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9
（三）农田水利工程的全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我国的农田水利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期。封建经济之本在于农业，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此，封建统治者比较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隋代在它建立的第二年，尚书元晖就开渠引杜阳水，灌溉三畴原地数千顷（《隋书·元晖传》）。据《隋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在京兆郡的武功县，有永丰渠和普济渠；在经阳县，有茂农渠；在沁水，有利民渠；在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县），"立堤防，开稻田数千顷"（《隋书·扬尚希传》）等。唐王朝建立以后，更加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仅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全国水利工程已有236 处，加上其它志传所载的水利工程就会更多，唐代的水利建设遍及全国各地，而且规模超过了以前各代。
唐代前期（公元618-755 年），农田水利建设以北方为主。这一时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水利工程开展得十分普遍。如关内道，著名的水利工程有京兆府的郑白渠和六门堰，郑白渠原为战国时代修建的郑国渠和西汉时修建的白渠，因年久失修，泥沙沉积，几乎失去了作用。公元619 年，唐建立的第二年，即派人清除泥沙，恢复其灌溉作用，其灌溉面积多达4 万公顷。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因"大贾竟造碾硙（wèi音位，石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杜佑《通典》），唐高宗派官检查渠上碾硙，尽数毁撤，但"未几，所毁皆复"，此后，唐代不断地检查达官贵人在渠上架设的碾硙，减少渠水的浪费，使百姓大获其利。唐德宗时期（公元780-804 年），还组织人力在郑白渠以南另开辟了太白渠、南白渠和中白渠，通称"三白渠"。沿渠设立了28 个斗门，用来控制水流和适时灌溉。三渠之间又有支渠相连，总灌溉面积达万顷以上。六门堰在武功县西，有闸门六座，控制渭北的韦川、莫谷、香谷、武安等河下入成国渠的水量。这个工程前身是汉代的成国渠，咸通十二年（公元871 年）加以重修，可以灌溉"武功、兴平、咸阳、高陵等县田二万余顷"（宋敏求《长安志》）。在华州和同州，著名的水利专家姜师度曾先后修筑三条渠道和一个水库。
姜师度（公元650-723 年），河北魏县人，开元年间曾担任华州刺史和同州刺史。在他任职期间，不仅勤于为政，而且有巧思，"颇知沟洫之利"，在他任华州刺史时，曾在华县西24 里的地方开敷水渠，又在开元四年（公元716 年）于华县开利俗渠、罗文渠，分别引乔谷水和敷谷水灌田。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在他任同州刺史时，"又于朝邑、河西二县界，就古通灵陂，择地引雒（luò，今作"洛"）水及堰黄河灌之，以种稻田，凡二千顷，内置屯十余所，收获万计"。由于他"好沟洫，所在必发众穿凿"，当时人称他是"一心穿地"的水利专家（《旧唐书·姜师度传》）。在灵州回乐县（今灵武县西南）"有二渠，一为特进渠，灌田六百余顷，一为薄骨律渠，在县南六十里，灌田一千余顷"（《新唐书·地理志》）。在丰州九原县（今内蒙五原县）内，"有陵阳渠，建中三年（公元782 年），浚之以灌田"，又"有咸应、永清二渠。贞元十二年至十九年（公元796-803 年）刺史李景略开渠，灌田数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夏州朔方县（今陕西横山县西），"贞元七年（公元791 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新唐书·地理志》）。在河东道，农田水利事业也相当发达，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在太原府的太原、文水，河中府的虞乡、龙门，绛州的曲沃、闻喜，晋州的临汾，泽州的高平都兴修了水利工程。如贞观中，"长史李勋架汾引晋水入东城"，修建了晋渠。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在文水县东北开甘泉渠、荡沙渠、灵长渠、千亩渠等，"俱引文谷水，传溉田数千顷"。唐德宗时期，绛州刺史韦武还开凿汾河引水工程，"灌田万三千顷"。这些农田水利工程建设，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在河南道，农田水利自古比较发达，唐时除对原已形成的古老灌渠大加整修外，还新修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道的水利工程有24项，其中大部分为唐前期的工程。如灌溉陂渠大者有陕州陕县（今三门峡西）的利人渠，颖州汝阳（今阜阳市）的椒陂塘，及下蔡（今凤台县）的古陂工程等，灌田都在数百顷以上。唐开元中（公元713～741 年），蔡州大修新息县（今河南息县）的玉梁渠，为渠塘结合式工程，可灌田3000 顷。这些水利工程对中原地区农业丰收起了很大作用。安史之乱后，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北方经济，唐也积极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如宝历元年（公元825 年），河阳节度使崔弘礼"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顷"（《新唐书·崔弘礼传》）。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河阳节度使温造"修枋口堰，役工四万，溉济源、河内、温县、武德、武涉五县田五千余顷"（《旧唐书·文宗本纪》）。大中年间（公元847～860 年），怀州修武县令杜某在县西北12 里开新河，"自六真山下合黄丹泉水南流，入吴泽陂"（《新唐书·地理志》）。
唐代后期（公元756-907 年），因安史之乱，北方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人口大量南移，南方经济相对发展起来。这一时期，农田水利工程以南方为主，而且水利工程的规模和技术成就超过了唐代前期。据新旧唐书记载，南方以塘堰为主的各类水利工程约130 项。其中江南道居首，依次为剑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和岭南道。如以安史之乱为分期，前期工程数不到40％，后期则超过70％。最能反映唐代农田水利工程技术成就的是它山堰水利工程和塘浦圩田灌溉系统。
它山堰工程位于今浙江宁波西南25 公里以外的鄞江桥镇西南，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 年）。它是当时■县（今鄞县）县令王元。。主持修建的灌溉工程。它山堰工程建在奉化江的上源鄞江上，鄞江发源于四明山，流域面积382 平方公里，为鄞江平原和宁波市区的主要水源，奉化江下游是入海河道，坡降平缓，稍遇天旱，河水减少，海水咸潮就上溯，使得"民不堪饮，禾不堪灌"，严重影响城乡人民的生活和灌溉用水。据宋代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记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王元。。深入实际，认真勘察，终于发现了"两山夹流，铃锁两岸"的它山。这里两山相距约150 米，山岩裸露，夹束江流，是建坝的优越地址。该工程由三部分组成，即：大坝、溢流堰、水渠。大坝是主体工程，起着拒咸蓄淡的主要作用，上游淡水被拒后引入南塘河灌渠，从事灌溉和利用，下游涌上的咸水不能入内。为了防止洪水期南塘河水量过大，给灌区带来水灾，又在南塘河下游修了乌金、积渎、行春三座溢流堰，这样涝时可将多余水泄掉，旱时利用湖汐将顶托上来的淡水入河。作为配套工程，又开渠引南塘河水灌溉鄞西平原和引入宁波城，供居民饮用。整个工程，设计非常合理，效益十分突出，技术也很先进。尤其是坝体结构，全部用块石砌筑，是我国建坝史上首次出现的以大块石叠砌而成的拦河滚水坝。据魏岘记载："堰脊横阔四十丈，覆以石板，为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级，各三十六。岁久沙淤，其东仅见八九，西侧隐于沙。堰身中空，擎以巨木，开如宇屋，每遇溪涨，则有沙随实其中，俗称护堤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人以杖试中，信然。堰低昂适度，广狭中度，精致牢密，功侔（móu 音谋，相等）鬼神，其与他堰杂用土石竹木砖，稍久坏者不同。"据对现存遗址实测。坝长134.4 米，坝顶第一级宽3.2 米，高0.65 米，第二级宽4.8 米，高1.3 米，上下游面各有36 级石砌台阶，全部用长2-3 米，宽0.5-1.4 米，厚0.2-0.35 米的条石砌成，与魏岘记载大体相同。据水准测量，坝顶标高为吴松基面5.23 米，如果加上坝基河底标高6 米，大坝总高11-12 米，至于坝身中空的原因，虽有不同解释，比较有说服力的，这可能是一座空腹式重力坝，如果认为中间为其它填充物，因年代久远被水冲走，那么历代维修均不见有填充的记载。很可能是利用坝身中空减少对条石的耗费，同时又利用洪水中挟带大量泥沙自动填塞坝心，达到增加坝体稳定性的目的。
总之，它山堰工程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支奇葩，它反映了我国在唐代就已具备高超的水利设计和施工技术。它山堰建成后，历代都对其不断增修，一直发挥着拒咸蓄淡，从事灌溉的效益，直到1975 年在鄞江上游建立新坝，它的作用才被替代。
塘浦圩田系统形成于何时，史载不详，一般认为始创于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有所发展，至南宋时大盛。塘浦是指湖区的河网，沟渠南北向者称为纵浦，东西向者为横塘。圩田则是利用湖泊淤地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塘浦圩田工程内容，就是开挖塘浦，疏通积水，以挖出的土构筑堤岸，兼有防御外水和从事灌溉的作用。不过至唐时，这种塘浦圩田发展规模较大，往往有几万亩之多，其中灌渠密布，形成一种灌区，当时以太湖地区的塘浦工程最为著名。据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唐文粹》卷二十一）载："嘉禾（今嘉兴）大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嘉禾一穰（ráng ，五谷丰盛），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可见，当时太湖塘埔圩田工程具有相当规模，对治理太湖流域低洼农田，引水灌溉和对太湖流域经济的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塘浦圩田工程是我国湖区劳动人民在长期治水、治田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正如宋代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说："江南旧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月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民美利"。五代时，承袭了唐代遗产，对塘浦圩田系统大加保护，并且利用军队和强征役夫修浚堤河，使塘浦圩田发展得更加完备。据《十国春秋》记载：吴越贞明元年（公元915 年），"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宝正二年（公元927 年），浚新泾塘，由小官浦入海。"这些港埔的疏浚，保持了湖水入海的通畅，为发展塘浦圩田提供了条件，使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保证了农业的丰收。
另外，江浙海塘工程在唐代也有很大发展。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先后三次比较系统地兴筑江浙海塘，第一次是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在杭州盐官县重筑"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第二次是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李俊之增修防海塘，"自上虞江抵山阴百余里，以蓄水溉田"；第三次是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和大和六年（公元832 年），皇甫温和李左次等先后两次增修会稽县"防海塘"，长度都在百里以上，有效地阻止了涌潮对濒江沿海一带的威胁。
（四）城市供水、水准测量及其它我国古代城市一般都建在临近水源的地方。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逐渐增多，供水的矛盾便日益突出起来。唐代长安城规模十分宏大，东西南北各长达8000 余米，面积达84 平方公里，人口100 多万，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一座都城。在1000 多年前要解决这样的大城市供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据新旧唐书记载，当时城市供水工程有8 处，另有漕运兼供水4 处，共12 处。长安城的明渠供水主要有三条：隋开皇六年（公元583 年）在城东引浐水北流入内苑的龙首渠，唐武德六年（公元623 年）引南山水入城，又从城西南引交水入城的永安渠，还有从皇子坡引浐水西北流入城的清明渠。另外，还有供漕运的人工运道，除广运潭外，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在城西引渭水入金光门，运木至西市，修潭停贮。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又引浐水接此渠，并从西市向东开，转北，沿皇城，宫城东墙，北入内苑，叫运木渠。除此而外，在城东南隅有曲江池，又名芙蓉池，为唐代游览胜地，相传为隋宇文恺所开，自南山开黄渠，引义峪水入池，然后和城内水渠相通，灌注了不少公私园池。以上这些纵横交错的供水渠网，保证了长安城内人畜用水和运输的需要。当时长安城内排水系统也很发达，据记载，街道两侧都有与街平行的排水沟，水沟两侧绿树成荫，每坊都有砖砌的暗沟与之相通，污水经过暗沟流入明沟，然后排出城外。这样发达的城市供、排水系统，除长安城外，在其它的一些城市也有，如东都洛阳，自城西西苑引谷洛水，苑周100 公里，内有海周5 公里左右，又有三陂，洛水横贯洛阳城，在城东南，建有滚水堰，大足元年（公元701 年）开洛漕新潭，停泊船只等。在太原城，井苦不可饮，长史李勣架汾引晋水入城，以甘民食等等。充分说明唐时的城市供水系统十分先进。
在兴建水利工程的同时，水利工程的测量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唐人李筌的《太白阴经》和杜佑的《通典》详细记载了当时测量地势所用的水平（即"水准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据李筌《太白阴经》记载，当时的水准仪，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其构造是："水平槽长二尺四寸，两头中间凿为三池。池横间为一寸八分，纵阔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间相去一尺四寸，中间有通水渠，阔三分，深一寸三分。池各置浮木，木阔狭微小于池，空三分，上建立齿，高八分，阔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为转关脚，高下与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齐起，眇目视之，三齿齐平，以为天下准。或十步，或一里，乃至十数里，目力所及，随置照板。度竿亦以白绳计其尺寸，则高下丈尺分寸可知也"。"照板"是一方形板，长四尺（约合1.33 米），其中下面二尺为黑色，上面二尺为白色，宽三尺，手柄长一尺。"度竿"即测竿，长二丈（约6.7 米），其刻度精确至"分"，共2000分。从这种水准仪的结构及其使用方法来看，至少有以下明显进步：一是利用仪器的水平视线和标尺测竿的配合，去测两地间高差，是测量史上的重大突破，至今我们还在运用这一工作原理。二是照板设计成黑白二色，大而醒目，目力所至都可以测量。并且以黑白交线作为观测线，提高了测量的准确度。这在测量技术上也是一个建树。三是水平的浮木设计为3 个，是为校准不平而设立的，当池中注水后，根据3 个浮木是否齐平，从而确定仪器是否水平，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如果设置两个浮木，则一个不准，就会影响测量的结果，也不易校平。而设置4 个则会显得繁琐和没有必要。四是立齿设计也独具匠心，便于目力集中，提高测量的精确度。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水准仪设计的科学性和构思的巧妙性，充分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智慧。在当时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中，这种测量仪器及其测量方法，对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隋唐时期也十分重视水文的观测和记录。在大量的地方府县志、笔记以及史书中详细记载有水文情况。最为有名的是四川涪陵县长江中的白鹤梁石鱼枯水题刻，一共镌刻了163 则古代石刻题记，记录了自唐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以来72 个枯水年份。根据题刻分析，长江上游每三、五年内有一次枯水期，十至数十年有一次较大枯水期，对研究长江水情变化提供了历史数据。
在水利工程建设不断发展的同时，隋唐时期也重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管理，除中央工部尚书下设有水部和都水监外，水利管理人员及其职权范围还进一步具体到渠堰斗门。如《唐六典》记载："凡京畿（jī音基，古指靠近国都的地方）之内，渠堰陂池之坏决，则下于所由而后修之。每渠及斗门置长各一人，至灌田时，乃令节其用水之多少，均其溉焉。每岁，府县差官一人以督察之，岁终录其功，以为考课"。唐代的水部还制定了更为细致的水利管理章程《水部式》，原书已佚，现存为敦煌千佛洞中所发现的残卷，共29 段，分为35 条，约2600 余字。从其中内容来看包括了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还有航运船闸、桥梁、津渡等的管理和维修，以及水手、工匠、夫役和物料的来源和分配等，规定得相当细致。如规定"京兆府高陵县界清白二渠交口，着斗门，堰清水垣准，水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如遇雨水过多，"即与上下用水处相知开放，还入清水"。对各级水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规定，并建立考核制度。例如要求"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其州县每年各差一官，检校长官及都水官司，时加巡察。若用水得所，田畴丰殖，及用水不严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有功过附改"等等。这些严格具体的水利法规制度，保证了当时水利建设的发展，是唐代水利事业进步的一个标志。
八、隋唐五代的建筑技术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隋唐五代以其大量的建筑遗迹和出色的建筑技术而著称于世。其中，隋代采用的"坦弧石拱"的建桥技术，隋唐城市建筑的整体规划设计和木结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以及砖石结构等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创造出许多惊世骇俗的杰作，并以其特有的技术风格，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篇章。从而确立了这一富有民族特色的建筑思想体系和技术规范体系的历史地位。
（一）"坦弧石拱桥"的杰作赵州桥又称安济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跨径最大的敞肩坦弧石拱桥。它坐落在河北省石家庄东南赵县城南5 里的洨河上。赵州桥由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生卒年月不详）等人建造。始于隋开皇十五年（公元595 年），至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建成。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撰写的《石桥铭序》记载："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由于认识水平的制约，古人只能仿其形制建造石桥，但难以深知赵州桥的奥妙所在，所以都达不到赵州桥的水准。直到1933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赵州桥进行了实地考察，才揭开了这座古桥的秘密。1953 年至1958 年，专业技术人员大规模地进行了勘查和发掘，赵州桥的千古之谜终于被彻底揭开，它在桥梁形制、确定桥址、材料选择、力学性能等方面达到的高度水平，及其整体的设计能力，在桥梁建筑史上至今仍占有突出的地位。
1。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赵州桥为单孔圆弧石桥，南北向；总长50.83 米，宽9.6 米；桥拱净跨37.02 米，拱矢净高7.23 米，拱矢和跨度之间的"矢跨比"为五分之一左右，即1：5.12；因此桥高比拱弧的半径小得多，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所以称之为单跨坦弧。这种结构使桥面比较平缓，便于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因为该桥的巨型跨度在桥梁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所以在古代居于领先地位。桥型的设计不能脱离桥址的自然地理条件，赵州桥则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赵县是隋代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县邑，当时叫栾州，号称"四通之域"。它北接涿郡（今河北涿州），南达皇都洛阳。一路上车来人行，运输繁忙。然而大道被水量丰富、船运频繁的浐水截断。只有建造一座桥梁，才能确保水陆交通畅行无阻。桥梁建筑一般选在河床稳定的地方，而浐水是一条山区径流性河道，水位落差可达7 至8 米。所以，桥址选在浐水中下游的赵县一带，这里河床顺直且较为稳定。事实证明，李春等人当年的选择是非常精明的。千余年来，这段河道基本未动，河床淤积也不多。经1953 年修缮时证实，失落河底的拱石仅在河床下一米，可见桥的建设者们在选择桥址时，就充分考虑了水文、地质的情况，以保证水陆交通运输的需要。这是拱桥千年不败、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浐水发源于山西太行山区，每逢夏秋时节，"大雨时行，伏水迅发，建瓴而下，势不可遏。"在这样的河道上，如果建造10 米以内的多跨木梁桥或多跨石梁桥，既难以满足水上航运的需要，又对排水泄洪不利。因此，李春等匠师作了充分的比较和精心的构思之后，才确定了建造前所未有的大跨单孔石拱桥的方案。浐水流经栾州地段，两岸地势平坦，要建造一个近40 米的石拱桥，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建造形式。如采用常见的半圆形拱弧，会使桥高增至20 米以上，桥高坡陡致使车马行人难以通过，而且桥梁自身的重量也成倍增加，河床的冲击性亚粘土层也无法承受。为了降低桥面坡度，减轻桥梁自重，只有另辟新型而创建圆弧形敞肩拱桥。所谓圆弧形拱，就是桥高小于拱弧的半径，整个桥身只是圆弧的一部分，易于形成敞肩，所以能降低坡度，减少重量。此外，李春等匠师采用低的拱脚位置和减少拱顶填充土石的方法。由于拱顶回填土石的厚度仅有30 厘米厚，也就减轻了桥梁的自重；由于采用了最低的拱脚位置，致使桥梁的纵向坡度降为6.5％左右，即前进100 米，只升高6.5 米，这就大大方便了水陆交通运输。
石拱桥的主要受力构件是拱券，而拱券的拱脚处比拱顶的承受力要大得多；因此，桥梁设计建造者们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加大了拱脚的受力面积。沿着纵向，在拱背两则平铺一层护拱石，靠拱脚处约30 厘米厚，向拱顶部分逐渐变薄，最顶部的护拱石仅有16 厘米厚。在横向上，做成拱顶窄于拱脚券石，以利于拱券的横向稳定。
赵州桥的另一项成就，是在大拱券的两肩上各建两个小券，打破了拱肩实填沙石的传统建筑形式。这种结构与实腹拱肩结构相比，具有小孔洞辅助排泄洪水、增加汛期桥下过水流量的优点。按照孔洞的截面计算，4 个小孔洞可增加流水面积16.5％，而且还减轻了桥基负载，增加了桥体的安全性。2。安济桥的力学性能安济桥不但以桥型与桥址的科学构思著称于世，而且它的成就还丰富了结构力学的理论。一般说来，桥的拱石具有极高的抗压强度，但是抗拉强度却非常低。因此，许多石拱桥往往因受拉开裂或折断而遭致破坏。运用现代力学原理对安济桥进行计算和分析，由于它采用了扁平的圆弧，并且在圆弧上开设4 个小拱，又在拱顶上采用30 厘米厚的薄填石，就使拱券的中心线，即拱轴线和恒载压力线十分接近，使拱券各个横截面上均匀承载，而受到的拉力则极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拱券的承受能力和稳定性。
对于安济桥的力学性能，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鲁般（班）与妹妹鲁姜商定，在一夜之间各自建一座石桥。赵县城西门外清水河上有座永通桥，为金明昌年间（1190-1195 年）赵人■钱所建，其造型、结构及艺术风格与赵州大石桥十分相似，后世称之为"小石桥"。神话中鲁姜建造的小石桥就是永通桥。由于妹妹的技艺不如哥哥，黎明前大石桥已接近完工，而鲁姜的小石桥还相差很多，眼看就要输给哥哥，妹妹十分焦急。这时，诸天神路过此地，察知情由，便请来张果老和柴王爷牵制鲁般（班）。张果老骑着驴，柴王爷推起车，二人来到大石桥上。他们施法搬来五岳名山，褡裢里还装着太阳、月亮、星星，把大石桥压得摇摇欲坠。鲁般（班）见状，急忙跳入水中，双手用力把桥托住，保住了大桥，桥上便留下了驴蹄印，车道沟和手印等"仙迹"。此时，小石桥已造好，而且完美无缺，妹妹获胜。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如元代初年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鲁般造石桥》，就有"桥上则有张神所乘驴之头尾及四足痕，桥下则有鲁般两手痕"的记载。楼钥在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 年）撰写的《北行日录》中，记述了他陪同汪大猷出使金国北上路过安济桥，亲眼见到"桥上片石有张果老驴迹四"。清同治年间所绘的《赵州石桥神话传说图》，图上关帝阁上题有"古迹仙踪"四字。
用现代力学的观点来分析"仙迹"颇与力学原理相合。对并列砌券法砌筑的石拱桥来讲，重车靠桥边通过时，对桥的安全十分不利，而桥面上的驴蹄印、车道沟、膝印等"仙迹"均在桥面东侧1／3 部位。明代翟汝孝在《重修大石仙桥记》中称：仙迹是行车外缘的界限，车辆应在桥的中央通行。东侧桥下手印部位，是受力最大部位的标记，用"手"托住对桥的安全有利。这些"仙迹"时时提醒人们，万一石桥出现裂痕，造成损坏时，可在手印部位用木架支撑，以便于维修，确保大石桥安全。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充分说明了隋代的鲁般（班）--能工巧匠李春已经对建筑力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并能够成功地加以运用，从而为桥梁建筑结构力学的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3。科学选料与精心施工安济桥这一土木建筑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工程，千百年来雄姿不减，是与其精心施工、科学选料分不开的。唐朝张。。在《朝野佥载》中描绘说："赵州石桥甚工，磨砻密致如削焉，望之如初月出云，长虹饮涧。上有勾栏，皆石也，并为石狮子。龙朔年中（公元661-663 年）高丽谍者盗二狮子去，后复募匠修之，莫能相类者。"足以说明安济桥的施工技术之精湛。
安济桥的建设者们在拱券砌筑方面，继承了汉代以来造墓拱、桥拱的传统砌筑方法，并进行了创新，采用并列砌券法，即将大拱券和肩上的小拱券均"化整为零"，桥的纵向分为28 券，逐一砌筑合拢。每个大拱券由43 块重约一吨的拱石组成，拱石厚度为1.03 米，长度为0.7 米到1.09 米左右，以满足砌筑设计所要求的圆弧拱状；拱石宽为0.25 米到0.4 米，每块宽度不等，以便于砌成拱顶狭拱底宽的大拱券。在主拱券的上面，伏有变厚度护拱石，在空腹段，用护拱石满铺；实腹段则仅镶于桥宽的两侧，拱券外形似变截面拱。令人惊奇的是，拱石各面均凿有斜纹，相当细密，提高了拱石之间的抗剪力，加强了拱石间的结合；而且在拱石纵向间安放了一对腰铁，使每个拱券形成为坚实的整体。即使将拱券单个取下，也不会像一般石拱桥的拱券那样，成为一堆散了架的拱石。
安济桥所选用的材料也很精到合理。造桥所用的石料，是由距安济桥30至60 公里的元氏、赞皇、获鹿等县开采的。利用严冬季节，用浇水法建成冰道，使石料沿冰道滑动运到桥头。石质为青白色石灰岩。1955 年对安济桥进行修缮时，对这种石料进行了测试，其抗压强度每平方厘米平均为1000 公斤，容重为每立方米2.85 吨，而且耐寒耐热性好，冻融10 次无裂纹。
此外，还合理采用了其它的材料和技术。如拱石间全部用白灰或泥浆砌筑，浆极薄，提高了拱券的抗压强度；利用当时冶铁技术和铁制工具，在主拱跨中的拱背上均匀安有5 道铁栏杆，4 个小拱顶也各安1 根。铁栏杆两端有半圆球头，伸在拱石外，借助拉力与剪力使拱券形成一个整体。合适的材料加上精心的设计与处理，大大地加强了桥的牢固性，使安济桥这一桥梁建筑的瑰宝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
4。造桥技术对中外的影响李春开辟敞肩圆弧石拱桥的先河，对中外建桥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受到了历代中外名人、学者的赞美。唐玄宗时中书令张嘉贞的《安济桥铭》盛赞："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试观乎用石之妙，楞平碪斫，方版促郁，缄穹窿崇，豁然无楹，吁可怪也！又详乎叉插骈坒，磨砻致密，千百象一。仍糊灰莹，腰铁■蹙。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荡突，虽怀山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唐张。。在桥铭中曰："郡南石桥者，天下之雄胜，乃揆厥绩，度厥功，皆合于自然。"元代的刘百熙行至安济桥后，久久不愿离去，并赋诗一首：谁知千古娲皇石，解补人间地不平；半夜移来山鬼泣，一虹横绝海神惊。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日暮凭栏望河朔，不须击揖壮心生。
其它诸如"长虹上碧天"、"虹腰千丈驾云间"、"飞楹自夺天工巧，有窍能分地景幽"的赞美佳句不胜枚举。
安济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在国外也产生巨大反响。知名学者、中国科技史专家、英国的李约瑟教授，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李春建成安济桥后，"显然建成了一个学派和风格，并延续了数世纪之久"；"弓形拱是从中国传到欧洲去的发明之一。"1321 年至1339 年，法国人才建成赛兰特（Pont de Ceret）敞肩拱桥，但这座桥的大拱接近半圆，净跨45.5米，超过了安济桥，而桥宽仅3.9 米，不及安济桥宽的一半。安济桥跨径记录，在世界上保持了730 多年。真正的敞肩圆弧拱，在西方直到19 世纪才出现，系法国工程师保尔于1809 -1903 年第一次用于阿道尔夫（ PontAdolphe）桥。
李约瑟教授还说过："这些桥使我们认为在全世界没有比中国人更好的工匠了。"美国建筑专家伊丽莎白·莫克在他出版的《桥梁建筑艺术》一书中称赞安济桥"结构如此合乎逻辑和美丽，使大部西方古桥，在对照之下，显得笨重和不明确。"
1300 多年来，该桥经历了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袭击，和频繁使用的考验，至今依然完整壮丽，保持着古老苍劲的雄姿，正如《赵州志》中所称："奇巧固护，甲于天下"，赵州安济桥将永远向世界显示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二）城市建筑及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隋唐五代的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充分地表现出当时城市建筑技术的进步和整体规划设计技术的形成。
1。隋代著名建筑家--宇文恺宇文恺（公元555-612 年），字安乐，朔方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人，官至太子左庶子，隋代著名建筑家。他曾从事过水利、桥梁、长城等建筑工程，发明了观风行殿。据《中国通史简编》记载，此殿离合便利，下设车轮，行车可携带，合并成一大殿，能容纳数百人。但最为突出的成就是隋都大兴城的兴建。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隋文帝杨坚令他负责规划设计和督造新都城。他在规划建造大兴新都前，遍访了北魏都城洛阳、曹魏都城邺城，从中吸取城市建设的经验。经过考查，他认为汉长安城"凋残日久"，"旧经丧乱"，加之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水量不足，在建新都时应引为借鉴。因此，他突破了旧城市建设思想的束缚，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结合城址龙首原一带的地形特点，对城市建设进行了周密的规划设计。采用先建城墙、再辟道路、修建坊里的施工程序，使新都在总体上气势恢宏、布局整齐；又充分利用了地形的变化，使建筑高低错落，参差有秩，独具特色。充分反映出宇文恺的杰出设计才能。
此外，隋唐时代与长安齐名的名都洛阳也凝聚着宇文恺的心血。洛阳因其地形险要、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等原因，从东周起，先后有9个朝代在此建都，有"九朝名都"美称。隋炀帝登基后，就把洛阳改为首都，将西安作为陪都。为此，隋炀帝派宇文恺到洛阳设计建造新都。宇文恺在洛阳城内先后建天经宫、筑西苑、挖龙鳞渠，修十六院，堂殿楼观，穷极华丽。他修建的东都洛阳极为壮观。宇文恺以他杰出的建筑才华和整体设计规划的思想，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隋唐长安城整体规划设计及建筑技术的进步隋、唐统一中国后，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动用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修皇城、建行宫、立楼台亭榭，大兴土木。
秦朝国都建在咸阳，其地处关中平原、渭水北岸西；后又将都城建于渭水南岸长安。隋文帝统治中国后，命令当时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督造新都宫城。该工程始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 年）6 月，第二年隋文帝杨坚迁入宫城，并将新都定名为大兴城。大兴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面积达83 平方公里。
在公元7 世纪到9 世纪的300 年间，长安曾以世界性的贸易、文化交流中心闻名遐迩，并且以其宏大的规模和严谨的规划著称于世。
长安城位于关中平原，今西安市的所在地。它北临洨河、渭河，西有沣河、黑水，南有浐水、漓水，东依灞、■二河，称八水绕长安。南面与终南山相对，可谓气候适宜，物产丰富、风景宜人。长安城的前身是隋朝的大兴城，由于隋朝统治很短，被唐朝取代后，唐朝统治者则以隋大兴城为都，并更名为长安城。
唐代定都长安后，城市的规划和布局承袭了隋大兴城原有的建筑特色，同时又根据经济的发展及城市管理的需要，进行了扩建和改造。长安城的建设者们，在城市的建设和改造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城市建设的地形和管理、经济、文化生活以及交通、水源、城市园林建设等多方面因素，又依据封建社会高层统治者的需要和首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规划和全方位的周密布局，将长安城分成"宫城"、"皇城"和"罗城"三大部分进行建设和改造。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功能齐全、建筑物最雄伟、城建规模最大、最具管理水平的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建筑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1）按功能规划建造宫城、皇城和罗城为满足帝王统治的需要，长安城的设计者首先考虑修建了皇帝的居住地--宫城。设计者将其布置在长安城中央的最北面。宫城南北长1492 米，东西宽2820 米，周长8.6 公里，城墙高11 米多。宫城按其需要又用宫墙分隔成三个部分。西面是"掖庭宫"，是嫔妃居住和宫女们学习技艺的地方。东部建"东宫"，供太子居住，办理政务。中部为大内，又叫西内，隋唐时命名为大兴宫和太极宫。太极宫共由16 个大殿组成，为唐太宗李世民起居和朝见文武百官的场所。每逢国家庆典或重大节日时，皇帝就登上太极宫南面的承天门号令全国。唐代时又陆续扩建了大明宫和兴庆宫两处宫殿，被人们总称为"三内"。
唐大明宫始建于公元634 年。鉴于宫城所处的地势较低，而且比较潮湿，因此，唐太宗李世民命人在宫城东北角龙首原上兴建永安宫，供唐高祖李渊居住，第二年改名为大明宫。此后唐高宗李治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其规模远远超过太极宫。李治以后的历代皇帝大部分在此听政。
大明宫由30 多座宫殿组成，含元殿为正殿，供国家举行大典时使用，北面的宣政殿、紫宸殿是当朝听政的场所，麟德殿、延英殿则用来宴请百官，接见使节等。在这些宫殿中以麟德殿规模最为宏大。该殿南北长130 多米，东西宽70 多米，建筑面积达8000 多平方米，这是已知的我国古代最大的单栋建筑，而且造型独特，格局新颖，其气魄之大远远超过北京故宫的"前三殿"，是唐代宫殿建筑的优秀代表作。
兴庆宫地处城东，又称之为"南内"，"三内"之中，南内占地最少，但仍有2000 亩之多。唐玄宗李隆基做晋王时，曾在兴庆坊居住；登基后，于开元二年（公元714 年）兴建此宫，开元十四年进行了扩建，直到开元十六年建成。此后，唐玄宗在这里起居、听政。兴庆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宫庭建筑群，宫内建有兴庆殿、南薰殿、长庆殿、花萼杨辉楼、沉香亭等建筑。这些装饰豪华富丽的楼台亭阁与宫内湖水相映成辉，加之园内名花荟萃、婀娜多姿的垂柳、岁寒不雕的苍松翠柏，使兴庆宫成为一座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帝王宫苑。
皇城是长安城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央官署的所在地。
皇城亦称子城，位于宫城南面，占地面积和宫城相似，东西宽2820 米，南北长1843 米，周长9 公里左右。皇城南面正中设朱雀门，东有安上门，西是含光门；城东设有延禧门和景风门；城西有安福门和顺义门。东西两面城门彼此对称。皇城内街道整齐，南、北向5 条街，东西向7 条路。皇城与宫城中间辟有东西走向的大街，称为横街。据史册记载，横街街宽300 步（合441 米），是长安城内最宽的大街，太极宫的承天门临街，因此，又经常在此举行重大庆典，同时还可以供兵士操练，实际上这条大街又是一个能进行各种活动的广场。
"罗城"是唐长安城的外廓城，系百姓居住区。罗城从东、西、南三面将宫城和皇城围在其间。罗城东西宽9721 米，南北长8651 米，周长36.7公里。周边建有高6 米的城墙。外廓城共开12 座城门，每面开门三座。依据我国古都规划布局关于中轴对称、方正规划的传统思想，南面的正门设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相对，同在中轴线上。正门的东侧开有启夏门，西侧为安化门；西面三门金光门居中，开远门在北，延平门在南；东三门中间是春明门，北有通化门，南有延兴门；北面三门因中部被宫城所占，所以三门开在中轴线以西的位置上，北面三门中景耀门在中间，光化门在西，芳林门在东。各城门均建有城门楼。除明德门外均设有三个门洞，而明德门为五开洞，十分壮观。当时，出入城门时，要"入由左，出由右"。管理有秩。城里南北向11 条大街，东西向14 条大街，纵横交错，形成网格布局，将罗城之内划分为110 个街坊（隋代时称"里"）。其中，长安城里的两个商业区--东、西两市共占4 坊之地，另外由于城东南角的一坊划入曲江池风景区，实际上有109 个里坊。各坊都修有坊墙，坊墙大约高3 米，各坊都形成独立的体系，好似一个个小城。里坊主要是居民的住宅，据宋代的《长安志》载，城里共有居民8 万户。坊里开设有商业店铺及手工业作坊。长安城的这种整齐划一的格局，被当时的诗人白居易生动地描述为"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