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12
夹颉、﨟缬染法的发明奠定了我国早期印染业的技术基础，是织染工匠们聪明才智的结晶，是我国印染生产技术的一项伟大发明。
（五）隋唐的造船技术成就中国的造船业，历史悠久。原始社会晚期或奴隶社会初期，先民们就开始造木船。开辟了民族造船技术的先河。经历了秦汉、唐宋、明初等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取得了辉煌的历史成就。特别是隋唐时期，造船规模之大，技术之精湛、航驶性能之优异，均处于当时世界领先的地位。
1。隋朝的五牙战舰与龙舟隋代的造船业与以前的任何时代相比，有其明显的进步。无论是战船，还是皇家使用的龙舟都建造得很有特点，均属前所未有。据《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记载，扬素在永安督造的战舰，船身高17 米以上，上层建有5 层楼，高27 米有余，可容纳800 名战士。战舰的前后、左右装有6 枝拍杆，用于袭击敌船、拍打敌人。可见，隋代已具备建造大型战舰的技术水平。
古代的龙舟主要用于划船竞技比赛，据《旧唐书·杜亚传》记载："江南风俗，春中有竞渡之戏，方舟前进，以急趋疾进者为胜。"人们又将这种活动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楚国诗人屈原于公元前278 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节，当地居民担心水中的龙吞噬他的尸体，使将船装饰成龙状，驶到江面，敲锣打鼓，以驱散水中的龙。此后，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民间每年都举行端午赛龙舟的活动。但是到了隋朝，龙舟则成为帝王出游时的享乐工具。隋炀帝多次征用几十万民工，在江南采伐大批木料，为他建造龙舟及杂船万余艘。大业元年（公元605 年）隋炀帝为游扬州，下令建造龙舟、宫船，所建的龙舟高12 米以上（隋代每尺折合现在0.273 米），阔13.6 米，长54.6 米。船上建有4 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和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126 个房间，全部由金玉装饰、富丽堂皇。
隋代的战舰、龙舟船体很大。因此，建造时，要解决船体结构的强度问题。当时，造船的工匠们在总结前人建造大型船舶经验的基础上，采用在船底铺龙骨，沿船舷纵向铺设大■，并用多很大木联接的办法，形成船体的主要受力构件。在船体的结构强度上，联接占有重要的地位，隋代龙舟就采用了榫接的办法，并用钉子加以固定。
为了保持大船的稳定性，防止倾覆，隋龙舟可能采用了压载法。公元1147年，宋代孟元志在《东京梦录》中记载宋时金明池的大龙舟"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銕（古代铁钉）铸大银样，如桌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压载方法的文字记载了。但因隋龙舟之大，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是不可能平稳、正常行驶的。至于民间船只采用压载的时间则可追溯到更远的年代了。
隋代大龙舟、战舰的建造成功，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造船科技方面所具有的创造能力，其建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2。采用先进技术的唐代造船业唐代的造船和航运事业已极为繁荣。据后晋·刘昫的《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其内河航运已遍及各江河湖海。唐代造船的产量和质量都有很大进步。刘晏在扬州曾设十所造船场，制造漕船，造船达2000 多艘，每船可载米千石。唐代的远洋海船更驰名于世界，据阿拉伯人苏■曼《东游笔记》说，李忱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大者长55 米以上，载客达六、七百人，"货船大者受万斛也"。其载重量相当于现在的500 余吨。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的船只能航行无阻。因此各国商人多愿乘中国船只，阿拉伯运来的货物都装在中国船里。
在唐代乃至中国造船史上值得一提的是，李皋创造的车轮战船。唐德宗时，工匠李皋（公元733-792 年），在总结江陵人民造船经验的基础上，制造成脚踏木轮推进船前进的战船。这种车轮战船，船身较小，不用风帆，船舷两旁各装一个车轮，轮上装有浆叶，用人脚踏动转轮，由轮上桨叶拨水，使船前进，也能"翔风破浪，疾若掛帆蓆"。《旧唐书·李皋传》记载了这项发明。这是世界上有关车船的最早记载，欧洲到了15 世纪才出现了类似的车船，比李皋的车轮船要晚800 多年。
唐代造船技术已十分先进，当时的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如江苏如皋出土的唐代木船，船上共设9 个舱，船底部采用3 块木料榫合相接，两舷和船舱隔板以及船篷盖板均用铁钉钉合，两舷船板用7 根长木，上下叠合成人字缝，以铁钉成排打入，铁钉断面呈方形，每根直径0.5 厘米，长16.5 厘米，钉帽直径1.5 厘米，隔12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叉，相距6 厘米。人字缝中间用石灰桐油填实，严密坚固。铁钉钉入船体后，外面嵌油灰并涂上桐油或漆，以防止铁钉受到腐蚀。
1960 年，江苏扬州施桥镇出土一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我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 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穿钉工艺是先开45 度斜孔，用长17 厘米、帽径2 厘米的铁钉沿孔洞打入，一穿二板，每隔25 厘米钉一根，上下两排交错布钉。底部也采用这种平接工艺。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小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轻船体自身重量。从木船的建造工艺和技术水平上讲都是很先进的。这种平接法，一直沿用至今。
总之，隋唐时代，在船舶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上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和高速的发展。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世界造船史上，创造了极其光辉的业绩。十二、结语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而隋唐五代时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成就则更为辉煌，远远超过了欧洲而雄居世界前列。
隋代著名天文学家刘焯，用等间距二次内插法计算日月的运行、岁差，准确值高于欧洲；僧人一行开世界实际测量子午线先河；唐代著名数学家王孝通首次提出了三次方程式的正根解法，对古代数学方程式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畬田技术的采用、曲辕犁的出现，以及由陆羽撰写的世界第一部茶业专著《茶经》的问世，在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隋代开凿的贯通南北五大水系的大运河，以其工程巨大、开凿技术水平高超而闻名于世；隋代著名工匠李春筑起的赵州安济桥，至今仍为世界桥梁史上的典范；以规划严谨、规模恢宏而久负盛名的世界性大都会古长安，千年不衰，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的美好的一页；在唐代，高宗命苏敬等人编著了《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的伟大宝库；雕版印刷术和火药的发明更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这些伟大的发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作出了重大的、永不磨灭的贡献。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发展史，内容非常丰富，珠玑甚多，这增加了我们民族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同时，也可从这些宝贵的科技遗产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现代的科学技术比古代要进步、发达得多，我们回顾历史，旨在以古为鉴，意在未来。古人讲，善读书者，何处非书也，见仁见智，重在善汲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唐代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撰写《中国隋唐五代科技史》的过程中，这种认识不断升腾，并支配着我们去探索那些发明创造的奥秘。
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何以形成呢？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看问题，就不难发现，隋唐上升时期的社会改革，从某种意义上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挥了决定作用，从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使难以数计的科技人才和发明创造大量涌现，并且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
隋唐五代的科技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在"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那段岁月，科技事业几尽衰竭。这一永不变更的史实，从反面警示后人，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政权统治以后，基本国策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振兴科学技术，也可以毁灭美好的事物。因此，社会改革总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这显然不能理解为"上帝的第一只手"，而是较之更有现实意义的伟大社会力量。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这两种力量相辅相成的时候，一个灿烂辉煌的时代便会像朝日一样喷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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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48/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教育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时的教育既反映了隋唐五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水平，又促进了当时社会的进步，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形态。
本书旨在以严肃的历史事实的陈述为前提，把隋唐五代的教育及其中的具体现象放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通过对当时宽松、开放、灵活的文教政策的确立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完整、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运作机制、教育内容、教材审定、教育方法的提倡；社会对人才规格的规定和选拔方式的演变、成熟以及科举考试的完整制度和方法的确立、对当时及后世选拔人才的意义；作为当时灿烂的物质文明的直接中介的实科教育及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的教育思想及其承绪等等方面的深入探讨和评价，力图从中找到那个时代教育兴衰的脉络，体悟教育发展的某些规律性，从而于现实的教育改革和实践有所鉴益和启发。
一、隋唐五代教育概述隋唐五代的教育包括公元581 年至公元960 年的长达370 余年的教育历史。这一历史时期，既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教育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中国古代教育发展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为古代社会的文明进步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一，奠定了古代社会后期重视文教、以文兴国的基本国策，使儒家学说和孔孟之道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国家法定的意义和保障。
第二，适应多民族的统一的大帝国的形成和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儒学教育为主体的层次严密，上下贯通，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完整的学校体系，并且从教育政策、方针、目标、设施、教材、教师、学生各方面给予了系统的保障。尤其是私学和书院的发展，作为古代国家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为教育力量的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对于古代社会后期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了较为客观、公正和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和人才考察制度，使社会的人才选拔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学校育人与社会选人用人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机制，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价值取向和积极向学的风气。
第四，建立和实施了系统的实科教育体系，使古代教育具有了多元化的结构和功能，对于当时社会物质文明走向鼎盛发展，发挥了实际作用。
第五，在教育思想上，适应儒学思想的第二次变革，在总结前人的理论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了经学教育思想向理学教育思想转化的方式、途径及其理论形式，初步提出了理学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为宋以后理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了理论准备。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空前繁荣，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而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又反过来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隋唐五代三百多年时间，是中国古代社会走向鼎盛的时期，古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空前繁荣和昌盛。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政权，维护其统一的政治统治，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基础和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都自觉地采取了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些改革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和物质条件，使教育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和发展，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集中的、等级分明的教育体制和管理体系；要求有统一标准的教育内容和配套成龙、自成体系的教育方法等等，而这一切又反过来客观地促进了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古代社会的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达到了一种相当的和谐和统一。
（一）帝国初创与隋文帝文教政策的摇摆隋承北周而立国。北周晚期外戚隋国公杨坚总揽朝政，公元581 年废周静帝，立国于长安，改元开皇。公元589 年灭南朝陈国，从此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三百多年的战乱和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虽然隋朝国祚太短，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但它在客观上为唐朝的继续改革探索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构思了基本的思路和规模框架。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在政治体制上，隋的中央官制废除了北周所置的六官，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地方官实行州县两级制。这一措施不仅裁汰了一些冗官，提高了工作效率，为政府节省了开支，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政治的统一。军队管理实行府兵制与均田制结合，"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隋书·高祖纪》），这一措施不仅加强了政府的武装力量，而且将军事统率权集中到中央政府，支持了中央权力的上升。此外，宽简刑制，缓和了社会矛盾。用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破了门阀大族把持选举的局面，把选举权集中到中央吏部，这不仅削弱了地方士族的势力，加强了皇权，而且也利于当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上，隋唐继续实行均田制，一方面限制了地方贵族对土地的兼并和地方豪族势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和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大运河的开通，消除了南北经济交流的障碍，逐渐形成了东西二京两个最大的商业都市。西京长安有东西二市，东市名都会，西市名利人，"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隋书·地理志上》）。东京洛阳有三市，东市名丰都，"市周六里，通门十二，其内一百七十二行，三千余肆。甍市齐全，遥望一加，榆柳交荫，通渠相注。市四壁有四百余店，重楼延阁，互相临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积"（《大业杂记》）；北市通远，周围六里，"其内郡国舟船，舳舻万计"（同上），国内边疆少数民族和外国商人都曾入市交易，可见当时商业贸易是相当繁荣的。
伴随着政治经济的改革，隋朝统治者在文教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由于历史的大转轨，对新旧意识形态的选择和新旧意识形态本身的转化以及适应新社会的功能所必需的调整，隋朝的文教政策在肯定传统儒家学术的基本思路的前提下，曾出现过某种动摇和怀疑。
一方面，在肯定儒学的同时，对佛、道二教也并不放弃。隋文帝杨坚幼年时寄养在智仙的尼寺里，十三岁才还家。周武帝灭佛，智仙隐藏在杨家。预言隋文帝日后会做皇帝。重兴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对群臣宣称"我兴由佛法"，大力提倡佛教。实质上，隋文帝已经认识到佛、道、儒三教可并用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帝即位之初，于开皇元年（公元581 年）即"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由官府写经置寺内，风靡全国。于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百倍"（《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大抵东汉迄南北朝时期，是其被中国文化吸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贡献主要是翻译经典，其次才是阐发义理，而隋唐时期，是佛教的融化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佛教徒的主要贡献是创立宗派（学派），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哲学。这一工作随着隋文帝对佛教的提倡而逐渐开始了。
道教尽管在争夺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隋统治者对其基本采取调和的态度，不仅儒道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和儒学也可以调和。隋炀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
另一方面，对儒学的态度也时冷时热，时扬时抑。隋文帝杨坚认识到，三教虽可并用，但作用不同，要使人民顺从地遵守忠君孝亲的人伦道德，服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训练从政的官吏，便要依靠儒学。故儒学又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推崇。
自从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学定于一尊，曾促进了儒学教育的蓬勃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玄学、佛教和道教相继兴起，儒学一度衰微。隋统一中国后，在三教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儒学开始有所复兴。文帝即位，曾采纳牛弘建议，广泛征集儒学经典。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完毕，原书归还本主，由此搜得不少异书。灭陈后又得一批江南图书。分散的书籍集中在朝廷。当年周武帝时，积累书籍已满一万卷，灭齐得新书五千卷。如今共有三万七千余卷，含重复本达八万卷。隋文帝又使人总集编次，称为"古书"。选工书之士，补续残缺，写出副本，与正本同藏宫中。隋炀帝时，又将儒学经典加以整理分类，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分统于经、史、子、集四类，成为后来史籍分类的正统方法。炀帝将所有书藏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厢。东厢藏甲乙，西厢藏丙丁。殿后起二台，东为妙楷台，藏魏以来书家手迹；西为宝台，藏古画。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 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 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 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
3。"大阐文教"的措施及成就在"守成以文"的方针指导下，李唐王朝采取了许多"大阐文教"的措施，为发展社会文化教育，提高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尊孔崇儒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伊始，即"颇好儒臣"，除设立儒学外，于武德二年（公元619 年）下诏兴仕崇儒，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时致祭。又于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亲自到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并令僧、道和国子博士相互问难，因而使"学者慕响，儒教聿兴"。这是在文教政策上崇儒的重要标志。
唐太宗李世民更是"锐意经术"，在其仕秦王时，就在王府内设立文学馆，召集名儒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共议天下大事，"登位之后，益崇儒术"（《新唐书·褚亮传》）。即帝位后，又设立了弘文馆，选拔天下儒家学者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学士，同他们讲论经文，商论政事。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下令取消周公祠，专立孔子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自此，全国学校无不遍设孔子牌位，官学祭孔沿袭成习。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诏各州县学皆立孔子庙。贞观十一年（公元637 年）诏尊孔子为宣父，在兖州设庙。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设崇贤馆，招集儒生研究经术。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诏求前代通儒子孙，特加引擢，并下诏优赏梁朝的皇侃、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重，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朝的何妥、刘炫等前代名儒。是年还亲率百官至国学，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对祭酒、博士及优等生分别赐帛。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诏天下诸州，举儒术通明、学堪师范者，具以名闻。大量征集有学识的儒生为学官，大力提拔精通儒术的官员，让他们居于高位以奖励儒生学者。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 年）诏以历史上著名的儒家、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德、戴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配享孔子庙庭。李世民还大收天下儒生，"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赐帛给传（驿站车马谓），令诣京师"，授以"博士"、"助教"之职。贞观六年（公元632 年）授冀州人孔颖达为国子司业，十二年（公元638 年）拜国子祭酒；征魏州人司马才章为国子助教，王恭为太学博士；贝州宗城人盖文懿为国子博士；精通《毛诗》、《礼记》的许叔牙为太子洗马，兼崇贤馆学士；繁水人马嘉运，贞观十一年拜为太学博士，分经教授学生，"未终经无易业"。李世民都给他们以优厚待遇和很高地位。李世民曾亲自著《帝范》二十一篇，阐述儒家的帝王术。他选择了儒学作为其建立统治秩序的主要思想工具，力图从儒学中寻求制度、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他宣称："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由此可以想见其尊崇儒术的程度。其尊崇儒术的目的亦跃然纸上，是依靠儒术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以维护其政治统治，把儒术视为决定其政权存亡的根本。
太宗以后诸帝，也基本上都是尊崇儒术的。唐玄宗李隆基为太子时，就曾亲去太学大开讲论。即位后，又多次下诏州县及百官举荐通经的人才，并曾在秦坑儒的地方为遭难的几百儒生立祠宇，以示重儒，提高儒士地位，还以掌握儒术为用人标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把孔子抬到了帝王的地位，并赠孔门弟子数十人为公、侯、伯。次年，应国子祭酒刘瑗所请，释奠日群宫官道俗皆应赴国子监观礼，并定为常制。唐代宗李豫说他自己是"志承理体，尤重儒术。。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旧唐书·代宗本纪》卷十一）他亲到国子学释奠，宰相以下的大官和六军军将都去听讲。唐文宗李昂、宣宗李忱时曾诛杀和流放道士，唐武宗李贤毁佛等行动，都是与崇尚儒术有联系的。
唐朝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还体现在《唐礼》和《唐律》上面。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屡次制"礼"，《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便是集其大成。"唐礼"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以孝悌为礼教之本。唐代极力提倡孝道，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在提倡孝道的后面，表现的是"欲求忠臣，必于孝子"的伦理政治教育的思路。李唐王朝同时把"礼"作为"堤防"的工具，其中贯彻着"三纲五常"的精神。唐代统治者采用儒家的政治思想，是表"礼"内"法"的。《唐律》就指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法典化，使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具有了法律的保障。
（2）统一和诠释儒学经典儒家经文（当时主要是指《易》、《诗》、《书》、《礼》、《左传》等"五经"）是儒家全部政治、哲学、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和文化结晶。由于西汉以来，儒学经典的烦琐和谶纬神学的盛行，以及魏晋南北朝玄学的侵蚀，大大削弱了"五经"作为儒家思想的统治作用。唐太宗基于政治上的要求，认为儒学多门、章句繁杂、异说纷纭，给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儒学作统治思想的权威性。为了发挥其作用，必须重振儒术，对儒经加以整理和统一。太宗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经籍去圣人久远，文字诈谬"。于是，贞观四年（公元630 年），唐太宗命国子祭酒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文字"（《贞观政要》卷七）。颜师古对五经文字"多所厘正"，三年始成。又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召集诸儒对新编《五经》进行讨论，诸儒多有指责，"异端峰起"。颜师古都一一加以辩答，并取晋宋古本，"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唐太宗称善良久，赐颜师古帛五百匹，加授通直散骑常侍，并颁布新编《五经》于天下，"令学者习之"。唐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易》取王弼，《书》取孔安国，《诗》取毛传、郑笺，《礼》取郑玄，《左传》取杜预，《公羊》取何休，《榖梁》取范宁等人传注。贞观九年（公元635 年）颁布全国，令士子诵读，作为学校教本及科举考试录取的依据，以统一思想。这个"五经"定本颁行以后，使"五经"有了标准本，诸经文字完全统一，克服了以往因文字不同而理释各异的弊病。《五经正义》有的采纳了汉代的解释，有的采用了魏、晋的解释；既吸取了汉代的经学和谶纬神学的因素，也容纳了魏晋的玄学思想，表现了唐代儒学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特征以及融合各家学术的趋向。《五经正义》的撰定与颁布标志着儒家经典的统一和正统地位的确立，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有力的统治工具。撰定《五经正义》对于教育和选士也有着重大的影响，由此，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又趋于统一，科举取士以儒经为准，有了准确、标准的统一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