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皮日休叹息世人对圣人之相人的精神实质没有领会，只注重"相形"而未注重"相心"，他说：今之人不以是术行其心，区区求子卿、唐举之术，居其穷，处其困，不思以道达，不能以德进。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负，坐白屋有公侯之姿，食藜羹有卿相之色。盖不能自相其心者。
他形象地勾画出迷信相面者的漫画：不懂圣人相人的精髓，只是孜孜以求古代相工之术。居住陋室里，处在困窘中，不去思谋从正道发展，不在德行方面增加修养，而是把希望寄托于相面。相面者若是夸赞他日后发达，则马上自负起来，坐在空荡荡屋中也摆出公侯的姿态，吃着野菜汤脸上也显出卿相的神色。这种人是属于自己都不能了解自己的那类人。
皮日休善意地告诫迷信相面者不要再花钱上当了。他说，有些读书人本来就处在穷困中，希望得到别人一点点钱，都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口，可是一遇到"诞妄之人"自夸精于相术，自己就极轻易地交钱看相。这是没有真正领会圣贤之道，没能"自相其心"啊！
皮日休也承认，世上迷信相面者占绝大多数，自己独独唱反调，得不到世人理解是必然的。
皮日休的这种孤独感，恰好证明他是思想界的一个先行者。
（二）对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入思考晚唐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无能子》的问世。该书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全书共42 篇，现存34 篇，分为上中下三卷。根据该书之序，作者为唐懿宗、僖宗时人，黄巢起义反唐，战火四起，他为避乱流寓于外地，与百姓杂居。在简陋的"民舍"里，他喜欢白天躺在床上沉思冥想，偶有所得，便用笔记于纸片上。在光启三年（公元887 年）的早春至晚春这一段时间，共记了"数十纸"，于是整理成篇章。据此可推测，《无能子》成书于公元887 年。
该书作者是个"博学寡欲"之人，序文既然称他寓于民舍，又言民舍之"陋"，看来他本为社会中上层人士，在寓居中，他有了充裕的时间来思考一些问题。由于对社会下层生活的体验，由于亲眼目睹了社会矛盾激化、战祸不止的现状，使他对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对于自然与社会的本质，都有了较深入的认识，某些观点包含着天才推测，与现代科学认识很接近。《无能子》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颗明珠。
1。自然起源与人类进化《无能子》的自然观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关于"气"的一元论观点，但有所发展创新。它对于天地与万物形成的猜测是颇有价值的，《圣过》篇说："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为二仪。有清浊焉，有轻重焉。轻清者上，为阳为天；重浊者下，为阴为地矣。天则刚健而动，地则柔顺而静，炁之自然也"。《范蠡说》又指出："夫天地无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所谓"炁"，同"气"。上述认识排除了神秘的造物主说和天有意志说，认为天地是由一个混沌的大气团逐渐转变成的，完全是气的自然变化过程。在近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家通过观测、实验等技术手段，认为天体、地球在形成初始阶段为混沌的大气团（当然关于气团的形成，又有"爆炸说"等观点），逐渐冷凝、收缩，重的物质形成大地。
《圣过》又谈到，动物与人都是天地之间的生灵，"天地既位，阴阳炁交，于是裸虫、鳞虫、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与夫鳞、毛、羽、甲虫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异也"。他把世间生物分为五种虫，各以其外观命名，人身体没有鳞、甲等，所以称"裸虫"。这是在说明人的生物性，在这个意义上与动物没有差别。
关于人的特质，即人与动物的最主要差别在哪里呢？有人认为，差别在于人能运用"智虑"、"言语"。《圣过》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从鸟、兽到蠢蠢蠕动的爬行生物，都喜生怕死，营造其巢穴，寻找其饮食，繁育养护后代。这同人类愿生不愿死，建造宫室，谋求衣食，生儿育女，没有什么区别，怎么可以说动物没有智慧与思虑呢？而且，动物各能发出嚎叫、呜声、鸣啼等不同声音，怎能知它们同类中没有语言呢？人类因不明白动物发音的意思而认为动物没有语言，同样，动物也可能会因不懂人语而认为人没有语言。其实，"智虑、语言，人与虫一也，所以异者，形质尔"。人与动物在思维和语言上有差别，是由于他（它）们"形质"不同。
《圣过》接着论及人与动物由杂处而至分离的过程：太古时，裸虫与鳞、毛、羽、甲杂处，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妇之别、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无宫室之制；茹毛饮血，无百谷之食。生自弛，死自仆，无夺害之心，无瘞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无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
这一段对远古时期猿人生活状态的描述是相当精采而且具有科学价值的，它与近现代科学对猿人及原始社会的研究结论，竟在一些主要论点上相吻合。其一，均认为最早的人类（裸虫、猿人）是以动物界分离出来的，曾经历过与动物杂处并生的阶段。其二，均认为人类早期两性自由结合，没有夫妻与父子兄弟等人伦观念。其三，生产能力极低，生活极简陋，居则筑巢挖洞，食则不弃毛血，不懂种植粮食。其四，生与死都听凭自然，没有繁复的仪式事项。其五，没有私有财产，风气淳朴。其六，没有管理者、统治者。
《圣过》上面的一小段文字，述及以上六个要点，可以说相当简明扼要。最末一句的概括也较准确--"濛濛淳淳，其理也"。那时的人类生存状态就是浑浑噩噩，凭本能顺乎自然而生活。《圣过》认为这种状态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居且久矣"，这也被当代学者的研究所证实。
《圣过》篇还论述了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指出君臣之统治、尊卑之礼节，都是人为设置的，"圣人""强立宫室饮食以诱其欲，强分贵贱尊卑以一其争，强为仁义礼乐以倾其真，强行刑法征伐以残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纷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复，谓之圣人者之过也"。这里对统治者的各种作为都表现出质疑，不承认其等级制度、仁义礼乐、刑法征伐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认为这些给民众造成了损害。
《圣过》篇不是探讨自然与人类进化的专题之作，其作者当然也不是人类学家，上述说法只是道其大意，没有具体的时间断限，我们自然也不能以科研论文的标准来要求它。这篇作品是要以自然与人类的大致进化趋势，来说明人类社会本是淳朴自然发展的，只是由于圣人的误导，人类才步入争利、争贵、争强之迷途。社会所出现的"弓矢之伐"、"覆家亡国"、"生民困穷"等问题，追根溯源是圣人的过错。此篇名为"圣过"，即是此意。
《无能子》中的《严陵说》，也借东汉隐士严陵之口，大胆戳破了帝王将相之神圣尊贵的外衣，指出他们原来不过是普通人，"自古帝王与公侯卿大夫之号，皆圣人强名，以等差贵贱而诱愚人尔。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我苟悦此，当自强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这是说，布衣也可为帝王公卿。在唐末起义风起云涌之时，《无能子》的观点与起义者的造反精神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2。"无欲而无私"的为人处世观《无能子》曾被收入《道藏》，有些学者也认为《无能子》体现老庄思想。其实，《无能子》主要体现的是儒、道结合的思想。它有多篇谈到"无为"为本的观点，如《明本》篇说："夫所谓本者，无为之为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为常而不殆也。"《文王说》篇云："无为之德，包裹天地；有为之德，开物成事"。"无为则能无滞。"《首阳子说》篇云："无为则淳正。"特别是《答华阳子问》篇，深入论证了如何以无为、无欲作为处世立身原则的问题。
《无能子》的"无为"观，虽然从渊源上可上溯到老子、庄子，但却摒弃了老庄那种消极倒退的意蕴，是一种以"至公"、"无欲"为指归的"无为"，目的在于"无不为"。让我们以《答华阳子问》为例来探索一下它这方面的思想。
该篇内容是以"无能子"答好友"华阳子"之问的形式展开的。称华阳子因不便于驳朋友的面子，勉强出来做官，但心中总有负担，于是便向无能子请教，说："我在学如何'无心'已很长时间了，可是做官却违心，不做这个官又会使朋友生气，我该如何是好呢？"无能子答复说："'无心'不是可学的，'无心'也不在于是否做官，心中越疑惑杂念越多，这就像是见到盲人已在陷阱边却仍让他向前走。"无能子接着表明了自己的立身处世原则：夫无为者无所不为也，有为者有所不为也。故至实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为，以其本无欲而无私也。欲于中，渔樵耕牧有心也；不欲于中，帝车侯服无心也。故圣人宜处则处，宜行则行。理安于独善，则许由、善卷不耻为匹夫；势便于兼济，则尧、舜不辞为天子。其为无心，一也。可见，他所欣赏的"无为"，其实质是"无不为"，表面上似乎未坚执什么，事实上却可以做任何事。反之，"有为"则一定会"有所不为"，一心要实现自己某个目的，就会丢失掉其它东西。因而最切实的行事原则是合乎常理，最大限度地出以公心则接近于"无为"，立足于无欲方能无私。如果自身藏有私欲，即使做渔民、樵夫、农人、牧民也会有心理负担；如果自身不藏私欲，即使当帝王、公侯也没有心理负担。所以，真正通达的人是不拘泥的，该归隐就归隐，该入世就入世。如归隐，就合于独善其身之理，比如像上古高士许由、善卷那样；如果入世，就是兼物济人顺应情势，比如像尧、舜那样不辞天子之位。以上两类人在"无心"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无能子面对唐末乱世一片衰微破败景象，目睹征战不休，民不聊生之一幕幕惨剧，深感这一切祸乱都是出自人的私欲，尤其是帝王公侯的私欲为害更大。因此他特别举出古圣君贤相之例，说明只要不藏私欲，进退行止，无所不为，却都能"巍巍成功"。尧和舜都不以天子地位自炫自贵，清静无为而天下大治。尧、舜均因儿子不成器而未传位给儿子，他们舍去儿子像去除瘤子一样，让出天下如同吐唾液，所以历经千万代天下人也会追思他们。而周公，即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天下人也都盛赞他的德行。因为有武王的儿子成王在，情势不适宜周公为天子，所以他就不去想当天子。由于成王年幼，情势要求周公居摄政位置进行辅佐，他不推辞。这样，周的天下得到保全，周的百姓得以安宁，其功绩也是巨大无比，没有一点亏德之处。无能子这一番话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有所针砭的。他所归纳的原则："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将道家之"无为"观点与儒家之"入世"观点，以"不欲于中"为基础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的这一思想是很有新意的，是那个时代罕有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立身处世原则。
这个立身处世原则不但适于居高位者，也适于一般官吏和普通人，无能子对华阳子（也是对所有人）说：如果你弄清楚了"不欲于中，而无所不为也"的道理，即使身居坊市斗鸡玩狗，或是在战场上擒敌斩将，也都是可以的，更何况是出来做官呢？
所以说，无能子的"无为"，重点在"无不为"，这与老庄的消极退隐倾向是迥然有别的。
（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晚唐的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使一些有独立见解、不同于流俗的学者对封建王朝的痼疾有了较深的认识。他们所思考所表达的，往往已超越对个人荣辱得失的关注与计较，而是重在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批判。罗隐，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在他的著作中，已有反专制思想与辩证思想的萌芽，这在中古学者中是很少见的。
罗隐（公元833-909 年），字昭谏，新城（在今浙江富阳）人。他很有才学，尤其诗名很大，长于咏史诗。但他在十几年中，十次参加进士科考，均落榜。这对他刺激很大，遂返回江南家乡，在杭州镇海节度使钱鏐属下为幕僚。后出任钱塘令。钱鏐为吴越王，罗隐为秘书省著作郎，先后任节度判官，给事中，盐铁发运使，谏议大夫等职。年77 岁逝世。他的著述很多，有《江南甲乙集》，《淮海寓言》，《谗书》，《江东后集》，《吴越掌记集》，《启事》，《湘南应用集》，《两同书》，《罗隐集》等等。现尚存的有《罗昭谏集》8 卷，《甲乙集》10 卷，《谗书》5 卷，《两同书》2 卷。
他有真才实学却屡试不第，主要原因是他为文好批评时政，写诗也多讥刺，因而不为当政者所欣赏。《旧五代史》本传称，罗隐"诗名于天下，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以故不中第"。在一次应考中，唐昭宗先是对他颇为赞赏，准备录取为甲科。旁边有大臣劝阻说：罗隐虽有才，但为文轻率。即便是唐明皇那样的盛德，也遭他讥讽。况且将相臣僚，岂能免于他的抨击。昭宗又问，他讥讽明皇什么？大臣引罗隐《华清宫》诗："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于是，录取之事就取消了①。
1。反专制思想的萌芽罗隐在京城长安屡次科考不被录用，处境窘迫，愤懑异常，于是作《谗书》5 卷。所谓"谗"，坏话也。自著书为何冠如此名称呢？罗隐在《谗书》自序中道出缘由：丁亥年（公元867 年，咸通八年）春正月，取其所为书诋之曰：他人用是以为荣，而予用是以为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
苟如是，予之书乃自谗耳，目为《谗书》。
他的愤激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别人以著述获名获利，而自己却以著述授别人攻击自己的口实，著述越多，处境越困穷。如此看来，自己的书就等于中伤自已，自讲坏话，因此索性取名为《谗书》。这显示出他不甘屈服的坚强性格，他将自己批判专制、抨击弊政的篇章，较集中地汇编入《谗书》。他也不隐讳此书编撰的目的在于警醒当代人，告诫将来人。《谗书》重序云：盖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自杨、孟以下，何必以名为？
以下我们探讨一下罗隐所要"警"、"诫"的是什么呢？《谗书》主要突出了反专制的思想倾向。
其一，认为天下应是天下人之天下，不应是帝王一家之天下。《丹、商
① 《唐诗记事》卷六十九《罗隐》。
非不肖》篇是要翻一千古定案。根据传统说法，唐尧的儿子丹朱不肖（品行不好），故传位虞舜。虞舜的儿子商均也是不肖，故舜又传位给禹。罗隐此篇却另立新说，显然是借题发挥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不会是丹朱、商均品行有问题，而"是唐、虞之心，示后代以公共"，"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尧、舜之两位圣君，为了向天下人表明王位不是一家之私有，所以便给儿子冠以"不肖"之名，公布于天下，不让儿子有继位的任何可能。罗隐说，尧、舜治理天下，明察一切，"大无不周，幽无不照，远无不被"，怎么会独独顾不到儿子呢？假如真的连儿子都教化不了，又怎么能教化天下人呢？所以，尧、舜实在是为了天下人的利益而舍弃了儿子。我们自然不能认为罗隐是在进行历史研究，他这一翻案之举并没有（也不需要）以史料考证为基础。"醉翁之意不在酒"，罗隐之意不在为丹朱、商均鸣冤，而是在于说明，君位之世袭不是从来就有的，因而也就不是天经地义的。君位之世袭，与古代圣君的至公之心大相径庭。
其二，君王夺取天下是为一己之私利，与强盗劫掠财物是同样性质。《英雄之言》篇将强盗的行为比之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的言行，在强盗与"英雄"之间划了等号。该篇指出，有些物品之所以要藏起来，是为了防盗，这是人之常情。其实强盗也是人，穿衣戴帽与常人一样。区别在于，退让之心，贞廉之节在强盗本性中不能始终保持。于是，强盗见到财物就要拿，声称是由于饥寒交迫。而那些将国家据为己有的人，则声称是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强盗声称饥寒，这用不着费笔墨驳斥。而需要评论的却是那些"英雄之言"。声称"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不能打着救民的旗号，夺取个人私利。若真是为了救民，就应该顺从百姓之心，根据民心决定自己所为。然而对照实际却恰恰相反，君王考虑的是一己之私。刘邦望见秦始皇壮观富丽的宫室，羡慕地说："大丈夫就应当如此。"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的盛大场面，也说："我可以取代他"。这就清楚证明了他们起兵时所称的推翻暴秦，救民于水火的话是一种幌子。
其三，君子沉迷"万岁"声中而致百姓困穷。《汉武山呼》篇指出，人的本性，没有生来就奢侈放纵的。如果自己把持不住，就会受外界影响而变坏。这个道理对于贵、贱者都适用。罗隐以君王为例说，君王左右阿谀佞臣，是"人"的坏影响；穷奢极欲巡幸出游，是"事"的坏影响；欣赏所谓祥瑞，是"物"的坏影响。上述三者如有其一，则是国家之大害。
他进一步说，汉武帝继位时，国家较富庶。在左右人的建议下，汉武穷奢靡费，举行封禅大典，目的是为个人求福，"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时也"。上有所好，下必逢迎，"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悟"。这里有个典故，当汉武帝登中岳太室之山时，随从官员声言在山下听到山在呼喊"万岁"。这样一来，汉武帝更加志得意满，以为上天在保佑他，越发好大喜功，"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喜听"万岁"之声，反映君王骄纵之心，遂引发一连串劳民伤财之举。最后罗隐尖锐指出："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罗隐生活在君主专制的体制下，但未完全屈服，敢于抨击专制体制的弊病。他所写的不少篇章，形为"谈古"，实则"论今"，同时也怀有启迪后人之意愿。他赞扬尧、舜"示后代以公共"，指出君王"宜以百姓心为心"，认为"山呼万岁"实为不祥之事，都是较为大胆的反专制言论，可称得上是明清思想家反专制思想之先声。在当时，罗隐的诗与文就受到了下层民众的欢迎，以致写成后"顷刻相传"，然而却使抱正统思想的官僚们大为不满。从一位士大夫批评罗隐著述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层人士与下层民众对罗隐著述的不同反应。辛文房说："罗隐以偏急性能，动必嘲讪，率成谩作，顷刻相传。。。夫何齐东野人，猥巷小子，语及讥诮，必以隐为称首"①。
2。辩证思想的发展罗隐的《两同书》是一部古代辩证思想的杰作。书名"两同"，即显示他对于事物的矛盾同一性有所认识。该书内含10 篇，每篇篇名均为一对矛盾范畴，即《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
《贵贱》篇以清晰的思路，层层深入地论述了贵与贱的对立与转化。
首先指出，人之间有贵与贱的差别，是自然的。因为人群需要有"明圣之才"来治理，于是应以贤者为君长，"则贵之"，其他才能不及者，"则贱之以为黎庶"。这是从道理上讲应该如此，应是德才高低与贵贱程度相符。其次说明，实际情况往往是与上述道理相悖。"处君长之位"，可算是贵了，然"而无德可称，则其贵不足贵也"。而另外一种人，"居黎庶之内"，可算是贱了，然"而有道可采，则其贱未为贱也"。罗隐强调的是，地位的贵与贱，不等于该人的贵与贱。他举出贵贱与地位分离的两方面例子，"昔者殷纣居九五之位，孔丘则鲁国之逐臣也；齐景有千驷之饶，伯夷则首阳之饿士也。此非不尊卑道阻，飞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竞慕丘、夷之义；三尺童子，羞闻纣、景之名"。所以，言贵与贱，不可以地位高低论。
再次，真正评价贵与贱的标准，是视其修德与否。若是修德，"不求其贵而贵自求之"；若不修德，"欲离贱而贱不离之"。罗隐强调，贵与贱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有德无德。他举例说，舜早年"处于侧陋，非不微矣"，但由于有德，终于得到尧的禅位，地位由贱而贵。相反，桀为君王，"亲御神器，非不盛矣"，但由于不修德，众叛亲离，最后被放逐，地位由贵而贱。这形象说明了"贵者愈贱，贱者愈贵，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的辩证关系。
《强弱》篇以三个层次来说明强与弱的辩证关系。
其一，强与弱是相比较而言，有了对方，自己才存在。"夫强不自强，因弱以奉强；弱不自弱，因强以御弱"。因此，强与弱存在"上下相制"关系，这是"自然之理也"。
其二，强与弱的根本标志不是"力"，而是"德"，"盖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罗隐先举自然界的例子来说明，金属，是物质中最刚的，但折断后就接不上；水，是物质中最柔的，但却无法斩断，"则水柔能成其刚，金刚不辍其弱也"。接着，罗隐再以人为例来说明，晏婴不过是一个侏儒，但却是齐国之宰臣；甘罗是十几岁童子，却因功而为秦国上卿。而狄人侨如身材高大，却被鲁人扼死；南宫万力气大得能撕裂皮革，却被宋人剁成肉泥。这证明壮勇"不足以全身"，而智谋"可以制一国"，"岂非德、力有异，强、弱不同者欤！"
① 《唐才子传》卷九。
其三，将强弱之理用之于治国，君王应重德轻力。什么是"德"？"唯慈、唯仁矣"。什么是"力"？"且暴、且武耳"。罗隐指出"明君"与"暴君"的根本分歧，前者知道民心不可用武力强制，"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即使本人弱也不要紧，比如"尧不胜衣，天下亲之如父母"。而后者则是舍弃德而专恃力，即使力大可陆地行舟，身强可举鼎过头，也不免"社稷为墟，宗庙无主，永为后代所笑"。
《损益》篇分两层意思论辩了"损"与"益"。所谓"损"，意为减少，使蒙受害处；所谓"益"，意为增加，使得到好处。
第一，罗隐认为，"奢俭之间，乃损益之本也"。君王对损益持何种观点，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最大，"益，莫大于主俭；损，莫大于君奢"。他认为尧、舜与桀、纣的一个原则区别，就在于他们有不同的损益观。圣君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生活上尽量俭朴，能割舍难得的宝物，打碎奢侈无用之器。施政上不搜刮民财，"薄赋敛，省徭役"。这样就使得"天下欢娱，各悦其生矣"。暴君奉行的损益观却恰恰相反，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在生活上追求奢淫，购求难得之货，制造浮华而不实用的器物。在施政上大肆掠夺民众，"厚赋敛，烦徭役"。这样使得"天下困穷，不畏其死矣"。百姓被逼得连死都不怕了，难道还怕作乱吗？反过来说，如果百姓都喜悦，难道他们不愿意安定吗？罗隐在这里提醒统治者，如何对待损益，不只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他明确指出了君主与百姓，存在着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的关系。按照"奢君"的损益准则，"则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则万姓受其毒"。显然，君主与百姓在利益上有矛盾的一面。对君主的考验是，究竟是"损一人之爱好，益万人之性命"，还是"益一人之爱好，损万人之性命"。另外，君主与百姓又有相互依赖的一面。罗隐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头和脚的关系，"夫万姓所赖，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资夫万姓。则万姓为天下之足，一人为天下之首也"。罗隐进而尖锐指出，如果社会出现问题和祸乱，责任在头而不在脚，"然则万姓众矣，不能免涂炭之祸；一人尊矣，不能逃放戮之辱，岂失之于足，实在于元首也"。这是从君主掌施政方针的角度而言，矛盾的主导方面在君主一方。换个角度看，足也是首的支撑基础，百姓安宁富庶了，君主也得到保全，"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乱者，天子所以罹其乱也"。
第二，损与益的辩证关系，二者各向对方转化的问题。罗隐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损与益，发现这样一种因果关系，从自损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益；从自益出发，得到的结果是自损。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指出，君主之所以被称为至尊，是因为下面有百姓。如果百姓都得到益处，君主哪里会受到损害呢？如果百姓受到损害，君主又从哪里得到益处呢？"是故损己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物反过来又益于损己者）"。"益己以损物者，物既损矣，而物亦损之（物反过来损益己者）"。前者的实例是，尧、舜损己益物，成为"上圣"，"克保期颐之寿也"。后者的实例是，桀、纣沦为"下愚"，"自取诛逐之败也"。论及此，罗隐作了精炼的概括总结--"彼之自损者，岂非自益之道欤！此之自益者，岂非自损之道欤！损益之道，固亦明矣"。
《同异》篇对一般与特殊、现象与本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首先，罗隐指出辨析同与异的必要性。不要仅限于知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样一般的情况，还要做到能辨别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例如，"父子兄弟，非不亲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异"。舜父愚昧而舜圣明，盗跖贪而其兄廉，这是父子兄弟心未必同。刘邦被困时，随从纪信献身救主；伯桃饿死后，其友角哀也如约自杀，这说明君臣、朋友，未必异。再如，烟和灰同出，烟飞灰灭而分途，这是同中有异。胶和漆分别形成，但放在一块则无法区分，这是异中有同。
其次，罗隐指出同异的各种各样表现，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异而内不异者，有始同而终异者，有初异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与之同者，有彼不异我而我与之异者。分别举例证明，显示出大千世界的丰富与复杂。再次，罗隐谈到辨析同异之方法。他强调，由于同异情况错综复杂，因此不能乍一接触就匆忙下结论，"是则同异之心，不可以一二测也"。要尽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罗隐的概括是，"是故明者徐视而审听，高居而远望也。随时之宜，唯变所适，因其可同而与之同矣，因之可异而与之异矣"。这里说到的要点是：--"徐视"，逐步观察，细致观察；--"审听"，慎重、严谨地分析听到的情况；--"高居"，立足点要高，跳出来反观方能看得清楚；--"远望"，看得远些，预测发展状况。认清同异，运用同异，还需注意"随时之宜"，不固执，不胶滞，根据不同情势决定自己或同或异的对策。
最后，罗隐照例谈到如何将自己的观点用于治国施政上。在他看来，要善于处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而同之"，即变异为同，使本来不属于自己营垒的杰出人才为己所用。例如，卫青，原为奴，汉武帝让他带兵，屡立战功，升为大将军。由余，本是戎王使臣，秦穆公爱其才，使其归降，授以国政。另一种情况是"异而异之"，即能够识别亲近人中有异心者，并能断然排除掉。例如，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周公发现管叔作乱，断然诛之。石厚，是卫人石碏的儿子，犯有弑君罪，石碏大义灭亲。
罗隐提出告诫说："能同异者为福，不能同异者为祸"。这里所说的"能"，是指正确的辨别和处理。楷模是舜，他能同能异，与八元（高辛氏才子八人）同，与四罪（即四凶，共工、驩兜、三苗、鲧）异。换言之，就是与八子合作，处罚四凶。反面典型是纣，该同不同，该异不异，"殷纣不同三仁，不异二臣，故取败亡之辱"。殷有三仁人，但纣王刚愎拒谏，结果微子离去，箕子为奴，比干被杀。奸臣有二人，费中善谀好利，恶来善毁谗，均得纣王信赖。罗隐认为，对于君王来说，"同异之际，不可失其微妙也"。要不被假像迷惑，识别忠奸，正确地去同去异，是复杂的，然而又是不可不做的。由上面所述内容可以看到，罗隐的《两同书》有一些很可贵的辩证观点。当然，处在那样的时代，他的辩证思想还不能达到成熟的程度，有时哲学观点还不能自觉地抽象出来，往往和政治观点、历史观点纠缠在一起。但可以充分肯定的是，他主观上是有探索辩证理论的自觉意识的，书名与篇名均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关于辩证思想，他的确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多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老子与北宋张载是对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作出划时代贡献的人物，而罗隐则可视为他们中间一个重要的过渡人物。《两同书》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梯的标志，也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一个里程碑。
老子的《道德经》有丰富的辩证观点，认为事物都包含对立的两面，提出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反者道之动"，"柔弱胜刚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见素抱朴"，"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等重要的辩证命题。但是以韵文短句写成，文字简洁，没能将命题逐一展开阐说。罗隐的《两同书》则是专选十对范畴分别展开论述，对老子的辩证观点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有些篇末还引用老子之语以作点睛之笔，亦是示有所本。十三、五代时期的思想（一）思想领域的趋势五代，是夹在唐朝、宋朝中间的时期，约有半个世纪左右。在中原地区是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其它地区又有十余国（习惯称"五代十国"，事实上不止十国）。与中原王朝同时并存的各国，常有六、七个。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征战给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破坏，广大民众也深受苦难。这一时代特点给思想领域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反思。当然，正像五代也有光明一面那样，思想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也出现了重要的思想家。
1。道教思想的时代特点时逢乱世，人们对前途、命运深感无从把握，消极避世思想流行一时。
儒者、士大夫本是持儒家进取思想的，向往的是治国济民，封侯拜相，立不世之功，光宗耀祖。然而，动乱堵塞了他们传统的进身发达之路，儒家的礼法、仁义、大一统思想也显然不合时宜。于是，他们转而欣赏道教的归隐无为思想，有研读道籍者，也有隐遁山林者，名利之心淡漠，注重个人养生。《宋史·隐逸传》指出"五季之乱，避世宜多"，就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这就形成五代时期较有特色的一种社会现象--隐士多，尤其是有才学的隐士多。
曾受后晋高祖征召的隐士郑遨，在唐末考进士不中，"见天下已乱，。。乃入少室山为道士"①。郑遨颇有才名，与道士李道殷、罗隐之被世人并称为三高士。陈陶，"世居岭表，以儒业名家。陶挟册长安，声诗历象，无不精究，常以台铉之器自负，恨乱世不得逞。。。后以修养炼丹为事"②。
备受前蜀王建礼遇的著名道士杜光庭，原习儒业，"应九经举不第"，"思欲脱屣名利"，所作《怀古今》诗云："古今感，事伤心，惊得丧，叹浮沉"，立志"用虚无"，"保道德"，遂入山修道。
五代道教思想还有这样一股潮流，即由关注"出世"变为关注"入世"。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一些儒者向往"出世"隐遁的时候，却有一些道士不言成仙长生之说，而言治道世务。这表明，一个时代的思想是错综复杂的，未可执一而论。《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南唐主李昪问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对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国。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饱喜，何论太平！""栖霞常为人奏章，唐主欲为之筑坛。辞曰：'国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当奏请耳'"。周世宗召华山道士陈抟，"问以飞升、黄白之术"。飞升，指羽化升为仙人；黄白，指炼白银黄金。陈抟没有向皇帝谈道教的法术和观点，而是回答："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③其实，这些道士转向对尘世的关心也是有充分原因的。他们本多来自于社会中下层，成为道士后也依然与民间有多种联系。社会凋敝，百姓困苦的现实对他们有所触动。道士虽反对为俗世所
① 《新五代史》卷三十四《郑遨传》。
② 马令：《南唐书》卷十五《陈陶传》。
③ 《宋史》卷四五七《陈抟传》。
累，但他们毕竟还脱离不开这个俗世，无休止的战火，残酷的劫掠屠戮，对修道者来说也存在威胁，他们自然希望有国泰民安、四海清晏的修道环境。另一个因素则是道教本身的战略调整。唐代是外丹术最盛行时期，五代时，内丹思想及修习方法逐步取代外丹思想和修习方法。内丹修炼是以人体为"丹炉"，以自身的"精"、"气"、"神"烧炼"圣胎"，即内丹。这样，道教思想就发生了从出世做神仙向入世炼心性的变化。与此相应，道士一般不再鼓励君王炼外丹和长生成仙，而是劝其端正心性，求长治久安之道。
2。儒学受到冲击在五代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儒学受到的冲击最大。因为儒学对于官方及正常秩序的依赖，要比佛、道二家大得多。儒学至上而下都是由官方扶持而行教化的，从官藏典籍到朝廷博士，从国子监到府州县学，均为政府直接控制。因此，战乱一来，政权屡变，儒学备遭破坏，其思想影响大大降低。后唐庄宗注意到这方面问题，明宗也在敕旨中指出了学校多废、典籍罕传的状况，"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以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见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勘读。。。"。后周世宗时，更做了一些恢复儒学的努力。
大约是由于社会动荡和时代短促的缘故，儒学中没能出现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此期君主多由军士拥立，其所任用官吏也多为武人。诸镇节度使权倾一方，皆为武将。儒者寄人篱下，意志消沉，因仕途阻隔，只能充任幕僚，取宠于武人。儒者的精神面貌已大不如盛唐、中唐。
3。佛教禅宗独盛佛教在乱世往往能得到迅速的传播。一些百姓和知识分子在看不到出路时，愿意到佛教中寻找情感慰籍；一些农夫为躲避苛重赋役，也会剃度为僧；甚至帝王公卿，达官富贾，为求心理平衡，精神解脱，也会勤于礼佛。但是上述这些人并不一定要对佛教理论进行深造，也不喜接受繁琐戒规的束缚。禅宗的南宗，主张"顿悟"，无需拜佛坐禅，无需每日诵经，提倡心性本净，见性成佛。这就告诉人们，不出家也能顿悟成佛。成佛方式如此简便，中唐以后，南宗遂以"顿悟"说战胜了北宗的渐悟说，成为禅宗的主流。在晚唐及五代时期，禅宗是佛教中最为兴盛的宗派，其它宗派渐衰渐息。然而，随着禅宗一花独秀的蓬勃发展，它自身也衍化出五宗（到北宋初，其中临济宗又衍化出黄龙派，杨岐派，合称"五宗七派"，亦可称"五家七宗"）。在禅宗流派的称呼中，"宗"、"派"、"家"往往通用。慧能南宗先是分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来，南岳系又分出沩仰宗（沩山灵祐，仰山慧寂），临济宗（临济院义玄）。青原系则分出三宗：曹洞宗（洞山良价和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云门宗（云门山文偃），法眼宗（创立人文益被南唐中主李璟赐谥为"大法眼禅师"，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