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② 杜佑：《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引唐绍上疏。
（二）繁缛的丧葬礼仪六十六道丧葬礼仪程序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繁盛的时期，各种体现封建等级制礼仪的发展登峰造极，丧葬礼仪制度也发展得很完善。唐朝的一些礼仪程序，包括在《大唐元陵仪注》和《大唐开元礼》里，这两部反映唐代礼制的书籍，现都保留在杜佑的《通典》里。根据《开元礼》丧葬仪礼的记载，唐代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的丧葬程序一共有六十六道。如果是改葬，尚另有十七道程序。这些程序反映了唐朝封建丧礼的繁缛，同时也具体体现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待遇的不同。唐代的丧葬礼仪内容基本都源于周时的《礼记》，但更加系统化和程序化了，以后宋朝、明朝各代也都以唐代为准，略加增删。
所谓"三品以上四品以下至庶人"，实际上已经完全包括了除皇家外的所有官员和平民等级的丧葬礼仪。这一程序是唐代全社会丧葬礼仪的法规，封建等级的丧制已经控制和规范了全部唐朝社会。六十六道丧葬程序内容包括：初终、复、设床、奠、沐浴、袭、饭含、赴阙、敕使吊、铭、重、陈小敛衣、奠、小敛、敛发、奠、陈大敛衣、奠、大敛、奠、庐次、成服、朝夕哭奠、客吊、亲故哭、州县官吏吊、刺史遣使吊、亲故遣使致赙、朔望殷奠、卜宅兆、卜葬日、启殡、赠諡、亲宾致奠、将葬陈车位、陈器用、进引、引輴、輴在庭位、祖奠、輴出升车、遣奠、遣车、器行序、诸孝从柩车序、郭门亲宾归、诸孝乘车、宿止、宿处哭位、行次奠、亲宾致■、茔次、到墓、陈明器、下柩哭序、入墓、墓中祭器序、掩圹、祭后土、反哭、虞祭、卒哭祭、小祥祭、大祥祭、禫祭，祔庙。其实，这六十六道程序就是四项内容：自初终到大敛和奠，为后世俗称入敛的各项手续，包括初终刚刚咽气，设尸床，给死者净洗，用白布蒙面，给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璧，如果是官员还要向朝廷报告，然后朝廷遣使致吊，再陈列死者小敛、大敛的随葬的服饰，最后为入敛死者进棺。从庐次至亲宾致奠，为吊唁各项，首先准备好接待各色人的专门的庐屋，然后先是全家人的哭奠，后为来宾、亲故、州县刺史长官的吊唁。从将葬陈车位至反哭，可作为第三大程序，即安葬的程序，先陈列灵车、陈列随葬品，然后鼓乐引柩车，车行中沿途祭奠，到墓入土掩圹，最后亲人拜别。从虞祭到祔庙为最后一大项，也就是各项安排灵主牌位和进家庙等若干手续。
繁琐和封建等级的内涵 上述丧葬程序既繁琐又浪费大量人力物力，完全为了讲究排场。陈列小敛衣和大敛衣，为死者要各准备十九套和三十套寿衣。如果是皇帝驾崩，根据《大唐元陵仪注》，大敛寿衣更多至一百二十套，同时还要陈列"绞紟衾并六玉"。唐朝皇帝安葬前随柩挽车的兵士达到千人以上。"执绋挽士虎贲千人，皆白布裤褶，白布介帻，分为两番"，另还有"挽郎"二百人，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此外还有"司马"、"武弁"若干，"代哭"者又150 人。唐朝的丧葬礼仪里，封建等级的界限也十分严格，连"饭含"这样一个普通的为死者口中含饭和玉的丧礼，不同的品位也有不同的规格。《大唐元陵仪注》明文规定，只有三品以上官才可"用梁及璧"纳入死者口中，四品及五品"用稷与碧"，六品以下则只许"用梁及贝"，以此来区分等级。尤其甚者，连死的名称，也有等级规定。《大唐开元礼》规定，"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六品以下达于庶人称死"。讲究排场和等级森严的丧葬习俗，鼓励唐朝的官场趋炎附势。武则天时的宠臣李义府，为其祖父改葬，届时"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轜輶、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①。葬礼奢侈到这种程度，也够触目惊心的了。而在这次葬礼中，所费劳役，不可胜数。本传记载："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高陵令张敬业恭勤怯懦，不堪其劳，死于作所。"为了一次官员亲属的改葬，竟动员八个县的劳力，还累死了一个县令，简直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了。由此可见唐朝繁奢和封建等级丧葬恶俗的一般。
① 《旧唐书》卷八十二《李义府传》。
（三）盛行的墓前树碑制树墓碑墓志的盛况 在墓前盛行树碑，墓内有志，是隋唐丧葬习俗的一大特色。从汉至唐，墓碑的发展有一个曲折过程，因为魏晋之世各朝一度有禁令厚葬和在墓前树碑立阙的规定，所以一度曾行于两汉的墓碑突然减少了下来，南北朝时又重新兴起。隋唐继承北朝遗风，讲求厚葬。因此，隋唐时期，墓前树碑之风又大盛。在当时，王公大人、豪富士族的丰碑巨碣到处林立。隋唐的墓碑包括墓志制，影响到以后各朝各代，成为唐以后墓葬刻辞的主要形式。
唐朝墓碑制度更盛于北朝。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在社会上使用墓碑者更为广泛。由于社会的繁荣，统治阶级富裕起来，追求奢华的风尚大盛，墓碑制随之大大发展起来。我们对赵明诚《金石录》所收集大约二千个左右的碑刻进行了统计，其中隋唐碑刻占1533 通，隋朝83 通，唐朝约1450件。而这些碑刻中，隋朝墓志和墓碑又占32 通，唐朝墓碑、墓志占516 通，各占整个碑刻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个数字足见在隋唐时期，墓碑和墓志制的普遍，并在丧葬制度中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了。
同样，从考古文物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隋唐时期墓碑习俗的盛行。唐太宗昭陵的墓区，包括帝后陵墓及陪臣墓前，至今尚保存石碑四十一座。这些墓碑分列在五十七座陪葬墓前，从其分布比例看，几乎是70％的陪臣墓都有墓碑。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据统计，陪葬墓有十七座，包括武则天的亲生儿子李贤和高宗的另三个儿子、孙子及公主，以及高宗武则天时的功臣刘仁轨、王及善、杨再思、豆卢钦望等。但至今除高宗武则天陵前两块陵碑而外，没有发现别的墓碑。墓内的墓志却发现几件，其中已发掘的有《章怀太子墓志铭》、《永泰公主墓志铭》等。更多的墓志铭恐怕还有待将来考古界的更新发现。此外，睿宗桥陵陪葬墓八座中现尚存墓碑四座。上述墓碑墓志的情况都证明唐朝墓前树碑和墓内立志的普遍。
唐朝墓碑志的另一特点是墓碑都建造得很讲究，美观豪华，等级也十分严明。皇帝的墓碑不仅建造高大，雕刻也最精美。乾陵现存由武则天撰文、中宗李显亲书的为高宗歌功颂德的《述圣记碑》，俗称"七节碑"，碑高7米，由七块大石垒砌而成。最上层有庑殿式的碑盖，殿檐四角各雕一个石人，头顶斗拱，古朴雄伟。碑文下部还有线刻兽纹的一个正方形碑座，每边宽近3 米。据考证，此碑石料"来自于阗"，碑文刻字都填以金屑，"照耀陵园"，实为我国碑刻中的巨作。另外一通为"无字碑"，此碑碑头刻有八条龙纹，碑侧也雕有盘绕的云龙纹，高达6.3 米，宽2.1 米，厚近1.5 米。为什么建"无字碑"呢？后人考证，有可能武则天当年觉得一生所作所为是旷世无比，无可记录，凭后人去评论。也有人认为此碑为武则天纪念高宗所立，以为高宗功高莫名，无可比拟，只好随后人去以自己的标准去解释吧。隋唐规定，皇帝以下，王公贵戚和百官大臣的墓碑，有不可逾越的规格。一般说，隋代三品以上才许立碑，螭首龟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唐朝改为五品以上即可立螭首龟趺碑，七品以上立圭首方趺碣。庶人连碣也不许立。只有几种身份特殊的人例外，包括隐士、僧道和以道德孝义著闻乡里之人。①很明显，唐代的墓碑制度，也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很深的封建社会的烙印。
① 参见《唐会要》卷三十八《葬》。
唐朝墓碑制度第三个特点是碑文内容的程式化和完备化。从碑文的形式上，唐朝吸收了以往各代尤其是北朝柩铭、墓砖铭、墓阙铭等等的影响，逐渐充实、完善，形成一种专门的文体。同时，墓前的碑文和墓中的墓志在内容上也逐渐合而为一，一般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墓主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家族谱系和官职履历等；二为生平重要政绩、事迹、品行的评价等；三为在墓志中才出现的铭文，以有韵的四六文撰成。正由于此，命名为"墓志铭"。很自然，这种墓志铭必然表现为专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甚至极尽美化粉饰之能事。
对书法艺术的促进墓碑的刻成，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作家来撰写碑文或墓志，二是要有书法家写成字才能由刻工往碑石上刻。所以墓碑制在唐朝的盛行，大大有利于墓志铭文体和书法艺术的发展。我们先看唐太宗昭陵陵区五十七座陪葬墓中的四十一座墓碑，差不多都由当时知名文人所撰，又有唐初的一二流书法家所书。由此，便可了解这种墓碑制对文字、书法的促进了。比如，贞观名相温彦博的墓碑，作者为岑文本，书家是大名鼎鼎的欧阳询；唐代著名谏臣魏征的墓碑，撰和书都出自擅长飞白书法的唐太宗之手；贞观名臣房玄龄的墓碑，由褚遂良书写。
唐代有许多墓碑和墓志铭都成为书法名作。武则天的《升仙太子碑》，被后人评为"有乌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褚遂良的《孟法师碑》，被誉为"墨池中至宝"，"风规据六代之余，高古追钟王以上"。中唐书法家颜真卿有许多墨宝亦为墓碑或墓志铭。他的《颜勤礼碑》，系为其曾祖父所写的神道碑，被书法界认为是"精力充沛，笔力精熟之力作，其用笔之劲健、爽利，已到炉火纯青地步"。盛唐书法家李邕为画家李思训书写的墓碑《李思训碑》，又称《云麾将军碑》，被评家认为"表现出一派天风飒飒，迅疾岩荡的神气"，是书坛奇品。上述这些实例，都说明唐代墓碑的盛行给书法艺术带来的生机。唐代碑刻和书法艺术之间的关系被认为：唐代是碑版石刻最繁荣的年代，冠绝古今，不但数量多，书法精妙，而且多为宏伟巨制。碑身已发展到高2 米以上，宽在1.5 米左右，碑额上又加华盖，碑座又高大精工。所以一座唐碑本身就是一件雄伟的石雕艺术品。
（四）精湛的墓前石刻和明器之宝墓前的石刻群 除了上述的墓碑和墓志外，丧葬习俗中还有另一大宗石刻物，这就是俗称的石人石马，包括石刻的动物和人物群像。
唐朝陵墓前置石刻群的风气盛行，并且系统化和制度化，是以后各朝这种制度发展的基础。
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的特点，第一是它的完备化。唐朝石刻群制完备于唐高宗的乾陵，而其先河则为唐高宗太子李弘的恭陵。李弘早于高宗而死，但受到父亲的优宠，死后追认为"孝敬皇帝"，所以他的墓是按一个皇帝的规格设计的。据说，为他营建的恭陵，"功费钜亿，万姓厌役，呼嗟满道"①。现留存于河南偃师缑氏乡的恭陵遗址很规则地排列着华表一对，飞马一对，石人三对，站狮一对和墓碑一通，自南而北，神道两旁排列整齐②。先于恭陵的献陵和昭陵，则尚未有系列和完备化的石刻群制度。昭陵六骏，仅是为了表彰唐太宗政治上的成就，是陵制外的特例，和陵前石刻群的性质不同。唐朝墓前石刻群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从乾陵开始完备的，大体为：陵前自南而北，陈列华表一对，飞马一对，驼鸟一对，石马五对，握剑石人十对，石碑一对，少数民族首领像（乾陵为六十一人），陵前立狮一对。这个体制基本成为唐朝陵前石像群的定格，中宗、睿宗以后各朝只在个别鸟兽样式上作些调整，或在民族首领数量上有增减。
唐墓前石刻群制的特点之二，是具有严格的等级制。比如石兽的品种，人臣墓只许以石羊、石虎为主，帝陵则不用石虎、石羊。在人臣中，等级界限也很严，比如皇族身份的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地位最高，墓前都有华表、石人、石狮各一对；而皇室中稍低一点的长乐公主墓，则改为华表、石虎、石羊和石人各一对；再低的新城公主墓，又比长乐公主少一对石虎。非皇族的大臣比公主规格又低，建国功臣李靖、李暠墓前都没有华表，仅有石人、石虎、石羊等。从上可见，在唐朝丧葬制度的各方面，等级界限都是很严的。乾陵蕃臣石像 乾陵蕃臣石像就是上面所说的六十一尊少数民族首领石刻人像。六十一尊是按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现实存为六十尊，分列陵前东西两侧，东侧二十九人，西侧三十一人。这些石像全部作抱笏或持笏于胸前状，完全是高宗臣下的身份。可惜这些石像大都头部被毁，仅存两尊有头的，皆穿翻领紧袖左襕袍，一个头梳辫发，一个卷发八字胡，明显为北方少数民族装扮。
为什么在唐朝帝陵前会出现这些石像？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众多的民族都有代表人物恭立在大唐帝陵前表示臣服。也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葬制的影响，突厥有一种特殊葬俗：葬讫，于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唐朝昭陵、乾陵所列蕃臣意义略同。还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助祭"的使臣。武则天为纪念当时高宗国丧的盛况，而把这些助祭的少数民族使臣立像刻在高宗的乾陵前，以象征唐朝的国威。乾陵六十蕃臣像，都是曾为高宗、武后"侍立过轩禁"的少数民族首领，高宗死后，仍刻像在陵前，表示仍为"生前仪卫的性质"①。不管上
① 《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弘传》。
② 《唐恭陵及其石刻》，见《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3 期。
① 以上参阅岑仲勉《隋唐史》、清叶奕苞《金石录补》、《陕西通志》及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述看法的哪一种，乾陵蕃臣像，都表明了唐朝时候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大发展和大唐帝国的繁盛。
明器之宝 所谓"明器"，又称"冥器"或"盟器"，就是专供死者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墓中随葬品。明器一词出自《礼记·檀弓下》："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
明器制度到唐朝发展到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封建社会各项文明达到了高峰，明器制度也已经完善和定型。那时，上自天子、亲王、公卿将相，下至各种品官和庶民百姓，墓葬中的明器数量、规格、种类，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唐元陵仪注》规定："凡丧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僮仆之属，威仪服玩，各视生之品秩"②。到开元年间又规定明器的数量各品官要下降，无官阶的庶人则明器不得超过"十五事"。并规定"皆以素瓦为之，不得用木及金银铜锡。其衣不得用罗绣画"。这是法律形式的明文规定，以后各朝有关明器的规定，大致参照唐朝，稍有增减。
但实际上法律规定的内容是限定不往的。我们从文献中和苦干墓葬考古材料中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墓里的随葬品，远远超过了规定。从唐高宗乾陵三座皇室陪葬的永泰公主、懿德太子陵和章怀太子陵出土的明器看，简直奢侈得惊人。据统计，三墓虽均被盗，至今出土文物仍有近3000 件，其中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出土1365 件，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文物约1000 件，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600 余件。这些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明器为陶俑，永泰公主墓出土约700 多件。其次三墓均有众多的三彩俑和各种三彩日常器皿，包括三彩骑马男俑和三彩骑马女俑、三彩马、三彩男女立俑等。此外尚有金银器等多种①。至于一般有品位的官员，墓葬考古发现墓中的明器和唐朝明文规定的数量亦相距甚远。据葬于高宗麟德元年（664 年）、官居二品的郑仁泰墓的发掘材料统计，墓中仅残存的明器俑就多到483 件，葬于总章元年（668年），官居三品的李爽墓，残存俑数达383 件，都远远超过法律条文上所谓的"九十事"。
但是，这些过去"逾越"的唐人墓藏明器，却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难得的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就彩陶俑和三彩俑这类明器而言，唐墓中出土的不外可分为下面四种形类：一为镇墓类，包括常见的镇墓兽，武士或天王俑（一对镇墓兽和一对天王俑，唐代称为"四神"）和十二生肖像；二为外出仪仗类，包括骑马乐俑、文武骑俑、立俑和牵马驼俑等；三为家内侍役俑，包括歌舞伎乐俑和文武家丞俑等；四为庖厨明器和动物模型类。这四类陶俑和三彩俑，有许多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的称得上是"国宝"。比如，蓝彩美人立俑，就是出土在陕西礼泉县昭陵陪葬安元寿夫妇墓中的一件明器。该俑是三彩俑中的精品，胎质洁白，质地坚硬，叩之有清脆声，表现了当时烧制工艺的高超水平。整个女俑造型姿容丰腴，仪态娴雅，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这件明器之宝，不仅本身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同时从器物本身，还可以感觉到盛唐时代人们雍容气度的风采，以及那个时代的妇女发式、纺织工艺水平和服饰打扮的发展。另一件唐三彩中的国宝三彩驼载奏乐俑，也是唐墓中的研究》，见《文物集刊》第2 期。
② 《通典》卷八十六《礼》四十六《凶》八。
① 《乾陵稽古》第34-42 页。
出土的明器，墓主为唐朝将军、上柱国鲜于庭诲。这一件明器之宝向人们展现了丝绸之路上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以及长安作为当时国际都会的繁荣。永泰公主墓里出土的一只三彩碗，是被称为唐三彩"之冠"的国宝，"造型端庄、稳重，装饰独特"，"最为精致，为诸器之冠"。永泰公主墓里，三彩器共有170 件，都是很难得的珍品。
（五）墓室壁画的新高峰墓室装饰壁画的盛行 古代墓室壁画最早大约开始于秦汉，汉代是我国古代墓室装饰壁画的第一个高峰。到唐朝，随着封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繁荣昌盛，墓室壁画也发展到第二个艺术高峰。这一时期墓室装饰壁画无论在艺术技巧和内容构思上都比前代大大进步。唐墓壁画，技艺之娴熟，用色之丰富，内容之广泛，面积之巨大，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
唐朝墓室内部装饰壁画是普遍的现象，只要是较大的墓葬，差不多都绘有壁画，三品以上的显贵大官壁画内容尤为丰富。当时墓室壁画大体是这样制作的：绘制壁画前，一般先用草拌泥涂抹墓壁，然后涂一层加有棉花纤维的白土，打平磨光，再上一层胶水，干后绘制壁画。唐朝墓壁绘画留下较多，考古学家把这些壁画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唐墓室壁画，第二期为盛唐墓室壁画，时间约限在中宗至玄宗时期，这是唐墓壁画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技艺也十分高超。第三期为"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时期，墓室壁画日渐衰弱，去奢从简，技艺也显粗糙，反映出唐帝国由盛转衰。
唐墓三期壁画从风格、形式到内容，都各有特色。第一期墓室壁画一般都分上下两栏，上栏画出外游猎、农牧生产等画面，犹有六朝遗风，下栏则绘墓主的仪卫鞍马扇盖等。第二期墓室壁画则整个墓道和墓室的壁画浑然一体，格局有全面的布署，犹如一长卷的卷轴画，前后呼应，连成一气。这一时期唐墓壁画，充分显示出盛唐风格。第三期唐墓壁画已经很少，画面也仅有青龙白虎和云鹤翎毛等等，很少人物出现。整个唐墓壁画都反映着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观念。比如，同力中宗时期的皇族墓葬，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壁画规格就最高，画面中仪卫有骑卫，还有招车和东宫官属，列戟二十四杆；永泰公主李仙惠墓壁画则仪卫多为步卫，列戟只有十二杆。二人墓道壁画都绘有青龙白虎和山林城阙，表示身份的高贵。而章怀太子墓道中就没有山林城阙，因为他安葬时仅仅是以普通的"雍王礼"，而不像前面二墓"号墓为陵"的规格。
壁画精品唐墓壁画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的体现，也是我国古代艺术的奇葩。现存唐墓壁画中最为精采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前面提到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章怀太子墓三墓的壁画。保存至今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尚有五十余幅，懿德太子墓壁画有四十幅，章怀太子墓壁画也有五十多幅。这一百多幅壁画中，最精美的可数《打马球图》、《捕蝉图》、《客使图》、《驯猎狗图》和《侍女图》等。
《打马球图》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中共绘了二十六个参加马球游艺的人物，服饰精美，场面生动，马球设备、场地、器具都刻划得极细，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宫廷中青年贵族的游艺生活写照。《捕蝉图》亦出土于章怀太子墓，画面有三个侍女形像，有的正在观鸟，有一个则全神贯注地捕捉树上的蝉。她们的服饰是典型的唐装：高髻、袒胸、披巾、长裙。这幅图表现了唐代宫廷妇女的日常生活，生活气息极浓。《客使图》也由章怀太子墓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唐时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的可贵资料，画面上的"客使"有的勾鼻深目，大约是西亚各国使者；有的皮帽皮裤，可能来自东北寒冷地带。他们神态各异，但都表现了恭谨仪态。《驯猎狗图》出土于懿德太子墓，是很生动的一幅唐人驯狗图，猎狗一腿抓主人衣服，和驯者作亲昵状。《侍女图》是永泰公主墓的壁画，画了八个侍女和一个男子在徐徐缓行，手中各执盘、盆、烛、扇等物，可能正在侍候女主人的起居。这些壁画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我国丧葬习俗史、服饰史、宫廷史、游艺史以及民族关系和中外交流史，都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料。
（六）阴宅风水学的盛行"卜宅兆"和"卜葬日"隋唐时期是阴宅风水术大为盛行的时期。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的阴宅风水书就有《五姓宅经》、《阴阳书》、《青乌子》、《葬经》、《葬书地脉经》、《葬书五阴》、《杂墓图》、《墓图立成》等13 部。而按吕才所说，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葬书，则更多至120家："后代葬说出于巫史，一物有失，便谓灾及死生，多为妨禁，以售其术，附妄凭妖，至其书乃有百二十家"①。中晚唐及北宋，这类葬书进一步发展，所以到郑樵写《通志》时收入葬书149 部共498 卷。可见，把隋唐时期形容为风水学尤其是阴宅风水学"开花结果"的时代，是并不夸大的。
把阴宅风水术直接写进由国家颁布的礼书，这是唐朝丧葬礼仪和习俗的一大特色，说明当时这种礼仪已具有法律约束。《大唐开元礼》明确把"卜宅兆"和"卜葬日"作为丧礼六十六项中重要的两项，表明了这种风水术在民间已相当流行。
《通典》转载《大唐开元礼》中所规定的唐朝"卜宅兆"和"卜葬日"
的过程，是相当繁琐的。卜宅兆，即选择坟茔地时，先要仔细地测量地段地形，叫做"度宅兆"，然后由墓主家人乘专门的"垩车"来到墓地前，"哭"至五六回，才开始卜兆。卜宅兆有"卜者"一人，规定只许穿戴缁布冠，深色衣服，另有"祝"和"卜师"，皆吉冠素服。卜者、卜师和祝皆有固定的席位。卜宅兆时，是由卜师"抱龟"、筮师"开■"出策，一边还口中念词："孤子姓名，为父某官封某甫，度兹幽宅，无有后艰。"卜出结果后，在应安墓处立一标杆，在墓区四角各立一标，墓门处立一标，确立出墓宅的安妥位置。举行隆重的定标仪式后，再由"祝"跪读一篇祝文，文曰："维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为某官姓名，营建宅兆，神其保佑，俾无后艰，谨以清酌，脯醢祗荐于后土之神，尚■"。最后墓主家一哭再哭三哭，才结束这一丧仪。卜葬日的仪式也与卜兆宅同样繁琐，同样用龟甲占卜，定下葬日"无有近悔"。两次占卜的作用，都是为了取得神灵的保佑，唐人多有迷信思想，认为选不好葬地和选不好安葬的吉日，会使家人遭灾。
阴宅风水家风水家认为，墓宅选择与人间吉凶有直接关系，而他们则有助人得吉的本事。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精于葬术的风水家，也大抵被宣传为有这样的本事。比如，《浙江通志》记载，隋朝有一风水名家舒绰，曾为隋朝吏部侍郎杨恭仁的座上客。有一次杨恭仁想迁祖坟，把五六位风水家都请来咨询，席间众说纷坛，只有舒绰说得最合实际。他还预示出这块新坟是块福地，可以世为封侯。后来他的话都被验证了。除舒绰外，僧一行、司马头驼、僧人泓法师都被认为是当时的风水名流。唐朝末年，还出现了地方性的堪舆学派，杨筠松，被公认为是江西风水学派的祖师爷，他的术数，流传后世若干代。
唐太宗时的吕才也一直被人们视为唐朝风水大家。他曾奉命整理数十家阴阳家的书，综合百篇。史书记曰："帝（唐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吕）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其实吕才从思想上是反对风水的唯物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主义哲学家，他针对唐初迷信风水的陋俗，提出风水葬术的七不可信，其中有极为精辟的议论。比如，他列举几个"人有初贱而后贵，始泰而终否者"的名人例子，指出这与冢墓无关，"荣辱升降，事关诸人，而不由于葬"。他还批判那些表面上痛哭失声，实为追求官爵名利的伪君子："世之人为葬巫所欺，忘擗擗荼毒，以期徼幸。由是相茔陇，希官爵，择日时，规财利。谓辰日不哭，欣然而受吊，谓同属不得临圹，吉服避送其亲。诡斁礼俗，不可以法"①。这种思想，在当时风水迷信那样风行的环境下，是十分可贵的。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七《吕才传》。
（七）火葬与塔葬一度风行的火葬隋唐五代时候，无论是中原，或者像敦煌那样的边陲地区，汉族居民基本上仍实行棺葬。在敦煌卷子中发现的《王梵志诗》亦云："富贵办棺木，贫穷席里裹"。阿斯塔那68 号墓发现的两具用破席和柴草裹捆的尸首，证明了那时穷人死后的悲惨境地。1973 年阿斯塔那古墓群里，考古学家曾发现一件用五道弧顶支撑的纸糊棺材，这是当时边陲地区穷人节省费用的葬式①。
但是，在五代时期，我国民间曾一度风行火葬，这却是一种特殊现象。
我国火葬由来已久，大约新石器时代便有火葬的事实。殷商秦汉时代也常有火葬实例，后来这种葬俗只流行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唐末五代时，火葬却一度在中原地区也盛行起来，而且影响到北宋以后。五代时这种火葬风，甚至也流行到贵族阶层。后晋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临死前就对出帝说："我死，焚其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后来她的家人遵从死者意愿，焚尸穿地而葬。石敬瑭的嫂子安太妃，临死前也对晋出帝石重贵说："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②。这两个例子当然比较特殊，后晋这两个后妃系被契丹俘虏北迁途中死去的。当时安葬的条件较差，不可能进行隆重的大殓，但从李后已有棺木，出帝石重贵等还"被发徒跣，扶舁其柩至赐地"，然后"焚其骨，穿地而葬"的记载看，当时不一定非用火葬的形式。她们的火葬，当与佛教葬俗影响有关。这种葬俗后来流传到北宋。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葬俗，后来没能普遍地推广，屡遭封建统治者禁绝，被认为是"悖逆不孝"的行为，以后也就逐渐不再实行了。
塔葬 塔葬本来也是佛教徒的葬俗。僧人死后，寺庙都把他们安置在一座塔墓里，至今我国南北各地都保留有许多这样的塔。但在唐代，这种塔葬一度在上层社会流行。唐代宗时的大臣杜鸿渐，在临死时"遗命其子依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唐德宗的小儿子肃王详，年幼早逝，德宗思念无已，命用塔葬："不令起坟墓，诏如西域法议，层砖造塔"①。唐德宗的长女同安公主死，德宗也准备用塔葬来安置他这位爱女，大臣姜公辅进谏，还因此遭到贬斥。唐时塔葬在朝廷君臣群中流行，说明了佛教信仰的深入。塔葬非一般人所能办到，自然这种葬俗也不可能在民间传布。
① 《文物》1975 年第7 期发掘简报。
② 《新五代史》卷十七《晋家人传》。
①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德宗顺宗诸子传》。
（八）冥婚和冥钱冥婚 所谓"冥婚"，就是为死去的人举行婚礼。封建社会人们思想迷信，相信人死后到阴间世界还要过人间一样的生活，所以凡是未婚的青年男女死去，家里人总要设法给他或她在阴间找一个配偶，举行一定的仪式，便是冥婚。
我国冥婚的习俗大概早在东汉末年就流行了。到唐朝时，冥婚更为盛行，不仅在最高统治阶层中进行，还广泛流传到民间。懿德太子李重润19 岁时被武则天杖杀，中宗复位后，为他这个冤死的长子追谥，并"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②。中宗的韦后也曾将她的亡弟韦洵与宰相萧至忠的亡女配为冥婚。这都是在皇族和贵戚间举行冥婚的例子。
唐时有另一种更有意思的"冥婚"，是民间反映追求自由幸福的被压抑的青年男女早夭灵魂抗争情绪的冥婚。这些冥婚事例中，往往有一方因身份低微长期不得嫁娶而忧郁死去，死后灵魂再和活人结合，然后举行冥婚礼。《太平广记》中收进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以《季攸》一篇故事最为感人。故事描写了一个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官吏季攸，他有两个女儿，还收养了一个死了父母的外甥女。季攸把两个女儿先后嫁出去了，唯独剩下外甥女未嫁，外甥女气结于胸，怨恨而死，葬在郡的东郊。过了几个月，郡内突然失踪了一个既有钱又貌美的男青年，家人寻找许久，才在季攸外甥女的墓室发现夹着一条女裙，大家正在奇怪，听到了这个青年在墓中的呼叫声，打开墓葬以后，发现青年和女尸同躺在墓中。人们把青年救出，他如痴如醉，数日方恢复正常，不久又暴卒。人们感叹着这件怪事，同时也为亡女的真情所感动，于是为这对男女举办了不寻常的冥婚，对死去的女子厚加棺敛。
这些民间冥婚故事，差不多都是殉情式的，说明这类的冥婚大都对封建婚姻制度有一种抗争态度。唐时敦煌地区还专有一种"冥婚书"，为双方家长替夭亡男女举行冥婚礼时所准备。有一种"冥婚书"是这样写的："男女早逝，未有聘娶，男则单栖地室，女则独寝泉宫，生人为立良媒，贯通二姓，两家和许，以骨同棺，共彰坟陵，是在婚合也，一名冥婚也"①。这说明在唐代敦煌地区冥婚的普遍，所以才有成为程式的"冥婚书"出现。冥婚习俗唐以后在我国保留很久，一直到民国时期某些地区仍在流行。
冥钱 冥钱就是阴间所用的钱，是给逝者在阴间生活备用的，实际上是商品经济意识在丧葬习俗方面的反映。因为后来一般都用纸质钱币代替，所以有些著作也就直称为"纸钱"，亦称"冥币"。纸钱起于魏晋南北朝时，到唐朝在民间大大流行。《新唐书·王玙传》记载："汉以来葬丧皆有瘗钱，后世里俗稍以纸寓钱为鬼事，至是玙皆用之。"唐人诗中有许多描写纸钱的诗，如张籍的《北邙行》："寒食家家送纸钱"；白居易《寒食野望吟》："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等句皆是。五代时候，由于印刷术的发展，纸钱上逐渐雕刻成文。后周时候，柴荣安葬入土，百官设祭于道，翰林院用"大如盏口余"的楮钱，在钱上刻上"泉台上宝"和"冥游亚宝"等字样。冥钱的流行，是唐五代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印证。
② 《旧唐书》卷八十六《高宗中宗诸子传》。
① 斯1725《大唐吉凶书仪》，转引自《敦煌民俗学》第231 页。
（九）"七七斋"
"七七斋"的起源唐朝有"七七斋"的丧葬习俗。七七斋又称"七七追荐"，民间则俗称"水陆道场"或"水陆斋仪"。这是我国盛行于民间的超度死者亡魂的一种丧事法会。"七七斋"大约最早始见于南北朝的史籍。唐朝时，这一习俗在社会上已很为流行。《旧唐书》叙述开元名相姚崇死前，曾对后代遗诫说："若未给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①唐朝著名文人李翱在他的一篇《去佛斋》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七七斋"的情况。上述提到有关"七七斋"的时候，都和佛教联系在一起。敦煌文书中，也常有关于"七七斋"的记载出现，例如流传在敦煌地区的一首《五言白话诗》就说："承闻七七斋，暂施鬼来吃，永别生时盘，酒食无踪迹"。这里明白提出"七七斋"的举办目的是对新鬼野鬼的施舍，要一盘一盘地施舍食品，还要供献给他们酒。
"七七斋"和佛教习俗什么叫"七七斋"呢？是按七天算一个斋日，头七、二七至七七，一共四十九天，谓之"七七"。人们相信死后会转生，所以从死者刚死之日算起，七天一期，完满七个七后便可再降生人世。但是这期间每隔七天要设斋一次，请僧人来念经，超度亡魂，才能使他早日降生。一般都认为"七七斋"起源于佛教习俗，但这是有一个转变过程的。最初脱胎于汉朝宫廷百日设奠祭祀的风俗，汉明帝营寿陵之诏有云：过百日惟四时设奠。唐沿用百日之据。中唐以后唐人固多用七七百日以为治丧之节。大约到南北朝时，汉朝的百日奠祭就向佛教的"七七斋"转化了。
唐五代时"七七斋"又名为"十五斋"或简称"十斋"，这是在七七外，再加百日斋、一年斋和三年斋三个斋，合为十斋。这十个斋又和十殿阎王的说法结合起来，这就是"十王斋"的由来。这样，这些斋又作为免去十殿阎王地狱之苦而作的道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七七斋"丧俗，是始于汉代的百日奠，后在魏晋南北朝时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发展，变为佛教化丧俗之后，在隋唐五代时普遍在民间流行的。
① 《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
八、隋唐五代游艺风尚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游艺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为游艺的繁荣奠定了非常有利的社会基础。当时"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①生活在太平盛世的隋唐两代人民，以生为乐，以生为贵，具有乐生、贵生的人生态度。因此，隋唐时游艺之风盛行。宫廷游艺呈现兴旺景象，帝王贵戚或"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②。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等帝王都积极提倡并参与各种游艺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上围棋、马球、蹴鞠、拔河等游艺风习都有很大的发展。
隋唐两代都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具有强烈的开拓和进取精神，这对游艺的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马球、步打球、竞渡、拔河、斗鸡等，无不充满对抗色彩。这与中国传统的讲究陶性适志，培养德行礼仪的游艺风尚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隋唐游艺风尚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游艺活动丰富多彩，项目多，规模大，可谓空前。大凡前代相传下来的各种游艺，无论是节令游艺、益智游艺，还是棋戏、博戏和童戏都获得充分的发展。游艺活动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文化风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妇女的游艺活动亦较前代有显著发展，如围棋、秋千、步打球、击鞠等，无不有妇女参加。国内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中国与邻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空前发展，中国的游艺风尚也影响了其他民族和邻国，围棋、投壶、秋千、马球等游艺活动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为丰富世界游艺宝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的游艺在多样化、定型化和普遍化诸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而为后代游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 《东观奏记》。
（一）极盛的围棋之风隋唐五代是继两晋南北朝之后，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棋最终成为真正的游艺项目。《隋书·经籍志》收录南北朝围棋谱共八部五十二卷，归入"子部·兵书"类，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等著作同列一类，反映了围棋与军事的密切关系。到五代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围棋著作已归入"子部·杂艺术"类，这说明围棋中的军事性因素减少，而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增长智慧的娱乐性成为围棋主要价值。正是在隋唐时期，琴、棋、书、画开始相提并论，被人们视为高尚典雅、多才多艺的一种表现。因而，社会上出现了以善弈为荣，以不善弈为耻的风气。刘禹锡在《论书》中说："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逌尔而笑，或謷然不屑。有抵之曰：'子握槊、弈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艴然而愧，或艴然而色"①。社会上崇尚弈棋的风气，使围棋十分普及，遍及社会各个阶层，成为人们闲暇时间里主要的娱乐消遣活动。所以，韩愈说：当时"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并作诗云："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