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是在《原道》中提出道统说的。他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
① 上引均见《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
② 《原道》。
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在《与孟尚书书》中，韩愈以自己为孟子的继任者，换言之，自己为道统在当代的传人。他说：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所谓"道统"，就是儒家之"道"的正宗传授系统。韩愈认为，儒"道"由圣王传授下来，从尧开始，历经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自己要继承孟子，不使道统中断。
这是韩愈学佛教之法以抗衡佛教。当时佛教以禅宗最盛，而禅宗最为讲究传法系统，并且在述及法统时杂以奇闻异事，以增加神秘性。最早来中国传播禅学的是印度僧人达摩，他宣称，从佛（释迦牟尼）开始，禅学历代相授，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以一件棉布袈裟作为传法正宗的凭证，到达摩是第28 代（代也称祖）。到中国达摩则为初祖，时为梁武帝时。历传二祖慧可（隋文帝时逝世），三祖僧粲（隋炀帝时逝世），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七祖神会。四祖至七祖均为唐人，七祖生活的时期稍早于韩愈。所以，禅宗富有传奇色彩的法统传授故事自然会给韩愈留有印象。
道统说也能在儒学发展史上找到一些根据。《论语·尧曰》曾记载尧、舜传授之语，尧、舜、禹相继禅让，也仿佛有选择继承人，授以治道之意。战国时孟子排列出一个从尧到孔子的名单，认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①，而他本人是继孔子正统。韩愈的道统序列基本上同于孟子所说，加上了自己，以继承孟子自命。不过，孟子侧重于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韩愈则是明确提出这是儒学的传"道"系统。后来，宋代道学家对道统说进一步充实、论证。朱熹再续道统名单，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上接孟子，他本人又承周敦颐和二程。
"道统"的"道"，主要指儒家的仁、义理论。韩愈的《原道》即旨在究明儒家之"道"，批判佛教和道教。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这里韩愈分别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对仁与义予以肯定，因为其内涵清楚稳定，是"定名"。而道与德则属于中性词，君子、小人均各有道，品德也有优有劣，所以道与德是"虚位"。在韩愈看来，道德只有以仁义为内容才有意义。他接着以儒家的道德概念去批评老子的道德概念，认为老子所讲的道德，其内容不包括仁义，是他个人的褊狭理解，而儒家所讲的道德，其内容包括仁义，这是天下人都公认的。以上所论涉及到了一个儒、道长期争论的问题。《老子》认为，万物由道而生，由德而长，道德是万物发生与发展的根本，即"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②。另方面又认为，仁义等德行是人为的，是对自然的道的破坏。《庄子》进一步肯定道德的虚静无为属性，要求退仁义。韩愈为避免"道统"之"道"，与老子之"道"发生混淆，所以才在《原道》中首先强调，"道统"之"道"以仁义
① 《孟子·公孙丑下》。
② 《老子·五十一章》。
为特定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主旨。
为什么"道统"在秦以后中断了呢？《原道》解释说，孔子的经典被秦朝"焚书"所毁，这对道的传播是很不利的；在汉朝，道又受到黄老之说的干扰；在晋隋间，道又受到佛教的干扰。在上述情况下，凡是谈道德仁义者，不是依从道家观点，就是依从佛教观点，而既然依从了道、佛二家，那就一定脱离了儒家之道，还会反过来攻击儒道。这样一来，后人即使想要了解儒道，又哪里听得到呢？
《大学》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韩愈很欣赏该篇所讲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将其作为道统理论的经典之作。他说：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大学》分"经"、"传"两部分，上面韩愈所引的"传曰"就是《大学》内容。韩愈在这里划清了儒家与道、佛的原则界限。儒家讲人格修养，"正心诚意"，是为了有所作为，旨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道、佛讲个人修炼，讲"治心"，则是置天下国家于不顾，并且背弃了忠君、孝父的"天常"。如果儒家道统不能战胜道、佛，那么子女就不以父为父，臣下不以君为君，民众就不做应做的事。韩愈在这里点明，儒学是为封建国家长治久安服务的最切合实际的学说，儒学旨在入世，而道、佛二家旨在出世。宋代道学家将韩愈的观点进一步展开论证，并从《大学》中归纳出"三纲领"和"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欲治国平天下，必须先从个人修养做起，而个人修养首先是内心的工夫。由此可见韩愈在儒学向道学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2。性三品与情三品韩愈在展开道统说理论时，触及到了人格修养问题。他又作《原性》，专门阐说了性三品与情三品的观点。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他认为，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情是人与外界接触后产生的。所谓性三品，就是性分为上品，中品，下品。而构成性的，是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不过，它们在三品中各占比重不同。性为上品之人，"主于一而行于四"，以一德为主，兼通其它四德。性为中品者，"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对某一德或是不足，或是有些违背，其它四德也混杂不纯。性为下品者，"反于一而悖于四"，对一德完全违背，其它四德也不合。
与性三品相对应，情也分为三品，构成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上品的情，"动而处其中"，对七种情感都能控制得恰当合适。中品之情，"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对于七情的掌握有时过分，有时不足，但主观意图还是要适当合中的。下品之情，"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对于七情无论是过度还是不足，都随意放纵，不加检点。韩愈归纳说，"情之于性视其品"，即性上中下三品，决定了其情也是相同品级。关于性善恶和性情善恶的争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了。孔子实际上最早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人的本性是相类似的；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①，唯有上等和下等的不会改变。孟子提出性善论，荀子提出性恶论，告子提出性无善恶论，汉代扬雄提出性善恶相混论。在韩愈之前明确提出性三品说的是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近于全善；"斗筲之性"，近于全恶；"中民之性"，可善可恶，可上可下。
韩愈在《原性》中提到了孟子、荀子、扬雄的观点，认为他们所讲的分别是就人性的上品、下品、中品而言，所以才"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并不全面。实际上是韩愈有意识误解孟、荀、扬之本意，目的是表现自己性三品说的正确性和全面性。也许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韩愈没有提到董仲舒、王充的性三品观点。单就性三品观点而言，韩愈与董仲舒、王充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善与恶不可改变，中人之性则可推移，可导向善，也可导向恶。韩愈的观点创新之处在于，他把情也分为三品，并与性相对应，从而将前人的性三品说讲得更为细致。他主张对七情控制在"中"，不要压制，也不要过分。这是与佛教观点相对立的，佛教认为为情所累，影响见性成佛，主张灭情以见性。
另外，佛教宣传世人皆有佛性，人人可见性成佛。道教宣传世人皆可成仙，人人可自我修炼。韩愈则以性情三品说来论证儒家礼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而证明封建伦理和等级秩序乃天经地义，不容侵犯。他强调，中品之人"可导而上下"，但上品之人和下品之人则是不会改变本性的，"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韩愈并不隐讳性情三品说主要是针对佛、道而发。《原性》末尾设问道："今之言性者异于此，何也？"韩愈在回答中明确点题："今之言者，杂佛、老而言也。杂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异？"如今人们关于性的看法，掺杂了佛教、道教的观点，因而造成人们认识的偏差。因此，《原性》写作的现实意义就不言自明了。
① 《论语·阳货》。
（二）李翱的思想李翱（公元772-841 年），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贞元进士，历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朗州、庐州刺史，谏议大夫，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检校户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等职。其著作编为《李文公集》。李翱是韩愈的学生，对韩愈极为推崇。他也主张阐扬儒学，反对佛教，但采用的方式是借用佛教的方法以修养儒家的心性，为宋代理学开辟了道路。
1。去情惑以复性李翱虽然也从政治、经济角度批评佛教，但更注重从哲学思想的高度批评佛教。他认为以往力主排佛者并未能击中佛教要害，"惑之者溺于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虽辩而当，不能使其徒无哗而劝来者"①。要真正驳倒佛教，就必须究明心性理论。他作《复性书》，认为儒家学说原本是"尽性命之道"的，只不过是后来没有传人而中断了。
《中庸》原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该篇讲到"性命"问题，李翱遂大力推崇《中庸》。他描述先秦时期《中庸》传授系统："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于孟轲。轲曰：'我四十不动心。'轲之门人，达者公孙丑、万章之徒，盖传之矣。遭秦灭书，《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废缺。其教授者，唯节行、文章、章句、威仪、击剑之术相师焉。性命之源，则吾弗能知其所传矣。道之极于剥也必复，吾岂复之时邪？"①李翱认为，儒家性命之道虽久已不传，但这正应了道极必衰，衰极必复之理，自己大概就是重传性命之道的人。接着，李翱又借时人陆■之口说："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东方如有圣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圣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李翱遂当仁不让，以儒家性命之道的当代传人自命，宣布"我以吾之所知而传焉，遂书于书，以开诚明之源"。
李翱发挥了《中庸》和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复性说。所谓"复性"，简言之，是去除情的迷惑而恢复善良本性。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
这是说，人本来具有与圣人相同的素质，即都具有至善的"性"。然而人之所以没能做成圣人，是因为有"情"的迷惑。情欲有七种表现，情欲如占了上风，至善的本性就看不到了。他举例加以说明：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
水中如有泥沙，水流就不清澈；火中有烟，火光也不明亮；显然这不是水和火的过错。沙不使水浑，流水自然清澈；烟不浓郁，火光自然明亮。情欲不干扰，善性自然充实。
那么可否说，情是恶的，需要完全丢弃呢？李翱不这样认为。他虽然说
① 《去佛斋》。
① 《复性书》，下引不再注出。
"不善者"，"乃情所为"，但"情有善有不善"，情与性存在着不可分离的相互依存关系，"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
既然性与情不可分离，那么，两者怎样的结合状态是理想的呢？李翱以圣人与百姓的对比来具体说明，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邪？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者邪？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情之动静弗息，则不能复其性而烛天地，为不极之明。
他认为，性是天赋予的，圣人之特异处在于得了性之后能够避免情的迷惑。而百姓则是沉溺于情而忘记了善的本性。圣人难道没有情吗？只是不让情搅乱安静寂穆的本性。所以圣人虽有情，看上去似乎没有情。百姓难道没有至善本性吗？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没什么差别，尽管如此，百姓还是让情弄昏了头，因而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与圣人一样的善性。李翱总结说，如果人的情欲总是不停地表现，那就不能恢复其善的本性，从而光照天地。他把性与情视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以性情之表现方式作为区别圣人与百姓的标准，圣人不以情累性，而百姓以情累性。所以百姓应"妄情灭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虚，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百姓应像圣人那样，将喜、怒、哀、惧、爱、恶、欲等"情"，都控制在"中节"的程度，适中而有节度。他引证了《中庸》的说法，"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喜、怒、哀、乐等情蕴而未发之时，要不喜不怒，不哀不乐，心境是无偏无倚的，这叫"中"。情一旦表现出来，就要恰如其分地节制，合乎法度，使之保持在无过无不及的状态，无所乖戾，这叫"和"。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说："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①。
李翱举出圣人用情之例，"问曰：尧、舜岂不有情邪？"李翱的解答是，圣人怀至诚之心而用情，不是凭感情用事。舜为尧臣时，任用"世济其美"的八恺、八元十六族辅政，"非喜也"；将共工流于幽州，将驩兜放于崇山，使三苗遁于三危，在羽山处死鲧，"非怒也"。这都属于"中于节而已矣"。相反，桀、纣虽然也具有与尧、舜一样的性，但却看不见自己的善性，被"嗜欲好恶""所昏"，并不是桀、纣的性有罪过。
可以看出，李翱的观点与佛教禁欲观点很接近，都认为情欲可导致罪恶；但又有原则区别，李翱不认为情都是恶的，主张控制情，而佛教主张灭情见性。
2。格物以致知关于如何"复性"，《复性书》认为主要方法是通过格物以致知。李翱说：物也，万物也。格者，来也，至也。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
① 《近思录》卷1。
焉，而不应于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
致知之后，达到心正，而后有所作为，均能本之善性，"知至故意诚，意诚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国理，国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参天地者也"。这是"复性"的目的所在，通过获得的"知"而达到意诚、心正，然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翱的观点是对早期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东汉郑玄注云："格，来也；物，犹事也"。《周易·系辞上》说："《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李翱明确把格物致知作为个人修养的手段，比前人讲得更具体。所谓格物，是穷究外界事物。所谓"致知"，是以昭昭之心明辨该事物。所谓"不应于物"，是不为外界事物所累，不为所惑。
李翱还谈到一种神秘的以内修方式"复性"的作法。先是自我设问：人们被情欲所昏已很久了，如果要恢复善性，必定需要时间和过程，请问该怎么做？李翱所给出的答案颇像僧人谈坐禅，他说：不去考虑，不去思想，情就不会显现；情既然不显现，这就是"正思"，即没有考虑，没有思想。这种状态在前代儒家经典中也谈到过。如《易》说："天下何思何虑？"又说："闲邪存其诚"。
又问：就这些吗？答道：还没完，这只相当于对心的斋戒仪式，仍未脱离动静的层次。有静必有动，有动必有静。动静循环不息，这还是情的表现。《易》说："吉凶悔吝，生于动者也。"这怎能复性呢？
又问：那该怎么办？答道：在静下来时，知道心不要思虑，这相当于斋戒。知道心本不应有思虑，动与静分离，心沉静得不为任何物所动，这才达到了"至诚"的境界。《中庸》说："诚则明矣"。《易》说："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问：不考虑不思想之时，对外是格物，对内是抑情，怎样知道何时停止呢？况且以情止情，难道可以吗？答道：所谓"情"，是性的不正常的邪谬表现，邪本来就不应有。心沉静不动，邪的情欲自然就消失了。惟有善性明照，邪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以情去抑止情，需要运用更大的情才行，然后还得抑止这个情，这样，情互相抑止下去，不是没完没了吗？
李翱上面所论的内修"复性"方法是两个阶段循序进行，第一步达到"正思"，即"无虑无思"，如同斋戒，是准备阶段。第二步是达到"知本无有思"，"动静皆离"，所有欲望没有了存在的基础，"邪思自息，惟性明照"，使心达到"至诚"。
这样，经"复性"的内修改造，达到了意诚，心正，于是就有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基础。李翱的"复性"说为宋明理学所继承和发展。"复性"的核心是要人们摆脱情欲的束缚，"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宋代理学家更进一步归纳为"存天理，灭人欲"。
十一、儒、佛、道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佛教、道教在唐代均进入了自己的兴盛期，唐历朝皇帝大多顺应时代思潮的特点，尽力调合儒、佛、道三家的矛盾，坚持以儒家礼教思想为主，同时引导佛、道二家思想也为巩固本朝政权服务。唐玄宗亲注儒典《孝经》、佛典《金刚经》、道典《老子》，最能代表官方对三家思想兼收并蓄，一律为我所用的态度。传统的内殿三家讲论，在唐高宗时，火药味已大为减弱，待到唐肃宗以后，演变成一种固定的程式，"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始三家若矛盾然，卒而同归于善"。
儒、佛、道三家的相互借鉴虽久已有之，但真正成为潮流则在唐中叶以后。其原因有多种，其一，三家均有合法地位，官方倡导三家共同辅政。三家均已认识到，挤垮、吃掉某一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因此相互攻讦、剑拔弩张的势头大减。其二，三家在长期社会斗争经历中逐渐认识到了它们在维护国家政权，平衡社会矛盾方面的共同利益，相互之间少揭短，多合作，胜似两败俱伤乃至三败俱伤。其三，在长期的相互辩争中，儒、佛、道三家均发现自身思想理论上的某些漏洞和薄弱处，也发现它方的某些长处。这样，在完善自身思想理论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另外两家，借鉴得越多，它们之间的差异越小。
当然，也有个别皇帝或毁佛或佞佛，从而有短暂的佛、道关系紧张时期，但在唐中后期不占主导地位。
（一）佛教对儒、道的借鉴1。佛教借鉴儒学的一般状况自唐初开始，大量佛经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所译经论，合74 部，总1335 卷；《续高僧传》三集称义净译经56 部，230 卷，不空译经77 部，120 余卷。随着佛经的大量增加，僧人也仿效儒家经学，埋头撰写佛经注疏。因为佛经系外邦传入，没有注解和义疏就难以理解。儒家经学讲究师承，特重门户；僧人的不同宗派也各尊一经为主，注解阐发，自立宗旨。这种现象当然是佛教理论繁荣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事物总有两重性，佛经注疏的文字量过大，又给人以繁琐和不得要领的感觉。范文澜先生曾分析了这种状况，他说，佛教同一宗派的注家，解说之简繁，见解之浅深，也每每各自异趣。一经之注疏，往往多至数十卷。如礼宗撰《涅槃经注》80 卷，澄观撰《演义抄》90 卷，明隐撰《华严论》，竟多达600 卷。大凡此类注疏卷帙浩繁，语意琐碎，使人愈学愈迷惑不解①。
在"忠孝"问题上，佛教与儒学抵触最大。按照佛教的生死轮回之说，现世的父母与子女，在前生或来世很可能位置掉换，也可能转世为其它，所以讲孝道没有意义。而僧人乃出家人，脱离尘世，也无所谓忠君问题。但是，儒家之忠孝观念在中国实在根深蒂固，僧人在此问题上屡受指责，常常处境尴尬。于是一些僧人转而接受儒家忠孝之说。唐中叶后，僧人谈忠孝者很多。僧鉴虚在三教讲论中，称本朝尊奉的玄元皇帝老子为"天下之圣人"，文宣
① 参见《中国通史》第四册，第426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王孔子为"古今之圣人"，佛教教主释迦牟尼为"西方之圣人"，当今皇帝（唐德宗）为"南瞻部洲之圣人"，不再以释迦牟尼独尊，而将道教所尊教主、儒学之先圣、世俗之皇帝均置于与释迦并列的尊崇地位。僧宗密不但承认孔子、老子与释迦一样，同为"至圣"，而且在《佛说盂兰盆经疏序》中声言佛教也宗孝道，"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僧法慎在与社会各种人打交道时，"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①。可见，这个僧人对于儒家之忠孝仁礼之说，运用得是较娴熟的。僧人还大加宣传"目连救母"的故事和《大方便报恩经》，证明佛教也讲孝道。
也有很多僧人潜心学习掌握了儒士的传统技艺。中晚唐出现不少文僧、诗僧、琴僧、草书僧，他们与儒者、士大夫广泛交游，往往建立起颇深的友情，这样也促进了释、儒思想义旨的理解沟通。
2。佛教的中国化--禅宗中唐以后，禅宗大盛。其影响所及，上至唐皇室、士大夫，下至儒生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热衷于谈佛论禅者比比皆是。禅宗，确切地讲是禅宗的南宗，将佛教传播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其它佛教宗派在禅宗面前黯然失色，天下佛寺也渐渐地多为禅宗据有。
为什么禅宗有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它对本系外来的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倡导一种极为简易的修行方式，其观点与儒、道意蕴多有相合之处，因而能迅速风靡天下。不过，禅宗在将佛教推向发展高峰之时，也给佛教造成深深的内伤。
禅宗原自印度传入，在中国的初祖为菩提达摩，因以"禅定"概括本派的修习而得名，自称"传佛心印"，倡静坐凝心专注观境。达摩本人以身演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如此"壁观"达九年之久。可见，达摩所传乃"渐悟"。而南宗创始人慧能则自称"顿门"，倡"顿悟"。南宗代表性的经典《坛经》（法海本）开头即言："说通及心通，如日至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鲜明表示出在修行方法上破旧立新的主旨。《坛经》认为，人的心性本静，佛性本有，"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亦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因而修习只需"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慧能举出自己在五祖弘忍处"顿悟"的例证来说明此法是切实可行的，"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佛性）"。所以南宗主张，觉悟无需外求，"一悟即至佛地"，可以不读佛经，不拜佛像，不立文字。这种修习方式比起佛教其它各宗的繁复修习方式，实在是既简易又快捷。
这种改造后的禅宗很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第七章已叙及，中唐"安史之乱"是唐盛极而衰的分界线，地方藩镇称雄，内廷宦官干政，外朝"朋党"相争。士大夫的仕途及身家性命都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儒生求取功名的传统道路也因政治昏乱平添诸多阻碍。各阶层人士也因政治、战事、割据等引起的社会震荡而对前途及命运产生危机感。禅宗所倡的简易成佛方法则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安慰。人人具有佛性，因而世人是平等的；可以不出家，
① 《宋高僧传》卷十四《法慎传》。
不读经，"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儒士及士大夫在失意之余或为求心灵宁静，在禅学中寄托心志，与禅僧谈苦论空，不失为一种精神解脱方法。即便是穷奢极欲的名门豪富，也可通过极便捷方式"修心"，"见性"，立地成佛，求得心理平衡。
禅宗学说与中国固有的某些儒、道、玄观点有内在相通之处。"顿悟"
的基点是人心中本有善性，识得本心便"见性成佛"，儒家性善论，可为此说的注脚。禅学与庄子学说也有相合之处，"人们常常把庄与禅密切联系起来，认为禅即庄。两者确乎有许多相通、相似以至相同处，如破对待、空物我、泯主客、齐生死、反认知、重解悟、亲自然、寻超脱。。等等，特别是在艺术领域中，庄禅更常常浑然一体，难以区分"。当然，"两者又仍然有差别，这差别倒正好展示出中国思想善于在吸取和同化外来思想中获得丰富与发展"①。
由于禅宗宣称佛不在外，佛在心中，因而"顿悟"之人就可以自称为佛。推广开去，修行者不必在佛寺，在家亦可；造寺、布施、念佛等等，都没什么必要。慧能的继承人更进一步发展"心外无佛"的观点，达到"呵佛骂祖"地步，连佛与传统佛教都要扫除了。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在冬日取暖竟烧木佛。义玄禅师（慧能六世法孙）反对求佛，他说："你若求佛，即被佛魔摄你，你若求祖，即被祖魔缚你，你若有求皆苦，不如无事"。有的禅师则宣传自立自强，反对唯外来佛教是从。宣鉴禅师（慧能六世法孙）说："老胡（释迦牟尼）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
但这种情况如发展下去，必定将整个佛教连同禅宗一起否定。禅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百丈清规》），不采天竺传来的烦琐戒律，建立中国式的新佛门戒律，重新鼓励僧人坐禅，并破天荒地要求僧人参加生产劳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柳宗元的《百丈碑铭》称赞已中国化的佛门戒律与儒家礼义相合，"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由于这种新戒律有助于佛教及禅宗的生存与稳定，遂在全国各寺院推广。宋代理学大师程颢以僧堂威仪济济，伐鼓考钟，内外静肃，一坐一起，并合清规，叹为三代礼乐尽在此中。这是佛、儒结合的形象写照，说明佛门清规是依据儒家礼仪改制的①。
3。佛教对道教的借鉴佛教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主要经典，因而又称法华宗。此宗以圆教自许，斥其它宗派为偏教，试图调和佛教内部及与外教的矛盾，因而在理论上融会一些多方面的学说，与道教在思想上尤为接近，《法华经》吸收了道教的丹田、炼气、成仙等说法。其九祖湛然生当中唐，号称天台宗中兴人物，所著《止观辅行传弘诀》借用了道教的仙草、金丹、求长生之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
开元年间兴起的密宗，其宗教仪式和神秘法术与道教有许多相通处。密
① 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1 期。
① 参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33 页，人民出版社1978 年6 月版。宗有设坛、诵咒仪式，口诵真言是三修之一，又以画符祛病、求财、免灾，这些都与道教相仿。道教尊北斗七星，密宗亦有《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称："北斗七星者，日月五星之精也。囊括七曜，照临八方，上曜于天神，下直于人间，以司善恶，而分祸福，群星所朝宗，万灵所俯仰，若有人能礼拜供养，长寿福贵，不信敬者，运命不久"。这段话不仅表明尊崇对象同于道教，而且语言也几乎与道教用语相同。佛教以讲空论苦求出世为主旨，这里却谈起"长寿福贵"，"运命"。另外，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讳、十二（肖）诸神，还有泰山府君，司命、司禄之神，也喜用七七、九九之数，这些都出自道教。
（二）儒学对佛、道的吸取唐代的儒生及士大夫与僧人或道士的交游非常普遍，形成时尚。他们或探讨儒学、佛理、道论，或赋诗抚琴，或切磋书画棋艺。这种较为融洽的气氛促进了他们在思想理论上的理解沟通。一些儒家学者已意识到，单纯宏扬儒学并不能振兴儒学，儒学只有大胆进行一些理论更新才能焕发勃勃生机。儒学应该吸收佛、道某些思想，以增加自己的理论新意与深度。他们的以儒为主，统合佛道的尝试，是儒学发展历程上的一次重大转折，是将传统儒学改造为宋代理学的先声。正是因为儒学融会了佛、道有关思想，才使儒学以理学的新形象无可争辩地独执思想领域之牛耳，由隋唐儒、佛、道三家并立走向宋代理学一家独尊。
1。柳宗元"统合儒释"
柳氏的"统合"，不是简单地将二家学说混合到一起，而是以儒为主，取佛教中有补于儒道之理。他写的一篇著名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赞许元十八山人对于佛、道之说，"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他欣赏的是"通"，"同"，"融液"，可见要求是融会贯通，不是生硬拼凑。他又强调对佛、道是取其"所长"，而舍弃其奇诡。当然，对佛、道借鉴的最重要原则，是"与孔子同道"，要以我为主，以儒为主，不能离开儒家立足点而让佛、道统了去。
在《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中，柳宗元希望僧人文畅在此次出游中，能利用自己的学识与影响，在佛门与儒道之间作些调合工作，"统合儒释，宣涤疑滞"。这反映出柳宗元对于儒与释的沟通融会是牵挂于心的。韩愈在看到柳氏的《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后，曾批评柳氏不驳斥佛教。柳氏在《送僧浩初序》中对这一批评给予了答复，他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这是说，佛教的确有不可以驳斥之处，它所讲的道理，往往与《周易》、《论语》所讲的相吻合。他接着举出具体例证说，佛教关于性情的学说，很明显与孔子所言相同。再说，韩退之对儒道的喜好，不会超过扬雄。然而扬雄对于儒道之外的庄子、墨子、申不害、韩非，也还认为都有可取之处，这四家学说是怪僻而不安分的，难道佛教反不如它们吗？韩退之反对佛教的一个理由是其出自外"夷"。如果真以此为标准，对于出自外夷者一概排斥，那么古代有季札、由余两个贤人出自夷狄，难道要不以道为标准而以是否中国人为标准，亲近恶人而排斥贤人吗？由此看来，韩退之重的是名而不是实。我之所以赞同佛教的地方，都是同《周易》、《论语》相合的，即使孔圣人再生也是不能驳斥的。柳宗元又声明，他对于佛教也是有所反对的，像韩退之一样，他也不赞同僧人剃光头，穿黑衣，没有夫妇、父子之伦常，不从事耕织劳动而靠别人养活。但自己与韩退之的区别在于，韩退之只看到佛教的外部表现就反对，而遗弃了其蕴含的精神，这好像遗弃一块石头而不知其中藏着玉。
柳宗元"统合儒释"的目的还是要借用佛教所长而辅佐教化。他在柳州任刺史时，就儒释并用，政绩突出。当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偭仁"，使得生产缺乏畜力，经济落后，治安不稳。柳宗元先是用礼、刑两手，都收效不大，他说，"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后来他采取宣传佛教的方法，以佛教教义劝人"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①。由此可知，"统合儒释"确可以佛教的慈悲博爱等教义补充发展儒家学说。2。刘禹锡"援佛入儒"
刘禹锡是反对神学迷信的猛士，前面已经谈到，但他不反对佛教，认为佛教与儒学可相辅相成。他在《赠别君素上人》中，认为儒家经典与佛教经典有明显的一致之处。在《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文中，刘禹锡用了一大段文字谈儒与释各有所长，各有其最适用的范围。他说：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节，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势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补其化，释王者之位以迁其人，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有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轮辕异象，致远也同功。
他认为，天生人，但不能让人的情欲有节制；君治人，不能去掉威势而使社会安定。他们的作者都有限，都有不足。这就需要有人出来补弊救偏，这种人虽无君王之位，但也能教人改变心性。孔子立天下核心之教，主旨是"大中"；释迦在西方创教，主旨是"正觉"。天地乾坤之位既定，还要有圣人之道行于其中。这就突出强调了教化的重要性，光用法制威势来压制情欲是不行的。儒与释两种教化学说虽不同，但都有用，这好比水与火不同，但做饭菜需要两者的结合；车轮与车辕不同，但行车要靠两者的结合。
接着，刘禹锡又分析儒与释两家学说的不同功用，儒学适用于治世，佛教适用于乱世，佛教可以补充儒学在教化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故劫浊而益尊。。。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于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揉，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
儒学以"中道"教化世人，但很少论及性命。换言之，讲"中道"注重的是人的行为尺度，但未能深入解答人心灵深处的问题。这样，在世道衰乱的时候，儒学也难发挥功用了。而佛教用大慈大悲救世人出苦海，阐论因果轮回之说，因此世道越乱越受到信奉。它能够把人的恶欲消灭在将萌未萌之时，能够使人在生离死别之际减轻痛苦。总而言之，佛教从人与天两方面协助教化。佛教可以对人起到独特的陶冶作用，可以起到刑政起不到的作用。它所具有的细致的协调糅合功能，其具体表现可以用言语表达，而其精深意旨是言语无法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