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22
最后，论述了师生关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他以孔子为例，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既然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当然学生就完全可能，而且也应该超过老师。就是说，学生是暂时地或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师，从长远来说或在某些方面一定能超过老师。因此，做学生的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对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老师不一定处处事事都比学生高明，当然做学生的对老师就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学其所长。同时，做教师的也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更不要不懂装懂，要尊重学生，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方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三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人们闻"道"有早有晚，在学业与技能上各有所长，当然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向老师学习也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不断地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甚至有所专长，因此，教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必要的，是有益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条标准都是相对师生关系而言，并不是教学过程中的需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应该如老师，老师肯定比学生要"贤"，而且老师必须"闻道"在先，术业有定。总括以上三点，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不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应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这是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韩愈在阐述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及师生关系的问题中，看到了道与师、道与业、师与业、师与生之间的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提出了教师既应忠于职守，忠于理想，传播真理，又要学有专长，认真教学；暗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既要自觉地起主导作用，又要尊重学生，教学相长，能者为师。这些见解，不但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我国今天正确理解教师的职责，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德育与智育、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人称柳河东先生，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 年）。少时天资聪颖，及长，为文卓绝精致，一时辈行推崇。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二十一岁，中进士第，步入仕途。他一生直接从事教育和教学的实践活动不多，而且断断续续，但却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柳宗元任官期间，热心于教育工作，曾亲自诚恳地指导了许多后学者，而且不少人还是通过通信的方式，由他"函授"的。他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又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惎，当教字解）之。"（《极袁君陈秀才避师门书》）《新唐书·本传》说："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太学生薛约言事得罪，谪连州。国子司业阳城送薛约于城外，德宗对此很不满意，便把阳城出为道州刺史。太学诸生深为不平，李藩等百数人群集宫门请留阳司业，竟达数日之久。此时，柳宗元身为集贤殿书院正字，特写信给诸生，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同情和支持，勉励他们，谓"不意古道复形于今"，并在信中说，他少时本想游太学，但听说太学学风很坏，就不敢去了。现在诸生"奋志励义，出乎千百年之表"。可能是"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称赞阳城"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反对有人对阳城"过于纳汗，无人师之道"的责备（《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在当时封建专制统治下，柳宗元敢于公开鼓励太学生"奋志励义"，作正义斗争，勉励学生在斗争中重道尊师，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师道问题上，他十分同情和支持韩愈的"抗颜为师"，并针对当时风气，结合自己经验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其一，重师道中国古代早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学记》作者明确提出"师严道尊"的主张。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处于独尊地位，更加重视师道。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玄学和佛学的兴起，儒学一度衰落，师道也愈来愈不被重视。柳宗元说："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则。。笑之以为狂人。"（《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唐代，甚至达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所以，韩愈提倡师道，作《师说》，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柳宗元完全赞成。他也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很痛心，对韩愈勇于为人师的精神非常赞佩。他说："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柳宗元还写了一篇《师友箴》，文中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诚人。"他将师友并提，强调了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关系，深感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与季才论师道书》等十几篇文章，专门阐述师道的重要，严肃批评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指出："道苟在焉，佃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同上），不重师道，道就容易被抛弃；道存，即使是奴仆和乞丐也可以和他交朋友；道不存，即使公侯也不必理睬他们。可见柳宗元是把师和道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韩愈的见解完全一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由于唐代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尊崇儒术的文教政策，儒学重振，因此，尊重师道，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现实中却存在着"耻于相师"的不良社会风气。所以，韩愈、柳宗元极力提倡师道，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不过，柳宗元所师之"道"与韩愈的"道"并不完全相同。他认为，只有能"当"于"人生之意"的东西才是"道"，强调"道"的实用性。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断刑论》下）这个"道"实际上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济世之道"。所谓"生人"，即"生民"，《荀子·礼论》用过这一名词。这个"道"是作为柳宗元的教育目的和教育理想而提出来的，即不要忘记"生民"的患难，要作有益于"生民"的事情。因此，他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时令论》上）
柳宗元所谓"圣人之道"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就是"中道"或"大中之道"。他说："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立大中，去大惑，舍得而曰圣人之道，吾来信也。"按柳宗元的解释，"中道"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形式上仍然没有越出董仲舒以来儒家学说的轨道。但是，柳宗元在批评《管子·牧民》的"四维论"时，又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有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这又同韩愈有类似之处。韩愈为了把儒家思想同佛老区别开来，曾提出"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原道》）。韩柳都同样重视仁义，以仁义为本，而这为本之"道"，就表达在儒家的经典之中，"五经"即是"取道之原"。柳宗元说："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从而也规定了他的基本教育内容和教材。
其二，是"以辅时及物为道"，也即"辅时及物之道"。柳宗元参加过王叔文领导的"永贞革新"。他一生"怀济世安人略"，念念不忘"及物行道"，认为"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即使在遭贬以后，也还是坚持"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柳宗元的"及物行道"，就是要在社会实践中具体实施儒家的"圣人之道"。当然，他所要实行的，是一种改造过的"圣人之道"，例如，他在《六逆论》中，对《左传》的"六逆"说就持不同看法，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三者涉及择君置臣之道，是"天下理乱之大本"，假若贵、亲而旧者愚，贱、远而新者贤，完全是可以"妨"、可以"间"的，否则就会招致败乱。这样，他就把儒家的择君置臣之道作了一番改造。这实际上是为革新派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因此，改造"圣人之道"，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不仅使传统的儒学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且为儒学的改造提示了方向。循此前进，后来的宋代义理之学，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政治伦理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
其三，学必有师柳宗元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良师的教诲，就不可能成才；没有益友相辅，就不能增进自己的才识。只有获得良师益友，才能不断地增进自己的知识、才能和品德，成为"济世安民"的人才。他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师友箴》）主张学必有师。他说："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送易师杨君序》）他还以个人切身体验，说明无名师指导，仅靠个人努力，再勤奋也不能得其要领，仍是学不好的，甚至会为人所取笑。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谬谬■■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渐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柳宗元从中总结经验说："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所以，欲明道，必从师，无师无以明道，师道是不可废的。
其四、交以为师由于柳宗元把师与道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把教师看得很高，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足为师表者方可为人师。他感于当时师道不尊，不敢妄为人师以取辱，力避为师之名，主张"交以为师"。因此，他曾多次不肯接受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其理由或说："仆道不笃，业者浅近"；或说"不足为"、"惧而不为"等等。当时有人对柳宗元拒为人师曾有所责备，但他解释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称》）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之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也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从上述申辩与解释中，可以看出柳宗元只愿尽为师之实，而不欲居其名。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和作用，在言道、讲古、穷文辞。其自谓有以此三者来问者，无不举其所知以答，是已具有为师之实。至于为师之名，他表示不敢承担，自认为才能和勇气都不能和韩愈相比。这反映了他的谦虚态度，也反映了他和韩愈是有所不同的。韩愈具有"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卫道精神，曾做过四门学助教、国子学博士、国子祭酒，兴办地方官学，招徒讲学，公开建立师生关系，而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一个贬官之人，经常遭到政敌的攻击，因此，不愿公开建立师生之名，而默默地肩负起教师的责任，诚恳地指导着许多后学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拒师之名，和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有关。他一再说，如果有人要求讨论政治、历史、学术和写作，那怎能白眼相待，闭口不理呢？若免去师弟子的虚名，而实际上处于师友关系，取长补短，相互为师，既免掉了世俗的麻烦，彼此又可得到教益，这是古往今来追求真理的人愿意做的。所以，他提出了"交以为师"的主张，以师为友，师友并提，把师生关系变为师友关系。这一思想也是很可贵的，其中含有学术讨论上的平等与民主因素，比韩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见识又前进了一步。反映了柳宗元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当然，他的"交以为师"的思想是针对有一定学识水平的成人而言的，不是对少年儿童讲的。
（四）李翱教育过程本质的"复性"论李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 年），出身于官僚世家。"幼勤于儒学，博雅好古，为文尚气质。"（《旧唐书·列传·李翱传》）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 年）登进士第，授校书郎。三迁至京兆府司录参军。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 年）召为国子博士，直接从事教育活动。以后仕途颇蹉跎。
李翱的学术思想受韩愈影响很深，同时也接受了佛家的许多观念。他的教育思想突出特点是，把儒、佛两家的思想杂揉在一起，寻求一种人格解放的道路和方法。虽然他自称："择中庸之蹈难兮，虽因顿而不改其所为。。。心劲直于松柏兮，论霜雪而不衰。"（《感知己赋》）并说："嘉山松之苍苍兮，岁苦寒亦悴。吾固乐其贞刚兮，夫何尤乎小异。"（《释怀赋》）好像他所坚持的是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实际却不尽然。他是把《中庸》里面的一番道理和佛教的理论相结合，进而把韩愈的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李翱论教育思想的代表作是三篇《复性书》，它们集中表述了他对人性及其教育过程的本质的看法。
他认为任何一个人都有"性"与"情"，而性是善的，情是恶的。他说："性者天之命也。""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人之性皆善也。"就是说，人之性是天赋予的，任何人生来之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善的。这里所谓的善，实际上是儒家的仁、义、礼、智等德性。他把宗法秩序所要求的德性，说成是人先天本性中所具有的，这显然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又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皆情之所为也。""情者性之动也"。"情者性之邪也"。"情者妄也、邪也。"就是说，性之动而产生情，情是邪恶的表现。他把情看成是要不得的坏东西，这显然是接受了佛家世幻思想的影响。
关于性与情两者的关系，他说："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就是说，情由性所产生，性通过情而显露。他曾形象地比喻说："水之浑也其流不清，火之烟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过也，沙不浑流斯清矣，烟不郁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水与火就其本性都是清与明的，水由于沙而浑，火由于烟而郁。人就其性是善的，由于情而恶，如沙沉而水自清，烟消而火自明，情灭而性自充。所以，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过也，圣人得之而下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也。"就是说，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保持天赋的善性，其善性不为邪情所匿，而一般人天赋的善性却为邪情所昏惑，故其善性不能充分地显露出来。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就其先天的本性都是善的，是没有差别的，所不同的是圣人能保持它，使之不为情所惑，一般人却为情所陷溺而不知复其先天的善性。因此，性在圣人那里充而明，在一般人那里却昏而塞。
李翱从其上述的"性善"、"情恶"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教育的过程在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复性"，即恢复或发展人先天的善性的过程。
他认为虽然一般人之性都为情所惑而昏塞，由来已久，但"复性"并不难。因为任何人自身都先天具有一个善性，只不过是为妄情所惑，昏而不充，塞而不明。只要去其妄情也就是了。他说："情不作而性充"，"妄情灭息，本性自明。""圣人教人忘嗜欲而归性命之道也。"就是说，一个人如能灭绝妄情，即绝情去欲而"复其性"的教育观点，实际上已不是儒家传统的教育思想，它同佛家的教育宗旨几乎没有多大区别了。由此，他还提出了一些具有修禅特征的"复性"方法：1。"无虑无思"
李翱说："弗虑弗思，情则不生；情既不生乃为正思，正思，无虑无思也。"这种修养功夫，是一种否定感知作用，排斥思维活动的非理性的修养方法，实际上与禅宗的"禅定"是没有多大差别 的，是佛家直觉主义的修炼功夫，但他认为仅做到"无虑无思"还不够，"然此斋戒其心者也，犹未离于静焉。有静必有动，动静不思，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动，焉复其性耶。"意思是，"斋戒其心"，还会"生情"，仍不能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从而他提出了另一个主张。
2。"其心寂然"
李翱说："知者无知，动静皆离，而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之也。寂然不动，是至诚也。"又说："是故诚者圣人性也。寂然不动，广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通天下之故，行止语默，无不处于极也。"还说："心寂不动，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所生？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斯可矣。无不知也，无弗为也，其心寂焉，光照天地，是诚之明也。"在这里，他提出一个所谓"至诚"和"诚明"的神秘化观念，其核心即是"寂然不动"或"其心寂焉"这么四个字，也就是"视听昭昭而不起于见闻"，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万念皆空。他认为只有具备了这种功夫，才能止息邪思，显出本性的"广大清明"，超脱尘俗，达到真正"复性"的境界。这种"复性"方法，正是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佛教徒的修炼功夫。
3。"慎独"
所谓"慎独"，即无论客观世界怎样"变化无穷"，作为君子都要做到"未始离于不动"，即永不动心，保持心的"寂然"状态。这就是"慎独"的真谛。所以，他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惧乎其所不闻。"因为"不覩之覩，不闻之闻"，实际上是"其心一动"，"心动"则"情生"。如果心已动了，则距离复性的境界也就愈来愈远了。由于"情"是感性的主要因素，所以，"不动心"乃是"复性"的根本要求。可见，李翱提倡的"慎独"功夫，显然是接受了佛家"灭情"以见佛性的影响。后来宋儒强调"慎独"功夫，乃直接导源于此。
4。"择善固执"、"终岁不违"
李翱认为"复性"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修炼过程，是人生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必须具有"择善固执"，"终岁不违"的精神。他说："修道之谓教，何谓也？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就是说，教育是教人修身行道的过程，也就是教人达于"诚"之境界的过程。要想达到"诚"的境界，就必须对于天赋的善性执着不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它。他说："复其性者，贤之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能归其源矣。"意思是，只有经过长期修炼功夫，才能使先天的善性复观。有人问他："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则可以至于圣人乎？"曰："十年扰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谓以杯水而求一车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诚，诚而不息必明，明与诚终岁不违，则能终身矣。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则可希于至矣。"他强调在修养过程中，要具有坚持不懈的精神，作长期的努力，这一思想是可贵的。
"善"的根本标准就是"道"。李翱认为一个君子，关键在于"从道"。他说："君子从乎道也，而不从乎众也。"所谓"从乎道"，即是立志学道和行道，这个道也就是韩愈所卫之道，是"善"的根本；守着这个"道"，就是"择善固执"。他说："吾之道，学孔子者也"，"是古圣人所由之道"，并说："苟仁且义，则吾之道何所屈焉？。。故君子非仁与义，则无所为也。"（《答侯高书》）还说："吾所以不协于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悦古人之行者，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礼。"由此可见，他的"择善固执"，即对传统儒学的仁义道德，不仅要"学其言"，而且要"行其行"；不仅要"重其道"；而且要"循其礼"。其实就是要做一个合符于要求的"忠臣"和"顺民"。和这种精神相联系的是，他强调在复性过程中，要靠个人主观努力。他说："百赅之中有心焉，与圣人无异也。嚣然不复其性感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几于圣人者，自弃其性者也。终亦亡矣，茫茫乎其将何所知。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画而止。进而不止者，颜子哉。"（《李文公文集·学可进》）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进德修业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他的这种"复性"论，对于后来的理学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六、结语历史是一条剪不断的链。隋唐五代的教育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但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份值得长久思索的丰厚遗产。特别是作为古代社会典型时期的教育形态，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揭开布满灰尘的历史面纱，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我们认识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启发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应该是大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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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史》 049/一百卷 史仲文 胡晓林
隋唐五代文学史
本卷提要
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文学成就巨大，意义深远。唐文学文化内涵丰厚，极富盛唐文化气象，创作内容丰富，各种文学体裁全面发展。唐诗苑百花齐放，诗流纵横，妙品迭出，群星灿烂。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历史高峰。唐代传奇与变文上承六朝志怪，下开宋明话本，都有深远影响。唐五代词为宋词的成熟与繁荣打下坚实基础。本书以唐诗为重点，整体把握，精心安排，脉络清楚，主次分明。对于著名唐代文学大家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等，注重文化性格和作品分析，既恰当吸收先人成果，又补充新的研究资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研究水准。全书立论公允，文字生动，风格清新，史料丰富，是一部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史著作。
一、隋唐五代文学概述中国隋唐五代文学史是一段伟大的文学乐章。这乐章留给后人的，是无穷的魅力与回想。它的文化品格与精神，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美好象征与光荣。中国古代文化虽然连绵不绝，却并非总是高潮，也并非总在低潮。其发展水平有高也有低，其发展态势有波峰，也有波谷；既有光芒万丈，也有危机四伏。后人回首历史，有快乐也有痛苦，有兴奋也有沮丧，有众口一辞的共识共见，也有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的不休争论。但有两个时代，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总是接近的。
一个是先秦，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时代。
一个是大唐，文苑诗坛，百花齐放的时代。
先秦以思想而鸣，如同古希腊的哲学辉煌，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与陶醉。
大唐以诗文而鸣，文化昌盛，独步一时。同样令多少后人神往、敬仰、追寻和陶醉。
中国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盛唐文学，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时代。这里且从4 个方面阐释它足称伟大的种种表现和因缘。
（一）前瞻后顾，牵动中国文学1500 年--隋唐文学的历史地位隋唐五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它的成就不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天外来客"。一方面它是继承者，另一方面又是开拓者，先继承，后发展。以开拓者的勇气，革新者的精神，发展前人，改造旧观，又以新的历史风貌，新的创造成就，证明自身的不朽价值。
隋唐五代文学在当时历史条件允许的限度内，在所有文学艺术形式方面，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后人研究隋唐五代文学，首言唐诗，唐诗固然伟大，但伟大的不仅是唐诗。唐代散文，唐代传奇，唐代变文，唐五代同以及唐代某些骈体文，都有重大成就。
唐诗自是百花之冠。说它是百花之冠，一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备--全面发展；二是因为各类诗体无体不精--均有显赫成就。
各体皆备，而且各体皆妙，正是唐诗本色。
单以诗体而论，律诗、绝句属于唐人。但唐诗的成就，岂止律诗绝句而已。中国古代诗歌，大体上可以分为7 种体裁。唐人自己也有分为古体诗、乐府诗、今体诗三大类的。古乐府也是古体诗，不过乐府又与古诗有别。罗根泽先生说："诗有两种，一是曾经入乐的，一是未曾入乐的。曾经入乐的诗是'选词以配乐'，换言之，就是先选诗词，然后再给词制谱，这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乐诗'。未曾入乐的诗，各家诗集里多得很，已经寻例，亦无须说明。这一种可以名之为'徒诗'。乐诗徒诗都有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①但我们读唐诗，除去诗、行、咏、吟、题、怨、叹、章、篇9 种之外，还有许多"歌"。那就是说，诗虽然包括徒诗与乐诗，但诗与诗仍然有区别。实际上，唐人所谓的"歌"，其实也是一种诗，也是乐诗的一部分。歌与诗的区别，在于"歌"是"由乐以定词"的诗。"就是先有曲谱，然后再依谱作词。操、引、谣、讴、歌、曲、词、调8 种，是也。"②唐人诗既有古乐府诗和古体诗，又有今体诗。今体诗又分为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和排律。其实，除去五言、七言诗之外，还有六言诗和由三、四、五、六言混合构成的杂言诗--古人将杂言也列入七言古诗。这就是说，唐代诗人不但对诗的体裁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绝句与律诗，而且有创造性继承--唐人乐府和古体诗。换个角度说，唐代诗人不但在诗体上有自己的独到贡献，擅长以新瓶装新酒；而且在对前人的诗歌体裁的继承上，又擅长以旧瓶装新酒。以新瓶装新酒，也有继承成份在内，以旧瓶装新酒，新酒比旧酒味道更清醇。这是唐人的风格，也是唐人的骄傲。唐人上承魏晋诗风。魏晋诗风首先是建安文学的影响。建安文学发达于二、三世纪之交，以此观之，唐代诗歌可以说是500 年诗史之总结。律诗与绝句是唐人的骄子，但这骄子不是10 月怀胎，一朝分娩；而是集500 年诗家的努力，才得以诞生的诗界之精华。它上承500 年，已经具备不同凡响的高贵出身。此后，又影响中国诗苑1000 年的历史发展，更表现出它的不凡魅力。鲁迅先生曾有"古诗都被唐人做完了"的感喟，并非真的好诗全然做完，后人已没诗可作，而是唐诗已经达到历史高潮，在古代诗歌体裁这个范围内，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7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同上。
后人已经很难超越了。
唐诗上承500 年先人对音韵、格调、体裁等等的诗歌创造成果，下及1000年，直到五四运动之前，它的影响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宋、元、明、清哪一个朝代，无论小说、散文、戏剧、诗词哪一种文学形式，都可以看到唐诗的色彩与斑斓，别的不讲，只消看一看元杂剧《西厢记》中有多少唐人诗句就可以知道唐诗的巨大作用了；只消读一读《红楼梦》中的诗句与诗评，就可以知道唐诗的永久魅力了。
唐诗之外，又有散文。散文在唐代的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性创造，而且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化运动，即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并非一味复古，而是以复古为旗帜，向六朝骈体文开战，一改南北朝以来绮糜不振的文风，走出骈体文的狭小天地。不但解放文体，而且板正人心。唐代散文，上承三代两汉之传统，其出身比之唐诗根须更远，基础更深，而且取得卓越成就。这成就一直影响到宋、元、明、清。前有唐宋散文创造，后有明清散文流派，足见唐代散文的历史内涵十分丰富。唐代散文是完全可以与先秦两汉散文媲美的散文高峰。
还有唐代传奇。传奇也有自己的传统。其直接传统，可以直追六朝志怪；间接传统，可上溯先秦文学性散文和寓言。一方面它继承了先人，一方面它又超越了先人。它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写出自己时代的风格和特征。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多，尤其质量高。它对后世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宋代传奇，不用说就是唐传奇的继续，而且似乎不如唐代传奇高明。就是宋代话本小说、元代杂剧，也有唐人传奇的贡献在内。凡喜爱中国文学的，谁不知道《西厢记》的大名。《西厢记》成就巨大，因为它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创造源流。先有唐人《会真记》，后有金人《董西厢》，然后才有元人《西厢记》，再有后来的《南西厢》、《北西厢》，直到京韵大鼓《大西厢》和传统京剧《红娘》。当然不能把功劳都归之于唐传奇，毕竟唐传奇开了一个好头，准备了一篇好故事。唐人传奇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再有唐代变文。变文古已流失，后来从敦煌石窟中重新发现，可说宝物重归。变文作为一种成熟文体，主要是唐人的贡献。它通俗易懂，夹白夹韵，或者全用白话写成。它的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明白，纯然唐人白话。若无唐代变文，便没有唐人白话，并非唐人不讲白话，而是后人无法得知他们的讲法。现在既知唐人白话，就可以说：宋代白话文学杰作--话本小说，其源于唐。一个诗词，一个传奇，一个变文，是造就元代杂剧、明清白话小说的三大文学因素。直到民国之后，乃至流传至今的许多曲艺形式，如快板书和各类鼓曲里，还有浓重的变文色彩与痕迹。
诗歌、散文、传奇、变文之外，还有唐五代词，词是诗之余，又是诗的继续和发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五代词都有重要历史地位。即使唐代骈体文，也有自己独到的风格。不过唐代文学已经远远超越骈体文的规范，它已经不屑于把骈体文作为自己的发展主体。但偶有为之，亦成精品。这也是令多少文学前辈无可奈何的事情。
（二）盛大恢宏，兼容并蓄，百花齐放--隋唐文学时代的三大特征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文学，而唐文学，又特别是盛唐文学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上述三大特征。
先说盛大恢宏。何为盛大恢宏？盛者，兴隆繁茂，兴旺发达也；大者，无所不容也；恢宏者，气象万千内涵丰厚也。隋唐五代文学虽然也有自己的发展阶段，也有自身的兴衰际遇，但从总体上讲，首先就体现了这样一个特征。
隋唐五代主要是唐文学之所以有盛大恢宏的特征，因为那本身就是一个盛大恢宏的时代。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王朝，首推炎汉、盛唐。但总体比较，盛唐更为强大，也更加兴旺。正如汉袭秦制，唐朝也全面继承隋的遗产，而且有所完善，更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是第一次与人为、制度等原因密切相关的大动乱时期，然而又是炎黄各个民族和各类炎黄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时期。魏晋以来国家分裂久矣，国家蒙受苦难，人民颠沛流离。然而，人心思定，民族思和，隋文帝顺应历史潮流，承先人成果，真正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后来虽有短时动荡，很快又归于一统。于是久不见家国繁荣的历史场面结束了。随着唐王朝的兴起，不但使苦难沉重的百姓得以重见汉家威仪，而且取得了超越炎汉先人的历史业绩。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大国最需要统一，统一才有大气象、大举措、大发展。自汉末动乱，到隋唐统一，其间大约经过500 年时间。500 年必有王者兴，此一番王者气象，既得来不易，必大有作为。
隋盛气象，盛大是其主旨，丰厚的文化沃土是其根基。从文化建筑而言，中国最伟大的建筑，一个是长城，一个是大运河，大运河就出在隋唐，中国古代王宫建筑杰作，一个是阿房宫，一个是长安城，长安城就出在唐代。建筑工程巨大，人文工程也宏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就发端于隋，成熟于唐。科举制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变革。这变革的意义没有专著不能尽述。简而言之，科举制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实现了封建时代的仕途民主。它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培养系统，尤其形成了封建帝国的人文信息系统。从而以新的形式，凝聚了全国的力量。所谓用混凝土方式，弥补了马铃薯式的小农经济的先天缺陷。
顺应历史需求，隋唐国家管理体制也发生巨大变化。隋唐三省六部制的建立与完善，标志着中国古代管理体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如此种种，都是魏晋南北朝无法想见的，也是先秦两汉无法实现的。于是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对外开放，对内宽松，才出现人类历史上少见的封建大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