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17
唐代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传到国外，说明当时的中国文化在亚洲诸国中是比较高的，也说明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完备，因而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出就为外国所取法了。
（6）唐代教材建设和改革的特点教材选择的整体性。随着时间的推演，近千年来，儒经注释繁杂，众说纷纭。颜师古、孔颖达的取舍标准有二：一是综汇百家之言，以流传较广，时间范围较大，较切合经义的注释家言为基本，揉以观点相近的注释，认真辨析义理，统而线一，如《五经正义》。二是在《五经正义》之外，取距唐较近的南北朝，隋朝的注释家言为辅助性教材，既统一了教育思想，又涵顾了学术上的兼容，为儒家思想的整体化创造了条件。
唐代儿童教材的选择和编纂遵循儿童身心发展有其年龄段的特点。儿童教材大都文字浅显，流畅通顺，采用简短、整齐的韵语，或使用对偶、排比句，读之朗朗上口，便于儿童记忆和理解，而且，寓忠孝节悌等伦理道德于故事之中，适合于儿童生理及心理特点，既能使学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又照顾到通俗性和趣味性，故而为社会广泛采用。
总括上述，唐代经过上百年的艰苦努力，官学教育制度已相当完备，达到了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在我国和世界学校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第一，等级制的强化。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入学资格都有严格规定，这种规定不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文化程度，而是按照身份和地位。在唐代的学校中，弘文馆和崇文馆是贵族学校，国子监是公侯学校，太学是卿大夫学校，四门学、律、书、算学及地方州县为下级官员子弟学校。汉代以来，历朝统治者都重儒学而轻方技，医学、兽医及天文、历法、占卜等学的学生来源只能是庶民子弟。弘文、崇文学生门荫条件优越，仕进多途；国子监学生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希望亦很大；职业教育诸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则大都从事所学专业方面工作，仕进缓慢。作为一种制度，什么品级的官员子弟入什么等级的学校，有着严格的界限规定，这是保证其贵族化教育的有效手段。唐代世家大族的特权地位虽然早已丧失，在社会集团和经济群体的意义上已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但作为一种涵濡甚深的社会观念，贵家士族仍是唐朝前期社会风气之所尚。因此，唐代教育的等级性，也表现着当时的社会意识。
第二，儒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不仅种类多，学额多，而且上下贯通，体系完整。教师、学生的待遇和学校设备也比较优厚和完善。第三，教育体制的系统化。其一是形成了完善的教育管理制度。唐代教育管理制度是贯彻统治阶级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的坚实手段。其中，黜罚制度保证教育过程正常进行；招生制度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地位。《孝经》、《论语》等是每个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以儒经学习为主导的教育方针，浸渍着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观念。算学、律学、书学、医学、以及天文、历法、兽医等的学习，则是为了向社会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其二是建立了上下梯进，主辅分职，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完善的学校体系。唐以前的国家教育机制，虽从汉代起就分中央和地方两级，但二者均为独立教育单位，没有层次间的递阶和主从性关联。唐代国家教育机制亦可分中央和地方两大教育层次，但二者有着息息相通的关联。里学和乡学是国家教育的基础发蒙；县学和州学是中级教育层次；中央学校则属高等教育。初级学校的毕业生升入州县学校，中级学校的业成者或参加科举考试，或入国子监学深造，以完成教育的全过程。因此，一般来说，低级官员子孙，中、小地主及部分农民了弟均沿着乡学--州（县）学--国子监阶梯接受教育。儒学教育是唐代教育机制的主要内容，其它教育系统则是辅从教育。儒学教育有着从中央到地方的连贯性。国子监、贵族学校是中央教育的核心，州县经学既是地方教育的核心，也是中央儒学教育的下接续。律、书、算学、太医署、崇玄学及地方医学则是辅从的外沿教育。这种连贯型的主辅教育体系是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特点之一，反映了以儒学为主导的思想精神与社会生活所需的结合。
职业教育是唐代兴起的新型教育，包括卜筮、兽医、天文、历法、漏刻等专业。太仆寺和司天台是政府事务性部门，唐前各朝均未招收学生，因而，兽医和天文术等只在民间流传，师承关系十分严格。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大都是贫苦人家子弟，他们在所隶属的官衙中边学习，边实践，业成后有的就地参加工作，有的则分配到对口部门。
第四，专业教育开始确立，不仅设立了文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律学、书学，而且设立了实科性质的专业学校，如算学、天文历学和医学等。
第五，学校形式多样化。除教育行政直属系统之外，在某些行政部门，如太乐署、太仆寺、太医署、太仆署、司天台等，亦设博士，招收学生，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进行职业训练，把教育、研究和行政三者结合起来。
第六，唐代地方学校教育制度也较前代更为周详。按府县人口多少分为等级，规定教师和学生的名额。一直到乡里均设学校。
第七，思想政治教育的确立。在中国封建教育史上，唐代是第一个统一道德教育的王朝，无论是教育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均设有道德教育课程和考试科目。有唐一代，《孝经》和《论经》是儒家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唐高宗时，武后建议天下参加科举考试者都要修习《老子》，从而使道家经典也进入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域。唐代国家通过政治教育等方式，力图使儒家伦理思想成为全社会的行为指南。
（三）战乱中衰微的五代学校进入五代，学校教育及科举之制多袭隋唐旧制，但因为战乱多，时间短（公元907-960 年），统治者虽有心发展教育，在人力和财力上均有很大困难。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 年），即后梁建国之初的第三年，国子监便上奏朝廷要求修建文宣王庙，并请从官吏俸钱中每贯抽取十五文，充做经费。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公元928 年），国子祭酒崔协因经费匮乏，奏请国子监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入学者还要通过考试。但监生并不认真学习，只是挂名候选混资历。同一时期，曾颁诸道州府各置州学之令。二年后，国子监又奏，补国子监生者按旧例入学时应交束脩二千钱，及第后再要交光学钱一千。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保证，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教育的发展自然受到许多不利的影响。十国中，南唐升元二年（公元938 年）冬十月丙子，立太帝，命删定礼乐（陆游《南唐书》），南汉乾亨四年（公元920 年）春三月，从兵部侍郎杨洞潜之请，始立学校。置选部贡举，放进士明经十余人，如唐故事。因为五代的统治者大多是唐代的文武官吏，对旧朝的文教政策和学校制度均已熟悉，所以五个朝代虽递嬗相或如走马灯一般，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基本上都能很快建立起来，在当时起到一定的作用。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 年）始以大梁（开封）天福普利禅院营建国子监，置学舍，这就是后来宋的国子监所在之地。
（四）隋唐五代的私学隋未官学不兴，再加上政治腐败和战乱频仍，许多儒士转入乡间山林进行私家讲学。王通就曾在家里开馆授徒，为唐代开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王通的哥哥王绩，隋末亦称大儒，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作《中说》，并以此教授学生（《旧唐书·王绩传》）。
唐代私学状况如何？近人邓之诚说：唐时"学校为官所立，私人不得设立。"（《中华二千年史》卷三第116 页）其依据为《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所载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 年）五月敕："不得辄使诸百姓任立私学"。仔细通读此敕可知，"不得辄使"四字当属上句，而"诸"字，经查《唐会要》卷三五《学校》所载同敕系"许"字之误。这样，此敕应为："许百姓任立私学"。情况大致是：开元二十一年以前，政府对于私学的设立有所限制，以后则不作任何限制。可见，唐朝政府并非一直禁止设立私学。相反，唐代私学倒是十分兴盛。办私学的有在职官吏和无意仕宦的及政治上失意的儒士，也有借此换取斗箐之资的知识分子。他们精于经学，通晓文史，在地方上被奉为名师大儒，自行在民间聚徒讲学。
唐代对私学的政策客观上也鼓励了私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中唐以后，由于官学衰微，私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压倒官学之势。私立学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民间私家讲授有些名流学者，涉猎经史，不交世务，创立了儒宫，开设学馆，从事著述和讲学活动。如"张士衡，仕隋为余杭令，以老还家，大业兵起，诸儒废学，唐兴，士衡复讲教乡里。"（《新唐书·儒学传》）又如窦常"大历十四年（公元779 年）登进士第，居乡陵之杨柳。结庐种树，不求苟进，以讲学著书为事，凡二十年不出。"（《旧唐书·窦群传》）再如李德裕"以器业自负，特达不群。好著书为文，奖善疾恶。虽位极台辅，读书不辍。。东都于伊阙南置平泉别墅，清流翠筝，树石幽奇，初未仕时，讲学其中。"（《旧唐书·李德裕传》）"王恭，每于乡里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数百人。"（《旧唐书》本传）贞元年间，胡珦在献陵市"置田宅，务种树为业，教授弟子。"（《韩昌黎集》卷三十，《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
唐代不少名儒显宦幼时就是在这种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如柳宗元在《与太学诸生书》中自称少时不敢去上太学，只得就学于"乡间私塾"。又如马怀素"寓居江都，少事师李善。家贫无灯烛，尽採薪苏，夜燃读，遂博览经史，善属文。举进士，又应科举，登文学优瞻科，拜郿尉，四迁左台监察御史。"（《旧唐书·马怀素传》）再如窦群"学《春秋》于啖助之门人卢庇者，著书三十四卷，号《史记名臣疏》。"（《旧唐书·刘太真传》）
家学是私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不少人从"庭训"、"家学渊源"中得到教育。
一些名士，也都担任过私学教师。
贞观初，著名训诂学家颜师古在得到太宗赏识前，"屡甚，资教授为生"。与颜师古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在入仕前也以宿儒开门授业（《新唐书·儒学列传》）。
扬州的曹宪在隋时已聚徒讲学，学生常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官员都曾向曹宪学习。隋亡后，曹宪继续在扬州办私学，唐太宗曾打算征其为弘文馆学士，但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出来，遣使就家拜为大夫，对之极其尊重。此外还有善文达、张士衡、啖助、李邕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私学授学的名儒，培养了不少名人。
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唐太宗、高宗都曾召见过，并要授他官职，他"固辞不受"，"辞疾请归"。当时知名之士宋金文、孟洗、卢照邻等都执师之礼焉。
2。山林讲学山林讲学的风气从东汉以来就已存在，但兴盛则是唐中叶以后的事情。
如："阳城隐于中条山，远近慕其德行，皆从之学。"（《旧唐书·隐逸传》）、庐鸿庐于嵩山，玄宗征拜谏议下大夫，"固辞，许还山，官为营草堂，鸿到山中，广学庐，聚徒至五百人。"（《新唐书·隐逸传》）贞观初年，退隐白鹿山的马嘉运，少为沙门，还治儒学，长议论，退隐后，"诸方来授业至千人"。孙思邈也曾长期隐居太白山。
有人统计，唐代山林讲学，主要分布在终南、华山及长安南郊区，嵩山及其近区诸山，中条山、太行山，泰山及其近区诸山，庐山，衡山，罗浮山，四川诸山，九华山，浙江诸山，福建诸山（严耕望《唐史研究论稿》）。名儒讲学山林与士子就学山林的主要原因，除了以上均为南北东西名山，交通便利，人文繁盛，对士子颇有吸引力外，还因为唐中叶以后科举考试资格逐渐放宽，贫民寒士也可以参加，而居家多缺少必备典籍，不少名山中则藏有丰富的典籍，易于学习。
3。寺院讲学唐代佛教兴盛。张籍《送朱庆余及弟归越》诗云"有寺山皆通"，可为佐证。僧徒中亦多第一流学者，不仅精通佛典，亦精通经史，不少官吏、名士都乐于与僧侣交游。许多寺院设有义学院，有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不少士子前往就学，促进了寺院教育的发达。
《旧唐书》裴休传："家事奉佛，休尤深于佛典，太原风翔过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村，与义学僧讲佛理。"朝官视事之余还入寺与僧人讲求佛理，可见当时的风气。
日本人那波利贞考证，甘肃敦煌佛寺中，设有寺塾，并断言："寺塾所教所学为普通教育，非佛家教育，此种情形非当敦煌一地之特殊现象，而可视为大唐天下各州之共同现象。"近代发现的敦煌千佛洞藏书中，除一部分是佛典外，还有相当的经史子籍书，这也可以说明，寺院教育，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为普通教育。
据记载，《白氏长庆集》共有五本，其中三本藏于寺院--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解库楼（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可见寺院藏书范围是十分宽泛的。
一些寺院还传授实用医学知识。据记载，著名历算天文家嵩山僧一行，"寻该算术，不下数千里，知名者往询焉，未至天台山国清寺。"在国清寺他看到院僧聚徒讲授算术，即向院僧求得算法而归（《旧唐书·一行传》及《佛祖历代通载》）。
据《医学总纲》记载，吐蕃医师老玉脱云丹贡布率弟子往五台山求学，受到僧人的热情接待，最后携《体腔内部洞察法》等医书而归。
唐政府对私学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官学与私学教材相对一致，官私学学生学成后均可经过考试予以承认，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这使得私学在唐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初唐和盛唐时期，它是官学的补充形式，中晚唐以后，在官学衰败的情况下，它起着继承、沿续的作用。官私学的诸种传播方式混杂在一起，交互影响，构成了唐代教育的完整面目。
五代战乱时期，官学不兴，私学是最好的补充。在民间，私人传习、聚书讲学和家庭教育很有生命力，仅从《旧五代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民间研读经书，习学儒术的实例。后唐张宪从小就喜儒学，励志横经，不舍昼夜，尽通诸经，尤精《左传》。长成后与马郁、王缄等燕中名士交游，其"沉静寡欲，喜聚图书，家书五千卷，视事之余，手自校刊。"贾馥，家聚书三千卷，手自校刊，以鸿胪卿致仕，退休后结茅于家乡，一边耕牧，一边教育儿孙，自得其乐。后晋张希崇从小通《左氏春秋》，刘晞从小以儒学称于乡里。京兆人郑玄素曾因战乱避难在鹤鸣峰下，汇萃古书千卷，采薇蕨而弘诵自若，善谈名理。梁朝人罗绍威"工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颇有情致。"范阳人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所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到后汉时，有郭忠恕，七岁童子及第，精通文学，尤工篆隶、子史。龙敏，少学为儒。张允，幼学为儒，后仕本州为参军。后周时，和凝，幼而聪敏，少好学，书一览著咸达其大义。年十七即举明经的司徒诩，少好读书，通《五经》大义。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虚斋议论，唯求理道。"张沆"少力学，攻词赋登进士第"，虽久居禄位，家无余财，只有图书。沈遘"幼孤，以苦学为志，弱冠登进士第"，为人谦和，每有文士投奔，必择其贤者而加以推荐，故当时后进之士之归焉。
五代时期家学对于地方教育的保持和发展更有意义。范阳人窦禹钧，"诸子进士及第，义风家法，为一时标表。"（《范文正公文集·窦谏议录》）江州陈氏，长幼七百口，上下雍睦。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优胜皆资焉（文莹《湘山野录》）。由此可见，整个五代的尊经崇儒之风在民间还是颇有影响的，由此形成了儒学发展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基础，虽官学不兴，但一遇时机便可迅速发展。
（五）唐末五代的书院1。官立书院：集贤殿书院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早的是集贤殿书院。它是官立书院，主要职能是为政府修书。据《新唐书·百官志》和《唐六典》载，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收集天下典籍，在乾元殿整理，设各种专职整理和管理人员。六年（公元718 年），乾元殿更号丽正修书院，改修书官为丽正殿直学士，并于光顺门外亦设一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公元725 年）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明福门外两所丽正修书院均改为集贤殿书院。
集贤殿书院职责分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知书管等。集贤院学士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时，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述而表之。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考察功绩）于外。"以上所引表明，集贤殿书院主要是一个刊辑编定经典，帮助帝王了解经典史籍的官方学术机构。所以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也。"但是，如果据此认为集贤殿书院，甚至进而认为唐代所有书院都没有教学活动，那就是非常片面了。根据各方面的材料来看，唐代集贤书院除了具有收藏整理图书、荟萃才俊、纂辑著述、侍讲顾问等职能外，还兼有聚徒设教的职能，有其特定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书院从其名称诞生的早期便与教学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其一，从集贤殿书院的工作性质来看：集贤殿书院藏书总数达八九万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但它同时又是当时中央最庞大的文人贤才荟萃之所，兼有国家图书馆和研究院的性质，并编修著译了《唐六典》、《开元大衍历》、《初学记》、《大唐开元礼》等二十多种著作，内容涉及经学、史学、目录学、典章制度、音乐、历法、类书、佛道、文选学、文集等门类。其中有不少是卷帙浩繁的典籍，编纂，校刊，抄写的工作量非常大，单靠学士与直学士若干人和修撰、校理官数人是难以胜任的，还需要一些助手，这其中就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书直及写御书，是"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以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公元731 年），敕有官者为直院也。"（《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可见，书直与写御书的身份，与秘书省"职同流外"（《唐六典》卷十《秘书省》）的楷书手不同，也与其它官府中身为胥吏的书令史等不同，他们最初在乾元殿书院成立时，是从秘书省、昭书馆（即弘文馆）和其他工于书法者中召集而来，并经过"御简"，即经唐玄宗或其他中央最高统治者简选而来的。集贤殿书院成立之后，书直和写御书则选取前资官、常选人员、三卫、散官及五品以上官员之子孙充当。其身份与弘文馆的学生类似，也与入学条件为五品以上子孙的太学生有点类似。他们也属于甄叙参选、入仕为官的对象。由于"直书"，"御书手"他们抄写的是皇朝重要典籍，仅书法优美还不够，还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掌握必备的文史知识，才不至于在校理抄写典籍的过程中出差错。这样，这些学士、直学士和修撰宫等在组织众多的书直和写御书参与整理，抄写图书的过程中，必定要传授、讲解一些有关典籍整理、校刊和其他经史文化知识，而这些相当于今天的图书馆学的学问，大概便是集贤殿书院的主要教学内容。
其二，从集贤殿书院任职的学士身份来看：开元十三年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时，唐玄宗下诏说："仙者，捕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院内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中书令张说充学士、知院事，散骑常侍徐坚为副。礼部侍郎贺知章、中书舍人陆贤，并为学士。国子博士康子元为侍讲学士，考功员外郎赵冬曦、监察御史咸廙业、右补阙韦述、李子钊、陆元泰、吕向。。"（《唐会要》卷六四《集贤院》）。这些兼职集贤的鸿儒硕彦，皆为"博闻多识之士"（《典江集·集贤殿书院奉敕送士上赐燕序》），他们在集贤殿书院著书侍讲之余，兼承担一些教学工作，则是驾轻就熟、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从集贤殿书院的倡立者张说的活动来看，杜牧在《樊川文集》卷十二《上宣州高大夫书》一文中，列举唐朝十九位科第出身的名臣的功绩，其中谈到张说的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张说其人与集贤殿书院的建立、发展有绝大的关系，曾网罗引拨许多玄宗朝文人学者任集贤学士。学馆多有教学职能，杜牧将集贤殿书院称之为"内学馆"，说明集贤殿书院也具有学馆教学的性质。
张说本人尊崇文儒、倡建学校以及集贤殿书院。唐睿宗复位以后，李隆基为太子，身为宰相的张说便在《上东宫请讲学启》中劝李隆基注重教育和经籍："伏愿崇太学，简明师，重道尊儒，以养天下之士。今礼经残缺，学校陵迟，历代经史，率多纰缪，实殿下阐扬之日，刊定之秋。伏愿博采之士，施求硕学，表正九经，刊考三史，则圣贤遗范，粲然可观。。引进文儒，详观文典，商略前载，讨论得失。"后来书院的建立便是张说这次倡议付诸实践的结果。集贤殿书院的各种职能，在张说的这次建议中都能找到根据，而张说主管集贤殿书院后，其尊崇学校，重儒养生的思想，也在书院职能的发挥中得到体现。了解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牧概述张说一生中主要功绩之一是"招置文学士，开内学馆"
张说本人曾作过多首有关书院的五言诗，其中《赴集贤院学士上赐宴应制得辉字》中的"位将贤士设，书共学徒归"（《全唐诗》卷八八》，肯定地提到集贤殿书院中书籍与学徒的互相依存关系。"书共学徒归"很可能是指最初将秘书省、昭文馆及诸色能书著入书院之事。《张说之文集》卷四附有诸朝臣唱和诗，其中裴崔《赋得升字》云："向道图书盛，尊儒礼教兴。石渠因学广，金殿为贤升"；苏頲《赋得兹字》云："肃肃金殿里，招贤固在兹。锵锵石渠内，庠序亦同时。宴锡欢谈道，文成贵说诗。用儒今作相，敦学旧为师。"这些诗作皆以石渠喻集贤，并一再明确提到书院内兼有庠序学生。
其四，从其它历史文献所述来看：唐文宗大和中，曾任集贤殿书院学士的刘禹锡出任苏州刺史，后来他回忆在集贤殿书院的生活说："余为书殿学士四年，所与居皆鸿生彦士。一旦诏下怀吴郡章而东，门下生感惜是行，且曰：'吴中富士必有知书，宜为太守所礼者'。"（《刘宾客文集·魂生兵要录》）其中所提到的"鸿生"、"门下生"，是为集贤殿书院中学习者，"门下生"应是指受业门下的学生。刘禹锡又在《荐处士严毖状》中，极力推荐国子司业严士元三子、处士严毖入朝任职，并说："倘弘文、集贤、史民之官，采其实学，有劝诸生"（《刘宾客文集》卷十七）。唐后期弘文馆，集贤院、史馆并称为三馆，刘禹锡举荐严毖入此三馆中的一馆任职，并言若用其艺业实学，则"有劝诸生"。这里为"诸生"即包括集贤院的学生。《唐语林》卷四《企羡》所载的一条材料说得很明白："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充使，学徒云集，官家设教，尽在斯矣。"集贤殿书院学士一般由宰相和其他五品以上大臣兼领，宰相（侍中）裴耀卿兼任集贤院学士后，到集贤院观看丰富的藏书，大概也同时看到了书院的教学活动和众多的学生，因而才会直接说"学徒云集，官学设教"。
将集贤殿书院的教学活动记载得最为明确的，是《唐大诏令集》。此书卷一○五所载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七月《选集贤学士敕》在论道干戈战乱以后对教育应采取的措施时，指出："投戈息马，论道尊儒，用弘庠序之风，俾有箪瓢之乐。宜令所司，量追集贤学生，精加选择，使在馆习业。仍委度支，准给厨米，敦兹儒术，庶有大成。甲科高悬，好学者中，敷求茂异，称朕意焉。
唐代集贤殿书院性质与弘文馆等学馆相近，有时也与弘文馆、史馆一起称为三馆，因此，所谓追集贤学生"在馆习业"，即在集贤殿书院内学习学业。按唐代中央官学生皆由官方公厨食堂免费供给伙食，故这里所谓"准给厨米"即供给公厨粮食。这道记载明白的《选集贤学士敕》可以说明唐代集贤殿书院是有教学活动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代集贤殿书院具有读书、藏书、教授生徒、供祀先贤、研治兵法等项内容，其中以教授生徒一项具有特别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常援引清人袁枚"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肆业之所"（《随园随笔》卷十四）之说，而认定唐代书院无教学活动。其实，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组织，教育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内容，以有无教学活动来衡量书院是否具有"完全意义"这是不能成立的。书院是儒者之区，往往与寺院、道观并立而强调其与佛道的区别，但儒生、和尚、道士又能和平共处，同论短长，显示出文化交融的趋势。另外，仅从教育的意义来讲，书院的教育功能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松洲书院对士民的社会教育和对学生的课堂教学，东佳的书堂书房分级授受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
2。私立书院：读书治学之所作为真正教育机构的书院，起源于私人的著书讲学。有的学者说："书院是私学的高级表现形式"（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这是有道理的。从孔墨私学、经稷下学宫、汉代书馆和精舍，到书院制度，代表着古代私学教育发展不同阶段的典型形态。书院制度堪称私学教育发展的最高形态。
唐代有不少私人创建的书院。起初，多数得将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称之为书院，后来逐步发展成聚书建屋，授徒讲学的书院。《全唐诗》中提到书院有十一处，如李宽中秀才书院、沈彬进士书院和杜中丞书院等。这些书院多以人命名，还不像是稳定的正式名称，反映了书院初建时期的特点。见于地方史志书，注明为唐代设置的书院的，有十七处，如石鼓书院（衡阳）、丽正书院（绍兴、洛阳各一）、景星书院（九江）等。这些书院多因地因事命名，有了固定的特有名称，表明书院已成为稳定的教育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全唐诗》中李宽中秀才书院和《湖南通志》中石鼓书院之间的联系。石鼓书院"旧为寻真观，唐刺史齐映建，元和间李宽结庐读书其上"（李宽即李宽中秀才），恰好透露了从"寻真观"到"李宽中秀才书院"发展成"石鼓书院"的演进过程。
建于唐代的书院，明确记载有讲学活动的有四所：皇寮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皇寮书院在（永丰县）二都渝州，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其十二世孙炎修。"
庆霖生平及建院年代，均无资料可考，只能待之后来，然则书院为讲学授业之地的性质则很明确。光绪《吉安府志》卷十九中也称"唐刘庆霖为吉州通判，留寓永丰，始建（皇寮）书院讲学。"
松洲书院。同治《福建通志》卷六十四："松洲书院在（漳州府）二十四都，唐陈珦与士民讲学处。今废。"
查民国《福建通志·列传》卷二："陈珦，字朝佩，元光子，入籍漳州。自幼不群，从许天正受学，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 年）举明经及第"，开元十九年（公元731 年）登王维榜进士。"武后称制，上疏乞归养，使主漳州文学。龙溪尹席宏聘主乡校，乃辟书院于松洲，与士民论说典礼。是时，州治初建，俗固陋，珦开引古义，于风教多所裨益。。。（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乞休，复寻松洲别业，聚徒教授。"
由上引材料可见福建漳州龙溪县松洲书院创建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书院为具级"乡校"性质，开办的目的在于移风易俗，教化乡里，主持人由县令聘请州文学教官陈珦充任（后期陈珦则以退休官吏身份主持书院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为儒家经典和礼仪，教学方法则为"论说"、"开引"，可以名之曰启发式，"于风教多所裨益"，则反映出其良好的教学效果。总之，它是唐代早于丽正、集贤书院，且教育功能齐全的书院之一。
东佳书堂（义门书院）嘉靖《九江府志》卷十："义门书院在（德安县）敷扬下乡，去县西北六十里东佳山下。唐义门陈衮即居在建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悉令就学。至宋徐锴为之记。今废。"
查徐锴记名《陈氏书堂记》，书院当正名为书堂。据胡旦《义门记》载，唐大顺元年（公元890 年），江州长史陈崇立《陈氏家法》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孙有赋性聪明者令就学，稽有学成者应举。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诸生中立一个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宾客寄止修业者延待于彼，一一出东佳庄供应周旋。"另"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人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从上述记载看，陈衮在唐代最迟于大顺元年建立了有高低区别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文化教育机构，书屋为"训教童蒙"之所，书堂为高一级机构，既为陈氏十五岁以上子弟就学之处，亦为宾客修业之所，内藏书籍供其阅读借用。从"书屋"到"书堂"，再到四十余年后的"书院"，暗示出藏书规模的扩大，也揭示出书院这一围绕着书籍的文化组织的起源、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桂岩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桂岩书院在高安县调露乡洪城，唐幸南容创。宋幸元龙重修，周必大书额。明成化间幸顺迪修。"
幸元龙《桂岩书院记》称，南容"尝卜此山开馆授业，有孙曰轼，以咸通七年（公元866 年）中三史科（科举制中科目的一种），二年后为太子校书郎，家徙于郡，而书院自是芜矣"。按幸南容（公元746-819 年），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与柳宗元同登进士，从此步入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兼太子宾客，六十八岁时致仕归家，家居五年后去世。桂岩书院创建当在家居之时。此时他已积累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开馆授业"。
此外，还有"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的梧桐书院（光绪《江西通志》卷八十一）等。
根据以上记载，可以认为，在唐代私人创建的书院中，已有较丰富的聚书授徒的讲学活动。虽然还不甚普遍，没有系统，未成定制，规模也较大，但作为教育机构，确已客观地存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宋初的著名书院就会发现，它们差不多都是由唐末五代的私人读书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所以，我们说，书院之名，虽最早为官方所用，但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却起源于私人讲学。
3。白鹿洞书院：宋初书院的典型五代遭锋镝之厄，官学教育不兴，儒者潜伏山林，即闲旷以讲授，"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为群居讲学之所"，是书院产生和发展的又一时机，为宋代书院的兴盛作了充分准备。其中尤以白鹿洞书院最为典型。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县北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中（公元785-805年），洛阳人李渤及其兄李涉在庐山读书，曾养一白鹿自随。宝历中（公元825-827 年）李渤任江州刺史，在庐山他读过书的地方，建筑台榭，名其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 年）就白鹿洞建学馆，置田产，供各方来学者。国子监九经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当时称庐山国学。宋兴以后，白鹿洞屡经修缮，改称白鹿洞书院，成为宋初最兴盛的四大书院之一。从唐末至宋初，在庐山隐居和在白鹿洞书院任教的名人有唐时的颜翊，五代时的李善道、朱弼、陈贶，宋初的明起、刘涣、陈舜俞、陈珦等。颜翊率弟子三十余人，授经于白鹿洞中达三十余年。李善道任洞主时，学生百余人，皆为时望。宋弼任助教，学生质疑向难，详加剖析，造就不少人材。据马令《南唐书》载：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传，旁贯数经。开宝中，谓金陵，一举以关头中第，授国子助教，知庐山国学。生徒数百。。。弼至，性本严重，动持礼法，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难疑，问辩峰起，弼应声解说，莫不造理。虽题非已出，而事实联缀，宛若宿构，以故诸生诚服，皆循规范。这是关于白鹿洞书院初期教学活动最详尽的记录。宋初明起任白鹿洞主，学生数百人。这说明，在庐山国学时期，除了采取"个别传授"的教学形式外，还采用了"升堂讲论"或称之为"升堂讲释"的教学形式，这是书院教学的基本形式之一。
此外，从现在的历史资料来看，白鹿洞的教学授徒，大概除了传授与研习儒家传统的孔孟经书外，也学习史籍、诗文以及诸子百家文集。庐山国学诸生，有的长于军事、政治；有的"精于经史、能为文章"；有的以文学盛名；更多的则能诗，善诗，以诗盛名于四方。国学里甚至还发生过学生讼诗的案件。《全唐诗》中至今尚保持了庐山国学师生的不少诗篇。可见诗文也是庐山国学的重要教学内容。
从唐末到宋初，在白鹿洞就学的名人有伍乔、江为、杨徽之、刘式、刘元亨、蒯鳌、殷鹄等。伍乔是庐州人，在庐山国学读书数年，苦节自励，对《易》经探索精微。江为是陈贶的学生，在白鹿洞读书二十余年。杨徽之读书于白鹿洞，长于诗。刘式在南唐读书于白鹿洞时，曾手抄《孟子》、《管子》等书，据说是当时的一种日课。刘元亨在白鹿洞读书时，博学贯经史，一百多学生都像对老师那样地尊敬他。
五代宋初的白鹿洞书院，已有相当的影响，培养了一些人才，并且显示出书院教学的某些基本特点，诸如选择环境比较安静、交通比较方便的校址；确定固定的、有长期保证的经费来源；选派有相当造诣的教师掌教；学习内容广泛，相对自由，少受科考牵制；师生之间质疑向难，学徒之间互相切磋；师徒各有专攻，各有所长；大师悉心讲学授徒，四方学子闻风聚合等等。这些都对以后书院的办学模式和教学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科举考试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有两种性质：荐举和科举。
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前，古代社会的人才选拔主要是乡举里选的荐举制。
"科举"一词由来已久，各时代都有其确定的内涵，而其共同的核心却是设科举士。隋唐五代时有称为"科举"者，如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贞元十二年（公元796 年），。。德宗闻之，怒，欲废科举。"但更多以"科第"、"科选"称之（称"科第"者如赵璘《因话录》卷二《商部》上云："权文公德舆，身不由科第，掌贡举三年。"称"科选"者如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三《无名子谤议》条云："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通典》卷十五《选举》讲唐代科举及第之时说："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径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径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来，明经唯有丁第，进士唯乙科而已。"此处所言"科第"，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常科，已明确含有分科选人之意。
杜牧与高元裕讨论科举问题时说："科第之设，圣祖神宗所以选贤才也，岂计子弟与寒士也。。。况国家设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沿，则国朝自房梁公以降，有大功，立大节，率多科第人也。"（《樊川文集·上宣州高大夫书》）接着他历举唐朝十九位名臣的科第出身，包括进士科、下笔成章举、制策科、宏辞制策科等。联系当时诏书所说的"朝廷设科取士，门目至多"，完全可以肯定杜牧所谓的"科第"，即分科举人之意。
"科举"、"科第"、"科选"，均突出"科"字，可见今人诠释"科举"为分科举人，正合古人原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