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33
韩愈也可以称为改革式人物，但他的改革，主要通过古文运动表现出来，与其说意在变革，不如说意在中兴。柳宗元则是一位有理论又有实践的青年改革家。看他参加王叔文集团，柳州政绩，和关心民间疾苦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写下的以《封建论》为代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知道这是一位具有卓越政治见地与行政才能的文学人物。这一点，不唯唐代比较少见，即使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不多见。唯王安石更有建树。柳宗元的政治成就不如王安石，不是他才能不行，而是没有得到历史的青睐。
柳宗元的哲学思想也比韩愈高明，他并不一味反对佛教，但他却坚决反对迷信。他写《天论》，认为天是无知的，和世间万物并无不同。他写《断刑论》、《时令论》，认为把一年四季的季节特点与刑罚生死联系起来没有道理。古人主张春生秋杀，这种远古遗风直到清代犹存，可谓古已有之，经久不衰，但柳宗元不能认同此说，给予有力批评。
不但如此，楚辞里有屈原一篇《天问》，大气磅礴，色彩斑斓，满心疑窦，百问苍天。然虽有天问，但无天对。柳宗元勇作《天对》，与屈翁对话，充分显示了他的非凡才华。《天问》留下多少文章天地，《天对》只管主张自然之说，百问百对，堪称敌手。这里摘引第一、第三、第五三段，作为例证。
屈原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板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柳公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屈原问："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柳公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輠浑沦，蒙以圜号。冥凝玄厘，无功无作。"屈原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隈隈多有，谁知其数？"
柳公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无际乎天则！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隈无隅，曷懵厥列？"
现在看来，所问所对，并非尽如人意，但在那样的时代，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确实非同等闲。
由《天对》推及其他，柳宗元在对宗教、神鬼自然的态度上，确与韩愈有别。他固然没有写过《论佛骨表》，但也不写《送穷文》。
柳宗元的作文主张，也与韩愈有所不同。他不像韩愈那样，对六朝文弊持极端立场，反对骈体文章，"唯陈言之务去"，骚体赋声，一概不要。他的文章能散能偶，以散为魂，并不一概排除骚体赋声。他的文章句型，也时有骈体风格。不但如此，他还是写赋的能手。他的《牛赋》、《瓶赋》、《囚山赋》、《闵生赋》、《佩韦赋》等都深得屈骚精神，又不失唐人意趣。柳宗元高出韩愈的地方，在于他肯于面对人生，痛恨官僚腐败，了解人民疾苦，并且能将这种种想法和情绪通过具体事实，形象地表现出来。韩愈也写过《五坊小儿》一类文字，但为数不多，因此遭贬之后，便再不提起。柳宗元一生对此矢志不移，而且运用各种创作手法，予以表达。一方面，他对官僚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对普通劳动者的生活苦难予以深切同情。他的《捕蛇者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文，不但文章极好，而且内容深刻。柳宗元为人正直，虽不善于自我表白，但勇于为患难朋友作出牺牲。他贬谪永州10 年，好不容易回到京师，因为刘禹锡的一首诗，再次被遣出京，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但他对引出麻烦的刘禹锡没有怨言，反而对刘被贬连州，十分同情。刘禹锡上有老母，连州又是边远荒芜之地，儿子受得此苦，老母如何安置，于是上表皇帝，要求和刘禹锡调换任所。这种为朋友的牺牲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大体说来，韩愈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比柳宗元要高要大，倘无柳公，韩公依然可以成就古文运动的大事业。但以韩、柳二人的文章人品而言，柳宗元比之韩愈，思想更具深度，人品也更磊落。
3。柳宗元的散文作品及其艺术成就柳宗元的散文艺术成就与韩愈散文相比，各具特色，不分上下。
一般说来，他的议论文比韩文更为缜密严谨，无懈可击。韩公以其浩然之气取胜，雄浑畅达，气势夺人。柳文则以说理见长，条分缕析，以理服人。他的人物传奇，和韩文相比，恰似春华秋实，各具风采。韩愈写张巡、许远、南霁云的英雄节义，有石破天惊般的艺术魅力，文章写到南霁云求救兵不得，酒席宴上，慷慨陈辞，声泪俱下，拔刀断指，以明心迹，具有雷霆万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柳宗元写《段太尉逸事状》，妙在强化对比，注重铺垫。文中说汾阳王郭子仪的儿子作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老百姓苦不堪言。段太尉便将乱市伤人的17 个营卒抓住，个个砍头示众。于是兵营大噪，气氛极其紧张，但太尉独不惧。闻尚书有召，马上应命前往，而且连佩刀都解下不带，只请一行动不便的老人代为持马，便进行营。至军营，营中兵士如临仇敌，带甲冲出。太尉见状不觉一笑，对他们说：杀一个老卒，还用带甲吗？"吾戴吾头来矣"。这种从容气派，比之张巡、许远，别是一番风采，于是尚书出面，太尉无伤。而且他要求在营中吃饭，饭罢又要求在营中住宿。饭饱睡足，礼貌而归。行文跌宕有致，人物刻画入木三分。柳文中人物传记不少，都能因材授意，各见所长。他的《种树郭橐駞传》，但用白描手法，隐有庄子之风。柳宗元散文中，读后感一类文字占有不小篇幅。正如韩愈读罢墨子便评价墨翟，读罢荀子又评价荀况。柳宗元读书极多，感想也多，他不但评文，而且论史，评文能辩，论史能议。他评文的文章如《辩鬼谷子》、《辩列子》、《辩文子》、《辩论语》、《辨晏子春秋》、《辩亢仓子》等；论史的文章，如《断刑论》、《四维论》、《时令论》、《封建论》、《六逆记》，都能分析精辟入腠，议论笔笔成文，而且富于借古讽今的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封建论》，反对封建割据；他写《六逆论》，反对宦官专权；他写《时令论》，反对听天由命；他写《断刑论》，反对旧说旧俗。其《辩列子》、《辩文子》都能因文论事，找出真伪原由。柳宗元是一位精于思考，重视佐证的散文专家。他继承荀子传统，又比荀文富于文采，堪称古学者之文；他继承中国史家传统，以史为本，不卑不亢，对《国语》也敢批评。他写的《敌戒》，不但用意深沉，而且充满辩证精神。柳宗元写的散文体寓言，多于韩愈。韩公于此不过偶尔为之，柳公却能专心创作。而且当韩愈因此受到批评的时候，他便站出来说明自己的看法，支持韩愈。他的寓言，几乎篇篇精采。如《三戒》，如《罴说》，如《。。。。传》，都寓意深刻，文尽其妙。《三戒》中的《黔之驴》一篇，更是闻名遐迩，无人不晓。《三戒》中另一篇《永某氏之鼠》，借物喻人，说的是贪得无厌的老鼠，读者想到的却是更其贪得无厌的"人"。其讽刺手法高明，给人印象深刻。
抒情散文方面，柳宗元似不如韩愈。他没有《祭十二郎文》那么动人魂魂的抒情文章。韩文如同文人写意画，妙在随心所欲，虽然骨子里依旧法度森严，表现出来却如行云流水，但见满纸云烟，宛若天然而就。柳宗元的文章主观色彩不浓，虽也抒情但有分寸。他为文并不恣意为之，更善于把事情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他的散文更像西方古典油画，追求的是画面本身的成就，作家的感情只管通过描写对象予以表现。他的山水游记为韩文所无，而独成一体，几乎篇篇都是散文精品。描写普通劳动者苦难生活的散文，更是他独擅的专长，也为韩文所无。
他的社会散文，如《捕蛇者说》，前面已有介绍。他的山水游记，还应细作说明。柳宗元是唐诗中的山水大家，诗文一气相通，在散文方面他也是写景能手。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一类山水文学传统，风格清丽，细致入微，状物绘景，出神入化。他被贬永州，无所事书，每见风景妙地，便暂放愁怀，不觉一快。但他毕竟是一位性格刚直又十分内向的诗人、学者，尤其是一位心怀报国热忱的青年知识分子，所以尽管他的山水游记，不露声色，却引人入胜。但在那美妙无比的风景后面，人们还是能隐隐感到作者的一缕深愁，绵绵无绝。他在永州曾有八篇山水名作，史称《永州八记》，在中国山水游记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和《小石城山记》。《永州八记》篇篇皆好，其中《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中景色，最为传神。其文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短短106 个字，跌宕曲折，写照传神，虽百静如动，不涩不滞。所言景色，或曾见之，但不能写出，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柳宗元偏能以传神之笔，使如花美景，活灵活现。
柳宗元总结本人写作古文的经验时，有一段非常精采的议论。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以为修辞是最重要的。等到成年以后，才知道文章是宣传'道统'用的，用不着在修辞方面下那么大的功夫，去追求色彩与音响"。话虽如此，书总是要读的。而且他本人也曾下大功夫学习和研究古代经典文章的长处，博采多学，以为我用，所谓："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因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至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①
① 《柳宗元集》第二册，第871 页。
柳宗元说到做到，心口如一，他的文章确实有深厚的渊源，又有很高的修养。联系到韩愈论文的经验，有殊途同归之感，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柳宗元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唐代大散文家，也是唐代古文运动骁勇善战的大将。比较起来，柳文缜密严谨，学问深厚，而文字不甚通俗；韩文更善抒情，文从字顺，又极力宣扬儒家道统，故此，后人更容易亲近他些。
（四）韩、柳之外的中、晚唐散文作家唐代古文运动非一人一时之事，韩、柳之外，还有一批追随者或同道者或虽不同道却有实际创造者在。这些作家中，一些是韩、柳传人，主要是韩愈的传人与朋友，如李翱、孙樵、皇甫湜等；一些人在理论上与韩、柳古文运动并不相干，却有很高的散文创作水平，如白居易；还有一些乘韩、柳遗风，另成一体的散文作家，如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也有几位不以散文创作为重，而专善骈体的文章高手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这四种人中，第四种已非散文，与本节内容无关。第三种，时间且晚，已入晚唐。
李翱（公元772-841 年），字习之，陕西成纪（今甘肃泰安东）人。贞元年间进士。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他虽然是韩愈的同龄人，却师事韩愈，是唐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员，他在哲学上也有建树。可惜，唐代哲学无巨人，所谓哲学家者，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翱数人而已。他的哲学思想中，掺有佛学内容，但仍以儒学为主。他的日记体文章《来南录》，在唐代散文中别具一格。他散文水平不算很高，但文风平易，比之樊宗师等几位怪杰，可说文气通达，可读性强。他有一篇小品《拜禹言》，文章简易流畅，一波三折，情感充沛，是他文章中颇有文学价值的一篇。其文曰："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陇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宾阶升，北面立，弗敢叹，弗敢祈；退降，复敬再拜，哭而归。且歌曰：惟天地之无穷，哀人生之长勤。住者，予弗及；来者，吾弗闻；已而，已而。"
孙樵，生卒年不详，字可之，一作隐之，关东人。大中年间进士，授中书舍人。孙樵也是韩愈古文的重要继承人。而且在反佛辟佛这点上，也和韩愈同声同息，甚至比韩愈表现得更为激烈。他文章的风格奇崛险厉，大似孟、贾诗风，又多讽喻时事，有古代杂文风格。他文章中也时有写景佳句。刘大杰先生认为他的《书褒城驿壁》、《龙多山录》、《祭梓潼神君文》、《骂僮志》等较能代表他的艺术特色。现引《祭梓潼神君文》为例说明，其中有一段描写景色的文字，确实不错："会昌五年，夜跻此山，冻雨如泣，滑不可陟，满眼芒黑，索途不得，跛马愠仆，前仆后踣。樵因有言：非烛莫前！须臾有光，来马足间。北望空山，火起庙壖，焰焰逾丈，飞漆射天，螟色斜透，峻途如昼。樵谓庙奴苦寒，。。薪取温。晓及山巅，。。涩庙门，余烬莫睹，孰知其然。"
韩、柳之外的散文大家，首推白居易。白居易本与韩、柳同时，但于古文运动不闻不问，听其发展，未与其事。但他的创作，俨然成熟的唐人散文，而且风格清新流畅，语言生动、准确、活泼，意境悠远，不尚奢华，大有陶渊明诗文馀味，又和宋代欧阳修的散文风格有某些相似之处。白居易的散文中小品很多，犹能知情达意，挥洒自如。如他的《冷泉亭记》、《荔枝图序》、《游大林寺》、《代书》等，都有很高水准，入于唐宋八大家文中，正不知孰高孰低。其《荔枝图序》一文写道："荔枝生巴峡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盖为不识者与识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文入晚唐，昔日中唐风采已消失大半，散文独专的局面又被打破，于是出了几位骈体作家，如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等。段、温亦有佳作，李文尤其特殊。但古文运动业已生根，骈体文学到了末路，李商隐固诗文大才，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理解，他的美妙高绝的骈文作品，也不过是一种过时文体的回光返照而已，正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但骈体文作为一种文化遗产，永远有益于后人。即使在中唐，也有陆贽的骈体奏议，享誉于世。陆贽、李商隐均为骈文大家，不过陆贽的文章，已不甚规整，所用排偶句型较多而已。他的奏议在中国文学史上亦应有一席之地。就是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作品，也有不少骈体句法，而且一经妙用，使他们的散文更具光采。直到现代大文学家鲁迅先生，也曾用骈体文作过一篇序言，而且颇觉满意，也曾和许广平女士并坐一起，吟颂过的。
晚唐时期的散文能手，应推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三位小品文作家。
陆龟蒙（？-约881 年），字鲁望，自称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姑苏（今江苏苏州）人。他幼年早慧，有神童风采。喜读《春秋》，明其大义。又善作文章。尤其喜欢谈笑戏谑。他家中藏书极多，本人学习刻苦，足称晚唐才子。曾举进士不中，从此不再应试。他也有与地方官打交道的经历，但一礼不合，拂袖即去。以后甘心隐居山林，与山、水、渔、农为乐。山中有水患，他亲身劳作，不畏辛苦。他喜饮茶，善辨水，对《茶经》、《茶诀》、《水说》皆有心得。
皮日休（约814-约883 年），字袭美，一字逸少，号"醉吟先生"，又自称"醉士"，"间气布衣"。间气布衣者，说自己乃天地之间气也。性格傲岸，以文章自负。咸通八年及第，为著名郎，迁太常博士。他个性强烈，正与陆龟蒙相同。黄巢起义，落入起义军中。黄巢爱惜他文才，授以翰林学士，其后不知所终。
史载，皮、陆二人"交拟金兰，日相赠和"，关系非常密切。又把他们所作文章合编为10 卷，题名《文薮》。
皮、陆二人文风相近，见识也相近，最恨世间不平事，化为文章，文风犀利。皮日休曾作《鹿门隐书》60 篇，专门讽刺谬政。对虎狼当路，百姓苦难深重的局面深恶痛绝，鞭挞不已。文中有云"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①又说："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②此种言辞，不但中唐作家中不曾有的，即使上追三代两汉，也极为罕见。后代儒生讥其降贼，多所诋毁，纯属多余之举。
皮、陆二人的散文，除去讽刺时政之外，也有抒发个人情感的佳作。这些小品，风格已远于唐，而近乎宋；其放浪不羁之态，几乎和明代性灵小品有隔代相招之感。陆龟蒙有一篇《与紫谿翁赓歌》，极富此种特色："紫谿翁过甫里先生，举酒相属，醉而歌曰：'一邱之木，其栖深也屋，吾容不辱。一谿之石，其居平也席，吾劳以息。一窦之泉，其音清也弦，吾方在悬。得乎人？得乎天？吾不知所以然而然。'先生乐而赓之曰：'采江之鱼兮，朝船有鲈；采江之蔬兮，暮筐有蒲。左图且书，右瑟与壶。寿欤，夭欤？贵欤，贱欤？'歌阕而去。"①罗隐（公元833-909 年），字昭谏，或说余杭（今属浙江）人。也有指
①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② 《唐才子传》第361 页。
① 《古今小品精华》第206 页。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出版，1991 年4 月第一版。为新登（今浙江桐庐）人的。罗隐本名"横"，因为10 次考取进士而不中，故改名隐--从此隐去，不赴考矣。他一生白衣，虽奔走诸侯间，屡受赏识，终不能如意。据说过钟陵时，曾见一营妓云英，颇有才思。后10 余年，复遇之。这营妓说："罗秀才尚未脱白。"他就赠诗给她："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英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但他人隐而心不隐，所作文章多激愤之辞，批评时政，不留情面，文笔肆虐，如锋如镝。他和皮日休、陆龟蒙的小品文倍受鲁迅先生称赞，说他们虽为隐士，"并没有忘记天下"。说他们的小品文"正是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罗隐有一篇《蒙叟遗意》，感叹人生，味觉苦涩。他写道："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节为山岳，以肠胃为江河，一旦虑其掀然而兴，则下无生类矣。于是孕铜铁于山泽，滓鱼盐于江河，俾后人攻取之，且将以苦混沌之灵，而致其必不起也。呜呼！混沌氏则不起，而人力殚焉！"
唐文至罗隐，便以铜钉铁簇般的文字划上一个不屈的句号。
八、唐代传奇与变文唐文学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非同寻常。可以说，到了唐代，中国历史上一切主要文学形式均已有所展示，而且这些文学形式都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后代各类文学的发展。这些文学形式在唐的表现，可以分为五个基本方面，即：诗歌、散文、传奇、变文和词。
那么，为什么将传奇与变文放在一个总题目下进行叙述呢？简而言之，因为它们都是小说。
（一）唐传奇与变文的本义及其历史地位传奇，即唐代小说的别名。既是小说的别名为什么非用传奇这个名称呢？因为唐传奇虽然源于六朝志怪，又不同于六朝志怪，它的情节、手法比之六朝志怪更新奇、神异和完整。它的内容也更加贴近人生，贴近社会。而在现代人眼里，六朝志怪是小说，唐代传奇也是小说，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而已。那么，换个角度看，唐代传奇就是中国唐代的小说。
变文呢？变文古已失传，清代才又重新发现，所以后人对它的定义就有争论。概括地讲，变文属于唐代特有的或者说唐代才大量出现的说唱体文学作品。它属于口头文学，但有脚本存在。这些脚本，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变文。但它为什么不叫说唱本而叫变文呢？这和它的表演特点有直接关系。变文的表现形式，是演唱与图画（或者图像）二者相配合的，而这些图像，在当时被称为"变相"。变文既然是记述变相故事过程的文学底本，于是就叫变文了。那么，当时的图画或图像为什么叫"变相"，它本身是什么样子的呢？照我看来，所谓图画或图像，可能主要是指庙宇中或石窟中的神像而言，好像旧时北京的拉洋片，图片其实不多而唱词确实不少。演唱人一面向听众指示这些单个或成组的神像，一面把神像所反映的故事演唱出来。
变文可以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变文不包括讲经文、话本等单一口头演唱形式在内。一些学者干脆认为变文并非讲经文，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这说法属于狭义变文观点，但这要看从什么意义上理解它们。如果从它们的表演形式上分析，二者区别并不大。如果从它们反映的内容上分析，则讲经文内容比较专一。但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变文，很多已经脱离讲经本义，大约正是讲经文发展演化的结果，但那祖始，则与讲经文有渊源关系。事实上，广义变文不但应包括讲经文在内，连话本、词话、诗话等敦煌发现的说唱本都应尽行包括在内。广义变文是指一切唐代口头表演文学的底本。不过到了宋代，发生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不再把话本归于变文，而是把变文归于话本了。鲁迅先生分析宋代话本种类时，曾引《梦粱录》、《都城纪胜》等书的观点，"说话者，谓之舌辩，虽有四家数，各有门庭。"哪"四家数"呢？"曰小说，曰说经说参请，曰说史，曰合生"。鲁迅先生赞成这说法，但他没有看到敦煌发现的有关变文的原始资料。所以他说："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①或许可以这样说，敦煌发现的变文，本质上就是唐代的白话小说。
更重要的是，传奇和变文是唐代两种最基本的纯文学形式。这一点，它们与唐代诗歌和散文都有区别。至少传奇与变文不能成为科考对象，它们只是文学，而纯文学的功能和兼有社会其他职能的唐诗唐文显然有本质不同--至少在唐代有本质不同。
传奇与变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发展，虽然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十分清楚。唐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形式是白话小说和戏曲，而唐代传奇和变文正是后来白话与戏曲的两个最重要的来源。（见图）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87 页。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确切地说明唐代传奇与变文之间的联系，但可以说，任何文学形式，都是由民间和专业人员--在古代则是以主要精力从事某种艺术形式创作的士人--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完成的。而且一般情况下，首创者总在民间，经过民间相当阶段的创作与传播，才引起士人的注意，并经过他们的再创造而渐次成为成熟的文学艺术形式。小说如此，词、曲、戏曲莫不如此。
（二）唐人传奇1。唐代传奇的成因唐代传奇有六大成因。
第一，唐传奇是前代志怪小说特别是六朝志怪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小说史的发端，可以一直追溯到先秦时代，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后来意义上的小说形式，但在先秦诸子中，尤其是《山海经》、《庄子》一类文章中，都有许多神话和寓言，这些神话和寓言便是后来小说的雏型。小说二字，最先大约出于庄子，可惜儒家不喜欢这种形式，"子不语怪力乱神"。后来小说的创作遇到麻烦，于是一时沉寂，进入低谷。魏晋之前，我们祖先对小说创作的热情和才干一大半全用到史籍中去了。所以司马迁的《史记》，可以称为最具文学色彩的史书。到了魏晋时期，儒术已不能独尊，玄学继之兴起，加上佛教、道教的巨大影响，人们的思想开始解放，人们对现实日益不满和失望，于是出现了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六朝志怪小说。六朝志怪小说，是唐代传奇的一个创作源头。
第二，唐代文化的孕育与培养。唐文化代表了一个宽容强盛的封建文化时代。它的最大特点，是兼融儒、道、佛三家文化，准其自由发展。而兼融的结果，是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基础。儒家主张入世，不言神鬼；重视经典，小觑文学，对于诗歌类文人必备的本领，因有《诗经》作典，还算宽容；对于小说之类，则一概不予重视，甚至必欲排之而后快。但佛、道二家并非如此，特别是佛教，佛本言空。既然四大皆空，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便不太分明，不但物质与精神的界限不太分明，就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也不分明。现实即是幻影，那么幻影也可以算作现实。虽然佛家并不关心文学，但它作为一种文化，反映在唐代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就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充分发挥想象的馀地。佛家如此浪漫，道家亦然，二者相互通融分野，形成新的时代精神。唐人小说中，因果报应观念不少，羽化升天的内容也很普遍。一些颇有影响的唐人传奇，如《长恨歌传》、《杜子春》等，都和道家文化有关。《严武盗妾》、《王鲔》等作品又和佛家因果报应观念密切联系。严武本是一位将军诗人，他为人性烈，又奢侈无度，在这个故事中请他作主角确实合适。故事大意是说严武与一位节度使作邻居，他把人家未出嫁的女子勾引逃走，节度使发现后拼命搜寻。严武一害怕，竟然亲手把这位漂亮女子勒死，尸体沉入江中。后来严武作了节度使，终于受到报应。《王鲔》似亦实有其人。故事说他十四五岁时，与一群伙伴在果园玩耍，看到两块枯骨被粪土所污，他就把它们洗干净另行掩埋了，于是感动了这两块枯骨所代表的鬼魂。这鬼魂知恩图报，每有凶吉祸福，便事先告诉王鲔。一天，节度使崔珙留他饮酒。酒酣耳热，崔珙告诉他，府中有一妓特善歌舞，叫人请她出来歌舞助兴。"召之，久不至。珙自入视之"。回来对王鲔说，这歌妓刚梳妆罢，忽然心口疼起来，等一会喝完汤药再出来表演罢。王鲔就和他说这歌妓的相貌衣着。崔大惊，王说我刚才看到她骑着马出去了。故事十分离奇，结尾皆大欢喜。王鲔埋骨得到鬼魂报答，正是佛学汉化后的艺术表现。
第三，儒家思想的参与。儒家看不起小说创作，但儒家思想无处不在。
盛唐文化既是三教共融的文化，那么，儒家思想自然会在唐人传奇中有充分地参与和表现。应该说，这正是唐人传奇的一大标志。六朝志怪小说，重心只在志怪，社会意义不多，很难取得社会文化共鸣。唐人把儒学引入传奇，特予重视，意义非凡。唯因此，唐人即使重谈志怪，也与往者有别。诸如《李娃传》、《会真记》等传奇名篇，更与志怪小说划清了时代界限。
第四，唐代现实的文学反映。唐代传奇，所以到中唐才出现高潮，和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关系密切。社会一乱，就易出传言、谣言、笑话和臆想。这种社会状态，于经济不利，但于文学有利。于是能文的人们便把现实生活中许多不能实现，或不能接受，或不能改变的内容曲曲折折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内外交困，最大的危险来自藩镇拥兵自重。而唐人传奇中的许多佳作就和藩镇割据这个现实有关。唐王朝既然已经没有本事真正统一全国的军队，于是人们幻想中的剑侠之类的超人便应运而生。国家中兴靠他们，制止战乱靠他们，追求爱情也靠他们。殊不知靠着剑侠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已经是没有多少希望的时代了。但剑侠作为一种文学形象，却很有欣赏价值。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而且个个侠肝义胆，一人能退百万兵。如《聂隐娘》、《红线》、《昆仑奴》都属于这类英雄。
第五，古文运动起了催生作用。过去有人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功劳全在古文运动，并不正确。与其说，传奇的出现有赖于古文运动，勿宁说，唐人传奇对古文运动也有很大影响。毕竟古文运动的主力军主要在士人圈里。而传奇的传播范围要广泛得多。公平地讲，古文运动对于传奇的出现确实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古文运动不但为散文--传奇也是一种散文--的发展正了名、出了气、开了路，而且本身也做出巨大成就。古文运动的两位杰出代表韩愈和柳宗元其实也写传奇。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三戒》，不过不用传奇名目罢了。《古今小品精华》中收有一篇列在段成式名下的文章，题目叫《与温庭筠》。但看文章口气，全然死人口吻。逝者留给人间故友的书信，竟然作为段成式作品流传，已然可怪。其眉批上还要补充说"段成式卒，庭筠凌晨有叩门者。隔扉接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发筒获书，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这眉批本身就是一篇传奇，而且是一篇令人惊疑不置又富于馀味的传奇。中唐著名学士参与传奇创作，自是一大动力。
第六，市民阶层的参与和说唱文学的影响。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市民阶层往往代表近代文学艺术的社会基础，或者说凡有市民阶层的地方必定产生自觉的文学现象。而且，不论西方和东方，都大抵如是。这方面材料虽然不算很多，但有关白居易等人常去欣赏口头文学的史料可算一则有力的佐证。
因为有上述六大成因，唐人传奇才得以取得超越前人的历史成就。
2。唐人传奇的特征、主要作家及其艺术成就唐人传奇有如下三个特征：（1）作者成群如流，作品良莠不齐六朝志怪流传下来很不容易，一是作品不多，二是散失严重。唐人传奇则幸运多矣，作者很多，流传下来的作品更多，还有不少作者因此成为历史文化名人。
唐人传奇的作者中，有当朝权贵，也有一般文人学士，还有很多佚名或者化名的人。仅以成集者计算，就有专集多种。如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牛肃的《纪闻》，刘肃的《大唐新语》，薛用弱的《集异记》，包諝的《会昌解颐录》，李玫的《纂异记》，李隐的《大唐奇事》，卢氏的《逸史》，薛渔思《河东记》，皇甫氏的《原化记》，范掳的《云溪友议》，陈翰的《异闻录》，段成式的《西阳杂俎》，裴旻的《传奇》，温庭筠的《干■子》，孟棨的《本事诗》，张读的《宣室志》，戴孚的《广异记》，胡璩的《谭宾录》，康骈的《剧谈录》，谷神子的《博异记》种种。这些集子虽然很多都散失过的，但大部分文章保留在《太平广记》当中，可知唐人传奇作品，一直到宋，影响还是非同小可。
这些作者中，有宰相，有学士，有布衣，有无可评考者，也有鼎鼎大名的诗人或风流才子，还不算那些写出过长篇传奇名作的人们。以这样的阵容创作唐人传奇，是唐传奇有别于前人的一大特色。
自然，因为作者成分复杂，作品的品质也不免良莠不齐。其中优秀之作，已成历史名篇；而一些平庸之作，还达不到六朝志怪的档次；个别劣品，专事人身攻击，或则滥竽充数，无足道矣。
虽然良莠不齐，但发展线路十分清晰，大体在开元、天宝之后，开始出现比较成熟的作品。
（2）题材涉猎广泛，打破旧时藩篱唐传奇的第二个特点，是题材十分广泛。如果按照《太平广记》的分类方法，其所收篇目即分为10 大卷91 类。只是《太平广记》包括的范围广阔，不止唐人传奇而已。但可以这样说，虽然《太平广记》收集的范围更广泛，而其主要部分或说主体部分还在于唐。举凡爱情、讽刺、暴露、报应、神佛、鬼怪、历史人物、技艺、侠义、仕宦、公案、寓言等几乎后世所有的小说题材，唐人传奇已经一应俱全。
（3）名家名作迭出，形成文坛盛事任何文学形式，倘没有名作，就不能算成熟，甚至不能保存自己。而名作背后必有名家，唐人传奇中的杰作，多数已由鲁迅和汪辟疆先生收在《唐宋传奇集》与《唐人小说》之中。不是说没有遗漏，至少可以说，即使有遗漏，所遗漏作品的水平也超不过所选作品。著名的传奇作家，有些本人就是唐代大诗人，如元稹；有些则特以传奇成名，如白行简。
按照鲁迅先生说法，唐人传奇作者中，"有特有关系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响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响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①为什么鲁迅先生单将这两位作者提出来，并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另辟章节，单独介绍呢？因为他们两位的传奇作品水平既高，影响也大。元稹（公元779-831 年），字微之，河南（今洛阳一带）人。他少年早熟，9 岁即能作文章，15 岁擢明经，可说少年得志。元和初年，对策第一，拜左拾遗。他一生仕途在顺与不顺之间，作过重要的地方官，也作过朝官，还拜过宰相。但他人品低劣，"举动浮薄，朝野杂笑"。为相不久，罢相后，曾作武昌节度使，卒于官。他是元和体的首创人，是白居易的好朋友，是一位特有才华又特为人们不耻的大才子。他一生成就尽在文学，他的文学成就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和白居易一起创作以新乐府为代表的元和体诗派；二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63 页。
是他写下了唐人传奇中的名作《莺莺传》。前一件事，他并非主将，诗的水平，也不敌白居易，大唐诗人排座次，他属于二流水准，比李、杜、王、白低一个档次。但他的《莺莺传》，却非同小可。不但在有唐一代，极富盛名，对后世影响，也是无人可以企及的。
《莺莺传》，又名《会真传》。后来经董解元改造，成为《董西厢》，又经王实甫创作，成为千古名剧《西厢记》。《西厢记》较之《莺莺传》，几不可同日而语，但那情节，基本上还是《莺莺传》的。人物是，甚至人物性格也是。王实甫突出红娘，可说独具慧眼，但没有旧作基础，新作不能成功。《莺莺传》的情节，其实并不复杂，是说有一张姓书生，漫游至蒲州普救寺，巧遇故丞相女崔莺莺，一见钟情，不觉魂摇意染，无法自持。彼时又遇乱军围普救寺，张生求援于故友，退其乱军。又请莺莺使女红娘相助，几经波折，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这位张生忽然想起圣人教诲，便把崔莺莺抛弃了。所谓始乱之，终弃之。全文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一波三折，活灵活现。虽然后面张生一篇歪理，令人厌恶，但整个故事，戏剧性强，趣味性强，语言准确生动，极富感情色彩。宋代洪迈评唐人小说，说："唐人小说，不可不熟。言事凄婉欲绝，间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①用这几句话评价《莺莺传》，确也恰到好处。文中诗句、书信都好。诗句已成名句流传，书信为崔莺莺被弃后所写，正是"凄婉欲绝"，又不失东方传统女性之情态。论其总体影响，《莺莺传》可称唐人传奇之冠。
李公佐，字颛蒙，生卒年不可详考。但知其于代宗至宣宗初年在世，曾举进士，也作过江西从事。
李公佐的传奇之作，也极有名。他的《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和《庐江冯媪传》并称名篇，而且三篇各有特色。《南柯太守传》实乃一篇成年人童话。说某人醉后，梦入南柯国，其间所见所遇，不胜奇异。先娶王女为妻，又拜南柯太守，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心想事成，瞬息备至。如此守郡二十载，风化大醇，百姓爱戴。所生五男二女，男授显官，女聘王族。真真春风得意，半世腾达。然，不幸领兵御敌，大败而归。接着妻子去世，国王猜疑。转眼之间，种种不幸纷至沓来。最后被送回原籍，但见故土如昔，贫穷依旧，于是大惊而起，原来南柯一梦。所去之处，不过槐树下面一大蚁穴而已。《谢小娥传》写的是一则复仇故事，妙在情节迷离，悬念引人，但绝非卖弄技巧，以事伤情。故事以第一人称写成，虽情节不甚繁杂，也有后代公案小说之影象。《庐江冯媪传》则是一则鬼魂故事。说一姓冯的老太太，求食于舒州途中，"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门内一青年女子，带一三岁女儿，倚门悲泣。又有夫妇俩，据床而坐，神气惨戚，有向青年女子追索钱物状。媪询问之，女子告诉她说，丈夫另有新欢，明日就要迎娶。二老人乃公婆，向她索要刀尺祭祀旧物。并说丈夫名董江，住相城县里。冯媪次日进县城，问及此事，知情者告诉她说，董江的妻、女、父、母都早已亡故了。这故事写得哀婉动人，而且结局出乎读者意外，董江如期成婚，妻魂终于无奈。虽鬼之情意，深于世人。文字优美新奇，情绵意切，虽置之"聊斋志异"，也并不逊色。
元稹、李公佐外，唐传奇中名家还有几位。
沈既济（约公元750-800 年），吴（今江苏先县）人。曾任左拾遗，礼
① 转引自《太平广记选》第7 页。
部员外郎等职。撰有《建中实录》10 卷，有史学之才。传奇代表作为《枕中记》、《任氏传》。
《枕中记》写黄粱一梦故事，和《南柯太守传》有异曲同工之妙。《任氏传》讲人、狐婚姻故事，虽不像《枕中记》那样有讽刺人生意味，却情节婉转，别有动人之处。只是中间插入一位第三者，本意旨在证明女狐贞节不二，反觉累坠。唯结局悲惨--女狐无端为猎犬所毙，构思奇异，如奇峰陡起，动人心弦。《任氏传》可以看作后世狐鬼故事的一个先驱者。
蒋防，字子徵，义兴（今江苏宜兴）人。生卒年月无考。但知他少年能文善赋，18 岁时，他父亲的朋友让他作一首《秋河赋》，他援笔立就，赋惊四座。于简因此将女儿许配给他。元和年间，他得遇李绅，席间赋诗，有"几欲高飞天上去，谁人为解绿丝绦？"。李绅会意，荐之，以司封郎知制诰，进翰林学士。后李绅失势，他也随之被贬汀州刺史，再改连州，卒。
蒋防能赋，但不以赋名。他的传奇作品《霍小玉传》极富盛名，可称唐人传奇中的悲剧代表作。
《霍小玉传》写长安名妓霍小玉与大历才子李益一段恋情，大体不脱痴心女子负心汉的窠臼，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造。故事情节委婉多姿，文字风格深沉流转，抒情色彩十分浓郁。霍小玉临终的一段文字，感情激愤，有裂帛之声。文中写道："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遂举杯酒酬地曰：'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韶颜稚齿，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绮罗弦管，从此永休。徵痛黄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掷杯于地，长恸号哭数声而绝。"故事的结局自然是恶有恶报，似有蛇足之嫌。不过这也许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读者，正要他恶有恶报，若无这条尾巴，必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