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20
宝应二年六月，杨绾上疏，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恢复汉代察举之制。疏称："炀帝始制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从此积弊，转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杨绾认为，欲"澄本清流"，使士人"修德业"、"修廉耻"，使"人伦一变"，皆归"实学"，必须痛下决心，停科举，恢复古制。但是，代宗命大臣商议，得到的结论却是"举人旧业已成，难于速改"。广德元年（公元763 年）七月，杨绾再次上疏，请求调整考试方法，依照汉制，以策试为主，经义为辅，以求士人"有孝义廉耻，谦恭之行，好学不倦，精通经义，并堪对策。"遗憾的是，杨绾此次上疏，同样没有得到代宗与大臣的首肯，理由是："进士、明经，行来颇久"，不可顿改，令士人"失业"。最后，代宗只好下诏调合分歧，命新制"与旧法兼行"（《新唐书·选举志》），草草收场。
杨绾的主张没有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也没有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意，企图用过时的制度来代替作为统治者强化专制制度有效工具的科举制度，自然不能不遭到冷落。但是，杨绾的奏疏中却指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唐代学风的颓坏，其原因正在于科举制度本身，特别是帖经之法，有百弊而无一利。尽管这一认识仍有其局限，但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总括以上，唐代科举的实施，是时代的需要，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的内容虽然具有片面性，其考试方法偏重于机械记诵，但它比起九品中正制的取士方法来，毕竟还是有了一个衡量知识的标准。仅以进士科而言，策论是关于治世的才能；诗赋杂文是关于文艺、应用文的知识和能力；经义是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论研究。因此，进士科及第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治世才能的。这比过去只凭荐举录用人才要好得多。事实上，在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人才，如名臣房玄龄、大诗人白居易、大文学家韩愈等等，都是进士出身。所以，科举在我国古代曾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是它作为专制主义的上层建筑之一，由社会制度所决定，从其一产生便暴露出虚伪性与欺骗性，乃是统治阶级用以笼络知识分子，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行之既久，流弊丛生，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学术思想的繁荣，均曾产生极不良的影响。因此，对科举制度应历史地、科学地评价，尤其应重视其演变过程中所提供的历史经验教训。
唐代科举制度对当时及以后世界各国的文化教育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政府为了满足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的要求，特设有宾贡科。《东史纲目》卷五所列穆宗长庆到五代时的后唐，新罗留学生登宾贡第者九十人；日本及其它各国留学生也有许多发策决科者。日本吉备真备在唐留学十七年，精修三史、五经及律、书、算学；菅原梶成入太医署学习针炙，回国后成为天皇御医；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及第后，隐居终南山，及后归国时，其中国友人章孝标曾赋诗以赠。项斯、张乔、李白、王维等著名文人，亦都有与外国留学生酬唱的诗篇。唐朝的兴盛发达，使周边各族和各国不满足于自然的文化传播而派遣留学生，直接汲取中国文明。他们长期生活于唐，在社会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归国后，移植唐文化于本土，这不仅对改造其国政治，提高文明程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也为唐代国家教育机制的开放型功能涂下了重彩之笔。
科举制度对欧洲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欧洲各国逐步推行的文官考核制度就吸收了科举考试制度的合理因素。1791 年法国首先试行文官考核制度；1806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实施文官考核制；1855 年英国开始推行文官考核制。当时在欧洲等级制的土壤里，生长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僚。任人唯亲的宗法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维护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机器的需要，这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欧洲引起重视的契机。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美国学者卜德认为，在西方推行的"文官"体制，是在精神文明领域里中国对西方最宝贵的贡献之一。
（三）五代的人才选拔据■瑞临《文献通考·选举三》陈述，五代五十二年，朝代更易，干戈抢攘，但贡举之制并未尝废弃，只是每年所取进士极少，最多时也仅及盛唐时的一半。土宇分割，士人流散，固无怪其然。不同的是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为唐所不重，取人也少考，到五代自晋以来，却中选者动以百计。原因一是帖书墨义在承平之时，士鄙其学而不习，国家也贱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诗赋、中进士举者为贵。丧乱以来，文学废坠，为士者往往从事帖诵之末习，而举笔能文者固罕见之，国家也只好以此为士子进取之途；二是因为处于乱世，士人不能安心读书，社会上崇学风气也渐淡泊，功名利禄的思想不像太平时候那么炽烈。因而参加考试的不多，中榜者有时只有三四人，梁时极考宏词料的就只有一人。后来，制科取消了，进士考试中诗赋、杂文、策论时有更易，而与经学诸科有关的反而有了起色。三是因为当时文学发展失去了良好的条件；而经书因印刷业的发展而广为流传，方便士人习诵；统治者要利用思想武器，更要宣传儒家经典，所以读经的人多起来，经学诸科所取的人数反而多于盛唐。这其实既是战乱所带来的文化废坠的结果，又在客观上为保存经典，阐说经义及宋人的演"义"之学作了准备。
另一方面，五代之时，虽科举未尝废，但很多人厄于乱离之际，不得卒业；或有所长而不能自见，无法施展学问和抱负，老死闾阎。科举虽断断续续一直存在，但中者极少，流弊极深。据《五代会要》记载，当时有关科举的奏折和敕文几乎都涉及请讬舞弊之事，朝廷也一再惩罚主考官，用复试、严审等手段严格筛选考生，但这种事仍时时有之。梁朝曾有意识地利用科举来弘扬儒学，但不久，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明经科的争论便不断发生。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 年）罢帖经对义等试经内容，别试杂文及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将明经考试视为人才选拔的障碍，对经学内容丧失了信心。
四、实科教育我国古代实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造就了大批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和工匠，在我国古代人才群体中大放异彩。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改造自然、传授实用科学知识技能和实践活动中，创造并积累了培养、训练实用人才的宝贵经验，大大丰富了古代教育遗产。隋唐时期的实科教育，尤其具有独特意义，因为我国古代实科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得以创建；实科教育的发展先于欧洲各国一千余年，朝廷主持颁定的实科专业教材也为世界之先；与此同时还产生了有关实科人才规格、科技道德教育以及教学工作等多方面的论述，成为我国科技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世民为发展实科教育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
第一，奖掖实科人才。当时在天文历算方面，名家如流。祖孝孙"博学，晓历算"，傅仁均"善历算"，傅奕"尤晓天文历数"，李淳风"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崔善为"好学，兼善天文算历"，等等。李世民对他们恩礼有加，封官赐爵，并给以奖掖。李淳风在贞观初为修订《戊寅历》提出七条宝贵意见，很受李世民器重，"授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李淳风在天文研究中不断作出贡献，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 年），李世民又拜他为太史令（《旧唐书·李淳风传》）。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第二，兴办实科学校，培养实科人才。当时的太医署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院，医学分科很细，招收各种生徒。太史局也设立了天文学校、历学学校，培养这方面的人才。这在当时世界上是领先的。这些实科人才的广泛培养，为贞观以后许多重大的闻名于世的科学发明奠定了基础。
第三，重视使用科技新成果。李世民很重视科技成果，并加以推广应用。天文学家李淳风在贞观七年（公元633 年）研制成了一部精密的天文仪器"黄道浑仪"，李世民十分高兴，当即下令把它放置凝晖阁，"以用测侯"（同上），即使这部新仪器能够立即为当时的天文历算科学发挥作用，也使科技人员得到鼓舞。
（一）实科学校教育隋唐时代的实科学校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属于国家教育行政系统的正规学校：医学和算学，医学又有中央医学和地方医学。二是属于职官"官学"性质的学校，主要有京师药园和太仆寺的医药弟子，以及太史监、司天台系统的天文历法生。
1。医学专门学校我国实科专科学校的创立，以南朝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 年）医学校的建立为标志。北魏时又设立了太医博士，培养高等医学人才。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隋代在太常寺下设太医署，除专门的医官，还有专门从事医学教育的学官，即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也就是说，建立起明确的医学教育制度，开始在太医署安置了与医学教育有关的人员。《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记有："太医署有主药（二人）、医师（二人）、按摩博士（二人）、祝（咒）禁博士（二人）等员。"从中可见，隋代的医学教育已设置了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固定的人员，出现了专门化的雏形。
唐代的医学校，分中央与地方两级。
中央医学校继承隋制，仍然设在太医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医学院。它分四科，即医、针、按摩和咒禁。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除医官外，主要的教职人员配备有："医博士一人，正八品上；助教一人，从九品上"；"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并从九品下"；"咒禁博士一人，从九品下"。医学招收生员也有定额："医生四十人"，"针生二十人"，"按摩生十五人"，"咒禁生十人"。与《旧唐书》相比较，此记载除针博士的品级略有出入外，其他内容基本相同，说明唐代中央医学已有一定的建制。
医学教学分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四科进行。
医科又分为：体疗科（相当于今天的内科）学习年限七年；疮肿科（相当于今天的外科）学习年限五年；少小科（相当于今天的儿科）学习年限五年；耳目口齿科（相当于今天的五官科）学习年限二年；角法科（相当于今天的针炙科，包括拔火罐等）学习年限二年。以上各科均以《本草》和《甲乙脉经》为必修科目，设置医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先读诸经，后分科学习。
针科，设立针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针师十人。学习的基本课程主要是与针炙有关的各种书籍，如《黄帝内经》中的《灵枢经》，晋朝的《针炙甲乙经》等，并识记穴位和背诵脉诀，然后再学习各种用针的技法；还要在针师和针工的带领下进行临床实习，掌握和熟悉针炙的穴位和手法。
按摩科，设立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师四人，按摩生十五人。按摩生在按摩博士带领下，学习用按摩治疗外感染症（风、寒、暑、温）关节病和内伤杂症（饥、饱、劳、逸），以及用正骨法治疗骨折、伤筋、跌打损伤等骨科疾病的方法。
咒经科，设立咒经博士一人，咒经生十人。咒经生主要学习所谓除邪恶、去鬼神的学问（类似卜巫）。
唐代统治者对医学十分重视。唐太宗时，提拔《古今验方录》的作者甄立言为"太常寺丞"，分管太医署的医师。对甄立言的哥哥、擅长针穴疗法的百岁老医师甄权也十分尊敬，唐太宗曾亲自登门拜访，赠以几杖衣服，给以五品散阶官，表示尊养。
此外，在师生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明确的规定，比如：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经博士"取医人内法术（古典医学书籍的造诣和临床的经验与实绩）"的优异者为之（《养老令·疾医令》）。担任地方医学教育的国医师的教育方式"并准典药寮教习法"（同上）。医学有关学生的入学顺序的规定：第一是具有医学世袭职务药师称号的诸氏；第二是三代以上以医学为业的世习之家；第三是采录庶人十三岁至十六岁中的聪慧者。这也不是普通庶人，一般以五品以上的子孙为原则，根据情况，也采录八品以上者（同上）。医学也讲"束脩"，初入学，皆行束脩礼，一准太学生，其按摩、咒禁生减半。同时要求专业学习，不能从事其它杂事，同太学生一样，也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医学生在学期间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外，还要定期进行考试和临床实习。考试有月考（每月由博士主持的考试）、季考（每季由太医令丞主持的考试）、岁考（每年由太常丞主持的考试），临床实习成绩列为参考，以治愈多少病人来计算。学生毕业后，根据学习成绩分别授予医师、医正、医工等职位，然后分别派往全国各州、县，或任教，或医病。如果学生学习满九年，考试成绩低劣，没有达到及格水平，则勒令退学。
京师的医学教育，除以上正规教育外，还有职官性的教育：其一是在京师药园招收"庶人十六岁以上为药园生，业成者为师"；其二是在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四人，学生百人"（《新唐书·百官志》）。这是我国古代药物学和兽医学专科教育的开始。
唐代还建立了地方医学教育制度："贞观三年，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及学生。开元元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未及，医学博士、学生皆省，僻州少医药者如故。二十七年，复置医学生，掌州境巡疗。永泰元年，复置医学博士。"（同上）从这段记载可知，唐自贞观三年（公元629 年）创立地方医学，其发展不够稳定一贯，随着政局的变化，时兴时废。
自天宝二年（公元743 年）起，诸州的医生，"随贡举人列申省补授，十年与散官，同流外列附申。"（《唐会要》）乾元元年（公元758 年）以后，医学入仕也仿效科举，进行考试："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二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以上留，已（以）下放。"（同上）
2。算学专门学校我国自三代开始，小学有传授"九数"（术计）的建制，属于初等性质的数学教育。与天文、历法等关系密切的高等数学多设在史官门下，不列于国学，至隋代才隶属国子寺。此事见于《隋书·百官志》："算学博士二人，算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隶属于国子寺。"又见于《旧唐书·职官志》："隋始置算学博士二人于国庠。"算学博士的官衔为"从九品下"（《唐六典》）卷二十一注）。算学列为国学之一，说明它的专门化程度已得到社会公认，具备了设立专科学校的基础。唐初，废算学。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复置，三年（公元658 年）又废，龙朔二年（公元662 年）又复。从龙朔二年起，"东都初置国子监，并加学生员等，均分于两都教授。"（《旧唐书·高宗纪上》）从这一年开始，算学生也分两处就学：一处在京师长安，另一处在东都洛阳。
唐代算学在教育管理上，可能曾有双重领导关系：一是与国子、太学、四门、书、律、并称国学六馆，说明它受国子监领导；一是在龙朔三年（公元663 年），"书学隶兰台，算学隶秘阁，律学隶详刑"（《新唐书·选举志上》），说明算学受秘阁（或如《唐会要》称"秘书局"）领导。唐代算学的建制和管理制度与国学中其他各馆一样，比魏晋时隶属于史官要完善得多，这是算学教育的进步。但是，它又不同于经学教育，不是培养通用人才，而是培养专门人才，在专业上与秘阁所统辖的司天台（专司于文、历法的机构）有直接关系，所以也有可能受秘阁领导。这种领导体制，反映了专科教育的特点，与现代的某些专科大学情形相仿。
唐代算学的建制设有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还有"助教一人"。《唐六典》卷二十一则认为有"典学二人"。算学学生入学有资格限制，限"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旧唐书·职官志》），品级要求比国子、太学、四门等馆宽。其数额定为三十人。算学学生入学要行束脩之礼，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载，俊士和律、书、算学生为同一规格，向教师敬献绢一匹。但是《新唐书·百官志》则为"六学束脩礼，督课试举，皆如国子学。"
算学生按所学课程与科举明算科相应分为两班。第一班学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和《五经算》；第二班学习《缀术》和《缉古》。此外，两班学生都要兼习《记遗》和《三等数》。两班人数，唐前期各十五人。《唐六典·国子监》云："二分其经，以为之业。习《九章》、《诲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十有五人。习《缀术》、《缉古》，十有五人。其《记遗》、《三等数》亦兼习之。"在这段记载中，第一班所学课程遗漏了《五经算》。第一班受业时间总计七年：《孙子》和《五曹》共一年，《九章》和《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和《夏侯阳》各一年，《周髀》和《五经算》共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孙子》、《五曹》共限一年业成，《九章》、《诲岛》共三年，《张丘建》、《夏侯阳》各一年，《周髀》、《五经算》共一年。"第二班受业时间总计五年：《缉古》四年，《缀术》一年。《唐六典·国子监》云："《缀术》四年、《缉古》一年。"另一说，《缉古》受业三年。《新唐书·选举志上》云"《缉古》三岁"。这样，第二班受业时间也总计七年。
算学学生在学期间，每旬有旬试，每年有年试，全部学业完成之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国子监考试合格，就参加省试。两班中，前者似古典数学专业，后者似应用数学专业。《算学记遗》、《三等数》是公共必修教材。
尤其应当提出的是，李淳风与梁述、王真儒等编定和注释了历史上一批数学名著，统称《算经十书》，唐高宗把它规定为国子监的算学教材。这十部算经，不仅成为唐代以后算学和科举明算科的教材，而且介绍了一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成为了解我国古代数学发展史的重要文献。例如，祖■建立的计算球体体积的一条定理，其计算公式和理论基础，就是通过注释《九章算经》介绍给世人的。这一定理，在一千多年以后，西方才有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证得。
唐代算学教育注重考试，要求学生做到"明数造术，详明术理"，也就是既要掌握运算规则，具有运算能力，又必须通晓数学的基本原理。这种考试原则兼顾知识与智能两个方面，在一千多年前是先进的，在今天也是可取的。
国子算学内部的考试，时间安排与其他六学相同。据《唐会要》卷三十五称："其试者通计一年所受之业口问大义，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以下为下。"
唐代算学时有兴废，招生人数也有多有少。据史书记载："唐初废算，显庆丙辰复置。"（《旧唐书》卷四，《新唐书》卷四十八）据李俨考释，"贞元前后六馆已亡其三"，可能算学即在已亡之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重新规定国学各馆定员时，"西京书算馆不过十人，东都算馆二人"。李俨认为，"终唐之世，数学教育制度尚未尝废。"（李俨：《唐宋元明数学教育制度》）
唐代创立了科举制，并设有明算科，其考试方式有贴经和问答两种，《新唐书·选举志》有详细记载。其中贴经与问答试题的数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规定，因此，《唐六典》、《通典》和《新唐书》的记载不尽相同。明算科及第之后，送吏部授官："书、算学生从九品下叙"（《新唐书·选举志》）。
3。天文、历法专门学校在朝廷的天文、历法机构太史监中设立专科学校始于隋朝，其前身可以追溯到北魏太史博士的设立（《历代职官表》卷三）。至唐代，太史监屡改名称建制，前后曾命名为秘阁局、深仪监、太史监、太史局、司天台等。名称虽异，建制不一，但都是集行政机关、教育机构、研究单位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部门，既进行日常事务性工作，又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后的方向是在本部门就职或在其它部门从事本专业工作，不参加科举考试，属职业教育性质。现分述如下：太卜署 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拜家动用之事。博士、助教和卜师、筮师教学生占卜之法和驱鬼术。业成后，留本署就业。
司天台 其名称屡有变更，或曰太史局，或曰浑天监。司天台下设四个职能部门：司历 掌国家历法的推算和制定，历博士掌教历史。历生，开元时三十六人；天宝时四十一人；乾元初五十五人。
监侯 掌观察天文气里，有天文观生九十人。
灵台 掌天文星象变化并占候，设灵台郎以教学生。天文生，开元时六十人；乾元初五十人。
漏刻 设漏刻博士掌教学生习漏刻术。漏生四十人，漏刻生三百六十人。
学漏刻节点，以时唱漏，皆庶民中男、小男为之。毕业后，被典钟或典鼓。太仆寿 设兽医博士以教学生。兽医学生以庶人子弟为之，考试其业以录取。学成后补为兽医，或去各地马场工作。
掖庭局 设宫教博士，教宫人书法、算术和众艺。开元时隶内侍省，博士由中宫为之。
隋唐天文、历法学校，保留着较多的"宦学"性质。在教育管理上，不如医学、算学完善，传授知识也不够系统，比较重视实用性。在教学方法上，继承了我国"天官"的优良传统，注意观察与验证，创立了我国古代实科教育一项重要的教学方法。
（二）实科教育的其它形式隋唐时期，不仅通过官办的实科学校培养科技人才，而且私学家传、佛道人士传艺、经师兼授实科知识、训练手工匠人的艺徒制，以及社会性的科普教育等等，都曾培养造就了实科人才。
1。私学家传私学传授实科知识，始于先秦，后世不绝如缕。至隋唐，凡身怀绝技之人，大都有门徒，例如隋朝著名天文学家耿询，在陈隋之际沦为王世积的家奴，有幸就教于隋太史局官员高智宝，学习掌握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并研制成功著称于世的水运浑天仪。炀帝时任太史丞。这是国家科技官员授徒施教的一个实例。唐代名医孙思邈曾收徒传医术，如孟诜和卢照邻等人都曾"师事之"（《新唐书·隐逸传》），后来孟诜也成为唐代著名医家。孙思邈传授医术时，注重直观。他精心制作了三幅大型彩色针炙挂图，称《明堂图》。当时朝庭虽然禁止民间研讨天文、历法，但是这方面的传授活动却禁而不绝，例如宋璟曾师事于李元恺，学习"天普历算"（同上）；又如崔良佐撰写过《历像》、《浑仪》等论著，并隐居授徒。据《畴人传四编》记载："卢肇，宜春，举进士第一。肇始学浑天之术于王轩，轩以王蕃之术授之。后因演而成图，又法浑天作《海潮赋》及图。轩，太和进士。"这段话记载了天文知识转相传授的情况，其中卢肇和王轩都是唐朝的进士，说明当时士人也很注意学习实科知识。
家传，是私学的特殊形式，实科人才获益于世传家学的很多，生活在陈隋之际的名医徐之才，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生长在一个世代名医之家，六代之中有十一个著称于世的医生。唐代药物学家李珣出生在一个世代经营香药的波斯商人家庭，从小就有机会学习外国药物学知识，加之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博览药典，终于写成了著名的《海药本草》。古代的史官，特别是其中的天官，多是宦学与家传相结合，俗称"畴人子弟"。隋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如唐太史令庚俭，就出身于天文占星世家，李淳风与之类似，祖上四代都长于天文历算。阎立德是唐代杰出的建筑工程师，曾参加建造昭陵、翠微宫、玉华宫等大型工程，官至工部尚书。其父擅长工艺，家传得法。世业家传的方式，由于适应以家族为单位的封建自然经济，因而在古代成为实科传授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它具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封闭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交流和发展。诚如孙思邈所指出的："各承家传，始终循旧"。这种传习方式的保守性，归根到底是由宗法制度和小生产所决定的。
2。佛道传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与宗教迷信活动长期斗争的结果。但是，不成熟的科学技术，又往往掺杂着迷信的成份，科学的成果也常常被宗教借用来以售其奸。正是由于宗教与科技有着相互浸入的关系，所以在宗教活动中，就必然也有传授科学技术的事情发生。不论中国和外国，在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都是这样的。隋之世，是我国佛道昌盛的时代，和化学杂揉在一起的炼丹术，自秦汉之际开始，就是道教方士的数术；和医学交织在一起的咒禁，也是他们的绝技。至于占星与天文，勘舆与地质等等，关系都十分密切。加之宗教人士研究天文、历法等"中秘之物"不受律令的限制，只听"道格处分"，因此，隋唐两代的道教人士中，多有传授这些知识的，例如对传习天文知识起过重大作用的《步天歌》，就出自道士之手（据《新唐书·艺文志》）。再如李淳风的父亲李播"弃官为道士，号黄冠子"（《新唐书·方伎列传》），曾撰写过《大象元机歌》三卷及《大象历》等，据清人黄钟骏称"皆《步天歌》之类也"（《畴人传四编》卷四），也是为传天文知识所用。此外，向道教人士学习天文知识而有所成者，还有隋代太史令薛颐；向道教学习炼丹与咒禁的则有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等。
佛教传经，同时也要传授有关的实证知识，这与佛经的内容有关。占星是佛学的组成部分，如《大藏经》中就收有《七曜星辰别行法》等天文历算书籍。佛经还有称做"五明"的内容，即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其中工巧明是研究历算、工艺技术的；医方明是研究医理、方剂和药物学的。佛教输入也带来了天竺（今为印度）、波斯（今为伊朗）、狮子国（今为斯里兰卡）等国的实科知识。当时研究天竺历法的有三家，即迦叶氏、瞿昙氏和拘摩罗。这三位天文历算家都是佛学大师，他们在中国期间，曾任太史阁，传授天竺的天文历法知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 卷第1分册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版）。据说瞿昙罗担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对传播印度等国的天算知识作出了杰出贡献。他的后代瞿昙譔曾编撰著名的《开元占经》，促进了我国天文知识的传授。唐代天文学家一行编撰《大衍历》，李淳风修定《麟德历》，都曾受到以上三位大历法家的影响。此外，唐代佛教的密宗首领不空和尚，曾翻译了《文殊列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二卷，详细介绍了天竺国当时的天文星历知识，由他的中国弟子杨景风为之作注。唐代著名天文家张遂，循入空门后称一行僧，他学数学曾以嵩山普寂为师。为穷大衍之术，他又登天台山国清寺就教，并亲见"僧于庭布算"的场面。唐代律宗高师鉴真和尚通晓"五明"，认真学习了道岸律师高起的建筑技艺，还亲睹道岸监造长安小雁塔的过程。后来，鉴真又从弘景律师"具足戒"，并学到了丰富的药物学知识，掌握了"奇效丸"的配制密方，鉴真的经历，是唐代佛门传授实科知识的典型实例。
3。经师兼授实科知识在汉代经学教育中，已具有兼容实科知识的特点。隋唐之世，结束了自汉以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经学。有几位对经学统一曾起重大作用的经学大师，都兼传实科知识。史称"刘焯于《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覈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又称刘炫"与术者修天文律历"，曾编者《算术》一卷（《隋书·刘焯刘炫列传》）。他还修订了《周髀》关于每百里日影差一寸的说法，后世僧一行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子午线实测工作。二刘在讲经的同时兼传科技知识，孔颖达就是刘焯的门人。这是经学大师传习科技知识的实际事例。
4。手工作坊的艺徒制唐代训练手工匠人有官营作坊的徒艺制和世业家传等形式。我国在商周时代就已有了"百工之制"。唐代继承发展了古制，专设少府监（或称内府、尚方）负责管理百工技巧（"掌百工技巧之政"）和将作监（"掌土木工匠之政"）。少府监负责天子和后妃的器物、服饰、及祭祀用品、朝会仪仗等，将作监负责土木建筑工程。两监都有训练艺徒的职责，少府监还订有培训制度，一边生产，一边训练工人。艺徒训练由少府监（从三品）负总责，据《新唐书·百宫三》记载，少府监训练工徒，有一套管理制度：细镂之工，教以四年；东路乐器之工，三年；平漫刀矟之工，二年，矢镞竹漆屈柳之工，半焉；冠冕弁帻之工，九月。教作者传家技，四委以令丞试工，岁终以监试之，皆物勒工名。（《新唐书·百官志》）
从这一记载可知，唐朝宫廷作坊，所收艺徒有四个工种："细镂之工"，这是用金翠珠宝等制成各式花朵的首饰工；"车路（即人君所乘坐的车）乐器之工"，这是制作车辆、乐器的工程；"平漫刀矟之工"与"矢镞竹漆屈柳之工"，这是制造大刀、长矛（矛长八尺曰矟）、弓箭的兵器工；"冠冕弁帻之工"，这是制作衣冠的工种。少府丞（从六品下）根据不同工种所传授技术的难易，确定出徒时间，例如首饰工，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刻镂、雕花等工艺技术，学徒时间最长，为四年；"冠冕弁帻"工，其技艺容易学会，规定只用九月时间就可出徒。官营作坊训练工徒，十分重视考核，季试由令丞负责，年终的岁试则由少府监亲自主持。为考核艺徒所制产品的优劣，还规定在制品上标明制作者姓名（"物勒工名"）。唐朝官营作坊，借用皇权威力征用全国的工艺名师来训练艺徒，并指令他们拿出家传绝技教授，即所谓"教作者传家技"。这种传习方式，有助于突破家传技艺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比较先进的艺徒培训形式。
唐朝的官营手工作坊，规模很大，工匠从全国挑选并且进行训练，两监集中了当时手工业工匠中的精英人物，两监的产品则体现了当时手工业最高的技术水平。例如少府监为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织成的毛裙，料用白鸟毛，正看是一色，反看是一色，倒看又是一色；白昼是一色，灯影下看又是一色。百鸟形状都显现在裙子上，是举世罕见的工艺真品（转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247 页）。两监造就了一批绝世巧匠能工。
在民间，广泛存在着世业家传的教育活动，凡名牌产品的制作技艺，在古代几乎都是依靠家传继承发展的。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存的唐代名琴绝品"九霄环珮"、"松雪"、"响泉"、"春雷"、"忘味"、"百纳"等，就是唐代西蜀成都雷威和雷氏一家制作。雷氏家族以制琴为世业，所制古琴被人们赞誉为"雷公琴"，数百年间一直颇享盛名。雷氏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就，是由于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在世代制琴实践中，总结出一套选材、制做、审验的成功经验和独特技术。为使技艺常新不衰，他们广泛吸取各家之长。据《贾氏说林》记载，雷威在■琴的过程中曾得到谙熟音律的老人指点。在古代，世袭技艺关系到家族的经济生活与发展，为保持"独家经营"的优势，往往采取一种封闭的内循环方式，对技术的传播加以限制，诚如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吟："东家头白双女儿，为解挑纹嫁不得！"可见这种传习的顽固性，它拒绝了技术上的竞争，是防碍生产技术发展的。
可以说，唐代实科教育的确具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特点。这与当时经济的繁荣，国家的统一，以及政治的开明，都有直接关系。当然也体现了地主阶级在其上升时期往往还能顺应社会发展要求，因而也为实科教育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三）实科专业教材的颁定我国自唐代开始，由国家颁定统一的实科专业教材，这与实科学校的建立是相适应的。朝廷对于当时的算学、医学都规定了必修与选修的教材，这些教材或由朝廷诏令编审而成，或选用高水平的专业书籍代之。
由国家主持编定统一的实科教材，标志着实科教育地位的提高和进步，当时在这方面我国又居世界领先地位。欧洲最早由国家颁定的药物学专书，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药典，颁定于1494 年，比我国晚八百多年。
实科教材，除由国家诏令颁定者外，在专科学校中还选用一些内容全面、先进的专业善本书。例如天文学专业，就选用《步天歌》为入门者的必修教材；唐代李石编著的我国最早的兽医教科书《司牧安骥集》，以及当时著名的医学专著《甲乙经》，也都被选作教材。私学家传的实科教育也使用教材，不过其灵活性大大超出官办专科学校，多随大师的所专所好加以选择。
唐代颁定的实科教材，大致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荟萃集成。就教材内容而言，囊括了当时最新的科技成就。《算经十书》集以往古算之大成，其中《九章算术》是最重要的一部，"它对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对西方数学所产生的影响一样，是非常深刻的。"（杜石然：《中国古代数学名著简介》，《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年出版。）这十部算书中不少内容在数学上的成就具有世界意义：联立一次方程的解法，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多年；《孙子算经》的"物不知数"解法，已包含了现代数论中著名的剩余定理的基本形式；《缀术》又记载了早于欧洲一千余年的祖冲之的密率。。。医学教材的内容也是汇集了当时之精萃，属于高水平的。就教材版本而言，所选用的都是经过认真校勘的善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高质量的。这不仅保证了我国实科教育的教学水平，而且远传外国，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和科技人才成长都有着积极影响。
第二，编定教材和研究相结合。唐代实科教材能做到荟萃集成，不仅由于借助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还由于选派了第一流的科学家。他们在编撰过程中，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所编教材本身就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如《新修本草》就是经过药物学家们集体钻研，在广泛吸取了以往本草药书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药物一百十四种，所载入药物竟达八百四十四种，堪称一部恢宏的药典。李淳风编《算经十书》，也正是由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才能超过前人，纠正了"南北两地相距千里则日影长相差一寸"等错误结论，为我国古代算学作出了新贡献。唐代选派第一流科学家，将编定教材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以保证教材的高质量，这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具有独特的体例。唐代颁定的教材都是注释本，既保留了前人的原著，使学生能知其源，又通过注释立了新意，创立了新说，作到及时更新教材内容，使学生能知其流，学到新知识；而且，有的还是集注本，有利于学生借以了解各家的见解，开阔眼界，活跃学术思想。所以，这种体例的实科教材，易于学生自学。
第四，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唐代《新修本草》包括药图和图经，称得上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这是前所未有的，很有利于采药和教学。被称为天文学入门的教材《步天歌》，首次刊印天文图象。《畴人传四编》赞道："历代天文志，徒有其书，而无载象，学者但识星名，无从仰观。自丹元子著《步天歌》，见者可以观象。"运用诗歌、韵文记述科学知识，在唐代是十分普遍的，就连严肃的医理，医师们也要精心撰文，使其具有一定的韵律，读来琅琅上口。这种生动活泼的实科教材，对后世颇有影响。
（四）实科教育观1。实科人才的基本要求实科人才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规格，这是进行实科教育必须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唐代科学家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孙思邈在总结医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向后学郑重指出，要掌握医道。必须做到"胆大"、"心小"、"行方"、"智圆"（《旧唐书·孙思邈传》）。所谓"胆大"，指能果决诊断，对症下药；要求学医的人，要像勇士一样无所畏惧，具有胆略和识见之明。"心小"，指治病细心谨慎，如同临深渊、履薄冰那样，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行医关乎患者生死，要求学医的人必须作风严谨，慎重行事。"行方"，指行为方正不阿，不为利欲而偏离正道，不因坚持正义而感到忧惧不安；要求学医的人必须具有高尚的医德，有仁人爱民之心。"智圆"，指知识丰富，又有智谋，能做到"见机而作，不俟终日"；要求学医的人具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机敏灵活的才干，能洞察隐微，作出迅速反应。"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本是古代为人处世的箴言，孙思邈特用来作为医者立德行业的准则。这同样适用于其他实科人才，所以对后学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