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16
州县学的生徒同中央六学生徒一样，经毕业考试合格的，可以参加相应的科举考试，也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
乡里官学是地方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时期，已有关于乡学的记载，《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文献通考·学校》则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后世因而常称地方所办学校为乡学或乡校。唐代有时也称州县一级的官学为乡校。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便称当地州学为乡学。唐代州县学校的普遍设置促进了乡里学校的设立，对唐代教育的普及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文献中有关唐代"乡学"的记载，大多数指乡村学校。唐代统治者相当重视作为基础教育的乡里学校。建国不久，便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下诏，令州县及乡设置学校。从此，乡校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设置。至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 年）正月，政府再度下敕说："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仕人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会要·学校》）天宝三载（公元744 年），令百姓读《孝经》，又下令："每乡之内，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促使各地乡里学校普遍设置。当时不少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曾于乡学就读或执政。《新唐书·陈子昂传》说陈子昂十八岁尚不能识字，因为是富家子弟，故"尚气决，戈傅自如。它曰入乡校，感悔，即痛修饬。文明初，举进士"。王栖曜天宝中曾"游乡学"（《旧唐书·王栖曜传》）。苗晋卿请归乡里后，"出俸钱三万以为乡学本，以教授子弟"（《旧唐书·苗晋卿传》）。柳宗元《与太学诸生书》说自己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闾家塾"。白居易也说自己曾当过"乡校竖儒"（《旧唐书·白居易传》）。著名宰相权德舆幼时也"从师于乡塾"（《权载之文集》卷三十八《送郑录东游录》），而皮日休则说自己曾在乡校学过诗文。
唐人笔记小说也反映出里学与村学的存在事实。如薛用弱《集异记》补编《蒋琛》载，"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乡里"，每至秋冬时节，于湖中捕鱼以给食。李商隐《樊南文集》卷八《齐鲁二生·程骧》篇，说程骧破产之后，生活贫苦，在里中借债度日，并做一些挑柴、担水、洒扫之类的杂事，同时，"读书日数千言，里先生贤之"，时常送些粮食布帛给他供养母亲。后程骧渐通《五经》、历代史、诸子杂家，不少人拜他为师。此处所说的"里先生"即里学中的教师。《因话录》卷六《羽部》载，宰相窦易直年幼时，"家贫，受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以上诸例虽出自笔记材料和传奇小说，但却真切地反映了唐代里学和村学存在的客观事实。
唐代的大量判文虽多为应铨选考时虚拟构成，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形。《文苑英华》卷五○九《师学门》中保存的一些判文，为我们了解唐代乡村学校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兹举数例如下。《坐于左塾判》说："国学宏建，东序西序，乡校大起，右塾左塾。闻《诗》以言，执《礼》而动，遵夫子之善诱，仰先师之至德。里肯莫从，乡人是类。。。"《为其归师扫判》师说："甲为乡学生，为其师扫，或诘之失礼。诉云：有近宾将至。"《掘窖试之判》说："家塾党庠，著以训人之道；儒生辩士，分其志学之门。。。"《请退不益判》题说："戊待先生视日，早暮不请退，乡大夫责之，词云：方及请益。"此道判题中的"乡大夫"是指乡长，"先生"即乡学中的教师。
在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学生题记，昭示出当地各类学校设置的实况。
北莱19 号《妙法莲花经》背面题记："己巳年三月十六日悬泉学士郎武保会、判安武保瑞自书笔记。"悬泉是敦煌县的一个乡名，武保会其人当是乡学生。斯坦因4307 号《新集严父教》卷末有一则题记为"定难坊学郎"自书手记，定难坊是敦煌城内的一个坊名，足证当地存在坊学。此外，敦煌文书还证明当地有州学、医学、道学、县学、社学等（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 年1 期）。不过，唐代乡里官学的师资、生员、学费均无统一规定，一部分学校的经费仰仗捐献。天宝年间，苗晋卿便曾经"出俸钱三万为乡学本"（《旧唐书》卷一一三《苗晋卿传》）。不少乡村学校教师的生活颇为清苦，如前所述，以二经教授乡里的蒋琛秋冬季节还到湖中捕鱼以给食；陆羽因不听老师的教导而被驱使牧牛三十头，大概所得也是作为老师的补贴。牛僧孺《玄怪录》卷三《齐饶州》载：饶州有一"领村童教授"的田先生，有时需"转食"、"求食于牧竖"。既然乡校村学经费来源不由官府，且地处乡野村落，则其兴衰与政局的变化关系较小。因此，虽然唐后期州县官学大量衰废，乡村学校却依然普遍存在，而且比唐前期还更为普及。
唐代地方学校还有小学。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给事李栖筠等关于广开学校的奏议里说到："虽京师州县皆有小学，兵革之后，生徒流离。。"（《新唐书·选举志上》）。足见安史之乱前，小学是确实存在的。乡村学校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有民间流行的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蒙学课本《太公家教》、杜嗣光所著《兔园册府》、天宝中进士李翰所著《蒙求》，还有《开蒙要训》等书。唐人撰著的《蒙求》，取经传故事，编为四言韵语，共五百九十六句，二千三百八十四字，运用典故五百九十二个。内容所涉范围很广，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神话、医药、占卜、民族、战争、动物、植物等多方面。《蒙求》保存于《全唐诗》中，而《兔园册府》则已佚失，仅于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序文和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儒家经典方面的教材，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等五经，所用教材为唐初孔颖达、颜师古等人编写的《五经正义》。此外，乡校学生还经常学习《论语集解》和《孝经》等。《新五代史·梁太祖本纪》载，朱温的父亲朱诚"以《五经》教授乡里"。诗赋方面的教学内容则为一些著名文学家的作品，《新唐书·陆羽传》载有陆羽幼时学文识字的艰苦情形。他因读不懂张衡《南都赋》而被老师惩罚。
唐代乡村校的广泛设置和教育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举取士的推动。乡村学校的教学内容，启蒙读物是打好识字等文化知识的基础，而经书和诗赋则是科举的考试内容。科举制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学说得到了具体体现。科举可以使布衣变为卿相，使田舍郎"登天子堂"，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了。苦读可以出人头地，因而即使是贫家子弟，也想尽力读书以改变情况。唐代入官学、私塾和乡村学校中就读者，多数以应举为动机。从诸多文献记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唐代乡村教育相当普及。开元天宝之中，已有"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情况（《通典》卷十五），也有"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的说法（孤独及《权公神道碑铭》）。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娼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作，"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而元稹《白氏长庆集》则说，他和白居易的诗当时是"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诗歌的流传与普及一方面说明文学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的普及程度。白居易的诗稿完成后曾读给一老妇人听，而她基本上听得懂。这些为我们了解和估价唐代教育普及程度提供了切实的史料根据。
3。留学生教育唐帝国国力鼎盛，海内富实，文化昌盛，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成为亚洲文化经济交流的中心，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前来学习。据《新唐书·选举志》所载，当时有日本、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吐蕃留学生入唐是在文成公主时。神龙二年（公元706 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孙，欲习经业，并附国子读书。"（《唐会要》卷三十六）
在众多的来华者中，新罗是派遣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贞观十四年（公元640 年）即向唐派遣留学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唐高宗时，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并在以后的三百年里，与唐朝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玄宗开元中，数入朝，又遣子弟入太学，学要术"（《新唐书·新罗传》）。新罗留学生崔致远在中国学习后还考上了进士。据《东文选》四十七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入朝状》分析，新罗学生在唐学习期限通常为十年。新罗学生来唐人数也因时而变，每次二人至二十人不等，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竟达二百一十六人之多。
《唐语林》（卷五）说："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就业。"
日本来华留学始于隋朝。公元630 年，犬上三田为大使的第一次遣唐使带领若干名留学生、学问僧随行，揭开了日唐文化交流的初页。日本皇廷对选送留学生和学问僧极其慎重，要求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期内学得唐朝的学术、制度。公元645 年日本历史上"大化改新"的有力推动者，就是留唐学生南渊请安、高向玄理和学问僧旻。
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于公元717 年9 月到达长安，入太学学习，后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唐朝的官吏。他留唐多年，与王维、李白等结为知己，李白的《哭晁卿衡》一诗即是描写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的。著名诗人王维，在赠给阿倍仲麻吕的诗序中说他"名成太学，官至客卿"，表明阿倍仲麻吕确实在太学学习过。
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也在太学学习过，后经唐玄宗特许跟随著名的四门助教赵玄默学习，学成回国后位至右大臣。他取汉字偏旁制订片假名，自此日本才有了正式的文字。
由于国子监有一定的学额限制，而与唐帝国交往的国家有七十余国之多，加之六学中除律学修业年限为六年外，其余均为九年，留学生留唐年限长，又无先来者学成方得以后来者接替之规定，留学生数量越积越多，国子监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一国派遣留学生太多，往往有被退回的情况。《唐会要》卷三十六载：开成二年渤海来的十六人中，只六人获准上学，其余十人在青州就被遣回。新罗来的二百十六人中，只许七人入学，其余二百余人都被放回。可见唐政府对留学生并非来者不拒，亦不致全数勒回。
外国留学生一旦获准入学，即与中国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衣食费用均由唐政府供给。
留学生除按规定学习有关课程外，还要学习中国诗文。温庭筠《赠渤海国王子》诗有"佳句满中华"之句，想见当时长安留学生文化生活的多采。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晁衡）、吉备真备对中国的诗文都有较深的造诣。小野篁、桔逸势、菅原道真等都以中国诗文擅长。
通过吸收留学生，加强了中外文化教育的交流，传播了中华灿烂的文化，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营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国文字中吸收的日本词汇多达八百个左右，相当部分就是通过留学生吸收的。
4。唐代学校的教材建设及其变革唐代学校的教材，因学校的级别类别性质不同而各有选择，并且前后也有变化和革新。除算学和医学属于实科性质的学校（关于它们的教材和课程设置，我们将在"实科教育"一章中详述）外，作为唐代国家学校教育的教材，主体可分述为：（1）经学教材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及地方儒学等使用的教材。
唐朝初年，战争的因素使经籍亡散，国家没有统一固定的教材。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秘书监魏征奏引学者核定四部书籍，全国各地亦纷纷收书献书，"数年之间，秘府必（毕）备"（《唐会要·经籍》）。但是，千年来，儒家经籍注说繁多，释义各异，教师和学生在教学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教材，给教育事业发展造成很大的困难。要清除思想意识领域中诸家纷争的差异，制定统一的教材是刻不容缓之举。贞观初，唐太宗命颜师古考定五经，纠正文字上的讹谬。贞观十二年（公元638 年），太宗又命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樟、王恭及王琰等，汇集儒学各家注释，删繁就简，辨析义理，纠偏划一，撰成《五经义赞》一百七十卷，诏改为《五经正义》而颁行天下（《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汇集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而综合统一的教材。但《五经正义》颁行未久，习者尚少，故贞观十四年太宗又诏曰："梁皇侃、褚仲都，周熊文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并前代名儒，经术可记。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疏，宜加优异，以劝后生。"（《册府元龟·学校部·注释二》）在教学过程中，《五经正义》仍有许多错讹之处。于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 年），勅长孙无忌及国子监三馆博士、宏文学士等，重新加以审定，"至四年，改毕进上，诏颁天下，令国子监各学、州县经学及天下习儒者共习之"（《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明经科考试亦以此为衡量标准和依据。唐玄宗开元时，置丽正书院（后改为集贤院），集四部书。同时，儒学十二经的教材有了统一的规定，去掉了一些注疏，专以《五经正义》为教学范本。《大唐六典》二十一《国子监》载："《周易》，郑玄、王弼注；《尚书》，孔安国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榖梁》，范甯注；《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此后，唐代儒学教育均以此作为法定教材。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和经济受到极大破坏，教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影响和波及，经籍亡散，教无所依，材非一统，经典不正，取舍莫准。为振兴教育事业，唐代宗于大历十年（公元775 年）六月，诏国子监官员勘校经本，由国子司业张参等，辨齐鲁之音，考古今文字，详定五经，书于国子监讲堂的东西厢墙壁上，作为儒经教学的凭依（《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 年），国子祭酒齐皞、司业韦公肃令国子监内善书法者，将张参所定五经缮写于坚本之上，悬于论堂墙壁，礼部郎中刘禹锡为作记（刘禹锡《国学新修五经壁本论》）。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末，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奏设置五经博士。九年（公元835 年）又因国事衰微，教育不振，典籍散乱，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旧唐书·郑覃传》），并引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况宗等，校定九经文字，于开成二年（公元837 年）冬立石经一百六十卷于国子监，加上《孝经》、《论经》、《尔雅》，合十二经。但此时的十二经及所采用的教材注释与《大唐六典》的记载相比，已有了一些变化（《金石萃编·五经文学序列》）：《周易》九卷，王弼注上经下传共二卷，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共二卷；《尚书》十三卷，孔氏传并序；《毛诗》甘卷，郑玄笺；《周礼》十一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春秋左氏传》卅册，杜预集解并序；《公羊传》十二卷，何休注；《榖梁传》十二卷，范甯集解；《孝经》一卷，唐玄宗御注；《论语》十卷，何晏集解；《尔雅》三卷，郭璞注；《月令》一卷，李林甫等注。同《大唐六典》相比较，《周易》去掉郑玄注而加上韩康伯注；习《礼记》者，还须加《月令》一卷；《左传》只保留杜预的注疏；《论语》去掉郑玄注，留何晏集解；去《老子》而代之以《尔雅》。
中央及地方学校的教师，以《五经正义》为正式的国家儒学教材，但博士、助教和学士、直学士们并不是仅以此为单轨式的教读，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当时的鸿师硕儒，除对规定的经典注疏有赅详的了解和掌握外，在教学工作中还阐发自己的心得、见解，并著书立说，形成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双轨形式。如唐高祖武德初，徐文远为国子博士，撰《左传义疏》六十卷。陆德明为国子博士，撰《老子疏》十卷、《庄子疏》、《周易疏》各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据《册府元龟》六○六《学校部·注释》二记载，我们试将儒师们所撰写的教学讲义及研究成果汇列如下：《周易》：《周易正义》十四卷，孔颖达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四卷，陆德明撰。《周易文外大义》二卷，陆德明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薛仁贵撰。《周易大衍论》三卷，唐玄宗御撰。《周易注》十卷，王玄度撰。《周易开题论序疏》十卷，梁蕃撰。《周易文句义疏》廿卷、《周易释序义》三卷，梁蕃撰。
《尚书》：《尚书纠缪》十卷，王玄感撰。《尚书正义》廿卷，孔颖达撰。《尚书义疏》廿卷，刘燎撰。《尚书注》，王玄度撰。
《毛诗》：《毛诗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毛诗纂义》十卷，许叔牙撰。《毛诗注》，王玄度撰。
《周礼》：《周礼义决》三卷，王玄度撰。《三礼要记》卅卷，韦叔夏撰。《三礼图》十二卷，张谥撰。
《礼记》、《春秋》：《礼记正义》七十卷，孔颖达撰。《礼记绳衍》卅卷，王玄度撰。《春秋振滞》廿卷，王玄感撰。《三传异同》三卷，冯伉撰。《春秋三传总例》廿卷，韦表微撰。《春秋正义》卅卷，孔颖达撰。《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晏撰，刘晏注。《左传义疏》六十卷，徐文远撰。《孝经》：《孝经注》一卷，玄宗御撰。《孝经疏》三卷，元行冲撰。
《孝经注》，王玄感撰。
其他教材：《史记注》，王玄感撰。《汉书注》，王玄感撰。《文选注》十卷，李善撰。
《大唐六典》规定，《论语》也是唐代学生学习的教材。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关于《论语》的教材。台湾《敦煌丛刊初集》2《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坦历劫经录》3745《论语》残卷末记："咸通三年。。学生张文■书。"又同集《斯坦因劫经录》2716《论语》残卷末题："大中九年（公元855 年）三月廿二日斈生俞再晟写记。咸通五年（公元864 年）四月十二日童子俞文进书。""斈"是"学"字的俗字，《宋景文笔记》中卷记："后魏，北齐时，里俗作伪字最多，如巧言为辩，文子为学之比，隋有抑■，以巩易巧矣"。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考证，从北魏起，敦煌地区便有造字的习惯，张文■（辩）、俞再晟等都是沙州州学的学生。因而可以肯定，《论语》不仅是中央经学，而且也是地方州县经学的教材。
此外，唐代还有两项对儒经的音训，解释工作，有助于学生的学习，也影响以后的教学。
一是张参撰《五经文字》。张参在《五经文字序》中说："今制，国子监置学书博士，立《说文》、石经、《字林》之学，举其文人，岁登卜之，亦古之小学也。自顷考功，礼部课试贡举，务于取人之急，许以所习为通，人苟趋便，不求当否。字失六书，犹为壹事，《五经》本文，荡而无守。"由于这种情况，张参命孝廉生颜传经收集疑文互体，受法师儒，以为定例，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字，分为三卷。他编订这本书的根据，如他所说："《说文》体包古今，先得六书之要。有不备者，求之《字林》。其或古体难明，众情惊懵者，则以石经之佘比例为助。石经湮没，所存者寡，通以经典及《释文》相承隶省，引而伸之，不敢专也。"（钱穆《国学概论》上《登科记考》卷十一）这本书开始写在太学孔庙墙壁上，太和间改用木版，后又改为石刻。北周时雕印成书。这本书对《五经》文字的源流和正音，做了考订统一的工作，对学生学习《五经》有帮助。
二是啖助、陆淳等人倾向于弃传求经的学风。啖助撰《春秋统例》和《春秋集传》，认为《左传》叙事虽多，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非左丘明所著，也非一个人所为。《公》、《榖》空言说经，啖助反谓《左传》"不如《公》、《榖》之于经为密"。陆淳收集啖助所著书。为《春秋集注纂例》。他们师生不为旧说所拘，连三传也任意驳诘，更不要说照注义推演的《正义》。《新唐书》的作者说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肊决"，"徒今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登科记考》卷十一）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独抒己见，虽不合汉学规矩，却为宋学开风气之先。汉学体系由此渐转入宋学体系。这对以后宋代的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唐文宗时，郑覃判国子祭酒，曾以经籍刓谬。博士陋浅不能正，建言："愿与钜学鸿生共力雠刊，准汉旧事，镂太学，示万世法"（《新唐书·郑覃传》）。从之，于是将十二部经书，刻在一百一十四块碑石上，共六十五万多字，名曰"开成石经"，也是被广泛使用的可信教材。
（2）专业教材（不包括实科学校教材）主要是律学、书学和崇玄学律学，《唐律》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法典，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汉代引《春秋》经义断狱，到了魏晋时代逐渐把儒家的礼引入法律。经过隋朝到唐初，儒家的礼成为国家立法的重要思想原则。用法强制推行儒家伦理学说，又以儒家伦理学说来保证法制的施行，是唐代法律的重要特征。法与礼的紧密结合，广泛加强了唐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唐王朝很重视法的教育，设立了律学，并设明法科考试。在律学中以律令为专业，兼习格式。律、令、格、式是法制文书的主体，范围极广，几乎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详密的规范。据《新唐书·刑法志序》："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新唐书·刑法志》）据《唐六典》卷六称："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律与令的关系是：律具有国家根本大法的性质，令是诏令中选取长久可行者著为定令。格和式的关系是：格主要是禁人违反的条例，式是要人遵守的章程。
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 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四年（公元653 年）颁布《新律疏》三十卷。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宋、元、明、清法律的楷模。令、格、式多已亡佚，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近年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楼出现的敦煌文书，保存了唐公式令、唐神龙刑部散颂格、唐开元水部式等，虽然都有残缺，但使我们看到了唐令、格、式的大致原貌。它们提供了作为律学教材的有关唐官制、法制以及有关唐水利灌溉多方面的文献。
书学的教材，《大唐六典》及唐代其它一些典籍规定甚为详明：《说文解字》十五卷，许慎撰；《字林》十卷，吕忱撰；《石经三体书》等。《旧唐书》卷四十六《经籍志》记载，唐代文字学教科书，除《说文》、《字林》和《石经三体书》外，还有《字统》廿卷，杨承庆撰；《字海》一百卷，大圣天后撰；《文字释训》卅卷，释宝志撰；《括字苑》十三卷，冯翰撰。李唐皇室因老子姓李而攀比附骥，故尊崇道教。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设立道教学校，中央道学称为崇玄学，地方道学则称为通道学，其教材皆为道家经典：《道德经》、《庄子》、《文子》和《列子》（《册府元龟·贡举部·考试》）。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五月，中书门下省奏请改《庄子》为《南华经》，《文子》为《通元（玄）经》，《列子》为《冲虚经》，同时，又准二月制，以《庚桑子》为《洞灵真经》，但是，《洞灵真经》世间少本，即使是道士也很少有习者，故不久即暂停（《唐会要·崇元馆》）。
实科教育首起于隋，大兴于唐。医学、算学作为实科教育的中坚而并入国家教育体系（后详）。
（3）蒙学教材唐代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急就章》（史猷撰）、《文选》（梁昭明太子撰）、《开蒙要训》（马仁寿撰）、《千字文》（钟繇撰，李暹注，周兴嗣次韵）、《兔园册府》卅卷（杜嗣先撰）、《文场秀》（孟宪子撰），以及《蒙求》、《武王家训》、《太公家训》、《弁才家教》和《秦妇吟》、《王梵志诗集》等。这些教材之为唐代儿童教科书，已由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作出证实。
《急就章》作为传统的蒙学教材，得到颜师古的注释订正。颜师古在《急就章注》的自序中叙述了当时《急就章》的讲授情况。他说："时代迁革，亟经丧乱，传写湮讹，避讳改易，渐就芜舛，莫能厘正，少者缺而不备，多者妄有增益，人有己私，流宕忘返。至如蓬门野贱，穷乡幼学，递相承禀，犹竞习之，既无良师，祗增僻谬。若夫缙绅秀彦，膏粱子弟，谓之鄙俚，耻于窥涉。逐使博闻之说，废而弗明，备物之方，于兹寝滞。"（谢启昆：《小学考》）这是说当时的《急就章》，由于种种原因，错误很多，穷孩子读它，以讹传讹，富贵人家的子弟认为它"鄙俚"，不去问津。于是使这本蒙学教材"废而弗明"。颜师古的父亲颜思鲁曾想订正注释，未及成而死。颜师古根据皇象、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等所书篇章，详加审核，凡三十二章。又感到崔浩、刘芳所注不能使人满意，于是"据经籍遗文，先达旧旨"为之解训。颜师古对于《急就章》的订正是有功的。
李白五岁发蒙，他说："五岁诵《六甲》"（《上安州裴长史书》）。
《六甲》即六十甲子，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蒙求》为唐李瀚撰，有人认为是后晋翰林学士李翰，故有五代成书说。宋人王栐《燕翼贻谋录》中记宋太平兴国初有右拾遗李翰，故亦有宋初成书说。日本那波利贞博士认为，从《蒙求》之首的唐饶州刺史李良《荐蒙求表》中，可以确定李翰为盛唐到中唐初期人，官任信州司马仓曹参军。由此可知，《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该书"纂经传善恶事实，类者两两相比，为韵语，取蒙卦'童蒙求我'之义名其书，盖以教学童云。"该书的例句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现存本共二千三百八十四字。《太公家教》（唐李习之文集）说："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李文公集》卷六，《答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谓该书极浅陋鄙俚，"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续传灯录·法戒禅师》称："恰似三家村里教书郎，未念得一本《太公家教》，便道文章赛过李白杜甫。"可见这是唐代一本比较流行的蒙学教材。书中例句如"太公未遇，钓鱼渭水；相如未达，卖卜于市。"金元时颇流行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元人曾译为蒙古文，清初曾译为满文，光绪时，敦煌石窟发现古写本一卷。《兔园册府》一书，据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四载，乃"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册府》谓此也。"从唐初到五代，《兔园册府》一直是儿童的启蒙课本，《新五代史·刘岳传》云："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冯）道日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山》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田夫牧子所诵也。故岳举以谓道"。可见，《兔园册府》不仅是唐代重要的儿童教材，而且其被读诵之广，涵盖了贵族和平民在内的广泛的社会阶层。《宋史·艺文志》作《兔园策》十卷。敦煌有唐贞观写本《兔园策府》残卷和杜嗣先序。
自晚唐以后，常用咏史七言绝句作为训蒙课本。唐胡曾的《咏史诗》，虽然寄兴颇浅，格调不高，还盛行了几百年，刻本很多，这本书于唐咸通年间由邵阳一位老书生陈盖首为作注。陈盖与胡曾同时同里，胡曾可能是当时的一位农村老塾师。
经过识字教育以后，接着就是读《论语》、《孝经》。穆宗问薛放治经何先，薛放说："《论语》，《六经》之菁华；《孝经》，人伦之本。"（《新唐书·薛放列传》）杜甫在诗作《最能行》中说："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杜工部诗集》卷六）唐太宗向举孝廉的人问《孝经》，对方答不出来，太宗不高兴，以后再不举了。可见《孝经》是当时的必读教材。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唐玄宗也注《孝经》，元澹为疏，立于学官。天宝三年（公元744 年），令天下每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
（4）唐代文学与唐代教材唐代教材与唐代文学的繁荣和改革关系很密切，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以诗取士与唐诗的兴盛。唐代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风格多样。诗歌繁荣的原因不止一端，但是统治者提倡，以诗取士，是一个重要原因。高宗时，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建议进士科试杂文，即试诗赋辞章。《唐会要》说："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虽暂改更，旋即仍旧。"（《唐会要》卷七六，《进士》）常兖为相时，"非以辞赋登科者，莫得进用。"（《旧唐书》卷一一九，《崔祐甫传》）严羽说："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唐以诗取士，钱起之《鼓瑟》，李肱之《霓裳》是也，故诗人多。"爵禄所劝，风行草偃，诗歌成为文人得官取禄的正路，与后来明清两代的制艺相同，已成为当时青年的必修科目。扬绾在《论贡举疏》中说："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传文，不越诸家之集。"（《旧唐书·杨绾传》）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白居易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白居易集》卷四十五，《与元九书》）唐宣宗挽白居易的诗中有这样两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可见白诗的流行是相当普遍的。学童幼而读诗，长而考诗。这种考诗的制度和提倡作诗的风气，对加强诗歌技巧训练，普及诗歌起了重要作用。《全唐诗·序》说："盖唐当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则习之者固已专且勤矣。"从幼年起就注意诗歌技巧的普遍训练，是诗歌繁荣的一个重要条件。显然，唐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高峰，是同当时以诗取士，以诗歌作为教材分不开的。
第二，教材与古文运动的勃兴。唐代初期，有萧款士、元结、梁肃、柳冕等人提倡文章的古体。柳冕指出文学衰弊的原因，是由于"六艺之不兴，教化之不明"。他把文学与儒道合而为一。这种理论，由韩愈来发扬光大。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旗手，他主张文学为载道之器。他的学术思想是尊儒排佛，文学主张是反骈重散。他在《进学解》中向学生介绍主要教材时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技于百家之编"；"上规姚姒，诨浑天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他把《五经》，子、史之书列为自己的必读书和文学典范，也就是他开展古文运动所用的教材。
柳宗元是韩愈古文运动的有力支持者、宣传者。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谈了他对文学的主张和他经常使用的教科书。他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浩，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他认为一方面要在儒家典籍里求圣人之道，同时要参读于史诗赋以求其文辞。这也就是柳宗元教学生学习古文所读的教材。
由此可见，中唐古文运动的勃兴，除了其根本原因应归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规律以外，韩、柳等人采用这些教学内容，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三，《文选》作为教材的影响。《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编选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由南朝梁昭明太子编撰，又称《昭明文选》。人们能从中读到六朝以前各家的优秀作品，因此受到当时知识分子的重视。曹宪始以《文选》授诸生，魏模、公孙罗、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李善为《文选注》，居汴郢间讲授，诸生自远而至，传其业。从此，对《文选》的注释与研究，便发展成一项专门学问--文选学。唐文上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唐代流行这样的话："《文选》烂，秀才半"，可见《文选》对唐代文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它对唐代科举，尤其是对进士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李善在《上文选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準的。"杜甫也说："少精《文选》理"。日本学者梁川星岩在《论诗示王香》中说："一部杜诗君试阅，尽从《文选》理中来。"这反映了日本学者对唐代诗学与汉魏六朝文学相互关系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
（5）唐代教材在国外的传播唐代学术对日本影响深远。在教育制度方面，日本元明皇帝时，仿唐制设大学寮，并在大学寮中讲授儒学经典。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于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 年）入唐留学，专攻儒术，"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他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成为大学助教和博士，继续传播儒学，并建议从唐制尊孔子为文宣王，是为日本尊孔之始。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隋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和《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左传》、《公羊》、《榖梁》三传。《公羊》、《榖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除经学外，中国的文学也传入日本。《文选》作为教材，在日本传播很广，它帮助日本知识分子学习汉文学知识，培养文学意识，并作为学习写作的范本，使得文士们多在骈俪对偶方面下功夫。白居易的诗文在日本也负盛名。著名儒官林春斋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教之之法有《周易》、《尚书》、《周礼》、《仪礼》、《毛诗》、《春秋左氏传》等。《孝经》、《论语》则令学者兼习。此外有算学，有书学，有律学，有音学，有天文阴阳历医等学。"奈良朝于大学寮外，专设典药寮，设医博士、针博士、按摩博士，传授诸生。医科习《本草》、《甲乙脉经》；针科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赤神鸟针》等。所订制度基本上与唐朝相同。
在蒙学教材方面，唐李瀚的《蒙求》、胡鲁的《咏史诗》都盛行于日本。这两种书与梁周兴嗣的《千字文》合刻，作为儿童课本。
唐代，中国经史学在新罗传布尤广。公元788 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博通《五经》、《三史》和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新罗设国学，以经史及《文选》教授，不断出现擅长汉文的名家。新罗士人还爱读白居易的诗和张。。的文章。蒙学教材《太公尚书》由中国《太家教》翻译而成，用到1684 年，才由新课本代替。
中国的数学成就也在唐代传入新罗。新罗国学设算学科，教授《缀经》、《三开》、《九章》、《六章》。《三开》、《文章》等中国数学书并由新罗传入日本。新罗神文王时，置医学博士，以《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旺堂经》、《难经》传授学生，制度全仿唐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