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见《校勘学史略》第十节，岳麓书社1983 年版。 .5
①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② 《唐国史补》卷下《叙专门之学》。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附施士匄、仲子陵传》。
② 《大唐新语》卷末《总论》。
最初的反思，是从一年一度的贡举制度入手的，亦即从思想教化方面寻找致乱的原因。这年六月，礼部侍郎、主考官杨绾以为："国之选士，必藉贤良。盖取孝友纯备，言行敦实，居常育德，动不违仁。""夫如是，故能率己从政，化人镇俗者也。"而近世"争尚文辞，互相矜炫"，"其道弥盛，不思实行，皆徇空名，败俗伤教"。"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其结果，使"太平之政又乖矣"。为此，主张"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取德行著于乡闾、学业知经术者，荐于州；刺史试其所通之学，送于尚书省。朝廷择取贡士，必通一经，对策皆"古今理（治）体及当时要务"，上第即授官，中第得出身，下第则罢归。杨绾希望，"数年之间，人伦一变"，使"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认为"教人之本，实在兹焉"①。这是试图以科举取士为导向，"教人"恪守伦理纲常，用以维系不断受到冲击的统治思想。
代宗认为这的确是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重要议题，便下诏诸司通议。给事中李栖筠、尚书左丞贾至、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等所议，与杨绾颇多共同之处。贾至的奏议，最具代表性。其议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周之政尚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之行也。""是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词以观行，则及词也。"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而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而惟择浮艳"。接着，便将"浮艳"取士之风与治乱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乘流波荡，不知所止。先王之道，莫能行也。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者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末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由取士之失也。①在这一关于科举制度的辩论中，普遍感到了"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状况。因此，大都主张改变有"诱导之差"的"取士之术"，恢弘儒教，复振经术之学，使"礼让之道弘，仁义之道著"，"逆节不得而萌也，人心不得而摇也"。
然而，思想文化问题并不像杨绾、贾至等人想的那么简单。已经实行了一个半世纪的进士科举，岂是一道诏命可以废止的！改变"末学驰骋，儒道不举"的现状，更不仅仅是科举取士有"诱导之差"的问题。结果是，议论虽佳，却行不通。试图通过科举取士来"诱导"风化，恢弘经术，复振儒学，以此维系先前的那一套统治思想、伦理说教，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番争议对当时的思想界还是有所影响的。至少啖助在"集三传，释《春秋》"时，与贾至关于夏、商、周三代之政尚忠、尚敬、尚文的说法，是相呼应的。终代宗之世，最高统治集团确实感到官方据以为基础的儒学、经学思想受到"末学"的剧烈冲撞，出现危机。但是，如何摆脱这种思想"危机"，却处在困惑之中。
① 《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① 《全唐文》卷三六八《议杨绾条奏贡举疏》。
（二）《春秋》新学的兴起当朝野上下普遍有感于传统思想日渐衰微之际，远离京师的东南一隅悄然出现了一个小人物的《春秋》经、传研究。数十年后，终于形成颇具影响的学派，占据了中国经学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一席。
1。一个独特学派的形成前文所引李肇叙代宗大历以后"专门之学"，有"啖助、赵匡、陆质《春秋》"，便是中唐兴起的重要学派。
关于啖助等研究《春秋》经、传的情况，最早、最详的记述便是陆淳（后改名质）所整理《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所收《修撰始末记》。
啖助（公元724 年～770 年），字淑佐，祖籍赵州，后徙关中。玄宗末，客居江东。恰逢安史之乱，不得还归中原，遂以文学入仕，为台州临海尉，又调润州丹阳主簿。任满之后，在家著述。"始以上元辛丑岁，集三传，释《春秋》。"上元辛丑岁（761 年），正当安史之乱第6 个年头。上一年年底，浙东一带还有过"刘展之乱"，攻占润州、升州等地。藩镇跋扈，祸乱不断，对形成其思想学说，有着直接的影响。
啖助"集三传，释《春秋》"，前后历时10 年，"至大历庚戍岁（770年）而毕"。此间，陆淳从学于啖助。就在集释即将告成的这一年，赵匡自宣歙观察使府往还浙中，途经丹阳，"诣室而访之（啖助），深话经意，事多响合。期返驾之日，当更讨论"。不想啖助竟与世长辞，年仅47 岁。啖助逝后，陆淳"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之以诣赵子"。赵子，即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宣歙观察使陈少游幕府，累随镇迁转。这时，赵匡正随陈少游赴浙东观察使任。先前相约，与啖助"当更讨论"的"经意"，如今只能由赵匡一人来进行"损益"增删了。其后，陈少游迁扬州长史、淮南节度使，赵匡又随任至扬州，为淮南节度判官。
陆淳（？-805 年），字伯仲，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少游镇淮南之后，大约因赵匡的关系，知其有才气，遂辟为淮南从事。这样，赵、陆二人便可以随时随地切磋《春秋》经、传。赵匡一面因啖助学说而加"损益"，陆淳则一面"随而纂会之"。"至大历乙卯岁（775 年）而书成"，即今天所见《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随即，陈少游又荐之于朝，诏授陆淳太常寺奉礼郎。
陆淳入朝后，累迁左司郎中，历信、台等州刺史，与韦执谊相友善。此间，又另撰《春秋微旨》3 卷、《春秋集传辨疑》7 卷，都是阐发啖、赵学说的内容。这三部书，传本较多，尚缺系统整理。为翻阅方便，"四库全书"、"古经解汇函"、"玉玲珑阁丛刻"等丛书都收录了这几部书，可任取一种了解大概。
顺宗即位，韦执谊为相，征召陆淳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为避皇太子名讳，改淳为质，史书多称其为陆质。陆质与韦执谊、柳宗元、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结为"死友"，参预了王伾、王叔文发动的"永贞革新"活动。当年，陆质病卒。
啖助的学说，起初几乎不为人知，历经30 余年，始由陆质而闻名。细论起来，这一学派的形成，首创其说者推啖助，充分发挥者为赵匡，整理推广者是陆淳。三人之间，啖、陆为师生，赵、陆为益友。这有吕温代陆淳所作的《进集注春秋表》为证，表文见于《全唐文》卷六二六、《吕和叔文集》。前引陆淳《修撰始末记》，亦只称啖助为"先生"，而呼赵匡为"赵子"，赵与陆显然没有师生关系。而《唐书·陆质传》以陆师赵、赵师啖，实是一大谬误！
2。颇具特色的解经新意第四章讲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其中的《春秋正义》只尊《左传》，而置公羊、谷梁二传于中经、小经之列。当时学子，则仅知有《左传》，不闻有公、谷；多知《左传》史事，少闻《春秋》义理。但当安史乱后藩镇割据形成，社会现状恰似孔子所处时代--"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如果再尊《左传》，岂不等于承认诸侯可以挟天子的历史，成为现实中割据者们的口实。这是中唐以来最高统治集团极不情愿，也最担心的事情。事实（史实）虽然不能够改变，但又不允许其成为什么"以下犯上"的历史"根据"，就得另外想出一种新的说法来。好在这样的说法，老祖宗那里早就有过。解释《春秋》，自西汉以来就一直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而公、谷两家不说史实，只谈义理，正可以从中发掘适合需要的"根据"。在这种背景下，啖助不仅亲身感受到安史之乱的祸害，还目睹了浙东刘展的反叛，于是决定通过史实与义理的对照，重新认识《春秋》经意，"从宜救乱，因时黜陟"。《春秋集传纂例》10 卷，集中了啖、赵学说的精华。《春秋微旨》3 卷，先列三传异同，再参以啖、赵之说而断其是非。《春秋集传辨疑》7 卷，专述啖、赵攻驳三传之言，以赵说居多。其书内容庞杂，主要观点和贡献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宜救乱，因时黜陟"。
啖助对照《春秋》，比较三传，认为在三纲废绝、人伦大坏的"季世"，唐尧、虞舜之化难行，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应当"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并再三强调：予以为《春秋》者，救时之弊，革礼之薄，。。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欲勉善行，救国之弊，革礼之失也。①赵匡发挥啖助这一思想，说得更加简明而形象：《春秋》者，亦世之针、药也。
把《春秋》视为医治社会病症的针、药，运针问病自然就要对症。赵匡将《春秋》"指要大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兴常典"，二为"著制权"。郊庙、丧纪、朝聘、蒐狩、婚娶，"违礼则讥之，是兴常典"，即以礼仪制度防备社会病症。对于"非常之事，典礼所不及"者，则"裁之圣心，以定褒贬"，是为"著制权"，即用"圣心"治理社会病症，或者说用"圣心"所"穷"《春秋》之"精理"，"从宜"、"因时"救乱①。
其二，"以史制经，以明王道"。
啖助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伤主威不行"，所以要"首王以正大一统，先王人以黜诸侯"。其"称天王以表无二尊，唯王为大，邈矣高矣"，尊王的宗旨十分明确。对于董仲舒、何休等人"黜周王鲁"说，啖助用怒责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的语气斥之为"悖礼诬圣，反经毁传，训人以逆，罪莫大焉！"啖助集注经、传的最高准则就是为了"尊王"，企图以"尊王"这个"理"来进行说教。即所谓"《春秋》以史制经，以明王道"②。赵匡进一步归纳《春秋》宗旨说：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不失纤芥，如斯而已。③就是说，要通过历史来"举三纲，提五常"，以此为"彰善瘅恶"的准则，实现"尊王室，正陵僭"的目的。针对安史之乱后皇室衰微、藩镇强大的局面，赵匡更是多所发挥。《春秋》中齐桓、晋文之霸，盟会侵伐，三传皆无义说，赵匡多所"损益"。如书中《盟会例》篇赵匡云："王纲坏，则诸侯恣而仇党行，故干戈以敌仇，盟誓以固党，天下行之，遂为常情。若王政举，则诸侯莫敢相害，盟何为焉？"
其三，"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啖助在论说《春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时，提出："夏政忠，忠之弊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求僿莫若以忠。""夏之忠道，当变而致焉。"所以孔子作《春秋》，乃"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①。其用意是很明白的，周的礼乐法度（文）过于繁琐（僿），多流于形式，徒具虚文。例行公事的人，并不一定具备忠心和诚意。因此，应当摒弃形式，提倡内心的忠诚，即所谓"以诚断礼，正以忠道，原情为本"，这才是行为的最高准则。所谓"立忠为教"，即要树立"忠道"以行教化；"原情为本"，是说"忠道"本原于人的情性，要从根本上做起。
啖助、赵匡在以《春秋》大义为唐代立法时，取舍三传尤其注重"立忠为教"的"教"字，提出：其辞理害教，并繁碎委巷之谈，调戏浮侈之言及寻常小事不足为训者，皆不录。。。若说事迹，虽与经相符而无益于教者，则不取。
反转过来，即使是"无经之传"，只要有"因会盟、战伐等事而说忠臣义士，及有谠言嘉谋与经相接者"，也都"略取其要"②。
至于陆淳，为了"立忠为教"，竟提出"以讳为善"的说法。经文中，僖公二十八年有"天王狩于河阳"的记叙，《左传》引孔子语批评晋侯"以臣召君，不可以训"。陆淳则说："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义，则晋侯请王以狩，忠亦至矣。""原情为制，以诚变礼也。"就是说，通过其心理动机（"原情"），达到宣扬"尊王"和"忠"的目的。由此，他主张："凡事不合常礼，而心可嘉者，皆以讳为善。"①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现在又多出一个"以讳为善"，经学"立忠为教"的宗旨确实暴露无遗了。
其四，考三家得失，开疑古之风。
自汉至唐，解《春秋》经虽有兼采三传者，如郑玄、范宁等，但都是专主一家的。真正是"考三家短长"的，始于啖助。陆淳在论说了啖、赵《春②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③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②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春秋微旨》卷中。
秋》宗旨之后，紧接着讨论的就是三传得失，大意如下：（左氏）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意，经文可知，。。故比余传，其功最高。。。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
（公羊、谷梁）大指亦是子夏所传，故二传传经，密于左氏。。。初亦口授，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
谷梁意深，公羊辞辨，。。②这一比较、对照，相对来讲是客观的。从记事的角度看，啖助认为《左传》博采而驳其混杂；就解经的角度而言，他肯定公、谷二传之密而指其乖谬；以公、谷相比较，则谷梁意深。这种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分析，不失为一种有影响的见解。加之所举的不少有力例证，迄今仍不能完全否定，更增加了其说"绝出诸家"的份量。
三传有得有失，也即有可取之处，又有不可尽信之处。其不可尽信之处，便成为疑古的根据。在回答"司马迁、刘歆与左丘明年代相近，固当知之，今以远驳近，可乎"的提问时，赵匡这样回答道：夫求事实当推理例，岂可独以远近为限！①这既是向唯古训是尊的传统的一种挑战，又是对唐初将传注法定化的一种蔑视！"所谓求事实当推理例"，即在占有材料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应当发挥主体意识来认识事物。后代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一般说是超过前代人的，占有材料大致相当，怎么可以用古人的认识来限制今人呢？赵匡的这一说法，似可谓古代认识历史的一种"主体意识论"。应当指出，赵匡的这种"主体意识"的核心，是"理"和由"理"所决定的"例"。关于这个"理"字，后面再叙。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赵匡更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一是《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其引孔子自比，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人。尤其是《论语·公冶长》有"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所以"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②。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问题。二是对于《春秋》的"例"所表现的怀疑态度。《春秋》的"例"，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例"了。杜预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其"例"有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赵匡驳道："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其"例"又有："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赵匡反问："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①周公时的"旧典"，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弑君"、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义例"？这可以说是赵匡"求事实当推理例"的最有力的例证。
有疑则有辨，啖、赵的大胆怀疑精神，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显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他们对三传也不是一笔抹煞，陆淳曾经明确说过：② 《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②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②最后，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啖助对于《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③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吾从周"，《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的。但到中唐，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礼法行事，就难以回避周初分封制的合法性，也就等于说安、史以来的藩镇抗命称王是符合周代"典礼"的了。那样的话，《春秋》作为传统经典，岂不就彻底失掉了"劝善惩恶"的"神圣"功用？为了保住《春秋》的"神圣"的"经典"地位，只能采取"信经驳传"的手法，三传解释的义理都不算数，错都错在三传的说法上，《春秋》经还是好经，责任不在"圣人"身上。于是，需要改变的只是三传中的陈旧观念，重新赋予《春秋》经新意就行了。结果，《春秋》就被说成"不全守周典礼"。这显然是强加到《春秋》名下的说法，用意旨在否定分封制。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是汉唐之际的一大政治体制之争，几乎在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都要涉及论列。
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又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神圣"地位另强加"新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神圣"起来。
② 《纂例》卷一《重修集传义》。
③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由经学思想向理学思想的转变时期。对于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1。救乱之旨影响久远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从宜救乱"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革新"或"新政"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质本人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详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赵、陆学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质，陆质病故，著述尽付吕温。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显然，也是要学以"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6700 余言，竟有12 处用"谨按《春秋》"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浩然有救世意"①。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氏整理的3 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庆历新政"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永贞革新"至宋初"庆历新政"，面对"国势浸微"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从宜救乱"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戍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新唐书》的苛责新经学"从宜救乱"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托古改制"，但其强调的"以明王道"、"忠道原情"都是紧紧围绕"解经"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明王道"，如何进行"忠道原情"的教化，却是"纸上谈兵"，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庆历新政"如"永贞革新"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如欧阳修所说，"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②。为此，十分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仁宗君臣决定重新"刊修"《唐书》，以"黜正伪谬"，《春秋》学又演为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上书》。
唐史热。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刊修"（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先这样写道：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①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到他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北宋仁宗时期，新的理学思想尚在酝酿阶段，先前的经学思想虽然出现种种"危机"，受到各方面的冲撞，却仍然是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还应看到，宋祁是在总结唐代历史，而在唐代前期经学思想又是定于一尊的。《新唐书》要"黜正伪谬"，在思想领域除了佛教思想外，比较而言就要轮到啖、赵、陆等人头上了。3。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邵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①理学大家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外在因素外，主要应从啖、赵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
啖、赵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理"与"教"。关于"教"，前面已论说。关于"理"，啖助是这样提出的：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②赵匡在说"教"的同时，同样谈到"理"：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赞曰"。
① 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
② 《纂例》卷一《啖氏集注义例》。
至于义指乖越，理例不合，浮辞流遁，事迹近诬及无经之传，悉所不录。③对于"理"这个概念，啖、赵并无专门的解释，但从其论说中是完全可以寻得其蕴含的，即为"尊王"。以此注经、取舍三传，则为"理通"；反之，则为"理不通"。这个"尊王"的"理"，与其"明王道"的宗旨是相一致的。新经学提出的"理"，旨在"尊王"，"正以大一统"。韩愈提出的"道统"之"道"，用以维系"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其核心在"君臣"大义上。新经学提出的"教"，前已叙，强调"忠道原情"，重在伦理道德。韩愈也提出"教"，强调正心以修、齐、治、平，实际上仍然是教人们奉"平天下"者为至尊。啖、赵提出的"理"与"教"虽然不如韩愈细致，但其内在联系是十分自然的，彼此相通的。由此，新经学与道统说之间便埋下趋于合流的伏线。这就是宋初石介等人为什么会在接受《春秋》新学舍传求经、尊王攘夷思想的同时，又成为韩愈之后、二程之前"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的"第一等人"的原因所在！①至于孙复、石介等人的《春秋》学研究，已不属本书范围。
4。几点结论通过上述考察，除开其"从宜救乱"之旨影响久远而外，可得出这样几点结论：其一，中唐《春秋》学结束了自汉至唐三传鼎立的局面，"变专门为通学"。从此，治《春秋》不再拘守三传。由《春秋》经学的变异影响到其它四经，传统的"五经"到了宋代都被重新解释。经学完成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其明显的转折点始自中唐的《春秋》学。
其二，中唐《春秋》学以其"理"与"教"与韩愈"道统说"相通，经宋初石介等人使二者合流，推进了理学的形成与发展。这正是理学大师们普遍首肯啖、赵、陆学派的根本原因所在。反过来说，中唐《春秋》学在官方思想开始重大转变的时刻，以其独有的个性特色成为了此间关键性的重要环节。
其三，此前《春秋》学中包含的"史之贵实"的精神，在这次经学变异当中遭到严重的践踏。其后，史学著作渐渐趋于"空言义理"，"舍人事而言性天"。"尊王"的"理"被推奉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维护了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治实体，却是以牺牲唐代前期那种开放、豪爽、热情、外向的时代心理为代价的。从此，国人的思想便日益被禁锢在伦理纲常的"天理"圈子中，渐渐变得狭隘、愚昧、保守起来。
③ 《纂例》卷一《啖赵取舍三传义例》。
① 《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孙（复）、石（介）辈忽然出来，发明一个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无此等人。如韩退之已自五分来，只是说文章。若非后来关洛诸公出来，孙、石便是第一等人。孙较弱，石健，甚硬做。"
八、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在唐代思想学术领域中，有一部堪称划时代巨著《通典》的深邃的思想，尚未被充分认识。本章特作一番发掘，以揭示古代思想领域中"天人关系"之外另一重大议题"古今关系"研讨的进程和所达到的高度。
（一）杜佑纂《通典》的旨趣《通典》问世迄今1190 多年，人们对它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认识很不一致。在当时，"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曾为该书"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两宋的数百年间，大都"习焉不察"，皆"以类书目之"①。南宋的大目录学家陈振孙虽认为《通典》"非类书"，却又以其"载古今制度沿革"而视之为"典故"②。明清，又谓之"政书"。近代以来，称为典制史，为当今多数学者沿用。但是，书中有"兵"与"边防"两大门类，并不记"古今制度沿革"。这表明，对于《通典》迄今仍多有"习焉不察"者。下面，让我们先从杜佑其人渐次展开分析。
1。杜佑生平杜佑（公元735 年-812 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家庭累世仕宦。起初，杜佑以门荫入仕，为郡、县辅佐官。后来，渐次升迁为剌史、观察使。代宗大历三年（768 年），为淮南节度使韦元甫的幕僚，"深所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在此期间，《通典》一书初具规模。这就是李翰在《通典序》中所说，"以大历之始，实纂斯典"。在其为"淮南元戎之佐，曰尚书主客郎"时，即大历三年至六年间，《通典》一书"累年而成"，"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阙，申高见发明"①。韦元甫大历六年卒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再入历工部、金部二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等使。当时，朝廷对河北藩镇用兵，"餽运之务，悉委于（杜）佑"。后迁户部侍郎、判度支，"以富国安人（民）之术为己任"。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 年），征调入朝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性嗜学"，"手不释卷"，"该涉古今"。经修改、补充，于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集完成《通典》200 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②。在《献书表》中有"自顷缵修，年逾三纪"一句，正是指从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始纂，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 年）献书，前后经历了36 年（三纪）。德宗见到献书，"优诏嘉之，命藏书府"。史言："其书大传于时"，"大
①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四《通典跋》。
②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
① 李翰：《通典序》。
② 杜佑献书后，尚有补笔。如书中卷一八四有叙至永贞元年（805 年）者，更有至元和初（806 年以后）者。至于杜佑去世后的某些记事，则系后人窜入，应当分辨开来。
为士君子所称"①。两年后，杜佑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拜相。同时，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10 卷，上奏德宗。顺宗即位，以杜佑摄冢宰，充度支盐铁等使，旋加弘文馆大学士。宪宗即位，复摄冢宰，拜司徒，平章事如故，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 年），为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当年，病卒。
杜佑的其它撰述，有杂传《宾佐记》1 卷，子书《管氏指略》2 卷，都已失传。《通典》200 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学术巨著。此外，今天可见的杜佑单篇的表、疏、序、论等文，尚有10 多篇，分见于《全唐文》、《玉海》等书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动荡岁月中，杜佑从地方僚佐升任封疆大吏，再进至宰辅，兼理盐铁财政。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理财实践，加之"该涉古今"的学识，使得杜佑对于古今之变、施政的关键等，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人，都认识得更清楚，看得更深、更远，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最显著。
2。从"体要"探"政理"的经世意识前面一章已经说到，面对着社会的巨大变化，自代宗至宪宗，思想领域出现了"言理道者众"的情况。所谓"理道"，即治道，指统治之道、施政之道。杜佑纂集完成《通典》之后，紧接着又将《通典》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以应社会变革、富国安民之需。
杜佑的政治阅历和理财实践，使他与众多的"文士"、"滞儒"探寻"理道"，表现出了极大的异趣。
首先，他反对从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历代众贤处"寻章摘句"，空发议论。贞元十七年（801 年）纂成《通典》，在献书表中杜佑这样写道：夫《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如日月之下临，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终古攸遵。然多记言，罕存法制，。。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阙匡拯之方。①这表明，杜佑十分清楚，儒家经典中的"君臣父子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都是空洞的说教，并不能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在那些"圣贤"书中，是找不到真正的"匡拯之方"的。如此犀利地批评儒家经典"多记空言"，"阙匡拯之方"，不只是在唐代思想领域不多见，就整个古代思想史而言，恐怕也可以打入"异端"行列了。清代学者王鸣盛考察了《通典》一书中杜佑所写论、说、评、议等文字，认为"偶涉经处，每驳去古义，别创新说"②，确实表现出了极大的反传统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