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由于佛道两教事务增加，正式设立了管理机构。开皇十二年（公元592 年）设鸿胪寺，内设典客、司仪和崇元三署，由崇元署掌管佛道教事。这一管理体制对后代宗教管理机构的设置有很大影响。
另外，隋朝的制度规定，国子寺每年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儒家先圣先师，州郡学则以春秋二仲月祀。这种祭祀儒家先圣的现象，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性质，但也表现为儒学宗教化的一种倾向。
唐时将儒家经典分为三等，《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仪礼》、《周礼》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唐太宗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为由，敕令大儒士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成书后共180 卷，名为《五经正义》。又令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定本》由唐太宗颁行，令习者以此为准，此后儒经文字完全统一，革除了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端。《正义》由唐高宗颁行天下，此后以科举为出路的士人，诵习儒经必以《正义》的解释为准，否则即为异端邪说。唐初以政府的名义颁定五经正本，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使儒学在三教对峙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唐太宗贞观年中，封
①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②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
③ 《中说·周公》。
① 《续高僧传》卷二十一，《智f 传》。
孔子为圣，以颜回配，并尊孔子为宣父，作宣父庙于兖州，又诏命各州县皆设孔子庙，以便供祭。之后，太宗又以左丘明、子夏等22 位先儒与颜回皆配孔子于太学。永徽年间改封周公为先圣，孔子被降为先师。显庆年间又复封孔子为先圣。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东巡兖州，曾祭宣父庙。唐中宗于神龙初授褒圣侯孔崇阶为朝散大夫，并许子孙世袭。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唐玄宗追赠谥孔子为文宣王，父庙孔子塑像面南而坐，先儒十哲东西从列侍侧，祭孔升为中祀。儒学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儒学在三教中仍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唐太宗所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失之必死，不可暂无"。①他深刻地认识到儒家思想信仰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唐太宗的尊儒之风，基本上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待儒学的态度。
唐代诸帝真正信仰佛教者并不太多，但他们普遍崇佛兴法，大力支持佛教，这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唐高祖未做皇帝前就笃信佛教，称帝后建寺还愿，设斋行道。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舍通义宫为尼寺，自称是"菩萨戒弟子"，表示要皈依三宝，并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为当年各战阵之所修建寺庙，以超度亡灵。他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鼓励大臣出家为僧，还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高僧玄奘赞誉备至。唐高宗为其母祈福，曾下令修筑大慈恩寺，度僧三千，请玄奘任大慈恩寺住持，在寺内另设翻经院。武则天更是崇佛弘法，自称佛教虔诚弟子，自加尊号为"金轮圣神皇帝"。她曾颁布《大云经》于天下，令各州皆建大云寺，度僧千人，并亲自主持《华严经》80 卷本的翻译。禅宗渐兴后，武则天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宫，敬跪问道。又派人恭请禅宗南派领袖慧能进京，慧能假托年高多病而未成，武则天遂把慧能的得法袈裟弄到京都，供养于宫中道场之中，可见她对佛教推崇备至。唐玄宗在位时唐朝国力鼎盛，封建经济空前繁荣，佛教活动也异常活跃。密宗在唐玄宗时创立，玄宗曾请不空为其授灌顶仪式，成为菩萨戒弟子。唐朝的列位君王，除唐武宗大力灭佛外，其余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是扶植和利用为主，尽管个别时期也有沙汰僧尼的举措，但对唐代佛教的兴盛几乎没有多大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唐代是佛教的全盛时期，宗派林立，高僧辈出，经籍浩繁，这些都是唐代对佛教采取支持、保护政策的结果。
唐代道教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 年），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从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楼观道士岐晖的帮助。据《旧唐书·王远知传》记载："高祖之龙潜也，远知尝密传符命。"就是说，李渊是真龙天子，王远知假托老君之名，称李渊起兵反隋是受天命。楼观是当时供奉老子的主要宫观，《混元圣纪》载有道士岐晖称誉李渊"真主"，并为李家反隋大军筹集粮资。李渊为关陇集团上层人员，李姓也算是北周贵姓，但改朝换代并非小事，需要神化李家的族系，提高门第，于是李渊便自称是道教教主李耳之后裔。李渊登位后，晋州（今山西临汾）道士吉善行假托老子，转告李渊李氏子孙可享国一千年，李渊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庙，此后道观广修。第二年，他曾到终南山拜谒老君庙，号称祭祖。唐高祖曾下令沙汰僧尼，对佛教有所限制，暗中帮助道教抬高其地位。
唐太宗继位前，曾与长兄皇太子李建成争夺帝位，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
① 《贞观政要》卷六。
拥太宗继位。太宗继位后，给王远知在茅山专修太平观，表示崇敬。太宗沿习高祖崇道政策，称自己是李老之后裔，由此下诏确定道士、道姑的地位列于僧尼之上。
唐高宗更是崇信道教，封太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圣母曰先天太后，在各州郡设道观奉祀，置道士7 人。以《老子》为上经，又令贡举人必须兼通《道德经》，并令道士隶属于宗正寺，排在诸王之次。宗正寺是管理王室事务的机构，道士隶属过来，意思道士皆奉李耳为教主，于是成了王室的本家。《道德经》被列为科举课目之后，对天下士人必修老庄之学影响很大，也带动了民间信道之风的滋长。唐中宗更令贡举人依旧学老子的《道德经》，道教在武则天时期失势后又很快恢复起来。
唐玄宗时期，有抑佛崇道的举措，道教更是乘势大兴。唐玄宗自称梦中看到老子，醒后画出真容，又教人画老子像许多张，分送天下各州开元观供奉，令当时各州的道士、道姑隆重迎请画像，像列后行道七昼夜，玄宗赐钱作设斋行道的费用，又赐钱给亲王公主以至全国文武百官及兵士，下诏全国放假，设酒宴以示大庆。唐玄宗为显示自己推崇道教，一再给太上老君追加尊号："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多次拜谒玄元皇帝庙。由于佛教有四大菩萨，为了使道教与其分庭抗礼，玄宗与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大真人来相对，改庄子、文子、列子和庚桑子之号为南华真人、通玄真人、冲虚真人、洞灵真人，他们的著作列为"真经"，被纳入道教经典之内。老子的《道德经》被尊为《道德真经》，玄宗曾亲为《道德真经》作注，颁行天下。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1 年），命文人学士及所有的贵族和知识阶层，每人家藏《道德经》一本，贡举人加试老子策，进而将四大真人的著作也列入开科取士之中。他经常召集道士，封号赐物设观，抬高道士的社会地位，并主持纂修3744 卷的《三洞琼纲》，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道藏》。根据唐玄宗时期编纂的《唐六典》记载："凡天下观总1687 所。"其中道士观1137 所，道姑观550 所。可见玄宗时道教之隆盛。
唐后期国力渐衰，宗教活动已不像初唐和盛唐那样兴盛。在道教事务的管理方面，道士不再隶属宗正寺，改属吏部、祠部管理。唐贞元四年（公元788 年），德宗设立左右衙功德史管理道教。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宪宗在功德史下分设道录司和僧录司，其职官选自道士和僧侣，分别掌管全国宫观、寺院和道释簿籍及道官、僧官的补授等事务。
据唐末五代的道士杜光庭所著《历代崇道记》所载，唐代共有道教宫观1900 余所，道士15000 余人。这个数字虽然不能和唐代佛教寺院和僧尼的数量相比，但相对于唐前各代而言，道教在唐代的发展确实是空前的。
五代时割据分裂，王朝更替很快，但仍有不少崇道的君王。后周世宗柴荣的宗教政策就是抑佛扬道。他限制佛教，禁止私自剃度出家，废除寺院30336 所，毁佛像而铸钱币。而道教则在五代多朝皇帝的扶持下，以此较盛行的势态延续至宋朝，为道教在宋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尽管隋唐两代有时重释道而轻儒、有时隆道儒而抑佛、有时扬儒佛而排道，但总体观之，隋唐的宗教政策仍不失为三教并重、三教并奖和三教并用。（二）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有过多次激烈的斗争，初唐时这种冲突更为突出。三教的冲突以儒道联合反佛为主流，儒道之间的冲突较为缓和。因为儒道同为中土文化，二者之间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土壤，二者分别以"自强不息"和"无为而治"相辅相成，并行共生千数年，相互间没有大的文化隔膜。而佛教则不然，它是印度宗教文化的移植，属一种异质文化，儒道两派从民族传统心理上都难以容纳佛教。另外，佛教通过魏晋南北朝的传播，到隋时又大加弘扬，唐初时更以咄咄逼人之势迅猛发展，这对儒道都形成了无形的压力，特别是隋文帝后期的"不悦儒术"，更给儒学以危机之感。儒道若抬高自身的宗教地位，必须首先以压倒佛教、打击佛教势力为前提。除此原因外，三教的冲突和斗争，更重要的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倾轧的反映。
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太史令傅奕上表斥佛，陈列佛教流弊十一条，要求减少寺院，废除僧尼。傅奕站在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攻击佛教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可以看作是儒释的正面交锋。他指责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建议唐政府采取措施，"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①当时以护法者自居的佛教界代表人物法琳作《破邪论》作答，并"频诣阙庭"，为佛教极力辩护，还痛骂傅奕，口气强硬，盛气凌人。高祖对上表暂时搁置，废佛未能实施。三年后，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讬。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邪法，述其邪法，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②道教徒借傅奕在朝廷反佛之势，也大势攻击佛教。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直接参加反佛活动，他们将自己的反佛之作，托傅奕上奏高祖。法琳著《辩正论》回击，以"十喻九箴"回敬道教徒，佛道之争公开化。由于太子李建成和多数朝官对佛教袒护，高祖沙汰僧尼之举并未付诸实际。值得注意的是，傅奕两次上表斥佛，皆用儒家忠孝礼仪为得力工具，这对佛教徒的压力确实很大。
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傅奕第三次上疏，"请令僧吹螺，不合击钟。"①第二年，太子中舍辛谞诘难佛教徒，僧侣慧净著《析疑论》、法琳作《析疑》作答，论战再起。
唐初统治者对儒释道三教排序，这往往成为三教冲突和争斗的导火线。
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唐高祖诏叙三教先后曰："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释宗。"②唐太宗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明确表示，谓"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是本末倒置，绝对不能容忍的，遂下诏宣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
① 《广弘明集》卷十一，《辩惑篇·太史令博奕上减省寺塔废僧尼事》。② 《旧唐书》卷七十九，《傅奕传》。
① 《广弘明集》卷七。
②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为道教表功颂德，故令"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③佛教对此大为不满，纷纷上表反对道士位在僧尼之上。法琳等上表陈述皇族李姓并非老子的后裔，皇族李姓出鲜卑拓跋达阇，与陇西之李无关，劝太宗自认是阴山贵族的子孙，不要承认道教教主老子的李姓。法琳在李世民与长兄争夺王位时支持李建成，唐太宗对法琳早有成见，于是口谕："明诏既下，如也不伏，国有严科"，再有上表诬道者，当受杖责。法琳等僧被吓得退避而出，唯有一个法号智实的年轻和尚不服此理，结果被一顿棒责而病殁。佛教在唐太宗的棍棒之威下，不再为佛教的位次而闹了。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道士秦世英密奏法琳《辩正论》一书攻击老子，讪谤皇宗，有罔上之罪。于是法琳被抓，唐太宗亲自查问。法琳在《辩正论·信毁交报篇》里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之说，于是太宗治罪法琳毁谤李氏宗族时，便利用此说，限他七日去念观音。到期用颈试刀，看观音是否灵验。七日期到，法琳在狱中想出一招，称自己这七日里只念陛下，未念观音，因为陛下功德巍巍，陛下即是观音。法琳极尽阿谀奉迎，奴颜卑膝之能势，被太宗免去了死罪，放逐益州（今四川成都），死于途中。这场佛道之争，以佛教败死而结束。此后不久，唐太宗调整了佛道政策，对佛教的态度大为缓和。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五月，唐太宗为皇后追福亲临弘福寺，向寺僧解释道："师等宜悉朕怀。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可不平也？"①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朝臣弹劾秦世英骄淫之罪，唐太宗即令杀了这个一向受宠的道士，这使得僧界暗中欢喜，算是报了法琳惨死之仇。
武则天登基受佛教界鼎力相助，另外，武则天并不与老子同姓，用不着以道教来神化宗族，所以她取扬佛抑道之态。佛教徒感到机会来临，于是一面神化女皇，大献殷勤，如僧人怀义、法朗造《大云经疏》，陈符命，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作人类的君主，一面又攻击道教。武则天一即位便宣布"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②有的僧人请求焚毁道家的典籍《老子化胡经》，武则天煞有其事地请来八位非佛非道的儒学中人来讨论《老子化胡经》该不该毁。可能是由于儒家的敌对势力主要是佛教，而非道教，这几位儒生不愿帮助佛教界打击道教势力，所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汉隋诸书所载，不当除削"。武周时期，道教失势，甚至出现有些道士要弃道当僧的现象，如洛弘道观主杜义就乞求改道为僧，武则天赐其法号玄嶷，并特赐僧寿30 岁，这个道士摇身一变，竟成了一位僧龄颇高的和尚。杜义弃道从僧后，对道教反戈一击，著《甄正论》斥责道教经典，说是全出伪造。杜义对道教的攻击，在佛教界赢得了一片赞誉声。
唐睿宗在位时，佛道的冲突仍未平息，二者争夺权利互不相让，甚至为法事集会上佛道的先后安排等事，也要相互争斗。唐睿宗无法裁定佛道之间的纷争，只好采取圆滑的办法，令在法事集会上，僧尼男女道士并进并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武宗会昌灭佛，对佛教是灭顶之灾，许多隋唐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武宗灭佛的根本原因，在于唐代寺院经济膨胀，直接威胁到国家的财政③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
① 《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
② 《资治通鉴》卷二○四。
收入和经济发展，也是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的经济矛盾加剧到不可调和的反映。但其直接原因，却是道士挑动排佛情绪的结果。武宗即位前已偏好道术，即位后便召道士赵归真等81 人到宫内修"金箓道场"，亲受法箓。赵归真向武宗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攻击佛教，煽动毁佛。
在佛道针锋相对的同时，儒学对佛道的排斥和责难也从未间断。儒家礼教向来是统治者维护政权的基本工具，凡明经进士两科出身的官吏，多是儒学之士，他们从统治者的治国利益出发来排斥佛道。除上述提到的傅奕外，仍有许多儒士慷慨陈词，列数佛道之弊，下面略举几例：狄仁杰曾言："化诱倍急，切于官徵，法事所须，严于制敕；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逃丁避罪，并集法门。无名之僧，凡有几万，都下检括，已得数千。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臣每思惟，实所悲痛。"①李峤："道人私度者几数十万，其中高户多丁，黠商大贾，诡作台符，羼名伪度。且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徵行租赋，何以补亡？"②辛替否："今出财依势，避役亡命，类度为沙门。其未度者，穷民善入耳。"③姚崇："自神龙以来，公主及外戚皆奏请度人，亦出私财造寺者，每一出敕，因为奸滥，富户强丁皆经营避役。"④常衮："今军旅未宁，王畿户口十不一在，而诸祠寺写经造像，焚币埋玉，所以赏赍，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岁巨万计。陛下若以易刍粟，减贫民之赋，天下之福岂有量哉？"⑤李叔明："佛，空寂无为者也；道，清虚寡欲者也。今迷其内而饰其外，使农夫工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国用储为斁耗。"⑥彭偃："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岁计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以计，天下其费可知。"上述这些奏议，都是从国计军防的考虑出发，来陈述佛道之弊，并没有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二教。真正站在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上，维护儒家思想传统，从理论高度上去排斥佛道者，当首推韩愈。他一生始终坚持反佛斗争，堪称一位反佛勇士。他指出："天道乱，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①韩愈所说的"道"，是抽象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目的在于重兴儒学传
① 《旧唐书》卷八十九，《狄仁杰传》。
② 《唐书》卷一二三，《李峤传》。
③ 《唐书》卷一一八，《辛替否传》。
④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⑤ 《唐书》卷一五○，《常衮传》。
⑥ 《唐书》卷一四七，《李叔明传》。
⑦ 《唐会要》卷四十七。
① 《韩昌黎集·原人》。
统的伦理仁义道德。在论及人道时，强调"人者，夷狄禽兽之主也"，目的在于排斥佛、老，把夷狄与禽兽同列。当然，他所说的"道"与佛老所谓的"道"有本质的区别，"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而佛教之道，也是"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②。在他看来，社会上的文化、政治、经济、伦理等一切封建秩序，皆是仁义的体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③而道家的"剖斗折衡"，佛教的"灭其天常"，则都与"先王之道"的伦理传统和封建纲常不相吻合，因而必须加以排斥。为了使儒学能与佛道相抗衡，韩愈还虚构了一个儒家"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入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④儒家的道统之端上溯至尧，在时间上要早于佛道之祖，因而也较佛道更显得具有正统的权威性。韩愈苦心编造儒家的道统，把儒家思想的发展系统化、谱系化，试图使儒家思想通向宗教信仰主义，成为一种代替佛教和道教的宗教。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唐宪宗媚迎佛骨。对此，韩愈上表，痛斥佛教，指出："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①这篇反佛檄文，触怒了佛教僧侣，也触怒了佞佛媚佛的宪宗皇帝，因之险些被判处死刑，经说情才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之后，其学生李翱继续反对佛教，为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积极努力。他写《复性书》，自称是"开诚明之源"②，提倡《中庸》思想，抵制佛教思想的流布。
总之，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斗争异常激烈，表现为佛道的冲突、儒道与佛的冲突、儒与佛道的冲突和儒道的冲突，其中以佛道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
② 《韩昌黎集·原道》。
③ 《韩昌黎集·原道》。
① 《韩昌黎集》卷三十九，《谏迎佛骨表》。
② 《李文公集·复性书》。
（三）三教融合与三教兼修儒、释、道三教既有相互斗争的一面，同时也有相互吸收的一面。就思想而言，隋朝与唐初就有三教融合的趋势，但更多的是儒道与佛的冲突。中唐以后，统治者以调和三教矛盾为主要宗教政策，三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便成了主流。当时的著名诗人白居易指出："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也。"①名僧宗密更明确地说："然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励万行。。。三教皆可遵行。"②就连铁骨铮铮的儒学大家柳宗元也讲："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③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唐高祖幸国学释奠，"命博士徐旷讲《孝经》，沙门慧乘讲《心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此时"三教谈论"还是唇枪舌战，充满火药味。到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唐德宗生辰庆贺，令儒官、僧侣和道士聚集一起"三教讲论"，但此后的三教讲论已今非昔比，完全是一派和风细雨，其乐融融的景象。据《南部新书》记载，三教讲论的格式成了"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这种格式反映了三教调和、相互吸收的情况。
佛道冲突最为激烈，但二者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也显而易见。道教在北周灭佛时，就借机偷取了大批佛教典籍，改头换面后竟成了道家经籍。道家理论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吸收和融合佛学思想的结果。如唐代著名道士王玄览著《玄珠录》阐发道家理论，上称："道中有众生，众生中有道，所以众生非是道，能修而得道；所以道非是众生，能应众生修。是故道即是众生，即众生是道，起即一时起，忘即一时忘，。。道与众生互相因，若有众生即有道，众生既无道亦无，众生与道而同彼，众生与道而俱顺。"④他不仅采取了大量的佛学概念，如"众生"、"圆通"、"诸法"、"性空"等，而且在表述方法上也受到了佛学讲经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佛教大乘有和法相宗的思想非常明显。成玄英的"重玄"论在唐代道教界影响甚广，在思想的精密程度上也较之唐前的道教理论更加发展了，但他的道教理论的建设，也是参照佛教理论而建的。唐末五代的著名道士杜光庭更是把三教融合纳入自己道家思想之中，他在注解《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时写道："道本包于元炁，元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三才，三才分为五行，五行化生万物。"修道之人都要"因元气而成"，其方法是"安神去欲"、"保守三元"。结论当然只能是三教无别。他说："凡学仙之士，若悟真理，则不以西竺东土，为名分别，六合之内，天上地下，道化一也。若悟解之者，亦不以至道为尊，亦不以象教为异，亦不以儒宗为别也。三教圣人，所说各异，其理一也。"杜光庭的清净之道，可以说是道教融合佛儒的典型代表。另外，唐代道士李筌，把道家的无欲无为改装成"治国修身平天下"的统治术，曰："夫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遵命也"，"制人之术，
① 《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七。
② 《华严原人道》。
③ 《柳河东集·送僧浩初序》。
④ 《玄珠录》卷上。
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以所长，蔽己之所短"。①儒家传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及封建王权至上的观点，李筌几乎全部照搬，成了道家的思想内容。佛教融合道教思想和养生方法的，较著名的有天台宗吸收道教的服丹成仙思想和密宗对道教教义的糅合。天台宗有修习止观坐禅除病法，这与道教的养生方法非常接近。智f 曾说："脐下一寸名忧陀那，此云丹田，若能止心守此不散，经久即多有所治"，"用六种气治病者，即是观能治病。何等六种气？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颂曰：心配属呵肾属吹，脾呼肺呬圣皆知，肝藏热来嘘字至，三焦垂处但言嘻。"②佛家的这种坐禅调息，几乎是道家静坐炼气之养生方法的翻版。湛然更进一步，把道家的服丹成仙思想拿来为佛家所用，他说："太阳之草名曰黄精，食可长生；太阴之精名曰钩吻，入口则死。金丹者圆法也，初发心时成佛大仙，准龙树法飞金为丹，故曰金丹。"①道士以炼丹求长生，而佛徒也大谈炼丹了。至于密宗，更是明显受道教影响。密宗称人身三部24 位，各有神守护，这是对道家经典《黄庭经》的抄袭。密宗的"五轮观"，称脐下是生身释迦如来，胸至咽系无量诸菩萨所居。道教崇奉北斗星，称北方玄武真君，脚踏龟蛇，密宗改称北斗星为妙见菩萨，也足踏龟蛇。在密宗经典中还有青龙、白虎、本命神和泰山府君、司命、司禄等大小神祇，这些都是从道教中舶来的。
佛教受到的冲击主要来自儒学对其的挑战和责难，道教攻击佛教也多以儒学为依据，因而佛教受儒学的影响要比受道教的影响更为深广。儒家以孝道为重，认为孝是"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德之本"。②千数年来，孝道而深入人心，不可动摇。所以佛教徒不得不让步，也开始讲孝道。法琳作《辩正论》痛斥道教，对儒家也有微词，但还得表扬释迦舁父尸是孝子，说"孝敬表仪，兹亦备矣"。高僧宗密也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唯孝道矣。"这话出自佛教徒之口，几乎与儒生无二。唐后期禅宗南派兴起，这更是一个调和儒佛的宗派，十分适合士大夫的口味。禅宗发展到后期，由怀海设戒律予以收敛僧侣的恣意妄为，但怀海的戒律已全无原来天竺式戒律的味道，向儒家迈进了一大步。他的《百丈清规》以儒家忠孝为核心，用儒家宗法制度来重新组织寺院的秩序，清规前四章是祝厘、报恩、报本、尊祖，谈的完全是儒家的忠和孝。难怪柳宗元《百丈碑铭》曰："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称赞《百丈清规》合乎儒家的礼法。禅宗的兴起，是以世俗化为主线的，因此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蜕化僧，有孝僧以孝道著称，有诗僧作诗求名等等。作诗本是唐代文人儒士求取功名的手段，而禅僧也有许多作诗弄画，甚至也和儒生求举一样，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取仕途发达，修禅习法反倒不甚重要了。
唐代儒学衰微，佛教思想的繁荣几乎压倒了儒学的光芒。因此，儒学寻求发展的道路，必然以借鉴佛学为前提。韩愈以抨击佛老、重振儒学为己任，但他的"道统说"却明显渊自佛教的"祖统"，而他的儒学思想也掺杂了不少佛学的成分，如佛学的"真如"、"佛性"对其就有较大的影响。李翱著
① 《阴符经疏》。
②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杂说》。
① 《止观辅行传弘诀》。
② 《孝经》。
《复性书》的目的是排斥佛教，提倡中庸，但他的性善情恶论，无疑是佛性论的产物。他称："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七者循环而交来，故性不能充也。。。情不作，性斯充矣。"①就是说，凡人之所以不能成为圣人，是因善的本性被邪妄的情所迷惑的缘故，所以主张去情复性，只有"寂然不动"，才能复其本然之性。佛教把"清净"看作人的本性，主张消灭人欲，以恢复清净本性。李翱的性善情邪论亦是如此。
道教以其神仙方术为主要内容，理论建树较少。儒家以封建宗法为基础，其学经历代沿承、发扬，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所以，儒家受道教的影响较小。儒家重伦理，而对宇宙生成之类向被轻视，但唐代的儒学，融合道教的宇宙论和万物生成论，是儒家吸收道教文化的一个表现。如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对宇宙万物的生成，作了一系列论述。
儒、释、道三教融合的结果，使得三教的界限不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相互对峙了。于是产生了一批三教兼修的人。如唐朝太常卿韦渠牟，他初读儒书，博览经史，后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称尘外人，或称遗名子。唐德宗时，他参加三教会讲，口才便捷，贯通三教，很得皇帝的赞赏。又如宰相韦处厚，既服儒教，也习空门，被称为"外为君子儒，内修菩萨行"。禅宗兴起后，一大批仕途不济的儒生遁入空门，作了禅僧。这些人既儒也禅，既出家又不像出家的样，是一批儒释兼修的人物。与此同时，民间也养成了三教兼修之风，在家讲忠孝，习儒；得疾趋道观，习道；有灾奔寺庙，祈佛。这股三教兼习之风，对华夏民族的民间宗教信仰，有着深远的影响。
① 《李文公集·复性书上》。
四、佛教的繁荣与中国化（一）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社会步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隆盛阶段。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隋唐佛教具有承先启后的特征，南北朝佛教，是为隋唐佛教作准备，宋以后的佛教，可以看作是隋唐佛教的余绪。这种情形，恰巧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兴衰命运相吻合。用唯物史观观之，这种吻合绝非历史的偶遇，而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说明中国佛教的繁荣，始终建立于封建经济的繁荣基础之上。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①尽管宗教的兴起总是与社会的苦难背景相关联，但宗教的真正繁荣也不可能脱离开强大的物质基础。
隋唐佛教的隆盛，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为佛教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隋唐时代，佛教管理体制的完善、寺院经济的发展以及佛教经籍的翻译与编录，无不与君王的狂热崇佛具有直接的联系。
隋唐两代，君王大多崇佛，甚至佞佛。其中有个别皇帝并非真正信仰佛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佛教的大力扶植和积极利用。
据史书记载，隋朝第一个皇帝文帝杨坚出生于尼姑庵中，并由尼姑智仟仙扶养长大，在庵中度过了13 年。《隋书》记云："皇妣吕氏，以大统七年六月癸丑夜，生高祖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寺。有尼来自河东，谓皇妣曰：'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可于俗间处之'。尼将高祖舍于别馆，躬自抚养。"①道宣《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及《续高僧传》（卷二六）同样有所记载。由于隋文帝少时受佛教环境的熏陶，所以他信佛甚笃，推崇备至。北周武帝于建德三年（公元574 年）大肆灭佛，至隋朝，佛教方由衰而盛，这的确有赖于隋文帝崇拜佛法。隋文帝即位之年（公元581 年），即奖挹佛法，普诏天下，按人头出钱出物，营造经像。《龙藏寺碑》记录："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大隋。。上应帝命，下顺民心。。。澍兹法雨，使润道身。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一之果，建取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已坠之典。"②隋文帝大兴佛法，主要表现为广建寺塔、广度僧尼、大写佛经、广交僧侣、大作佛事等五个方面。仁寿年间，文帝三次下诏，在全国113 个州，共建舍利塔113 座。从隋代开元之初，至仁寿之末，短短23 年，"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①这个数字相对于当时国家只有几千万的人口总数而言，已实属可观了。隋代之前，佛教典籍已汗牛充栋，隋文帝下令甄别真伪，刊定正本，法琳的《辩正论》里详载：
① 《马克思致阿·卢格》，《马恩全集》第27 卷，第436 页。
① 《隋书》卷一《帝纪·高祖上》。
② 《金石萃编》卷三十八。
①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②《隋书》也有记载："。。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竟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③隋文帝不惜工本，大写佛经，以至于流传于民间的佛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的六经。可见，佛教从隋文帝始，其社会地位已高居儒、道之上，成为隋王朝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另外，隋文帝笼络和尚、广交僧侣、广作佛事的情况，也是相当突出的。据《续高僧传》记载："释法论，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荆州天皇寺。博通内外，词理锋挺。。。文帝时幸仁寿，论往谒见，特蒙接对，躬身展礼。帝美其清悟，为设净馔于大宝殿。论即坐上诗，叙谈帝德。高祖重加叹赏。"④为了表示对佛教的崇尚，隋文帝大行布施，一掷千金，并受戒、释囚，禁毁佛像，令史臣王勋为尼作传。关于隋文帝重金布施之事，《续高僧传》卷一七《昙崇传》有记载："开皇之初，敕送：绢一万四千匹，布五千端，绵一千屯，绫二百匹，锦二十张；五色上米，前后千石。"①隋炀帝杨广阴狠险毒，用轼父屠兄的手段而得皇位。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荒暴君，居然与其父隋文帝一样推崇佛法。开皇十一年（公元591 年）杨广还是晋王，任扬州总管，他将智f 和尚召到总管驻节之地，设"千僧斋"，受"菩萨戒"，并撰《受菩萨戒文》，被智f 恭维为"总持菩萨"。受"菩萨戒"后不久，他又写过一篇《宝台经藏愿文》，极尽虔诚之事。杨广称帝之后，钦令大兴佛教，造寺，治经，铸像，度僧。法琳《辩正论》卷三记载："大业元年（605 年），为文皇帝造西禅寺，式规大壮，备准宏模。。。又于高阳造隆圣寺。
又于道场设无遮大会，度清信士女百二十人。奉为文皇帝敬造金铜释迦坐像一躯，七尺二寸。。。又于并州造弘善寺。傍龙山作弥陀坐像，高一百三十尺。扬州造慧日道场；京师造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又九宫为九寺，于泰陵、庄陵二所，并各造寺。
平陈之后，于扬州装补故经，并写新本，合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
修治故像一十万一千躯；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
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②隋炀帝或在两都，或巡游南北，常常将一群僧、尼、道士、道姑陪其左右。大业三年（公元607 年）正月二十八日，隋炀帝下《行道、度僧天下敕》，上云：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③ 《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
④ 《大正藏》卷五十，500 页。
① 《大正藏》卷五十，568 页。
② 《大正藏》卷五十二，509 页。
"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蝖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地狱，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①俨然一副从头"佛化"到脚的模样。
唐太宗李世民少时有疾，其父李渊到寺院祈祷菩萨保佑，病愈后造一尊石佛像供养寺内，以示"还愿"。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载，李家父子太原起兵时，曾在兴国寺门外以"兴国"两字大作文章，意指菩萨暗示李家起兵可得天下。李世民继位后，虽口称唯好孔孟尧舜，"朕于佛教，非意所遵"。②实际上，却对佛教表现了异常的热心。他佯托为报"母恩"，舍宫为寺，大行布施。史料记载，唐太宗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下诏："朕丕承大宝，奄宅域中；。。永怀慈训，欲报无从，静言因果，思凭冥福。通义宫皇家旧宅，制度弘敞，以崇仁祠，敬僧灵祐，宜舍为尼寺，仍以兴圣为名。"③"欲报靡因，唯资冥助。敬以绢二百匹，奉慈悲大道。倘至诚有感，冀销过去之愆；为善有因，庶获后缘之庆。"④隋末农民大起义使部分寺院毁损，僧尼减少。唐太宗以微不足道的小事作借口，两度下诏，要全国各地普度僧尼。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闰十一月，唐太宗下了一道《为殒身戎阵者立寺刹诏》，要在当年各战阵之处，广修寺庙，以"超度"阵亡者。唐太宗还专门下敕，颁发《佛遗教经》，发至京官、州官人手一册，用以监督僧尼遵行经中规定。敕文曰："往者，如来灭后，以末代浇浮，付嘱国王、大臣，扩持佛法。。。《遗教经》者，是佛临涅槃所说，诫劝弟子，甚为详细，末俗缁素，并不崇奉。大道将隐，微言且绝，永怀圣教，用思宏阐。宜令所司，差书手十人，多写经本，务在施行。所须纸、笔、墨等，有司准给。其官宦五品已上及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见僧尼行业与经文不同，宜公私劝勉，必使遵行。"①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春，潜出国境去西域学佛的玄奘载誉而归，唐太宗立即召令到长安相见，并组织了盛大的欢迎法令，倾城轰动。玄奘到长安后，在唐太宗的直接扶植下，设立译场讲坛，集中沙门精学分子，创立法相唯识一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唐太宗宿疾日见好转，认定是"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征"，于是要求"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度五十人。"②当时，"计海内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计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人。"③成为初唐以来最大的度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