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古代绘画中的天皇面容都被遮掩了？
（1）被打“马赛克”的古代天皇
想知道天皇的样貌、真面目，现在已不是什么难事了，打开电视或利用网络搜寻他们的图片便可。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昭和天皇在二战后，向国民宣布《人间宣言》，天皇及皇室渐渐放低身段，天皇的形象不再像战前那样遥不可及、不可直视，反而越来越受到国民和国内外媒体关注。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解禁，媒体信息爆炸，天皇的影像、照片都公开了，不再像战前那样，会因不当或肆意使用天皇影像的问题犯下“不敬罪”。
请各位想象一下：古代人（奈良、平安时代）会如何在艺术作品中描绘天皇的样貌呢？
大家是否知道，那么被尊崇、敬畏的天皇，在古代绘画作品之中曾经是以十分特别的方式出现的——他们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对！就是在这些肖像画以外的绘画作品，如绘卷画、屏风画等，天皇虽然是主角或主角之一，但最应特写的部位——脸，却被刻意遮蔽。他们不是被轿帘遮住，就是脸刚好被其他物品挡住，又或者刻意背对着画师。总之，画师似乎有意故弄玄虚，为天皇制造神秘感，吸引看画者的注意。
这个现象持续了数百年之久，仿佛是规矩、惯例。可是作为一国之君，天皇当然是画作中的主角，绝不可能是配角，甚至按常识来说，哪怕是带点夸张、美化，其容貌体态也应该获得特写才对，所以这种刻意的遮掩究竟是怎么回事？
（2）“犹抱琵琶半遮面”
各位读者可能会猜想，很可能是因为画师出身太低，根本没办法亲见天皇，所以才想到这种无奈的方法来敷衍了事。然而，既然当时的一般百姓都不知道各代天皇的样貌，更没有机会经常见到天皇。而且即使百姓对天皇评头论足，也不会传到禁宫里的天皇耳中，更何况这些画作也不会公之于众。那么，就算画师将天皇画上大众脸，或者凭想象去画，也不会有大问题才对。历来有艺术史家研究分析背后的原因和这种表现方式的含义。简单来说，有两大因素。
第一，这种刻意不绘画君主长相的方式，在中国（特别是唐代）和古代朝鲜的大型绘画作品中也看得到。而且不只君主，王族或高贵出身的人也是如此。由此可以推断，古代日本很可能受到唐朝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刻意回避天皇的脸部。
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对天皇的敬畏。在画中露脸的贵族、神职人员、僧侣的衬托之下，被刻意遮脸的天皇显得与众不同，更能提高其权威。
另外，古代日本贵族社会相信，如果画作中的容貌与本人太相似，当有不满的人对画作涂鸦或指骂画中的主角，会成为一种诅咒，最终很可能祸及本人。因此，到了平安时代以后，不只天皇，就连贵族也不喜欢在对外公开的绘画中被画得太像。
第二，奈良时代早期的神道相关作品，如一些神社的缘起画卷，画师描绘天照大神或其他本地神祇时，同样刻意遮挡神明的长相。因为在日本神话故事里，对神祇的样子没有统一的描述，神道也主张神祇是无相无形的，人们只能通过种种不可解释的现象去感觉、察知其存在和意志，而不能目视他们。因此，画师即使不得不在宗教画作中描绘神祇，但也的确不知道应该怎么画。于是，陷入两难的画师，便刻意遮住神祇的容貌。
久而久之，这种处理手法也扩及描绘天皇的作品，一直到幕末时代才完全解禁。而天皇是否一直没有自己的自画像呢？也不是，自10世纪初的白河天皇和鸟羽天皇父子以后，历代天皇开始找人绘画自己的肖像画，但仅作私用。在父皇去世后，其子女也会命画师画肖像，供凭吊之用。另外，现时负责皇宫事务的宫内厅也保存了中世纪以后天皇的肖像画，称为“御影”，但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大众脸，很难想象是在天皇本人面前画的，恐怕只是为了纪念天皇们而凭想象绘制的作品而已。
而明治维新后，天皇的相貌成为近代日本的象征之一，政府对于天皇在绘画、照片中的长相尤其重视，力求突显其君威和神圣，与古代的观念当然无法相提并论。
2．为什么天照大神时为男身，时为女身？
（1）天照大神的性别
相信有不少读者去过日本三重县伊势市的伊势神宫，也知道那里供奉的是传说中的创造天地之神——天照大神。
天照大神在后来又被尊称为“天照皇大神”，如前文所言，它是开创天地的至尊，地位凌驾于其他神祇之上，同时也是天皇家的祖先神。因此，伴随着神道的发展，天照大神的故事越来越普及，成为备受知识分子以及百姓敬仰的“皇祖神”。就连外国人也耳闻过他的存在和故事。
不过，由于日本的神道不像外国宗教一样设置雕像，供人膜拜，而是主张神祇无相无形。因此，神道里的“八百万神祇”究竟长什么样子，一直都只能靠文字资料的描述来想象。也因为这个原因，各神祇在历代不同的美术作品里，样子都不太一样。
即使是尊贵的天照大神，在各种画作里的样子也是千差万别。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天照大神的性别。说到神祇的性别，放眼世界各大宗教，有明显的男性神、女性神，也有性别难断、不分性别的神祇。那么，天照大神究竟是哪一种呢？
其实，在古今诸多关于天照大神的美术作品，如绘画、雕像之中，天照大神既曾被塑造成童子，也曾以威风凛凛的男神形象示人。另外，有一些神道家主张天照大神是两性兼备的神。到了明治时代以后，天照大神被描绘成女神形象登场的作品越来越多，“天照大神等于女神”的说法也逐渐成形。
（2）女神天照大神与近代日本
天照大神化为男神形象的原因，与伊势神宫的发展有很大关系。现在看来，伊势神宫是香火鼎盛的宗教圣地，但其实这个盛况是到了江户时代才出现的。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风气下，男性神的形象慢慢为人接受。直到幕末为止，天照大神以男性神形象为本的画作陆续出现，与仍属主流的女神形象一起流传。
那么，天照大神被定型为女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前面曾提到古代一般认可天照大神是女神，同时兼具男神的形象，而到了明治维新后尊崇神道，至二战为止，有意图地通过政策与法律贬抑女性的地位。既然如此，不是应该将天照大神描绘成男神，才更显得“政治正确”吗？
天照大神定型为女神的最盛时期，是二战时的昭和时代，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强化国家对外扩张、侵略的正义，除了大力鼓吹出现在古代神话里的“神功皇后征韩传说”外，也借用《日本书纪》等的记载，将天照大神化为女神，与神功皇后的故事有所联系。而且那时代的“女”天照大神，并不是以温柔、高贵的典型女神形象示人，而是男性打扮，又手执武器，以威风凛凛的女战神样貌出现于各种教科书、绘画作品中，完美地将神话女神与军国主义融合在一起。
（3）天照大神与天皇
以上可见，天照大神受到日本上下的敬仰，其过程其实相当曲折。在古代的神祇信仰里，天照大神并不是世俗之神，不太理会它“创造”的神国日本，也不像其他神祇会为百姓求福请益。在古代神话故事里，它甚至会突然出现，以各种方式加害国家与天皇，要求对方崇拜和祭祀。
前文已经提到，天照大神原本是天皇家的祖先神，而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祖先神。祭祀也只限于天皇与王族，与其他阶层无关。
因此，长期以来，天照大神在天皇以外的日本人心目中，是一个极不明晰的存在。平安时代著名的贵族日记《更级日记》里，主人公便问：“天照大神究竟是活在哪里的神佛？”由此可见，天照大神的信仰本来便具有强烈的封闭性。
这个现象是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改变呢？早在镰仓时代开始，随着天皇家衰落，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逐渐式微，其势力和收入也受到了影响，不得不广开财源。而且因长期缺乏宣传，那时候的伊势神宫较少有人前往参拜，收入来源更显不足。
于是，为了图存，伊势神宫在室町时代中期开始派称为“御师”的神官到各地宣传，劝人捐献。为了加强宣传，原本不外传的天照大神的故事也成为宣传工具。而且，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天照大神的伟大，神宫也决定接受天皇以外的各阶层参拜和供奉。也因为这个原因，天照大神由“任性”“自我”的恐怖之神，变成了与其他低一等的神祇一样，是为民请命、倾听百姓祈愿的入世之神。这个转化使得江户时代的神道思想得以广传，成为影响近世日本国家思想成型的基础。
3．从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能看到怎样的天皇观？
（1）过度平淡的肖像画
放眼古今中外，上至神祇、帝皇，下至著名人物，肖像画都是我们揣想其外貌的参考依据。然而，日本的天皇肖像画却不尽如此。
自古代至中世纪为止，在历任天皇的肖像画中，能说有个人特色的作品，屈指可数。例如，改变天皇与日本史的天武天皇、桓武天皇、后醍醐天皇等，其肖像画渗透了同时代的中国画风。但大部分的天皇画作可谓千篇一律，都是差不多的表情，差不多的装扮。
与欧洲、中国不同，天皇的画作并没有随时代进步而越来越写实，一直要到明治维新改走西洋风格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是为什么呢？
先说明，除了传说中的天皇和古代的大王外，大部分天皇都有肖像画，称为“御影”。现存最早的肖像画是10世纪的鸟羽天皇。
而画师的身份也没有硬性指定，以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为例，画者有专业的画师，也有皇族出身善于绘画的贵族，也有出身已不可考的画师。
纵然画师不尽相同，也不是来自同一画派，但是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却没有明显的分别，也没有象征皇权、威严的神器在其中，只是一幅幅千篇一律的肖像画。与中国、欧洲的君主相比，极为内敛。
另外，各代天皇肖像画完成后，并不是所有画作集中统一管理。在江户时代以前，大多数画作会在天皇驾崩后，安放在相关寺院中；江户时代以后，大多数画作则统一存放于京都泉涌寺，有些则放在旧时的宫内厅仓库里。泉涌寺自镰仓时代开始，是多位天皇、太上天皇、皇子们死后安放灵位的皇家寺院，自然是存放画作的理想地点。接下来，我们便以泉涌寺的画作为例，谈谈天皇肖像画如何反映当时人们对天皇的理解和认知。
（2）天皇肖像画的共同点
天皇的权威与权力时有起伏，到了太平安定的江户时代，天皇在政治上的威信低落，时人对其印象也越来越僵化，这些固定印象反映在肖像画里。
第一，没有女天皇的肖像画。江户时代曾出现两任女天皇——明正天皇与后樱町天皇。如今并没看到她们的肖像画，这肯定不是因为灾难而遗失，而是一开始便没有。
为什么“歧视”她们二人呢？那是因为她们的即位是政治考虑下的安排，完全出于偶然，一些皇家、天皇执行的祭祀仪式，按规定还是必须由男性天皇执行。另外，女性生理期也是“元凶”之一。
在古代日本，月经被视为污秽不堪的象征之一，即使天皇也无法阻止这个生理现象。“不完美”的身体限制了她们作为天皇的“完整性”，朝廷和幕府也没有将她们当作“完整”的天皇来看待。她们继位之后，没有真正执政，履行天皇之责，而是由当时的关白摄理朝廷事务。
第二，因为历代天皇肖像画中没有女帝的先例，创作自是困难，而且，男性画师无法直接观察女天皇，所以解决方式就是干脆不画。
而男性天皇的肖像画有什么共同点呢？最明显的是——不留胡子。中世纪至战国时代为止的天皇肖像画，还看得到部分天皇蓄须，但江户时代肖像画里的天皇是一律没有胡子的。虽然没有规定天皇必须留胡子，而且外国也有不蓄须的君主，但在大多数文明中，胡须是最明显的男性特征，是强调威严、权力的标志。所以江户时代的天皇不留胡子，是较罕见的现象。
江户时代，不只是天皇，德川幕府将军的肖像画，除了头三代将军家康、秀忠和家光外，以后的将军均没有留胡须。这又是为什么？
简单而言，江户时代初期，大约是17世纪60年代，时值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当政，幕府频频下令禁止各阶层的男性留胡子，这是因为当时幕府认为胡须代表蛮勇、粗鲁，想通过禁止蓄须，改变社会的暴戾风气。
结果，天皇与将军都受到这个规范的影响，起码在肖像画里贯彻了这个宗旨。一直到明治天皇，才重新留起胡须。
以上可见，江户时代的天皇肖像画虽然没有中国、欧洲帝王那些强调权威的表现手法，也没有用名贵艳丽的颜料来突显其气势，但作品活生生地反映了当时的天皇观，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当时的社会风尚与意识表象。
4．明治天皇的肖像画和照片有什么秘密？
（1）不爱拍照的明治天皇
本书上部谈到明治天皇在天皇史上的创举，他是数百年来第一位看到大海的天皇，是第一位与外国人见面聚餐的天皇。除此之外，他还是第一位拍照、成为西洋画主角的天皇。
我们现在能轻易地通过历史书籍和网络，看到这位传奇天皇的真面目。与从前的天皇肖像画相比，明治天皇在照片和油画中显得更加写实。不过，这些传神作品的背后其实存在两个秘密。
第一个秘密是，天皇其实不喜欢拍照，对肖像画也没有太多兴趣，这明确记录在官方记事里。除了天皇的个人喜恶外，那时日本人仍然觉得天皇是神，不应该也不需要留下真容；坊间也谣传西洋人的机器有问题，拍照的闪光灯会摄走人的灵魂云云。
无论如何，明治天皇在维新成功后的确进行了两次拍照。第一次是在1872年，照片里的年轻天皇穿着传统和式礼服。这张照片被用于宣传，证明天皇的确领导着新政府，带领国家走向新时代。第二次在1873年，是为了配合政府向全国颁布征兵令，强调天皇是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和指挥。这次天皇穿上了西式军服，配有西式佩剑，坐在西式椅子上，旁边茶几上放了法式元帅使用的军帽，表现出天皇带头走向西化的决心，所以打扮也与西方君主看齐。与前一年的和式照片比较，第二次拍摄的用心和想表达的信息，明显比较多。
虽然如此，但天皇拍照不是公开的活动。当时政府并没有向外公布拍摄目的，一般相信是受到前一年在美国完成考察回国的岩仓具视的影响。明治政府也没有公布拍摄这两张照片的确切日期，更没有实时公开和发放。
至于负责这两次拍摄的摄影师是谁，倒是留下了记录，都是内田九一。他出身于长崎，在维新以前已是具有名气的摄影师，更曾拍摄幕府军队。他为天皇拍摄照片时，已经在浅草开设了摄影馆。他获政府任命为天皇的摄影师，还为英照皇太后和昭宪皇后拍摄照片，堪称初代皇家御用摄影师。
天皇照片的首要用途不是在国内发放，而是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驻日外国大使。换句话说，是为了让外国对天皇留下印象。说得更直接一点，这是明治政府为天皇而设的宣传广告计划。
（2）半复制半想象的二次创作——御真影
前文提到天皇不喜欢拍摄，也不喜欢画肖像，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式各样、不同时期的明治天皇油画和照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天皇“口嫌体正直”吗？这就是接下来的第二个秘密了。
除了上述两次拍照由天皇亲自出席，此后完成的照片和画作，他一次也没有参与。也就是说，后来完成的画作都不是在天皇面前绘制的，是政府雇用画师，根据之前拍摄的照片，尤其以1873年的西服照片为基础，配合画师的想象绘制而成，这些肖像画在当时被称为“御真影”。
1873年以后，所有“御真影”都是半复制半想象的二次创作。其实只要我们细心一看，就会发现这些作品里的天皇大多是同一个角度、同一个表情，只是容貌、样态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调整。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自1873年后，明治政府一律禁止民间复制天皇、皇后和皇太后的照片和画作，更曾有摄影师因此被罚款。这是因为政府担心民间会出现滥用、污蔑天皇肖像等犯上的不敬行为，加上明治天皇的样子在当时还没有为大众熟识，政府为了确保不会被误传，于是对此进行严格的管理。
官方制作的“御真影”，当时只可以在宫中、驻外国使馆内张贴，直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帝国宪法》推行，才大量向民间宣传。而民众要一睹天皇的风采，除了等待天皇到各地出巡（行幸），远距离瞻仰，便只能等待政府发布官方的复制肖像了。
基于同一道理，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明治时代以及日本后来的货币，不会像外国那样铸印国王、女王的头像或照片，因为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有辱神圣天皇的行为。一旦铸印天皇的头像或照片到货币上，涂鸦等不敬行为就越来越难杜绝和追查了。不只是明治天皇时期如此，之后的大正天皇、平成天皇，同样贯彻这个方针。
明治政府突然为天皇拍照，是为了进行“天皇外交”，向全世界介绍他们新国家的青年君主。随着时代发展，日本政府进一步强化对天皇和皇室的“神化”工作，使天皇“御真影”的用途日益广泛。直到二战战败，实行新宪法，昭和天皇宣布《人间宣言》为止，天皇的“御真影”都是政府用来维系、团结民心的政教工具。
5．古代天皇怎样让人感知他们的存在？
（1）天皇刷存在感的机会——鸣物禁止令
江户时代的天皇除了最初期的后水尾天皇，曾到二条城与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会面和游玩外，其他天皇都不会离开皇宫和京都。换句话说，那时候的天皇基本上不怎么跟外界接触。那么，江户时代的日本人，如何感知天皇的存在呢？这有赖一个重要的时机。
江户时代存在一个制度，即鸣物禁止令。所谓“鸣物”就是指奏乐、歌唱、舞蹈等发出的吵闹声响，甚至包括土木工程建设发出的声音。这个禁止一切活动声响的命令，每逢德川将军和天皇、上皇去世时便生效，而且范围广达全国，有效期大约为30—50日。
具体来说，一旦天皇、上皇和将军去世，在京都的鸣物禁止令大约维持50日；而在江户，天皇的鸣物禁止令一般只维持5日，而将军去世的话却是50日。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德川将军在当时京都人的心目中几乎与天皇、上皇同等，而江户人对天皇的敬意只属一般，甚至低于将军。
但是，到幕末时代却出现了例外的情况。当时，支持与幕府合作的孝明天皇患急病去世后，幕府为了维系人心，彰显幕府也是尊王的立场，宣布江户进行长达100天的鸣物禁止令，算是历来最长的一次，甚至比历代将军去世执行的时间都更长。
总的来说，除了幕末的孝明天皇外，鸣物禁止令是天皇在江户时代“刷存在感”的最重要时刻，但主要还是针对京都与江户两地，其他地方则不太受影响。
（2）天皇唯一紧握的大权——更改年号
严格来说，天皇没有那么可怜，不是只能等到去世，民众才知道他们的存在。除那之外，还有一个历史更悠久的、同样间接的方式，能让国民感知到天皇的存在，那就是更改年号。
自公元701年大宝律令颁布，制定第一个年号“大宝”以来，天皇便握有了决定、更改年号的权力。
对于现代人来说，年号的意义已经十分模糊，其重要性也较难理解。对东方社会来说，在西方历法没有引入前，皇家制定的年号代表着一个时代，也就是时间的解释权和控制权。民间的交易、记事等，凡牵涉时间，都需要明记年号和干支来识别。因此，天皇一旦更改年号，对全体日本人来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
自幕府登场后，天皇制定、更改年号时，多少受到将军或战国时代的天下人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的影响。很多年号都是天皇和朝廷在外界强烈要求下，才随之更改。即便如此，所有权力者都坚信更改年号的人只能是天皇，而不是他们自己。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自大宝律令以来，天皇便一直握有控制“时间”的大权，这个历史的传统成为一种意识和信仰，这一点即便是幕府将军都难以轻易否定，更不用说普通民众了。第二，所有武士政权都以侍奉天皇、代理国政作为执政的大义名分，换言之，天皇的权威若不能得到彰显，将军存在的正当性也将受到打击。
因此，每代权力者都需要天皇保持一定的存在感，而年号控制权是能维持传统信仰以及当权者威信的象征。
（3）扭转局面的“天明大饥馑”
在江户幕府的严格控制下，天皇“刷存在感”的机会屈指可数，只要幕府保持强势，这个局面便不易被打破。可是，时局变化无常，长久的强势统治本来就是不可能的事。扭转局面的契机终于在江户幕府成立180多年后出现了。
1787年，史称“天明大饥馑”的天灾爆发，农作物歉收，各大城市的米价暴涨，责任重大的幕府却束手无策，以至于各地出现“米暴动”。饥饿的灾民袭击米商的仓库，大肆抢掠，就连天皇所在的京都也不能幸免。而京都市民首先找的是幕府派驻当地的京都町奉行（即京都市役所），但他们同样无法解决问题。
在这个时候，同样受米价高涨影响的朝廷与天皇当然没办法当英雄，但当走投无路的京都民众转向神明求助，希望奇迹发生时，便把久居深宫的天皇也当作神明膜拜，希望这个天照大神的子孙能拯救他们。
当时在位的，是出身天皇家族旁系、几经波折才继位的光格天皇。也因为这些经历，这位天皇决定不再沉默。他眼见京民之苦，终于忍不住想要做点回应，于是打破常规，派出朝廷使者要求幕府设法救民。
这个看似简单的呼吁却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天皇打破沉默，指示救灾不力的幕府加把劲，后来大致平息民怨后，京都民众记住的是天皇解救了他们，这使得以京都为中心的民众对于天皇极有好感，也刺激了当时有尊王之志的人。
“天明大饥馑”结束约半个世纪后，以“尊王攘夷”为口号，质疑幕府统治的呼声便在以京都为首的西日本日渐高涨。
6．近代的“大元帅陛下”是如何形成的？
（1）近代天皇的统帅权
1889年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简称《帝国宪法》），明确规定近代天皇拥有三大权限，即国务权、统帅权、授勋权。
我们先来说说统帅权。日本在二战时侵略东亚诸国，战败后被盟军主持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战争罪行，身为一国之君的昭和天皇虽然通过与美国谈判，得以免责脱身，但战时天皇握有的统帅权一直成为史家、政治家讨论的课题。
所谓的统帅权就是按照《帝国宪法》第11条，有关“天皇统帅（帝国的）陆、海军”一节，言明：“天皇是帝国最高军阶的军人——大元帅，拥有指挥、统率军队的权限。”自《帝国宪法》颁布后，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战前的昭和天皇都被称为“大元帅陛下”，其统帅权具体分为三类：
第一，大元帅的发令称为“奉敕命令”，又称为“大本营命令”，进一步细分为对陆军下达的“大陆命”和对海军下达的“大海令”。不过，“大本营命令”虽然是以天皇的名义下达的，但原则上均需由海、陆两军的总长奏请，然后由天皇许可。换言之，天皇在“大本营命令”上，实际上只有许可权和最终发出权，没有提案权。
第二，天皇参考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意见后，对国家军队下达战略作战方针。最著名的例子是，昭和天皇在二战期间曾多次对已制定的作战方针发表意见，最终使海、陆军修正计划。
第三，鼓励士气，也就是让军队士兵感觉到天皇是军队最高统帅。阅兵、授旗和师团长任命等军务仪式，都是具体的方式。
（2）天皇与《军人敕谕》
《帝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天皇统帅权与“大元帅陛下”的具体职务，那么，天皇统帅权的源流为何？
先回想古代天皇与军事的关系，除了极少数传说中的天皇曾率领军队亲征，大多数天皇是不参与军事行动的，只会授予出征的将领象征天皇的节刀。到了中世纪则会颁授军旗，而到了幕末的鸟羽伏见战争时，萨摩藩曾伪造天皇御旗，一直到大政奉还后，才制作官方的天皇御旗。
军旗之外，天皇与近代军队的关系，到了维新政变成功后才逐渐成形。早在《帝国宪法》制定前，两者的关系便有雏形，就是1882年明治天皇向帝国军队下达的《军人敕谕》。
《军人敕谕》的制定与当时国家军队屡屡不稳有关。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各地出现了几次军人叛乱，1878年更爆发由守卫天皇的近卫炮兵团发起的“竹桥事件”。兵乱平息后，政府有鉴于军纪不良，于是以当时陆军大臣山县有朋的名义，率先向全体陆军发出了《军人训诫》，告谕天皇的绝对性和神圣性，要求军人严守军纪，禁止干政。
到了1882年，改为以天皇的名义向海、陆两军下达《军人敕谕》，这是山县有朋统筹、当代思想家西周起草的。《军人敕谕》与前述的《军人训诫》原则相近，开头便强调：“我国军队世代皆由天皇统率。”强调天皇对军队拥有绝对统帅权。
另外，《军人敕谕》强调五个军人操守和道德教条，即以忠为本、重视礼仪、崇尚武勇、重视信义和重视质素；又鼓励士兵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指挥，确实执行命令，必要时慷慨就义、牺牲生命等。
（3）无力的“大元帅陛下”
《帝国宪法》颁布后，军部与政府为了强化军队对天皇的忠心，陆续要求士兵背诵《军人敕谕》，视它为最重要的教条。在这种军人教育之下，表面上看似解决了军纪问题，但结果恰恰相反。问题的根源在于，《军人敕谕》和《帝国宪法》虽然强调天皇对军队有绝对统帅权，独立于行政之外，再由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共同辅助。但是，对于天皇如何具体确保统帅权上行下效，又如何平衡军、政两方的利益，却十分暧昧。这些问题在二战以前，完全由天皇和维新时代的元老们努力协调。
可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军部对政府的干涉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努力协助天皇维持军政平衡的元老们在20世纪20年代陆续死去，“大元帅陛下”天皇便担起重责。结果证明天皇对军政只有名义上的指挥权，无力阻止军部尾大不掉。
虽然，功勋元老死去前后，天皇之下已经增设数名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担任天皇的军事顾问，在海、陆两军间传达天皇指令，并向天皇呈交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的请示案。然而，想单靠少数侍从武官长和侍从武官来统治海、陆两军，完全是不可能的（到了二战才增加到43人左右）。二战期间，天皇平常不会一直参与军事会议，身边又只有日常跟随的武官长和武官各一名，要及时获知战况和进行决断是十分困难的。
战败后，日本政府主张保住天皇，立即向盟军总部强调“天皇无责”，主张身为“大元帅陛下”的天皇根本无力只身制衡军队。但战后力主天皇有罪的澳大利亚等国，还有日本史学界及反战团体，列出诸多证据反驳这一说法。
7．菊花、樱花与天皇各有什么关系？
（1）樱花与菊纹的迷思
不知道读者想到日本的花时，会先想到菊花还是樱花呢？对于经常到日本赏樱的读者来说，必然十分熟悉樱花，甚至有不少外国游客以为樱花是日本的国花。纵然樱花俘获了国内外游人的心，事实上，日本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国花，樱花只能说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种而已。
日本皇室使用菊纹（另外还有五七桐），这个纹章也用在日本国民的护照上，宛如日本人的标志。菊花是象征天皇的花纹，而依现行日本宪法，天皇是日本与日本国民的象征。然而宪法又标榜天皇与国政分离，因此我们只能勉强地说：菊花在意识形态上算是“准国花”，但恐难成为国花。
二战前的日本标榜天皇至上的“皇国思想”，但为什么没有将菊花定为国花呢？道理很简单，上文提到菊纹是天皇家的纹章，在明治维新后，为了最大限度提升天皇的权威，为发动政变打倒幕府的新政府正名，于是明治政府开始严格管制菊纹的使用，一开始限制平民百姓使用，到后来连皇族、华族也受到限制。
菊纹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皇才能使用的特别花纹。在“国家因为有天皇而存在”的意识形态下，自然不能将菊花定为国花。再说，由于菊纹是天皇家的独家纹章，而不是国家层面的，因此，明治维新时期的官方活动为免犯忌，自然不会大量张贴菊纹。当年新政府成立后，派遣军队打倒东日本各地的旧幕府军，当时动用的御旗其实是“日月之御旗”，而不是“菊纹旗”。近年根据漫画改编的电影《浪客剑心》第一部的开头，便错误地将“御之锦旗”描绘成“菊纹旗”，与“日月之御旗”混为一谈了。
总之，菊纹在日本政治与文化上具有特殊性，直至军国主义、皇国思想日渐远去，仍保持着暧昧的特别意义。菊花则降格成为普通的花种，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地位已难与樱花相比。
（2）樱花的暗黑史
虽然樱花已经成为日本国民的“爱花”，但回首往昔，樱花也有过灰暗的过去。明治维新后，日本先后打败沙俄和清朝，一跃成为亚洲第一的帝国主义强国，强化了它的扩张野心。正所谓“贪胜不知输”，日本政府开始谋划进一步夺取其在中国的权益，同时，也在不断强化国民所谓的“爱国心教育”，其中一个重要的“教材”便是樱花。
日本人对樱花的钟爱，历史悠久。就近来说，从江户末期的国学大师本居宣长的作品，到明治初年的文学，赞赏樱花的文章多如星宿。而明治天皇为了与外国政要拉近距离所开设的“御观花会”（模仿西欧国家的宫廷宴游会），便以樱花为主题，即后来的“观樱会”。教育普及后所编写的国民中小学课本，也必然提到樱花。不过，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前，对樱花的描述只停留在“名花”“日本的花中之王”，还没有特别将樱花与国民的爱国教育联系在一起。樱花以外，梅花和松也是能代表日本的名花名木。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大量以樱花为主题的军歌，以及与靖国思想有关的文章，在军部主导下大量出现。樱花盛开后凄美地凋谢，被政府利用作为国民“忠君爱国”的理想形态。例如，明治晚期的一首陆军军歌《步兵的本领》，便有以下句子：“既生为大和男子，当化身为散兵战中之花凋落。”
这个“散兵战中之花”的花，当然就是樱花了。到了二战前夕，1933年改版的《小学国语读本》里加入了以下句子：“开花了，开花了，樱花开花了！前进吧，前进吧，兵队前进吧。”
樱花盛开与军队前进（发动战争）紧密结合。这种利用樱花以及象征国民意识的“大和魂”教育和国家宣传，在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日趋强烈，与“皇国精神”“为君舍命”的军队思想，一起成为战时日本人的精神支柱和唯一被认可的价值观，甚至是协助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标签。军中、国内倡议在占领地广种樱花，即“进军之樱”，作为“建设大东亚共荣”的重要任务之一。
（3）爱思哀愁交缠的“国之华”
随着日本战败，日本各地大量栽种的“国之华”樱花，在美军空袭中被大量烧毁。战败后，樱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之一，一度成为民众避免谈及的话题，急求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日本人也不在少数。
然而，自古以来对樱花的钟爱，以及维新以来耳濡目染的感觉，使得樱花对大部分日本人来说仍有无可抗拒的魅力，就连占领日本的美军也无意将樱花“赶尽杀绝”。战争完全结束后，日本国内在美军主导下实行新宪法，宣布与军国主义“分手”，一时被压抑的“樱花爱”也陆续复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大阪、东京为首，重新种植樱花的运动在日本各地进行。配合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政府更加积极推动，着手重建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洗刷战败的污点，也将樱花打造成为推动日本旅游发展的法宝。这些措施维持到现在，日本借助樱花，增强“软实力”和文化输出。樱花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重新回到顶点，甚至超越战前，成为直接、纯粹的“国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