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7
《海内华夷图》及其说明该图的《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共一轴40 卷。
完成于公元801 年。这幅图师承裴秀制图"六体"的画法，图广10 米，纵11 米，比例尺为3.33 厘米折成50 公里（即1∶1500000），面积约为110平方米，是魏晋以来我国古代第一大图。图中以黑色书写古时地名，用红色书写当时地名，这样"今古殊文，执习简易"（《旧唐书·贾耽传》）。这是我国古代制图史上的一项创新，也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袭用。《海内华夷图》已经失传，现存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幅南宋绍兴七年（1137 年）的石刻《华夷图》，其左下角有一段话"其四方蕃夷之地，唐贾魏公（即贾耽）图所载，凡数百余国，今取其著闻者载之。"可知此图参照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从现存的石刻《华夷图》可以看出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不但各要素丰富，所载国家多，而且大江大河流向位置绘制的比较准确，不但绘有沙漠，而且绘有长城，各要素的符号许多与今相同或接近。《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是说明《海内华夷图》的文字资料，贾耽认为："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水诸山，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旧唐书·贾耽传》）。可见该资料备有各州详细的道路里数和驻军人数，以及各山各水的发源与归宿，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地理著作。这部书至少在北宋修《新唐书》时还没有散失，也可能因为它篇幅过繁，贾耽曾提出要写《贞元十道录》，此书也早已散失。据王庸《中国地理学史》称"近在敦煌发现写本《贞元十道录》残页，《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除此而外，贾耽还绘有从中国到朝鲜、东京（今河内）、中亚、印度，甚至到巴格达的交通图等等（《新唐书·地理志》）。这些都早已散失。
（三）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开展和交通工具的发达，隋唐时期域外考察活动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与此同时，介绍域外地理知识的书籍也不断涌现，加深了人们对域外知识的认识和了解。
隋炀帝时，曾命裴矩（公元？-627 年）掌管与西域的交易。裴矩一方面同西域各族人民发生密切联系，一面将西域的地理情况和风土人情加以记载，并绘成图册，撰成《西域图记》2 卷。据《隋书·裴矩传》转引《西域图记》的记载，当时人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知道通往地中海、波斯湾、阿拉伯海的三条陆经路线。公元658 年，唐初的许敬宗（公元592-672 年），出使康国和吐火罗后，撰成《西域图志》60 卷，还详细地介绍了中亚各地的风俗物产及古今废置等情况。唐时，出使印度和不避艰险访求印度佛教经典的高僧络绎不绝，他们去后都带回当地及沿途一些地理见闻，著书立说，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域外地理知识的了解。如唐初的王玄策，曾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 年）、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三次出使印席，回来后撰有《西域行传》，又名《西国行传》、《王玄策行传》等，书中素材多被当时有一部官书叫《西域志》所采用。唐贞观元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27-645 年），玄奘西行取法，遍游天竺（今印度），回来后写有《大唐西域记》12 卷，是一部关于我国西北部边疆地区和中亚、南亚的重要地理著作。天宝十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51-762 年），唐杜环在当时的大食（阿拉伯）境内留居10 余年，归来后撰有《大食国经行记》，翔实地反映了当时中亚和波斯（今伊朗）、大食、佛菻（东罗马）、苫国（在今叙利亚）、摩邻（在今肯尼亚）等处的地理情况，是研究西域历史地理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后世的《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通志》、《文献通考》中都有转载。虽然它传世文字不多，但由于所记内容重要，有关部分还被译为英、法、日等文字，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后晋天福三年（公元938 年），统治中原的后晋派张匡邺、高居海出使于阗（今新疆和田），高居海回来后撰了《行记》，其中详细记载了昆仑山北麓，于阗至若羌一带产玉的情况。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唐时漂洋过海从水陆到南亚、印度、波斯湾考察的也很多，如唐代的僧侣义净和尚，咸亨二年（公元671 年），自广州出发，至佛逝（今苏门答腊东南），由佛逝至印度，在印度求法10 载，然后又至佛逝，停留6载后，于永昌元年（公元689 年）返回广州。同年冬又去佛逝，前后在外25年，经历30 余国。归后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求法高僧传》。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记述了南海州岛中夷人"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估计他远到了非洲东岸。隋大业三年至大业六年（公元607-610年），隋炀帝先后派朱宽、陈棱、张镇州等前往琉球（台湾）"慰谕"。《隋书·琉球传》详细记载了台湾的风俗、物产及气候。同时期，隋炀帝还派常骏、王君政等人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的南部）。《隋书·赤土传》记载了赤土国的气候和农作物的情况。唐代对云南地理的记载要数樊绰的《蛮书》，这部书详细地记录了唐代云南境内的交通途程、重要山脉河流和城邑、云南各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生产技术、风俗习惯以及部族的分布迁徙等，是研究我国西南边陲极为珍贵的史料。唐时与日本的来往十分密切，两国互派使节，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都有较深的了解。对我国北邻，汉魏北朝时曾到达北海（即贝尔加湖）一带，而唐时走的更远。据《新唐书·回鹘传》记载：骨利干"处瀚海北。。草多百合，产良马"，"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瀚海即贝尔加湖，骨利干在贝尔加湖北，从其昼长夜短，和烹一顿羊胛太阳已出来情况看，其地纬度很高，当距北极圈不远。
在众多的域外地理考察著作中，当以玄奘述、辩机编的《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它详细地记述了唐玄奘不畏艰险，游历110 余国的经历和见闻，是闻名中外的地理学专著。
玄奘（公元602-664 年），姓陈名纬，洛州侯氏（今河南偃师侯氏镇）
人。隋末出家，早年熟读佛教经典，深究经典理义。遍游关中、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在访学问师过程中，深感当时佛教内部派别不一、理论争执较大。为了维护佛教统一，从而达到佛教一尊的地位，玄奘于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秋天，从长安出发，冒险偷渡随商人去天竺取经，沿途经瓜州、玉门关、伊吾（今哈密）、焉耆、高昌（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越葱岭北隅的凌山（今腾格里山穆素尔岭），经大清池（今吉尔吉斯伊塞克湖）北岸往西到素叶（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赭时国（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飒秣建（今乌兹别克撒马而罕），然后折向东南，出西突厥的铁门（今阿富汗的巴达克山），过大雪山（今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和黑岭，来到北印度。在印度遍游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以及东、西海岸，然后翻越雪山和葱岭，经疏勒、于阗、鄯善至敦煌瓜州，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 年）初回到长安（见玄■西游路线图）。前后16 年，跋涉2.5 万余公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伟大旅程。回来后，唐太宗亲自下令迎接他，以至于出现了"近京之日，空城出观"的场面。玄■回到长安不久，唐太宗又在洛阳召见他，奉诏翻译佛教经书600 余部，并根据他的口述，由他的助手辩机编成《大唐西域记》12卷。他的另一个助手彗立，也根据他的口述，编写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0 卷，除详细记述玄奘游印路程和见闻外，还追记玄奘西游以前的身世，并一直到他的葬事，属于一部传记体的著作。
《大唐西域记》全书12 卷，10 余万字，记录了玄奘亲自经历110 个国家和地区及传闻、28 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山川、物产以及气候和宗教等情况。书中内容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真实可靠，文笔也绚丽雅致，简扼流畅，在许多地理知识的认识描写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如对高山冰川的认识，提出"凌山"一词，即现代所谓冰川。玄奘记述"其山险峭，峻极于天。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江污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或高百尺，或广数丈。"不仅形象地描写了冰川外观，而且正确解释了它的成因。又如关于波谜罗川的记载，过去一直笼统地把它称作是葱岭地区，玄奘经过考察，指出它是葱岭的一部，"其地最高"，并且首次提到波谜罗（即帕米尔）这一地理名称，为中亚一带历史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书中对古印度的气候也作了详细的记录，谈到印度一年分为六季，每季二个月，都是从月圆到月圆为一个月，分别为"渐热季、盛热季、雨季、茂季、渐寒季、盛寒季"。对研究印度半岛各地古气候，很有价值。
对沿途各地的植物分布景观，书中也作了真实的描绘。如描写新疆疏勒到叶城一带"嫁穑殷盛，林树郁茂，华果繁茂"。"土宜糜、黍、冬麦、"和"沙枣、葡萄、梨、杏诸果"。但是描写帕米尔，则是另一幅景观："葱岭东冈四山之中，地方百余顷，正中垫下，冬夏积雪，风寒飘劲，畴垅泻齿，稼穑不兹。即无林木，唯有细草，时虽暑热，而多风雪"。把高寒山地与荒漠绿州的植被情况作了生动真实的描绘。
《大唐西域记》12 卷，除去首尾两卷既讲印度，又讲我国的地理情况外，其余各卷都是讲印度各地的地理风光及宗教历史，因此，它又是我国最古老的外国地理专著之一。如对印度地形轮廓的描述是"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这是接近实际的，在我国地理文献中还是第一次。作为一部伟大的游记著作，也存在一些缺点，如所用里程，往往有些过于夸大，常常一写就是百里千里以上，使人不易捉摸。即是如此，作为古代一部旅游著作，仍不失其辉煌价值，今天仍然是研究中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对潮汐成因及海陆变迁等的认识隋唐时期，在对一般自然地理认识的同时，还通过野外实地考察研究，更深层次了解一些地理现象的成因，作出科学的解释，使地理学的研究向更深层次迈进。其中突出的表现在对潮汐成因、海陆变迁以及对黄河源的考察等方面。
我国有着广阔的海岸线，潮灾的防止和潮汐的利用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尤其是隋唐时期，随着航海业的兴起，就必须要了解潮汐涨落的规律，以防止海水退潮造成搁浅或触礁。东汉时的王充曾提出"潮之兴也，与月盛衰，大小满损不齐同"（《论衡·书虚篇》）。把潮汐涨落与月亮盈亏联系起来，从而引导人们用计算月球运动的方法确定潮时。三国时，地处东海之滨的吴国，已有《潮汐论》问世，但早已散失，不知其内容。唐时窦叔蒙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写了《海涛志》一书，详细地论述了潮汐的成因，较王充前进了一大步。《海涛志》又名《海峤志》，全书共6 章，约成书于8 世纪中叶，是我国现存最早论述潮汐现象的专著。窦叔蒙在《海涛志》中，利用潮汐运动和月亮运动同步这个原理，进行了精确的计算。他算得自唐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冬至，上推78379 年冬至日之间的潮汐，得到"积日二千八百九十九万二千六百六十四"，而"积涛五千六百二万一千九百四十四"。两者相除，得出潮汐周期为12 小时25 分14.02 秒。两个潮汐周期比一个太阳日多50 分28.04 秒。这个数字与现在计算正规半日潮每日推迟50分极为近似，这在当时是非常科学的。窦叔蒙还计算出潮汐运动有三种周期，一日之内有两次潮汐循环，一朔望月内，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一回归年内也有两次大潮和两次小潮，从而阐明了正规半日潮的一般规律。窦叔蒙还创立了推算潮时的图表法，根据月的圆缺情况，画出相应的潮汐变化图表，此表很容易地查出当天高潮的时辰。这个表要比欧洲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 世纪"伦敦桥涨潮"表）早4 个世纪。可见，我国在8 世纪中叶，对潮汐理论的研究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与窦叔蒙同时的封演，也对潮汐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在《说潮》中，详尽地描绘了一朔望月中潮时逐日推移的规律，与窦叔蒙的推算是异曲同工。书中对潮汐成因也有精辟的论述，他说："月，阴精也，水，阴气也。潜相感致，体于盈缩"。"潜相感致"说，在牛顿（1687 年）的"万有引力"之前800 多年，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海陆变迁的认识，在唐以前已经出现。如晋葛洪著《神仙传》中有"东海三为桑田"，但没有科学论证，而且附诸于神话。到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任抚州刺史的时候（公元771 年），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一座古坛附近发现了螺蚌壳化石，他认为这就是沧海桑田变迁的遗迹，于是写了《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一文。他在文中写道："东北有石崇观，高石中犹有螺蚌壳，或以为桑田所变"。这是从野外实地观察，得出海陆变迁的科学结论。他并且"刻金石而志之"，可见他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唐诗人白居易也在他的《海潮赋》中记有海陆变迁这一认识，他在诗中写到："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朝来暮去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沧田"。可见海陆变迁这一认识在唐代已很普及。
对黄河源的考察，在唐代已达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据《新唐书·吐谷浑传》和《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唐遣侯君集、李道宗对河源进行实地考察，曾到达星宿海、扎陵、鄂陵二湖一带。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唐遣刘元鼎出使吐蕃，途经河源，刘元鼎经过实地考察，认为"河之上流由洪济梁西南行二十里，水益狭，春可涉，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这里已描述了河源区的水文特征，较前更为具体，而且大体位置已接近实际，这就否定了西汉以来对黄河的"重源伏流"说。
另外，在对地下岩溶地形、海岸地形、沙漠地形等自然地理的认识方面，都比前代有明显进步，并且留下有科学考察的记录。如现存广东肇庆市七星岩石壁上唐李■的《端州石室记碑》，详细地描述溶岩的地貌，是研究洞穴地形的宝贵文献。又如《新唐书·地理志》所载的航道上，已有山、门、州、石、海峡等海岸地形类型的记录，说明唐代对海岸地形知识比前代丰富了许多。对沙漠地形的认识，在这一时期更为深入，所留的文献屡见不鲜。如唐开元天宝年间成书的《沙州志》，对敦煌一带的鸣沙山有准确的描述，书中写道："水东即是鸣沙山，其山流动无定，峰岫不恒。俄然深谷为陵，高崖为谷，或峰危似削，孤岫如画。夕疑无地，朝已干宵。中有井泉，沙至不掩，马驰人践，其声若雷。其水西有石山，亦无草木"。北方草原滥垦，会使草原变成沙漠。据《横山县志》卷3 记载："长庆二年（公元822 年）10 月，夏州大风，堆沙高及城堞"。原本水草丰美的夏都，以后变成了毛乌素沙漠。六、隋唐五代的医药学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医药学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的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古医籍的整理较过去有了进步，尤其是对本草著作的整理研究。把我国古代药物学知识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对病源症候学的研究，对中医病理学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孙思邈等一批优秀的医药学家，全面地总结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医学的伟大成就，他们的医学巨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藏医学在这一时期也有了较大发展，中外医学交流也出现前所未有的蓬勃局面。这一时期，由于受道教、佛教的影响，医学发展也出现一些逆流，如服石、炼丹等，但这些都无法掩盖医药学全面发展的主流。
（一）医事制度和医科划分隋唐时期，医事制度日趋完善，较前代有了很大发展。当时的医药机构是由门下省统尚药局，负责宫廷中的医药事务；由太常寺统太医署，掌管政府的医政事务及医学教育。尚药局设有典御、侍御师、尚药监、侍御医、直长、医师等。太医署中设有太医令2 人、太医丞2 人、太医府2 人、太医史4 人、主药8 人、药园师2 人、医监4 人、医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等。隋时，太医署有200 余人，唐时增至300 余人，而且成为政教合一的医学机构，既负责医务行政，又从事医学教育，称得上是我国最早的医科学校。早在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太医令秦承祖曾奏置医学以广教授，即开办医学校，但没有一直办下去，到元嘉三十年即罢去。隋代太医署虽设有医博士、医助教等，但采用分头教授医学，沿袭南北朝旧制。真正官方大规模置办医学校，应当是唐代的太医署，它比世界上成立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公元884 年），还要早200 多年，而且在组织结构、教学内容等方面，都更加完备和进步。更有意义的是，唐代在完善医事制度的同时，对医科设置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次为丞。下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
医科设医博士1 人、助教1 人、医师20 人、医工100 人，学生40 人，典药2 人。学习课目分为基础医学和应用医学两部分，基础医学包括学习《本草》、《脉经》、《甲乙经》等；应用医学则是分别学习体疗（内科）、疮肿（外科）、少小（儿科）、耳目口齿（五官科）和角法（火艾烧灸等）。学习期限分别是体疗7 年，疮肿、少小5 年，耳目口齿4 年，角法2 年。针科设针博士1 人、助教2 人、针师10 人、针工20 人、学生20 人。主要学习各种针法，利用经脉孔穴部位，治疗各种疾病。当时常用的针法有镵（chán 音馋）针、圆针、鍉（chí音迟）针、铎针、剑针、圆利针、毫针、长针、火针等9 针补泻之法。
按摩科设按摩博士1 人、按摩师4 人、按摩工16 人、学生15 人。主要学习消息导引之法，即以按摩推拿的技术治疗风、寒、暑、湿、饥、饿、劳、逸等"八疾"，并且能够对损伤折跌等伤科作正骨处理。
咒禁科，设咒禁博士1 人、咒禁师2 人、咒禁工8 人、学生10 人。主要学习用祈祷咒禁的方法驱除邪魅，显然这是封建医学教育的局限性。
除此而外，太医署还设有药学部，有药园三顷，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生，学习药物的栽培、采集、炮制、制剂、使用等方面的知识。
唐代虽然设立太医署从事医学教育，但这种培养人才的制度，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广大人民的疾苦，仍然靠民间医生，而民间医生的成长，主要靠师徒相传和个人经验的积累，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中医药发展的主要源泉。
除太医署外，唐代在各州府还多设医学，设医学博士掌其事，但规模和数量都远不及太医署。及至五代，因为军阀割据，他们的典章制度多未创设而沿袭旧制，值得提出的是后唐清泰年间（公元934-935 年），除置药博士、医博士之外，并设有"翰林医官"之职。宋以后改太医署为太医局，并设翰林医官院。
唐代对公共医药也比较重视，朝廷每年给药以防民疾。如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玄宗亲制开元《广济方》5 卷，颁示天下。天宗五年（公元746年）又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选其切要者，于村坊要路处榜示宣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又亲制《贞元集要广利方》5 卷，586 方，颁于州府，题于通衢，以疗民疾。据《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记载：唐还在各州郡设立"悲田坊"和"养病坊"，前者为佛教徒私人组织，后者为政府设立。专门收容穷苦病患者，收养治病。所谓"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后来因管理不善，悲田坊制度遂告废止，只在全国寺院设立养病坊。同时，唐政府还制定了严厉的医药律令，惩处医疗事故和欺诈现象。《唐律》规定："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铖（chéng 音成）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本方杀人者，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杀伤人者如之"（《唐律疏议》卷二十六。）
（二）古医籍的整理和研究隋唐时期，医药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医药学家开展对古医籍的整理研究工作。《黄帝内经》一书，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由于年代久远，加上文字古奥，其中错讹较多。齐梁时期的全元起，曾对《内经·素问》作过校注，但其书已佚。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是扬上善编注的《黄帝内经太素》30 卷。扬上善（约公元6-7 世纪），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侍御，唐时又为通直郎，太子文学及太子司议郎，精于医和老庄之学。当时他有感于《内经》之繁杂，读之茫于津涯，从事对《内经》的《素问》、《灵枢》两篇的整理工作。在校注的基础上，他把《素问》、《灵枢》的162 篇全部拆散，按其内容的不同性质，归纳为摄生、阴阳、人合、脏腑、经脉、腧穴、营卫气、身度、诊候、症候、设方、九针、补养、伤寒、寒热、邪论、风论、气论、杂病等19 个大类，并于每一大类下分若干小类。编撰成《黄帝内经太素》一书。这种对《内经》的分类研究，扬上善是第一人。经扬上善的努力，不仅加强了原书的系统性，而且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太素》一书，历来为研究《内经》的学者所重视，不仅因为它保存了《素问》、《灵枢》的内容，而且因为他对《内经》的注释考订科学正确。《太素》一书著成后，到宋代就已残缺不全，后来便散失不见了。清代藏书家扬惺吾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仁和寺发现该书唐代的抄本，使该书得以留存。日本丹波康赖编撰的《医心方》曾引述了扬上善的注释，可见该书在日本曾产生相当影响。
这一时期，整理注释《内经》贡献最大的是王冰。王冰，唐代医学家，自号启玄子，曾任太仆令。约生活于唐景云、贞元年间（公元710-804 年），早年笃好养生，酷嗜医学，精勤博访，曾师事于郭子斋堂。当时他有感于传至唐代的《内经·素问》一书，篇目不全，纰漏甚多，而且内容混乱，影响研究和使用。遂决定对《素问》一书整理注释。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收集参考了当时许多注释《内经》的著作，进行反复的校对，加以重新编排，注释，并根据先师张氏所藏秘本，补齐了《素问》所缺的第七卷，先后费时12年，撰注了《注黄帝素问》一书。这是继全元起（齐梁时期）之后又一次整理和注释《素问》，世称《次注》，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注黄帝素问》一书合计24 卷，81 篇。王冰在书中序言中说明自己校注的方法：一是分类别目，所谓"篇论吞并，义不相涉，阙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名目以冠篇首"。二是迁移补缺，所谓"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求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三是加字明文，所谓"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文。"四是删繁存要，所谓"错简碎文，前后重迭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在此基础上，他对篇卷作了全面调整，重新编次，将原有的9 卷编排成24 卷，大体分为养生、阴阳五行、脏象、治法、脉法、经脉、疾病、刺法、运气、医德及杂论等，较全元起的《内经训解》前进了一大步。
王冰的注释不仅深入浅出，注文精当，而且对《内经》的理论多有发挥。如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注："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生，无阳则阴无以化。全阴则阳气不极，全阳则阴气不穷。。二气常存，盖由根固"。说明阴阳互为共根，欲阳气旺盛，便须保全阴气，欲阴气充沛，也得保全阳气。只有固其根本，使二气常存，才能强身延年。又如王冰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说明人体五脏性质各有不同，注说"肝气温和，心气暑热，肺气清凉、肾气寒冽、脾气兼并之"。认识五脏的本气，对探讨病理十分重要。
王冰对《内经·素问》的整理注释，对祖国的医学作出重要贡献。他在注释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医学思想对后世医学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古医籍的整理，还有唐初医学家扬玄操对《黄帝八十一难经》的研究，他以吕广（吴时）所注的《难经》为依据，凡吕广未解者，给予注解；吕广注释不尽的地方，给予详解，并且把《难经》的81 篇复杂文字，归并为13 个大类，使之更加条理化，便于学习和研究。经过10 年的努力，撰成《黄帝八十一难经注》5 卷。这一时期，对《伤寒论》的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唐代的孙思邈。孙思邈在晚年著《千金翼方》的时候，见到张仲景的《伤寒论》，叹为神功，用"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将《伤寒论》所有的条文，分别按方证比类归附，单独构成两卷归于《千金翼方》中，是唐代仅有研究《伤寒论》的著作。
（三）本草著作的整理和充实隋唐时期，在对古医籍整理研究的同时，本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草著作大量涌现，药物品种的增多，反映了当时药物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当时有本草书目31 部93 卷，《新唐书·经籍志》的记载便增加到36 部283 卷。其中还不包括散失的大量著作。陶宏景的《本草经集注》著录的药物品种有700 多种，到唐《新修本草》时候增加到850种。本草书的种类也很多，有《神农本草经》的整理本，如《神农本草经》8卷、《神农本草经》3 卷、《本草经》4 卷（蔡英撰）、《神农本草》4 卷（雷公集注）等。有本草图谱本，如原平仲的《灵秀本草图》6 卷、《芝草图》1卷等；有食疗本草本，如孟诜的《食疗本草》和陈士良的《食性本草》等；有海外本草本，如郑虔的《胡本草》、李询的《海药本草》等；增订本草本，除著名的《唐本草》和《新修本草》外，还有陈藏器的《本草拾遗》1O 卷、韩保升的《蜀本草》20 卷、王方庆的《新本草》4O 卷、扬损之的《删繁本草》5 卷、徐大山的《本草》2 卷等；药性本草书有甄权的《药性本草》4 卷、杜善方的《本草性事类》、《依本草录药性》3 卷（录一卷）、《诸药要性》2卷等。其它本草书还有《甄氏本草》3 卷、《本草集录》2 卷、《本草钞》4卷、《本草杂要诀》1 卷、《药录》2 卷、《本草药方》3 卷、《诸药异名》8 卷等等。随着本草著作的大量出现，本草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本草音义的工具书，如甄立言的《本草音义》3 卷，姚最的《本草音义》3 卷、李含光的《本草音义》20 卷、萧炳的《四声本草》5 卷等。
《新修本草》是唐代的官修本草，它是继《唐本草》之后编纂的。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 年），左监门府长史苏敬鉴于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流传100 多年后，其中多有错误，并且本草新品种增多，因此，向唐政府提出编修本草建议，唐政府遂命长孙无忌、李勣等领衔，包括由苏敬实际负责的23 人参加修编，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于显庆四年（公元659 年）8 月修编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部巨著共54 卷，包括正经20 卷、药图25 卷、图经7 卷、目录2 卷，收载药物约850 种。按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分为9 部，新增药物114 种。可惜这部巨著后来亡佚，有幸的是孙思邈在他的《千金翼方》中保存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从这部书的编纂过程和主要内容来看，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编写过程中，曾通令全国选送各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遵从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且具有广泛性，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不是个人的创作，而是由政府组织、集体努力，最后由国家颁行，因此是我国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它比西欧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4年）和著名的《纽纶堡药典》（1542 年）要早800 多年。二是对过去的本草经籍进行了全面考订，纠正有差错的药物400 余种，增加新药100 余种，并且详细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性味、产地、功效和主治疾病等。对统一全国的用药，起了很大作用。该书颁行后，很快流传全国，唐政府曾把它列为医学生的必修课，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也曾传入日本，据日本律令《延喜式》记载："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又说："凡读医经者，太素经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三百一十日。"可见该书对日本医学影响的深远。三是广泛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如密陀僧、硇砂、郁金、安息香、龙脑香、诃黎勒、胡椒、薄荷等的治疗作用，都是《新修本草》开始收载的。
《新修本草》的编修和颁行，标志我国药物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的药物学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它的直接影响长达300 年之久，直到宋《开宝本草》问世后，才逐渐被替代。
在《新修本草》以后出现的比较重要的私人本草著作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和韩保升的《蜀本草》。
陈藏器，约生活于8 世纪，生卒年代不详。在《新修本草》问世数10年后，为了对《新修本草》进行补充，他专门收集《新修本草》遗编的药物，于公元738 年著成《本草拾遗》10 卷。书中增加了不少新的药物品种，仅矿物药就有100 多种。该书的特点是广收博取，但有些庞杂，也有人认为有些怪僻，实用价值不大。但不管怎样，它起到丰富药物品种和扩大用药范围的作用。尤其是书中提出的"十剂"分类，丰富了方剂学的基本法则，一直到今天还广为中医药界所应用。李时珍曾在《本草纲目》卷一的"序例上"中对他大加称道，说"其所著述，博及群书。。搜罗幽隐，自本草以来，一人而已。"
韩保升，约生活于9 世纪，五代时的本草学家。他在后蜀的统治者孟昶的倡导之下，以唐代《新修本草》为蓝本，依据新增加的内容，重新删定注释，编著了《蜀重广英公本草》20 卷，后人称为《蜀本草》。书中，除增加一些新内容外，所绘图形十分精细，后人编纂本草时常加引用，实际上是一部简本药典，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另外，由于唐代对外交流的扩大，外来药物大量增加，出现了收藏这方面药物的专著，如李勣的《海药本草》，全书共6 卷，载药124 种，书中有关香药和烧炼的内容比较突出，对介绍国外输入的药物知识和补遗国内本草品种作出了贡献。
有关饮食疗法，在我国古代早期的医药发展中就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先秦时的《周礼》，就曾把医学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等，历代都有关于食疗的著述。到了唐代，饮食疗法成为了一种专门学问，在众多的食疗本草著作中，以孟诜的《食疗本草》最为著名。孟诜（公元621-713年），汝州梁县（今河南临汝）人。少时好学，曾师事于孙思邈，长于食疗和养生，他在唐以前饮食疗法的基础上，搜集当时有补益作用的药物，参考有关文献，编成《补养方》138 条，后经其徒张鼎增补89 条，共227 条，成书3 卷，易名为《食疗本草》。该书早已亡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发现其残卷，记载药物26 条，使该书又重见于世。《食疗本草》的出现，把我国古代的饮食疗法又向前推进一步。
（四）病源症候学的成就由于长期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这一时期对疾病的认识，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比前代都有很大进步。其突出表现在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著作中。
巢元方，约生于公元6 世纪后半期。隋大业中（公元605-616 年）曾任太医博士，在此期间，主持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病因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该书5 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则记载为50 卷。《宋书·艺文志》记载该书为50 卷，只有巢元方而无吴氏。据后人考证，应为50 卷，由巢元方、吴景贤主持集体编写。
《诸病源候论》，通常简称为《巢氏病源》，成书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全书分为67 门，1720 论。其主要内容是论述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病变等。对于治疗方法，或者原则提一下，或者根本不谈。"但论病源，不载方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子部·医家类》）。据书中自言是因为"汤熨针石，别有正方"。也就是有其它方书记载，用不着重复列举。但在叙述每一种疾病后面，大都附有"补养宣导"的具体方法，可见对"补养宣导"的重视。
该书全面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医疗经验和成就，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尤其在病因学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许多新的论点，把对病源症候学的探讨和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祖国的医学作出宝贵的贡献。
该书突出的成就，一是对各科疾病的症候作了广泛、详细而准确的记载。全书详细地记载了包括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各科在内的1300 多种疾病的症候。其中内科占了绝大多数。其它各科如眼科病38 种，妇科140多种，皮肤科40 多种，外科仅金创一类就有23 种。而且对每类疾病也有详细的记载，如关于风病类就达59 种，虚劳类达75 种。如此丰富和详尽是前所未有的。在描写的准确度方面，也比过去有较大进步。如对每种疾病的症候，从发生到演变过程都有比较准确的描述，使我们一看就能够大致确定它是什么病。如描写中风："风邪之气，若先中于阴，病发于五脏者，其状奄忽不知人，喉里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描写伤寒斑疮："热毒乘虚，出于皮肤，所以发斑疮隐轸如锦纹，重者，喉口身体皆成疮也。"描写瘫痪："其状半身不随，肌肉偏枯，言不变，智不乱。""遍客于身一边，其状或不知痛处，或缓纵。"等等。以上这些描述，如果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是难于办到的。二是对各种病源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该书对各种疾病症候，大都根据《内经》的基本理论，从病因、病机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解释。如对"时气食复候"的解释，"夫病新瘥（chài，久病初愈）者，脾胃尚虚，谷气未复，若即食肥肉鱼脍，饼饵枣栗之属，则未能消化，停积在于肠胃，使胀满结实，因更发热，复为病者，名曰食复收。"又如对"虚劳咳嗽"的解释："虚劳而咳嗽者，脏腑气衰，邪伤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或惊悸烦满，或喘息上气，或咳逆唾血，此皆脏腑之咳也。"等等。通过作者的阐发，使《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对形成完整的中医理论体系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对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本书对疾病的分类较之以前更为科学，除按内、外、妇、儿、五官、皮肤等分类外，在内科疾病中，首先把属于全身性的大病列在最前面，如风病、虚劳病、热性病，包括伤寒、温病、热病、时气病等，其次再根据症候特征，脏腑系统，把其它疾病分门别类的叙述，如把消渴、脚气、黄疸等作为独立疾病，专章论述；把脾胃病、呕哕病、食不消等病列在一起。特别是把妇科疾病分为杂病、妊娠病、将产病、难产病、产后病等五类，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见解。
另外，该书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描述，如"妊娠欲去胎候"，"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还有"金疮肠断候"、"拔齿损候"等，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已能进行人工流产、做肠吻合和拔齿等手术，但是它们的具体方法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外科手术水平达到怎样一个程度。
总之，《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古代继《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书之后，一部极有价值的巨著。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在隋代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对后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给现代医学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该书在唐代以后备受重视，许多医家都大量引用它的原文和论点。宋代并且将它定为医科学生的考试科目之一。朝鲜和日本也将其视为必读的医学经典，可见，它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杰出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孙思邈，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据《旧唐书》记载，他7 岁开始读书，日诵千余言。弱冠之岁，即能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早年隐居于太白山，攻读医学，为百姓治病，由于学识渊博，医术高明，隋唐统治者几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坚辞不受。隋文帝时请他当国子博士，他称疾不起；唐太宗即位，召他到京都，将授以爵位，他因辞不受；显庆四年，唐高宗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他以有病为名，乞归乡里。终生不脱离人民群众，致力于祖国医学事业，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