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8
孙思邈对医学的研究，勤奋诚笃，甚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备急千金要方·序》）。一生扶危救困，品德高尚，临终前还嘱要薄葬。积毕生的精力，写下了《备急千金要方》（公元652 年）和《千金翼方》（公元682 年）两部巨著，全面地总结了唐以前特别是东汉以来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使他成为继张仲景之后又一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医药学家。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备急千金要方·序》）。这是他将书命名为"千金"的想法。《备急千金要方》全书30卷，分232 门，合方论5300 首。虽然名为"方书"，但实际上差不多包括了一个医生所必须具备的所有理论和实践知识。卷一为总论性质，包括习业、精诚、理病、诊候、处方、用药等一般性论述；卷二-四为妇科病；卷五为儿科病；卷六为五官科病；卷七-二十一为内科病；卷二十二-二十三为外科病；卷二十四-二十五为解毒与急救；卷二十六-二十七分别为食疗与养生；卷二十八为脉诊；卷二十九-三十为明堂、孔穴等针灸疗法等。其内容之广泛，规模之宏伟，是前代各种医书所无法比拟的，堪称我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千金翼方》为孙思邈晚年著作，全书30 卷，作为对《千金要方》的补充，内容涉及本草及临床各科，尤以本草、伤寒、中风、杂病、痈疽等的论述为突出。对祖国医药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怀念敬仰他，称他为"药王"，对他的庙碑不断地修葺，并多次刻印他的著作，在他诞生500 周年的时候（1081 年），宋朝曾下诏为他刻立石碑，详载他的生平事迹，并绘制塑像。1961 年，我国邮电部还发行他的纪念邮票，以示对他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孙思邈生于隋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卒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但据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为其立的墓碑上记载："生于周宣帝（公元578-579 年）时"和《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周宣帝时，隐居于太白"，则他的生日当在公元578 年以前。不过多数学者考证为生于公元581 年，当是百岁以上的老人。
孙思邈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大致有以下几方面：（1）提倡高尚的医疗道德他在《千金要方》里首列了"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两个专篇，全面地论述了作为医生应恪守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在文章中他认为："凡大医治病，必须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chī音吃，痴愚），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要求医生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救人不分贵贱贫富，不论怨者、亲者、善人还是朋友，华人还是夷人，愚人还是智人，都要同等对待，都要看似自己亲人一般，在我们今天仍是从医的基本道德标准。他还说："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miàn 音面，斜着眼看）；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提出了一身清廉，只为解救痛苦的高尚道德规范，在今天仍有实际意义。并且要求医生在治病过程中"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要有一股献身精神。在治病过程中"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
ǐ音紫，说别人坏话）毁诸医，自矜己德"，要有一股谦虚谨慎、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如若不然，"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盲也。"孙思邈还严肃地提出：医学是一门"至精至微"的学问，不能以"至粗至浅之思"而草率从事。那种认为"读书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的浅薄行为，必然会陷入"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的窘境。因此"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否则将"深自误哉"。这些极为珍贵的经验之谈，对后世都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重视医德，是祖国医学的优秀传统。孙思邈将这一传统加以总结，以昭后人，对推动我国的医风医德建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他自己一生也身体力行，因而赢得了人民的世代尊敬和爱戴。
（2）全面地总结了历代和当时医药学的成果和经验自汉迄隋，数百年间，由于战乱，书籍大多散失。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尚有医方书百余部，但到了唐代，则所剩无几。收集和整理古代丰富的医学遗产，对继承和发展祖国医学事业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孙思邈当之无愧地开展了这项工作，他不辞辛苦，四处走访，仅《千金要方》中就搜集整理了5000 多首医方，《千金翼方》又搜集了2000 多首。这些医方内容极为丰富和广泛，其中有历代流传下来的，有民间征集来的，还有从西域、印度等处输入的。正如宋代保衡、林亿在对该书校本作序中指出："上极文字之初，下讫有隋之世，或经或方，无不采摭（
hī音职，摘取），集诸家之所秘要，去众说之所未至。"从而极大地丰富了祖国古代医学宝库。
孙思邈不仅仅是单录采辑，而且对其医方进行了研究整理。例如，当时医生对《伤寒论》不加研究，治疗伤寒唯大青、知母等苦寒之品，结果百无一效。他感到十分痛切，于是便着手《伤寒论》的整理工作，他认为《伤寒论》的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千金翼方·伤寒》）。说明了桂枝、麻黄、青龙是伤寒太阳病的治疗主方。
经过孙思邈的研究整理，《千金方》中许多方剂至今仍是医学常用的名方。如犀角地黄汤、大小续命汤、孔子枕中丹、贤沥汤等。也有许多方剂，被后人化裁而发展成新方，还有许多尚未被人们重视利用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3）医学多学科的贡献孙思邈的学术成就非常广泛，在医学许多学科方面都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药物学方面，对本草学有深入的研究。《千金翼方》卷一一四专门研究了药物学的知识。他按《新修本草》的分类，记载了1105 种（其中附药272种）药物的性味、功能、主治、别名、产地及采集的炮制方法。并且重视外来药物的吸收；重视药物的采集时节、炮制和贮藏；重视道地药材的应用，并且发现了许多新的有效药物。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药学家。在妇幼保健学方面，他认为人类要繁衍昌盛，则必须重视保护妇人与小儿，因此他对妇科和小儿科特别重视，将他们列在全书之首，详细地论述了妇科病的特殊性和小儿护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简便易行、切实有效的治疗护理方法。又如对老年医学，他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形成了养生和养老的老年医学保健体系。他认为对老年病的治疗，应为饮食疗法和药物补益两大类，他强调"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认为"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性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因此他记载了丰富多彩的食疗药方。他还提出了药物补益疗法，认为40 岁以下体质多健，"有病可服泻药，不甚须服补药"；40 岁以上，体质多衰，则"不可服泻药，须服补药"；50 岁以上，肾气大衰，脏腑机能减退，五劳、七伤、六极等虚损病蜂起，宜"四时勿缺补药"。同时提倡老年人养性，要抑情节欲，如不"深思妄想"、"慎语言"、"节饮食"。还要"常欲小劳，但莫大劳，及强所不能堪耳"。主张导引、按摩，如"小有不好，即按摩按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如果"饱食即卧，乃生百病"等等，对祖国的养生学、老年医学作出了贡献。
隋唐时期，祖国的医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除孙思邈之外，还有王焘、扬玄操、张文仲、韦慈藏、许智藏、甄权、崔知梯等。其中贡献较大的要数王焘和他的《外台秘要》。
王焘，陕西郡县人，约生于公元670 年，卒于公元755 年。系唐宰相王旻之孙。他编著的《外台秘要》一书，奠定了他在祖国医学史上的地位。《外台秘要》是继《千金方》之后，又一部大规模的综合性医学著作，约成书于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全书40 卷，分1104 门，载方6800余首。据王焘自序介绍，他少年多病，喜好医术，后任职弘文馆，也就是在国家藏书馆，在其中任职20 年，使他能接触大量医学经典，从中摘抄。后被贬官，四处游医。手中有医方，又加上自己实践和广泛收集，从而使他能写出这部宏篇巨著。
该书的主要功绩：一是整理和保存了从古代到唐初的大量医学典籍。初唐以前的医学著作，除《伤寒论》、《甲乙经》、《巢氏病源》、《千金方》及《鬼遗方》我们今天尚能看到外，其它均已散失。而在《外台秘要》一书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已散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如《范氏方》83 条、《集验方》176 条、《小品方》111 条、《删繁方》108 条、《深师方》30 条、《经心方》22 条、《古今录验方》264 条、《广济方》216 条、《崔氏方》165 条、《张文仲方》134 条、《必效方》121 条、《许仁则方》15 条、《刘氏方》24 条、《近效方》72 条、《救急方》83 条、《延年秘录》96 条、《备急方》139条等等。正如清代徐大椿评价"《外台》一书，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徐大椿《医学源流论》卷下，"千金外台论"）。其二，《外台秘要》所论疾病范围很广，许多也有创造性的成就。如在《天行温病》中描写天花（斑疮、登豆疮），从发疹、起浆到化脓、结痂，对其发病过程作了详细的说明，并能根据痘的色泽、分布来诊断预后的吉凶。在内科方面，特别重视急性传染病，虽历时千余年，许多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基本一致。说明当时对这些急性传染病的诊断、防治达到较高的水平。又如，该书卷十一引李郎中消渴方云："消渴者。，每发即小便至甜"，这是世界上关于糖尿病人小便发甜的最早记载。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医学家，王焘也有他的局限性，例如他的书中不录针法，只录灸法。他说："针能杀生人，不能起死人，若欲录之，恐伤性命"（《外台秘要》卷三十九）。可见他对针法存有一定偏见。尽管如此，他也是这一时期继孙思邈之后对祖国医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医药学家，他的《外台秘要》一书，至今仍是我国医药学界的有价值的参考文献。
（六）藏医藏医即西藏地区的医学。它是祖国医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本民族的特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医学具有完整独特的学术体系。
藏医历史悠久，西藏地区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医药经验。早在公元年前几个世纪，就已经认识到一些动、植、矿物能解除人身疾病的痛苦。认为"有毒必有药"（《仑布加汤》木刻板，第七页）。其后，又有酥油止血和青稞酒治疗外伤的经验。由于藏族有天葬的风俗，经常解剖尸体，在人体解剖学方面比汉族有更清楚的认识。吐蕃王朝的建立（公元629 年），西藏地区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藏医学也迅速发展起来。据《吐蕃王朝世系明鉴》记载，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唐文成公主出嫁西藏，随带物品中有"治四百零四种病的病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曾由汉医僧圣天及藏族译师达玛郭卡将其中部分译成第一部藏文医书《医学大全》（藏名《门杰钦木》）。随后，藏王又聘了内地医生韩文海和印度医生巴热达札，大食医生嘎林，共同编写了一部综合性的医书《无畏的武器》（藏名《敏吉村长》），松赞干布曾明令藏医生传习。唐龙景四年（公元710 年），唐金城公主入藏，再次带去了大批医书，当时，汉藏医师根据这批医书的内容，结合藏医的实际经验，共同编写了藏医名著《月王药诊》（藏名《门杰代维加布》）。因为《医学大全》和《无畏武器》已经失传，所以《月王药诊》成为现存最古老的藏文医著。这部书记载了人体解剖知识，各种病源病理和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载各种药物300 余种，除一部分与祖国内地相同外，不少均为西藏高原所特产。书中介绍的灌肠、放血、艾灸等治疗方法，至今仍被藏医所沿用。唐代汉藏关系联系密切，吐蕃王朝不断用重金聘请内地及各国名医入藏传授医术，编写医学著作，促进了藏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编译和出版的藏医著作很多，如汉医僧善恕、王室侍医比吉、赞巴希拉与印度医生达玛热扎合作编写《汉地脉诊妙诀》、《消肿神方》、《放血铁莲》、《穿刺巧技》等30余部医著。赤松嘎瓦、僧能和敬虚编写的《杂病治疗》、《艾灸明灯》、《配方玉珠》等。贤狄嘎尔巴编写的《甘露药钵全书》，古雅班兹阿编写的《外治九则》等等。这一时期，最为著名，并为藏医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是宇妥·元丹贡布和他编写的《四部医典》。
宇妥·元丹贡布，8 世纪著名的藏族医学家。生于西藏堆龙德庆地区，家族世代为医，幼年即非常勤奋，到过内地、印度和尼泊尔等地学习医术，曾跟随东松嘎瓦学习医术，是吐蕃王朝中期九大名医之一。他精于内科、妇科，还应用精神疗法、针灸疗法治病，都有较好疗效。曾被赤松德赞任命为吐蕃王朝首席侍医。他结合藏医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西藏各族人民丰富的医学经验，结合个人的临床实践，广泛吸收《医药大全》、《月王药诊》等书的精华，经过20 多年辛勤努力，主持编辑了举世闻名的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藏名《居希》）。
《四部医典》全书分为4 部，共24 万余字，156 章，另有79 幅色彩鲜明、描绘细致的人体解剖图、药物图、器械图、脉诊图和饮食卫生防病图等。第一部《总则本集》，为医学总论。第二部《论述本集》，讲述解剖、生理、病因、病理、药物、饮食、器械和疾病的诊治原则。第三部《秘诀本集》，为临床各论，讲述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第四部《后续本集》，除补充脉诊和尿诊外，着重介绍各种药物的炮制和用法。
《四部医典》全面论述了藏医学的理论，记载了藏医学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从而为藏医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藏医学是一个独立的医疗体系，它广泛地吸收汉民族以及国外先进的医学知识，加之几千年来藏族同胞具有丰富的医疗实践，因此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对于某些疑难病症，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四部医典》一出版，即受到藏族及西藏邻近国家的重视。长期以来，学习藏医的外国学者从未间断，它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广泛传播。最先发表关于《四部医典》研究文字的西方学者，为匈牙利人乔玛，他在1835 年孟加拉出版的《亚洲学报》第37 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部西藏医学著作的分析"的文章，介绍了他对《四部医典》的研究。1903年和1905 年，俄国根据蒙文版分别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1961年日本学者将该书部分内容译作日文出版。1973 年后，《四部医典》部分内容又被译为英文、德文，在英德两国出版。在国内，大约在18 世纪，就被全部译成蒙文在蒙古地区传播，对蒙医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还在内蒙古自治区重印了《四部医典》的蒙文版。1957 年5 月，上海文史馆馆员孙景风译出《四部医典》的部分内容，是我国见到的最早的汉文摘译本。1983 年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永年翻译的汉文《四部医典》全文。充分说明《四部医典》这部著作具有光辉的历史价值，经千年而不衰，这是祖国人民的骄傲。由于《四部医典》的特殊贡献，千百年来藏族人民把字妥·元丹贡布奉为"医圣"，极为推崇，他在我国医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
（七）中外医药的交流隋唐时期，由于医药学的迅速发展，使我国成为亚洲医学的中心。中外医药的交流，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这些相互交流，既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也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我国与日本的医学交流起源很早，早在秦始皇时代，就曾派徐福东渡日本寻取长生药物，由于没有找到，徐福留在了日本。以后两国不断遣使来往，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公元552 年，我国曾给日本《针经》一套；公元562 年，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及其它医书164 卷渡日。公元608 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使隋，得《四海类聚方》300 卷以归，同年又派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我国学医，经15 年学成归国，带去了《诸病源候论》等中国医书。公元733 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留学，越10 年，于公元742 至扬州，向唐僧鉴真学习，并延请鉴真东渡讲学，鉴真毅然应允。
鉴真俗名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人。博学多识，精通医药，先后五次东渡日本均未成功，在他66 岁高龄，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东渡成功。鉴真不仅去为传戒，还带去了许多药材和药方，把祖国的医学传播给了日本，他曾治愈了日本光明皇太后的病，并在日本讲授医学，撰有《鉴上人秘方》一部，对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日本人甚至奉其为医药始祖。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医学基本上是以汉医为主。据日本《大宝律令》（公元701 年）记载，当时日本沿用唐代医事制度，学习中国医书，形成所谓"汉方医学"。可见中国医学对日本影响之大。
朝鲜是我国的毗邻，早在2000 多年前就与我国有历史交往。我国的医书很早也就大量输入朝鲜。公元693 年，朝鲜设医学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其医事制度也仿效中国。同时朝鲜的药物和医学知识也传入中国，在我国的医学著作中，曾记载有许多朝鲜医药。如唐《新修本草》和《海药本草》中记载有朝鲜的白附子、元胡素等药物。唐《外台秘要》卷18"脚气"条的方子，称出自"高丽老师方"等等。说明当时中朝医药交流情况。
印度古称"身毒"或"天竺"，是世界文明古国，宗教和医学历史十分悠久，也很发达。我国和印度交往历史也很早，自汉代张骞赴西域后，两国政府和民间开始密切交往。在两国来往中，我国一些医药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麻黄、细辛等，被印度人誉为"神州上药"。公元7 世纪时，唐代的义净和尚，在印度渡过了20 个春秋，不仅向印度学法，而且也向印度介绍中国医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技术。在他归来后写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称，"针灸之医，诊脉之术，瞻部州中，无以加也。"说明我国当时的针灸、脉术远比印度高明。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大批医书也传了进来，据《隋书》和《唐书》记载，大约有11 种之多，如《龙树菩萨药方》4 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 卷、《西录波罗仙人方》3 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 卷等等。在我国的医书中，也开始反映印度医学的内容，如《千金要方》就有"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合，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外台秘要》中有"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这些明显受到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印度的医药，如郁金香、菩提树、龙脑香、质汗等在我国的医药书中多有记载。在《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还记载有印度的医方及按摩术等。说明当时印度医药的传入对我国的医学发展起了促进作用。隋唐时期，还有不少印度医生来华行医，唐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印度眼医来我国治病的情况。当然他们也带回了我国的医疗经验和技术。中印两国的医药交流，不仅各自促进了本国医药的发展，对世界文化科学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中越医药交流历史也源远流长。隋唐时期，中国许多文化名人都去过越南，如沈佺期、刘禹锡等，我国医学也随之传入越南。当时位于越南中部的林邑国，曾多次遣使来中国，送上当地一些名贵药材，同时也将中国医药带回。在唐《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也载有不少越南药物，如丁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香、榈木等。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交往也比较早。阿拉伯帝国，古称大食。据记载：公元651-789 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计有37 次之多，每年经商来往的人就更多了。阿拉伯医学在8 世纪初至15 世纪末相当兴盛，其特点就是融合了我国、印度、希腊、罗马等国的医学。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并在阿拉伯得到很大发展，对现代化学的形成和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被誉为医学之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他写的《医典》，可以说是隋唐时代中阿医学交流的一次总结，其中记载了许多中国医学内容，如本草、脉学、炼丹等。美国人拉瓦尔在他著的《药学四千年》一书中认为阿拉伯的吸入麻醉法可能是由中国传入的。
这一时期，我国和东南亚、欧洲以及非洲也有交往，据《唐会要》卷一○○记载：元和八年，诃陵（即今印尼的爪哇）遣使献"频加鸟并异药"等。"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敕往昆仑诸国采取异药"（杜佑《通典》）。昆仑，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即东非一带国家。我国古代所称的大秦，即东罗马一带，又称。据《旧唐书》记载，拂菻国于"乾封二年（公元667 年）遣使献底也伽"，底也伽为一种药物，在唐《新修本草》中有记载。在《新唐书》中记载：拂菻"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shěng 音省，眼睛生病）等。
隋唐时期，中外医药的广泛交流在我国医药史上是比较突出的，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医药的蓬勃发展。
七、隋唐五代的水利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水利事业获得了全面的发展。由于国力的增强，加之封建统治者普遍重视水利建设，出现了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局面，水利学也取得突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治河防洪实践有了增多，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农田水利得到全面发展，在城市水利、水准测量和水利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为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一）治河防洪实践的增多及其技术进步我国历史上，江、淮、河、汉诸大河的治理，以治理黄河为重点。隋唐五代时期，黄河水患明显增多。据记载，隋代在37 年中，仅黄河洪水就有4次，平均每9 年一次。从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至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在这260 年中，有记载的河溢、河决年份达21 年，平均不到13 年就有一次河患。五代时期的河患更为严重，除自然灾害的决口外，统治者连年征战，甚至不顾人民死活，以水代兵，使黄河水患几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55 年中，有明文记载的黄河水患达18 次之多，平均每3 年就有一次河患。
在河患面前，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开展对黄河的治理。
隋至唐初，治河防洪尚处于过渡时期，一般为堤防的渐次修筑，没有记载有大的治理活动。初唐以后，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治河活动的记载。
据《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最早的一次治河活动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 年），这年6 月，博州黄河堤坏，唐玄宗派博州刺史李畲、冀州刺史裴子余和赵州刺史柳儒等进行治理，并命按察使萧嵩总领其事，从委派三州地方长官，并有按察使总领其事来看，其治河规模不会太小。
第二次是开元十四年（公元726 年），冀州河溢，魏州黄决。据《新唐书·裴耀卿传》记载，当时"诸州不敢擅兴役"，任济州刺史的裴耀卿在未奉朝命的情况下，率众抢护堤岸，抗洪治河，这一次治理成绩比较显著，济人因此曾为他立功德碑，以示纪念这一次治河活动。
另外还有两次，一次是在元和八年（公元813 年），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记载："河溢，浸滑州羊马城之半"。郑滑节度使薛平、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经宪宗批准，征役万人，"于黎阳界开古黄河道，南北长14 里，东西阔60 步，深一丈七尺"，分黄河水入新河，"滑人遂无水患"。后一次是咸通4 年（公元863 年），东都暴水漂民居，滑州刺史萧仿奏请唐懿宗批准，采取改河的办法，"移河四里，两月毕工，画图以进"（《旧唐书·萧禹萧仿传》）。
五代时期，由于河患增多，治河规模和次数都较前代为多。如《册府元龟·邦计部·河渠》记载：天成元年（公元926 年），邺都差夫一万五千于卫州界修河堤；长兴元年（公元930 年），滑州节度使张敬询，自酸枣界至濮州，修堤防一丈五尺，长二百里；后晋天福7 年（公元942 年），宋州节度使安彦威修河堤，督军民自韦城之北筑堰数10 里；开运元年（公元944年），滑州河决，派人进行堵塞；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河南河北诸州大水，发"郑州夫一千五百人修原武河堤"。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公元955 年）后，针对当时黄河连年崩溃的情况，命宰相李谷督师6 万，堵住连年决口，自阳谷至张秋口，水患少息。
由于治河实践的增多，治河的经验和技术比前代有了进步。由于这一时期文献多不记载具体治理的方法，更详细的情况我们不能得知，但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在五代时，已有遥堤出现。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 年）修酸枣县河堤，当年失败，第二年春命平卢节度使符习修酸枣县遥堤（《册府元龟·邦计部》）。这是遥堤的最初记载。遥堤，又称大堤，宋代以后成为治河的主要措施之一。另外，当时护堤工程已有大量用草的记载，如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 年），河中府曾取秋草七千围堵塞堤堰，当是帚工技术的运用。帚工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护岸、堵口、护堤的水工建筑物，其方法是将薪柴、竹木、软草等夹以土石捆扎成帚捆，然后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具有很好的抗水冲击作用。这项技术在宋代成熟并被普遍推广使用。另外唐代在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水部，"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以导达沟洫，堰决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总举之"（《旧唐书·职官志》）。此外还专设都水监，负责"掌川泽津梁之政令"，"凡虞衡之采捕，渠堰陂池之坏决，水田斗门灌溉，皆行其政令"（《旧唐书·职官志》）。在地方除严令各州官吏负责治河防洪外，五代时还设立堤长，建立"每岁差堤长检巡"的制度，沿河一些官吏还兼带"河堤使"衔，这些说明在河防管理方面比前代有所进步。
（二）大运河的开凿和航运工程的发展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运河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人工运渠已经出现，战国以后，人工运河逐渐发达起来。在隋代建立以前，一个沟通江、淮、河、海四大水系的人工运河轮廓已经初步形成。这就为隋代兴建沟通我国东西、南北的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公元584 年，隋文帝杨坚鉴于"渭水多沙，流有深浅，漕者苦之"（《隋书·食货志》），命当时著名工程技术专家宇文恺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长安城）北，东至潼关300 余里，名曰广通渠。广通渠是在汉代漕渠基础上开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程设计和规划的还有苏孝慈、元寿等人。仅仅花了3 个多月时间，一条沟通长安至潼关的水运便通航了，使沿黄河西行的漕船，不再经渭水而直达长安。
开皇七年（公元587 年），隋文帝为了给渡江灭陈创造条件，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隋书·高祖纪》）。山阳渎南起江都县的扬子津（今扬州南），北至山阳（今淮安），全长300 里，将长江和淮河沟通。山阳渎工程也是在旧有邗沟旧道基础上修建的。早在公元前486 年，吴王夫差便开邗沟运河，因年久失修，至隋初已被淤塞。隋文帝修复了这条运河，同时还整修了汴河。
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隋文帝还对黄河三门峡险段进行了整治，"六月戊子，诏凿砥柱"（《隋书·高祖纪》）。通过这一系列工程，为进一步开凿大运河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杨广继位，开始了大规模开凿大运河的建设。当年，隋炀帝下令征集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据《资治通鉴·隋纪四》记载，这一工程"自西苑（洛阳）引谷，洛水达于河"，复"自板渚"（在今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河通于淮"，然后于淮水之南通过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这条沟通黄淮水系的运河工程十分壮观，自东都洛阳起，至江都止，全长2200 余里，渠广40 步，两岸皆筑御道，并种上柳树，从大业元年3 月辛亥（21 日）开工，至8 月壬寅（15 日）竣工，仅用了5 个多月时间，虽然是利用了旧有河道，但也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随后，在大业四年（公元608 年）正月，隋炀帝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这条渠也是在曹魏旧渠的基础上并利用天然河道建成的。渠分两段，一段引沁水南达于河，使河南来的船可以沿沁水而上，连接淇河、卫河等天然河流，通过今河北平原。另一段北通涿郡，利用一段沽水（白河）和一段漯河（永定河），到达涿郡郡城蓟县（今北京）南。据《元和郡县志·永济县下》记载："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这条渠长1000 多公里，能通大型龙舟。大业七年（公元611 年），隋炀帝发兵征高丽，亲自乘龙舟通过此段运河，还曾"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可见其通航能力相当可观。
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隋炀帝又在三国东吴已有运道基础上，开凿江南运河，"敕穿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沟通了长江与钱塘江水系。
至此，一条沟通全国东西南北，全长2700 公里的大运河开凿成功。它流经河南、河北、安徽、江苏、浙江5 省，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壮举。隋代开凿大运河并非易事，在全长2700 公里的范围内，地形错落变化，能如此迅速开凿通航，除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艰辛和牺牲外，也反映了当时我国水利工程建设具有高超的技术。这条大运河的建成，对巩固我国的统一，发展南北经济起了很大的作用。隋以后，直到清代嘉庆年间，一直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动脉，历代都对其加以保护和整修。
由于隋代统治时间很短，大运河刚开凿完毕，隋就灭亡了。为了发挥大运河的航运效益，保持其通航能力，唐代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一是疏通河道。如唐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汴口渐淤，唐玄宗命李杰整修梁公堰，对渠口淤积"调发汴，郑丁夫以浚之"（《旧唐书·李杰传》）。开元十五年（公元727 年）正月，因梁公堰"新漕塞，行舟不通"，又"令将作大匠范安"及"发河南府、怀、郑、汴、滑三万人疏决兼旧河口"（《旧唐书·食货志下》）。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汴渠（通济渠）下游自虹县（今泗县）至临淮县段，长150 里，水流迅急，险滩较多，河南采记使齐澣建议改建新河，称为广济新河。广德二年（764 年），通济渠断航淤塞，刘晏等重开汴河，并建立较好的漕运管理制度，前后管理漕运30 年。对永济渠，唐代也进行了大规模地扩建，使其南段的水面扩大到宽十七丈（约56.7 米），深二丈四尺（8 米），保持了航运的畅通（《元和郡县志·河北道》）。在江南运河段，唐时也进行大量疏浚工作，如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扬州附近运河淤积，漕运困难，每年需要淘修。淮南节度使杜亚率众疏浚水道（《新唐书·杜亚传》）等。黄河三门险滩，梗阻了江南漕船由洛阳入陕，由于这一段河身处在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暗礁漩涡极多，航运十分困难，隋时曾进行了开凿，但没有成功。唐在隋的基础上，对三门底柱继续开凿。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发卒6000 人凿三门山，未能成功。武后时，派人开凿三门栈道挽船，虽然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挽夫经常坠落摔死，唐人张。。在《朝野佥载》中这样记述："苟纤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落栈着石，百无一存，满路悲号，声动山谷。"鉴于此种情况，裴耀卿建议用分段转运法搞水陆联运，在三门以东设集津仓，三门以西设盐仓，并于三门以北开山路40 公里，"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当时称为北运。（《旧唐书·食货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陕郡太守李齐物进一步开凿三门山，在三门山以北另辟新河，称开元新河，又名天宝河，东西长5 里，宽4.5 丈，深3 至4 尺，但效果不好，只能在水大时勉强过河。底柱始终不易通槽，大约至北宋中叶即停黄河漕运。二是接水济运。大运河虽然利用了江、淮、河、海等天然水系，但由于受地形和气候等影响，事实上很难均衡供水，缺水经常威胁正常的航运。为了确保大运河的通航能力，唐代开展了许多接水济运工程。如山阳渎一些河段，因河床较高，靠江淮供水很困难，唐时利用附近大小湖群和陂塘接水济运。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初，扬州疏太子港、陈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杜亚也在兴元初年（公元784 年）"治漕渠，引湖陂，筑防庸，入之渠中，以通大舟"（《新唐书·杜亚传》）公元826 年，盐铁史王播还在扬州城南开渠，引七里港丰富水源济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卢晖曾在水济渠的瀛州河间县西南开长丰渠，引滹沱水入永济渠，以通漕运。在江南运河段，唐时曾引杭州西湖水入运河，刘晏管理运河时，曾有放湖水一寸，运河长一尺的说法。五代时还曾重修练湖，引湖水济运等等。在接水济运和保证运河顺利通航的过程中，唐代还开展了一系列的水利技术工程。如筑堰壅水，也就是当自然河湖水位太低，无法直接引进运河时，就在河中筑坝作堰，抬高水位，把河湖的水引进运河。如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奏请于咸阳壅渭水，作兴城堰，截霸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同渭水会合，解决漕渠的水源，使江南的漕船可以直抵长安广运潭（《旧唐书·韦坚传》）。为了防止运河水过多，出现水患，还要解决泄水的问题，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另外，隋唐时期在大运河中还大量使用了埭和斗门等水工建筑物，用于抬高水位和保持运河水量，改善航运条件。埭，即拦河堰坝，起抬高水位的作用，船行至此，往往要卸货转运。唐时在与长江交叉的运河口均有这种设施，如京口埭、欧阳埭、伊娄埭等。堰埭虽有优点，但也有明显缺点，这就是过坝能力小，又不太安全，对于规模较大、运输比较繁忙的运河段，显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出现了能灵活节制用水，满足通航需要的斗门。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斗门首先在扬州附近的运河上使用，元和年间，斗门使用已经普遍。咸通九年（公元868 年）年，刺使鱼孟威在灵渠上建了18 座斗门节水通航。他"以石为铧堤，亘四十里，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乃通巨舟"（《新唐书·地理志》）。这种方法是用木制成排，安放在斗门两侧石墩上，蓄水以待行船，船到时，拉开木排放水过船，如此反复分段开闭，就可通行舟辑。这种简便易行的节水通航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为后来的船闸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的斗门不仅有节水通航作用，还有关闭以防潮水和洪水涌入河道的作用。除此之外，唐代还沿大运河修了许多支流渠道，借以扩大交通运输网，同时兼有灌溉之利。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仅关中水运网新凿的供水渠道和运河就达12 项之多，如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 年），把广通渠由长安向西延伸到宝鸡的东南边，取名升原渠，引渭水东流，经眉县、武功、兴平，与成国渠相通，在咸阳东入渭水，又可通千水，运陇州一带木材入长安。另外还在开封附近建一条湛渠，引汴水注入白沟（今河南开封县北），以通曹、兖等州。长庆初年，又在兖州开盲山故渠，使泰山附近的渠系也纳入汴渠的交通网之中。为了扩大永济渠的交通网，唐代还在运河沿岸的清河郡、沧州以及任邱等地开凿张甲河、无棣河等运渠，使那里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长安和内地。在长江流域，除已形成的运河运输网外，唐代还积极开发沿江运输网，疏浚嘉陵江上游略阳以下200 里航道，沟通与关中的水道联系。当时，在长江中游，北行有江汉航道，经丹江与关中相通，经唐白河，可陆路接转黄河；南行入洞庭湖，经湘江、过灵渠，沿桂江而下，直达广州；入鄱阳湖则可经赣江，陆路通北江而至广州。在长江下游，北行可经邗沟 淮河，与汴水、泗水相通；入巢湖，陆路转肥水，可接淮河与颖水相通；南行入江南河，经富春江，陆路转信江而接赣江，转北江直至广州。正如唐代崔融所描述：当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味旦永日"（《旧唐书·崔融传》）。四通八达的航运网，给唐代的经济繁荣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杜佑《通典》），江南的丝绸、铜器、海产，四川的布匹，西湖的稻米，广东的金银、犀角、象牙等都络绎不绝地运到长安或是北方的涿郡。随着航运的发达，沿河两岸的商都城市也日益增多和繁荣，大大促进了唐代经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