时在京都,如果有老店自称“宫内厅御用达”“皇室御用达”,说明它在过去是为天皇提供食材的,但现在已经与宫内厅和天皇毫无关系了。

6.古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1)王之财产

天皇的财产、收入来源,与天皇的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大和朝廷时代,大王以诸豪族长的盟主兼最强豪族的身份实行统治。据目前的研究显示,那时候的大王(其他豪族也类似)拥有直辖地,称为“屯仓”“御厨”等。另外,大王当然有直属的“部曲民”,当中有称为“名代”“子代”的民众。他们负责提供劳动力,还要纳贡。这些土地和民众的劳作便是大王们的基本收入来源。

到了公元7世纪,大王改称为天皇,效仿唐朝而引入的律令制度随之实行,皇家领地也进入制度化管理的时代。那时候的“御领”主要由宫内省下的“大炊寮”和“内膳司”管理。宫内省便是天皇的家政机关,辗转延续至今。

当时与唐制度一起引入的还有儒家思想,著名的句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天皇坚信的观念。因此,国家的山泽资源、田贡租税等纳贡品,当然皆为天皇财产。那时候的国家税收则由中务省的“内藏寮”和“缝殿寮”两个部署负责征收。

后来,律令制度行之失效,9世纪的平安时代前期改行庄园制,国内土地的租税转变为由贵族为领主的庄园贡税。简单地说,庄园制便是将国家土地分割,交到贵族、寺社手上管理,而庄园领主则有责任缴纳朝廷指定的租税额,来维持朝廷运作。

在这些庄园领主中,最高位的便是天皇和天皇家的家长——院,即太上天皇(简称为“上皇”)。不过,为免被世人非议一国之君敛财自肥,有失君德,天皇和上皇习惯将这些庄园中的大部分转为皇室寺院名义下的庄园,作为供神礼佛的贡地,由上皇来管理,因此这些庄园在当时一般被称为“院领”。上皇也会把遗产分给自己的妻妾或女儿代管,期待她们日后将遗产还给上皇属意、但又未成人的后继人。这些暂时转给妃子、公主管理的领地,被称为“女院领”。当然,天皇、上皇的收入不只有田产。在庄园盛行的时代,古来的国家祭祀活动继续执行,相关的祭祀供品和费用当然从官、私两种庄园里征收。而负责为皇室庄园调配物资的“供御人”,受惠于为天皇办差之便,慢慢形成了后来称为“座”的特权商人,为天皇和上皇提供生活所需、享乐物资。

到了13世纪,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相继成立,武士强抢贵族庄园的问题十分猖獗,但两个幕府的将军均以“勤王”作为大义名分,积极地保护皇室庄园的安全。但结果,国家的租税征收权便落入幕府手上,皇家的经济能力大幅下降,显然不足以独自负担执行国家事务和祭祀所需的资金。在室町时代,天皇要进行即位、祭祀的仪式时,基本上都要靠幕府全资支付。

(2)贫困的天皇

正所谓“唇亡齿寒”,天皇与朝廷全面依靠室町幕府来支持,幕府的稳定显得尤其重要。但当幕府经历了1467年的“应仁之乱”,元气大伤,对天皇与朝廷的支持便显得有心无力了。当时天皇的即位典礼、葬礼,都因缺钱而无法如期进行,以至于后奈良天皇与后柏原天皇两代,无法按祖制让位给新皇,郁闷地死在皇座之上。

为求活路,战国时代的天皇曾一度依靠各地新崛起的战国大名索求官职的献金来维持生计。虽然天皇对形同卖官鬻爵的行为多次表示不情愿,但幕府默许,朝廷又需要经费维持国务运作,加上换来的政治献金实在可观,使得这样的行为持续了40年左右。

织田信长掌握京都后,代替室町幕府管治,京畿一带局势回稳,皇室财政终于回春。在丰臣政权时代,正亲町天皇(后柏原天皇之子)终于获得资助,重启让位大典,续行祖制。而且,丰臣政权继承织田政权保护皇室权威的方针,使各种皇室领地和贵族领地得以回归。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大部分仪式和费用继续获得资助,皇室与贵族迎来了最安定的时期。

德川幕府沿袭织丰时代以来的做法,出资修护天皇皇宫和太上天皇居住的仙洞御所。皇室与朝廷贵族获幕府保证的领地亦超越了织田、丰臣时代,约为12万石,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级藩的领地。

7.现代天皇的经济收入来自哪里?

(1)天皇的零用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家宪法正式实施,昭和天皇与皇室的身份定位都大大改变,由万民崇拜的“现御神”变为守护和平的国家象征。也因为是国家的象征,日本政府在获得美国默许的情况下,仍然让天皇与皇室出席官方活动。为此,他们的活动经费自然成为国家开支之一,并按照《皇室经济法》管理。这笔经费就是“皇室费”,也就是天皇家族的零花钱和生活费。

具体而言,“皇室费”还可以分为“宫廷费”“内廷费”和“皇族费”三大种类。“宫廷费”是天皇与皇室参加官方活动时的费用,如国宴和地方访问等。“内廷费”与“皇族费”名义上属于私人用途,如支付负责天皇饮食的厨师工资、私人性质旅行等。总之,“内廷费”是天皇家族,即天皇、皇后、皇子、公主的生活开支,但是按照每个成员来设预算,而不是以家族为单位。至于“皇族费”则是核心家族以外,仍然有皇族身份的天皇亲族,如弟妹、叔叔的私人费用,也是按人头计算的。

另外,除了天皇与皇室直接使用的“皇室费”外,其实还有两项相关的支出,一个是“皇家执事”宫内厅的各种支出,即“宫内厅费”;另一个则是“皇宫警察本部费”。“皇宫警察本部”的支出,是专门负责保护天皇与皇室的警视厅特别分局,在天皇出巡等场合中,负责保安的费用。

“皇室费”主要来自国家税收,而且由宫内厅全权负责和管理。虽然宫内厅会向日本国民,即国家纳税人公开“皇室费”的金额和用途,但国民无法过问是否合理。另外,天皇与皇室成员也不用缴税,不用支付各种国民保险。天皇与皇室变相拥有特权,只接受供养,而不用负担。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到现在,有部分团体质疑天皇与皇室的生活费是公器私用,所以他们仍是“特权阶级”。

那么,天皇的“皇室费”是多少钱呢?宫廷费的预算是按照每年的日本政府收入,和上一年对下一年安排的活动计划来决定的。据宫内厅的数字,2018年度宫廷费为91亿7145万日元,皇族费是3050万日元,内廷费则是3亿2400万日元。三种“皇室费”的金额每年都在增加,例如,与2003年相比,增加了近30亿日元。除了物价指数和不定期的临时支出增加外,天皇与皇室的活动比从前更频繁,在公众场合的曝光率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天皇与皇室比以前更积极地参与公益活动、国家活动。

(2)天皇的财产

与“皇室费”一样,天皇家族的财产也分为公、私两个部分。“公的财产”是指天皇向国家借用,由宫内厅管理的财产。例如,不少读者都参观过的京都御所和东京皇居,还有分布全国各处的别墅,提供皇室食材的牧场、农场。

对!大家没有看错,不仅是用作观光的京都御所,天皇家族居住的东京皇居其实也是借来的“公的财产”,而不是天皇的私产。简单来说,这些住宅、建筑物都是体现天皇是国家象征的必需“道具”,由国家出面提供和借出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如此,那天皇有没有私产呢?当然有!例如,上述的“内廷费”用剩的金额会全数留作天皇和皇室的积蓄。这些历年剩下来的积蓄有一大部分会存入银行,或者用于购买股票和债券。以2019年退位的平成天皇为例,他的私产还包括父亲昭和天皇过世后留下来的时值约20亿日元的遗产(不过,那时候还扣除了5000万日元作为遗产税,后来以天皇名义开设了基金),以及他当年还是皇太子时的东宫预算剩余金。这些私产的财务情况也不会向公众公开,只有宫内厅所属的内廷会计主管才会知道。

不过,这里其实存在一个矛盾地带。那就是新宪法的第88条,明确规定天皇与皇室均不得拥有私产,即“所有皇室财产均属国家资产”。这个规定是要反省二战时,天皇与皇室在《帝国宪法》的保护下,坐拥巨额资金和全国各地的山泽资源,并在军、政两方面握有影响力,左右政府决策。

但是,宪法颁布之后没有人过问这条是否确实执行,结果到了昭和天皇驾崩后,才引起了社会关注。当时的日本政府以“资产不过度膨胀,而且不会集中于某一个皇室成员身上”为条件,默许了天皇与皇室拥有私人资产。

绿灯一开,天皇与皇室只要小心行事,便可以在一定限制下运用私产。当天皇想进行投资时,宫内厅还会为天皇招聘顾问。这些顾问虽然不用公开姓名,但据曾经意外曝光的资料来说,一般都是国家银行或大型银行的前行长或总监。既然有投资,天皇的私有财产当然会随着收益有增有减了。当然,这些皇室私事均不会向国民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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