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15
太学 设博士、助教、典学、掌固等。学生，武德初为一百四十人，龙朔时为七十人；开元、天宝时为五百人。东都太学十五人。
四门 学为北魏孝文帝始置。唐代设有博士、助教、直讲、典学、掌固等。武德初，学生为一百三十人；龙朔时为三百人；开元、天宝时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为品官子孙，八百为民间俊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为三百人。东都四门学五十人。
律学 起始职司无考，唯《晋书·百官志》有律学博学。隋朝设律学，隶大理寺；属职业教育性质。武德初，置律学，隶国子监。教师为博士、助教。学生，龙朔二年为二十人；开元时为五十人。元和时，东都律馆十人。书学 隋置，唐初废，贞观二年复置。设博士、助教，以小学，书法等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八；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时为十人。东都书馆三人。
算学（将在后面"科技科育"中详论） 隋置。龙朔二年隶国子监。设博士、助教，以各种算经教授生徒。学生，龙朔二年为十人；开元时为三十人；元和二年为十人。东都算馆二人。
除各学的情况而外，中央各学还有一些共同的问题：释奠制度 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各立庙一所于国子监。贞观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教育机构第一次专祭孔子之始，以后成为一项制度。有唐一代，孔子的地位不断提高，荣衔、封号接踵而来。唐朝诸帝都很重视弘扬儒学，从高祖到昭宗，皆亲临国子监释奠，皇太子释奠则更为经常。祭礼之后，各学校大开讲论，中央各学由国子祭酒、司业讲论，州县学校则由博士讲论。招生与配学 唐代通过教育立法，完成了生徒的招收与配学的管理。唐代的几种成文法典中，有不少关于生徒招生与配学的条款，规定中央官学招收普通科14-19 岁的生徒（唯律科招收18-25 岁的进学者），这一规定仅是对皇亲国戚、功臣勋宦子孙入学年龄上的限制，到底入哪一所学校，全在于出身与官品级别。州县平民子弟，符合法定年龄条件的也未必就能进入中央官学就读，必须经地方学校逐级淘汰，选送其中能通一经以上，天资聪颖的俊异者，并且指定只能进入程度较低的四门学。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结合自己学校的规模，制订招生计划。《唐律》等法典规定在校生徒人数限为三百人，国家有关部门依法拨给相应的公膳费和杂用费，并负责投资建筑三百人的宿舍。所以，中央及地方官学均参照学生毕业离校人数制订招生计划，毕业离校人数亦即该年度招生人数，否则，超过了国家法律规定的员额，学校难以承受。国子监招生计划的制订程序，大约经过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各学将已毕业离校腾出的宿舍间数呈报国子监，不得谎报或有讹误。第二步，由国子监将各学呈报的宿舍间数汇总，如实报送礼部。第三步，经礼部审核后，按宿舍数定额下达招生人数。各学的招生计划，彼此泾渭分明，充分体现出有关法典中规定的受教育特权等级的精神。生徒符合入学年龄要求，国子监即根据其父辈或祖辈品级，配以相应的学校。唐初，国家教育机制尚未建立，对于生源资格没有系统而严格的规定。国子监除皇宗、贵族、大官僚子孙外，普通官吏及庶人子弟亦可入学。贞观时，随着国家各项政令的颁布和制度的确立，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标准都得以制订，各阶层人士的子孙，均按其品差身份的各异而入不同等级的学校读书。
国子学招收学生的标准为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新唐书·选举志上》载："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三品，县令、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子为之"。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以文武："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例定学生员数为一千三百人，其中五百人为学生，八百人为"俊士"。所谓俊士是指州县学生中聪悟有文辞、史学者，以及乡贡不第而愿入学继续学习的士子。四门学是官民子孙混成的学校，既招收低级官吏子弟，也对地方士绅子弟开放。《新唐书·选举志上》载："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入学标准相同，但因其为实科性质的学校，故为士大夫所不屑，招生对象主要是下级官吏子弟和庶人子弟。《大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载："文武百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为主者"。国学是唐王朝中央政府的高级学府，不仅汉族士子可以入学，各少数民族首领也可派遣子弟入学。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后，"渐慕华风，乃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旧唐书·吐善传》）。勃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新唐书·勃海传》）在国学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学校也注意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贞观十五年（公元641 年），南诏王请以大臣子弟在成都就学（《新唐书·南诏传》）。为了解决少数族子弟入学以后语言不通的困难，学校内还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文字，如高昌王"派子弟到长安国学，文字用汉字，也兼用胡书。"（《通典·边防典》）各族子弟在长安国学学习，学成以后，或留京师，或返回本族，使各族文化得以互相交流，互相渗透。汉文化迅速传播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在那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西域高昌王的屋里就挂有鲁哀公问政孔子的画像。他们还采用汉人的官号，开办学校，集中官员子弟教授《毛诗》、《论语》、《孝经》等古代典籍。
除入学资格有严格规定外，各学的学额也有差别。国子学额三百，太学学额五百，四门学额一千三百，律学学额五十，书学及算学学额各三十。入学年龄一般为14 岁到19 岁，律学学生限18 岁到25 岁。学生入学须缴纳束脩，以示对教师的敬意。据《文献通考》载："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年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者行束脩之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皇子拜师同样也要行束脩之礼："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壶二斗，脩一案三脡，皇子服学生之服，至学门外陈三物于西南，少进，曰某方受业于先生敢请。见执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还避。遂进跪取篚。博士受币，皇子拜访，乃出。"
束脩礼在孔子时代早已实行，所不同的是唐代由国家规定实行，礼物的轻重随学校性质而有差别，学校教师也根据级别接受礼物。学生至送的礼物，分为五分，博士得三分，助教得二分。这种束脩的致送，仅具有象征性意义。它是一种隆重、严肃的入学仪式，除有尊师以重教的含义外，还起一种增进师生感情的作用，教师并非靠此维持生活。
唐政府对中央六学的学生免费供给膳食。据史籍所载，天宝十五年（公元756 年）因上都失守，两京馆学廪饲之制度绝，以致学生流散。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因诏进学生在馆学习，令度支给厨米，禀饲如故。正因为如此，有人不为学习，而为混吃混住入学，还有人不想读了，又不办理退学手续，把自己的宿舍和名额私自转让给亲友去冒名顶替。针对这种情况，好几任祭酒都主张严格"给厨"和宿舍管理制度，以整顿学校纪律。
在唐代中央太学中，除正规的学生之外，还有许多旁听生或"游学生"。唐代考取官员和各地来京的游学才子，都享有入太学执经求教的权利，他们不列入正式学生的名籍，其就学旁听的时间，完全由求学者自行决定。《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附则之传》说："则之，以室宗历官，好学，年五十余，每执经诣太学听受"。李则之入太学习经，是在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当时他早已入仕为官，但惇学之心所致，五十余岁仍好学不止。《韩昌黎文集》卷六《施先生墓志铭》记有："贞元十八年（公元802 年）十月十一日，太学博士施先生丐卒，其寮太原郭伉买石志其墓，昌黎韩愈为之辞。曰：先生明毛郑诗，通春秋左氏传者，皆其弟子。贵游子弟时先生说二经，来太学帖坐诸生下，恐不卒得闻。。。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学者十九年。"施丐于德宗初入教太学，十九年间，以讲授毛诗郑注和左氏春秋得名，京城朝官有许多人就其门求教。可见，唐代的成人教育是择人而师，求学者与太学正式学习共同听讲学习，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一大特点，接受成人教育的士子，大都是相当的儒学和文学基础，他们就读于太学，目的有的是为了释清读书自修时遇到的疑惑，但大多数则是希图从殚哈之师，以勉力求进。则天朝宰相张柬之，其孙张轸"年九岁，以母氏宿愿，固请为沙门。自削发缁流，持衣绀宇，内求三藏之实，外综六经之微。。。初闻遗旨，兄之诫弟，再有忠告者哉。所以曳长裙，游太学，不滔不黩，为宠为光，寻以进士甲科拜河南府参军事。"（《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五四唐二六《唐故河南府参军范阳张府君墓志铭》）张轸幼时出家，佛儒兼习，后在兄长及友人的劝诫下脱佛还俗，入太学读书，终以进士及第。张轸以其祖父之荫，本应入弘文、崇文馆就学，然而他却就读于太学；唐代各级学校的学生入学年龄限制为14至19 岁，张轸为沙门的时间虽不可考，但从其应入贵族学校而未入的情况分析，很可能是因还俗时已年过19 岁而入太学就读的。唐代太学还是社会文化场所，才华高洁的士人在太学所发表的言论或诗赋文辞，很快就会传遍京城。诗人孟浩然"年四十，乃游京城。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称道之"（《新唐书》卷二○三《孟浩然传》）。集国家正规教育和成人教育于一堂的太学，在严格正式学生身份等级的同时，又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把教育的幅射面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拓性贡献。
师资 唐代中央六学的教师有博士、助教、直讲等。博士负责分经教授诸主，助教辅助博士分经教授，直讲辅佐博士和助教。博士相当于主讲教师。唐政府十分重视师资配备，精选天下贤良文学，淳师老德之士和具有各方面专业知识的大师担任。祭酒对太学国子学的教师也有荐举和选举的权利，《文献通考·学校》载：唐朝时，朝廷曾"委国子祭酒选择有经艺、堪训导生徒者以充学官"。
根据唐代《大唐六典》、《唐律》以及《开元礼》等成文法典，大致可以推知唐代各级各类学校教官编制情况及与学生的比例。唐代诸法律中有关教育的条款明确规定：国子学置博士七人，助教和直讲各五人；招收生徒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为1 比25；太学设置博士六人，助教六人，招收生徒五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几近1 比45；而四门学置博士、助教、直讲各六人，招收生徒一千三百人，教官与学生之比近1 比72。唐代教官编制与师生比例，是根据国家政治发展条件与经济负担能力确定的，经过了较为准确的规划和预算。这方面的管理措施表明，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层次较高的官学，为了保证人才的质量和规格，可以降低师生之比，使教师有充沛的精力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对于程度较低的官学，则扩大师生之比，广置生徒，既可以满足社会需要，还可以以较小投资收到较高的效益。通过法典形式将这些内容固定下来，可以控制教育的暴生暴长，不致使学校人满为患，也不会导致师生之比失控而使学校陷入紧张混乱之状。
中央六学教师的官品与薪俸各不相同，如国子学博士须有五品以上资格；助教须有七品以上的资格；太学以下，品级渐低。据载，大历十二年（公元777 年）博士的月俸自二十五贯至二贯不等；助教自五贯三百文至一、二贯不等。
唐代重视对教官的管理，《唐律》上也有对教官惩罚的条款。唐代诸法典明文规定，祭酒、司业及其它教官对于受政治窳败、社会颓废的影响，学行偷惰、不顾廉耻的生徒，必须积极训导，及时劝阻，无使蔓延；否则稍有松懈，有司纠察，追究责任。此外，无论是中央官学或地方官学教官的选拔和待遇、职责和讲课制度等等管理措施，也都通过立法及各种成文法典予以规定。
课程设置与修业年限 唐代国子监中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贵族学校的弘文、崇文馆，以及地方府、州、县的经学，均是修习儒家经典的学校，其课程设置体现在教学计划中，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专业课三类。据《唐令拾遗》、《大唐六典》等记载，必修课为《孝经》和《论语》；选修课约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国语》、《说文解字》、《字林》、《仪礼》、《周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共九经，修习时间各为三年。《毛诗》、《周礼》、《仪礼》，唐代称为中经，修习时间各为两年（《大唐六典》为两年半）。《周易》、《公羊传》，《榖梁传》和《尚书》，唐代称为小经，《新唐书·选举志》记：《周易》修习二年（《大唐六典》为二年半），《公羊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榖梁传》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尚书》修习一年半（《大唐六典》为一年）。
律学则以历代律、令为专业课，以历代格、式为基础课。书学以《石经三体书》、《说文》、《字林》为专业课，兼习其它字书。修习时间：《石经三体书》为三年，《说文》为二年，《字林》为一年。算学分为两个专业，第一专业学习《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和《缉古算经》。《记遗》和《三等数》是两个专业的公共课。第一专业的课程为：《九章》、《海岛》共修习三年；《孙子》、《五曹》共修习一年；《张丘建》一年；《夏侯阳》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第二专业的课程为：《缀术》修习四年；《缉古》修习一年。作为公共课的《记遗》和《三等数》，共修习一年。
国子监各学在学最长年限为九年，律学生为六年。凡在规定的修习年限内未能科举及第者，皆"槚楚监司，退归州学"（《唐会要》卷三十五《学校》）。中央各官学及地方州县学校的生徒，学习之后，由国子祭酒申送礼部进行科举考试，不中者，复归本校继续学习。凡"诸六学生，有不率教者，则举而免之"（《唐令拾遗》卷十《学令》）。《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载："不率教者，则申礼部。国子不率教，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齿。"尽管政府这么规定，由于士子趋于利禄，务在出身，这九经有名存实亡的情况。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谙读。《周礼》、《仪礼》、《公羊》、《榖梁》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杨玚为国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又《周礼》、《仪礼》及《公羊》、《榖梁》殆将废绝。"（同上）据此，可见在唐朝兴盛时期，有些经书念的人已经不多了。
休假制度 唐代各学馆、学校的休假由中央统一安排，分为常假和国家制假两种。常假又有旬假、田假和授衣假之分。旬假为每隔十天休息一天，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田假在农历五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假期各十五天。学生在这两个假期中，可以归乡省亲。凡路程在二百里以外的，还给予路程假。学生家中有婚丧嫁娶之事，或因其它事情不能按时返校者，可续假至一百天。直系亲属因病需膝下侍奉照料者，给假二百天。
国家制假为传统节日、祝日和诞辰日，大约有元日、上元节、寒食清明节、佛祖降生日、各皇帝的诞辰及唐高祖李渊的诞辰。元日为正月初一，即春节，全国休假三天，学生亦不例外。上元节是正月十五，放假三日。寒食清明节在农历四月四日，休假天数常有变动。佛祖降生日为祝日，是释迦牟尼的诞辰，在农历四月八日，规定休假一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是老子的诞辰，唐代称降圣节，休假一日。李渊是唐朝第一个皇帝，为纪念其开国之丰功伟绩，天宝五年（公元746 年）定每年二月十五日李渊诞辰日休假一日。此外，唐代各皇帝均把自己的诞辰作为节日来庆贺，全国给假一日。
考试 唐代中央六学在考试方面有一定的规定，考试类型大致有以下几种：旬考。 学生在学期间，每月十日举行一次考试，由各学校的主讲教师主持。考核学生在旬日所习功课，分诵读和讲解两部分，背诵一千字，讲解两千字。每背诵一千字内试验一帖，帖三字。每讲解两千字内问大义三条。成绩评定为二等，答对试题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及格，以下者为不及格。
月考。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国子祭酒冯伉奏："其礼部所补学生，到日亦请准格帖式，然后给厨。后每月一度试，经年等第不进者停厨。鎯旨从之。"所以元和以后，又实行"月考"，但这时"旬考"可能已经废止。
"年考"于年终举行，就一年所学课程，口问大义十条，通八条为上等，六条为中等，五条为下等（不及格）。律学生在学六年，其他诸生在学九年，岁试三次列入下等，不堪贡举者，罢归。毕业考，于应修学程期满成绩及格时举行，由国子祭酒监考。诸学生通"二经"，"俊士"通三经，已及第而仍愿留学的"四门学生"补"太学生"，"太学生"补"国子生"。必须指出，这种升格仅表示地位的提高而已，并非表示学业的递进，因为四门学、太学与国子学的学业程度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学生成绩优秀的，由监司简就，取其中成绩最佳的二三百人举送"尚书省"和"乡贡"同受"礼部"考试。教学形式及方法 唐代各级各类学校一般均采用集中讲授的上大课形式。教学方法大致有讲论、问难、诵读和读书指导四种方式。讲论分为制讲和常讲。制讲是在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春秋释奠孔夫子庙以及皇太子齿胄学时举行。《通典》卷一一七《礼典》载：皇帝或皇太子视学，文武百官皆随从，国子监教师要开论讲。凡登堂讲论者，大都为当时名儒。这种讲论，旨在宏扬儒学，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项重要仪典。因此，讲论者只能泛泛而谈经典大义，并不像日常授课时那样逐章逐句地阐述其微言大义。
常讲是指各级各类学校日常课程的讲授，它不同于制讲的宏盛，而是以知识的传授和详微细致地阐发精义为目的，旨在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门课程所规定的内容。各学校的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汉儒讲学，只限在经典的考据与经文的解释上，故后世称之为考据学家。这种讲学方法，尽管有精密搜求实事求是的精神，但不免流于繁琐，把经文弄得支离破碎，只在断简残篇中讨生活，无益于独立思考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汉代经学讲授中，特别注重遵守师法和家法。这是汉代为确保师师相传的经说不至"走样"，以保证政治思想的高度统一而采取的措施。所谓师法，是指传经时以汉初立为博士的经师的经说为准绳，例如《公羊春秋》就以董仲舒所传的经说为"师法"。后来，大师的弟子们在传经时又有所发展，形成一家之言，这就叫"家法"，后汉就有"颜氏公羊"与"严氏公羊"两大家。师法与家法的根本要求是在讲经时要有根有据，不能凭己意发挥。这种方法直到唐初，仍然是儒家说经的正统方法，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仍守此法。在这种师法和家法森严的情况下，不仅对于经学讲义要绝对服从，甚至寻句不知贯通，这种"修家法"、"依章句"的讲学方法，其弊在于只有模仿，没有创造。所以，两汉四百年间，儒家学术思想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唐代一些学者却冲破了这种森严的"师法"与"家法"的樊篱。据文献记载，唐代经科学校许多博士，既学识广博，又善于讲解，而且在讲学过程中敢于发挥自己独立的见解，并不照本宣科。如陆德明讲经"随端立义，众皆为之屈"。又如博士徐文远讲经"多立新义，对先儒异论，皆定其是非，然后诘驳诸家，不出己意，博而且辩，听者忘倦"等等。当时的教学方法，有讲有读，读即自学，学生自己阅读钻研经文，背诵经文与注疏。在自学过程中，同学间亦相互讨论，辩明经文。就时间比例说，自学占的时间比较多。这种重视自学，虽然是和当时学额多，教师人数少的情况有关，但它对于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学生行为的管理 唐代学制规定有田假和授衣假，学生于假期可归家省亲，但必须按时返校。凡开学满三十天而未报到者，或因请事假超过一百天者，以及因直系亲属有病而请假侍候满二百天者，皆予以除名，令其退学。在校期间，学生不得无故喧哗，更不许打架斗殴、悖慢师长。《唐会要》卷六六《国子监》载："无故喧哗者，仰馆子与业长，通伏领过，知馆博士则准监司条流处分。其中事有过误，众可容恕，监司自议科决。自有悖慢师长，强暴斗打，请牒府县锢身，递送乡贯"。
唐代还通过法律，加强了学校生徒的行为管理与控制。唐代统治者在采取用儒家思想教化的同时，还注重用法律手段威逼生徒就范。中央官学的生徒绝大多数来自品级极高的勋官名卿家庭，他们中许多人无视学校教官的教诲，对此，唐代法典中规定，如果生徒的行为逾越规范，则绳之以法。因国子监实行公膳制度，不少被开除的生徒改名入监，以图免费进餐。国子监又规定，一发现此类生徒，立即"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如果生徒的行为越轨，触犯了刑律，须按法典中的条款治罪。《唐律》规定，生徒殴打师长，则杖四十；若斗殴无品博士，刑罚加凡人二等，合杖六十；殴打九品以上博士，合杖八十；打伤五品博士，则于本品上累加之；如果将受业教官殴打致死，合斩勿论。《唐律》等法典还规定，生徒在学三年，不回家探看父母亲，该校必须以道德训喻，启发诱劝，勉之归觐。否则，依法给予惩罚。
但是，尽管条例严明，中央官学的办学情况并不如人意，学校风气不好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学校纪律十分松懈，教学秩序极不正常。生员当中，赌博猜拳即所谓"樗蒲六博，酗酒喧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者有之；无故旷课即所谓"服勤多阙，仰止徒虚"（《文苑英华·判八·惰教》）者有之；吵架打架即所谓"争论形于颜色，各持捶以相打"（《文苑英华·判九·教授文书》）者有之。更有甚者，"悖慢师长，强暴斗打"（《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学生竟然打老师。对此，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有逼真的记录：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值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猝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也。遂退讬乡间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柳河东集》卷三十四《书》）
中央官学已经混乱到了人们过其门而"不敢跼顾"，见其徒而"何能仰视"，闻其事而"恟骇怛悸"的地步，唐政府自然要进行整顿。可是，不整顿还罢，一整顿更加酿成事端。如开元年间，"学徒渐弛"纪律很差，国子祭酒阳峤"课率经业，稍行鞭策"，采用严格考试加轻微体罚的办法予以整顿。结果，"学生怨之，颇有喧谤"，一群学生在一天夜晚将阳峤打死在街道上。学生打死校长，实在骇人听闻。最后，玄宗下令"杖杀无理者"，风波"始息"（《旧唐书·良吏传下·阳峤传》）。然而，每当朝廷搜捕"凌慢有司，不修法度"的学生时，学生们往往又"咸闻惊惧，莫敢保安"了。在一片混乱状况中，生员势必学业荒疏，"艺业不劝"，"文章帖义不及格限"者比比皆是，而"特殊于众人者无几"（《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培养出来的有用人才不多。诗人韦应物诗云"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姚宽《西溪丛话》），而在唐代的知名之士当中，像韦应物这样上过太学的，真是寥若晨星。元和元年国子祭酒冯伉在其严肃学规的奏书中提出："有具艺不勤，游处非类，樗蒲六愽，酗酒喧争，凌慢有司，不修法度，有于一比，并请解退。。。访问以来多改名却入，起今以后，如有此类，请送法司，准式科处。"（《册府元龟·学校部》卷六○四）这个奏书虽然目的是要求整饬学风，它也反映了当时官学教育已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2）弘文馆、崇文馆和广文馆弘文馆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机构。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 年）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九年（公元626 年）改为"弘文馆"。设学士，"掌详正图书，教授生徒。"同年九月，太宗即位，大阐文教，于"弘文殿"中聚四部群书二十余万卷，并于殿侧置一弘文馆，选贤良文学之士，如虞世南、姚思廉、褚亮、欧阳询、蔡允恭、叶德言等人，以本官兼学士，轮流值宿馆中，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文义，或商量政事，常至深夜方罢。褚遂良受命检校馆务，号为主馆主。当时弘文馆还仅为一研究和咨询性质的机构，尚未成为作育人才之所。贞观元年（公元627 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其后又置讲经博士。弘文馆的名称及学官设置亦几经变化。神龙元年曰昭文馆，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公元706 年）曰修文馆。景龙二年（公元708 年）置大学士四人，以象四时；学士八人，以象八节；直学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时。景云中（公元711 年间），减其员数，复称昭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又曰弘文馆，置校书郎，又有校理、雠校错误等官。长庆三年（公元823 年），与详正学、讲经博士皆罢，颛以五品以上曰学士，六品以下曰直学士，未登朝为直馆。这些变化并非实质性的，弘文馆仍一直是专门收藏、校雠和研究儒家经典的经学。但它的学额一直很少，玄宗开元七年仅置学生三十八人。此后，该馆逐渐从一个皇家高级图书馆转变为高级学馆和国家政治研究院，在研究和整理古籍方面成绩突出，即有"学士掌详正图籍"，又有"校书郎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分工十分细密，"四部书"分类法即由该馆首创。入学资格限于皇帝缌麻以上亲属，皇后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宰相、散官一品、京官从三品的儿子。属贵胄学校。学科与国子学等相同，但不少学生养尊处优，故程度较低，《唐六典》上有"试取粗通经义"之说。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在东宫置崇贤馆。设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生徒；设校书郎二人，从九品下，掌校理书籍。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 年）太子宏请于崇贤馆置学士并置生徒，始置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缌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散官一品中书门下平章事，六尚书，功臣身食实封者和京官职事正三品的子孙，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的子孙，为之。上元三年（公元676 年），因避太子名改为"崇文馆"，"学士"掌理经籍图书，兼授诸生。又置"校书郎"二人，以及"令史"、"典史"、"揩书手"等人员，学生的课试和选举，一如弘文馆。开元七年（公元719 年）改校雠曰校书郎。乾元初（公元758 年）以宰相为学士，总馆事。贞元八年（公元792 年）隶左春坊，有馆生十五人。
由于弘文馆、崇文馆不仅教授生徒和负有校雠经籍的任务，而且"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新唐书·百官志二》），所以更受统治者的重视，在官学教育制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它的教育质量却比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低。《唐会典》云："其弘文馆学生虽同明经进士，以其资荫全高，试取粗通文义。"又据《唐会要·贡举下》云："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敕文弘文、崇文生缘是贵胄子孙，多有不专经业，便与及第，深谓不然。自今己后，一依令式考试。"由此可见，二馆生门资高，入学要求标准低，平日学业考试和毕业考试松弛，加之他们都是贵胄出身，养尊处优，求学自然肤浅。所以其学习程度，实不如其他三学。
广文馆是唐玄宗为了笼络人才，于天宝九年（公元750 年）下令设置的。附设于国子监，规格与太学同，专习进士业，"掌领国子学生业进士者"（《新唐书·百官志》）。有学生七十人。有人认为广文馆是为当时著名才子郑虔而添设的。确实，郑虔与广文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史称郑虔闻命任"广文博士"，"不知广文曹司何在，诉宰相，宰相曰：'上增国学，置广文馆，以居贤者，今后世言广文博士，自居始，不亦美乎'，郑虔乃就职。久之，雨坏原舍，有司不复修完，寓治国子馆，自是遂废。"（《新唐书·郑虔传》）广文馆是个不受重视的冷衙门，杜甫在《醉时歌》中写道："诸公兖兖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地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而郑虔也"以不事之"，上班之际，常把马系在官舍阶上，"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杜甫《戏简郑广文虔兼苏司业》）。到至德年间（公元756 年～758 年）广文馆就被废撤了。
（3）崇玄学建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据《新唐书·百官志二》云：开元二十五年，置崇玄学于玄元皇帝庙。天宝元年两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百人。每祠享以学生代斋郎。二载改崇玄学曰崇玄馆。博士曰学士，助教曰直学士。置大学士一人，以宰相为之，领两京玄元宫及道院，改天下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曰道德博士，未几而罢。宝应、永泰间学生存者亡几。大历三年，复增至百人。
唐朝统治者之所以设崇玄学，是因为老子姓李，被他们视为始祖，称之为玄元皇帝，所以特崇道教，借以巩固其政权。早在开元七年，唐玄宗李隆基即亲注老子《道德经》，命王公以下皆诵习之之后，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 年），不仅诏两京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而且诏诸州亦各置玄元皇帝庙和崇玄学各一所。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西京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诸州无常员），学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三年学成后，每年随"贡举人"例送至"门下省"，依"明经"例考试任用。崇玄学虽然不是研习儒家的经学，但它仍属于经学教育的范畴，其学习内容虽限于老庄学说，但学生的出路准许按明经举送。
2。唐代的地方官学唐代地方机构基本上实行州县两级制。边远要冲地区，各大州设大都督府，中下州亦设都督府，兼管地方和军队。唐朝的地方学校制度适应中央集权和科举制的需要，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各地管辖范围大小和人户多寡，设立京都学，大、中、下都督府学，上、中、下州学，京县学和上、中、下县学。
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武德七年（公元624 年）又下令："州县及乡里并置学"（《唐大学令集》卷一○五《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学》）。开元年间，在《唐六典》中规定了州县学生员名额：京都学生八十人；大、中都督府和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畿县、上县各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
唐代各级地方政府除设有经学外，县以上还设有医学和崇玄学。武德初沿袭隋制而设经学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此后，其名屡有变更。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诸州府学博士，改为文学"。贞观三年（公元629）敕州府置医学，设医药博士，开元十一年（公元723 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每州写《本草》和《百一集验方》贮藏。开元中，曾一度废弃医学，但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又恢复。天宝二载（公元743年）改地方崇玄学为通道学，博士为道德博士，未几而罢。
根据《唐六典》有关记载，将唐代地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情况列表如后。但是，事实上有唐一代的地方官学始终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兴盛局面。
尽管李渊在即位前夕便下令州县官学收生："上郡学置生六十员，中郡五十员，下郡四十员，上县学并四十员，中县三十员，下县二十员"（《旧唐书·儒学传序》），但这只是具文，并未兑现。因此，他又在武德七年二月下诏："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大唐诏令集·崇儒·置学官备释奠礼诏》），可是仍无实效。直到高宗时，"诸州县孔子庙堂及学馆破坏，并向来未造，生徒无肆业之所，先师阙奠祭之仪，久至飘零"。"向来未造"、"久致飘零"八字表明，即使在贞观年间，州县官学也是既无校舍，又无生员的。有鉴于此，李治在咸亨元年（公元670 年）"诏州县官司营葺学庙"。这道诏令倒多少起了点作用，如在四川，"想成均而变色"的"三蜀名儒"便于此时兴修了益州九龙县（治今蓬溪县郪口乡长江坝）县学庙堂（《文苍英华·碑二·儒一》）。可是，全国性的兴盛局面尚未形成，便进入了"学校顿时隳废"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到了开元年间，玄宗曾一度重视地方教育。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勅州县设学。在《唐六典》中又规定了州县官学，唐代地方学校教师学生情况表经 学医 地方 学学校博士品秩助教学生博士品秩助教学生京兆太源河南1 从八2 80 1 1 20三府学品上大都督府1 从八2 60 1 从八1 15品上品下中都督府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下都督府1 从八1 50 1 1 12品下上州1 从八2 60 1 正九1 15品下品下中州1 正九1 50 1 从九1 12品下品下下州1 正九1 40 1 从九10品下品下京县
① 1 1 50畿县② 1 1 40上县1 1 40中县1 1 25中下县1 1 20下县1 1 20①京县包括万年、长安、河南、洛阳、太原、晋阳诸县②注畿县为三府辖县生员名额和教师配置要求（见前表），但仍然只是写在纸上的，未能兑现，如永州州学，生员居然仅有十五人（《新唐书·循吏传·韦丹传》）。安史乱起，"连战交捽，卒无宁岁，耳悦钲鼓，不闻弦歌，目不知书，不害为智。"（《刘梦得文集》卷三）其时，州县官学"堂宇大坏，方郡县多故，未便缮完"，以至"讲习之事设而不备"（梁萧《昆山县学记》）。到叛乱平息之后的大历二年（公元767 年），代宗在《崇太学诏》中说："干戈之后，学校尚微，僻居远方，无所谘禀。。。负经来学，当集京师"（《唐大诏令集·崇儒》）。很明显，他的着眼点在于恢复中央官学，而对于地方官学则不闻不问，听之任之。整个唐代后期，地方官学的大致情况是："虽设博士、弟子，或役于有司，名存实亡，失其所业"（《韩昌黎集·处州孔子庙碑》）。不仅"边州素无学校"（《旧唐书·良吏传二·韦机传》），甚至在"邹、鲁儒者之乡"的兖州也处于"垂五十年""不知礼数"的境地，未曾"立学讲经"（《旧唐书·曹华传》）。总之，在唐代，从全国范围来说，州县官学衰敝之时长，兴盛之日极短。
唐代地方官中的不少有识之士，对兴办地方教育事业十分热衷，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少作用。此类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即有不少记载。高宗以后，有关州县官学兴盛的事例，散见于各种文献之中都尤多，如：显庆中，韦机在檀州"敦劝生徒"；神龙中，韦景骏在肥乡兴建"学舍"；开元初，倪若水在汴州"劝励生徒"；肃宗时，李栖筠先在常州，后在苏州"大起学校"；代宗时，罗珦在庐州、王纲在昆山、李椅在福建"修学宫"；德宗时，常兖在福建、郑余庆在兴远府"创兴庐"；元和中，韩愈在潮州、曹华在兖州"立学讲经"；杜悰在许州"作学舍"。一时之间，一些州县官学"学废日久"的局面得以改观。李栖筠治理下的苏州，"远迩趋慕，至徒数百人"；王纲负责下的昆山，"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李椅管辖下的福建，"家有洙泗"，"户有邹鲁"，"生徒祁祁"，"儒风济济"，"海淀荣之，以不学为耻"；杜悰主持下的许州，"讲筵有位，鼓箧有室，授经有博士，督课有助教"；"父诲其子，史规其弟；不游学堂，与挞市同。"可是，这些现象犹如戈壁中的几片绿洲，苍海里的几座孤岛，终究属于个别事例。唯其难得，人们才"称詠不已"，要为这些地方官树碑立传。古语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唐代地方官学正是如此，偶然来了个重视教育的青天大老爷，州县学便兴盛起来；过上三年两载，人事更易，"后生无所从学"的旧貌便马上再现，如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李椅在福建兴学，据称已经改变了"闽中无儒家流"的状况，可是，当常兖建中初（公元780 年）赴福建任职时，又是"闽人未知学"了。其间相隔不过八年，变化之大实在惊人。总之，唐代地方官学的兴盛局面没有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保证，仅仅靠个别有识之士来支撑；因而只能短时间地出现在个别地方，并不能持之以恒。另一方面，唐代地方官学主要也只是行礼之处而非就学之所。唐时往往庙学并称，所谓庙指孔庙，所谓学即官学，学生不仅要"讲读以时"，而且要"如法以祠"。孔庙是顶礼膜拜"圣人"的地方，连皇上也要毕恭毕敬地亲自到庙里去释奠。因此，统治者普遍重庙而轻学，孔庙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远远高于官学。他们在兴建时，以修庙为主，如韦机在檀州，倪苦水在汴州都是如此；在经费上，以祭礼为主，如"夔"（州）四县岁释奠费十六万"，而"于学无补也"（《新唐书·刘禹锡传》）。如此厚此薄彼，造成了许多州县有庙而无学。当时，"郡邑皆有孔子庙"（《韩昌黎·处州孔子庙碑记》），但未必有官学。对于这种现象，宋元之际的史学大师马端临有所揭示："自唐以来，往往庠序颓记，教养废地，而文庙独存。"为什么会出现"庙祀虽设而学校不修"的状况呢？他接着指出："长史之有识者以兴学立教，其事重而费钜，故如葺文庙，俾不废夫了之祠。"（《文献通教·学校考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庙、学并存的地方，州县官学的主要活动也是以行礼为主，教学为辅。学生按政府的规定，不仅要"习吉凶礼、公私礼"，而且要到"有事处"去"示礼仪"（《唐会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五月敕"），这样势必占掉许多学习时间。更有甚者，学生不务正业，专门行礼，如李栖筠作刺史的常州，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酒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曹华做观察使的衮州，"躬礼儒士，习俎豆之容，春秋释奠于孔子庙"；韩愈任刺史的潮州，师"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行乡饮酒之礼"，"闻鹿鸣之歌"。足见，这种兴盛局面实属祭祀行礼之盛，而非学校教学之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