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6
古代的筹算乘除法都要排列上、中、下三层算筹。乘法，列乘数于上、下层，乘积列于中层。除法列被除数于中层，除数于下层，商数列于上层。演算手续相当繁重。唐代劳动人民为了简化演算手续，想尽方法使乘除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在韩延算术中就有许多设法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乘除的例子，如"课租庸调"章"求有闰年每丁（庸调）布二端（1 端＝5 丈）二丈二尺五寸法：置丁数七而七之，退一等，折半"。如果设该地区丁数是α，每丁应纳庸调布为2.45 端，α丁共纳端数为α×2.45，韩延算法采用α×7×7÷10÷2 代替α×2.45，就可以在一个横列里演算了。又如当时兴起的"得一算法"或叫"求一算法"，当乘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加法"来代乘，除数的第一位数码是1 时，用"减法"来代除。对乘除的第一位数码不是1 时，把乘数或除数加倍或折半，使它的第一位数码变成1，同时对被乘数或被除数作相应的变化，然后用"加法"或"减法"代替乘或除，从而化简乘除的运算工作，并使之能在一个横列里演算。
除此之外，在十进小数的推广应用方面，也有了一定进展。古人记数，碰到整数以下的奇零部分，通常用分数表示。虽然，汉代的刘徽在他的《九章算术》少广章注中曾主张用一位或多位十进小数表示无理数平方根或立方根的奇零部分，但这个超时代的宝贵意见并没有被一般数学工作者采纳。而且它的推广应用还很迂回曲折和缓慢。唐中宗时，太史丞南宫说撰《神龙历法》（公元705 年），创用百进小数来记数据的奇零部分，以1 日为100"余"，1"余"为100"奇"。如"期周365 日，余24，奇48"就是一回归年为365.2448日。"月法29 日，余53，奇6"就是一朔望月为29.5306 日。唐代宗时，韩延算术将一文以下的钱币单位用十进位推广到分、厘、毫、丝、忽五位，这些都是明显的进步。
四、隋唐五代的农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作为封建经济之本的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劳动人民在继承前代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成就基础上，不断地总结农业生产实际经验，丰富农作物的栽培品种和技术，逐步形成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体系。这一时期，北方经济在获得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又由于战乱遭受很大破坏。南方经济却相对得到迅速的发展，以南方水田耕作栽培技术的发展为主，构成了这一时期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主要特色。不论是在精耕细作方面，还是在农田机具的改进创新、各种作物的栽培技艺等方面，都比前代有了较大的进步，把我国古代发达的农业技术又向前推进一步。
（一）畬田的出现和圩田的扩大畬（shē奢）田，是指焚烧田地里草木，用草木灰做肥料的耕种方法。隋唐之际，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实行了较为宽松的农业政策，又鼓励人民开垦荒地，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lěisì音垒四，古农具名）亦满"（《元次山集·向进士第三》）的局面。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原有的耕地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田尽而地，地尽而山"，人们便向山地开荒，畬田出现了。
关于畬田的记载，在唐人的诗词中多有反映，如杜甫有"斫畬应费日"
（《杜诗分类集注》卷七）这句；元稹有"田仰畬刀少用牛"及"田畴付火罢耘耕"（《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一）之句；白居易有"灰种畬田粟"、"春畬烟勃勃"（《白氏长庆集》卷十、卷十九）之句；刘禹锡有"照山畬火动"，"火种开山背"（《梦得集》卷三、卷八）之句等等。说明当时开垦畬田已十分普遍。
畬田，也就是烧榛种田。其造田方法是，在初春时斫木；在雨季前用火焚烧斫下的草木，借其灰作肥料，而后乘热土下种，播粟、麦于灰中，雨后即滋生，不用耘锄，即可丰收。经过3 年后，土壤肥力耗尽，不能耕种，再让草木萌发，逐渐恢复地力，别烧旁山草木之地进行种植。
畬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开始向山地丘陵发展，是农业上山记录的开始，同时也是运用了草木灰可以肥禾麦的生产经验。"无灰不种麦"的农谚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圩田，是人们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就已从治水中得到启发，利用堤防来治洼地。但那时不过是用筑土堤来挡水，后来的圩田已经发展成为利用堤岸、涵闸、沟渠建成相应的水利灌溉工程保护耕地。这种圩田，在唐中叶以前，发展比较缓慢，中唐以后才在南方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到了五代时期的吴越（公元907 年-960 年）发展规模较大，据记载："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潦不及，为民美利"（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奏议上》）。唐代在浙西还设有营田司负责堤防堰闸之事，每年派人巡查江河湖道，清理淤浅，有效地保证了圩田的开发利用。圩田的开发有效地解决了南方河滩湖泊淤地的利用问题，为农业丰产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水田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先进生产工具的传入和当地生产经验的积累，水田生产工具也有了改进和创新。
在耕作工具上，出现了江东犁、水田耙等。
长江流域原来使用的耕犁是直辕的，这一时期改成了曲辕，由于它首先是在长江下游地区得到应用和推广，又被称作江东犁。据唐代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记载，这种犁是由十一个用木和金属制作的零件组成，全长约4 米，犁长40 厘米，宽20 厘米；犁壁长、宽都是33.3 厘米；犁底长133.2 厘米，宽13.3 厘米；犁辕长3 米。和过去的直辕犁相比，有了以下改进：（1）犁辕短曲，操作时灵巧省力；（2）增加了犁评，可以调节耕地的深浅；（3）犁梢与犁底分开，可以根据犁梢摆动的幅度，调节耕垡（fá音伐，耕地翻土）的宽度；（4）犁辕前面有能转动的犁槃（pán 同盘），便于耕畜牵引时犁身能自由摆动或改换方向；（5）犁壁竖于犁铧之上，两者不成连续曲面，既便于碎土，又便于形成窜垡。这种犁的出现是我国耕犁的一大进步，标志着我国古代耕犁的制造技术已臻于成熟。其调节深浅、宽窄的工作原理，直到今天的机引铧式犁还在采用，其形体和结构与今天的中式犁差不了多少。江东犁的出现，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提高耕地质量都起了重大作用。这种犁18 世纪时传入欧洲，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也发生了重大影响。除犁外，还有一种新的整地工具铁塔在这时出现，用它掘土，比牛耕还深些，很适合缺牛少耙的小农使用。
除耕犁和铁塔外，唐代还有两种平整土地的农具在陆龟蒙的《耒耜经》中有所记载，一是叫耙，用来破碎土块，平整地面，镇压除草之用，形同北方的旱地耙，很可能是北方旱地耙演变而来。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讲："耕而后耙，渠疏之义，散拨去芟（shān 音山，草名）者焉"。二是叫砺译（
é音译。）和碌碡，均为镇压器，用以敲碎土块，碎土松土用。陆龟蒙在《耒耜经》中说："爬（耙）而后有砺焉，自爬（耙）至砺■皆有齿，碌碡觚棱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由于碌碡和砺■打混泥浆的质量不是很高，到了宋代就被耖所替代，耖是一种上有横柄，下有列齿的水田农具，具有"疏通田泥"的作用。从而，水田的土壤耕作就形成了耕-耙-耖一套技术措施，这是南方水田生产精耕细作化的又一个标志。
排灌工具这时也有很大发展，除普遍使用前代的辘轳、翻车之外，隋唐时期还出现了筒车和井车。
筒车，是一种借助水力，转动车轮，取水灌田的工具。唐代陈廷章写过一篇《水轮赋》，描述它的运转情况及功能，刘禹锡在《汲机记》中也叙述河岸住宅，利用它汲水以供灌溉的情况。《杜诗镜铨》引李寔（shì今写作是）注释说："川中水车如纺车，以细竹为之，车首之末，傅以竹筒，旋转时，低则舀水，高则泻水"。这种巧妙利用水力，解决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区的灌溉，有着重大的意义。唐王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大和二年（公元828年）曾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百姓，以供灌溉之用。
井车，属于平地灌溉的工具，在井上使用。唐代刘禹锡在《何处春深好》一诗中说："接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不仅提到井车，还描写了井车运转的声音。井车实际上是辘轳的发展，它由许多水斗组成一条汲水长链，装在一个大的立齿轮上，立齿轮与另一个齿轮相啮合，由动力推动齿轮旋转，井水就会源源不断提取上来。
（三）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形成水稻育秧移栽的历史很早，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就有"五月可别稻及蓝"，别稻，就是移栽水稻，但当时是指北方陆稻移秧栽培。唐中叶以后，由于北方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经济收入越来越依赖于南方。随着对米谷需求量的增大，为了提高稻谷单位面积的产量，在北方陆稻育秧栽培技术的启发下，南方开 始推广和设置秧田，从直接播种于大田，变为先播种于秧田，再移栽于大田，这是农业技术的一项进步。这项技术一是能达到节约用水，扩大栽培面积的目的。二是便于管理，便于壮秧技术的使用，从而达到丰产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后来形成的二熟制更是重要的技术措施。当时在唐人的一些诗句中可见设置秧田、育秧移栽的一些情况。如杜诗的"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描写四川育秧移栽的情况。白居易的诗句"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水苗泥易耨，畬粟灰难锄"描写江州和杭州等地的生产情况。足见育秧移苗生产技术的推广已很普遍。
由于育秧移栽技术的推广使用，原有的水稻整地、施肥、中耕、除草、排水、灌溉措施都有了变动。在整地方面，由于移栽的关系，都经过水整，秧田、稻田已经作畦作埂，使土壤平整成块，便于下种及移栽。尤其是秧田，开始总结出一些壮秧技术。例如，接种要"先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即万不失一"。播种过早，秧苗会受寒潮伤害，冻害秧苗，造成烂秧。播种晚了，耽了农时，也育不成壮秧。秧田水层管理，要保持往来活水，避免冷水死水；秧田面积也不宜过大，以免水层深浅不匀，管理不便；水层也不能太深或过浅，深了浸没苗心，秧苗容易萎黄。浅了，泥皮容易晒干发硬，秧苗不能很好生长。施肥要用发酵腐熟后的肥料，不能用生肥，因为"生者立见损坏"等等。
秧田的设置和壮秧技术的推广使用，大大提高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为农业的丰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稻麦二熟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秧田虽然在南方已经建立，但大都为一熟的粳稻，水旱轮作的稻麦二熟在一些温暖的地方虽已出现，但真正形成和推广还是在宋代以后。
（四）南方蚕桑业的普及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在农业生产各部门中，蚕桑业是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生产部门。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大约在公元前2000 年，劳动人民就已经掌握了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的技术，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形成了十分发达的蚕桑业，其发展规模也很大，丝织品不仅满足国内富裕阶层人民的需要，而且大量用作朝廷馈赠佳品，并且远销世界各地，使中国成为有名的"丝国"。
唐中吐以前，我国的蚕桑业主要在黄河流域，以河南为最，河北次之，四川、淮南、江南更次之。当时每户配给50 株桑树种植的任务，据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统计，全国农户约有800 万户，应有桑树4 亿多株，约生产丝500 余万斤，生产规模是很大的。在桑树的栽培技术方面，已经开始运用营养繁殖的压条法解决种苗的大量供应问题。在播种育苗方面，已经比较细致地运用选椹、畦种、育苗、移栽、截条、剪枝等技术措施，对采叶的时间、数量和部位也都有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并且培育出桑树的不同品种。但那时的南方，仍以种麻为主，以生产麻葛布著名，虽有少数蚕桑区，但技术和数量远不及北方。公元756 年以后，北方由于部落叛乱和长期不断的军阀混战，大部分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农桑多废，促使南方经济发展起来。据唐李肇《国史补》记载："初，越人不工机杼，薛兼训为江东节制，乃募军中未有室者，厚给货币，密令北地取织妇以归，岁得数百人，由是越俗大化，意添花样，绫纱妙称江左"。
由于北方的技术传入南方，加之丝织物绢、帛、绫等需要的增加，大大刺激了南方种桑养蚕业的发展。在普及的基础上，南方的蚕桑业很快超过北方。公元893-978 年，南方丝织业发达的浙江地区，有时一次输出绫、罗、锦、绮达28 万余匹，色绢79.7 万余匹。不发达的福建地区对外输出锦、绮、罗也有3000 匹。晚唐以后，机织手工业开始脱离蚕桑业而独立，使绢帛的生产量大大增加。绢帛生产量的增加，需要扩大蚕桑业的种植面积和提高种植技术，为提高每亩桑园的产量，开始育成了叶肉厚、花椹少、树体生长快的湖桑品种，并开始运用嫁接技术培育桑苗，采用剪定方式控制桑树的生长期等等。南方蚕桑业的发展，一直到了今天。
（五）茶的种植和栽培技术我国是茶的发祥地，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起初茶是被利用作药用，写作"荼"字。唐以后才改名为"茶"。茶字最早见于《唐本草》（公元659 年），至中唐以后，所有茶字意义的荼字都变成了茶字。茶树生育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温暖和湿润的气候，因此茶树适宜于生长在南方，而不宜于北方。在唐以前，饮茶还是北方少数封建统治阶级和士大夫的事情，还没有成为民间的普遍饮料，产量也不很大。到了唐朝，由于农业的发展，社会的富足，饮茶之风逐渐兴起，茶叶的生产和加工，也逐渐成为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一个重要部门，至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 年）开始建立茶税制度，茶税便成为国家一项重要赋税来源。茶叶的产量不仅满足国内人民的需要，而且还源源不断输往西亚和非洲。
这一时期茶树的栽培技术，根据唐代陆羽的《茶经》和《四时纂要》记载，主要有：（1）选择丘陵地。茶树的种植宜选择丘陵地并且南向或东南向的斜坡，以利阳光照射。由于茶树幼苗怕强烈光照，还须有林木为其遮荫。即所谓"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阴山坡谷者，不堪采掇"（陆羽《茶经》）。
（2）选择土壤。《茶经》说："（茶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所谓"烂石"是指岩石风化不久而形成的土壤，排水良好，持水率高，通气孔多，营养丰富。这种土壤使茶树生长良好，制茶品质最佳。黄土的土质粘重，肥分贫瘠，茶树生长不茂，制茶品质最差，至今茶农还称黄土为"死黄泥"。
（3）依法种植。种植方法形似种瓜，据《四时纂要》记载："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
hǔ音煮，砍），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题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即采用"丛植"，先挖一穴，每穴播茶籽若干粒，丛间距离视气候温度，土地肥沃以及丛本数多少来定。当茶苗出土后，选适当时间进行间苗、除草、灌溉、施肥、修剪、整枝等。
（4）适时采摘。《茶经》上说：生长的茶树"三岁可采"。采茶在二、三、四月之间，生长在"烂石"沃土的肥芽，长到四、五寸长，早晨带露水采。生长在薄瘠土的瘦芽，长出三枝、四枝、五枝后，选择最好的中枝采，并且规定"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对种子的收藏，《四时纂要》中也记载："熟时收取子，和湿沙土伴，筐笼盛之，穰草盖。不尔，即乃冻不生，至二月出种之"。说明对茶树的栽培和采摘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其中沙藏催芽法至今仍有实用价值。
在制茶技术方面，唐代发明了"蒸青"制法，把古老的制茶技术向前推进一步。唐以前的饼茶青草气味很浓，为了去掉青草气味，人们经过反复研究和实践，把采回的鲜叶，用蒸气杀青，捣碎，制成茶饼，然后烘干。陆羽的《茶经·三之造》中说明这种方法为："晴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制造蒸青团茶，即要达到内质变化的"制"，又要达到外形观的"造"，是争分夺秒，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技术措施，不易掌握恰当的适度。蒸青技术的优点在于杀青迅速而均匀，降低制茶的苦涩味。唐时，日本僧人来我国留学带回了蒸青技术。《茶经》记载的蒸青方法和制茶用具，现在仍然广泛使用。日本、东欧及印度的绿茶制法，也还都是蒸青制法。
由于茶树栽培和制茶技术的进步，茶叶的品质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唐苏颂曾说：春中始生嫩叶，蒸焙去苦水，末之仍可饮，与古所食殊不同也。由此，更促进了饮茶风气的形成。中唐时，北方饮茶已经相当普及，江南大批茶叶长途运往北方。据封演《封氏闻见记》载，开元中（公元728 年左右），"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中，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足见饮茶的普及和茶叶的产量已经非常丰饶。同时还出现了许多名茶品种。据李肇所著的《唐国史补》（公元820 年左右）记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项、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kuí音葵，古地名）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yōng 音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靳州有靳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可见茶业已达到十分兴旺的程度。
（六）园艺和畜牧业的进步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对外交流的扩大，社会日益富庶，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各种瓜果蔬菜需求的增加，大大促进了园艺业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栽培的果树种类不下70 种，蔬菜也有30 种之多。而且专业化的种植是这一时期园艺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栽培技术方面，还有不少创新。如唐诗人王建在《宫词》中描写说："酒幔高楼一百家，宫前杨柳寺前花，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这后两句讲的就是利用温泉水栽培瓜果，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学会利用温泉提高地温，促进瓜果蔬菜的早熟。另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人们已会运用人工栽培的技术，生产食用菌，这种方法是："畦中下澜粪，取构木可长六、七尺，截断槌碎，如种菜法于畦中匀布，土盖、水浇，长令润如初"。这是一种段木栽培，用覆盖、浇水的方法，来为菌子的繁殖创造温湿条件。但是，由于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人工接种，所以采用的是"有小菌子，仰杷推之，明旦，又出，亦推之"的办法，帮助菌种扩散，借以培养大菌。直到元代，才有人工接种的技术出现。
公元6 世纪出现的梨树嫁接技术，这一时期又推广应用到其它果木上，促进了果木业的发展。柑桔蜡封保鲜技术在隋代已经出现。据《隋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黄柑，以蜡封其蒂献之，香气不散"。花卉的栽培在这一时期也是呈现兴旺景象，牡丹原系野生，唐代开始为人们栽培，有"自唐则天为后，洛阳牡丹始盛"之说。当时的花卉种类也比较繁多，牡丹、芍药、菊花、兰花等都是著名的花卉。不仅人工栽培花卉，而且出现了盆花盆景艺术，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中，就已有侍女捧盆花的绘画。唐阎立本《职贡图》中已有将山石置浅盆中的记载，可以说这是我国山水盆景的发端。
唐代的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唐在各地盛兴牧马，以养马为重心兼及驼、牛、羊、驴等，并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是为官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公元627-665 年）的40 年中，先后养马70 万匹之多，同时还建立了马籍，作为选育良马之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饲料，唐政府还规定了家畜的饲料供给标准。据《唐六典》记载，其供给标准为"凡象，日给稿六围，马、驼（骆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驴各八分其围，骡四分其围，乳驹、乳犊共一围，青刍（芻，音chú）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同时还规定："象、马、骡、牛、驼饲青草则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这个饲料标准，已注意到不同的家畜采用不同的标准；同一家畜，其体型、年龄、及生理和使役情况不同，饲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同时有无粗料、精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并且注意适量喂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饲养标准，也体现了畜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七）农学著作的繁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的增多，这一时期农学著作也出现繁荣的局面。从现留存的目录来看，大约有20 余种，超过了以往各时期。而且从内容和体裁上，突破了过去单一综合性的论述，专业类农书增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代诸葛颖撰写的《种植法》，长达77卷，篇幅较大。此后，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已佚），是一部官家农书，颁赐全国地方行政官员使用。据宋代人记载，这部书共3 卷12 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当是一部农家月令全书。还有王旻（mín，音民）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也都已佚。另外，八世纪末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和公元863 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些花卉和动植物知识。这一时期，现存比较重要的农书有三部，即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
陆龟蒙，唐末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字鲁望，号江湖散人。其父做过唐朝侍御史，家有数百亩农田，并有茶园、柴薪地各一处。由于唐朝末年政治动乱，陆龟蒙不愿做官，隐居乡里，可见他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他写的《耒耜经》是我国第一部农具专书，全书篇幅不大，仅1 卷，约600 余字，用考工笔调，围绕耕犁这一农业器具详细说明它的构造和功能，另外附谈了3 件小农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描述的耕犁，现在通称"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 个部件组成。从犁的构造和性能来看比前代有较大改进，设计和制作也比较完备，与解放前夕我国农村使用的步犁相差无几。可见我国耕地机具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陆羽（公元？-804 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小时由僧人抚养，成人后做伶人，和地主阶级中的官僚、文人来往比较密切，熟悉当时的饮茶习俗。公元758 年前后隐居苕溪（今浙江省吴兴县），从事著书工作。由于他爱饮茶，又在名茶产地隐居，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因此有条件写出了《茶经》这部不朽的著作。
《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3 卷，约9000 字，分为10 个专题。卷上3 个专题：一之源，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二之具，讲采茶、制茶的各种工具。三之造，讲茶叶的种类与制茶的方法。卷中一个专题：四之器，讲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用途、优缺点等。卷下六个专题：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水，如何掌握火候等。六之饮，讲饮茶的起源及饮茶应有的知识。七之事，讲历史上饮茶的故事及药方等。八之出，讲茶的产地并比较各地产茶的优劣。九之略，讲在临时条件下可以省略那些制茶、煮茶的过程。十之图：把上述九项内容写在绢素上，分4 幅或6 幅悬挂起来，便于一目了然。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自他以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如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韩鄂的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据推测，他可能是唐末至五代初人。他写的《四时纂要》一书在我国早已散失，自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 年）的朝鲜刻本后，我国才有影印本整理出版。
《四时纂要》属于农家月令书一类，全书5 卷分作12 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作）、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是一部农家实用的杂录全书。从其内容和引用资料来看，韩鄂大部分采用了前人著作的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崔寔的《四民月令》、王旻的《山居要术》以及其它一些医药书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虽然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宠杂，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崔寔的以表现当时士大夫家庭靠农、工、商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年度经营计划，而且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突出地肿胀，但仍不失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农书，它填补了自《齐民要术》至南宋《陈敷农书》之间相隔6 个世纪的空白，为这段时间内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书中涉及繁多的农业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以粮食、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特色。而且在果树的嫁接、合接大葫芦、紫花苜蓿与麦的混种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特别是棉花、开蜜，淀粉植物中增加了薏苡、薯蓣、百合；蔬菜类增加了牛蒡、莴苣；药材类增加了决明、黄精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润肤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及制作方法，对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隋唐五代的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展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也迫切需要掌握域内外土地、物产等地理情况，从而促使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地理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方志的繁荣、制图学的创新、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考察研究方面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方志的繁荣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图经"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618 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 卷，"卷头有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 卷；《诸州图经籍》100 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 年（一度改为5 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 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 卷，外《序略》5 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李吉甫（公元758-814 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 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 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 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
方志的编写，发展到隋唐时代，不仅体例日趋完善，而且地理内容也较过去增多，尤其是附之于图，达到了图文并茂的程度，是方志编撰走向成熟的标志。
除方志著作外，隋唐时期在其它一些著作中也多有地理性专篇，如杜佑的《通典》，成书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 年），全书200 卷，列八门，地理门有《州郡》、《边防》两篇。《通典·州郡》而打破了历代正史地理志偏重于本朝的局限性，叙述各行政单位在前代的沿革，一般追溯到春秋战国。可称得上是我国最古老的沿革地理篇章。《通典·边防》篇从历代史书的四夷传采集资料，突出边防作用，这在当时也是别开生面的。
（二）制图学的创新西晋时的裴秀创"制图六体"，是我国古代制图理论的光辉成就，深深影响着后世的制图学。自裴秀以后，直至隋代对这一理论还无人问及。这一时期，常见的就是所谓图经、图记的发展。隋唐之际，有一种分野图，如《二十八宿分野图》、《周易分野新图》等，这些图已经佚亡，内容如何不能得知。另外有隋高唐尉李播，因官场不得志而为道士，撰有《方志图》10 卷，李播的孙子李该撰有《地志图》，还有吕才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撰有《方域图》等。据考证，这些带有地志性质的地图，虽画有山川河流，但不同于一般地图，而是一种与道教及历法有关的地图。因为这些作者本人不是道士就是天文星象学家，他们因为"郡国沿革名称屡迁，遂今后学难为凭准"（《旧唐书·天文志》），试图用天象来固定州县的位置，因为没有科学依据，自然滑入歧途，所以也没有实用价值。
唐王朝建立后，国力重振，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制图学的发展添注了动力。除经志著作继续发展外，图与经志分野的局面逐渐形成，裴秀的制图理论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出现了一些较好的以裴秀制图理论为指导的地图。
唐贞观十年（公元636 年），唐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十道图》。这是典型的唐代行政区划图，据《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记载，唐代有三种卷本的十道图。第一种是长安四年（公元704年）绘制的《十道图》12 卷；第二种是开元三年（公元715 年）绘制的《十道图》10 卷；第三种是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李吉甫所绘的《十道图》。这些十道图大体都有山川、户口、赋税、行政区划、文武官员数字、薪俸以及各州郡疆域、政治纲领等，完全是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为中央实施各种政令的要求而绘制的。五代时，这种图还仍作为官绘地图而使用，凡政制有变，图也随之修改。如《五代会要·选事上》记载：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史部三铨下省，南曹废置"，特令左丞崔沂等人修定《十道图》。晋天福二年（公元937 年）"尚书吏部奏，清泰三年创造以上三县，欲编入《十道图》。"直到南宋的《直斋书录解题》一书，仍然著录有《十道图》，足见它至少流传了3 个世纪，对巩固和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因宋代的大行政区不再以"道"分，遂改为"九域图"。
这一时期，军事性质的地图也有发展。除李吉甫绘有一幅《河北险要图》外，还有魏元忠（公元637～707 年）绘制的《九州设险图》。由于这幅地图冠以九州之名，估计是唐代较大的军事设险图。
隋唐五代时期，在制图学方面做出最杰出贡献的要数贾耽。
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沧州）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公元730 年）。自幼喜好地理，早年曾任过员外郎、礼部郎中等职，因"政绩茂异"被升为管理国家礼宾和接待外国使者的鸿胪卿，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后，曾任左散骑常侍、山南西道节度使、工部尚书、山南东道节度使、右仆射等职，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升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职务），在相位13 年，于永贞元年（公元805 年）去世，终年76 岁。
贾耽的制图显然是受了裴秀制图理论的影响，他在献图的表中谈到"晋司空裴秀创为六体，九丘乃成赋之古经，六体则为图之新意。臣虽愚昧，夙尝师范"（《旧唐书·贾耽传》）。可见他是师范裴秀的制图理论，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有所创新。
贾耽的地理著作和地图主要有：《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而撰的《关中陇右山图九州别录》6 卷及《吐蕃黄河录》4 卷，统称《别录》10 卷；《海内华夷图》一轴和为说明此图撰的《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 卷；还有《地图》1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及《皇华四达记》等。贾耽一生勤于钻研地理知识，自称"臣弱冠之岁，好闻方言，筮（shī音逝，古代用蓍草占卜）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观研考，垂30 年"（《旧唐书·贾耽传》）。在他担任鸿胪卿期间，"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划，备究源流"，"绝域之比邻，异蕃之风俗，梯山献琛之路，乘舶来朝之人，咸究竟其源流，访求其居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加上他身居宰相，能较多地接触所藏各种典籍，从而使他能够具备丰富的地理学知识，掌握大量的地理经典资料，在地理学上作出卓越的贡献，成为唐代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尤其是他经历了"安史之乱"，对一些疆域的丧失深感痛心，热切盼望能尽快收复失地。他制作的地图和著述的地理著作，正是寄托着这一心愿。他在晚年绘制的《海内华夷图》，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地图，也是唐宋时期影响最大的一幅全国一统大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