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出错。颜师古为之改正。颜师古在《匡谬正俗》中论诸经之训诂，主要是对字音、字义，详究根源，引经据典，务使后学一目了然，既是训诂，又是校勘。
颜师古用了约三年的时间，将《五经》文字校定完毕，奏上。唐太宗为慎重起见，又诏宰相房玄龄会集一些儒生"重加详议"，即予以评审鉴定。由于这些儒生"传习师说，舛谬已久"，对于经书中的错谬已是习惯成自然，因而很不服气颜师古的考定结论，提出很多问题来非难颜师古。颜师古胸有成竹，引证晋、宋以来的古本，从容地对各个问题"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答辩结果是"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也是非常满意，"称善者久之"，赏赐颜师古帛五百匹。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十一月，唐王朝正式将颜师古新校定的《五经》颁布天下，完成了统一经学的第一步工作。同年，拜颜师古为秘书少监，加授通直散骑常侍，令他"专典刊正"，对于"所有奇书难字，众所共惑者"，颜师古皆能"随疑剖析，曲尽其源"①。2。陆德明与《经典释文》唐初国子博士、经学家陆德明，是为经学统一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所撰《经典释文》是关于儒家经典之源流、版本、音韵的重要著作。
陆德明（约公元550 年-630 年），本名元朗，字德明，苏州吴（今江苏吴县）人。年青时，"善名理言"，在学问上即崭露头角。陈太建年间，陈后主为太子之时，曾召集"名儒"入承光殿讲论。陆德明刚行过冠礼（男子20 岁行冠礼，表示成人），坐在下首。国子祭酒徐孝克主讲儒经，他自恃位尊，滔滔雄辩，众人都居于下风。唯独陆德明初生牛犊不怕虎，屡次驳倒徐孝克之论，在座之人都惊叹不已。陆德明初入仕途，为陈左常侍。陈亡入隋，在隋炀帝大业年间，与鲁达、孔褒在门下省讲论辩难，"莫能诎"，迁国子助教。又被越王杨侗任命为司业，"入殿中授经"。他对儒、道、佛三家理论都有研究，因而入唐后，能在高祖李渊组织的三家辩论中充当裁决角色，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唐太宗阅其《经典释文》，"嘉德明博辩"，赏赐其家布帛二百段。陆德明传世的著作有：《经典释文》30 卷，《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
《经典释文》的突出贡献是什么呢？原来，儒家经典历经千百年的流传，其文字的读音和含义渐渐积聚起不少疑问。而要读懂这些儒家经典，搞清楚经文的音义是首先要越过的障碍。文字的发音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事，音与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利用读音可以训释词义，利用读音的转变可以区别词义，利用不同字读音的相同相近可以通假文字，等等。历代学者为儒家经典注音的著作很多。我们从《经典释文》中就可以看到，陆德明所著录的关于《礼记》的前人著作，属于一般"注"、"疏"的有7 种；而专标明"音"的著作有11 种，诸如"刘昌宗《礼记音》五卷；射慈《三传·礼记音》一卷。。"。从两汉开始，中经魏晋南北朝，迄于唐初，这类对儒家各部经典注音的著作可以说是相当繁富了，但是，却缺少一部汇各家注音之书精华的集大成著作。前代注音之书，多数产生于分裂时期，写成于各个地区，时代的变迁，方言的隔阂，致使音注说法纷纭，莫衷一是。显然，儒家经典不仅需要文字上的
① 以上分见《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旧唐书》卷七十三《颜师古传》。统一，也需要音训上的统一。当然这种统一是基本标准、定义上的统一，并不是指对字辞只规定一种僵硬的理解。
陆德明广泛参考两汉以来的诸儒训诂音训著作，考辨同异，慎重去取，以音释为主，注儒家经典十二种，另外兼取玄学，注《老子》和《庄子》，共花费了二三十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经典释文》30 卷。此书开首是《序录》，阐说经学演变及传授源流，然后依次注释《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
对于儒家经典的研习和传播来说，《经典释文》大致有四点功用：其一，音、义俱明。在释读音时，也释字义。为一目了然，请看释《毛诗·伐檀》例句：伐檀坎坎寘涟猗待丹反木名也苦感反伐檀声之豉反置也力缠反风行水成文曰涟于宜反本亦作漪同《伐檀》的头三句，原文是："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这样就可以看出，陆德明不是对经文的每个字都注，而是"摘字为音"，选择不易理解或容易产生歧意的字作注。注的方法，是先释读音，即说明反切等注音方式，如"檀"的发音是"待丹反"。然后是释含义，"檀"是"木名也"。如此注法，使读者既知该字的发音，又知其含义。
其二，经、注兼释。以往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即使注音，也只是光注经文，不给注注音。陆德明则有了改变，他认为前人的注也是理解经文的关键，对这些注搞不透彻，也会妨碍对经文的理解，因此，他对前人重要的注再加音注。他说："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混而音之，寻讨未易。今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区别，使较然可求。"①再以《伐檀》篇为例：有县貆宵田貉子音玄下皆同本亦作狟音桓徐郭音喧貉子也音消夜也户各反依字作貈《伐檀》原文是："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其中并无"宵田"、"貉子"的字样。陆德明在此对《毛诗·郑笺》的注文"宵田"、"貉子"，也注释了音和义。为了不使读者对经文与前人注弄混淆，用墨笔写释经的文字，用红笔写释注的文字。另外，上引"貆，本亦作狟"，是注出异文，保存一家之说。
其三，留存旧音。陆德明在注释经典时，对于自己未采用的某些字的旧音，没有简单地弃置一旁，而是保留在书中，给后人留下研究的材料和线索。他说："世变人移，音讹字替。如徐仙民反易为神右，郭景纯反餤为羽盐，刘昌宗用承音乘，许叔重读皿为猛。若斯之俦，今亦存之音内。既不敢遗旧，且欲俟之来哲。"①对于神右反切为易，羽盐反切为餤，类似种种发音上的异说，经《经典释文》的保存，使后人在考辨字音时，面对的就不是陆氏一家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① 《经典释文·序录·条例》。
之说，而是有了可以比较研究的资料。陆氏这种保留异说的科学注释方法，和"视学问为天下之公器"的坦荡胸怀，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其四，辨明版本流变和师传家法。《经典释文》中的"序录"部分，介绍经传的源流演变、师传家法，是一简明的该经典研究小史。如对《论语》的介绍，先说明成书原因及经过：《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及时人所言，或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未灭，故相与论撰，因辑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郑康成云，仲弓、子夏等所撰定。
再说明西汉以后，世所传《论语》有3 个版本系统，即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鲁《论语》是鲁国人所传留下来的，也就是"今所行篇次"。齐《论语》是齐国人所传留下来的，别有"问王"、"知道"两篇，共22 篇。其中20 篇中的章句比鲁《论语》多一些。唯独王阳名家古《论语》，出自孔氏壁中，共21 篇，篇次与齐、鲁之《论语》不同。
该序录还说明了历来为《论语》作注及传播情况，如安昌侯张禹从夏侯建处受鲁《论语》，再从庸生、王吉那里受齐《论语》，"择善而从"，将自己的汇编之作称之为"张侯论"。又如魏吏部尚书何晏汇集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各家之说，加上本人的心得，撰成《论语集解》，"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其五，保存古文异体。《经典释文》不限于通常人们所理解的汇集"旧音旧诂"之功用，还在考明古字方面大有贡献。今人张舜徽指出了这一点，他引用清末吴大澂之语云："人生周、孔千数百年之后，何以能读周、孔时之钟鼎彝器？曰：幸有《经典释文》多古书字为之证也。。。求之《说文》而不可通者，往往于《经典释文》得之。。。凡彝器中古字，见于《释文》者甚多。然则陆德明为古籀之功臣，可也。"①《经典释文》在注释和传播儒家经典方面有突出的贡献，不是偶然的。
陆德明的撰述主旨就是要重振儒学之权威，解决儒学经典流传中的积弊。他作此书不是官方交付的任务，完全是个人的责任感促使他20 多年里笔耕不辍。
前面已提到，陆德明是熟悉儒、道、佛三家理论的，但出入三家之后，他更觉儒学理论尤为切实致用，因而他在佛、道二家理论呈进攻态势，当儒家理论趋于衰微之时，于《经典释文》中着意恢复儒家早期正宗的传统理论。这里需强调一点，唐初儒家思想振兴尝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力求恢复儒家思想早期的状貌，即较为质朴的人文色彩、笃实的治世安邦之道，同时力求摒弃汉代已降赋予儒学的神学色彩和魏晋已降赋予儒学的玄虚色彩。无论是陆德明的《经典释文》，还是后面要讲到的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都有这样的主导思想。
陆德明在每部儒家经典前的小序中，对于以往历代注家"神化"、"玄化"的大量言辞，一概弃之不采，只是选取前人较为平实的说法，突出儒学的资治功能以及在学术上、思想上的主流地位。在《周易》小序中，赞扬《周易》居"名教之初"的尊贵显重地位，"虽文起周代，而封肇伏牺，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在《古文尚书》小序中，指出《尚书》本
① 《愙斋集古录序》。
为"王之号令"，"《书》者，本王之号令。右史所记，孔子删录，断自唐虞，下讫秦汉，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而为之序"。又指出《尚书》"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
陆德明对儒家之礼治是相当赞赏的，《三礼》小序指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郑子太叔云：夫礼，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左传》云：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教之设，其源远哉！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于周公，代时转浮，周公居攝，曲为之制。故曰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对儒家礼教的如此推崇，在唐初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礼教之设"，的确集中体现了儒学思想"入世"的品格。礼教是保持封建等级制度秩序的基本规范，人们的行为和言论只要不违背礼，君和臣，夫和妻，父和子均分别保持忠义、主从、慈孝的关系，整个社会就会安定。要防止魏晋南北朝分裂的重演，要巩固空前的全国一统局面，儒家礼教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陆德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没有采取夸大、拔高的神化方式，而是着眼于扎实具体的研究整理。让我们看一下他在《经典释文》中的"《春秋》总序"和"《左传》序"所表达的观点。《春秋》总序云："古之王者，必有史官，君举则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诸侯亦有国史，《春秋》即鲁之史记也。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西狩获麟，伤其虚应，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勒成十二公之经，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之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人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此序上述文字大致是选取了《汉书·艺文志·春秋》小序和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的精要之言，而没有采取前人另一些通行提法，没有把孔子说成"圣人"，也没有把《春秋》评价为"圣人之意"，"百王之法"，"万世准绳"等等，也没有接受以《春秋》明灾异的神学迷信观点。只是如实地把孔子描写为一个有政治抱负的学者，以改编鲁国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春秋》文字隐晦，是为"免时难"，避免"当世君臣"的报复，因而有《左传》、《公羊传》。。等对《春秋》记事进行解释。对《春秋》价值的肯定，在于其"上遵周公遗制，下明将来之法，褒善黜恶"。
在表达了上述较为笃实、谨严的"《春秋》观"之后，陆德明又对以往的《春秋》研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春秋》总序中除说明《春秋》的成书经过及主旨外，还说明了《公羊传》、《谷梁传》的来历，传授系统，立于学官情况。尤为具体的是，对授者与受者的姓名、郡望、朝代、本人身分或官爵、是否"博士"。。等有关情况都有记载。因《左传》最为流行，陆德明在《左传》序中单述其传承情况，并增记了若干学者关于《春秋》、《左传》的著述，还简要记录了《左传》几经周折被朝廷立于官学过程。
最后，陆德明说明了《经典释文》注释三传所采用的底本。《左传》用西晋杜预注，《公羊传》用东汉何休注，《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
应提及的是，陆氏作《经典释文》之时，《左传》独盛，另二传衰微。
但陆氏慧眼独具，对三传都进行注释，对于《公羊传》、《谷梁传》流传后世功莫大焉。他说：《公羊》、《谷梁》"二传，近代无讲者，恐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可见，陆氏虽重《左传》，但也不废弃另外二传，有明确的为后世保存较完整的《春秋》系列经典之意。三传互补，可以对《春秋》有较全面的理解。同时，三传本身也是展现儒家政治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典籍。因此，陆氏兼注三传，是颇有远见之举。
《经典释文》是整理儒家经典的一项艰巨工程，层次较高，成就较大，这些都为当时和后世所公认。那么，陆氏本人的思想动机是怎样的呢？他对自己这项工作是如何评价的呢？
首先，他认为前代注音之书存在一些问题，对于人们钻研儒家经典不能起到"指要"作用。他说："夫音书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光乎篇籍。"著作虽多，但也出现"偏尚"。具体表现为，或是"质文详略，互有不同"--这是指文字繁简和文风方面的问题；或是"专出己意"--这是指著者主观随意性过强；或是"祖述旧音"--这是指著者过于拘泥缺乏探索。这样就使得儒家经典的音注之作，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的解说和观点，就像各人面貌不同一样。再加上著者所处地域不同的因素，"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更造成了音注的混乱。著者对于"是非"和"轻重"的判断，只依据个人"所闻"、"所习"而定。上述混乱和问题，使"后学钻仰"儒家经典，"罕逢指要"，缺乏一种较为可靠的工具书。
其次，准确理解字音字义，是领会经典意旨的关键。"夫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者毫厘，谬以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①筌同荃，是竹制捕鱼器；蹄，即系蹄，是捕兔器。筌和蹄的价值在于捕捉鱼和兔。如果说捕猎的目的需凭借筌蹄来实现，那么，领会经典的意旨也需通过准确理解具体的文字才能做到。对文字的理解如发生小的错误，对意旨的理解就会发生大的偏差。陆德明这里谈的就是弄清楚文字音义与掌握儒家经典意旨的关系。以此说明，《经典释文》虽形式上是音注诠释一字一辞，但实质目的在于准确理解和传播儒家经典的思想观点。
第三，针对前人之失，《经典释文》在撰作上突出几个特点。如"循省旧音，苦其太简"，陆氏一方面增加音注诠释之字辞在全文中所占的比例，一方面尽力将每一选注的字辞解释清楚，必要时罗列数家之说。又如，针对"微言久绝，大义愈乖，攻乎异端，竞生穿凿"现象，陆氏花费大量劳动，从亲身研究中寻求经典的本义，一方面是"研精六籍"，即精审研讨儒家《六经》；另一方面又"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即广泛涉猎诸子杂家各种典籍，寻找核定儒家经典文字的旁证，再参校《三苍》、《尔雅》。陆氏就是以这样的功力和方式，试图去除前作之弊，"救其不逮"。据陆氏《经典释文序》，此书始作于"癸卯之岁，承乏上庠"。"癸卯之岁"即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 年），"承乏上庠"即任职于国子监，当时陆德明仕陈为国子助教，此书陆续撰述达数十年。至贞观中陆德明去世后，唐太宗见到此书大为赞赏，此书方大为流行。因为《经典释文》正符合了唐初振兴儒学的需要，构成了唐初对儒家经典统一文字、音注、义疏三环节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3。孔颖达与《五经正义》
① 《经典释文序》。
② 《经典释文序》。
唐初不但统一儒经文字、音注，统一儒经义疏的工作也在进行。所谓"义疏"，简言之，就是对儒经文字及前人注释的较为详细的解说。义，是大义、含义；疏，是疏通证明，串讲。义疏的特点是逐字、逐句串讲经书文字，其所凭藉为前人注解，同时也对前人注解再进行通俗的解释。
贞观中，唐太宗因儒经"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五经义疏》，后又诏改为《五经正义》。正义，就是正前人之义疏。对于前人关于儒经的种种繁杂的注疏，来一番彻底的清理。不管是南学北学矛盾，也不管是今文古文之争，更不囿于哪种师传家法，将前人之注疏均一律作为资料看待，辨析各家之说的优劣短长，翦其繁冗，撮其机要，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之说，对《五经》的文字内容及思想观点作出了统一的标准解释。《五经正义》一举结束了汉代以来数百年的经说纷纭局面，统一了儒学思想。这是唐初统治者为适应政治大一统需要，在思想领域内统一思想的重大举措。孔颖达是撰述《五经正义》的中坚人物，在经学史上有突出地位。他生于北齐武平五年（公元574 年），卒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冀州衡水（今属河北省）人。8 岁时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遍读儒家经典。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成为一名知识相当渊博的青年学子，尤其精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并且"兼善历算，解属文"，在家乡以教授学生为务。隋炀帝大业初年，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征集各郡儒生会集于东都洛阳，让他们与国子秘书学士论难争鸣，"颖达为最"，表现出精深儒学造诣。由于他年少，"先辈宿儒"耻于居颖达之后，竟暗中收买剌客企图杀害他。幸亏礼部尚书杨玄感惜颖达之才，让他住到自己家，才躲过暗杀。这场辩论过后，颖达被留在朝廷任职，补太学助教。隋末大乱，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颖达进入李世民慕僚之列，为秦王府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颖达升任国子博士。贞观初年，又封曲阜县男，转给事中。太宗即位之初，留心政事，颖达"数进忠言，益见亲待"。唐太宗很欣赏颖达的儒学造诣，曾向他求教。一次，太宗问颖达：《论语》上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颖达答道：圣人设教，是引导人们谦虚谨慎。自己虽有能力，也不自高自大，仍向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求教；自己的才艺虽多，仍以为少，还要向才艺比自己少的人去求得启示；自己虽"有"，但外表要像"无"；自己虽"实"，但外貌像是"虚"。不仅仅是普通人要这样去做，帝王之德，也应如此。若是处在至尊之位，炫耀自己聪明，以才凌驾他人之上，粉饰自己短处，拒绝臣下进谏，那么就会上下隔阂，背离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覆灭的帝王，莫不由此。颖达这一番话既解说了儒经之言，又有现实针对性，太宗"深善其对"。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颖达任国子司业，这是国子监的副长官。太宗崇重儒学，而颖达作为儒学权威的地位，也得到了举朝公认。颖达"与诸儒议历及明堂，皆从颖达之说"；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颖达与诸儒修定《五礼》，"所有疑滞，咸咨决之"；太子承乾令颖达撰《孝经义疏》，成书后，"学者称之"①。因为有这样的儒学造诣和撰述经历，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颖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成为国家最高学府的最高长官。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五经正义》的始撰时间，史载不详，前人有说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但无确切史料证明。据《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有关记载，始撰于贞观中是没有疑问的。
第一次撰成时间是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唐会要·论经义》载："贞观十二年，国子祭酒孔颖达撰《五经义疏》一百七十卷，名曰《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太学博士马嘉运每掎摭之，有诏更令详定，未就而卒。"
流传下来的本子，正文部分依旧称"注疏"，但五篇序（孔颖达撰）均称"正义"。
《五经正义》的卷数，历来记载不一。据孔颖达各篇序称：《毛诗正义》40 卷，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孔颖达等疏。
《尚书正义》20 卷，（伪）汉孔安国传，孔颖达等疏。
《周易正义》14 卷，魏王弼注，孔颖达等疏。
《礼记正义》70 卷，汉郑玄注，孔颖达等疏。
《春秋左传正义》36 卷，晋杜预注，孔颖达等疏。
《五经正义》既非孔颖达独自撰述，也非孔颖达仅是领衔负总编之责，而分下列两种情况（赘述于此，为澄清前人误解）：其一，《周易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以自撰为主，由颖达先成初稿，然后再会同诸儒讨论定稿。
其二，《毛诗正义》、《尚书正义》，由颖达与诸儒合撰，当然颖达负筹划之责。
换言之，第一种情况是撰述分两步完成。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自述：今奉敕"删理"《礼记》，以皇甫侃注本为主，其有不足处，再以熊安注本补充，"必取文证详悉，义理精审，翦其繁芜，撮其机要"，在完成这些工作后，"恐独见肤浅，不敢自专，谨与中散大夫守国子司业臣朱子奢，国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学博士臣贾公彦，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东閤祭酒臣范义頵，魏王参军事臣张权等，对共量定"。这将撰述过程和后参加撰述者说得很清楚。《春秋左传正义》的撰述也大体如此，颖达"奉敕删定"，据刘炫注本"以为本"，其有疏漏处，以沈文阿注本补充，"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①。关于《周易正义》，颖达"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在做过这些工作后，"仍恐鄙才短见，意未周尽"，再与朝散大夫、太学博士马嘉运，守太学助教赵乾叶等，"对共参议，详其可否"②。
撰述的第二种情况，颖达也有说明，在用语上与前种有所差别，显示合撰的份量较前大一些，如《尚书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门助教臣李子云等，谨共铨叙。"《毛诗正义序》云："谨与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臣王德韶，征事郎守四门博士臣齐威等，对共讨论，辨详得失。"
唐太宗对《五经正义》的成书极为高兴，这标志着朝廷对《五经》的历
① 《春秋左传正义序》。
② 《周易正义序》。
代注解，作出了是非曲直、优劣可否的评判，从此对儒经有了统一的、权威性的解释，这实际上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发展历程上又一个重要里程碑。唐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赐颖达物三百段"①。但是，统一儒学思想，消除相沿已久的各种师传家法的分歧，毕竟不是一蹴而就之事。当时就有太学博士马嘉运"以颖达所撰《正义》颇多繁杂，每掎摭之，诸儒亦称为允当"②。贞观十六年（公元642 年），唐太宗下诏，对《五经正义》"更令详定"。
参加修订《五经正义》者，除原修撰人，又分别增加若干学有成就者，最后均由赵弘智"复更详审"。
从原修撰人和后来参加修订的人身分上看，或为博士，或为助教，集中了国子监和太学的儒学专家，专业学术水平是全国一流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官职都不够高。唐初朝廷较重要的修撰多由宰辅大臣领衔，而作为统一经学思想的《五经正义》，只由一班教育、文化机构的人员来完全负责，就颇有点人微言轻的意味了。于是，朝廷要提高刊修班子的规格和级别，要再一次修订《五经正义》。
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也就是唐高宗李治即位的第二年，孔颖达死后的第三年，高宗三月下诏，称故国子祭酒孔颖达所撰《五经正义》"事有遗谬"，令太尉、赵国公长孙无忌，及中书门下，及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予以"刊正"。这个班子是最高规格了，长孙无忌为当朝首辅，另有中书省、门下省长官（即宰相），拥有在思想方针上定夺的足够权威。这次修订进度轻快，只有两年时间。永徽四年（公元653 年）三月，由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宰相）张行成、侍中（宰相）高季辅、国子监官，将"刊正"完毕的《五经正义》上进唐高宗。高宗下诏，将《五经正义》"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①。
《五经正义》有怎样的主导思想呢？
第一"大一"之理。
《五经正义》注意阐说儒经理论与天地人伦之根本法则存在着一致性。
它认为，天地与人伦都必须遵循同一法则和规范，而这个法则和规范是先于天地和人而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儒经理论就是要揭示宏扬这个法则和规范，因而儒经理论的正确性、指导性及正宗地位，是无可怀疑的，也是永恒的。重礼，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色，《礼记正义》开头就对儒家之礼作了这样的阐说："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这里显然是吸收了道家关于"道"的说法，"大一"的说法实源于老庄。《老子》曾讲过，"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更直接提出了"大一"的概念，"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孔颖达等将儒家之礼说成源于"大一"，先于天地形成而存在，是为了论证礼的永恒，"礼"也就是天地之"理"，体现万物自然之"理"。《礼记正义》接着又说，"故
① 《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
② 《旧唐书》卷七十三《马嘉运传》。
① 《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
昭二十六年《左传》称晏子云：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但于时质略物生，则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鸿雁飞有行列，岂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这是在强调，礼，并不是后天的、人为所规定的，不是加在人身上的外在的束缚，而是存在于天下万物的自然本性中。由此而言，礼别尊卑上下，是天经地义之理；循礼守礼，是人们应有的义务和本能。这样，孔颖达等就把儒家礼法自然化、永恒化、神圣化了。
既然儒礼体现了天地人伦之理，"礼者，理也"，那么，只要顺其自然，"不使一物失其性"，就把握住了天地变化、政教所生的枢纽。孔颖达等对《周易》价值的认识也是如此，"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圣人有以，仰观俯察，象天地而育群品；云行雨施，效四时以生万物。若用之以顺，则两仪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则六位倾而五行乱。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①。孔颖达等又引郑玄之语，"郑康成《六艺论》云：易者，阴阳之象，天地之所变化，政教之所生自。"②这个"易"，体现的依旧是"大一"之理。无论是《礼记》，还是《周易》，儒学孔门传授的就是顺天应人之道。孔颖达等特别强调，论天地阴阳之理是为了致用于政教，不可流于玄而又玄的空谈，要划清孔门之义与佛门之义的界限，"原夫易理难穷，虽复元之又元，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教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为教于孔门也"。"今既奉敕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发"③。可见，孔颖达等虽从佛、道学说中借鉴了一些观点和论辩方法，但又十分注意划清儒与佛、道的界限，无论谈天道，还是论人伦，都需秉持"孔门"之教，"必以仲尼为宗"。孔颖达等也运用"道"、"德"来阐发儒家思想，但也不忘记声明其与老子的"道德"是有差别的，"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于开通，是德从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经道谓才艺，德谓善行。故郑注《周礼》云，道多才艺，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①。
第二，尝试将"心"、"性"、"情"、"欲"与儒家礼法规范结合起来。
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提出了"心"、"性"、"情"、"欲"的概念，这对于传统儒学思想来说，是一个突破，尤其《礼记正义》是代朝廷立言，这个突破就显得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他说："夫礼者，经天纬地。本之，则大一之初原始要终；体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资六气，下乘四序，赋清浊以醇醨，感阴阳而迁变。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运，性之欲也。喜怒哀乐之志，于是乎生；动静爱恶之心，于是乎在。"传统儒学是往往板着面孔讲治国治民之道的，论起礼乐教化来也是简洁、直观、通俗，因而总显得功利性特强，教诲的形式有些生硬。和玄学、佛、道的理论相比，儒学在思辨层次和论说逻辑上的薄弱就显露出来。孔颖达等显然是感觉到，单纯重复干巴巴的传统"孔门之义"，已不足以对抗佛、道二家在思想领域中的进攻态势，于是也论辩起"心"、"性"、"情"、"欲"，乃至"运"、
① 《周易正义序》。
② 《礼记正义·记序》。
③ 《周易正义序》。
① 《礼记注疏》卷一。
"静"、"理"、"道"。。等等名词概念，将通常为佛、道所津津乐道的名词概念拿来为己所用，并且首先从正面肯定其自然性、合理性。孔颖达将"心"、"性"、"情"、"欲"、"动"、"静"，都说成是合乎礼的自然要求和反应，以此引申礼最符合人的本性。孔颖达进而又反过来说，人因为有礼，才区别于禽兽，人要依礼而行道德仁义，将人的本性引导上更高一个层次，"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称；仁，是施恩及物；义，是裁断合宜。言人欲行四事，不用礼无由得成。故云，非礼不成也。道德为万事之本，仁义为群行之大，故举此四者为用礼之主，则余行须礼可知也"①。这就是说，人之立身行事要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凭自然发展是不行的，必须有礼来引导、指导。
孔颖达还认为，一方面人之性情需要礼法，而另一方面从人之性情中也可以反观时政，从人们无目的的、自然的感情流露中，可以总结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说：人们吟诵的诗"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黯，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性情，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②诗是人们有感而发，因而是真情的流露。人们作欢快的诗，说明政治清明；人们作怨愤讥刺的诗，说明世道黑暗。人之性情（六情）蕴于心中本是平静的，外部事物（百物）则是会变化的。情动是缘于物动，外部事物推动着情感的变化。如果善于观察人们所"发诸性情"，那么诗也可成为求治之具了。
从重训诂考据的汉儒之学，到重性命义理的宋儒之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具这两种特色，其承上启下作用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第三，"上裨圣道，下益将来"。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序》结尾写上了自己注疏儒经的心愿，"庶望上裨圣道，下益将来"，这一思想贯穿于《五经正义》。他阐说儒经思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兴趣，不是为了学术，而是致力于建立官方意识形态体系，既为现实的皇权统治服务，又着眼于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
孔颖达认为，每部儒家经典对于教化、致治来说，都有共同的性质，但也各有独特的作用。比如，《尚书》为"人君辞诰之典"，记载了君王"事总万机"，在各种情况下处理政事之"发号出令"。由于君王地位极尊，所以出言不可不慎，"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①。孔子志在"修圣道"，对于上自唐虞下至秦鲁的君王之语，"芟烦乱而翦浮辞，举宏纲而撮机要"，"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将来者也"②。
同《尚书》相辅的是《春秋》，"夫《春秋》者，纪人君动作之务"，既是对君王的尊崇，也是对君王的监督，"失则贬其恶，得则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为皇王之明鉴也"③。
《周易》虽为卜筮之书，亦能辅助治道，"故王者动必则天地之道，不
① 《礼记注疏》卷一。
② 《毛诗正义序》。
① 《尚书正义序》。
② 《尚书正义序》。
③ 《春秋正义序》。
使一物失其性；行必协阴阳之宜，不使一物受其害。故能弥纶宇宙，酬酢神明，宗社所以无穷，风声所以不朽"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