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净土信仰的流布，可溯源至东晋高僧慧远（公元334-416 年）。他后半生曾在江西庐山隐居30 多年，在庐山东林寺聚僧俗123 人，结成"莲社"，"建斋立誓，共期西方"，大肆宣扬净土思想，被后来的净土宗人追奉为"初祖"。净土宗也因此亦称"莲宗"。
净土宗"二祖"是昙鸾（公元476-542 年），晚年定居汾州石壁山玄中寺。著有《安乐净土义》、《赞阿弥陀佛》各一卷。他和慧远一样，注重《观无量寿佛》的"观想"思想，修行和传教都以"观想"为主。
净土信仰流布至隋末唐初，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隋唐高僧道绰引起的。道绰（公元562-645 年），又称"西河禅师"。俗姓卫，并州汶水（今山西文水县）人。十四岁出家，学《大涅槃经》。隋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于石壁玄中寺见《昙鸾和尚碑》，颇受启发，遂改信净土。他将以往净土信仰的"观想"方式，改为"持名"念佛。以前的"观想"是心想佛像，设想"净土世界"的玄妙及"西方三圣"的形态和功德。从道绰始，修行的方式变成了"口念"佛号，即诵念"阿弥陀佛"，并用数珠记数，没有数珠的以豆子代替，念一声佛，放一粒豆子。道绰著有《安乐集》，系统阐述了净土思想。认为当时是末法时期，五浊混杂，只有信仰净土，才是出离尘世的唯一道路。传统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地方，正在于否定有一个彼岸世界的存在，净土信仰却以宣扬往生净土为唯一教旨，这有悖于佛教大理。为此道绰提出了一个"往生即无生"的理论来自圆其说。他说："今言生者是因缘生，因缘生故是假名生，假名生即是无生，不违大道理也，非如凡夫谓有实众生，实生死也。"①道绰是净土宗的奠基人，他提出的口念佛号、以珠计数的修行方式，在当时非常兴盛，使净土信仰的人越来越多。据《续高僧传》记载："自绰宗净业，。。西行广流。"
"人各掐珠，口同佛号，每时散席，响弥林谷。"
念佛声和珠豆之声都能振响山谷，可见净土信仰者之广传程度了。道绰自己每日念佛至少七万遍，一生讲《观无量寿佛经》200 多遍。
善导（公元613-681 年），唐代高僧。俗姓朱，临淄（今山东淄博市）
人。幼年出家为僧，习《法华经》、《维摩经》等。受戒后研习《观无量寿佛经》。贞观十五年（公元614 年）赴石壁山玄中寺，拜道绰为师。后入长安光明寺传"净土"法门，倡导专心念佛，被称为"弥陀化身"。他的主张与道绰一致，认为当时是末法时代，众生行愿的方式是称名念佛。据传，善导对净土的痴迷而达到疯狂的地步，每日佛号不绝于口，以致后来念佛时竟能"口出佛光"。他一生以受施之财书写《阿弥陀经》10 万卷，画净土变相300 余壁。著有《观无量寿佛经疏》四卷（即《观经四帖疏》）、《往生赞》、《净土法事赞》、《般舟赞》等，树立了一宗教法。善导对净土信仰的主要作用，是将道绰开启的"持名"念佛的净土修行方式传入京师长安，使净土宗波及整个北方。有人也将善导看作是净土宗的实际创始人。
在净土宗的传播过程中，中唐僧人少康功不可没。少康（？-805 年），俗姓周，缙云仙都山（今浙江缙云县东）人。曾从善导学法，后到睦州（今浙江建德县）传播净土信仰。先是让孩童念佛号，念一声佛，给小孩一枚钱。后来念佛要钱的人越来越多，改为念十声佛给一枚钱，于是："如是一年，男女无少长，凡见康者，则曰'阿弥陀佛'！以故睦
① 《安乐集》卷上。
城之人，相与念佛，盈道路焉。"①少康对净土宗在南方的传播起了较大的影响。
唐代以后，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死后才到佛国天堂的安慰，迫切希望在现世即得到解脱。净土宗为适应这种社会需要逐渐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调和今生与来生、此岸和彼岸、世法与出世法之间矛盾，极大宣扬往生净土不离世法，必须广修十善为出世的资本，往生净土从建立人间净土开始。
净土宗宣传出生死苦海，到净土极乐世界，正好迎合了在现实苦难中挣扎的下层民众寻求解脱的心理。而且它不论愚智，不讲根机，不旁观想，不必参究，只要执待名号，就算皈依净门，其简易直捷的修行方法对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吸引力。唐末五代时，净土宗渗入民间，并染及士大夫阶层，流传愈益广泛。净土宗的广泛流传曾波及到禅宗，后期的禅宗内部一度有"禅净一致"思潮的出现。
9 世纪间，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公元794-864 年）来华学习"持名念佛"，回国后传播净土信仰。后日僧法然（1133-1212 年）根据善导的《观无量寿佛经疏》，确立净土教义，遂开日本的净土宗。
3。"开元三大士"与密宗密宗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创立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由印度三位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来华传布密教而形成的。佛教史上称这三位僧人为"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公元637-735 年），梵名"输波迦罗"，中印度摩诃陀人，系释迦牟尼季父甘露饭王的后裔。13 岁时奉其父佛手王遗命即位乌荼国王，因兄弟争夺王位兵戎相见，让位于其兄后自己出家为僧，云游于中印度和南印度诸国，后到那烂陀寺习密教，受灌顶。后奉命携带大批梵本经籍东行传法，于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到达长安，受到唐玄宗的隆重礼待，封为"国师"。先住兴福寺，继住西明寺。开元五年奉诏于菩提寺翻译密教经典，译出《虚空藏求闻持法》一卷。开元十二年（公元724 年），奉诏随驾入洛阳，住大福先寺，先后在洛阳、长安两都与一行共译出密教经典千余部，主要译出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这部就是密宗信奉的"宗经"，也称《大日经》，密宗的全部理论基本上包括在里面。善无畏病死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 年），死后被赠鸿胪卿。
金刚智（公元669-741 年），梵名"跋日罗菩提"，中印度人。10 岁出家于那烂陀寺，20 岁受戒。先学大乘空宗教义8 年，后学大乘有宗教义3年，31 岁时到南印度跟从龙智习密宗7 年，研究《金刚顶瑜伽经》、《大日总持陀罗尼经》等经典，颇得奥义。后携带《大般若经》等梵本经典及许多礼品，经海路前往中国，历经艰辛，用时达三年，于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才到达大唐境内，第二年抵达洛阳，受到玄宗的礼敬，后随驾往返东西两都，于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开始译经。至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共译出《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一卷，《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法》四卷，《金刚顶经曼殊室利菩萨五字心陀罗尼一品》一卷，《观自在如意轮菩萨瑜伽法要》一卷。后至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又译出密教经法仪
① 《净土往生传》卷下《少康传》，《大正藏》卷五十一，123 页。
轨等21 部24 卷。前后共译出25 部31 卷。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病逝于洛阳广福寺。金刚智曾受玄宗敕封"国师"，赠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又追赠其为"开府仪同三司"官衔。
善无畏和金刚智是中国密宗的奠基者，而将密宗弘扬光大的则是不空。
不空（公元704-774 年），梵名"阿目佉跋折罗"，其父是北印度婆罗门族，其母是西域人。不空于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被经商的叔父带至甘肃，13 岁时到山西太原，继入长安。开元七年（公元717 年），不空拜金刚智为师，出家专习密教。20 岁受戒，金刚智把正纯密教悉皆传给不空。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不空乘船到南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寻觅密教经籍，随龙智习密教。于天宝五年（公元746 年）携大量密教经典重返唐朝，受到玄宗的无上优遇，住鸿胪寺，继之在宫中设内道场，后移住净影寺，开设灌坛。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不空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之邀，至河西武威开元寺，建立密坛，并译出密宗重要经典《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三卷、《菩提场所说一字顶轮王经》五卷及《一字顶轮王瑜伽经》一卷、《一字顶轮王念诵仪轨》一卷。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奉诏回长安，继续译经和开坛灌顶传法。大历九年（公元774 年），不空病逝于长安。
不空生前历事三朝，受到唐玄宗、肃宗、代宗厚遇，出入宫廷，结交权贵，声名显赫，曾遇"妃主降阶，六宫罗拜"之礼敬。不空临死前被代宗封为肃国公，食邑三千户，并任为"开府仪同三司"。不空译、著皆丰，在我国北方传教长达50 多年，对密宗的传播和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密宗来源于印度密教，密教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后称为密宗，二者的佛学体系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或者说密宗是密教的照搬和移植。在移植过程中，"开元三大士"不免加入了许多对盛唐君王和权贵们的溢美之词，试图给统治者罩上一层"神圣的光环"，使唐朝的封建统治宗教化。这就是二者细微的差别。
相传，印度密教始于龙树。其实，密教形成于7 世纪时，是印度大乘佛教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某些教义相结合的产物。它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民俗信仰为特征，是一种近似于巫术的佛教派别。密教兴起不到一个世纪，就由"开元三大士"传入中国，形成密宗。
密宗的主要经典就是《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密宗教义认为，佛教分为两派，一是显教，即释迦牟尼对一般信徒的说教，另一个是密教，则是释迦牟尼的法身--大日如来对自己内部徒众所说的不能外传的邃奥法门。密教以外的一切宗派都是显教。密教又分为金刚界和胎藏界两部，虽然都是以大日如来为中心，但供奉的神祇却有多寡之别，金刚界供养的佛、菩萨、金刚多达1461 尊，胎藏界只供416 尊。
密宗的主要佛学思想是：（1）"六大"说；（2）"佛众体性相同"论。密宗人认为，世界万物、诸佛、众生皆由地、水、火、风、空、识"六大"所造。前"五大"是"色法"，属胎藏界；识为"心法"，属"金刚界"。"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包容世界万物，同时又具生心中。这个"心"就是"大日如来"，"汝心本如来，为客尘所翳。"①不仅现实的人的心与佛相同，而且心、佛、众生三者都没有了界限。
① 《金刚顶莲花部心念诵仪轨》，《大正藏》卷十八，302 页。
"界有三种，所谓法界，心界，众生界。离法界无别众生界，众生界即是法界；离心界无别法界，法界即是心界。当知此三种，无二无别。"②。
这样，佛与众生体性便没有差别了，众生只要依法修"三密加持"，即手结印契（特定手势），口诵真言（咒语），心观佛尊，就能使身、口、意"三业"清净，与佛的身、口、意相应，便就即身成佛了。密宗的成佛途径也是比较简约的。
密宗的教义，内容十分庞杂，既有大乘思想，也有小乘思想，还掺杂进许多婆罗门教的内容，是一个"杂家"。唐王朝的统治者之所以青睐密宗，并不是因为密宗的杂乱教义，而是密宗从佛教的禁欲主义走向了纵欲主义，女人竟成了修学密法的必要条件和不可缺少的"伴侣"。《大日经》里公开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①"中青女人状，。。微笑、鲜白衣。"
"明妃住其侧，。。执鲜妙花枝。"②这还不算，密宗教义竟然出现了裸体女人和男女之欢的场面："熙怡相微笑，遍体圆净光，喜见无比身，是名能寂母！"③"一切佛菩萨，尽为染爱妻！"④这样一来，密宗的修行方式也就变成了口诵女子芳名、梦求女子倩影了。念叨女人，梦求女子竟然成了宗教实践活动了。
"。。及彼一切有情之类，知此大吉祥天女十二名号，受持、诵读、修习、供养，为他宣说，能除一切贫穷业障，获得丰饶财宝富贵。"⑤"或于梦寐中，睹见僧住处，。。女人鲜白衣，端正色殊丽，密亲或善友！"
唐玄宗在位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玄宗在踌躇满志之余，少时养成的风流天性立刻复发，淫荒成性，骄奢无度。密宗的纵欲主义正好迎合了王公贵族集团既要荒淫、又想"成佛"的心理。所以密宗是统治阶级直接弘倡、扶植起来的佛教"怪胎"。密宗由不空传给惠果，惠果后即告衰微。密宗的"短命"，是开元以后封建社会逐步衰败下去的反映。
密宗的仪轨非常复杂，对设坛、供养、诵咒、灌顶等都有严格规定，需经阿阇梨（导师）秘密传授。8-11 世纪，印度密教传入中国西藏地区，建立西藏密教传统，称为"藏密"。唐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 年），日僧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受密法，并受传法大阿阇梨位，后回日本传播密宗，称为"东密"。
② 《大日经疏》卷三，《大正藏》倦三十九，610 页。
① 《大日经》卷五，《大正藏》卷18，36 页。
② 《大日经》卷一，《大正藏》卷18，7 页。
③ 《大正藏》卷18，120 页。
④ 《大正藏》卷18，265 页。
⑤ 《大正藏》卷21，252 页。
（九）佛教与隋唐文明在隋唐王朝统治的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国家统一，政治相对稳定的时期较长，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中国封建文化开始进入了又一个旺盛的创造期，出现了以辉煌的文化成果为重要标志的隋唐文明。
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经过汉晋南北朝的初传阶段，到隋唐时期已逐步被中国本土文化所接纳、吸收和转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佛教文化已经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因素，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割。隋唐哲学思想是以隋唐佛学体系为主干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现在谈论隋唐文明时，已经不可能绕开隋唐佛学这一块了。
除佛教本身成为隋唐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之外，以佛教为中心对隋唐文明其他方面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也非常大。如文字、文体、诗歌、美学、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下面简略述之。文字方面。隋唐时期，汉语辞汇量猛增，这是大量翻译佛教经典的结果。除唐时沙门守温所新创的36 个字母以外，仅翻译经典所新创的字汇与成语，竟高达数万个。梁启超曾说："或缀华语而别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果报等；或存梵音而变为熟语，如涅槃，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由旬等。其见于《一切经音义》《翻译名义集》者既各以千计，近日本人所编"佛教大辞典"，所收乃至三万五千余语。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
由于汉晋南北朝时期翻译经典仅是草创阶段，翻译的佛经数量较少，译文也较粗陋，保留下来的佛教辞汇主要来源于隋唐时期。
文体方面。唐代佛教宣讲经文，分僧讲和俗讲两种。僧讲是专对僧侣阶层讲授佛教教义，俗讲则以普通人为对象。为了吸引听众，争取更多的信徒，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讲解佛教时，常常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这种讲唱形式称为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即白话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妙法莲花经讲经文》等。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大众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从最初讲唱经文故事，发展至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为内容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如《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这对唐代兴盛的传奇小说，有较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佛学典籍的大量翻译，佛学家也开始对佛学经典进行疏钞，即多家对重要的经典进行精细的分章分节分段。隋唐时期兴起的义疏之学，或许与此有联系。唐太宗敕令考订五经经文时，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①为由，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梁启超认为："。。稍治佛典者，当知科判之学为唐、宋后佛学家所极重视。。。夫隋、唐义疏之学，在经学界中有特别价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种学问，实与佛典疏钞之学同时发生。吾固不敢径指此为翻译文学之产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响，则可断言也。"
① 《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传序》。
诗歌方面。唐代文学中最光彩的是诗歌，诗人和诗篇多如繁星，其中有部分诗人和其诗作，受到佛教方面的影响是较为明显的，如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王维和孟浩然。王维后期的诗中更为明显。如："新家孟城口，古木余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婆数株树。"
这些诗句给人以"身世两忘，万念皆寂"的感觉，有人称王维晚年的一些作品为"入禅"之作。王维晚年吃斋拜佛，"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诗自然也散发着空无寂灭的佛家味道。孟浩然的许多诗作也透着禅旨幽冷之美，也能够寻见佛教思想的痕迹。
美学方面。隋唐儒、佛、道三教并进，隋唐文风也为之而变。唐代美学，儒表佛里，大致分两条线索发展。一条线索从陈子昂倡导的"汉魏风骨"始，经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诗论，到韩愈、柳宗元的"文以载道"说，基本上遵循儒家"言志明道"的美学路线；另一条线索从皎然的《诗式》开始，发展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基本上奉行的是佛家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路线。在禅宗哲学基础上产生的"兴寄妙悟"的美学观，重点放在灵感、直觉、兴寄、趣味等审美经验的主观因素方面。《诗式》作者诗僧皎然用禅宗哲学总结诗歌创造经验，开"兴寄妙语"说之端。司空图继承皎然的美学路线，倡"滋味"说，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要求艺术家表现"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佛家的"兴寄妙语"美学观从灵感与神韵这个新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审美经验的内部联系，丰富了中国美学的宝库。
建筑方面。由于隋唐君王的狂热崇佛，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寺塔、石窟、佛寺等建筑也大量涌现，这促使中国建筑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享誉世界的西安大、小雁塔皆为唐塔。大雁塔始建于康永徽三年（公元625 年），是唐代高僧玄奘亲自设计的。武周长安年间塔毁，又精工重建，塔呈方形，共七层，高64 米，是密檐楼阁式建筑，可以攀登，至今已1300多年。小雁塔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塔高43 米，原为15 级，其上两级颓塌，其余13 级尚完好。
隋唐的石窟寺艺术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最著名的有龙门石窟和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凿迄至唐代，现有石窟1352 个，半数以上为隋唐时期开凿。敦煌石窟现存有486 窟，其中隋窟95，唐窟213，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最古的木结构建筑物。南禅寺大殿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面宽、进深皆是三间，平面略呈正方形。佛光寺相传是北魏孝文帝时所建，会昌灭佛时被毁，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寺内东大殿面宽七间，进深四间，规模宏大。
雕塑方面。自佛教传入中国，雕塑佛像又成了一种新的艺术。隋唐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佛像最为多彩。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隋唐的石雕造像。其中著名的龙门奉先寺雕像，就建于唐太宗时期，在九躯大像中，中央的卢舍那佛像，高12 米多，两旁有各大像四躯，气势宏伟，形象生动。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也是唐代作品，高71 米，雄伟自然，是我国最大的石佛像。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有308 窟是隋唐开凿的，其中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
雕塑佛像之风，从北魏至唐代中叶，非常盛行。王昶《金石萃编》记载："造像立碑，始于北魏，迄于唐之中叶。大抵所造者释迦、弥陀、弥勒及观音、势至为多。或刻山崖，或刻碑石，或造石窟、或造佛龛，或造浮图。其初不过刻石，其后或施以金涂彩绘。其形模之大小广狭，制作之精粗不等。"
隋唐雕塑之风盛行，与佛教兴盛有直接联系，也留存下许多雕塑精品，被当代人视为中国文化之瑰宝。
绘画方面。隋代及唐初的绘画，大多以佛像为主。敦煌隋唐石窟中，有大量的以佛教为题材的壁画。有表示佛祖初生时的图案，有表示太子初生行七步，步步生莲花的画面，有表示各种佛、菩萨等形态的画面，有极乐世界的理想境界的景象。壁画中的飞天，窟顶的藻井图案、是富有独创精神和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壁画和泥塑密切配合，浑然一体，是中国绘画艺术的宝库。
受佛教文化熏陶至深的唐代大诗人王维，首创中国水墨山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的意境，散发着禅旨逸趣，被称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的水墨山水画影响深远。
隋唐壁画的兴盛，与佛教的兴盛有直接的联系。
印刷术方面。中国秦、汉时仅有石刻印刷，而没有雕版。随着佛学经典的大量涌流，隋代时为适应佛学教义传播之需要，开始产生了佛教雕版印刷术，但属覆印而非仰印。唐初开始发明雕版仰印。玄奘西行回国后曾大量印刷佛像，唐朝后期雕版仰印的应用逐渐推广，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已被大量印卖于市，雕印的历书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唐末，成都已经大批印书，并且成为全国印书业的中心。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刻印于唐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的《金刚经》，可惜被盗往伦敦。至于国内现存的最早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晚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
佛教对隋唐文明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上述几个方面。另外，隋唐王朝与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印度、伊朗等国）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多以佛教为连接线，对隋唐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也有一定的影响。
五、道教的兴隆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土生土长的汉民族固有的宗教。自东汉张道陵创教以来，经南北朝，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从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
（一）皇室崇道情况隋唐时期，尤其唐代，是道教全面发展的繁荣时期之一。而道教的发展和繁荣首先是与历代的皇室崇道分不开的。他们之所以崇奉并扶植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利用，信仰居于次要地位。首先，他们利用道教神灵来制造皇权神授舆论，以达到神化皇权和神化帝王的政治目的。其次，他们利用道教来抑制佛教势力的发展。第三，他们利用道教的劝善惩恶教义来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以便愚弄人民和安定社会秩序。第四，他们利用道教的清静无为思想来作为治国之策和养生之道。第五，他们利用道教的所谓神仙方术以求长生不老。显然，历代帝王大都实行尊崇道教的政策，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
隋唐时期，帝王们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和长久巩固的统治，都大力扶植和尊崇道教。
隋皇建国之初，隋文帝杨坚利用道教编造"受符之命"，为他篡夺北周政权制造舆论。道士张宾、焦子顺等揣摸其意，密告以"受命之符"。杨坚即位后，重用张宾、焦子顺等，并尊道士焦子顺为天师，专为焦子顺在皇宫附近建造五通观。隋炀帝杨广即位亦尊崇道教，曾拜著名道士王远知为师。又迷信金丹，企求长生不死。
唐王朝在崇道方面，较之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唐高祖李渊为了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自称是老子李聃的后裔，认定老子为李家宗祖，欲借道教的神威来抬高李家的权威，因而对道教倍加推崇，并于武德八年（公元625 年）到国子监正式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从而确立了道教在唐朝的特殊地位。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神化唐王朝和鼓舞军心，编造老子降灵的政治神话，尊老子为"圣祖"和"太上老君"，并在老子的故乡建造太上老君庙，又在各地增建道教宫观，并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地位在僧尼之上，这就抬高了道士的社会地位，促使了道教的发展。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 年）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命王公、官僚和举人皆习《老子》，又敕道士隶宗正寺、道士行立序位在诸王之次。景云元年（公元710 年），唐睿宗女儿西宁公主和昌隆公主出家入道，睿宗下令为她们兴造奢丽的金仙道观。
将崇道活动推向自唐以来最高潮的是唐玄宗，在他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自始至终地崇奉道教，从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他对《老子》思想十分推崇，认为它在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是自古以来最高深、最根本的理论。所以，唐玄宗时期《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是王公大臣和贡举人的必读之书。唐玄宗还亲自注释《道德真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其习读，使之指要。"为了同佛教的四大菩萨相对，玄宗又封道家的庄子、列子、文子、庚桑子为四"真人"，其著作为"真经"。他召群臣于宫中，令玄学博士讲授《老子》，命贡举人加试《老子》策，又令各州县推荐对《老子》、《庄子》、《列子》等有研究者，由玄宗亲试后予以奖赏。并下诏，道士女冠隶宗正寺，视道士为皇室同宗，又设崇玄馆，令天下应科举之试子习老庄等道书。由于唐玄宗的崇道，朝廷内外，道教大兴。唐玄宗的崇道活动在其统治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而且不断地给老子封爵加号。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给老子追尊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公元749 年）加封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并下令各地建造玄元皇帝庙，塑老子像于正位，两旁以唐朝历代皇帝像作为陪祀。由于玄宗崇道狂热，唐朝政府执行崇道抑佛的政策，并进入全盛时期。以后，唐代历朝皇帝亦皆崇奉道教。到了唐武宗时期，朝廷废禁佛教，独尊道教。唐武宗李炎即位后，命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赵归真为师，学习神仙术。武宗在崇道的同时，对佛教采取贬毁的政策，并于会昌四年（公元844 年）下令拆毁佛寺，销毁佛像，僧尼一律还俗，寺院财产全部没收。
由于道教把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称为道教的始祖，所以，李唐皇朝就利用老子姓李，攀附为同宗，尊老子为"圣祖"。他们神化老子，尊崇老子，利用老子在历史上的广泛影响来提高李唐宗室的社会地位，因而在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了扶植和崇奉，道教的地位始终处于儒佛之上。唐王朝之所以抬奉道教，一方面是企图利用神权的力量，表明唐王朝是顺奉天命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抑制佛教的发展。因为佛教在当时有一定的势力，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力，其发展和兴盛远远超过道教。尤其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恶性膨胀日益造成了对政府的威胁和民生的残害，它的自成体系，不敬王者触犯了至高无上的君权，它的不拜父母、剃发染顶违逆了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由于佛教的兴盛对唐王朝的统治十分不利，所以必须借助道教来削弱佛教的势力，于是道教才乘机得以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可见，唐皇朝崇奉道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另外，希冀长生和祈福禳祸也是统治者崇道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道教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并辅以禳祸祈福的宗教，其理论根据是：大道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人经过炼养，就能够与道合一，获得永恒的生命。为追求这一终极目标，道教讲究炼丹合药、服食导引、羽华飞升、长生久视等所谓的神仙方术。而正是这一点，既适应了统治者麻醉人民的需要，又迎合了统治者奢求长命富贵、长生不死、永享仙乐的欲望，所以唐代诸多帝王大都相信道教的服饵长生之说，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命道士制炼丹药。然高贵显赫的帝王们也难逃丹毒之害。据记载，唐代的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之死均与服用金丹有关。
古今往来，大概有这样一条生活法则，现实中绝望不幸的人，不免会将希望寄托在彼岸世界上；而现实中志得意满的人，渴求的往往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而是在今世如何延长生命。大多数封建帝王都属于后一种。在历史上崇道著名的唐玄宗，他崇道的目的一生前后明显不同，前期他将道教作为巩固其统治的政治工具，运用道家思想治国理政；后期崇道则是出自于谋求长生的功利目的和追求神异的闲情逸致。开元后期，唐玄宗面对开元盛世，感到可以高枕无忧，安享太平了，因而不再励精图治，不再坚持以往节欲戒奢的主张，日益追求奢侈享乐的生活。再加晚年又得爱妃杨玉环，使他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而企求长生的欲望十分强烈。而道教的"长生术"正好满足了他的这种渴求。玄宗后期崇道的兴趣、精力都转移到了炼丹合药、神仙道术上去了。他为了长生成仙，一面虔诚地祈求神灵庇佑；一面派人到嵩山等地烧炼长生金丹，同时还向术士学习隐形仙术。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 年）他在宫中设寿星坛，祭老人星等，以求长生。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正月，他亲称梦见了玄元皇帝老子的"真容"，老子告诉他："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汝遣人求之，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①唐玄宗立即派人求取，迎回兴庆宫，又命给老子画像，分送全国开元观供奉，轰轰烈烈地庆贺了一番。自此以后，老子到处显灵，言玄宗是上界真人，寿命无疆。玄宗是否真的梦见老子，已无从考证。但所谓老子降显，灵符出现等等，无疑是群臣为迎合玄宗所好而编造的。但玄宗对此深信不疑，因为其中皆有"圣寿延长"、"圣寿无疆"等语正合玄宗长生成仙的愿望。所以开元末期以后，唐玄宗的崇道活动愈来愈多地转移到宗教迷信活动方面去了。一些史书对唐玄宗的后期崇道活动曾作了这样的概括："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宫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造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可见，唐玄宗在开元后期，终日求仙学道，纵欲享乐，完全将朝政大事抛在了一边。正当唐玄宗昏昏然于神仙方术的长生梦里和沉湎于声色犬马以及缠绵恋情之时，酝酿已久的"安史之乱"爆发了。这场叛乱历时七八年，席卷了半个中国，大片州县沦为废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强盛的唐王朝也从此走了下坡路。
①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二）道教清静无为理论的发展道教是东汉末年由张道陵等人创立的宗教，道家是先秦时由老子创立，并推崇老子思想的哲学派别。但是道教在理论上却紧紧依托道家打着道家的旗帜，与道家结下了不解之缘。道教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以老子的"道"为基本信仰，它的教理、教义均由"道"衍化而来，其理论依据均可去道家学论中找到原坯，比如，道教所主张的清心寡欲、清静无为之论，其理论渊源就是《老子》中的清静无为之"道"。
所谓"清静无为"，其词意是克制外欲，清神静心，顺应自然，不去强制。《老子》曰："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所以，"清静为天下正"（第四十五章）。可见，在老子这里，清静无为既是治国之道，也是治身之道。其意义在于诫示统治者不可欲求过多，治国治民要顺其自然，以安定，清静为本，不要变幻太多，干扰太大。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无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章），同时也提醒处于扰攘，烦劳的社会活动中的人们，应尽量保持静逸的心态，不为物欲所役。因为清静才能少私寡欲和明智无蔽，清静才能镇定自若，处变不惊，收到以静制动，无为而无不为之效。
老子之所以提出这种政治上的清静无为的理论，是因为他目睹了春秋末期出现的严重社会弊端。在老子看来，正是由于统治者"食税之多"，才造成"民之饥"；由于统治者贪图"难得之货"，老百姓便会为盗，由于统治者的好战，则"必有凶年"。统治者在横征暴敛的同时，又以繁多的刑罚来对付人民，而人民被逼迫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当他们的生活道路被阻塞无望的时候，那他们就会"不畏威"、"不畏死"，社会就会发生更大的祸乱。所以若要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安宁和谐，须选择清静无为的方略。
唐代道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进一步确立了老子在道教中的崇高地位，并对其清静无为理论加以发挥和发展。
道教的教义认为，清静是道的根本，学道的人只有清静，才能修道和得道。而道教徒要做到清静，首先应该做到"寡欲"和"无为"，对待世俗的声色欲望和名利企求，不要有过分的追求和非份的谋划，处世立命要摒弃妄自作为，要顺乎万物以及社会的发展的自有之"道"。可见，"清静无为"不仅是道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道教对于社会政治和处世的基本态度。唐代著名高道司马承祯在道教史上，对道教理论的系统化和精密化有过诸多的贡献，并留下了许多著作，其基本思想正是阐发了老子的"清静无为"的理论，出色地熔释《老子》于一炉，对道教中的无为派理论和主静论有较大的影响。所以，唐代的几个皇帝都曾多次召见他，并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因为，老子道家思想中以"清静无为"为宗旨的治国安民之方，早在秦汉之际就被改造为一套独特的而且行之有效的统治术，唐代帝王们对于道教的迷恋说明他们把道教思想视为有益于社会安定的意识形态和麻痹人民反抗意识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他们看到可以利用道教这种宗教形式充当他们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工具，并在其治国实践中，选用清静无为之说作为理论基础。比如唐太宗曾经行清静之道，以清静宽简作为行政原则，同时经常运用老子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等思想处理国事。唐高宗曾经好无为之治，他在大力崇道的同时，明确地宣称："政道莫尚于无为也"。①唐睿宗非常欣赏道士司马承祯关于"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国犹身也，顺物自然而必无所私，则天下理矣"②的治国之说。唐玄宗执政之初，面临的是朝廷屡经动乱，政局不稳，国库空虚、百姓凋弊、社会动荡的局面。踌躇满志的唐玄宗立刻意识到他的首要的当务之急便是富国安民。他审时度势，认识到应以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作为治国良方。老子之术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以自然无为求治。唐玄宗所看中和所需要的正是老子思想中有实用价值的以无为求治，以柔弱胜刚强的饱含辩证法的政治术。唐玄宗确实得其大要，抓住了老子之术的根本精神。因为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政治策略比起积极有为的儒家来，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于医治久经动乱的社会，往往有着特殊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