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去奢省费这主要表现在戒兴宫室、禁止王公奢靡诸方面。
太宗即位后，所住宫殿还是隋朝建造，已然破旧。原打算建造一殿，"材木已具"，但一想起秦始皇营造宫室而亡的教训，便不准备兴建了。当时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住潮湿，因而公卿奏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说："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而所费过之，岂为人父母之道也？"虽然大臣们请求再三，太宗"竟不许"。四年，又对大臣们说："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劳弊之事，诚不可施于百姓"②。贞观前期，太宗基本上没有大肆兴修土木工程。十一年洛阳大水，冲毁百姓房屋，太宗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将木材分供百姓整修居室。
太宗两次释放宫女，一次在即位之初，放还宫女3000 余人；一次在贞观二年，又放还宫女数千。释放宫女，一是"省费"，二是"息人"，即令其婚配，生男育女，增加人口。
禁断王公奢靡，自贞观元年便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
①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② 《贞观政要》卷5《诚信》。
③ 《旧唐书》卷194 上《突厥传上》。
④ 《资治通鉴》卷192 高祖武德九年十一月。
① 《贞观政要》卷1《君道》、卷8《务农》。
② 《贞观政要》卷6《俭约》。
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限制王公贵戚过分奢侈。十一年，针对勋戚之家"以侈靡而伤风，以厚葬为奉终"的情况，专门下了一道《戒厚葬诏》，违者"随状科罪"③。由于太宗的提倡和限制，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衣无绵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①。
（3）轻徭薄赋轻徭薄赋，为的是"使民衣食有余"。已经颁行的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太宗继位后切实地加以推行和落实。
贞观初，长孙顺德拜泽州刺史，发现前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并占境内膏腴之田数十顷，顺德并劾而追夺，分给贫户。"②十一年河南暴雨成灾，太宗下诏"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圃院，分给遭水之家"③。就整个贞观年间的情况看，推行和落实均田令的重点在宽乡，奖励垦荒。贞观元年，"朝廷立议，户殷之处，得徙宽乡。"④同时，考课地方官，也以"安置客口"、"善相劝勉"者为最。直至十八年，太宗在灵口（今陕西临潼零口）见丁男受田30 亩，达不到田令规定的100 亩，"夜分而寝，忧其不给"，下诏州府"录尤少田者，给复移之宽乡"⑤。
"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不在薄赋，而在轻徭，这主要是汲取隋炀帝"徭役无时，干戈不戢"的教训而确定的。除去前面所说为了去奢省费，在限制役使民力方面，太宗还用法律加以约束。《唐律》中明确规定："修城郭、筑堤防，兴起人功，有所营造，依《营缮令》，计人功多少，申尚书省，听报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报，各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⑥一面去奢省费，一面促进生产，使民衣食有余。其核心是与民休息，不违农时，所体现的正是以静求治的施政总方针。贞观五年年底，太宗君臣把与民休息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还用养病来作生动的比喻，说："治国如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傥遽自放纵，病复作，则不可救矣。"①经历了隋末丧乱而创建的政权，犹如久病初愈，尤其需要悉心护养，才能康复强盛起来。（4）实现"大治"
在"以静求治"的决策下，太宗君臣孜孜以求，推行均田、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劝课农桑、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兴修水利、去奢省费，"行之数年，天下大治而风移俗变"。
京畿地区，首先恢复和发展。贞观三、四年，关中丰收，流散人口纷纷回乡。但关东广大地区，还是"人烟断绝，鸡犬不闻"②的荒凉景象。
到贞观六、七年风调雨顺，"频致丰稔"，关东普遍恢复和发展起来，一改昔日凋残破乱的面貌："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③ 详见《唐大诏令集》卷80。
① 《贞观政要》卷6《俭约》。
② 《旧唐书》卷58《长孙顺德传》。
③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
④ 《旧唐书》卷191《崔善为传》。
⑤ 《册府元龟》卷105《惠民》。
⑥ 《唐律疏议》卷16《擅兴律》。
① 《资治通鉴》卷193 太宗贞观五年十二月。
② 刘肃：《大唐新语》卷13《郊禅》。
此皆古昔未有也。"③八年、九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都是丰年。德宗时，宰相杜佑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治）。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④这些记载，虽然不免夸张，但"外户数月不闭"反映的是社会安定，米价不断下跌表明农业持续发展，"使民衣食有余"的目标大体实现了。因此，人口增长比较迅速。高祖在位时，全国不满200 万户。贞观末年（公元649年），全国民户近380 万，23 年间净增180 万。
4。任贤纳谏"贞观之治"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太宗的任贤纳谏分不开的。因而，任贤与纳谏便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
（1）任贤致治在确定"以静求治"基本国策的同时，太宗又提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的问题，把"致治"与"得人"联系起来。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太宗颇感自己"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而所委任的官吏"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①，再次强调"得人"与"治乱"的关系。到晚年，太宗总结实现"大治"的三条经验中，第二条便是"进善人，共成政道"②。这表明，太宗始终把"得人"视为"致治"的关键，因而多次要求宰相放下"细碎务"，专门"求访贤哲"。
"得人"关系"治乱"，太宗择官时特别强调："任官惟贤才"。所谓"贤才"，魏征有过解释："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③"才行俱兼"，也就是才德兼备。在总体上，太宗始终遵循着这一衡量、选拔人才的基本准则。不论至亲、勋旧，还是"微贱"、"昔仇"，只要"才行俱兼"，就及时任用。相反，如果"才行不至"，即使亲贵，也不虚授。国舅长孙无忌既是至亲，又是元勋，七年，太宗封其为司空，有人以为这有"私亲之诮"，太宗立即表示："朕之授官，必择才行"，长孙无忌"雅有武略"，"功绩才望，允称具瞻，故授此官"，"盖是取其才行"①。魏征出身"微贱"，又曾劝太子建成早谋秦王世民，可谓太宗"昔日仇敌"，但其"雅有经国之才"，太宗任以"枢要之职"，所陈要事太宗无不"欣然纳受"②。而太宗从叔父李神通，既是宗室亲王，又有当初响应举义之功，武德九年计功行赏时被排除在一等功臣之外，位居房玄龄、杜如晦之后，因而"不服"。太宗当面指出：义旗初起，"叔父虽率兵先至，未尝身履行阵"，后来"（窦）建德南侵，全军陷没"，"刘黑闼翻动，叔父望风而破"，既无将才，又无军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④ 《通典》卷7《历代盛衰户口》。
①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② 《新唐书》卷105《褚遂良传》。
③ 《贞观政要》卷3《择官》。
①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②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功，"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③。李神通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得位列房、杜之后。不久，"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才的房、杜擢升为宰相。
至于"有德无才"或"才优行薄"之人，太宗大体做到知其善恶，舍短取长，但终不重用。特别是"才优行薄"者，即使再有资历，也不重用，许敬宗就是明显的例子。许敬宗"善属文"，早年与魏征同为李密幕僚，后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太宗用兵高丽，命其马前草拟诏书，"词彩甚丽，深见嗟赏"，但直至太宗去世，前后30 多年，"位不过列曹尹"而已。相反，马周、刘洎等是太宗即位后才入朝为官的，不过六七年，皆为宰相。以"文学宏奥"而论，马周、刘洎比不过许敬宗，但太宗对他们的作用却"相殊"，完全是由于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④。
为了保证"广任贤良"，太宗特别注意杜绝谗邪。他总结实现"大治"
的第三条经验便是："斥远群小，不受谗言"。当时，太宗君臣除了经常论说"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还定下一条规矩：谗人者"当以谗人之罪罪之"。一次，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知数职"，想动摇二人的相权。太宗对主管选官的吏部尚书戴胄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勋旧，以其有才行也。"同时指出：陈师合"妄事毁谤，止欲离间我君臣。"于是，以谗人之罪罪之，"流陈师合于岭外"①。还有一次，有人告魏征谋反，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如今提拔任用，"何乃妄生谗构？"②连问都不问魏征，便将诬告之人斩首！谋反罪是要斩首的，诬告魏征"谋反"，以谗人之罪罪之，所以诬告者被斩首。这一有力措施，确保了"贤能"人尽其才，共成治道。
当实现"大治"之后，太宗说道："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③。从贞观年间决策集团的构成来看，确实体现了广任贤才，共成治道的特点。最高决策集团的成员，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秦王府的"亲故"，如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二是来自太子东宫的"昔仇"，如魏征、王珪等；三是起于"寒微"的"贤才"，如马周、刘洎、戴胄等；四是高祖时的"遗老"，如萧瑀、封德彝等。太宗依重秦王府"亲故"，大胆信用"昔仇"和"寒微"，联合高祖"遗老"，加速了"大治"的进程。再从"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看，也是新旧、官民、士庶、夷汉同时并用。后代对于"贞观之治"的评论，都非常看重任贤致治这一点。《旧唐书》中，"史臣"再三强调：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终平泰阶，谅由斯道"①。"所谓猛将谋臣，知机识变。有唐之盛，斯实赖焉。"②（2）纳谏共治纳谏与任贤，是关系治乱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太宗不只一次对大臣们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③ 《旧唐书》卷60《淮安王神通传》。
④ 《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史臣曰"。
①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② 《贞观政要》卷6《杜谗邪》。
③ 《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
① 《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史臣曰"。
② 《旧唐书》卷68"史臣曰"。
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③这里，既把"纳忠谏"、"进直言"提到关系治乱安危的高度，又将二者视为君明、臣贤的标准，只有明君与贤臣"合契"，才能保其国、全其家。因此，贞观初年太宗"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④为了确保"臣进直言"，在制度上明确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得闻政事，有所开说。"⑤同时，三令五申，要求中书省、门下省"坚守直道"，"勿上下雷同"，甚至批评中书、门下"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⑥。再就是实行重赏，鼓励直谏。太宗刚即位，有个叫元律师的人被判死罪，大理少卿孙伏伽进谏：此人"法不至死，无容滥加酷罚"。太宗认为很对，便赐给兰陵公主园，值钱百万。有人认为，孙伏伽所谏极平常，赏赐却太丰厚。太宗说："我即位来，未有谏者，所以赏之。"⑦贞观元年，为简点中男入军之事，敕文连下三、四次，魏征执奏不可，以至太宗发怒，再出敕旨，魏征仍然坚持不可，掌管签发诏敕大权的黄门侍郎王珪"不肯署敕"。太宗召二人质问，魏征"正色"对答，并指出太宗即位以来"大事三数件，皆是不信，复何以取信于人？"①太宗最终停止简点中男入军，赐魏征金瓮一口，赐王珪绢50 匹。总的来说，贞观年间，切谏有功者，太宗通常都要给予物质鼓励。上述措施，概括起来，就是魏征后来所总结："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②特别要提出的是，为了导人使谏，太宗十分注意自己的态度。一是放下君王的架子，不假"辞色"，"接群臣辞色愈温"；二是"恣其陈述"，言者无罪。他常对大臣说："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③君明臣贤，在太宗"导人以谏"的鼓励下，朝廷上下，谠言直谏，成为一时之风尚。新、旧《唐书》列传中，直谏的记载比比皆是。著名的有薛收谏猎，太宗赐金40 锭；温彦博谏长安令杨纂失察，罪不当死；虞世南谏田猎、谏山陵之制不宜过厚、谏勿以功高自矜、勿以太平自怠；马周谏大安宫宜崇奉、宗庙宜亲祀、乐工王长通等不宜赐官，太宗购大宅值200 万以赐马周；王珪谏出庐江王瑗姬、谏祖孝孙不宜令教女乐；姚思廉谏幸九成宫，太宗赐帛50 匹；高季辅指陈时政得失，太宗赐钟乳1 两；张玄素谏修洛阳宫，太宗赐帛20 匹；褚遂良谏宠魏王泰太过、谏告成东岳即罢封禅；张行成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宜以东西为限，太宗赐马1 匹、钱10 万、衣1 袭；刘洎力谏不宜与群臣论难，恐致阻进言之路，等等。④在众多的直谏者中，最杰出的当首推魏征。自太宗即位，至魏征去世，前后17 年间，陈谏200 余事。太宗将魏征比作"可以明得失"的一面镜子，经常对大臣们说："贞观之后，尽心于③ 《贞观政要》卷3《君臣鉴戒》。
④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⑤ 《唐会要》卷55《谏议大夫》。
⑥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⑦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①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② 《贞观政要》卷2《直谏》。
③ 《贞观政要》卷2《求谏》。
④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贞观中直谏者不止魏征》。
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①与朝廷上下直谏成风相呼应，太宗纳谏之风影响到后宫。长孙皇后往往在太宗一时不能接受臣下直谏时，努力进行规劝，起到调节作用。一次太宗罢朝回后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忙问要杀谁，太宗说："魏征每廷辱我。"长孙皇后急忙退入内室换了一身朝服出来，郑重地向太宗表示祝贺："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②太宗转怒为喜，杀魏征的念头也烟消云散了。
总之，从认识到实践，贞观君臣确实是"协力同心，极言无隐，共相匡辅，共成治道"的。
5。严守律法前面一节已经介绍过唐前期的刑律及司法程序，这里着重叙述体现"贞观之治"的另一个侧面--太宗君臣自觉"守法"和严格执法。
（1）自觉守法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有一个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疯病，"言涉妖妄"，诏令下狱。张蕴古认为此人疯颠有征，不应治罪。太宗已经准备宽赦，张蕴古即向李好德通风报信，并与之"博戏"，被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发现，太宗大怒，令斩张蕴古于东市。过后，太宗深以为悔，对房玄龄说："蕴古身为法官，与囚博戏，漏泄朕言，此亦罪状甚重。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下诏："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①从此，死刑必经五覆奏便成为制度。用制度来制约自己的威权，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换句话说，以法制约皇权，这在古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在处决张蕴古之际，大臣"竟无一言，所司又不覆奏"。记取这一教训，太宗还要求大臣经常提醒他自觉守法。如对大理少卿戴胄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②贞观十一年，太宗以近来执法偏严，问大理卿刘德威。刘德威回答说："此在主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懈决的办法是："陛下傥一断以律，则此风立变矣。"太宗悦而从之，"由是断狱平允"③。魏征更是直言进谏，强调"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指出太宗"作法贵其宽平"，而"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结果是"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这种"任心弃法"，必然"取怨于人"。太宗手诏称魏征所言，"皆切至之意"④。
在实践中，太宗能够经常注意诏敕与律令是否相违，以减少皇权对法律的干预。贞观四年，当他发现所颁诏敕与律令相违时，便要求各主管部门"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必须执奏"，再作定夺。同时强调："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六年，又检查自己说："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① 《贞观政要》卷8《刑法》。
② 《贞观政要》卷5《公平》。
③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
④ 《魏郑公文集》卷1《理狱听谏疏》。
再次要求大臣不要"以为小事，遂不执言"，指出"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⑤尽量避免以言代法，反复强调臣下不得盲目执行"有乖于律令"的诏敕圣旨，作为一个皇帝，能够"守法"到如此程度，在历史上实属凤毛鳞角！
太宗带头守法，并常常要求臣下奉公守法。一是"虑公等不尊法式，致有冤滞"；二是虑其"徇私贪污"，"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因此，他告诫臣下："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①君臣共相"守法"，出现了全社会"法平政成"的局面，即所谓"太平之基，率由兹道"②。
（2）严格执法太宗不单自觉"守法"，同时也不徇私情，严格执法。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谋反。太宗姐长广公主之子、洋州刺史赵节，也"预其反谋"，按律当诛。长广公主的丈夫、中书令杨师道奉诏与长孙无忌等共同审理承乾谋反案，杨师道私下为赵节求情，太宗立即将杨师道由宰相罢为吏部尚书，停止其审理此案。长广公主见丈夫救不了自己的儿子，便亲自出面，"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但对姐姐说："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姐。"③赵节与其他主谋，"皆伏诛"。罢免姐夫、斩杀外甥，在人情与法律面前，太宗表现出的不徇私情，严格执法，确实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关于"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④思想的一个典型实证。
太宗严格执法，带动了一批"多所弹纠，不避权要"的执法官吏。戴胄、高季辅、薛仁方等，都是史册中所记载的佼佼者。以戴胄为例，贞观元年的一天，长孙无忌作为国舅被召入宫，忘记解下佩刀。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是监门校尉失职，罪当死，长孙无忌也应罚铜20 斤，太宗同意了。时为大理少卿的戴胄认为，校尉与长孙无忌"同为误"，按律条规定："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据此，罚铜"未为得衷"。封德彝"执议如初"，戴胄坚持"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怎么可以"同为误"而"生死顿殊"呢？于是，免校尉之死。戴胄既没有因长孙无忌是国舅而阿谀，也没有因封德彝是宰相就屈从，而是坚持按律法行事。史称其"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太宗称其"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①薛仁方勘问蜀王妃之父，也是一件特殊案例。贞观七年，太宗第三子、蜀王恪的岳父杨誉，依仗权势争夺官婢，触犯律条。都官郎中薛仁方的职权之一，就是审理有关奴婢的一切案件。因此，依法将杨誉"留身勘问"，即拘留审查，尚未定罪。杨誉的儿子为千牛卫府的卫官，是皇帝的侍卫武士，便在殿廷上告薛仁方非法拘留其父，并造谣说薛仁方"以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太宗听信一面之词，下令杖薛仁方100，撤其职务。魏征立即阻止道：⑤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贞观政要》卷6《贪鄙》。
② 《旧唐书》卷185 上《良吏传》序。
③ 《资治通鉴》卷197 太宗贞观十七年四月。
④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① 《旧唐书》卷70《戴胄传》。
"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特别指出："世家贵戚，旧号难治"，"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岂可以水未横流，便欲自毁堤防？"②太宗深感"响者不思"，取消了撤薛仁方职的原议。正是贞观君臣严以执法，"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才使得"官吏多自清谨"，"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③这正是"贞观之治"得以实现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
6。渐不克终太宗在位23 年，比较明显的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居安思危，孜孜不怠"，大约到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前后，便如魏征所言，"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①。
贞观初期，太宗经常对大臣们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贞观六年起，态度即有所变化。九年，虽然不忘"当思善始令终，永固鸿业"，但却沾沾于自己的"武胜于古"、"文过于古"、"怀远胜古"的功业，以为"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耶？"②已经不是孜孜以求致治，而是想靠功业保其"慎终"了。十一、十二年，魏征连连上疏提醒太宗："功业虽盛，终不如往初。"十三年，特别写了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告戒太宗。上疏中系统地列举了太宗"渐不克终"的十大表现，切望太宗"思而改之"，避免"亏一篑之功"。太宗的"渐不克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的变化上。
一是由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贞观初年，厉行节俭，禁止营建宫殿，甚至表示要"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但当经济恢复、社会安定之后，便下诏修复洛阳宫，被张玄素谏止。过了一年，刚修建成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又下令修复洛阳宫，戴胄进谏，虽赞扬其直言，实际并未接纳。不久，即动工修建。至贞观八年，皇甫德参上言"修洛阳宫，劳民"，反被加以"谤讪"之罪。虽然如此，但这时太宗在谏诤面前尚能有所克制。而十一年营建飞山宫，为杜谏者之口，竟说什么"若不为此，不便我身"。到十五年，为营造之事简直近于蛮横无理了。这年年底的一天，宰相房玄龄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问"北门（宫门）近何营缮"。太宗知道了，对房玄龄发脾气："君但知南牙（衙）政事，北门小营缮，何预君事！"①到晚年，土木之工更加连绵不断，太宗贤妃徐惠上疏指出："北阙初建，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创制。虽复因山藉水，非无架筑之劳，损之又损，颇有工力之费。"②仅玉华宫的兴建，虽令俭约，但备设太子宫、各司官衙，苞山络野，所费已经要用"亿"来计算了。
营建宫室如此频繁，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徭役负担。贞观十一年时，已② 《魏郑公谏录》卷2《谏解薛仁方官加杖》。
③ 《贞观政要》卷1《政体》。
① 《旧唐书》卷71《魏征传》。
②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① 《资治通鉴》卷196 太宗贞观十五年十二月。
② 《旧唐书》卷51《贤妃徐氏传》。
经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③的情况。可太宗竟说出"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样的话，一反贞观初年"必须先存百姓"、"治国犹如养病"的认识和做法。
贞观十八年以后，越发好大喜功，不断用兵高丽，"士马疲于甲胄，舟车倦于转输"。第一次东征，大部分船舰由江西数州所造。第二次东征，则征发江南、剑南12 州制造。蜀人苦造船之役，许以"船庸"代役，而一艘大船的造价相当于2236 匹绢的价格。加之地方官吏催逼"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剑南所属雅州、邛州、眉州的獠民起而反抗。太宗一面急调陇右、陕中府兵2 万前去镇压，一面被迫取消剑南的"船庸"，改由官府支付，征东之事作罢。这差不多是在走隋炀帝的老路了，当初"唯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④的话早被他抛到了脑后！
"渐不克终"的第二表现，是由任贤举善到随心好恶的转变。魏征的《十渐不克终疏》中，如果说1、2、5、7、9、10 等条主要指的是太宗由简约到奢纵的变化，那么4、6、8 等条则主要指的是太宗在用人方面"渐不克终"的情况。这中间，包括由"亲爱君子，疏斥小人"到"近昵小人，疏远君子"的变化，从"求贤若渴，信而任之"到"由心好恶，疑而远之"的变化，以及"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向"恩礼不加，忠款莫申"的转变①。贞观初年，当有人劝太宗用"阳怒"来试探群臣，"执理不屈者"是直臣，"畏威顺旨者"是佞臣时，太宗表示以"至诚治天下"，对前代帝王"以权谲小数"接纳臣下深"耻之"，所以不予采纳。可到后来，对于贞观名臣疑心越来越重。十七年初，魏征去世时太宗悲痛自己失去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对这位已逝的大臣却"疑其阿党"，竟然下令推倒亲为其作碑文的墓碑，停止已经许衡山公主配魏征长子的婚嫁。十九年东征高丽，命侍中刘洎与高士廉、马周等辅皇太子监国。当太宗因病返还途中，竟听信褚遂良的"诬奏"，"乃赐（刘）洎自尽"。②杀戒一开，接二连三。副相张亮曾"频谏"太宗停征高丽，当有人告其"有异志"时，大臣中也有言其"反形未具，明其无罪"者，太宗根本不听，竟斩张亮于市。事后，他本人也承认张亮"反形未具"，"至今追悔"③。最后的二、三年间，就连太宗的"亲故"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也都越来越谨小慎微了。一次，太宗让元勋们"攻朕得失"，长孙无忌作为国舅也只是称"陛下武功文德，跨绝古今"，"臣顺之不暇，实不见陛下有所愆失。"④至于房玄龄，张亮被斩之后不久，也因"微谴归第"。虽然史书未载是什么过错，但一个"微"字可以表明是很小很小的过失，正应了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所说"诘其细过"，"一朝疑而远之"。如此的君臣关系，还谈什么"上下同心"，只能是"人思苟免，莫能尽力"了。
"渐不克终"的再一个表现，即是"从谏如流"向"不欲人谏"转变。
③ 《旧唐书》卷74《马周传》。
④ 《贞观政要》卷10《行幸》。
① 《贞观政要》卷10《慎终》。
② 《旧唐书》卷74《刘洎传》。
③ 《旧唐书》卷69《张亮传》。
④ 《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
以谏诤著称的魏征，对于太宗的这一转变感受可以说最为深切。贞观六年，魏征已经发现苗头，指出太宗由贞观之初的"从谏如流"变为"谏者颇忤"，到八年时已是"不好直言，虽勉强含容，非曩时之豁如。"①十一年，魏征连上《论时政疏》4 篇，还特作1 篇《理狱听谏疏》，指出太宗"喜闻顺旨之说"而"不悦逆耳之言"。十三年的论太宗"十渐不克终"，已经发展到"虑人致谏"而"意在杜谏者之口"了，以至于"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十七年魏征去世后，骨鲠直谏者已自不多了。十九年刘洎赐死之后，再没有直言无隐、触犯"龙鳞"的谏诤之臣了。长孙无忌的"顺旨不暇"，褚遂良的歌颂"陛下盛德不可胜载"，标志着"贞观之治"的时代即将结束。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嗜服丹药以求长生的太宗皇帝，中毒至死。53 岁的"贞观之治"开创者，连同他的业迹一起成为了过去。
① 《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贞观八年十二月。
（四）武周改制唐太宗在位期间，久久陷于废立太子的烦恼之中。最终，废掉长子承乾、贬黜四子魏王泰，在外戚、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的情势下，太宗立了连自己都认为"懦，恐不能守社稷"①的九子李治为皇太子。接着，他又为这个未来的朝廷作了精心的安排，形成以"元舅"长孙无忌为主要支柱的最高决策核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 年）五月，太宗临终前将后事托付给长孙无忌、褚遂良，以为只要这两个人"尽诚辅佐"，便可以"永保宗社"②。同年六月，皇太子李治即帝位，是为高宗。
然而，太宗、长孙无忌费尽心机的种种安排，却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历史没有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发展，相反，演变出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结果。1。永徽之政高宗即位的第二年正月初一改年号为永徽，共6 年，即公元650-655年。
（1）贞观遗风高宗自即位始，长孙无忌便"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高宗）无不嘉纳。"③太宗贞观年间的政策，大体沿袭下来。
太宗遗诏"辽东行事并停"，高宗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元年（公元650 年），立妃王氏为皇后，效法太宗"日引刺史十人入閤，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④当年，太宗亲撰《帝范》12 篇以赐太子，高宗此时尽其所能努力实践。
例如，《帝范》中有《戒盈》、《崇俭》两篇，高宗即位后很注意力行。叔父滕王元婴"颇骄纵逸游"，"以弹弹人"、"以雪埋人"，恣意取乐，高宗赐书告诫这位叔父。滕王不听，又"数犯宪章"，高宗竟削减这位叔父"邑户及亲事帐内之半，于滁州安置"①，以示惩劝。再如，《帝范》中有《纳谏》一篇，高宗也极力仿效。左武侯属吏卢文操跳墙盗窃左藏库财物，高宗以其职司纠察，却自为盗，罪当死。谏议大夫萧钧以为，卢文操其罪难饶，但法不至死，若处以极刑，天卞必然会说"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高宗最终免去卢文操死刑，并对周围的侍臣称赞萧钧为"真谏议也"②。总之，在太宗《帝范》的训导下，在元老重臣们的辅佐下，高宗大抵因循着太宗后期的遗训："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③后来，睿宗时的一位监察御史韩琬，将太宗与高宗即位之初的政治实施情况作了一番系统比较："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污窳；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