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19
武举产生于唐代，有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是科举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产物。自隋以后，科举制取代了九品中正制，但隋祚短暂，科学刚刚推行，至唐初，其常设科目亦不过数种。据清人徐松《登科记考》载，最为唐人推崇的进士科，贞观年间每年及第人数平均约九人，高宗永徽之际每年约十四人，其后逐渐多至二三十人。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制得到进一步发展。"搜扬拨擢，名目甚众"（《唐语林》卷八）。但是，明经、进士等科以儒家经典和诗赋杂文为主，普通地主子弟及部分官僚地主子弟中还有不少人虽不善文，却习于骑射。为了广收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武举遂应运而生。其二，武举是在武选基础上的扩大和发展，唐兴，始于兵部置武选以铨试武臣。其选授标准是"五等三奇"。所谓五等，"一曰长垛，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三奇则是"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唐会要》卷五九"兵部侍郎"）然后结合平时的考绩、资历而定去留。其考试内容，几乎和武举完全相似。可见，武举的推行，已有武选作为基础。其三，客观形势的需要。至贞观末年，朝廷已有将帅乏人之忧。及至高宗朝，吐蕃、突厥相继为患，故高宗、武后屡诏选拔武臣。另一方面，武后末年战事相对减少。但为安不忘危，笼络武人，仍设乡贡武举。沈既济就认为乡贡武举之设是武则天恐人之忘战（《册府元龟》卷六八）。其四，武举的推行使人们有通过习武步入仕途的希望，有利于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和吸引农民当兵。
值得一提的是，唐统治者出自关陇军事集团，含鲜卑血统，有尚武之余风，这也为武举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制科：长安二年（公元702 年）创立。原则上由皇帝主考。最初试策及杂文，后来专考诗赋，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 年）停废，共实行一百二十余年。制科的名称甚多，至少八九十种。其中常见者有博学宏词、贤良方正、直言急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远虑、堪任将帅、详明政术等。
总括以上，在常设的六科中，最初秀才科第最高，但贞观以后便逐渐废绝了。明法、明书、明算乃为专门科目，并不经常举行。所以实际常设者仅为明经、进士二科而已。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在唐代乃为《五经正义》。考试方法，不外是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由于口试内容不详，所以下面仅就帖经、墨义、策问、诗赋这几种考试方法作一简单介绍。
帖经 帖经是唐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重要方法。无论是明经、进士还是法、书、算各科，均须帖经。
帖经之法刚开始实行时，方法尚较简明。"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作为测验举子掌握经文熟练程度的一种手段，当然有其正面效果。然而实行稍久，"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拨。"这样做的结果是引起了举子们对试题的多方揣摩，投机取巧之风于是大盛："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通典·选举》）这一弊端的进一步发展，是试题的日益艰深冷僻，举子穷于应付，遂避重就轻，避难就易，以致"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其余《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因文字繁多，不便记诵，"独学无友，四经殆绝"，终于导致了学风的更为严重的颓坏。
针对这种情况，从开元八年（公元720 年）到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唐代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调整。开元八年，强令性地规定举子必须通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四经，参试之时，"帖十通五，许其入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企望达到"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的效果，保持传统儒学流传不坠。开元十六年（公元728 年），又规定："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同时规定对明经习《左传》、《周礼》、《仪礼》、《公羊》、《榖梁》者加以优奖，"出身免任散官"（《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开元二十五年，又对考试方法作了更详细的新规定："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以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开元年间的调整，是唐代科举制度由草创走向成熟，步入正轨的重要转折点。在帖经方式上强调"尽帖平文，以存大典"，鼓励举子注意对儒家经典基本内容的掌握，并且奖励勤学和广学，这在当时，无疑有助于投机取巧之风的纠正；而某些防止舞弊的规定也有助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落实。
天宝十一年（公元725 年），针对贴经旧弊，改变了最初"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的办法，变为"开为三行"，以防止"贴断绝疑似之言"，造成人为地、毫无意义地增加考试难度的现象；同时又规定："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问之。一经问十义，得六者为通。问通而后试策，凡三条三试皆通者为第。进士所试一大经及尔雅，帖既通而后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而后试策，凡五条，三试皆通者为第。"（《通典·选举》）此外，还重申鼓励广学的原则："凡众科有能兼学，则加超奖，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同上）是年年底，唐玄宗正式下诏，肯定了上述调整措施。诏文中说："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到了天宝十四年（公元755 年），又规定："明经、进士帖经并减半，杂文及策皆须粗通，仍永为常式。"（同上）
墨义 墨义即是一种简单的笔试问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这种考试方法不需要运用思想，只要是熟读了经文和注疏就能答出，所以一问即是几十条，或百条。这种问答有时也采取口试方式，叫做口义。但当时曾有人对"口义"提出反对意见，如建中二年（公元781 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二》卷六四○）贞元十三年（公元797 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同上）仍请准建中二年所采用的办法。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礼部贡院又奏请："五经举人，请罢试口义。依前试墨义十条。五经通五，明经通六，便放入第。"（同上）这一奏请被皇帝批准了。到了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试明经请停墨义，依旧格问口义。"（同上）也被皇帝批准了。对于"口义"和"墨义"两种考试方式反复不定，乃是因为这两种考试方式各有长短。"口义"比较灵活，但确有"覆视无凭"的缺点；"墨义"虽"明确有据"，但又不灵活。这种在考试方法上演变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仍是有参考价值的。策问 这种考试方法是从西汉射策沿袭而来的，曾行于南北朝时期，到了唐代更被重视。所谓策问，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论文性问答。要求应试者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它比帖经、墨义要求高些。各科考试最后的去取，差不多都决定于策问。它对考查政治才能确是一种较好的方式，汉代的董仲舒即是通过"贤良对策"，显露出他的政治才干。唐代及第进士中，也出现过不少有才干的宰相郡守。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一般士子都束书不观，只拿缀辑的旧策读之，以应付考试。传说就连李白这样的名人，考试时也曾带着旧策集和同考人"携以就试，相顾而笑。"这样，策问也就难以考查出真正的人才了。
诗赋 科试时要求应试者做诗赋各一篇，叫做杂文。考试诗赋始于唐高宗开耀元年（公元681 年）。《唐语林》说："开耀元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唐语林》卷八）《刘宪传》亦说："父思立，高宗时为侍御吏。。。后迁考功员外郎，始奏清明经加帖，进士试杂文，自思立始也。"（《旧唐书》卷一九○）但这时考试仍以策问为主，只不过加试诗赋而已。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4 年）才于策问之外更试诗赋。但"建中二年，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新唐书·选举志》），这时诗赋始在科举考试中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策问多属空文，所以试诗赋比策问、帖经不但能考察思想，而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学水平。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策中选。我们且看他的应试诗："良璞含章久，寒泉彻底幽。矩浮光滟滟，方折浪悠悠。凌乱波文异，萦回水性柔。似风摇浅濑，如月落清流。潜颖应旁达，藏真岂上浮。玉人如不记，沧弃即千秋。"这种试帖诗多为十二句，共六韵（也有十六句共八韵的）。首两句见题，中间八句，两两相对，最后两句作结。但这种格式在后来的科举考试里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注重词藻的所谓"雕虫小技"，形成"争尚文辞，互相矜衒"（《旧唐书·杨绾传》）的风气，反倒具有了禁锢思想的形式主义倾向。
3。录取和出路唐朝科举的试卷没有糊名制度，录取与否不完全根据卷面的成绩，考生平时的声望、家庭的政治地位和各方面的推荐都起作用。唐人薛登指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策第喧兢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则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惟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全唐文》卷二八一薛登《论选举疏》）不仅薛登这样讲，甚至几个皇帝的诏令，也反映出这类问题（《全唐文》卷六十五穆宗《覆试郑朗等诏》）。
唐朝末叶，政治更加腐败，很多宰相为其子弟"关节"。宣宗时期，营私舞弊问题更加严重。大中十四年（公元860 年），礼部侍郎裴坦主考，进士科考生一千余人，有三十人及第，其中"皆衣冠士子，是岁：郑义则，故户部尚书瀚之孙；裴弘，故相休之子；魏当，故相魏扶之子；令狐湻，故相令狐綯之子。余不能遍举，皆以门阀取之。惟陈河一人孤平，负艺第于榜末。"（《册府元龟·贡举部·谬滥》）由此可见，唐末的进士考试，基本上被高级官员垄断。一般地主子弟，考中进士者甚少。
另一方面，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少的。秀才科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及第较易，大致十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及第者也不过百人左右。进士科及第甚难，大致百人中可取一二人，每年应试者千余人中及第者只不过一二十人，最少时只有几人，最多也只有四五十人。所以，唐代二百年间，登科进士仅有三千余人（《文献通考》卷二十九《选举二》）。贞观十八年（公元644 年），对录取名额开始有过规定："明经进士，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收人，明经不得过一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如无其人，不必要满此数。"（《册府元龟·贡举部·条例二》六四○卷）此后，对于每年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这些限定性的措施，主要在于限制入仕的人数，因为唐室自开国以后，每年入官人数大增，高宗时已"大率十人竞一官"；武后时有"补阙连年载，拾遗平斗量"的讥讽；中宗时有"三无坐处"（宰相、御史、员外郎）的笑话，更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的非难，以致演成"士至蹉跌十年不得官"，"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选"的现象。由于"用荫"的官无法减少，所以只好限制科举这条仕途了。由此可见，士子不仅登科及第难，而且及第后得官更难。尽管如此，科举及第仍是士子最荣乐之事，称之为"登龙门"，意思是鱼过此门可以化为龙，所谓"山川变色，天地为宽"，身价顿时百倍了。有一位名叫周匡物的，中进士后高兴得写了一首诗："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中了进士就如同成了仙上了天一样。按当时的规矩，这些"得仙"的进士，首先主司以黄花笺书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报之，谓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帖至家后，乡曲亲戚例须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登第者之家，每大宴开贺，这自然是一种很荣耀的事。这种报喜之风，开贺之习，一直沿习到明清。其次，进士及第后，同年例须大会于曲江亭（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这一天皇帝亲自登紫云楼垂帘观看，公卿大户人家倾城围观。或于是时择婿，细车珠簾，栉比而至。撤宴后，移乐泛舟，为竟日之欢。这自然是士子及第后又一荣乐之事。唐代诗文记其事者极多。兹录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笔题仙籍，柳色萧声拂玉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面醉，绮陌香车似水流。"曲江盛宴之后，还要于慈恩寺塔下题名。白居易廿七岁一举及第，曾写诗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总之，科举及第后，名誉地位便忽然高起，原来是平常的人，现在忽然已是天上的谪仙；原来被人轻视的，现在立即得到重视。真是天地为宽，山川变色，不仅亲戚朋友，奴仆皂隶一起对自己阿谀附会起来，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都大变了态度。据《唐人说荟·玉泉子》载，杜羔累举不中，将归家，其妻刘氏寄以诗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早早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丈夫失意之余，竟被妻子奚落，落第之难堪，可谓至极。但是后来杜羔中举登第，刘氏又寄诗曰："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达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杜妻前后两诗形成鲜明的对比。故事虽为附会，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
唐代著名诗人孟郊，几试落榜后，心境凄怆，写道："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鹩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但是，当他一旦登第之后，其诗风流放荡，难以自制："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科举及第的荣乐既然如此，所以对当时的士子具有极大的诱惑力。
由于唐朝"常科"考试是由主管机关尚书省下的礼部主持的，故称为"省试"。参加"省试"及第者，并不等于就有官做，还须参加尚书省吏部的考试，及格后才能授官。这就是所谓"释褐"，即出任当官。按唐朝规定，进士明经考中以后，不能直接任职，必须经过吏部考试。吏部考试的主要内容有四："身、言、书、判"，"身取其体貌丰伟"，"言取其言词辨正"，"书取其楷法遒美"，"判取其文理优长"。合此体格、语言、书法、判牍四条标准者，为优秀之选。以"四才"选官有利有弊，它对唐代的社会风尚、书法及文风都有一定的影响。下面分别略予述评。
身。"身取其体貌丰伟"，即要体格健壮，仪表堂堂，神气深厚，威仪秀伟，或谓"举措可观"。在隋代，已有以貌取人的事例。"牛弘为吏部侍郎，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朝野佥载》卷四）。唐玄宗时，吏部侍郎崔湜主选，"有选人引过分疏云：'某能翘关负米'。湜曰：'君壮，何不兵部选？'（按：唐代兵部武选要求"躯干雄伟，有骁勇才艺者"）答曰：'外边人皆云崔侍郎下，有气力者即得'。"（《朝野佥载》卷一）大概崔湜比较偏重选身强力壮之人。实际上，体貌丰伟这一标准很难做到。虽然唐代有不少官员"身长七尺"，"风骨峻峙"，但也有像僖宗时宰相卢携那样"风貌不扬，语亦不正"却有才干的人。
言。"言取其言词辩证"，即要语言流利，口齿清楚，善言雄辩，对答敏捷，或谓"词说合理"。因为要引用贤良升于达位，必须问以政事，而非言无以知之。唐代学校课试中就有"口问"这种口试形式。以言取人也有弊病，对答时口若悬河，洋洋数千言，"或声色甚厉"（《旧唐书·苗晋卿传》），以至有人"于铨庭言辞不逊，凌突无礼"（《旧唐书·裴遵庆传》）。后人对唐代以身、言为铨选标准评道："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证，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丘濬《大学衍义补》卷十）
"四才"顺序虽曰身、言、书、判，但实际上书、判远比身、言重要。
铨选时也是"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通典·选举典》）。由于参加铨选之人渐多，不能一一察其身、言，后来实际上往往只凭书、判用人，形成"吏部选人，必限书判"的情况。
书。"书取其楷法遒美"，即要书法端正、工整、大方，笔力雄健，苍劲秀丽，或谓"遒丽""劲媚"。唐代铨选要求书法优美，这应与统治者提倡书法有关，如唐太宗重王羲之书法，自己也写得一笔好字，还曾将其手书飞白书赐予臣下。政府的倡导对当时重书法的社会风尚是有一定影响的。唐代规定弘文、崇文两馆学生，"楷书字体，皆得正样"，否则罢之（《唐会要》卷七十七）。因为考选重书法，所以无论在学的生徒、应考的举子还是一般官吏都很讲究书法。宋人评曰："唐人字画，见于经憧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盖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为选官之法，故世竞学之，遂至于妙"（马永卿《媍真子》），但唐代也有个别人主张选人不必太重书法，如洋州刺史赵匡认为："书者，非理人之具，但字体不至乖越，即为知书。判者，断决百事，真为吏所切。故观其判则才可知矣。比身、言及书，岂可同为铨序哉？"（《通典》卷十七）
判。"判取其文理优长"。判即判牍，是判决司法案件的文书，"四方"中拟判一事尤为重要，因为临政治民，必须通晓事理，■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摘隐伏，故铨选关键每繁于判。后来以选人猥多，官阙有限，为了解决僧多粥少的矛盾，吏部主选官故意出难题以黜落选人，于是乃采择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使之判断。既而以通经正义，又不足以问，于是乃征僻书曲学伏隐之义为判题，这样就失去了观察吏才的本意。唐代的判文种类繁杂，命题内容包罗万象，上至天文律历、岁时水旱，下至田农商贾、民间隐私，无所不有。如《家僮视天判》："甲于庭中作小楼，令家僮更直于上视天。乙告违法。甲云：专心候业。不伏。"《九日登高坠脚判》："杨甲九月九日，登高坠脚致跛。乙告为不孝。科不应为。"《求邻壁光判》："郗珍性好读书。家贫，邻家富，乃穿邻壁取烛光。邻告为资。"（《文苑英华》）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唐代判牍皆为骈俪四六文，并多引经据典，讲求辞藻。少则五六十字，多则二三百字。由于判牍皆以骈文，因此一般选人试判则"务为骈四俪六文，引援必故事，而组织皆浮词。然则所得者不过学问精通文章美丽之士耳。"故马端临认为："虽名之曰判，而与礼部所试诗赋杂文无以异殊，不切于从政，而吏部所试，为赘疣矣。。盖判词虽工，亦本无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视之耳。"（《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试判佳者谓之"入等"，拙者谓之"蓝缕"。试文三篇，称为"宏辞"，试判三条，称为"拨萃"。中者即补官，词美者可不拘限而授职。
以身、言、书、判取官，一方面可以促使选士人人习书，笔法精美，并在一定程度上能看出一个人的吏才和对现行法令的理解，然而"以言取人，人谒其言；以行取人，人谒其行"，择人唯取言辞刀笔，不悉才行，而善书判者未必都有吏才，故也有许多弊病。唐玄宗时选人刘晞说：选士不能"只察言于一幅之判，观行于一揖之内"，"夫断者，以狭词短韵，语有定规为体，犹以一小治而鼓众金，虽欲为鼎为镛，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并说假若引周公、孔子等圣人于铨庭，则虽图书易象之道理，叫他们以判体来表达，肯定还不及徐陵和庾信（《唐会要》卷七十四）。沈既济也认为"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通典·选举典》）杜佑则说"文词取士，是审才之末者，书判又文词之末者"（同上）。
正是因为这种本末倒置的考试，所以出现了"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的怪现象，而不少真正有才干者却终身不进。如唐玄宗时，主选官将张。。列为第一名，玄宗大集登科人亲试，结果登第者十无一二，而张。。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曳白"（《旧唐书·苗晋卿传》）。反之，像号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十年犹为布衣，不得已就藩镇张建封之辟为幕僚，然后得禄。故后人评论这种以身、言、书、判为取士之标准说："严则贤愚同滞，宽则贤否混淆，亦法之使然。"（《文献通考》卷三十七）
4。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和士子学风有着深刻影响。
（1）科举考试直接影响着学校教育的兴衰其一，科举是古代国家选拔官吏的工具，学校是培养官吏的场所，两者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科举和学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士，须经过科举选拔，才能取得吏部试的资格，经过吏部试及格才能授官。由于生徒可以取得参加科举的资格，从而有做官的机会，加之唐代前期举人也比较重视两监出身的生徒，这就调动了地主阶级，特别是寒门庶族地主阶级子弟学习的积极性。其二，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魂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形成社会读书风气，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谓"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全唐文》卷四六七）甚至士族子弟也不把门荫放在心上，而去埋头攻读。唐宗室子孙李洞屡考不中，竟想去哭祖坟。其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唐太宗的陵墓）恸哭一生休。"（《唐摭言·海叙不遇》）唐代前期的官学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能不说是科举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其三，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这对于当时社会上教育重文轻武、重经轻算轻实科和重成人轻儿童的风气或多或少是个冲击，这也是具有积极意久的。
从武后时期开始，逐渐偏重科举而轻视学校。由学校出身参加科举而能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受到限制，仕途越来越狭。杨玚在《谏限约明经进士疏》中说："自数年以来，有司定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两监惟得一二十人，若常以此数而取，臣恐三千学徒，虚废官廪，两监博士，滥糜天禄。臣窃见流外入仕，诸色出身，每岁尚二千余人，方于明经进士多十余倍，自然服勤道业之士，不及胥吏浮虚之徒，以其效官，岂识先王之礼义。"（《册府元龟·学校部·奏议三》）所以到天宝年间便养成了"以京兆同华为荣，而不入学"（《新唐书·选举志》）的风气。这样就使唐中叶以后，学校逐渐衰微下来。唐玄宗为了改变这种轻视学校的现象，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 年）敕"天下罢乡贡，举人不由国子及郡县学者，勿举送。"（同上）但只过两年又恢复了乡贡。唐文宗太和七年（公元833 年）也曾规定："公卿士族子弟，明年之后，不先入国学习业，不在应明经进士之限。"（《册府元龟·贡举部·条制三》）然而由于重科举轻学校之势已成，学校的地位终于不能挽回。学校和科举之间的矛盾，自隋唐兴科举一直到清末废科举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
（2）科举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学校的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因此学校逐渐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也就成为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检查学生学习成绩所经常采用的方法。唐代的国子、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都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并规定通二经必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必须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必须大经并通，而《论语》、《孝经》则为共同必修课。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也与科举考试的科目完全相同。科举考试一度重视书判、策论和诗赋，学校也随之注重习字、习时务策和作诗赋。乃至乡村学也都普通学习作诗，学诗成为一种普遍风气。这在客观上成了推动唐诗发展的难得契机。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写道："或问：唐诗何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天宝以后，在进士科考试中，如果"帖经"不合格，允许以作诗补考（《太平广记·封氏闻见录》）。诗的好坏，对于一般考生的录取，往往起决定性作用。《唐诗纪事》卷五十二李肱条写道："（开成二年）帝命高锴复司贡举，。。先进五人诗，。。高锴奏曰：臣锴昨日奏宣进，旨令将进士诗进来者。伏以陛下聪明文思，天纵圣德，今年诗赋题目，出自宸衰，体格雅丽，意思遐远。诸生捧读相贺，自古未有，倍用精研覃思，磨励缉谐。其今年诗赋，比于去年，又胜数等。臣日夜考较，敢不推公。就中进士李肱，《霓裳羽衣曲》一首，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臣前后咏咏近三五十遍，虽何逊复生，亦不能过，兼是宗支，臣以状头第一人，以奖其能。次张棠诗一首，亦绝好，业次李肱，臣与第二人。"从主考官高锴反映的情况看来，李肱考中进士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的诗"最为迥出，更无其比，词韵既好，去就又全。"第二名进士张棠之所以及第，也因为其诗"绝好"。由此可见，诗的优劣在录取进士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正因为这样，所以唐朝知识分子不仅人人会作诗，而且都竭力将诗作好，从而推动了唐诗的重大发展。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内容与要求，确实推动了学校学习内容的发展，这是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学校的学习内容与方法也受到科举的限制。如科举注重文辞，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帖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方法考试学生，结果只能培养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这是科举对学校教育的消极影响。
（2）科举对士子学风也有很坏的影响首先是知识阶层素质下降。赵匡《举选议》中所指出的"士林鲜体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当官少称职之吏"云云，无不与学风的颓坏有关。上元元年（公元674 年），刘晞在《取士先德行而后才艺疏》中批评说："驱驰于才艺，不务于德行"，"致有朝登科甲，而夕陷刑辟"，并引"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今舍其本而循其末。况古之作文，必谐风雅，今之末学，不近典谟，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矣"（《通典·选举九》卷十七《杂论议中》）。宝应二年（公元763 年），贾至在《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批评说："今取士试之小道，而不以远者大者，使干禄之徒，趋于末术，是诱道之差也。夫以蝎蚓之饵，杂垂沧海，而望吞舟之鱼至，不亦难乎？所以食饵者皆小鱼，就科目者皆小艺。"（《全唐文》卷三六八）德宗时，柳冕致书权德舆，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自倾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权德舆复书也痛切指出："两汉设科，本于射策，故公孙弘、董仲舒之伦痛言理道。近者祖习绮靡，过于雕虫。俗谓之：甲赋律诗、俪偶对属。"又说："明经问义，有幸中所记者，则书不停缀；令通其义，则墙面木偶然"；"令书释意义，则于疏注之内苟删撮旨要"；"至于来问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而不在于注疏者，虽今吏部学究一经之科，每岁一人，犹虑其不能至也。"（《全唐文》卷四八九）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这些批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均指出进士科考试偏重词章，浮华少实；明经科考试注重记诵注疏。这种取士方法，如同"使骥捕鼠"，"令鹰守肉"，是选不出真正人才的。
其次，学风的日益颓坏，实际上就是学术的逐步没落。
科举制度是文化专制的手段，使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其影响不仅是知识阶层自身的堕落，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枯萎。《唐摭言》卷三写道："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可见唐朝实施科举制度，不仅为了选拔官员，同时也想"牢笼英彦"。唐穆宗诏令："将欲化人，必先兴学，苟升名于俊造，宜甄异于乡闾。各委刺史县令，招延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全唐文》卷六六穆宗《南郊改元德音》）唐敬宗也颁布过同类诏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诏令都提出"将欲化人，招引儒学，明加训练，名登科第"的要求。由此可见，"化人"、"兴儒"、"登科"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统治者利用"儒学"以"化人"，培养自己合格的爪牙。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为了争取及第，皓首穷经，只读死书，不思创造，不究新义，严重阻碍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著名史学家吴晗指出：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学术发展的历史上作了大孽，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阻碍了科学的进展，压制了思想，使人们脱离实际，脱离生产，专读死书，专学八股，专写空话，害尽了人，也害死了人，罪状数不完，也说不完。（吴晗《明代科举情况和绅士特权》）再次，由于科举是一般中小地主阶级子弟入仕的唯一途径，所以虽然科场生活很辛苦，甚至要遭受许多耻辱，但人们仍趋之若鹜。社会上广泛养成了做官发财的名利思想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有些士子为了谋取功名，竟不择手段。据《唐语林》说："明皇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倾夺，号之为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其不第者率多喧讼，考功不能御。"一般士子，如既无门第做靠山，又无权势可援引，就不得不卑躬屈节，低首下心，请人荐举。一经名公钜卿揄扬，立刻便可身价百倍，功名利禄由此而得。所以在当时有一种投诗谒见和所谓温卷的风气。要想请名公大人荐举，就必须先行卷投呈，即把自己所做的诗文，抄录若干篇首，订为卷式，夹着自己的名片，先送上去。如果主人看中了，或许下次准见。这种不良风气，在唐代一度非常流行，连王维这样清高之士，为了行卷，都曾男扮女装，其难可以想见。有这样两句诗："荷衣拭泪几回穿，欲谒朱门抵上天。"可见投诗谒见也是很苦的事，有时竟到处碰钉子。江陵项氏描述说："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不复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帋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其人上谐者。嗟呼！风俗之弊，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尽可知矣。"（《文献通考·选举二》）可见当时社会士子学风之低下。
尤其寒门庶族地主中的人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地表现出来。营私舞弊的名目很多，如"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挟藏入试，谓之书策。"（《唐国史补》右卷中"叙进士科举"）请托、通关节、私荐、场外议定，以及先定及第人等现象屡见不鲜。这里仅举两个例子：武宗时李德裕为相，旧例礼部放榜，要先呈宰相。会昌三年（公元843 年），王起知举，问德裕所欲。答曰："安用问为，如盧肇、丁稄、"姚鹄岂以不与及第耶。"王起于是依而放过。由此可见，宰相一言，即可决定取录与否。又如尚书李景让，其弟景庄累举未第。母闻其被黜，将笞景让。中表皆劝景让嘱于有司，让终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论，岂敢效人求关节乎？主司知景让弟，非冒取名者，自当放及第。"结果，景让虽然没有亲自去通关节，但主司因景庄是方镇之弟，遂放之及第，景庄是岁登科。这两个例子，充分暴露了科举考试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上第巍峨，多是将相私人，座主密旧。"校书郎王冷然曾上书宰相说："仆窃闻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这一揭露是很深刻的。
唐统治者也曾采取过"糊名考试"和覆试等办法，解决科举中营私舞弊的问题，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刘晞《隋唐嘉话》下）又如"会昌五年（公元845 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覆试，落张渎、李玕、薛忱、张觌、崔禀、王湛、刘伯刍等七人。"（《旧唐书·武宗本纪》）对营私舞弊者，有的也给予了一定的惩处，如"龙朔中，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脏污狼藉，命西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唐语林》卷八）又如"宣宗大中九年三月，试宏词举人，漏泄题目，为御史台所劾，侍郎辈谂改国子祭酒，郎中周敬复罚两月奉料，考试官刑部郎中唐枝出为处州刺史，监察御史冯颛罚一月奉料。其登科十人并落下。"（《旧唐书·宣宗本纪》）但这些措施只是一时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洋州刺史赵匡的《举选议》，对科举制度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评。他首先批评进士科"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故士林鲜体国之论。"其次，谈到一个人的心智有限，而九流七略，书籍无穷，学习时"但务抄略"，就试时则"偶中是期"，以致"业无所成"，"当代少人师之学"。第三，他认为科举考试的方法"既问口义，又诵疏文"，是"徒竭精华，习不急之业"，面对当代礼法，反而"无不面墙"，临到解决实际问题时，却只有"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他指出这是"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故当官少称职之吏"。第四，他指出举人大率二十取一，没齿而不登科的很多，"其事难，其路隘也如此！。。故士子舍学业而趋末技。第五，他指出"收入既少，则争第急切，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类，用以争先，。。亏损国风。"他还指出科举的劳民伤财，远方贫士无力赴试，遂致有抱屈遗才诸种现象。最后他指出当时选司偏重年资所造成的"无能之士，禄以列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的缺点。赵匡的上述批评，确实切中了唐代科举考试的时弊，而且比较注重实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