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32
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晓帐春鸡早。
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
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红颜镜中老。"
温庭筠还是写景高手，他的《商山早行》中的名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最为后人称道。郑板桥因之而得名，欧阳修称赞这诗的妙处在于写道路辛苦见于言外。诗云："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檞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
他有一首《烧歌》，颇得今人称许，说它有现实主义之风。其实这诗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反对官府肆意征税，百姓困苦不堪生活，还因为他写了唐时烧山种田的种种习俗。
他的咏古诗声誉很好，七律《经五丈原》，不但继承传统讽喻之风，而且写得气度非凡，颇得大家风范。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屯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
温庭筠风流才子，各类诗体，无所不能。但因为他没有杜牧那样情系家国式的深沉，也没有李商隐那样的曲意求成式的束缚。他的咏古，不再如杜牧般地向着唐王朝大声疾呼，也不似李商隐式地为着这王朝的不灭而委委屈屈进一言。他只管目有所见，口有所言，题材尽管严肃，终不失才子身份。（三）值得一提的《诗品》及其作者司空图晚唐诗人中值得书写的人物还有许多，但比起杜、李、温三位都有相当差距。但他们也有很多好诗佳作流传。大体说来，这些晚唐诗人主要是继承前人诗风，虽有个别突破，未有大的成功。值得单独一提的是撰写《诗品》的司空图。
司空图（公元837-908 年），字表圣，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县附近）
人。他33 岁时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光启三年辞官归隐，到他去世的时候，大唐王朝已经灭亡。
司空图的诗未见多么高明，但他写了一部很有名的《诗品》。该书是中国唐代很重要的理论著作。他将诗歌分成24 种类型，而且使用诗的语言说明他们各自的风格。他的这种美学认识，不但对后世诗评产生重大影响，对其他艺术的审美范畴与审美评价也有重大借鉴价值。他的24 种诗品风格包括：雄浑，冲淡，纤秾，沈著，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比如他写劲健："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
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
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又如他写绮丽："神存富贵，始轻黄金。浓尽必枯，淡者屡深。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华屋，画桥碧阴。金尊酒满，伴客弹琴。取之不足，良殚美襟。"
司空图本人的诗可没有这么高的水平。不过，他好像早就明白大唐帝国快完了，所以才有这般兴致，以隐喻空灵的语言给唐代诗歌来一番全面总结。七、唐代古文运动唐代古文运动是唐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唐诗与唐文，是唐文学的两大成就。二者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相通之处在于：他们都体现了唐文学的时代精神，而且唐诗唐文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一身而兼二任。后人评点唐时文学人物，好以李、杜、韩、柳并称，说明唐诗唐文对后世的影响也大体相近。不同之处在于，唐诗更有成就，也更能反映盛唐文化精神。而唐文却比唐诗更后继有人。唐诗至晚唐，已开始向词转化；五代文学，以词为主调；降及宋代，诗不如词，词更能体现宋代文学特色。但唐代古文运动并未因唐代灭亡而终止，到了宋代犹然气势不衰，其中的领袖人物，韩、柳、欧、三苏、王、曾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唐宋八大家的影响，直到民国初年，还很有力量，能与之抗衡并渐次取而代之的只有"白话"--明清经典小说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白话散文作品。
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但它并非凭空而降，实际上，唐文比之唐诗，同样具有很深的历史根基，也具有很远的历史渊源。
（一）唐代古文运动的先声唐代古文运动推崇的是三代两汉之文。而所谓三代主体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和《春秋》、《左传》、《战国策》这样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散文，先秦散文为第一个大高潮，代表人物无非孔、墨、荀、孟、老、庄、韩、左。这个时代的散文影响极为深远，后来中国的一切散文传统，莫不与之相关联。第二个大高潮则是汉代班、马史作，晁、贾文章。特别是司马迁的《史记》，鲁迅先生称之为"无韵之离骚"，完全可以称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那么，第三个高潮就是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代表韩、柳的散文作品了。
自司马迁作《史记》，到韩、柳发起古文运动，其间相隔约800 年时间，即使算到建安文学，也有约600 年时间。600 年间，骈体文兴旺，散文受压抑。骈文成为官方文章正体，散文郁郁不得志者久矣，沦落成无足轻重的文体。但六朝文风轻浮华丽，只在形式上用气力，虽有妙文奇句不少，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历史成就。这种骈体文的泛滥，束缚了文学之士的创造才能，也束缚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充分发展，就连刘勰这样的文学巨擘，也只能用四六体撰写他的文评巨著《文心雕龙》。
骈文占据这样的地位，浮华文风取得这样的压倒优势，自然与六朝文化不能分割--有什么样的文化必有什么样的文学。骈体的高潮其实在汉，汉代散文与汉赋是汉文学的两大成就。但至六朝，汉赋的生命力已消耗殆尽，骈体进入文学发展的死胡同。外表奢华，内里糜烂，已经病入膏肓。在此期间，虽有北魏一段反对骈文的佳话，因为力量不够，方式粗糙，终于不成气候。直到隋统一天下，社会面貌为之一变，文化气象也为之一变，诗文风格随之产生变革要求。隋王朝命蹇时促，唐王朝继行其道，于是反对六朝浮艳文风，要求改变骈体地位的呼声，此起彼伏，终于成就了文学史上的大气候。在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中，有政治家，有思想家，有史学家，也有文学志士。
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隋文帝。文帝反对六朝之风不惜矫枉过正，因为臣下文章华而不实，发付有司治罪的事都曾有的，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文章之外，唐初大政治家魏征也是一位代表。魏征反对六朝文风，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他本人的文章就写得朴质实用，不尚空谈。魏征是政治家，也是史学家，与他前后的史家如李百药、刘知几都是他的同道。他们从历史经验与史书编撰的实际需要出发，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改变六朝文风的依据和主张。
思想家中的代表人物，首先是隋人王通。王通是唐初四杰之首王勃的伯祖父，是隋唐之际一位十分奇特而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哲学思想方面有许多新知别见，对于六朝文风更是深恶痛绝。他评点六朝文章，不免带点过激色彩，但也由此可知他要改变旧习的欲望有多么强烈。他评论说："谢灵运，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则谨；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则典；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吴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①加上"谢朓，浅人也，其文捷；江总，诡人也，其文虚。"刘孝绰兄弟，"鄙
① 王通《文中子·事君篇》。
人也，其文淫"，湘东王兄弟，"贪人也，其文繁"。②不但文风不好，连人都给否定了。在王老先生眼里，整个六朝文坛，简直是"洪洞县里无好人"。
和王通同时而且同道的人物还有李谔，李谔反对六朝文风，虽不如王通的激烈刻薄，却比王通更意气深沉。
反对六朝"淫巧文风"的代表性文学人物中，有初唐四杰与陈子昂。初唐四杰，只反文风，不言文体，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骈文能手。但他们毕竟是有唐以来的第一代文学新人，加上年轻气盛，嗅觉灵敏，虽然未曾亲眼见过也未曾亲身经历过隋末唐初的大动荡大统一，却有初唐开拓者们所缺乏的对新时代新风格的新追求。虽然他们还不能彻底摆脱旧时代的阴影，却已经发出新时代的声音。他们感慨："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①他们认为："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雄，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之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则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鹜，适足北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也有逆于时；周公孔子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天下之文，糜不坏矣！"②连屈原、宋玉都遭到批评，足见大唐文化，真不平凡。
初唐盛唐反对六朝文风的人物中，还可以这样区分，即他们中间有言而不作者，有作而不言者，也有言作并举连说带干的人。
隋文帝属于言而不作，只讲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本人不是新文风文体的实践者。
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属于作而不言。他们没有或极少发表反对六朝文风的理论文字，却都能身体力行，先干起来再说，或者以自己的文章实践表示自己的喜恶爱憎。张说、苏颋，时称"燕许大手笔"。他们不但是著名诗人，而且是著名宰相，还是著名文士，尤其张说，文章已然盛唐气象，不求包罗万象，但要唯我所用。他的《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碑》，借卢之碑石，言己之感想；虽然评价前贤，有谥美成份，但那口气、那气势，已然显现盛唐风采。他写道："昔仲尼之后，世载文学，鲁有游、夏，楚有屈、宋。汉兴有贾、马、王、扬，后汉有班、张、崔、蔡，魏有曹、王、徐、陈、应、刘，晋有潘、陆、张、左、孙、郭，宋、齐有颜、谢、江鲍，梁、陈有任、王、何、刘、沈、谢、徐、庚，而北齐有温、邢、卢、薛，皆应世翰林之秀者也。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天下之人，谓之文伯。於戏！国有校，家有塾，禄位以劝，风雅犹存。然千数百年，群心相尚，竞称者斯之鲜矣。才难，不其然乎！然则飞黄虚骋，百辔遗路；鹪■天运，万翼天阶。文士擅名当时，垂声后代，亦云才力绝众故尔"。
言文并作，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创作，不但改变旧风，而且改变旧体的人物，陈子昂可算唐代第一人。
①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7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② 转引自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18 页，1984 年3 月新一版。陈子昂诗文俱佳。诗风悲凉慷慨，已是新人新声。文章朴拙实用，又近古意。他反对六朝旧习，给人议论风发，势如破竹的感觉。虽不似盛唐大家的雍容大度，另有一番气冲云汉的英雄气概。他的这种作风，一直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兴盛起来，还为人们所景仰，所称道。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徵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①陈子昂独立于世，是盛唐之音的先知先觉者，他有实践，也有理论。不过实践不算很多，成绩也不算很大；理论不算很深，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有限。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泣下"的悲凉感触。
而他对散文的自觉，与他后面的张说、李白、王维等盛唐大手笔相比，还有些超前哩！真的盛唐诗人，并不认真关心散文的发展--虽然他们能文；更不关心唐代散文是否应该继承三代两汉的散文传统。他们生于盛世，胸怀博大，熔儒、道、佛于一炉，要继承自屈骚、《诗经》之后的一切传统，而且融而化之，超过他们。这样的时代，不是古代散文传统可以表现的。这就是为什么盛唐诗苑兴旺，而它的散文成就不能同样兴旺的主要原因。
对古代散文传统一往情深的人物，首先是肖颖士和李华。
肖颖士（公元708-759 年），字茂挺，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开元年间进士。他4 岁能文，10 岁补太学生，是个神童，28 岁举进士，对策第一，足见文章功力十分深厚。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很大。他所处的时代虽然是诗歌无比繁荣的时期，但天下喜欢散文的人还是不少，即使他免官之后，向他学习文章的人依然很多。
李华（约公元715-约774 年），字遐叔，赞皇（今河北元氏）人，也是开元年间进士。曾官监察御史等职。他和肖颖士文章齐名，世称肖、李。他在安史乱后，曾受伪职。乱平贬官，后又起用，晚年辞官归去，同样文名很大。而且他与肖颖士不同，肖颖士推崇古文，才学满腹，但文章流传下来影响后人的不多。单以文章的艺术价值而论，不算高明，他是一位一心复古而且确实古朴无华的人物。李华与肖的文章观念如出一辙，但他更能创作，他的《吊古战场文》，成为千古名作，几乎没有唐散文选本不收入的。其写战争情态，少有其匹。虽然似乎渲染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免过于惨烈，但为文如此，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位古代散文高手。文章开首便写古战场风貌，一下子就能抓住读者的情绪："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欤汉欤？将近代欤？"
文气如龙，不由你不读下去。
肖、李对古文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宗经，非六经思孟，不足为文章范本；二是载道，最尊崇孔夫子修春秋的微言大义；三是尚简，反对铺张陈事，这一点肖颖士更为典型，不但六朝骈文不在话下，连战国策，两汉散文都认为不合圣人古义。
肖、李之后，又有独孤及、元结、李观、梁肃、权德舆、吕温诸文。他
① 转引自罗泽根《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48 页。
们的文学见解，或有不同，但反对六朝浮艳之风，主张文以载道，文以致用方面则大同小异。
由此也可看出，古文运动并非一人一时之事。如果从北魏苏焕算起，到韩、柳时代，就有300 年了；如果从隋文帝算起，也有近200 年了；即使从陈子昂算起，也有100 多年了。200 年间，留下记载的人物固然不多，而参与其中的人一定不少。据说肖、李晚年，特别是李华晚年，虽然已然隐居，向他求文的人依然很多，而且多送厚礼，可见当时的散文之风之烈。罗根泽先生认为："韩、柳之前，载道说也有了，文气说也有了，简易说也有了，宗经学史的学说也有了，推崇周秦两汉、卑弃魏晋六朝的学说也有了，那么韩柳之对于古文的理论，不只是前人的追随者吗？"①其实韩柳之前具备这些理论，只是说有这些见解。这里只想指出，为什么肖、李、独孤、梁、权、吕、元诸人没有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更没有倡导起这样一次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究其原因，首先还在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或许和韩柳只有一步之遥--还没有产生对古文运动强烈的社会需求。
历史无数次证明，需求决定创造，创造产生天才。唯有强烈的社会需求才能产生强大的创造动力。
韩柳主导的唐代古文运动，首先是响应社会的召唤，因此他们才具有这样巨大的能量，当时的社会，既经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诸侯拥兵，藩镇割据，对此，唐王朝中央政府，欲平难平，欲忍难忍，不平不忍，处境尴尬。整个国家充满了藩镇与藩镇之间，藩镇与朝廷之间，藩镇内部各种力量之间，朝廷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大家都觉得会发生什么不测，但又十分不愿和惧怕再发生什么不测，虽然不愿和惧怕发生什么不测，却又一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阻止和消除这些可能会发生的不测。安史之乱伤了大唐王朝的元气，但大唐王朝的余威犹在--毕竟它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最辉惶的盛唐文化，于是中唐一切有为之士，都在顺应历史潮流，寻求国家能够中兴的办法。韩愈、柳宗元便在这样的历史转变时刻，开宗明义，不失时机地扬起古文运动的旗帜，可谓因时而生，所向披靡。为什么这个时候以至由此而始的数百年间，社会这么需要古文运动呢？
因为古文运动的主旨，在于回归尊儒轨道，维护朝廷尊严和国家的统一。我在前面说过，盛唐之盛在于它有兼容儒、道、佛三家文化的大文化的胸襟与大文化气象，于是产生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产生大量后世封建时代无法企及的文化成就。中唐则不然，国家已经出现危机，人们企盼中兴。这种时候，靠佛不行，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认为一切皆由缘法，任你兴盛也罢，衰亡也罢，他都无动于衷；靠道也不行，佛教一切皆空，道教只要成仙，金丹仙药，神符鬼箓，于事无补。尽管两家文化还有巨大的文化生命力，但在中唐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于是韩愈辟佛，便得到士人喝采，虽然发配边远荒凉之地，反而成为胜者。宪宗佞佛，不能长久，到了武宗，干脆大规模地灭起佛来。
儒家学说本来于乱世无用，从来开国创业的时代，儒家不受重视。它的作用在于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儒家理想，而且只要中国式的封建基础不根本改变，儒学总能屡试不爽。但在韩柳时代，说乱世又并非乱世，说治世又何曾能治？韩愈便写《原道》，柳宗元又写《封建论》，古文运动
①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二册第139 页。
更大声疾呼文以载道。不用说，古文运动这个主旨，自陈子昂提出，经过100年努力，终于由韩公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从此便蓬勃发展起来。而且此风不吹则已，一吹便不可收拾。直到宋代濂、洛、关、闽几位大儒出来，才算慢慢止息--它的任务大抵完成了。而中国古代文化也就进入最后一段僵化时期。
古文运动不但主张"非三代两汉文章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能存"，而且主张"唯陈言之务去"。就是说从主旨到文体、文风、文字，要统统予以改变。至于六朝文学，干脆就保留不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批评六朝文学说："其下魏晋氏，鸣者不及于古，然亦未尝绝也；就其善者，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将天丑其德莫之顾耶？"请注意，这还是就其善者而提出的批评；其余文章实在连挨批评的资格都没有。韩文公大气磅礴，眼角都不去扫他们一下。
但既为一场文学运动，非有创作实绩才行。韩、柳以前，主张恢复古文风格的人们，不但其宗旨不如韩、柳明确，实际成绩尤其比不过他们。如唐代文学理论家柳冕，也有些好的理论，却不能实践自己的理论，说服力就差了。不唯柳冕，就是肖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乃至张说、苏颋、李白、王维，在古文一途都不及韩、柳。肖的文章不过平平，李华文章达到《吊古战场文》水准的没有第二篇，而《吊古战场文》又不能算散文正脉。元结有些小品，颇有意味，但不能成为洪流巨制。李白、王维虽为文章妙手，但主要精力不在于斯。可以这样说，韩柳之前的隋唐散文，不但远远达不到两汉散文水平，就是真与魏晋六朝文比起来，力量也显单薄。韩、柳则不然，他们的文章，虽打着复古的旗子，却是全新的创造。不但可以直追班、马，而且比司马迁之外的任何一位散文家的成就都高。贾谊、晁错、扬雄、王充、三曹七子都被他们超过了。
事实上中唐确实有过一段平静，甚至有过一段中兴的苗头，这不能说和古文运动没有关系。而且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早已超过唐代的范围，它具有文化与文学的双重价值。
（二）古文运动的主帅韩愈1。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韩愈大才，在有唐一代文学人物中屈指可数。他的诗歌独成一派，本人又是中唐两大诗派之一的领袖人物。但他的诗和他的文章比起来，还只能排在第二位。他文章极好，单以文章而论，已经可以称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主将。他还有另外一大功劳--他还是唐古文运动的直接领导者，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向人物。虽然人们讲到古文运动总要韩、柳并称，其实两个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韩愈是主帅，而且唯有韩愈够主帅的资格。柳宗元不具备韩愈的条件，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观条件。
韩愈之所以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首先是他生逢其时。如果他早生20年，或晚生20 年，那就轮不到他作主帅了。而且他不但生逢其时，举进士的时间也恰到好处。他中进士的这一年，人称龙虎榜，多少中唐人物都中在这一榜上。他本人又有强烈的儒学精神，且好为人师，能文能言，又善于团结和交好各类文学人物，这一切都很自然地使他成为这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韩愈尊儒敬道，由来久矣。他的《原道》、《原毁》都是比较著名的思想理论著作，文章自在，写得头头是道。他不但亲儒，而且辟佛，他的思想与佛教势不两立。虽然也有和尚朋友，朋友归朋友，该反对佛教照样反对--他对和尚的态度也体现了儒学精神。他的《论佛骨表》，写得神采飞扬势如破竹，不但理直气壮，而且义正辞严。当是时，国家刚刚经受过巨大灾难，虽然宪宗当政有中兴之意，但佛教的蔓延，其实不利于国家统一权力的加强，佞佛活动，更是劳民伤财。这些都是韩愈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的。他的《论佛骨表》早有思想基础，又有现实原因。两势归一，发而为文，真如狂风骤雨一般，披头盖脸向宪宗抛去。宪宗恼羞成怒，要把韩愈处死，幸亏众官求救，才改贬潮州。
按现代人习惯，此文可分若干段落，但在古人未必如是。何况韩公文章，最是一气呵成，字字句句都带着一股精神。文章开笔就讲："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三言两语，先给佛教定了性。然后急转直下，便举史实。大讲三皇五帝的光辉经历，说黄帝活了110岁，在位100 年；少昊活了100 岁，在位80 年；颛顼活了98 岁，在位79年等等，那个时候的皇帝可真不得了，最短寿的一位还活了90 多岁哩！可是，佛呢？那时候根本没佛！讲了正面经验，又讲反面经验，说汉明帝以后，有了佛了，可各位信佛的皇帝全倒霉了。一个个寿夭命短，好不可怜。梁武帝虽然多活了几岁，临了还是让人家围在台城，活活饿死。
讲了远的，又讲近的，说李渊如何，李世民如何，抬出宪宗的祖宗，说明问题，看看是祖宗重要还是佛教重要。然后笔锋一转，又讲佞佛的危害。讲罢危害，更恭恭敬敬，把孔圣人请了出来。圣人说："敬鬼神而远之"。如此一气说来，步步为营，条条是理，挟风裹雾，不可一世。说到最后，情绪激动不已，干脆来个发誓明志，以毒攻毒。文章写道："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韩愈好为人师，同样由来久矣。他年纪轻轻，便有狂名，不仅人家说他"狂"，他自己也承认"狂"。不过不是狂妄之狂，而是"余憨而狂"；什么叫"憨"呢？老老实实就是。其实这句话本身就够狂的--因为我老实，所以我不会弄虚作假，没办法，只好该狂就狂。但韩愈虽狂，却能团结别人，他的朋友特别多，而他偏又喜欢交朋友，收学生。不但喜欢交朋友，收学生，而且朋友也好，学生也好，发现长处，马上表彰。经他表彰的人物中有李翱、孟郊、张籍、贾岛、樊宗师。。直到李贺。不但肯于表彰别人，而且能为别人仗义执言。他与同仁相处，不怕别人有怪癖，好像越有怪癖，还越能一见如故。樊宗师可谓怪中之怪，他一见如故；贾岛也堪称怪中之怪，他又一见如故；张籍才高善辨，常与他发生争执，他依然把张籍作为好朋友；李贺年少有诗名，他便亲自上门探访，李贺因父名重讳难于考进士，韩愈虽重儒学，却亲写《讳辨》，为李贺入考寻找根据。他虽好为人师，绝不心胸狭窄，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韩愈的这种作风，使他深得同道人心。自然而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方面，他自信，自信才好为人师；一方面，他又自尊自强，因为自尊自强，别人才喜欢承认他的尊师地位。
韩愈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确实作出比周围人更大的古体散文成就。他的诗歌，风格奇崛，水平也不低，但要说独步中唐，那不符合实际，更不要说独领风骚于唐代了。但他的散文，自西汉司马迁以来，确实没有敌手。柳宗元以外，唐代文坛上任何一位显要人物和韩愈比美散文，都难免成另一场龟兔赛跑，而且韩愈还是一只不喜欢睡觉的长脚兔。
2。韩愈的生平韩愈（公元768-824 年），字退之。南阳（今河南孟县南）人。幼年即父母双亡，全靠兄长和嫂子抚养。他聪慧过人，博闻强记。史书上说他日记数千言，通百家。贞元八年进士。但未很快任用，他耐不住寂寞，连续给赵琛等三位宰相上书。后入朝为官，作监察御史。因为上书论宫市之害，触怒了皇帝，贬到山阳任县令。韩愈有行政才能，县令做得不错，于是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年间，成为国子博士，河南令。但他才高气盛，不免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加上旧势力嫉妒，使他长期得不到升迁。后来终于得到裴度赏识，才算走出低谷。宪宗时，任中书舍人，裴度平定淮西，他随军有力，表为行军司马，胜利后，升为刑部侍郎。这一段仕途得意，颇有青云直上的好感觉。但很快发生"论佛骨表"事件，于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给发配出去了。后来自己见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便向皇帝承认错误，说自己被贬全怨自己糊涂，终于得到皇帝原谅，迁袁州刺史，寻，又拜国子祭酒。还作过兵部侍郎、京兆尹等官，于长庆四年，因病去世。
韩愈一生，一是作文作诗，二是作官作事，二者都做得很有影响。但比较起来，还是诗文更有成就。他一生经历比较得意，虽有挫折，都不算很严重。柳宗元中年谢世，他为柳公撰写碑文，说柳宗元被贬边荒之地，久久得不到赦免，和没有大人物援引有关。这是他经验之谈。韩愈生平，最喜欢干谒。他好为人师，又好找靠山，所以每遇挫折，总有大人物援引。他本人不能吃苦，一有苦处，马上四处求援。他常报怨生活贫困，其实他何曾真正贫困过。
韩愈思想的主流部分是儒学传统，但也不纯粹，他写《原道》、《原鬼》、《原毁》等书，好像全然儒家声调，其实里面有杂音。他对孔子孟子绝对敬服，但一读《荀子》、《墨子》，即刻产生新想法。荀子与孟子矛盾，孟子乃儒学主流，一般儒家正统人士，对荀卿多贬，但他读罢荀子，就将荀孟作个比较，并且得出结论说："孟氏，醇乎醇者也。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孔子与墨子势不两立，但他读了《墨子》，又写读书心得说："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还大胆猜测"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以此观之，韩愈的思想其实驳杂，这种驳杂对他的文学很有好处。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的人格--他不因人废言，而是因文论人，颇有些实事求是的意思在内。
韩愈的主要缺点，是他喜欢眼睛向上看，一生干谒，不怕挫折，比之李白还有过之，而且态度谦卑，有时到了他的同道后人难以为之圆说的程度。因为他有这个毛病，所以他的文章中，反映个人生活和文学之道的内容最为精采，而反映社会下层的内容几乎是空白。
但他毕竟有大功劳于唐代文坛，也有大功劳于中国文学史。后人对他评价很高，一般也符合事实。韩愈作为一代文宗，不但后人尊崇。他在世的时候，就已然享有极高声誉。
3。韩愈的古文作品及其艺术特色韩愈的散文，几乎无所不有。其中也有许多应酬之作，以及无甚意义的表章之类，但这属于彼时风尚，不便苛求于前人的。他的优秀作品，数量很多，而且不论哪种文体的题材，都有优秀作品。如果按现代人的分法，他的议论文，记叙文，抒情文，人物传记，小品文和寓言故事，都写得非常出色。他的《祭田横墓文》、《与孟东野书》、《送孟东野序》、《师说》、《答李翊书》、《祭十二郎文》、《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杂说》等，都可称为千古佳作。
他的文章恰如行云流水，不拘常格，但有常法。他长于抒情，又善于选择典型情节，抒情色彩更为强烈，所写所记人物事件也特别具有立体感。他为文敢于也善于创新，能将文章旧体，加以改造，打破旧时传统，另成一家。如古时撰写祭文，没有《祭十二郎文》这种写法的，因为没有这般写法，也就收不到他这篇祭文的巨大效果。后人评说："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其影响之大。他写《毛颖传》，开士大夫撰写寓言的先例，虽然遭到许多人反对，他依然无所畏惧。通过他的文章，人们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他本人的风采，也可以看到他周围亲人、朋友、环境、历史人物、时代风俗等种种有价值的内容。韩公妙笔如神，韩文精采如画。
他文章的风格，雄浑雅健，有浩然之气。"气"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有说法，好像现代人论文喜欢说某某文章有没有"味"。气是什么，众说不一。但这个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有名，其始出于孟子。孟子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先秦散文风格，可分为四大流派。孟子就是"浩然之气"派。即使平常之事，经他笔下，就有席卷千军的气势出来。韩非是斩钉截铁派，所谓握拳透爪，寸铁能屈。荀子是缜密严谨一派，今人所谓学者之文。庄子是汪洋恣睢派，遣词造句，随心所欲。韩文风格属于孟子一派，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继承孟子文风最好的一位。对他的文章，不接触则罢，接触便仿佛有无数触角伸将出来，将你团团围住，前推后拥，左挟右持，使你身不由己，欲罢不能。有人说韩文中未必有多少深刻的道理。虽然不见得有多少深刻的道理，却一经他手，便产生巨大的感染力。韩文的讲理，确与柳文不同，柳文得荀子本色，文理缜密，丝丝入扣；韩文则情、理并举，风中夹雨，雨又生风。他的道理不多，但能讲得尖锐通透，风起云涌，大气磅礴，虽是小题，偏能大作。纵然大题，绝不枯燥。比如他的《师说》，开口就讲："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高屋建瓴，一句话就抓住核心问题。又如他的《送孟东野序》，虽为别辞，绝不凄苦，一样气韵高迈，一样振振有辞。本意虽在安慰鼓励孟郊，却能借用比兴手法，言别不讲客套，客套便落俗套；也不一味抒情，抒情过度反觉虚假。而是别指一物，以物喻人，由此生发，如江河而下，反映出来的相互友情，又深了一个层次。而且文字优美，诵之若有金石之声。文章写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韩愈文章的特色，首先就是义正辞严。不但义正辞严，而且居高临下。
你和他对话，恐怕要仰起面孔看他，并非他人品孤傲，而是他的文章视点高绝，笔锋所及，便有势如破竹的气势。
韩文善使气，又善抒情，非常雄辩，却不盛气凌人。
韩文语言功力极深。他是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的，他的诗歌不免怪险奇崛，但他的文章却能做到文从字顺，使用平常文字，写出不平凡的文章。他的文章用语不难不僻不生不涩。他肯定是一位创造新词的高手，却能使读者欣然接受，有视新如故的熟悉感和亲近感。现代人常用的许多成语，如痛定思痛，俯首贴耳，杂乱无章，深居简出，冥顽不灵，面目可憎，垂头丧气，牢不可破，大放厥辞，百孔千疮，一发千钧，不平则鸣等等，都是经他首创或者从他的文章用语中演化而来。他还注重口语的应用，虽非白话，却使文章增色不少。
韩文另一个艺术特色是注重文章的布局和剪裁。布局得体，剪裁新颖。
他的文章固多，但不给人雷同重复的感觉，一种文章一种作法。同是作传，有亲疏远近之别；同是序言，有高低深浅之分；同是碑铭，有取舍收放之妙。因为他很重视剪裁功夫，从不平均使用气力，要在抓住细节，写出精神。他写《张中丞传后叙》，把张巡、许远和南霁云三个人物写得淋漓尽致。虽然着墨不多，笔笔皆在"坎"上。他写《画记》，虽是记叙小品，却能有虚有实，虚虚实实，使人不但能够通过他的文章去"看"，还能透过他的文章去"想"。实的部分，"杂古今人物小画共一卷：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兵行且下牵者十人，骑且负者二人，骑执器者二人，骑拥田犬者一人，。。"，顺叙而下，笔笔清楚，标准的说明文字，可谓笔笔皆实。但随即笔锋一转，便成模糊，依然如实介绍，却给人畅想空间。他描绘说："马大者九匹；于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牵者，涉者，陆者，翘者，顾者，鸣者，寝者，讹者，立者，人立者，龁者，饮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树者，嘘者，嗅者，喜相戏者，怒相踶■者，秣者，骑者，骤者，走者，载服物者，载狐兔者。凡马之事，二十有七，为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
（三）古文运动的大将柳宗元1。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独特贡献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一员大将，但不是主帅，这也有主、客观两方面原因。
柳宗元少年得志，比韩愈早走上仕途，而且曾一度辉煌，也是韩愈所不能比拟的。那时候，韩愈还在为没人赏识而着急哩。但他一生不顺。王叔文变革集团一败，他就被贬永州，永州乃荒凉边塞之地，使他远离了唐代文化中心，失去成为古文运动主将的客观条件。就他本人性格而言，他也没有韩愈那种好为人师的精神，比较起来，他更喜欢和别人平等谈心。有人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被贬谪他乡，心情抑郁的结果。其实不尽然。韩愈也曾被贬，但好为人师的精神始终如一。过去研究历史，对人物性格关注不够，把这方面的荣誉都无偿送给小说家了。人的性格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的前途，至少决定人们在选择前途时的行为方式。柳宗元的性格特点，是做得比说得更多，也更好，而且并不因此而产生特殊感觉。
柳宗元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创作实绩。他的诗歌，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诗歌成就之高，堪称卓然大家。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更有成就。与韩愈相比，也在伯仲之间。他的散文主张，和韩愈大同小异。他不像韩公那样认定佛教是外来之物，一点益处没有，于国于民全是祸害。他的主张非但没有这样强烈，而且对佛学仿佛也有研究和信任。他女儿身体不好，求医不成，就去求佛，希望得到佛的帮助。但他的理想依然是儒家的，他的观念更是儒家的，他最推崇的依然是"尧舜孔子之道"，坚决主张"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之道则安元元为务。"但他比韩愈更具现实精神，或者换句话说，他对古文运动的主张在主旨上和韩愈并无二致，只是更其扎实、深沉，因为他是一个对社会底层和民间疾苦有更多了解与深切同情的人。
他的散文，几乎无所不能。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与韩愈旗鼓相当，具体领域，则二人各有长短。可以这样说，柳宗元是以自己的实际创作支持和推动了唐代古文运动的发展。虽然他并非主帅，但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把他和韩愈并举，看作唐代古文运动中两位杰出代表。后世文学人物虽然多有抑柳扬韩情绪，但柳文的成就是抑不住的，韩柳恰如李杜，自有文章传千古，不管他人论短长。
2。柳宗元的生平及其文化取向柳宗元（公元773-819 年），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他去世前曾作柳州太守，深得人们爱戴，后人又习惯称他柳柳州。
柳宗元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贞元九年，他年方21 岁便中进士。26 岁中博学鸿词科，授校书郎，调蓝田县尉，累迁监察御史里行。与当时的改革人物王叔文韦执谊等关系密切。德宗死，顺宗继位，他和刘禹锡一起，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摄礼部员外郎，成为政坛风云人物。但他们的改革，基础不够牢固，推行者又缺少必要的政治经验，加上顺宗身体很差，改革很快失败，他以此贬永州，任司马。在永州一住10 年，景况凄凉。但他初衷不改，行政不行，继之以文章，他最好的文章，大多出于此时。元和十五年，他和刘禹锡等所谓"八司马"被召回京，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触怒了权贵，结果再次被遣，任柳州刺史。在柳州任上他政绩颇佳，但身体很差，在任不过4 年时间，便因病去世。柳州百姓对他非常敬仰和怀念，为他立庙以示纪念，庙字至今犹存。
柳宗元政治信仰明确、坚定，而且比韩愈更富于现实色彩和进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