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30
韦应物古体、今体诗均擅长，且各有佳作如许，但更擅长的还是五言诗作。他的五言古诗、律诗都有很高的造诣。不但意象幽远，而且情景交融。景色与心境和谐，景中已经有情，情色正堪景致。他的送别之作，常借姑苏一片烟雨，尽写淡淡哀愁。他本性刚强，却不是一个感情过于外露的人，所以他的送别诗的特点，是细读更有滋味。情似无为，平和致远，正是韦诗特色。《赋得喜雨送李曹》深得此中之味。
"楚江微雨里，建业暮钟时。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相送情无限，沾襟比散丝。"
大历诗人中，若无韦应物，或可说，盛唐之下，大历无诗。
（二）韩愈孟郊诗派唐自安史之乱后一二十年间，诗坛文坛不免青黄不接，昔日英雄，尽皆逝去。给人"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行"的感觉。历史和现实都在呼唤新人出来，而这一大批新人，到了贞元中后期，也就应运而生了。
中唐文学人物首推韩、柳、元、白，不是说他们的诗文无人可比，而是说他们的影响最为显赫。韩愈生于公元768 年，贞元八年（793 年）进士；柳宗元生于公元773 年，贞元九年进士；元稹生于公元779 年，与柳宗元同年及第；白居易生于公元772 年，贞元十六年及第；加上刘禹锡（生于公元772 年）、张籍、王建和孟郊（皆生于公元768 年）、贾岛（生于公元779年），一时风云聚会，蔚为壮观。
这不是说，上述诸人的出现，就如《水浒传》开篇一样，是文曲星下凡，或者36 位天罡星下界；而是说，唐代进入中期，旧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社会要求，儒、道、佛三家共融共存的三元局面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盛唐时的繁荣已经过去，统治者需要稳定，老百姓需要安稳的生活，知识分子--特别是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仕途的知识分子要求更多的发言权。于是在文学流派上，中唐文坛分成两大主流。韩、柳于前，特别是韩愈，以道统自命，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舍吾其谁与"的气派；元、白于后，尤其是白居易，转变诗风，接触社会，自觉创立新乐府诗。在诗歌创作上，柳宗元、刘禹锡遭贬以后，韩愈就与孟郊、张籍、王建、贾岛、卢仝、樊宗师、张碧、刘叉、张仲素、陈羽、朱庆余、姚合以及后来的方干、李贺等人形成一大诗派。尽管这个诗派中人例如张籍、王建并非韩、孟风格，但他们往来甚密，前呼后应。这个诗派可以说是文人荟萃，精华咸集，气势威猛，个性非常。他们特别自信，因为自信就不将旧时规矩放在心上，什么音律格调，四声六对，想沿用就沿用，想突破就突破；他们很有才华，因为很有才华，就要创造新诗新意，也不管别人能否接受，我行我素，吾爱吾庐，我自为之，君将奈何。他们声势十分显赫，因为声势显赫，更加肆无忌惮。实在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给后人留下几首好诗，但那声势，无疑是相当大的。
比如樊宗师，一味追求苦涩怪异，写的诗别人很难看懂，他自己还孤芳自赏，得意非凡。樊宗师一生作诗719 首，文章291 篇，杂文220 篇，赋10篇，可以算一位多产作家。但他的诗文古怪到了极处，苦涩也到了极处。除去自己，别人很难明白。他的诗文留传下来的只有诗一首、文一篇。其用字怪异险僻，意境不明不白。诗中说："危楼倚天门，如■星辰宫，穰薄龙虎怪，洄洄绕雷风。"诗前有序，开篇便说："绵之城，帝猲■、掀明威。。"，连范文澜先生都说："只有'绵之城'三字尚成语。余句全不可懂。"后人不懂，时人伯也难明白，想传播久远，怎么可能？一般人不能理解的，韩愈偏能理解，而且为文褒扬。足见樊的诗文虽怪，但在当时，影响不小。无论当时还是以后，论及韩孟诗派的，都把他看成元和时期很有代表性的一家。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凡要改变旧说，不能不矫枉过正，而那些先锋派人物，常常在这种矫枉过正中，方便了后人，牺牲了自己。联想到本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对于生活在8、9 世纪之交的樊宗师，也就觉得可以理解，甚至有某些敬意了。
韩孟诗派的古怪奇崛不在一人。因为他们的目标就是不合流俗，这种诗风对当时的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就他们的创作而言，也确实写了一些无法令人恭维的作品，写了一些难于普及和流传的作品，写了一些只可作为研究史料的作品，但也写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作品。韩孟诗派影响奇大，他们中间出的人材也很多，但以创作实际与流传范围而言，则不如白居易的浅近平和，传播广远。
1。以文为诗的韩愈诗风韩愈是一位奇才，而且是一位帅才，奇而能帅，颇不简单。他交游广泛，心怀开阔，几乎和当时所有著名诗人都有往来。若不是韩孟一派，也是他的朋友，纵然竞争对手，也往来如仪。
韩愈的诗歌特色，用最简捷明快的语言表述，就是以文为诗。以文为诗的创作方法打破了传统诗歌的规范，不但打破了旧体诗的规范，连今体诗的规范也不十分在意。他的这种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的作风，可以说，一直上溯到魏晋建安诗人都是他冲击的对象。
因为以文为诗，遣词造句非别出心裁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对樊宗师才倍加赞赏，说樊宗师不以一字袭古人。他的诗，造句别扭，不合常法。一般五言诗，音节多半为上二下三，少量上三下二。他好像更喜欢上三下二，有时偏要上一下四。七言诗的句子一般上四下三，他偏能上三下四。诸如"乃一龙一猪"，"有穷者孟郊""子去矣时若发机"之类的句子都进入韩诗。他的文章本来以文从字顺著称，他的诗作却不避险韵，岂但不避而已，简直兴味浓厚。他的《陆浑山火》诗里有这样几句："虎熊麋猪逮猴猨，水龙鼍龟鱼与鼋，鸦鸱鵰鹰雉鹄鹍，■炰煨燻孰飞奔。"①刘大杰先生称为"奇怪"。这可太难了。韩公能为此诗，直令史家一笑。
因为韩诗有这些特点，自然引起后人很多又很激烈的争论。说韩诗好的有，说不好的有；明明不好硬说好的有，诗虽不算很好，但说不影响韩公伟大的也有。赞成者中，最典型的说法是，"杜甫以诗为文，韩愈以文为诗"，但按古时的标准讲，杜甫以诗为文，还可勉强，韩愈以文为诗，写的就不像诗了，至少不算好诗。宽容些考虑，或许现代人写现代主义风格的诗作，可以从诗中得到某种启迪。但在当时，未必成功。
然而，韩诗毕竟是大家。重要的是他的诗风对后世，特别是对宋代诗歌产生了莫大影响。实在说，中唐乃至晚唐，天下人还是喜欢元白诗风的人多。元白诗可以看作大众诗，而韩、孟诗则是典型的文人诗。妙在元白诗虽然大众化，通俗但不庸俗，诗中自有精品在。韩孟诗特别是韩愈的诗虽然是文人本色却又不是一般只会寻章雕句的文人，他的某些精神和卫道勇气，使他的影响直到宋代才充分显示出来。宋代大诗人中，学白者不过十之一二，学韩者倒有十之七八。
韩愈也有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好诗。如他的《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连毛泽东这样的诗歌论者也很喜欢。《山石》写得奇异而不怪异，流畅而不流俗，气派而不气梗，感慨而不感伤，确是一篇佳作。如果说李白的《蜀道难》特能代表盛唐风化，则韩愈的《山石》则特别合乎中唐时尚。"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第51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5 月新一版。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粗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应该说明的是，韩愈作为中唐诗坛大家，好诗其实很多，并非仅《山石》、《八月十五赠张功曹》而已。他其实是位全才，文章无须多说，有唐一代，韩柳并称，全无敌手。诗歌创作也是有体皆能。不过他意在突破旧习，有些啸立诗坛、桀骜不驯罢了。无论哪种诗体，他都有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佳作传世。如他的古诗《雉带箭》，写狩猎情形，场面非常壮观，气氛十分感人："原头火烧静兀兀，野雉畏鹰出复没。将军欲以巧伏人，盘马弯弓惜不发。地形渐窄观者多，雉惊弓满劲箭加。冲人决起百余尺，红翎白镞随倾斜。将军仰笑军吏贺，五色离披马前堕。"
浓彩艳抹，风高火急，将军飞马成功，诗便戛然而止。韩诗内容博大，能写人，也能写景；有严肃，也有诙谐。他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第一首，写新春草色，不但意象贴切，而且非常优美："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没有入微的观察，没有绝好的诗感，没有千变万化的笔力，怎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来？
他和白居易的诗歌观念并不相合，两人不免心存芥蒂。有一次他请白居易春游，白借故未去，他作诗调侃，写得虽怨不怒，气度大方。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顺便说，无论韩诗作何姿态，他的情感反映都十分浓郁，情深意切，正是韩文本色，也是韩诗富于影响的重要原因。
列入韩氏门墙的诗人很多，如卢仝、贾岛、李翱、刘叉、张籍、王建、陈羽、张碧、张仲素等等。其中卢仝的《月蚀诗》最得韩愈赏识。但论诗歌的成就和影响。还是张籍、王建、贾岛以及与韩愈齐名的孟郊更有成绩。2。"郊寒岛瘦"
郊寒岛瘦是一句成语。说的是韩孟诗派中孟郊与贾岛两个人的诗风特征。
（1）孟郊（公元751-814 年），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武康县）
人。他比韩愈年长，但成名不算早，获取功名尤其不早，直到46 岁时才得中进士。但这位老进士性格耿直，不随和，和一般人相处，不很容易。但韩愈喜欢他的性格，二人一见如故，为忘年交。孟郊一生，大约朋友不算很多，但韩愈是一个，韩愈的弟子李翱是一个，韩门著名诗人张碧算一个。他们三位在中唐都是特别有名的人物，对孟郊也都很好，可见孟郊虽然性格耿直，人品是好的。他一生不治家产，似乎也没有治产的能力，或者说没有这种欲望。他只要吟诗作诗，别的不感兴趣。他中进士后，曾任溧阳尉。溧阳有一条著名的文化河--溧水河，据说是伍子胥当年乞食投金的地方。这地方，孟郊一见，如见故人，常常坐在那里和朋友听琴会酒，赋诗终日，连公务都忘记了。幸亏县令明白他为人，就叫人代他办公务，分一半俸禄给代理的人。后来，他干脆辞官不作，回家作诗去了。
孟郊一生，生活困苦。困苦又"拙于生事"，结果更加困苦。但困苦不影响他吟诗，愈困苦还愈吟诗，于是诗也从根上苦起来。他曾有《谢炭》诗云："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以此知道他连炭也买不起；又有诗说："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以此知道他家中不唯无炭，连起码的用具也少得可怜。这样的生活，加上屡试不第，不免身心俱苦，化而为诗，苦涩可知。但他活得有骨气，虽贫穷如洗，从来不低眉顺眼作可怜状。他一生大约没有几次欢快，唯有终于金榜题名的时候，高兴过一次。他写道："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然而，不过一瞬欢欣，随复不乐。到他64 岁时，他赴山南西道任官，未至任所，发病暴卒。
孟郊一生凄苦，虽有韩、李、张等名家为之揄扬，不能改变他的贫穷面目。人称"寒酸孟夫子"。但他人虽贫寒，情却不少。他的诗虽然词藻方面不甚讲究，但他似乎也不把修辞看得那么重要。他诗如其人，虽然囊中羞涩，并不缺少友情。他的那篇《游子吟》大约是最能打动天下做母亲心弦的诗篇，也使天下具有孝道之心的儿女产生强烈共鸣。诗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他自身贫寒，也能理解天下人贫穷饥寒的苦痛。他的《寒地百姓吟》，可以看作是一篇贫穷百姓的控诉书。
孟郊今、古体诗均能为之，他的五言绝句，大约因为诗体短小，文字更加明白。而风格总是一样的。他有一首《喜雨》："朝见一片云，暮成千里雨。凄清湿高枝，散漫沾荒土。"
前两句面露喜色，后两句又复"寒酸"。孟郊为诗，何喜之有？
孟郊死后，同人无不悲伤。张籍谥为贞曜先生，朱庆馀给钱数万作丧葬费用，又负责赡养其妻子累年。可见他为人很得人心，他的一生境遇令人同情。
（2）贾岛（公元779-843 年），字阆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贾岛与孟郊齐名，但二人年龄相去甚远，诗作也有很大不同。所谓郊寒岛瘦，虽有相似之处，并不十分相近。孟郊称寒，主要是他生活凄苦，凄苦之寒；贾岛称瘦，主要是吟诗太苦，苦吟之瘦。从诗的内容看，孟郊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不少，诗风虽多"寒"意，却能有情有感--诗心还是热的。贾岛主要在诗的语言上下功夫，诗的内容则比较狭窄，感情方面也不那么能感动读者。但他有诗癖，吟诗入魔，几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地，而因此冲撞了达官贵人，被拘留一夜的事情也曾有过。他懂音乐，喜琴瑟，常与姚合、王建、张籍、雍陶等相聚为乐。他年轻时也曾追求功名，但连考不中，钱也没了，心也灰了，就出家做了和尚，法名无本。但他诗心不静，做和尚也不合格。那时候朝廷禁止僧人午后出入寺庙。他忍耐不住，就写诗发牢骚，说牛羊还让出入，做和尚连牛羊都不如（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后来，就还俗了。他一生只做过几天小官，但没有积累下钱财，临终时，家中物件不过病驴一头，古琴一张而已。
贾岛吟诗，传扬最广的一则掌故，是关于"推敲"二字的。他骑驴访友，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二句诗。然而不能满意，想改作"僧敲月下门"，但又犹疑不定。于是沉吟不已，神游物外，正值韩愈作京官，他的驴一惊，把韩大人的扈从队伍都闹乱了。从人将其拿住，问"什么人？"回答说为推敲二字神魂颠倒。韩愈便不计较，反而停车驻马，代为思之，良久，说："还是敲字好。"二人从此成为好朋友。他的这首诗，确实写得不坏，虽不免寻章雕句之嫌疑，犹有清闲远世之雅意。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贾岛对自己的诗作特别看重，每过新年，都要把一年之作，翻检出来，焚香礼拜，酹酒祝词，曰："这就是我一年的心血呀！"但他的诗作，还是那些风格自然流畅的更好。比如他的五绝《剑客》，不加雕饰，不用奇字，婉若应声而起，却有余味在心。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三）游离于韩、白之间的诗人：张籍与王建虽同为韩、孟诗派，张籍、王建与孟郊、贾岛十分两样。如果我们对韩愈、张、王和孟郊、贾岛作个比较，可以这样说，韩愈是诗怪人不怪；孟、贾是诗怪人也怪；张、王是诗不怪人也不怪。在韩、孟诗派中，张、王两人可以看作是一个特例。他们的诗比较平易近人，如果不问当初的历史，只以诗而论，张、王之作，似既有韩、孟之风采，又有元白之精神。
张籍（约公元678-约830 年），字文昌，祖居苏州，后迁至和州（今安徽和县）。贞元十四年进士，作过水部员外郎等官，终于国子司业。
张籍是中唐诗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和韩愈交厚，也和孟郊、贾岛、王建、于鹄、朱庆馀等友善。他性格刚正，为人仗义，朝野之士莫不与之相闻。史书上说他们这些诗人，都是离家千里之外，游宦四方的人，身边别无长物，骑的马也很瘦，随行的童子也面有饥色，本人穿着很朴素的衣服，大家碰在一起，怎能不殷勤相问，何况说又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①张籍的诗歌，没有樊宗师、孟郊、贾岛一些人的奇险冷异，而是主张风雅，讲究意境。他的诗作中以乐府歌行水平最高。他的这些乐府诗注意接触社会生活，同情人民疾苦，大胆暴露当权者的种种丑恶。他善于使用旧乐府，又喜欢创作新乐府，在这方面，他可以说是白居易创造新乐府诗的积极支持者。他的诗虽不如白诗内容翔实，影响深远，确也有自己的独到贡献。白居易对他的诗作也非常赏识，曾专门题诗予以很高评价。
张籍的诗风近乎白居易但比白居易来得简爽凝练。一般不直接表明作者的见解，更喜欢用诗中人代言心中事。或者因为他生活阅历比较丰富，他的诗中人的意见，不过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社会生活的诗化罢了。他的《野老词》、《董逃行》、《筑城词》、《征妇怨》均为暴露人民疾苦的名作，虽然其激动人心的气势与力量不如杜甫，但其用心却与杜诗相似。韩孟诗派多为才子，韩愈本人就是大文人大才子，他们的诗作不甚考虑下层人民生活，韩孟诗派的特点也不在这里。但韩孟诗派中确有注视社会生活的人在，张籍就是其中一位优秀代表。比如他的《征妇怨》，写得情诚意切，哀婉感人："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迁大府寺丞、秘书丞等官。后任陕州司马。史书不记年庚。但张籍的《逢王建有赠》一诗中说"年状皆齐初有髭，鹊山漳水每相随"，大约与张籍同年。
王建能诗亦能词，是中唐一位才子。他是韩孟诗派圈中人与张籍交谊最厚的一位，同时也和白居易交好，如同张籍一样。王建最出名的诗歌是他的百首《宫词》，因为《宫词》作得十分逼真，还险些引发一场风波。但他的诗歌成就不仅宫词而已，他的乐府也很有水平。他写乐府诗，颇不失古意，又能赋与新意，既能体现古乐府清远雅丽的风格，又不乏自己的创造，让其为我所用，反映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他的诗风最似张籍，他比张籍或许更有才气。二人诗风相近，诗艺有别。他的许多诗作都能抓住细节，搔到痒处，令人一见便产生强烈共鸣，觉得现实生活就是如此，似乎不这样就不算生活。
① 见《唐才子传》第241 页。
他的名篇《新嫁娘词》特别能体现这种特色。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他写《望夫石》，虽是古旧题村，为前人千百遍吟咏过的，他独能另辟路径，又添新意："望夫石，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
山头日日风复雨，行人归来石应语"。
王建所作《宫词》一百首，极写宫中世象，几乎无所不至。内容不免单薄，意象殊多想象。这好像近时青年作家专写古来事迹，也能写得头头是道。他的这种诗风，近则影响元、白，远则直达五代。王建宫词可视作五代词的先声。其中第59 首，写宫中嫔妃心态，婉如亲见："御池水色春来好，处处分流白玉渠。
密奏君王知入用，唤人相伴洗裙裾。"
韩、孟、张、王诗友极多，诗作更多，如卢仝、姚合、雍陶、陈羽、张碧、朱庆馀、张子羽等，但选凤头豹尾，恕不一一记述。
（四）白居易与元和体旧时研究唐代诗风变化，有陈、杜、韩、白诗风四变之说。认为陈子昂改变六朝诗风。为第一变；杜甫经安史之乱，反映社会离乱态为第二变；韩愈提倡道统，写硬派诗歌为第三变；白居易首倡创作新乐府，主导元和体为第四变。其实，韩愈对诗歌的贡献没有这么大，他的最重要的贡献表现在古文运动方面，因为古文运动顺应历史潮流，主张"文以载道"。他本人又是一位极有天才的人物，对中唐诗歌自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论实际成就，他并非白居易敌手。白居易实为唐代超级诗人，虽不能比肩于李白，杜甫，尽可以比之于王维。唐代诗人，应以李、杜、王、白居其首席。或以诗艺而言，还应加上李商隐。李、杜、王、白、李，可算唐诗五大家。
白居易对中唐政治文化的走向，不如韩愈认识明确，但他反映现实生活的本领，远比韩愈为大。由此可见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或人物会是永远正确的。更多的情况下，是对中有错，错中有对，或兴盛一时，或影响久远；或二者相兼，或一花独秀。韩、白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没落的开端。虽然百足之虫，虽死未僵，但已风雨飘摇，内外交困。韩愈的药方是重振道统，辟佛尊儒；白居易的药方则是不断提出讽谕，努力减少人民苦难。为达到这一目的，他经过几十年官场奋斗，诗场奋斗，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那个时代的诗歌使命。
1。白居易在元和体中的地位与作用元和体旧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专指由元、白唱和而成的独特诗风；一个是泛指元和年间各类诗派。这里用的是第一个含义。
元和体的创建不是一日之功，也不是凭空无据。元和体的主导人物自然是白居易。白居易作为中唐最有成就的诗人，也同李杜一样，非常注意吸收前人成果。韩愈、孟郊不入流俗，元白这里发展传统。李杜为诗上追屈宋，次及建安，直通庾、鲍以及江左诸才子。白诗不同于李杜：盛唐既然已经辉煌，中唐就无须绕过佛陀，去拜罗汉。六朝诗自然也要参考，盛唐尤当学习。元白诗的平易之处，非六朝所有，白诗刻意反映民生民苦，则是杜甫后承。元白诗风一面向老杜学习，而且极其推崇杜甫，认为杜甫远胜李白的议论最先即出自元稹之口；又注重借鉴韦应物平和自然的诗风。元白远慕陶渊明，近习韦苏州，从陶、韦诗风中得益很多。
除去借鉴前人成果，促成元白诗风的还有许多同时代人。比如李绅，此公诗作平庸，本无足道；作官亦平庸，更不足道。但他有一首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诗作，却与元白诗特别是白诗风格极其相似，主旨相近。倘说此诗是白居易所作，有人信的，若说此诗会使白居易感动，也不过分。其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再如张籍、王建、朱庆馀、张仲素、张碧、张祜、刘采春等人的诗作诗风，也和元白体的形成有许多内在外在联系。张籍的歌行，王建的宫词，张碧《农夫》一类的采风，张仲素的闺情诗都和元白诗极多相通之处。一些诗人与诗作虽不入元白诗派，也受到他们的高度赞扬。如张籍的朋友朱馀余所写《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倩入元白诗品，犹能摇摇曳曳，顾盼多姿。
元稹最欣赏的女诗人刘采春，本伶工周季崇之妻，即为伶工妻，诗歌多生乐感，又因女子之作，诗风复转细腻。所写离情别绪，"低回秀媚，雅措风流"（元稹语）。但以自然而又富于生活气息而言，刘采春的《啰唝曲》等诗作不如皇甫松的《采莲子》更有魅力。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皇甫松，散文家皇甫湜之子，诗风清雅，别是玉兰花一技。
即使元稹大不喜欢，并且被他压抑、排挤的张祜，其实也和元白诗作目光流转，暗地传情。
元白诗吸收前人成果，特别是与时人相互借鉴，是他们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但也使得他们的诗歌不如盛唐诗作那样有立体感。毕竟李杜前面有500年厚遇，元白就没有这么好的福份了。
元和体在中唐诗苑造成极大影响，但这样评价都不算褒扬。实在元白体的最大影响还在民间，它原本不是宫廷旧物，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只有接触人生，接触现实，接触三教九流，接触美好的大自然，才更能充分显示出来。元白唱和的内容广泛，收集在元白各自的《长庆集》中的各类诗作，几乎无不包容。但最有影响、最具魅力的还是他们的新乐府歌辞。这些新乐府歌辞既能迅速反映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便于书今写古，更便于吟唱。应该说，能唱的诗远比只能朗颂的诗要传播得快。一首诗，若只能朗颂，好比只有一支翅膀，加上歌唱，变成两个翅膀。元白期间，天下人无不唱和元白诗，不能说不是他们取得空前荣誉的原因。这样的荣誉，连李、杜、王、高、岑都是没有过的。此无他，就是因为元白诗更通俗，更便于吟唱，从而更易传播。
元和体的主将自然是白居易，副将才是元稹。
无稹是个大才子，白诗所有，元诗多有。白居易有《卖炭翁》，元稹有《田家词》；白居易有《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加上二人唱和之作极多，不但诗风一致，而且喜好相近。白居易的诗影响奇大，元稹的诗影响也不小，他的诗不仅传播四方，而且深入朝廷，宫中呼为"元才子"，连皇帝老官都亲自过问，但元稹终究不能和白居易平起平坐，这是因为：第一，元白人品有优劣。白居易一生正直，在朝能言，出外能政。他不避权贵，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关心民间疾苦，与他们有相通的感情，"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无稹也写民间疾苦，但人格低劣。青年时也曾有过一段敢作敢为的历史，但总体评价，则没有一个完整的人格。他排挤张祜，有为虎作伥之嫌，不但不能比白居易，更不能比韩昌黎。白居易与樊宗师是好朋友，以诗而论，两个人似有天壤之别，但不因此伤害友情。当时人物，如贾岛、张籍，均个性很强，不易合作，韩愈偏能见一个喜欢一个。而且都有深厚友情。元稹一生没有几个诗友，尤其没有几个朋友，白居易之外，不知道他和谁能长期合作。元稹一生轻浮，据说《会真记》中有他的影子。他人似张生，对"崔莺莺"，始乱之，终弃之，还强辞夺理，讲一篇道理出来，这类作风，徒增旁人厌恶。他曾作过宰相，也曾巴结太监；还曾阻挠裴度用兵消取藩镇割据的计划。因为人品如此低下，元稹一生不过才子而已。他是一位能诗能文的风流才子，虽然也曾写过内容严肃的新乐府，也曾作过刺史作过宰相，但摇来摆去，不像正人君子。
第二，元稹不及白居易的创作时间长，也不及白居易对诗坛的影响大。
中唐最著名的诗人唱和，先是元白，后是刘白。元稹死得早，他死后，白居易便和刘禹锡继续他们之间的诗人酬唱。元白唱和有创业之功，刘白唱和有完美之意。前者取得影响较之后者应当容易，但刘白唱和不比元白唱和逊色，因为刘白不但诗歌水平相埒，而且为人处事也相去无多。
第三，元稹不及白居易的贡献大。白居易的贡献大，并非他比元稹更有天才，而是他能全身心投入创作。白居易着迷于诗，和盂郊、贾岛一样，几乎达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过他走的路子正，不偏激，不怪癖，又有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因为他对诗歌创作有这样深的感情，肯下这样大的功夫，所以他一生作诗很多，却绝少败笔。这和元稹不同，元稹不免恃才卖才，二人诗风相似，细细考究起来，就看出元诗疵点太多。他为人轻浮，诗的追求也低。那么为什么元白还会成为极好的朋友，而且有那么多成绩斐然的唱和呢？
历史表明，人品并非人生的唯一因素。而且元白的相交，主要不在其事而在其诗。以诗而言，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元诗平易，白诗更平易；元诗宜于歌唱，白诗也好入曲；元诗写宫廷情话，人间情话，白诗对此也有极大兴趣，虽然言情与言情也有不同，毕竟相同大于相异。以此言之，元白二人不但诗歌同道，两人之间的真情实意，深情厚意也无可怀疑。元稹于元和十年贬通州，同年8 月，白居易又贬江州司马，二人境遇相同，心事凄凉，元稹曾作《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诗情感人，感人肺腑，若非情同骨肉，不能作此诗篇："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元稹为中唐诗中大家，他的诗各体咸备，长短皆宜，与白居易同创元和体，功不可没。其传写入唐代传奇一章。
或可说，是元和体造就了白居易；或可说，是白居易主导了元和体。
2。白居易的生平白居易（公元772-846 年），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原籍下邽（今陕西渭南县境），生于河南新郑。居易早慧，又肯用功，或说18 岁时，曾在长安路谒顾况，诗名鹊起。28 岁中进士，累官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比之李白、杜甫仕途顺利。李杜非官场中人，白居易则能官能政亦能诗。他为人耿直，居官尽责，直言敢谏。对于当时时政，屡次上疏，极言其弊。当时宪宗在朝，对他的意见，也颇能采纳。元和四年，南方大旱，宪宗下诏减轻农民负担，但具体措施不详，白居易专此建言，要求将江、淮两地的赋税尽行免去，被宪宗采纳。又建议出宫女，也被采纳。他作左拾遗数年，确确实实尽了责任。而且直言无惧，大有古贤者之风，有时他的意见和皇帝相左，竟然敢于当面批评皇帝，说"陛下错了。"皇帝不高兴，他也不十分在意。但也因此，左拾遗任满时，只得转调，不获升迁。后来因此得罪权贵，被放出朝，终至谪为江州司马。其时45 岁。但他官运不恶。49 岁拜尚书司门员外郎，50 岁加朝散大夫，又转上柱国，成为朝中要臣。经过这一番波折，一方面，他历经浮沉，不免处事趋于谨慎，意志有所消沉，更多精力转于诗歌、禅、道；另一方面，时上时下，其间还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有职有权的地方官，且均有政声。在杭州还亲自领导治理西湖工程，以益农事，后人称其所建堤坝为白堤。白堤、苏堤（宋苏东坡修）成为西湖名胜，也成为文学才子作地方官的两段佳话。白居易晚年，身体不好，68 岁时患风症，已成残疾。但直到71 岁时才以尚书致仕，75 岁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谥为"文"。白居易不同于李白、杜甫，不但阅历不同，风格不同，文化选择方式不同，个体心理类型也有很大区别。
首先，白居易是一位颇有行政能力的官员，这一点就和李白大不一样。
李白的壮志与幻想是谁也比不过的，但他能作诗不能作官，这一点他自己固然永远也不会承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唐玄宗说他不是"廊庙之材"，并非没有道理。杜甫居官也敢言能谏，但比之白居易，仍嫌理想太多，实际不足。
其次，白居易是一位有明确文学追求的诗人，他的文学主张，可以看作有唐一代最著名的文学理论之一。李白、杜甫的理论表现主要在于诗歌创作经验。杜甫还算实事求是，李白耽于幻想，难免言行不尽一致。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是自觉的，他的文学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所以郑振铎先生说他是："彻头彻尾抱着人生的艺术之主张的。"他的这个观点不但用于自己的实际创作，而且影响了他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的相当时间内，也是最受欢迎的古代文学主张。
再次，他年轻时锐意求学，中年时锐意为官，后来受到挫折，又曾近佛近道，尤其向往佛学。但他与李白、杜甫、王维不一样，毕竟时代不同了，他的文化品位没有达到盛唐几位大师那么高的文化追求。他近佛，但不能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佛的文化意境，这一点不如王维；近道，又不能在诗歌创作中反映出道教的文化精神，则更不如李白；纵然他比杜甫更具行政才能，对于儒学的历史作用，却又看得不甚明白，不但不如杜甫那样对儒学一往情深，也缺乏韩愈那种以儒学继承人自命的勇气和精神。他一生所爱，其实专在他的诗歌。后人评价白居易，称之为"诗魔"，很是恰如其分。他爱诗如命，既天性早慧，又刻苦过人；既有理论，又多实践，这种风格，一直到他晚年，都不曾改变的。而且愈到晚年，此情愈切。即使已经中瘫，犹然伏枕作诗不辍；虽佳人宝马，都能放弃，唯有诗歌，一时也离不得。他生前亲手写定同样内容的诗集五本，每本皆收有诗文3784 篇。而且将这五本诗集分于五处，一本藏于庐山东林寺，一本藏于苏州南禅寺，一本藏于洛阳圣善寺，一本交给他信任的侄儿，一本交给他疼爱的外孙，其用心之良苦，史所罕见。大约只有贾岛对自己的诗作才有这般痴迷，却没有这样有条不紊的精心安排。或许可以这样说，李白近道，王维近佛，杜甫近儒，白居易终生只管痛爱其诗。因为白居易有这样独特于前人的自觉追求，他的诗名才如此广大。但也因此，使得他的诗歌，从历史的悠远地方遥遥看去，不如李、杜、王、孟、高、岑的诗歌来得立体浑然。
3。白居易的诗作与艺术特色白居易一生诗作编入《白氏长庆集》，后世虽有散佚，损失不多。他的诗流传至今的有3000 多首，堪称唐代诗人之冠。他自己将这些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和杂律四个部分。对其中的讽喻诗最为重视，最有自信。
白居易诗才卓越，无体不能，这一点是可以和李白杜甫比美的。他的诗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简而言之，白诗的艺术特征，可称之为"三最"。（1）白诗最典型的风格是"铺绘陈事，平易近人"。铺绘陈事是白诗的创作手法，平易近人则是白诗的典型风格。或者说，没有铺绘陈事，很难平易近人。元稹为白集作序，说："20 年间，官署、寺院、驿站墙壁上没有不书写元白诗的，王公、妾妇、牧童、马卒也没有不吟唱元白诗的。至于手抄本摹写本在市上贩卖，或者用它们换茶换酒的，更是比比皆是。我在平水草市看到村里学童都在学诗，就问他们学的是什么，学童们齐声回答：先生教我们元白诗。"这样的影响，没有平易近人的风格是办不到的。据说白居易作诗，每每请一位老大妈来听，听得懂，留下；听不懂，改写，直到听懂为止。这传闻颇有些杜撰嫌疑，但白诗平易，确实不错。
白诗平易但不平庸，貌似顺流而出，却有诗意诗味。他的名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都能作到明白如话而意境自在。他有一篇《闻夜砧》，内容固然深沉凄苦，同样做到字字明白，诗境不俗："谁家思妇秋捣帛，月苦风凄砧杵悲。八月九月正长夜，千声万声无了时。应到天明头尽白，一声添得一茎丝。"
（2）白诗最重要的成就是他的"讽喻诗"。
讽喻是唐人旧话，变成现在语言，就是写实手法与写实作品。白居易本人最看重这部分诗作，以为他的其他作品都是"不足为多"的，唯有这部分诗，才是他的压卷之作，白居易这个评价有他的道理。白的讽喻诗继承杜诗传统，而且题材尤其广泛。加之语言比之杜诗又特别通俗易懂，写实色彩愈加浓烈，这类诗作题材几乎无所不在。诸如广为流传的《上阳人》、《杜陵叟》、《盐商妇》、《重赋》、《轻肥》、《歌舞》、《卖花》种种。这些诗大部分皆为《新乐府》，也有的收入《秦中吟》。这些虽历千年而久颂不衰的讽喻诗作，正是白诗中的主要精华所在。此处收他的《歌舞》一首，以飨读者："秦城岁云暮，大雪满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尽公侯。
贵有风雪兴，富无饥寒忧。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畅促密坐，醉暖脱重裘。
秋官为主人，廷尉居上头。日中为乐饮，夜半不能休。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
（3）白诗中最广为传播的则是他的《长恨歌》、《瑟琶行》。白居易对此也十分清楚，只不过他有自己的评价就是。他说："自长安到江南三四千里路，大凡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题写我的诗句，士民、僧徒、孀妇、处女口里，每每吟咏我的诗句，时俗所及，正是杂律诗和长恨歌一类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的诗。"
但文学艺术有它自己的传播规律。当她未曾面世的时候，她只是作者的一片情思，而一经面世，便成为社会的公有财富，至于她是否被人理解，受人欢迎，能够传递和反馈到什么样的信息，就不是作者可以左右的了。况且说，毕竟历史的发展既需要反映社会现实的写实之作，也需要以给人审美享乐为主的艺术品。高山大川是一种美境，奇花异草又是一种美境。不但要叱咤风云的秦始皇，还要捧心颦眉的浣纱女。从现时情况看，越是繁荣昌盛的时代，人们对于"寓教于乐"或者"有乐无教"的文学作品还更为喜欢。毕竟人类的生存，需要欢乐的时候远比需要庄严的时候为多。
白公一代诗宗，人愈远，诗愈行。
（五）韩白诗派之外的重要诗人刘禹锡、柳宗元与李贺刘禹锡，柳宗元，李贺是中唐诗坛上的三颗耀眼明星。他们的诗歌质量并不比韦、韩、白、元逊色，但影响不及韩白。这是因为韩白二人是中唐诗派的代表人物，而刘、柳、李主要是单兵作战。这和他们的生活命运有关，也和他们的独特经历及个性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