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皇太子如何产生？
（1）新、旧《皇室典范》里的皇太子
2019年即位为新天皇的浩宫德仁是平成天皇的长子，也就是日本皇室制度下的皇太子。根据现行的《和平宪法》第二条，日本天皇实行世袭制，皇位继承依照国会决议订立的《皇室典范》的规定。第一条规定：“皇位由归属皇统之男系男子继承。”
第二条则规定了继承的顺位：皇太子、皇长孙（皇太子的儿子）、皇太子的其他儿子及其子孙、皇次子（皇太子的弟弟）、皇次子的子孙。
另外，战前实施的旧《皇室典范》第一章第一条，也明确规定皇位继承的原则与皇太子的定义。
第一条：大日本国以祖宗之皇统，由男系男子继承之。
第二条：皇位传于皇长子。
第三条：皇长子不在，则传于皇长孙。
第四条：皇子孙继承皇位，以嫡出优先。
比较战前与战后的《皇室典范》，除取消了“嫡出”原则，基本精神不变，以传位给长男长孙为优先，而且将方法提高到“祖宗”规定，这意味着战后制定的《皇室典范》强调嫡、长继承乃源于古代的制度与传统，即所谓“万世一系”。
天皇制下的皇太子是法定的储君，在目前大多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以及中国古代不少王朝，皆遵此道。
但日本皇太子制与皇后制一样，曾中断数百年，也经历了很多演变，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全新的产物。尤其关于“皇太子”是不是等于“长子”的问题，更是争议不断。接下来，看看在日本历史上，“储君等于皇太子”的演变，从而帮助我们理解现今的皇太子。
（2）不稳定的皇位继承制度
日本历史上的确曾存在过皇太子制，但其中仍有诸多不明确的部分，皇太子既不一定是长子，他的权力也不多，而且从现存文献和出土文物里，也确认当时的王位继承制度似乎并没有硬性规定父子相承，实际上多次出现过兄弟相承。因此，我们只能说古代日本的皇太子制只是一个曾经出现、但没有成功落实和稳定推行的制度。公元6—7世纪时存在过“日之御嗣”，“日”就是天皇，真正意思是“天照大神的御子孙”，后来“日之御嗣”慢慢转化为皇太子的代名词。
不过，大和朝廷初期曾有过豪族酋长出身的大臣共同推举王子继承王位的情况，换言之，册定“日之御嗣”时也要考虑群臣的意见。这曾引发多场豪族与个别王族、王子勾结，与其他党派争夺王位的事件，王位继承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
到了7世纪左右的律令时代，终于出现了名副其实的皇太子制，这是为了否定上述群臣干预王位继承的新政策。8世纪订立的《大宝律令》与《养老律令》便有“继嗣令”，均明文规定“凡皇兄弟皇子皆为亲王（女帝子亦同）”。也就是说，公主可为天皇，而她所生的儿女都可为亲王，都有资格继承皇位。
因此，7世纪时的大和朝廷承认女天皇及其子女的继承权。这是因为当时的天皇与皇后都是王族出身，所以按照这个道理，只要能保证继承人是王族血脉，皇太子不一定是天皇的长子，公主也可被立为皇太子，孝谦天皇就是例子。
古代的皇太子制并没有近代这样的硬性规定。到了中世纪，藤原家以外戚身份与天皇家结亲后，皇后不再是王族出身的女子。为了确保天皇家系血脉，以及维持与藤原家的关系，继承者从“必须是皇太子”，逐渐改为“男性直系亲族”，即天皇的儿子、孙子，这一规定成了后世遵循的原则。
此后的皇位继承人不一定是天皇的长子，中世纪以后的皇太子制度也形同虚设，渐渐成为历史。全由在任天皇“圣心独断”，决定继承人，而选择时会考虑当时的政治情况。
所谓的政治情况，是当时能左右人选的当权者，如摄关藤原家和幕府将军的意向。而镰仓幕府末期至南北朝时代则发生两大家系的皇子交互继承皇位，最后引发对抗分裂，史称“一天两帝南北朝”。到了室町时代，南朝天皇兵败，向胜利的室町幕府以及幕府扶持的北朝天皇屈服，皇统合而归一，王权分裂的问题才得以解决。综观天皇历史，南北朝时代是一个例外。
总而言之，自中世纪至近代为止，皇位继承在原则上转变为男子继承制，但又没有必然由嫡长子继承的规定。那段时期的天皇们，有近一半不是前天皇的长子。所以，明治维新以来所谓的“祖宗规定”，不过是当时人为了稳定皇位继承，继而强化天皇权威而想象出来的托词和理想，然后再强行使之成为不可违抗的“依据”。
2．一桩禁宫丑闻如何折磨后阳成天皇？
（1）禁断的宫闱丑闻
婚外情是典型的剧情设定，各位读者有没有想过，这种让男主角“戴绿帽”的剧情曾真实发生在江户时代的某位天皇身上。这位遇上“男人最痛”的天皇，便是后阳成天皇，他见证了统一日本的丰臣家没落、德川幕府接掌天下大权的历史时刻。这位获得丰臣秀吉照顾扶持的天皇，怎么会遭受“戴绿帽”的奇耻大辱呢？这要从他治下的朝廷风气说起。
在不少人心目中，丰臣时代就是侵略战争的代名词，历时七年有余的朝鲜战争耗尽了丰臣政权的元气，但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它仍然是以绚丽灿烂著称的文化复兴时代。以黄金茶室为代表的茶道文化，还有和歌、连歌的复兴，都是这十多年国内政治安定而成就的。
受惠者除了丰臣秀吉本人与他的丰臣政权，还有一直追求通过文化、文艺的复苏，恢复权威的朝廷与后阳成天皇。在丰臣政权大力资助下，天皇与他的后宫，还有侍奉天皇的贵族们，得以重享往日的文化宴会，可谓夜夜笙歌，风流逍遥，战国时代的困苦日子早已被抛诸脑后。
然而，困苦生活造成的风纪败坏问题，却没有随着生活安逸而消失，仍然残留在宫中。而且，宫廷里虽然逐步恢复了文艺活动，但由于战国时代的阻隔，文艺并未发展，反而是以回想往昔为基调。其中，《源氏物语》成为天皇和贵族喜爱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追思往昔风流生活的凭借。
后阳成天皇万万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他的噩梦。那时的禁宫里，他与其他时代的天皇一样，身边尽是一群贵族家庭出身的女官，负责天皇的起居饮食以至性生活。当时的后宫没有后来江户城大奥那样的禁令，因为所有的女官都知道自己是为了侍奉这个国家的最高代表而存在的。也因为这个原因，天皇的女官通过自己的家族出身来划分阶级，然后互相监督。
前文提到的各种文艺宴会，天皇与女官自然会积极参与。表面看来是纯属诗文歌舞的交流活动，但随着交流日趋频繁，女官与天皇以外的男性贵族的接触也多起来，结果让天皇痛心疾首的禁宫丑闻便发生了。
时间是1609年7月。揭发的过程已不可考，只知道有五名获天皇宠幸的女官与十多名中上级男性贵族有染，而且是多角恋的关系。更让天皇难堪的是，这十多名贵族中不乏自己重用的臣子。换言之，天皇心爱的女人与自己宠信的臣下联手给了天皇最大的羞辱。
（2）德川家康的介入与处断
五名女官与十多名男贵族有染的丑闻，如果发生在当今社会，足以让各大媒体日夜追踪报道。幸好在那个时代，丑闻只在宫中扩散，但这宗十分火爆的事件很快也传到了幕府前任将军德川家康那里（他当时已退休，被尊称为“大御所”）。
事实上，早在这桩丑闻爆发的几年前，后阳成天皇的后宫便有过几次零星个案，也是由德川家康协助处理。只是当时涉案的女官身份低，而且人数少，所以没有闹成大事件。
可以想象当时天皇后宫风纪败坏的严重性，而且这些事件中都出现了同一个名字——猪熊（山科）教利。这位中上级贵族是在天皇身边侍奉颇久的人物，但操守记录不好，不难想象他利用了天皇的宠信。
1609年的丑闻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猪熊教利也涉事其中，终于惊动了天皇、太后、其他女官和德川家康。身为最大受害者，天皇本想将涉案的贵族、女官通通处死，以泄怒火。由此可见面对这般羞辱，他是何等愤慨。但他心知不能无视刚成立的幕府，便命令幕府协助。
不过，家康与幕府却不打算按天皇的心思处理。家康在回复天皇时提到，丑闻说明宫内风纪问题已不是一两天的事，杀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损害天皇的仁德。言下之意，天皇没有管好自己的后宫，本身也有失职之处，杀人解恨只会显得天皇德行有亏，有损王威。结果，家康代替天皇处理了肇事人等，五名通奸的女官被流放孤岛，了此残生；至于轻罪的贵族，不久后还获得了家康的赦免。
猪熊教利在事件曝光后便与另一名同样重罪的贵族潜逃到九州日向国（现在的宫崎县），之后被抓捕归案，两人最终在同年10月被押回京都，均被家康判处死刑，在京都上善寺伏法。丑闻虽然就此了结，但是最大受害人后阳成天皇受到如此大的羞辱，却不能顺意处决肇事女官和贵族，反而遭到家康与幕府暗讽、批评，更让他感到郁闷无趣、心灰意冷。于是在同年底，后阳成天皇便向幕府提出有意让位给三皇子（后来的后水尾天皇）。
家康与幕府对此也本无异议，只是家康当时希望自己的小女儿市姬，能在三皇子成为天皇前，确定成为他日后的妃子。可是正当天皇让位几近成功之际，市姬夭折而死，使得家康要另想办法。为此，家康与幕府喊停了后阳成天皇的让位准备工作。最后因为后阳成天皇再三派人催促，终于在4个月后（1611年3月底）成功让位，迎来解脱的一天。
回到宫闱丑事，事件结果让德川幕府找到介入朝廷事务的口实，使幕府进一步管控朝廷，为日后制定著名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带来契机，不知道这是天意还是巧合。
3．禁宫女官们与天皇是什么关系？
（1）身肩多种职责的女官
古今中外的国王都需要有人执勤侍奉，而他们身边的配偶则有养育后代的责任。在诸多王国之中，较少出现必须兼顾上述两种责任的国家，日本算是其中之一。
自古代以来，在天皇身边负责其起居饮食的职员，称为女官。当然，女官以外也曾有男官，但随着时代演进，宫中的职务大多由女官负责。
女官源自律令制时代，是在皇宫里执勤的女性官员，又称为“宫人”，后来又被称为“女房”。她们负责的职务繁多，按部署分为十二司，即内侍、藏、书、药、兵、闱、殿、扫、水、膳、酒和缝。不过，随着律令制效能低下，朝廷职能萎缩，最后只剩下内侍司，而且一直保留到明治维新后。
内侍司由尚侍、典侍、掌侍和女孺组成（前三者被称为“三等官”），以尚侍为长。尚侍是侍奉天皇左右的重要职位，在平安时代还负责传达天皇旨意。典侍、掌侍也有同样的职能，但只能在尚侍不在时传达天皇旨意。至于女孺，一般是下级贵族和民间妇女，只是打杂的女工，地位远比前三者低。
除了侍奉天皇左右外，内侍司的女官在中世时代开始，负责守护安放在宫内温明殿中、俗称“三种神器”（镜、剑和勾玉）之一的镜。我们曾经提过，从那时候开始，镜被认为是天皇的皇祖天照大神的灵魂所在，以及它显灵的媒介。因此，比起常伴天皇身边的剑和勾玉，镜更须悉心保护。
另外，由于中世纪以来的天皇生活在女官包围之中，其饮食起居的一举一动自然由女官来记录。而天皇在宫内行走或出宫时，三种神器中的剑要与他同行，捧剑、护剑的工作也由女官负责。
以上这些重要的工作都落在内侍司的女官身上，可见中世时代开始，随着其他十一司逐渐消失，内侍司的功能越来越强大，走向多功能发展。
（2）女官也为天皇生育后代
内侍司里的尚侍、典侍和掌侍还负责侍候天皇，为天皇生儿育女。这里先说明，在大王时代，大王的配偶是大后，大王改称天皇后，大后也改称为皇后或后。
至于其他妃嫔，则没有严谨的制度。天皇自中世纪以后便很少设立皇后，而是从各个上级贵族家里招纳未婚少女入宫，成为“女御”。但是，除了这些出身高贵的“女御”，天皇还将侍寝的工作扩大到内侍司的尚侍、典侍和掌侍。三者渐渐与“女御”一样，为天皇繁衍后代。他们生下的儿女当然也成为正式的皇族子孙，甚至成为皇位继承人。
如近代的明治天皇与大正天皇的生母便是典侍、掌侍出身。虽然在她们之上还有摄白出身的女性成为天皇的正室，但生下天皇继承人的典侍、掌侍也能母凭子贵，获得特别的荣誉。不过要留意，因为明治时代奉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到了后期更只强调“一天皇一皇后”（一夫一妻）的精神，加上《帝国宪法》确立后，也废除了纳妾制。因此，大正天皇的生母柳原爱子不是明治天皇的正室，无法在明治天皇逝世后成为皇太后，官方也不承认她是大正天皇的母后。
（3）女官制度的细分与改革
回到女官的发展。在平安时代后期，高级的尚侍越来越少出现，典侍、掌侍成为主要的“多功能女官”。随着尚侍、典侍和掌侍的功能多样化，以及活动增加，种类和等级也开始细分。往后数百年直至明治维新，三者陆续被细分为尚侍、典侍、掌侍、命妇、女藏人、女孺、御末、御差等，再按出身，分为上﨟、小上﨟、中﨟和下﨟。尚侍和典侍属于上﨟、小上﨟，掌侍和命妇是中﨟，女藏人以下皆是下﨟。
随着女官人数越来越多，负责的工作也越来越广泛，随时都会看到这些女官。例如，从室町时代开始，女官里的典侍、掌侍为天皇宣读旨意之余，还会以天皇使者的身份，用文书向外界传递天皇的旨意，这一度还成为制度。这些写给外界的文书，便是有名的“女房奉书”，是现在研究中世、近世天皇动向的重要史料。
明治维新后，在木户孝允和西乡隆盛的强烈要求下，后宫的女官制度迎来巨大的改革。从以前宫内只有天皇与女官的局面，改为由复置的皇后来统率女官们。传宗接代的工作，原则上也属于皇后（只有在皇后无法完成任务时，才由典侍和掌侍来负责）。不过到了昭和时代，曾到英国交流的昭和天皇强调一夫一妻制，不再设置典侍和掌侍等侧室（但在法理上，仍然有复置的空间）。
负责宫内行政、杂务的女官，到战前为止，分属皇后和皇太后；战后则只剩下女官长、女官、侍女长与侍女长补，分置皇后与皇太子之下。
从昭和时代开始，作为“特别公务员”的女官的入职资格逐步放宽，平民女子、已婚妇人也可以成为女官。与从前女官不同的是，她们不可住在宫中，而是像普通上班族一样，从自家到宫内出勤。女官们也因为职务的特殊关系，原则上不可向外界透露工作情况和宫中之事（一般相信她们签署了保密协议）。
4．明治天皇如何进行“皇宫现代化”？
（1）明治维新前后的后宫与天皇
在幕末的动荡时代，积极维持朝廷与幕府合作关系的孝明天皇因急病去世，少年太子睦仁匆忙即位成为明治天皇，他与宫廷处于怎样的局面？为什么他们也成了“维新”的对象呢？
明治天皇是孝明天皇唯一顺利长大的儿子，曾经患上天花，幸好大难不死，最终在父皇去世后，接任了天皇之位。
幕末宫廷是怎样的风景呢？那时候的天皇是在女官丛中长大的男性，除了少数的年轻男性侍从外，天皇的日常起居、饮食、房事，以及政令和消息，都由一群女官负责。睦仁小时候曾短暂住在外祖父中山忠能的宅第里，由于急忙继位，才回到皇宫继续接受这些女官的照顾。因为这个原因，少年天皇在改革女官制度前的数年里，生活在被女官包围的环境里。
按照传统，睦仁脸上会被抹上轻白的薄粉，牙齿会被染黑，这是传统京都贵族的风气，在江户时代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身处日本历史转型之时，在成功夺取政权的维新派眼里，却是不合时宜的。
可是，既然天皇的事务大多由女官负责，而后宫也是天皇的“圣域”，外臣要跟天皇取得联系，就要通过女官来传话，从而获得批准。就算夺取了国家政权，维新派公卿贵族与新政府要员一时也难以从女官手中夺得与天皇直接联系的权力。因此，要更有效地利用天皇来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首先要革新的就是后宫传统。
这般大刀阔斧的宫廷改革，也会刺激那些原则上同意抬高王权、尊王倒幕，但骨子里反对西化、现代化的京都贵族，当中的政治风险不言而喻。
不过，在成功结束幕府统治的维新政权面前，这些反抗已然微不足道。带动政变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人，毅然发动了这个巨大的改革。
（2）“皇宫现代化”与维新
对维新派而言，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尽快使天皇和宫廷成为国家现代化的标志。因为标榜“王政复古”，天皇带领国家向前走的同时，如果宫廷仍是自古以来的样子，将会自相矛盾。他们要塑造的天皇，是坚强、威风的男性，而不是活在女人圈中，化着薄妆的懦弱贵族。
1871年2月，西乡隆盛上京接受政府恩赏，6月正式接受官职。之后，他便与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贵族出身、支持宫廷改革的德大寺实则等人，在没有天皇的指令下，率先对宫廷进行“大扫除”，事后再获天皇追认和批准。
8月1日，宫中的女官全数被辞退。之后再以新政府的名义重新任命部分女官，废除了旧有的门第制度，降低任职女官的资格。
另外，为了不让一众女官身处天皇与外臣之间，导致隔阂，新政府让当年才20岁的皇后一条美子（后来的昭宪皇太后）负责统驭新改组的后宫。
下一步便是让政府介入皇宫。早在发动“大扫除”的两年前，即1869年，新政府内新设的宫内省便是为管理天皇与皇宫事务而设立的机构。初步实施“大扫除”后，政府便指令宫内省的次官（宫内大辅）万里小路博房在名义上辅助年轻皇后，同时又任命主导旧萨摩藩和长州藩出身的官员成为天皇的侍从长，与改革派的贵族们一起协助政府接管皇宫，扫除“百年之害”。
然而，留下来的女官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她们试图阻止皇后接管宫内事宜，结果政府正式奏请少年天皇和英照皇太后支持政府以皇后为中心，对宫内进行改革。这毫无疑问获得了批准。
在天皇的圣旨下，强硬的女官们失去了大义名分，被迫接受皇后的管辖。到了1872年4月，英照皇太后与昭宪皇后追随天皇迁居东京，这些不愿离开京都的强硬派女官正式被革职弃用。自此，在东京新皇宫里，由昭宪皇后管理的宫廷正式成立，新政府改革皇宫形象的目标也算基本完成了。
5．为什么日本必须有天皇，但不一定需要皇后？
（1）皇后的诞生与册立仪式
日本在中世纪后，整整500年内没有皇后（最后一任皇后出现在14世纪中期）。那么，为什么天皇不再需要立后呢？
大和朝廷仿照唐朝的典章制度，在8世纪初实施《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在平安时代成书，专门解说前述诸律令内容和精神的《令义解》便提到了皇后的定义：天子之嫡妻，按例只设置一人。此外，天皇册立皇后的仪式和大婚的仪式，理论上有着密切关系，但两者却不一定同时执行，到了平安时代，两者大多分开处理，大婚先行，立后在后。
由于现代册立皇后的方式与古代不同，背后的意识形态也有很大差异，近现代的皇后事宜将另外详述，这里先谈古代的立后仪式。
在平安时代，朝廷所用的礼仪书详细记载了天皇册立皇后的程序，即天皇大婚的仪式和做法。在13世纪以前，日本的社会各阶层仍然流行“婿入婚”，即女婿到妻子家中居住的习俗。但由于天皇是一国之主、皇祖天神的子孙，他的婚礼一直是现代普遍的“嫁入婚”，即妻子到夫家居住。
按照平安时代的礼法，获选为皇后（当时一般称“中宫”）的贵族女子，会在入宫前先获天皇赐予位阶，提升身份，一般是三位或四位。入宫（当时称为“入内”）当日，会由近卫中将或近卫少将迎接，时间均定在晚间。
整装待发的准皇后会由家人送到皇宫的北门，然后在宫门前，敬听宣旨，再转坐专用的辇车到达夜御殿，等待天皇到来。天皇到达后，先共进晚餐，然后成婚。第二天，天皇照例临朝，接受祝贺。然后，他会指派宣命使在殿前正式册封皇后，并宣布皇后寝宫的职员任命等事宜。
（2）昙花一现的皇后
按照上述律令制，皇后作为“天子之嫡妻”，只能是皇族出身的女子（称为“内亲王”）。其他非皇族出身的妃妾则称为“女御”和“女官”，负责宫中庶务和繁衍后代，地位是低于皇后的。换言之，大和时代和奈良时代，为了保证皇族血脉的纯正和神圣，皇后基本上是天皇的近亲女子。
可是，这个原则在729年被打破。当时的豪族藤原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被圣武天皇册立为皇后，这是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女子成为皇后。不过，9世纪以后，皇后不再是常设、必设之位，或不一定只有一人担任皇后。
这个特异的例子，发生在摄关藤原道长之女彰子身上。当时的一条天皇已有皇后藤原定子（彰子的远房亲戚），但在道长的策划下，成功让天皇再纳彰子为皇后。换句话说，一条天皇同时拥有两位皇后。
11世纪以后，“皇后乃天子之嫡妻”的规定，逐渐成为形式，除了出现两位皇后外，也曾经有天皇的姊妹成为皇后的例子。11世纪，堀河天皇年幼，他的姐姐媞子内亲王被立为皇后，以养母的身份扶持他。当然，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不代表有乱伦关系，不过皇后的身份也由此变得含糊，不再是天皇的法定妻子、“天子之嫡妻”。
与此同时，随着11世纪以后朝廷统治能力衰退，武士政权崛起，朝廷无力负担册立皇后仪式所需的费用，而且朝廷也不需分置多个部门去维持营运，皇后寝宫里的职员也被裁去。
随着与中国王朝交流日疏，仿照唐朝设立的皇后制、律令制度已成为过去。到了14世纪的室町时代开始，便几乎没有再册立皇后，皇后职能由宫中女官们高级别的尚侍、典侍、常侍取代。
不过在江户时代初期，曾出现一次复古的册立皇后例子。天下太平后，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按照亡父德川家康的遗训，积极策划让自己的五女儿和子，成为后水尾天皇的皇后。这个计划是为了强调天皇与幕府同心协力，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图。而且自和子以后，江户时代的天皇均不再立后，所以和子是个特例。
在江户时代260多年的岁月里，皇后继续成为历史名词。经过动荡多变的幕末和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才在“天皇万机亲裁”的精神下，重整相关制度，包括皇后制。当然，其意义已经与古代皇后制迥然不同了。
6．昭宪皇后的“国母”形象是怎么确立的？
（1）明治维新后的皇后定位
在王朝时代，皇后一般称“后”或者“中宫”，是天皇的“妻室之首”，负责为天皇生育继承人，以及在前天皇去世后作为新天皇之母，扶持新君。
中世纪以后，皇后已不常置，明治维新以前的后宫是“一个男人被很多女人包围”的空间和架构，天皇的所有事情皆由这些女性代劳、主持。那么维新后的皇后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再次重申，明治维新既标榜进步（向西方学习），同时也主张复古，这个“古”就是追溯传说中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的理想统治形态。这是源自江户时代中期以来的国学构想：天皇以天神子孙的身份统治世界，万民百姓忠诚相随，诸国信服。
不论这个理想有多虚幻，在这个将进步与复古混为一谈，看似矛盾的构想下，维新政府除了恢复天皇统治国家的复古模式外，也不忘恢复自古以来的理想家族模式——复置作为天皇配偶的皇后。
复置皇后就是为了实现源自中国儒家思想的理想夫妻关系，即“男耕女织”“夫主外，妻主内”“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的观念早已存在，《日本书纪》便提到传说中的继体天皇，曾主张帝王应该亲自耕作，作为劝农的表率；后妃则亲自种桑养蚕织衣，作为妇女持家的模范。
虽然这个理想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从未实践过，与复古思想一样，只是假托古人来刻画理想，但是近现代天皇与皇后一直秉承着这个理想。以2019年刚退位的平成天皇与皇后为例，他们会在每年4月举行一个仪式。天皇亲自到东京皇居里的水田播种，而美智子皇后则到红叶山御养蚕所亲自授桑，利用蚕丝来编织，亲身实践男耕女织的理想。
虽说这个仪式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但可见明治维新赋予皇后的功能已经不再局限于“生育天皇继承人”，更重要的是以“天皇之妻”“贤内助”以及日本女性总代表的身份辅助天皇，同心协力去统御国家。
（2）昭宪皇后的西化
明治维新赋予皇后“内助之功”的任务，那么第一个担当此重任的昭宪皇后做得怎样呢？
昭宪皇后乃贵族出身，本是一位深有教养的女性，她精通和歌与《源氏物语》，又跟其他待嫁的贵族女子一样，学习各种为人妻子应有的涵养。但是在国家变革的时代，旧时代的教养显然不足以应对。而且，皇后一开始与明治天皇聚少离多，一直没机会正式涉入新时代皇后的工作。一直到1877年的西南战争后，年轻的明治天皇意识到自己是一国之君，开始积极地与皇后一同担负起革新国家的使命。
昭宪皇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在西乡隆盛等人进行后宫改革后，成为后宫领导者。除此之外，她的例行公事就是以天皇之妻的身份，陪同天皇巡视各地，检阅军队军舰，以及接见外国驻日公使。
对于明治政府而言，接见外国驻日大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在伊藤博文、岩仓具视等政府首脑极力主张学习西方的方针下，天皇、皇后与皇室作为国民表率和国家代表，必须展现出积极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态度，从衣着到公开活动都尽量以德、法两国为蓝本，进行改革。
例如，19世纪80年代开始定期举行的赏樱赏菊会、国宴，还有与外国使节夫妇进行社交等，都是皇后必须陪同天皇出席、主持的国家活动。另外，在当时外务卿井上毅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聘请精通欧洲宫廷典章制度的德国驻日公使奥特·格拉夫·冯·德霍夫夫妇与奥特玛·冯·莫尔夫妇到宫中，亲自指导皇后与皇室成员学习西方社交礼仪。
透过德霍夫夫妇与莫尔夫妇的帮助，昭宪皇后更有自信地与各国驻日大使和夫人们进行社交，并继续学习西方国家皇后与贵妇的社交模式和礼仪。到了后来，皇后更获授权，在天皇外出时代为接见各国使节。对此，堪称昭宪皇后师父的莫尔更在自己的日记中，夸赞皇后是“王侯贵妇的典型模范”。
（3）“国母陛下”的诞生
昭宪皇后成功落实西化政策，获得西方国家的青睐和肯定，这只是外交上的成就。昭宪皇后的另一个使命在国内，以天皇之妻的身份，彰显“国母”“贤后”的典范。
自维新政府成立以来，各地不断发生大大小小的叛乱和战事，昭宪皇后便以皇后的名义下赐药品给政府军，以为抚恤。这个工作原本是出于皇后的仁爱之心，但随着日本的对外扩张，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与周边国家相继出现矛盾，从江华岛事件、甲午战争，再到日俄战争，标志着日本从改革转为对外扩张，皇后的角色与职能也随之改变。
尤其是日俄战争时，为了激励国民士气，祈求战事胜利，皇后与由贵族妇女领导的“爱国妇人会”联手，通过发行刊物和公益活动，鼓励全国妇女在大后方投入生产和劳动，又要求全国节俭，以支援前线将士和国家。
那时候曾传出一件事，皇后梦见已故的维新志士坂本龙马，坂本龙马清她协助守护日本海军。该传闻流出后，当时日本国民士气大振，更愿意一致对外。皇后又代表皇族、贵族妇女，以“爱国妇人会”的会员身份到前线基地广岛的医院，亲自慰问因伤被送回国的将士，又赐予各种医疗物品、义肢、义眼、纱布等。自此，日本国内媒体纷纷高呼皇后为“国母陛下”，受万民爱戴，人气更是一时无两。
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全国沉浸在喜悦与光荣之中，但战争的后遗症，以及当时社会因为过快发展导致的社会问题陆续发生，肺结核也在战后急速蔓延，成为国民的致命杀手。
昭宪皇后配合天皇的救济政策，与“爱国妇人会”、日本红十字会合作，拨出资金进行救济，多次以行动支持上述两会的慈善活动，又走访多家医院慰问住院病人。
昭宪皇后这种救苦、扶弱、怜恤的仁爱形象，成为后来的贞明皇后、美智子皇后以及现在的雅子皇后的表率，是近现代日本皇后的典范。
经过昭宪皇后改造后的皇后形象，不再是从前那个“天皇的生育机器”，而是恤民爱民、扶持夫君的女性模范。昭宪皇后在晚年更受敬仰，被称为“天皇之御后，国民之国母陛下”。
7．为什么第一代“平民皇后”美智子成为改变皇室形象的象征？
（1）Micchi-Boom——平民皇后的诞生
有多少读者听过Micchi-Boom？Micchi是平成上皇之妻美智子（Michiko）在读书时的昵称，而Micchi-Boom一词用中文来说，就是“美智子热潮”或“美智子旋风”，这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流行语。为什么美智子上皇后的名字会成为Micchi-Boom的来源呢？
上皇后美智子是大企业日清制粉前社长正田英三郎的长女，1957年毕业于圣心女子大学，不久便被选为皇太子明仁亲王（现在的平成上皇）的太子妃。
时值日本在二战中战败投降，国家急需喜事来安抚人心，重振皇室声威。刚好皇太子通过网球活动认识了美智子，很快便有了与她结婚的意愿。当时负责皇太子事务的“管家”东宫职参与小泉信三也留意到皇太子的意思，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提到，当时皇太子深深赞叹美智子的学识及教养，认为她是太子妃以及将来皇后的理想人选。
然而，美智子本人有两个大麻烦。一方面，她不是皇族、华族出身。事实上，在平成天皇以前的所有天皇，包括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的皇后都是名门贵族之后，没有例外。一旦接受了美智子成为太子妃，便意味着日本将迎来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后”。这个转变在当时引起了保守势力的质疑和不安。皇太子的生母香淳皇后认为太子妃身份过低，两人结婚并不合适，因此表示愤慨。
另一个比平民皇后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美智子所在的正田家的宗教背景。正田家是基督教徒，美智子就读的圣心女子大学也是基督教背景的私立大学，但皇族、华族子女都会就读东京的学习院大学。美智子的基督教信仰对于当时刚卸下“现御神”信仰的天皇家，以及仍然强烈信奉国家神道、“天皇是神”的保守派而言，自然是难以接受的。
不过，这些来自保守派的质疑与阻挠，在皇太子的强烈要求下被一一扫清。更重要的是，当时的首相岸信介积极带领日本走出战败国的阴影，他对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事表示欢迎，认为能给国内外人士一个良好印象，去除日本皇室保守落后的观感。
于是，在1958年11月27日，经过皇室与首相参与的皇室会议后，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约得以正式确认，并且向全国国民通报。由于美智子是第一位平民太子妃，大众媒体在官方消息发出后，一连串关于她的大小报道和花边新闻占据了报章的头版。各大女性杂志纷纷刊登美智子的照片，分析她的日常衣着打扮，使得年轻女性争相模仿。而且，借由追访美智子的新闻、故事而创刊的大小杂志，也在当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不只如此，皇太子与美智子交往的消息传出后，反对保守主义的民间团体热烈地对两人交往表达支持，女权组织纷纷祭出自由恋爱、万民平等等口号。
由此可见，战后日本民间同样希望一洗战败的颓废，并且借机改革，迎来新的社会风尚。这些希望、期待与呼声寄托在皇太子与美智子的婚事上。当政府公布两人的婚礼将于1959年4月10日举行，并且会直播婚礼过程时，民众开始争相抢购黑白电视机。据统计，单是当年4月便卖出了200万台电视机。自此，Micchi-Boom便出现在各大杂志报纸中。
（2）与保守思想抗衡的皇后与妃子们
盛况空前的Micchi-Boom，正是岸信介政府想看到的。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保有皇室，而重建天皇形象更是当务之急。当时重点都放在如何改造天皇的形象，皇后的形象和定位都不是讨论的重点。美智子成为平民太子妃后，也将成为平民皇后，入宫后的她如何力抗皇族的保守势力和声音，成为当时媒体另一个关注的重点。
美智子在婚后生下了两个皇子和一个公主，在皇室与政府的推动以及美智子本人的意愿下，改由她亲自给孩子喂哺母乳，又废止了三名子女接受特别教育的惯例。虽然这些改革和意志广受平民欢迎和支持，但皇宫以及宫内厅则有迥然不同的反应。
日本国民为拥有平民皇后而雀跃，政府也利用这机会去推动天皇亲民化，并向外国力证“天皇是日本万民所望的存在”，但保守派一直没有放弃攻击美智子，“面粉屋的女儿”“霸凌美智子事件”等更成为当时的新闻话题。
种种压力，还有外界对理想皇后的期许，皆让美智子承受巨大压力，1993年，她患上了短期的失语症，无法说话。可见，嫁入皇室的女性并不一定就能从此荣华富贵，飞上枝头变凤凰。
美智子承受的压力，也转移到她的媳妇，现在的新皇后雅子身上。尤其是雅子始终未能生下皇子，使她与爱子公主承受着揶揄。出身外交官世家的雅子在压力下被迫放弃工作，只能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患上抑郁症的消息也多次传出。
至于将来的皇后纪子，虽然她生下了唯一的男嗣悠仁亲王，但也同样受到来自保守派、普罗大众的“监察”。日本皇后的重担随着天皇、皇室走向亲民化，似乎仍未减轻。
结语
本书是我三年来的第三部著作，此前的两部作品都以日本战国时代史为主题，那是我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领域。这次特意以天皇为主题，其原因之一当然是因为日本在2019年迎来又一次天皇更替的历史时刻，也是我们重新思考、认识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邻国的好时机。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华人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不关心，事实上恰恰相反，随着时代的发展，华人对日本的好奇度与日俱增。到现在，走访日本各地名胜古迹的游客，也以华人为最多，这是我旅居日本十余年亲眼看见的变化。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华人对于日本的了解，不应只是表层上的文化潮流，或者一边倒、不求甚解地吹捧，我们应该多接触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民俗及思想等各领域。
说到这里，我回想起三段类似的经历。我当年在香港参加日本文部科学省公费留学奖学金的面试，后来到日本国立广岛大学考硕士班的面试，再后来到国立一桥大学考博士班的面试，考官们不约而同地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这个外国人想研究日本历史呢？”
我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想为促进华人与日本人相互了解做出贡献，想成为一座桥梁。”虽然无法知道老师们听到之后的反应和想法，但不管如何，我至今为止的作品、写作的根本动机仍是如此，从未改变。对于我而言，在这个自设命题里，日本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核心，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就是天皇。
我一直在日本研究日本历史，在日本生活，当我听闻本应终身在位的天皇要退位，那一瞬间，除了深感日本历史又翻开重要的一页，更因此再次肯定历史并不是一种只为追溯过去的学问，历史的转变一直都会突然发生。而且，我们往往是在那一刻之后，才意识到转变的意义。
我在十多年前踏进日本史的世界后，不仅对武士的历史，也一直对天皇与天皇制抱有浓厚兴趣。如同本书“序言”所说，那时候的我与一般华人读者一样，都曾经将中国的帝王观套到包括天皇在内的其他国家君主上，以便自己去理解。更甚者，除了权力强弱外，对“天皇是什么”“天皇对日本而言有什么意义”等问题的关心度不高，仿佛事不关己，只将帝王视为一种权力的生物，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随着自己对日本史的研究深度与日俱增，我痛感这样的理解实在不合适（对其他国家，情况亦然）。但与其只是抱怨、不满，实际行动才是最重要的。这次天皇退位、新天皇登基，正是唤起华人读者关注度与好奇心的好机会。
为此，我写作本书，摆脱过去以政治通史为主的单一述说方式，改以多角度向读者介绍、说明天皇和天皇制。不知道各位读完本书后，有什么看法？如果能让读者重新唤起对相关问题的好奇心，重新思考天皇对日本的意义，乃至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本书的价值便得以体现了。
最后，我想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各位朋友和家人。我完成本书时，刚好结束在日本国立一桥大学的博士学位课程，人生即将翻开新页。在这长达六年有余的求学时期，父母、亲姊，还有岳父母的默默支持和帮助，自不待言。我更庆幸获得妻子对于我远赴日本求学的谅解和同意，并义无反顾地给予鼓励和支持。这些都是我一生难忘的恩情。今后将会学以致用，继续将所学所知化为著作的原动力，努力发挥所长，以为报答。
在本书末，我深感本书得以完成，有赖“ 故事：写给所有人的历史”的主编胡川安先生的协助和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恩义情谊，尽在心中。
胡炜权
2019年1月25日
写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眺望东京皇居的早上
历代年号一览表（附年号出典）
新、旧《皇室典范》
著者志
一、第一项的旧《皇室典范》现在已为历史资料，与第二项的新《皇室典范》无关。
二、第二项的新《皇室典范》及第三项的《平成天皇退位特别法》为日本现行法律之一，官方版本并没有中文翻译。本翻译仅为方便本书读者阅读和参考，一切条文解释以日本官方的日本语原文为准。
我日本帝国享有天佑，宝祚万世一系，历代继承。以至朕（注：明治天皇）躬，惟祖宗肇国之初，大宪定一，昭如日星，如今之时，宜当明彻遗训，制立皇家成典，以永远巩固丕基。兹经咨询枢密顾问，裁定皇室典范，为朕之后嗣及子孙所遵守。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
旧《皇室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