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供养诸圣像，墀尊公主建筑大昭寺，文成公主建小昭寺，松赞干布又建四边寺、四边外寺等12 座寺庙于拉萨周围各要地，此外，还建造了许多修定道场。各寺所供的圣像有释迦弥勒、观音、度母、颦慼、佛母、光明佛母、妙音天女、马头金刚、甘露明王等。佛教典籍此时也开始翻译，译师中有汉人大天寿和尚，有藏人吐弥·桑布札、达摩廓霞、拉垅金刚祥，有印度人孤萨惹论师、商羯罗婆罗门，有尼泊尔人尸罗曼殊论师等。所译经典主要有《宝云经》、《观音六字明》、《阎曼德迦法》、《摩诃哥罗法》、《吉祥天女法》、《集宝顶经》、《宝箧经》、《观音经读（二十一种）》、《百拜经》、《白莲华经》、《月灯经》等。
公元650 年，松赞干布盛年早亡。文成公主此后又在吐蕃生活了30 年。
他们的陵墓巍然尚存，松赞干布的墓寺中仍存留着他和文成公主、墀尊公主的像。
松赞干布后，芒松芒赞、都松芒薄结两代，虽然继承松赞干布的遗训奉事佛教，但实权把持在信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手中，吐蕃王朝的主要精力用于武力扩张，战火连年不熄。佛教在这一时期非但无所建树，反而因频繁的兵灾，将释迦佛像封闭于大昭寺左厢秘室中，松赞干布所建的布达拉宫也毁于战火之中。
墀德祖赞（公元704-755 年在位）嗣赞普位后，起初原为其太子绛刹拉闻请婚于唐朝。710 年迎金城公主入藏时，绛刹拉闻已亡，金城公主嫁给墀德祖赞为王后。金城公主带去杂伎诸工多人和一个龟兹乐队，唐代的历法、算学、医学、文学、音乐在吐蕃流传，佛教文化也再次输入藏地。金城公主进藏后积极赞助王室提倡佛教，相传她派人将文成公主带入的释迦牟尼佛像从大昭寺秘室中请出，重供在大昭寺正殿，又将墀尊公主带入的不动佛像移到小昭寺供奉，并派汉僧主持寺庙日常香火佛事。当时于阗的一些佛教僧侣由于动乱逃向吐蕃避难，金城公主建议收容、供养他们，为其修建了7 座寺庙。这些僧侣对吐蕃王朝的部分大臣信仰佛教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公元750年，伊拉克屈底波发动"东征"，中亚一些地区的僧侣为躲避战乱而东逃，先到勃律，同于阗僧侣会合一同抵达吐蕃本部。此外，墀德祖赞还遣使臣到唐朝迎请宏法大师和经典，并组织他们从事佛教典籍和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的翻译工作。①佛教在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扶植、支持下，日渐活跃起来。墀德祖赞时期的译师主要有账迦牟拉廓霞、娘若那鸠摩罗，从汉文译成的经典主要有《百业经》、《经光明经》等。
墀德祖赞执政时期，藏传佛教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而言，从松赞干布到墀德祖赞时期，佛教对吐蕃王朝的社会生活还没有形成多大的实际影响，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和斗争是墀德祖赞去世后才真正开始。
文成公主和墀尊公主在西藏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一种标志，显示了藏传佛教来源的两条基本线路。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风土三。
（三）佛教与本教的冲突与融合佛教文化与本教文化是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二者巨大的文化分歧和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差异，引起了激烈的冲突。这两种宗教文化的融合是在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
本教是藏区土生土长的一种原始宗教，据说它的祖师叫先饶米沃且，意思是最高的巫师。本教是一种万物有灵的信仰，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辰以至土石、草木、禽兽万物，特别重视部落神和地方神。主要活动是祭祀、诅誓和占卜，用于祈福禳灾、驱鬼降神。本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原始社会产生的巫术文化，这种宗教思想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时期农业部落的政治、经济状况。在吐蕃王朝以前以及吐蕃王朝的初期，本教祭司不论在统治阶层还是民间都具有强大的势力，他们不仅决定人民和部落中的生产、生活和重大军事活动，而且也参与吐蕃王朝的重大军事、政治决策。旧制度的代表者--旧贵族，他们以本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来保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吐蕃王朝则启用佛教为思想武器，来打击旧贵族的势力，以推进吐蕃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佛本间的宗教冲突，直接代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因此，在墀德祖赞之后，佛教与本教产生了三次大的冲突。
墀德祖赞和金城公主的倡佛举动，在贵族和本教巫师中引起了抵制，他们煽动反佛情绪，谣言中伤金城公主。在这股反佛势力中，有掌握重权能左右朝政的人，如舅氏仲巴结及达扎陆贡等。墀德祖赞死后，其子墀松德赞幼年即位（公元755-797 年在位），实权落到仲巴结的手中。仲巴结借口过去几代藏王的短寿和国家兵连祸结，将这些全归咎于佛教，于是大肆反佛崇本。他们陷害崇佛大臣，编制谎言诬蔑释迦牟尼像为引祸之根，把像移至芒域（今济咙）。改大昭寺为屠场，拆寺毁像驱逐修佛信众，将各地入藏的僧侣遣回原籍，宣布禁佛命令，规定再兴佛法者将被流放边地。这是藏族史上第一次禁佛运动，藏传佛教遇到了一场灭顶之灾。
墀松德赞成年亲政后，对本教势力进行反击。他与桑希、贾桑梅果等弘佛大臣，把连年天灾、饥饿、瘟疫和大臣患恶疾等现象全部归罪于灭佛崇本，借此活埋了仲巴结，流放达扎陆贡于藏北，宣布废除禁法命令，恢复佛寺，取回藏在岩洞中的佛典，派人将释迦佛像从芒域请回拉萨，仍供在大昭寺正殿，请高僧在宫中讲《十善经》等佛经，令一切臣民奉行佛法。
公元770 年左右，吐蕃崇佛大臣巴·萨曩到印度朝礼圣迹而归，路过尼泊尔时曾邀高僧寂护到藏弘法。萨曩到拉萨后，墀松德赞随即派人迎请寂护。寂护入藏后，向王室讲释《十善道》、《十八界》等佛典，佛教的传播又开始活跃起来。
不久，吐蕃地区发生了多种灾害，洪水冲毁了桑耶地方的旁塘宫，拉萨玛波日山上的宫殿遭雷击，人疾畜疫同时发生。于是本教势力就利用这些天灾掀起了一场新的反佛运动。他们认为这是寂护讲佛经触怒了藏地的邪恶鬼神，是弘佛的报应。在强大的反佛运动的压力下，寂护不得不回到尼泊尔。相传寂护临走时曾建议墀松赞邀请密咒大师莲华生入藏弘佛。过了一个阶段，赞普派人请来乌苌国密宗大师莲华生。
乌苌国是印度宗教金刚乘的发源地，是密教活动的中心地带。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产物，掺杂着婆罗门教的原始巫术成分，与本教的神秘巫术有某些相通之处，迎合了藏区人们传统的驱魔摄鬼心理。另外，莲华生还将密教与本教相糅合，将本教的神灵穿上佛教的外衣，吸收到佛教的神灵世界，这种"改装"了的佛教使藏民更容易接受。与此同时，唐王朝的西域也盛传密宗，对吐蕃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佛教在藏族社会的地方化，形成别具一格的藏传佛教，揭示了方向。
8 世纪下半叶（约公元779 年），墀松德赞建立桑耶寺，请莲华生加持地基，请寂护仿印度飞行寺规模设计图样。中分须弥峰、十二洲、日月二轮，外有垣墙围绕，四角建舍利塔，四门立碑。全寺设有译经、密宗、戒律、禅定、声明等部和财务部，成为西藏最早的一座兼印汉佛教和显密同修，并拥有独立财产的寺院。
在桑耶寺落成前后，藏人出家为僧的制度初步形成。据传，寂护为最初出家的藏人主持受戒仪式，最初受戒的7 人被称为"七觉士"。此后又剃度官民子弟300 余人，并选拔优秀的学梵文，以便译经。
莲华生入藏大弘密教；引起了崇本贵族和赞普王妃属庐氏的抵制。于是墀松德赞组织了一次佛本比试教理的辩论会，佛教方面以寂护、莲华生、无垢友为首，本教方面以香日乌金为首，结果本教败北。赞普就此宣布禁止本教经籍流传，除少数祈禳法外，都被毁废，并给本教徒指出三条出路：1。改信佛教；2。放弃宗教职业，做纳税百姓；3。不从者流放边远地区。为巩固这次灭本兴佛成果，墀松德赞举行了"桑耶大誓"。王公贵族向神歃血宣誓：长信三宝，奉行佛言，像祖先赞普那样供佛，取得"善知识"的确实支持。不遵誓言将堕入地狱，如遵守盟誓，即可成无上正觉。这表明佛教已经完全进入了吐蕃政治集团，成为吐蕃王朝新型的意识形态。
此时翻译经典的译师有印度人、藏族人、尼泊尔人等。译出的经典，除密教的无上瑜伽部、显教的《阿含经》类及部分《中观》、《因明论》外，其余的显密经论大体具备了。另外，从唐朝传入的禅宗、密宗也开始兴盛起来。
墀松德赞时代，是藏传佛教的建树时期，佛教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佛教的真正规模，此时才算完备。
墀松德赞死后，牟尼赞普与牟底赞普先后继位，绍承父业，仍弘佛法。
尤其是牟底赞普时，建立金刚界寺，请译师将父兄两代未译完的经论尽量翻出，三藏教典此时已很完备了。牟底赞普最有影响的倡佛措施，是把佛教引进王室，令僧侣参政，管辖教育。又在王宫设置道场，并让长子出家为僧，以抬高僧侣的尊贵地位。牟底还规定，赞普的子孙从幼年到执掌国政，都要以佛教僧人"善知识"为师；新立王妃和新任大臣都要在立誓信佛的人中选立和任命。这样，佛教上升为国教，佛教僧侣开始直接参预朝政，并开始影响吐蕃社会的全部生活。
牟底死后，他的第五子热巴巾于公元815 年即赞普位（公元815-836年在位），亦称墀祖德赞，是吐蕃王朝将佛教推向顶峰的人物。他推动佛教发展的重要措施，是组织校订前此所译佛典和大量翻译新经，并统一译名和译例。前此翻译的经典由于译师来源于各地，翻译的经典中有许多名词是西藏不通用的，又有汉地、于阗、印度萨贺等处译来的，名词多不一致，学习极为困难。热巴巾请胜友、天王菩提为译师，依梵本经籍大小乘教教义及教理重新整理，务令义理无误，名词统一，便利修学。又将大小乘教各种名词详加审定，汇为专书，使后来的译经者有所遵循。倘有必须设立的新名，须将该名词的训诂和定名的理由，详细注明，呈报译经院、讲经院，转呈赞普批准，编入目录内，以便通行。关于密教典籍，热巴巾采取限制的态度，尤其是无上瑜伽部，未经赞普批准的，不许随意翻译。对于戒律，还和墀松德赞时一样，只弘译一切有部，不许弘译他部，以免引起争端。
热巴巾由于深信佛教，规定了"七户养僧"制度，即对于每一个僧人，各分配给7 户居民，供给他的生活，使他能专一修行。同时还拨给寺院土地、牲畜、奴户作为固定寺产。每逢斋僧法会，热巴巾先把自己的头巾敷地，请僧众在上边走过，然后顶戴。所有大小朝政，皆请决于高僧；所有行政制度，也都以经律为准则。下至通用的度量衡器，都依照经论改制。对前代所建的寺院，都善加修葺，并新建札喜格培寺。对于侮慢三宝的反佛行为，科以重处。据说，他规定："凡以恶指指僧人者断指，以恶意视僧人者剜目"①。受汉地佛教编目学的影响，藏传佛教从墀松德赞开始即已对藏译佛典进行编目。到热巴巾时，《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钦浦目录》已编纂完备。
热巴巾时代，是西藏佛教高度发展的时期。特别是为了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使藏文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对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热巴巾对佛教极端推崇，特别是把吐蕃王朝的军政外交大权交给崇佛大臣掌管，这在臣民当中不免引起部分人的嫉忌和反感，反佛势力积极筹划推翻热巴巾统治的准备。先把亲近赞普的长兄藏琶玛以占卜者预言中伤流放，途中被害；又把赞普的王妃昂楚玛与掌握重权的僧官钵阐布贝吉允丹诬为通奸，先后致死；最后，热巴巾在墨竹地方被大臣韦·达那巾等三人勒死。郎达玛即位后迅速掀起吐蕃历史第三次反佛高潮。
佛教与本教的冲突，实质上是两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相互冲突中又不免形成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莲华生对佛教的"改装"，到朗达玛灭佛后本教的佛教化，都体现了这种融合的趋势。早在墀松德赞时期，本教徒就有暗中剽窃佛教典籍为本教所用的举动，被墀松德赞严令制止了。朗达玛灭佛后，这种行为达到了顶峰，本教徒改造佛教名词，将一些佛经改译为本教典籍，借鉴佛教的活动方式和思想内容确立起本教教义，并仿照佛寺创建了本教寺院，开设了训练教徒的道场。这种完全佛教化了的本教，成为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佛本融合的重要标志。
① 《西藏王统记》。
（四）朗达玛灭佛与佛教暂歇热巴巾被崇本贵族权臣缢死后，本教势力拥立达玛为赞普。达玛（约公元838-842 年在位），原是牟底赞普的第四子，由于他的禁佛，被后来的佛教徒称为"牛魔王下界"，并在他的名字前加上一个"朗"字（意为牛），以表示对他的反感，因此，一般佛教史称他为"朗达玛"。其实，达玛在当时只是个傀儡，朝政主要掌握在崇本贵族权臣手中。
在吐蕃历史上，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和病疫十分频繁。佛本之间的斗争经常以此为借口。达玛即位不久，反佛势力即把当时发生的自然灾害归罪于佛教，达玛的诏命说，"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像是印度妖魔的像"，是恶运和灾难的象征，若想保护吐蕃的"好风水"，就必须"消灭佛教和寺院，让僧人们还俗回家"。①从此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第三次禁佛运动。他们把大昭寺和桑耶寺两座著名的寺院用泥土封闭，后来改做屠宰场；小昭寺改成牛圈，其他小寺悉数捣毁，寺内的壁画被抹掉，佛像被仍进河里，正在修建的寺庙全部停下来；大量地焚烧、坑埋佛教典籍；镇压佛教僧人，其中僧人上层被杀，中层遭流放，普通僧众还俗为民，不服从者迫令充当猎人，有的则被迫弃佛从本。
这次禁佛运动大约始于公元838 年，止于公元842 年，前后历时4 年。
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对佛教势力的打击却是非常沉重的。《新红史》中说：通过达玛灭佛，"佛教从根本上被毁灭了"。这主要是指打击最甚的卫地和部分藏地。多康、多麦、阿里、雅隆等地似乎受到的冲击较小。有个别地方反佛势力并未涉及到。
总的来看，朗达玛灭佛主要是消灭拉萨及桑耶二地的佛教核心力量，以此为手段来打击利用佛教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吐蕃王室。
公元842 年，朗达玛在大昭寺前被佛教僧人白吉多吉射死。围绕赞普的继承人问题，大臣们分成两派，分别拥护朗达玛的两个儿子永丹和欧松争夺王位。从此吐蕃王朝内部分裂，各地将领也随之拥兵自据，相互混战，原来的属部纷纷脱离吐蕃，各自为政。接着爆发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于9世纪上叶彻底崩溃了。
在朗达玛灭佛后的百余年间，佛教在西藏跌入低潮。在西藏佛教史上，朗达玛灭佛前被称为"前弘期"，灭佛后至公元978 年被称为"黑暗期"，公元978 年以后被称为"后弘期"。
① 东嘎·洛桑赤列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八、结 语人类学家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宗教的，宗教是人类社会诸种文化现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似乎是世界上最淡于宗教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阶段，也没有那一种宗教成为中国的"国教"。然而，这种现象并不能表明宗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也不能据此断定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宗教狂热期。
现在不少人把中国传统文化几乎等同于儒家文化，这的确有以偏概全之嫌。从整体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干，佛、道为之辅翼，并杂糅有其他宗教文化的成份，特别是佛教与道教，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并可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中寻找出这种影响的显著印记来。如果具体分析的话，情况更为复杂些，在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区域，与汉地文化则大不一样。比如回族，伊期兰教文化占统治地位，是其政治、哲学、道德、民俗以及文艺等各个文化领域的主流，儒家文化退居次位。藏区地方文化也非常特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是藏传佛教与本教的混合物，儒家思想对其渗透并不强烈。另外，儒家文化本身前后也不尽相同，宋明理学尽管在当时以正统的儒学自居，但经过隋唐五代时期儒、释、道三教的相互冲突和吸摄，释道思想已杂糅其中，与先秦儒学相比较已相去甚远。
本书多次将儒、释、道并称三教，这是沿袭学界的行文习惯。其实儒学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唐代大儒韩愈，深感儒学衰微，无法与释道相抗衡，试图将儒学神学化，发展成为一种宗教。之后的一些儒士，沿着韩愈的道路走了一程，但这种努力并没有使儒学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仍处在哲学的层面上。所以，我们没有把儒学收入本书作专章介绍。既不把儒学作宗教看待，同时又将儒学称为三教之一，这给读者以矛盾之感，故在此作粗略的说明。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支，与汉地佛教差异较大，特别是10 世纪后半期之后，佛教在西藏所呈现出的地方色彩更为浓厚。佛教传入藏区，对西藏地方文化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佛教的传入重新塑造了西藏文化。隋唐时期正值西藏佛教的"前弘期"，基本上决定和标示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所以，本书将藏传佛教单独设章介绍。
书中各章篇幅的安排，主要是从各教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这一角度考虑的。由于各宗教的社会影响极不平衡，所以各章篇幅的设置也显得畸重畸轻。佛教以其庞大的理论体系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隋唐五代时期大放光彩，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均居各宗教之首，并有压倒儒学之势，因此本书对佛教的介绍更为详细，占用的篇幅较大。景教、伊斯兰教、祅教、摩尼教在隋唐时也颇为流行，但主要限于西亚或中亚人侨居中土的区域内，所以我们将此四种宗教汇成一章，分别作了简要的介绍。
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利用和汲取了学术界许多新旧研究成果，特将参考书目开列于后，以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主要参考书目：杜继文：《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竹风：《宗教通史简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燮蕃等：《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上册），中国青年出版社。
李培浩：《中国古代史纲》（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杨宪邦：《中国哲学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肖萐父、李锦全：《中国哲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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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46/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光彩夺目的时期。隋唐五代的习俗，杂彩纷陈，内容极其丰富。这一时期习俗的特色是：反映了封建盛世的繁荣与光辉；充分体现了我国民族融合和相互同化的进程，社会习俗的开明与开放性，以及它们对周边地区、国家和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卷习俗史意图从若干史实的钩沉中尽力反映出上述特色，并努力写出新意。本书分为总论、节令、服饰、饮食、住行、婚姻、丧葬、游艺民族习俗等九个方面，且多层次地叙述隋唐五代的社会生活。当然这仅是一个侧面，但这侧面却是这段历史的重要有机部分。按照当前史学体例的发展，人类的历史必将写成全方位的历史，本书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一、隋唐五代习俗概述隋唐五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我们把隋唐五代有关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族风情等等习俗，经过筚路蓝缕、爬梳归纳以后，综合出其三个特点。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创性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吸取外来长处但更善于创新的民族。唐长安城的建制许多方面是开创性的："唐长安城布局整齐，规制严密。在规划制度上，它不仅继承了前代都城的传统制度与丰富经验，而且因势改革，开创了一代都城建筑的新制，是我国古代规划布局最为规范化的一座都城。"①隋唐时代的丧葬俗和陵寝制度，也有独创的地方，常常别出一格，出人意表，说明始作者构思的巧妙和精神的开放。昭陵六骏，在各朝陵墓制度中就独一无二。它的石刻艺术精湛，成为世界闻名的宝贵文物，记载着当年这些战马与主人李世民东西征战的功劳。尤其令人感到具有独创性的，是这些战马中，"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②至于乾陵武则天墓前的无字碑，则更是隋唐习俗文化的独创杰作，历史上这样做的，恐怕现存地面的绝无仅有了。不管武则天这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当年如何想，这种无字碑建置则是独创的。也可算作隋唐葬俗的一种开创性吧。
服饰习俗，也有许多"前无古人"的创举。就拿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那条百鸟裙子来说，正看一色，旁看一色，日中一色，影中一色，虽一直作为奢费的实例，但其在制工方面的精巧、构思的独创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现时人们的最常见的裤子式样，也是从隋唐时定下的。妇女化妆习俗，也丰富多彩，给后人许多启发。唐时已有假发，杨贵妃即以假鬓为头饰。使用涂面的化妆品也是唐代妇女的一大发明，《中国古代妇女化妆》一书统计当时贵族妇女擦面的面脂，配药料达到54 种，使她们肤色洁白如玉，光悦妍华。日本服装史专家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登峰造极的时候，制度具备，文化灿然。即如服装一项，周汉时所未能完备者，到唐代都更加完备"。①饮食风尚，也颇见创新。饮膳经典的成批出现，大型宴会的频繁举行，名菜名点的驰名，都说明饮食文化的成熟。而茶文化和饮茶风尚在社会大众中普遍传布，酒文化的日益向高雅型发展，都表现了隋唐社会繁荣的特点。茶业专家陆羽和他的《茶经》把我国茶文化推向了第一个高峰，使得这一特殊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之一。
隋唐五代习俗的开放性隋唐时期之所以昌盛繁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社会的开放。隋唐社会的开放，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内外各民族之间的开放，用唐朝的话说，便是"华"、"夷"或"汉"、"蕃"之间的开放。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有一点是说得很对的，他在比较了唐代文化与宋代文化特点之后评价说："大体说来，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
① 张永禄：《唐都长安》第24 页。
② 鲁迅：《看镜有感》。
① 原田淑人：《中国服装史研究》第85 页。
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句名言，道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②正是这种正确的民族开放政策，在唐朝社会里，华夷和汉蕃的习俗风尚常常互相交融，彼此同化，出现"胡着汉帽，汉着胡帽"的相互摹仿的情况。在长安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肆酒店里，常常有不少西域来的姑娘卖酒献歌，使唐朝都市充满异乡情调和饮食业的异国风俗。
唐代习俗的开放性还表现在君臣、君民可以不分等级地共同参加节日盛大活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 年）的一个节日，皇帝曾亲临皇城门楼和百姓一起观灯。睿宗太极元年（712 年）元宵佳节，都城灯会尤其盛观，燃灯达到5 万盏，引得城里少女数千人和宫内的宫女千人都上街看灯踏歌，皇帝也登临城楼观看，热闹非常。《唐摭言》记载了一个热闹的比球故事：有一年，各地会京应考的进士正在长安的月灯阁比赛马球，突然窜进来几个神策军军官，非要和他们比赛，结果身手不凡的新进士刘覃打败了所有对手，引得在场观看的几千观众大声欢呼。
唐代习俗风尚的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男女界限不十分严格，男尊女卑的思想和男女授受不亲等等道统观念尚不像后世那样深。唐朝女子可以成群结队自由到街上观灯，还可以骑着高头大马在马路通衢招摇过市。我们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女子们神采飞扬的姿态可以看出她们自由的心态。《新唐书》记载大将郭知运曾雇人教女伎驴上击毬。《剧谈录》记载一位女子的高超毬艺。男女地位方面的开放，表现在女子婚姻束缚较少，性问题比较开明。《唐前婚姻》一书说："在唐代，对处女贞操还并不太重视，就是妇女再嫁，也相当自由。"《旧唐书》中关于武则天的亲女儿太平公主，为其母亲推荐男宠，使张昌宗兄弟入宫得宠的故事，相当典型地说明唐初性关系的开放。而谏官朱敬则在朝堂上公开说："陛下内宠，已有薛怀义、张易之、昌宗，固应足矣。近闻尚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鬚眉，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过于薛怀义，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无礼无仪，溢于朝听。"云云。①武则天竟不加责怪，更可见此类事情在唐朝早习以为常。
隋唐五代习俗的兼容性隋唐社会之所以迅速发展，原因之一是它能恢宏大度、兼容并包。胡俗蕃风早在初唐盛唐便很盛行。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列举了唐朝一代兼容并包东西南北各国各族歌舞习俗的大量实例。唐朝可贵的兼容并包政策，使这些外来习俗能自然融合到唐风中去，成为后来中华民族风俗的一部分。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很快改造为汉化佛教，至今在东亚流行的正是中国化的佛教，而非印度本色的佛教。隋朝有九部乐，唐代有十部乐，其中大都为西域少数民族的乐曲和来自印度、朝鲜的音乐，最后形成为统一的唐乐。至今受到世界欢迎的仿唐乐舞，实际包含着唐时许多民族乐舞的内容。唐代许多婚俗、丧俗、服饰习俗、饮食风尚，原来也都是由北方、西方、西南方传到中原的，后来全转变为汉族的传统礼仪和常见食品。"拥有无与伦比的同化力量和非凡的再生力"--这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文明的评价。读了我们这本《中国隋唐五代习俗史》，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
① 傅乐成：《汉唐史论集》第380 页，《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贞观二十一年。
① 《旧唐书》卷七十八《张行成传附张易之、昌宗传》。
二、隋唐五代节令习俗（一）绚丽多彩的节令习俗隋唐五代是中国传统节令习俗蓬勃发展的新时期。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它在重建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过程中，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和形成的风俗习尚，为唐代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尚奠定了基础。唐代不仅继承、发扬了前代节日风俗的传统，而且随着各民族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空前繁盛，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节令风俗的营养，从而使唐代节令风俗文化更加绚丽多彩。五代十国虽然短暂而混乱，但在风俗习尚上却延续唐代的传统，其奢侈淫靡之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传统节令的种类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趋于稳定。
节令种类包括：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晦日、中和节、社日、寒食、清明、上巳、端五、朝节、三伏节、七夕、中元、千秋节、中秋、重阳、冬至、腊日、岁除、大酺、三长斋等，其中绝大部分节令是承袭前代，而中和节、千秋节则首先出现于唐代。隋唐五代的节令为后世节令种类奠定了基础，宋元以后的节令基本沿袭隋唐而较少变化。
隋唐五代时期的节令风俗的内容极其丰富多彩，盛况空前，令人目不暇接。以元旦的节令风俗为例。正月一日，当时又称作元旦、元辰、端日、三元、元朔。每逢元旦，君臣上下，四民大小，都要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庆祝新年的开始。除夕时，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傩戏表演和送社仪式。唐李焯《秦中岁时记》中说："秦中岁时日，傩作鬼神状，二老人名为傩翁傩母。"傩翁一般身穿"朱衣画裤"，傩母一般是"青衣画裤"，戴有面具，其他傩鬼则是"染面唯白齿"。在激昂热烈的锣鼓伴奏下，傩鬼们跳着表现驱疫赶鬼内容的舞蹈。这时的傩戏，娱乐成分已经很浓，发展为一种"以歌为职，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当时最受人重视的当属"守岁"习俗。宫廷中的守岁活动极尽奢华，据说隋炀帝时，每逢除夕夜，就要在皇宫燃起巨大的篝火，所用的木材都是名贵的沉香和檀木，一夜就烧去200 多车，燃烧时火焰冲天，高达十余丈，香闻数十里。唐代也是"燃巨烛，燎沉檀，荧煌如昼"。宫殿内大摆宴席，皇帝王妃公主一同观看千余人表演的傩戏。一些侍臣幕僚纷纷应制作诗，赞颂君主圣明，天下太平。
唐代诗人杜审言有一首《守岁侍宴应制》诗道："季冬除夜接新年，帝子王孙捧御筵。宫阙酒星河低拂树，殿廷灯烛上熏天。弹弦奏节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欲向正元歌万寿，暂留观赏寄春前。"①诗中所写的辉煌明烛、冲天篝火、盛大御筵、管弦歌舞、弈棋行令等，勾画出一幅生动的宫廷除夕风俗画。
元旦之日，宫廷里要举行盛大的朝会典礼，皇帝接受百官的朝贺，将柏叶、屠苏酒等物赐给群臣，以示同贺新年。
从除夕到元旦，宫廷和民间都要燃放爆竹（这时的爆竹是燃烧竹竿，取其爆裂之声辟鬼去邪），在门上悬挂桃符，以避邪。唐代名相张说有一首《岳州守岁》诗："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歌舞留今夕，犹言惜旧年。"①
① 《全唐诗》卷六十二，中华书局1960 年版。
① 《全唐诗》卷八十九。
正反映了这种风俗。
元旦这天，还有许多风俗活动。如相聚饮宴，饮屠苏酒，向长辈奉献由葱、姜等五种辛辣菜蔬制成的"五辛盘"。据说服"五辛盘"能"通五脏，辟厉气，去内热"。唐人薛能《除夜作》诗云："茜旆犹双节，雕盘又五辛。"②这里以五辛盘作为元旦的标志。当时还流行吃"胶牙饧"。白居易《岁日家宴戏示弟侄等兼呈张侍御二十八丈殷判官二十三兄》诗中有"岁盏后推蓝尾酒，春盘先劝胶牙饧"③的诗句。胶牙饧类似今北方的关东糖，元旦吃它，可以"验齿之坚脱"。人们在元旦还制作"鸡丝蜡燕粉荔枝"，相互馈送；用盘盛柏叶一枝，柿、桔各一个，从中分开请亲邻分享，取其谐音，认为是"一岁百事吉之兆"。此外，还有"服■豆"、"服桃汤"、"弹鬼丸"、"贴画鸡"、"烧鹊巢"、"造华胜"、"嫁枣李"、"祝富贵"等各种风俗。隋唐五代节令风俗的内容丰富多彩。这里根据文献将各个节令所进行的活动列表于下，以便读者对隋唐五代节令风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节日名称风俗活动内容元旦傩戏 送灶 守岁 火城 朝会 饮屠 苏酒 赐柏叶 吃 五辛盘 胶牙饧 粉荔枝 辟柿桔 服■豆 食鸡子 燃 爆竹 贴画鸡 烧鹊巢 祝富贵 弹鬼丸 服桃汤 造华 胜 嫁枣李立春出土牛 吃春盘 赐春胜 剪春胜 剪春花 戴春燕 为 春鸡 贴春字 作春饼 游春人日剪华胜 造面茧 食煎饼 赐綵胜 登高 宴饮上元燃灯 作灯轮 弛禁夜 开重门 踏歌 结彩楼 观乐舞 进寿礼 出游晦日祠门户 赛紫姑 拔白发 送穷子 酺饮食 作膏糜弃 破衣 饮酒中和节休假 进农书 司农进穜稑 上春服 作中和酒 祭勾芒 赐尺 赐宴 献生子 宜春酒 游曲江 赐御诗 迎富贵 果子社日 祀社神 祈粢盛 制春酒 造环饼寒食禁火 作麦粥 为醴饧 染青饭 炊绀饭 镂鸡子 乾堆 蒸饼 饧粥 画鸭卵 造酴醾 制桑落酒 饮梨花酒 插 柳枝 献彩球 制假花 秋千 打马球 蹴鞠 扫墓 焚 纸钱清明改新火 赐新火 煮新茶 宴进士 打球会 拔河 斗鸡 踏青 辟马蚿 采荠菜上巳修禊 宴曲江 置赏亭 赐柳 赏胜地 赐柳弮 献鞋履 祭茧神② 《全唐诗》卷五百五十八。
③ 《全唐诗》卷四百四十七。
由上表可见隋唐五代的节令风俗是多么绚丽多彩，它的内容涉及礼仪、祭祀、宗教、文学、歌舞、饮食、服饰、娱乐、体育等诸多方面，将它贯穿起来，便是一部生动的隋唐五代社会史。
这一时期产生了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十二卷，唐韩鄂《岁华纪丽》四卷，唐官方编定的《唐月令注》等记述隋唐五代时期节令风俗的著作。
（二）节令风俗的新内容隋唐五代是中国节令风俗划时代的大变革时期。节令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汉魏以来的以禁忌、迷信、祓禊、禳除为主要特征的节令风俗，开始转变为娱乐型和礼仪型，成为名符其实的"佳节良辰"。随着这一特性的转变，节令风俗的许多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元旦，爆竹的驱鬼之意渐趋淡漠，而成为人们除旧岁庆新年的娱乐喜庆活动。击鼓驱鬼除瘟疫的祭祀形式--驱傩，虽然仍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娱乐的成分大大加强，成为一种"娱神又娱人"的歌舞。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人们游观的花灯。上巳节的祓禊已为踏青游春所替代。中秋节的拜月礼仪变成了文人墨客玩月、赏月的消遣。每逢佳节，宫廷中大摆宴席，歌舞通宵彻夜，欢度良宵美景。民间则是"士女如云，车马塞路"。《隋书·柳彧传》说：隋文帝时，京城及外州，每正月望夜，"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竞此一时"。这段文字反映了隋代长安元宵之夜的盛况，也体现了节令习俗在性质上的转变。
这一时期，不仅节令风俗中原有的内容向娱乐型转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风俗，极大地丰富了古代节令风俗的内容。比如，大量的娱乐活动出现在节令风俗中，荡秋千、放风筝、打马球、步打、拔河、射箭、走马、斗鸡、斗百草、乞巧等等，形式各种各样，内容绚丽多彩。这些娱乐活动在不同季节、不同的节日中进行，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极大地增加了当时节令习俗中的娱乐性因素。
唐代还产生了一些新的节日，如千秋节、中和节等。此外，将元宵赏灯的时间正式定为正月十五。晦日送穷、清明扫墓、改"端五"为"端午"、中秋赏月、重阳正式定为节日等都始于隋唐时代。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节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不再笼罩在一片神秘的迷雾中，原来充满妖异、灾变、吉凶、忌讳、卜筮等迷信色彩的内容开始被具有人情味和浪漫气息的内容所代替，体现了节令的愈加生活化。比如，唐代出现了钟馗捉鬼的传说故事，并迅速在民间广泛传播，于是到晚唐五代时，滑稽有趣的钟馗取代了汉魏时的凶神神荼、郁垒，成为家家户户驱鬼避邪的门神。再如，起源于自然崇拜的拜月习俗，演变为赏月、玩月等娱乐活动。人们仰望皓洁的月亮，产生出无穷的憧憬和遐想，于是便产生了吴刚砍桂树、唐玄宗夜游月宫等美丽的传说。这都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秋节赏月习俗的盛况，同时也反映了隋唐五代时期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和节令风俗的新面貌。中国节令风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俗与风俗紧密结合。这一特点在隋唐五代时期表现得很充分。比如，清明祭扫本是民间习俗，到唐玄宗时列入礼典，就变成了礼俗。在隋唐两朝的礼典中，元旦时举行迎春、迎神之仪，社日的祭社神，上巳日的春禊，千秋节的庆典，改换年号，册立太子，公主出嫁及吉兆等国家大喜庆，举行的大酺等都是重要的礼俗，同时，这些又是节令风俗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下面就隋唐五代节令风俗中的新内容分别加以论述。
门神钟馗 "门神"一词，始见于《礼记·丧大记》郑玄注："君释菜，礼门神"。古代祀典中有五祀之说，所谓"五祀"，即祭祀门、户、井、灶、土地等五神。门神就是其中之一。周朝时，门神无名又无姓，虽然《礼记》中已有门神的记载，但此时门神并无具体物象可指。到战国、两汉时，才逐渐形象化，出现了图绘的司门之神--神荼和郁垒。
大约到晚唐及五代时候，门神由神荼、郁垒换成了钟馗。宋代沈括《补笔谈》卷三引吴道子的钟馗画上唐人题记及高承《事物纪原》说：开元年间，唐玄宗从骊山校场回来，忽然得了恶性疟疾，巫师们用尽了心计，忙活了一个多月也未能治好。一天深夜，玄宗梦见一大一小两个鬼，小鬼身穿绛色衣，一脚着靴，一脚赤足，腰间挂着一靴，来盗窃杨贵妃的紫香囊和玄宗皇帝的玉笛。这时一大鬼"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唐玄宗惊问道："你是谁？"大鬼回答："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唐玄宗大梦醒来，病一下好了。于是召大画家吴道子，告诉他梦中所见形象。吴道子不愧为一代画坛大师，听完后挥洒丹青，一会便画成了。玄宗皇帝瞠视很久，说道："真想不到与我梦里的形象一样！"赏给吴道子百金，并题诗一首。
这虽是一则传说故事，但它是有史实根据的。唐代吴道子确实画过钟馗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说："吴道子有《十指钟旭》传于代"。"钟旭"当是"钟馗"。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记载，吴道子的钟馗图在唐亡以后，曾被蜀后主王衍所得。吴道子画钟馗图之后，唐玄宗下令将钟馗像"因图异状，颁显有司"，使钟馗开始成为辟邪驱鬼的门神。这一点还可以从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刘禹锡《为李中丞谢赐钟馗历日表》、《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等文中得到印证。当时，每逢新年，唐朝皇帝便将钟馗像和新历日赐给近臣，而赐予钟馗像的目的是"图写威神，驱除群厉，。。增门户之贵。"可见，钟馗已经具有门神的职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