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见《校勘学史略》第十节，岳麓书社1983 年版。 .6
当杜佑摘要编成《理道要诀》一书之后，更清晰地道出他的思路：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记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③探寻"理道"，必须注意实效，不取空洞的说教。因此，只能从上千年来施
① 上叙杜佑生平，均见《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① 《旧唐书》卷一四七《杜佑传》。
②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③ 《玉海》卷五十一引《进理道要诀表》。
政的具体内容--礼法刑政入手，从中寻得"匡拯之方"、救弊之道。由此可以明白，考察上千年"礼法刑政"等制度沿革，并非杜佑纂集《通典》的目的，而是其探寻"理道"的手段。把握住这一点，判定《通典》一书的性质才不会本末倒置。由此，即可见《通典》的另一异趣之处。
杜佑在《理道要诀》一书自序中，直接表述了他与以往探寻"理道"者的重大区别：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
①李文博《理道集》原名《治道集》，后因避唐高宗李治名讳而改，两《唐书》都著录在子部法家类。其书不存，但《隋书·李文博传》有记载，称其"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诸掌"，且"性长议论"。杜佑强调，自己探寻"理道"（或"政理"）不在议论、规谏，而在"体要"，即以"体要"出发去"探政理"。这里的"体要"二字，与《尚书·毕命》中"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与荀悦"通达体要，以述《汉纪》"的"体要"二字，内涵都不雷同，这里是指"治政得失"的关键在体制。所谓体制，无疑要包含"礼法刑政"等制度，但实质上又是体现在社会结构之中的。杜佑强调"颇探政理，窃究始终"，表明他要从考察"体要"的"始终"，深入地探寻施政的道理。"体要"的"始终"，也就是施政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通典》不再把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当成规谏对象，而是从施政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中探寻为政之道，从而把"探政理"与反映体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注重体制对社会变革的重大作用，比起看重帝王个人作为对社会的影响，显然前者认识更深刻，也更接近本质！尤其是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变革之际，杜佑竟然要从现存体制变化中寻求施政救弊之道，这在古代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不失为一种创见！
"颇详"《通典》"旨趣"的李翰，似乎看到这一点，因而在为《通典》所作序中特别指出，该书"警学者之群迷"处，正是"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杜佑去世后，权德舆为其作《墓志铭》，也充分肯定《通典》"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①。李翰、权德舆是杜佑同时代的人，都感受到了社会流弊日积、政治危难当头的现实，因而最能悟出杜佑从已经变化了的体制中探寻施政救弊之道的用心，恰如其分地道出《通典》的旨趣在"致用"，在"经世"（"经邦"）。换句话说，《通典》从"体要"探"政理"，表现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是得到了同时代人的高度评价的！就经世思想的发展演变而言，《通典》一书是应当占据重要席位的。因为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何人的思想或哪本书的内容是以"经世""致用"二词联用被评价过的。被誉为"经世""致用"之作的巨著，第一部就是《通典》！3。全新的社会结构说既然儒家经典"多记空言，罕存法制"，历代众贤著论又少"匡拯之方"，杜佑又是如何从"体制"出发来探"政理"的呢？
他也认为"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但他的"行教化"并非"循圣人
① 《玉海》卷五十一《理道要诀》引。
① 详见《唐文粹》卷六十八。
之道"，而是提出一套从社会实际出发的主张：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这是从施政实际出发，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有机联系的第一次完整论述。《通典》全书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分门别类的："以食货为之首（十二卷），选举次之（六卷），职官又次之（二十二卷），礼又次之（百卷），乐又次之（七卷），刑又次之（大刑用甲兵，十五卷；其次五刑，八卷），州郡又次之（十四卷），边防末之（十六卷）。"①这样分门类，依照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的次序，分别考察它们的沿革，认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新的逻辑结构：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教育到军兵刑罚，最后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说，可以认为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最准确地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而且，杜佑按照这种逻辑关系编排全书是十分自觉的，为的是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因而在历史编纂学也是一大创举！
在高度评价《通典》总体结构的同时，不少学者却对其用一半篇卷记述礼仪不能够理解，甚至指责为该书的最大缺陷。
其实，礼仪从其产生之日始，就是作为人们行为规范、法规和仪式而干预整个社会的。在其后的发展演变中，一方面形成一朝一代的礼仪制度，另方面又因习成风，变为一家一姓的"良风美俗"。从这一意义上讲，礼仪记载着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轨迹，既包含有大量维护封建等级、强化封建统治的内容，又容纳着中华民族传统的诸多基本方面。
《通典》中，《礼》100 卷，历代沿革65 卷、开元礼35 卷，都是依吉、嘉、宾、军、凶五礼进行记述的。在100 卷的开端，杜佑明确写道：礼者，"事天、事地与人"；"天、地唯吉礼也"；"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所谓的"天、地唯吉礼"，是指吉礼主要为祭祀天、地之礼，也有部分祭祀祖先的内容。祭祀天、地，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及山川草木，所反映的是我们民族古来对自然崇拜的形式。祭礼祖先，当然是对祖先崇拜的形式了。从这中间，可以探得原始宗教的起源、社会作用及其演变。所谓"其余四礼，并人事兼之"，是指嘉、宾、军、凶四礼主要记录人事，反映人际关系。嘉礼，包括冠冕、婚嫁以及婚嫁派生出的宗族关系。宾礼，主要记朝聘之礼、宾主之仪。军礼，为命将出征等礼。凶礼，包括各类丧祭制度、各种亲族服制及其所反映的亲族关系。对于这些，杜佑并不是等同对待的。在历代沿革65 卷中，嘉礼18 卷、凶礼27 卷，共45 卷，占70％。就是说，吃饭问题（已详述于《食货》）之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冕）、婚嫁、宗族、丧葬等，是《通典》考察社会结构时系统记述的重点。
婚嫁、家庭、宗族关系，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早已为人们所认识。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在古代中国尤为明显。因此，考察婚姻、宗族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杜佑认识社会结构和社会风貌必不可少的环节。尤其是因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族服制，
① 《通典》卷头语。
反映着"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亲属关系的亲疏异同"，这正是"一个完备地制定了的亲属制度的基础"①。透过嘉、凶二礼中大量的记述，不难揭示这种"亲属制度"是如何成为制约当时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的。
至于丧礼和葬礼，更能够反映人们的鬼魂崇拜观念。东晋元帝时，有过一场关于招魂葬的辩论。杜佑在卷一○三"招魂葬仪"条中着重记述了这场争论的起因，各家主要观点。借助这条记载，可知当时关于形神问题的一些片断认识。王裳以"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为由，反对招魂葬。这一"形神本相依"、人死"无形而依"的观点，虽然不能与160 多年后关于神灭的系统论述相比，但毕竟揭示出古代中国更早的一次涉及形神问题的争论。
总之，透过礼仪沿革可以探得古代的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整个社会风貌，是杜佑社会结构说的深入和补充，这点很值得引起普遍重视。把握住社会总体结构，再深入地探得种种社会表象的根源，才能够真正认识体制上的积弊，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杜佑所说的从"体要"出发"探政理"、"思理道"的全部含义，也是《通典》全书旨趣之所在！
①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4 页。
（二）《通典》的非古是今杜佑从"体要"的"始终"探究"政理"的旨趣，决定了《通典》是一部"非古是今之书"①。当我们细细品味全书各典时，便会深深感到贯穿其中的是杜佑这样的一段话：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②这显然是服从于"探政理"的需要的。下面，分三个方面侧重考察《通典》书中的"非古是今"的思想。
1。古今既异，形势亦殊《通典》考察体制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初始阶段开始的。
最初，上古人类"不施衣冠"，"未有制度"。其后，才渐为衣裳、作冠缨。即使丧葬，也是逐渐形成制度的："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至于选官、文教乃至疆域伸缩，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轨迹。杜佑在考察了人类初始阶段的基本状况之后，针对"昔贤"不满于现世"浇巧"，大肆美化"往昔敦淳，务以激励勉其慕向"，"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交不争，自求自足"的种种说法，驳斥说：人之常情，非今是古。昔朴质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古之中华"并非"黄金时代"，与今之周边"夷狄"相类似，有着不少"鄙风弊俗"。显然，这是用历史事实对"非今是古"者的一个有力批驳！
在认识到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进化的基础上，《通典》又对一些重大的"体制"问题作出深入考察，看到古今的差异，得出"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结论。
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可谓汉唐之际关涉"体制"的头等大事之一。仅就唐代而言，杜佑之前有魏征、马周、李百药等专篇论辩，其后又有柳宗元《封建论》集大成。杜佑在总结中唐以前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时，首先表露出的便是"古今既异，形势亦殊"的思想。
《职官》十三《王侯总叙》一开头就这样写道：法古者多封国之制，是今者贤郡县之理（治）。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杜佑认为，不论"法古者"还是"是今者"，对于分封与郡县的论辩都未能"究详"，因而提出自己的见解，"尝试论之"。他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
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或循旧政，简利不传；或坟籍散亡，建兹复祀。
分封制是"相因"而来，即在承认远古氏族首领既有权力基础上确立的，并非什么古代圣贤主观创设的一种制度。然而，这种"天下列国"之制，到后来变成"更相征伐，未尝暂宁"了。其结果是：
① 详见《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历代三》。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
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增于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也。①郡县制是为改变诸侯"更相征伐"、侵陵天子的局面而出现的一种新制度，自汉至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表明这是一种"适时"的制度。总括起来说，三代封国，是适应"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的实际，因而叫做"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秦汉以后"罢侯置守"，实行郡县制，是适应"海内统一"、"人既庶焉"的现状，比较而言："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古今的不同，形势的区别，说得再透彻不过了。
2。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既然古今形势不同，社会是在不断进化的，杜佑自然把目光集视于历史的前方，反对"因循而重改作"，强调"行古道"是行不通的。
书中仍然是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入手。杜佑先举了一个婚礼的实例，上古人食禽兽之肉而衣其皮毛，周代"尚文去质"，所以"制婚礼纳征用元纁俪皮充，当时之所服耳"。秦汉以后，"衣服制度与三代殊"，"时俗用五色信，颇为得礼之变也"。再以"元纁及俪皮为礼物"，只能是"徒劳"！接着，杜佑又问：三代行朝享礼之后，"诸侯皆右肉袒于庙门之东，乃入门右北面，立告听事，今亦须行此礼乎？"①就此数例，已经表明"古道"不可再行。反映社会生活的礼仪制度如此，关涉"体要"的重大政治制度更当如此！
上面已经说到，杜佑对于分封与郡县这一重大体制的古今差异有着透彻的认识，因而他更加清楚恢复分封制的危害和必然受到历史惩罚的结局。西汉实行分封，出现了七国之乱。西晋实行分封，更引发了八王之乱。对此，书中专有论述。对于三代，特别是周之分封，"秦覩其弊，不述建侯"。但秦却二世而亡，"汉祀矫枉"，以为是实行郡县制，失去同姓王保卫皇室的结果，便又"并建勋、亲"，恢复分封制。然而，"勋、亲"未必一心捍卫皇室，于是西汉初年连续出现祸乱，"彭，韩菹醢，续有吴、楚逆乱"。至武帝、昭帝之后，"制许推恩，分人为差，但食租税"，才算化解了因分封而带来的战乱。至于西晋八王之乱，杜佑特别加了一段注文：晋以魏公族微弱，神器易迁，故委兵诸王。未几迭相攻伐，遂亡天下。所谓矫枉过当，其败愈速也。
西晋完全重复西汉初年的想法、做法，结果比西汉受到的惩罚更为惨重！经过数百年的反复，南朝"改更旧制"，不再行分封。杜佑总结道：自兹以还，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欲行古道，势莫能遵"，不只是对"法古者"们的有力驳斥，而且指出"欲行古道"行不通的原因所在--"势"。前面曾经提到，"古今既异，形势亦殊"。这都表明，杜佑是十分注意古今变异中"势"（"形势"）这个问题的。
① 《通典》卷一八五《边防》序注。
① 《通典》卷五十八《公侯大夫士婚礼》。
① 《通典》卷三十《王侯总叙》。
"势"（"形势"）的提出，仍然要从论分封与郡县说起。在唐初"贤郡县之理"的"是今者"当中，李百药著有《封建论》一篇，批评"著述之家，多守常辙，莫不情亡今古，理蔽浇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反对"天下五服之内，尽封诸侯；王畿千乘之间，俱为采地"的做法②。但他在分析秦二世而亡原因不在"废封建、置郡县"时，却表现出了杜佑所说"终莫究详"的问题："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杜佑却摒弃"冥数"之类的说法，从"法度"、"政理"出发，指出：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历史上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进是"形势驱之"，唐代社会的变异同样是"势"、"事理"使然。书中分析安史之乱的社会原因，最足以表明这一点。开元二十年以后，边将邀功，"务恢封略，以甘上（玄宗）心"。因而，不断对奚、契丹、西南"蛮夷"、吐蕃用兵。兵败"失万而言一"，得胜"获一而言万。"恩宠赏赐不断，骄矜跋扈日增。哥舒翰统西北二镇，安禄山统东北三镇，骁将锐士、良马精兵集于二帅，京师空虚。针对这样的实际，杜佑分析说：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胁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①不把重大历史事变的原因单纯归结于个人作为，而从社会当中去加以探寻，这正是《通典》旨趣的独特之处。"势"、"形势"、"事理"等等的提出，表明杜佑从古今"体制"变异中探寻出了更加符合实际的"理"来。
总之，杜佑所探"政理"中有这样一条：古今异制，是"形势驱之"；欲行古道，"势"决定其行不通！
3。随时立制，既弊而变鉴于杜佑充分认识到古今"体制"之变的不可抗拒，决定重大事变的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形势"、"事理"，因而提出最有成效的施政之道只能是"随时立制，遇事变通"，"随时拯弊，因物利用"②。
翻开《通典》一书，随处可见，凡历代重大制度变革，杜佑无一不是给予充分肯定的。先略举几例。卷七《丁中》"论曰"写道："三王以前，田井定赋。秦革周制，汉因秦法。魏晋以降，名数虽繁，亦有良规。"东晋的"土断之令"、隋朝的"输籍之法"，都在其肯定之列。又如卷十九《职官》序，特别强调"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有变易。暨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不师古，始罢侯置守"。
在高度评价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之外，《通典》对于另两项关系"利国富民"的划时代变革尤为瞩目。
② 《旧唐书》卷七十二《李百药传》。
③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② 《通典》卷四十引《省官议》、卷一八五《边防》序。
在考察历代田制变革时，杜佑看到先前孟子所谓的"仁政必自经界始"
的制度早已遭到破坏，"经界不正，田地不均，谷禄不平"。秦孝公任商鞅，商鞅革旧弊，废井田，开阡陌。"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①。尽管有以商鞅变法"虽获一时之利，而兼并逾僭兴矣"的说法，杜佑仍将商鞅与"兴周"的姜太公、"成齐之霸"的管仲、"富魏"的李悝等相提并论，尊之为"六贤"之一，称其"富国强兵，立事可法"②，是一个成功的变革者。商鞅变法之后，杜佑最看重的便是当时的赋税制度的变革。本来，《通典》的卷头语交待得很清楚，"初纂止于天宝之末"，只是"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通典》以"食货为先"，共12 卷。其中，有杜佑长篇议论的仅两处，一处在卷七篇末，一处在卷十二篇末，而涉及天宝以后事的则只有卷七篇末的"论曰"。这篇议论以一半的文字论述了德宗建中元年废租庸调旧制，改行两税之法。对于旧制的积弊，杜估作出深入考察：旧制，百姓供公上计，丁定庸调及租。其税户虽兼出王公以下，比之二三十分唯一耳。自兵兴以后，经费不完，于是征敛多名，且无恒数，贪吏横恣，因缘为奸，法令莫得检制，烝庶不知告诉。其丁狡猾者，即多规避，或假名入仕，或托迹为僧，或占募军伍，或依信豪族，兼诸色役，万端蠲除。钝劣者即被征输，困竭日甚。
同时，又分析了造成这种积弊的"体制"上的原因：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体制"上的、赋役制度的积弊，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否则，经费将会更加"困竭"，名籍编户越来越少。于是，废弃旧制，实施新法。
建中新令，并入两税。恒额既立，加益莫由，浮浪悉收，规避无所。
减化税法，确定税额，既能避免"征敛多名"，又可防止种种逃避，以保征赋税收入。经初步实施，便收到实际效益：自建中初，天下编甿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甿，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
将建中初年实施两税法置于"要须议论者"之列，并以如此系统的论述写入《通典》书中，正是因为杜佑从当时"施政"实践中体会到了这一税制改革是"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着眼点仍然是放在"适时"、"拯弊"上的。
《通典》纂成之日，两税法已经实施了20 余年，杜佑并未回避它的缺陷。其初，"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轻重不一"。后来，客观条件多所变化："仍属多故，兵革荐兴。浮冗之辈，今则众矣。征输之数，亦以阙矣。旧额既在，见人渐艰。"尽管如此，杜佑从古今对比之中仍然看到这一重大税制改革的历史意义，主张继续实施这一以敛括户口、土地为基础的税法：详今日之宜，酌晋隋故事，版图可增其倍，征缮自减其半。赋税既
① 《通典》卷一《田制上》。
② 《通典》卷十二"论曰"。
均一，人知税轻。免流离之患，益农桑之业，安人济用，莫过于斯矣。①今天，人们对于租庸调制向两税法的变革已不再有岐义了，关于两税法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转变中的历史意义也有充分认识了。但在当时，包括陆贽那样的大政治家都对两税法的实施持否定态度，甚至留恋过时的租庸调制。杜佑的认识何以最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关键在于他具有自觉的"非古是今"的思想，一切从"施政"实际出发，一切都是向前看，因而只要是革除旧制度积弊有成效的变革，有益于改变社会积弊的新制度，都加以"详究"，给予充分肯定。
"随时立制，既弊而变"，不但体现了杜佑"非古是今"的思想，也表达出杜佑"经世致用"的思想。《通典》的问世，代表着中唐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的一个发展高峰。
① 上引均见《通典》卷七"论曰"。
（三）《通典》的历史地位第一节开头已经提到，千余年来人们对于《通典》一书的性质认识尚且不一，因而评价它的历史地位自然要受到局限。尽管朱熹看到了《通典》"非古是今"的实质，却没有一家思想史涉及《通典》的思想内容。为此，特多费一点笔墨进行考察。
1。思想史上的地位历来的思想史论著，对《通典》之前的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所谓"进步历史观"）都有专篇论述，而于其后的柳宗元的历史观更有着高度的评价。下面，就以刘、柳的"进步历史观"为参照系，排比一下三人的见识，从而使读者看清《通典》应该占据的思想史位置。
关于反对命定论的历史观。
所有肯定刘知几的论著，都引录他的这一观点："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妄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①评价柳宗元，大都引用他的《贞符》中的观点："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②。
至于杜佑，前面已经叙及他论分封与郡县时批评李百药"乃称冥数素定"的观点。在论述重大历史事变原因时，杜佑强调："盖是人事，岂谓天时？"③关于历史进化的问题。
刘知几从史体、史文等的发展出发，认识到"古今有殊，浇淳不等"，主张"考时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异"④。
柳宗元则是从"生人有初"考察分封制向郡县制的演变，表达出其历史发展进化的思想认识。
相比而言，从上面一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杜佑以《通典》全书，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古今变异的系统考察，论定"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其视野的广阔，结构的严密，内容的翔实，议论的中肯，都是刘知几、柳宗元无法相比的！
再来看他们关于历史进化原因的认识。
刘知几在考察史文演变时说："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①。
柳宗元在论述封建制产生、施行时说："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②。
对于刘、柳关于"势"的认识，侯外庐先生曾经指出：这是"一般的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刘知几对于复古主义者的批评指责，能中肯地指出他们的观点'理不必然'，而他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
①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
② 《柳河东集》卷一。
③ 《通典》卷十二"论曰"。
④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① 《史通》卷六《叙事》、卷九《烦省》。
② 《柳河东集》卷四《封建论》。
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柳宗元论封建所依据的势之必然说"，"也都是如此"③。
但是，杜佑关于"势"的认识，虽然不能彻底摆脱刘、柳那样的局限性，却也不完全是"抽象的历史形势决定论"。杜佑是要从"体制"的古今变异中探"政理"，不光是书生式的研究"学问"，因而他的分析、认识不可能只"抽象"而不务实。例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形势驱之"的说法。杜佑以汉祖封建王侯，卑弱而忠，强大而悖。贾谊献策，"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晁）错之名"④。"卑弱而忠，强大而悖"，"末大本小，终为祸乱"，这在古代社会显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不能称之"抽象"吧？再如讲到"安禄山称兵海内，未必素蓄凶谋"，是"事理不得不然"时，杜佑也不是像刘、柳那样对"自己所建树的正面理论，却不能正确地讲出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而是既指出了当时的具体形势，边陲势强，朝廷势弱，又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事理"："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总之，杜佑关于"势"的认识，在不少地方都是接触到了历史真实的，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事物发展的真理，因而较比刘知几、柳宗元的认识要实际得多、深刻得多！
最后，对待历史进化的态度问题。
刘知几有言："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①。这是在讲，历史事实发生变迁，记述历史的史书表达方式也应当随着变化。
杜佑所说"详观三代之制，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随时立制，既弊而变"等，则是考察古今社会"体制"变异后得出的结论。从上面一节的分析看，其出发点的高度，落脚点的实在，都是刘知几不能相比的。当然，刘知几早杜佑将近一个世纪，不能达到后者的思想高度自无可非议。但刘知几史学中的哲学思想能够在思想史中占据一定席位，杜佑"非古是今"的经世思想就更应当在思想史中占重要席位！
从上述几个基本方面的对照中，杜佑与《通典》在古代思想发展史中的地位已经充分显露出来，再也不能够无视或被排斥了。
2。学术史上的地位鉴于上千年来多以《通典》为制度史，由此出发评论其学术地位，看法很不一致。一种代表性的看法认为，《通典》"以刘秩书为蓝本"，"复袭取官书，攘为己有"，"此书之成，亦可云易也"①。相反的看法也颇具代表性，认为纪传史的志"断代为书"也有问题，"于是乎有统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自成一创作以应此要求者，则唐杜佑之《通典》也"②。这两种看法，③ 《老刘知几的学术思想》，《历史研究》1961 年第2 期。
④ 《通典》卷一四八《兵》序。
① 《史通》卷五《因习》。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十《杜佑作通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