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十九章《隋唐五代人民生活》。 .34
白行简（公元776 年-826 年）字知退，下邽（陕西渭南东北）人。白居易之弟，贞元末举进士，历官左拾遗。曾随其兄住江州多年，兄弟二人情谊甚好。他的传奇名作《李娃传》是和《霍小玉传》情节相似而结局相反的一段才子佳人故事。虽然整个情节十分曲折，故事结局却是皆大欢喜。书中人物性格鲜明，李娃尤其是作者心爱的人物。作者写她忠贞不淫、深明大义的性格品质，不惜花费笔墨。男主人公个性差些，但他父亲的性格却很典型，虽笔墨不多，却句句有声。他因为儿子与妓女成婚，觉得丢了脸面，痛责儿子；儿子不服，又痛打儿子。直到把儿子打得昏死过去了，他竟然丢下儿子，一走了事。但后来儿子中了进士，授了官职，他又和儿子讲和，"父子相好如初"。《李娃传》反映的伦理爱情观念，怕不合现代人心意。但它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结局的民族文化性格。加上文字优美，情节生动，这传奇历来享有盛名。
蒋防、白行简、沈既济之外，还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白猿传》、李朝威的《柳毅》、陈鸿的《长恨歌传》、薛调的《无双传》、沈亚之的《湘中怨解》、《异梦录》、陈玄祐的《离魂记》、许尧佐的《柳氏传》、张簇的《游仙窟》、以及《杜子春》、《申屠澄》、《红线》、《聂隐娘》、《步飞烟》、《板桥三娘子》等名作，都为唐人传奇的繁荣作出各自的贡献。唐人传奇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在故事题材，语言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审美类型等方面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唐人传奇不但影响到宋代，而且影响到明清历代的文言小说。而且几乎所有的中篇传奇名作，都被后人改编为各类民族戏剧，至今仍在舞台上"活"着。
（三）唐代变文唐代变文，曾经亡佚。直到光绪年间，才由外国来华人员在敦煌石窟中发现。而且大部分被偷掠到国外去了。好在现在总算有了复印本，中国人可以看到出口转内销的二手货了。
随唐代变文而一起发现的散佚文学作品中还有许多词作、民歌以及韦庄的《秦妇吟》等，都是沉沦已久，重见天日。但最有价值的恐怕还是说唱底本，即变文这一部分内容。
唐代民间说唱艺术，首先得力于佛教的传播与影响，但并非佛教一家功劳。佛教既入中国，不可能完全保持原有形态。实际上，佛教得以在中国扎根，还是唐代的事。这有两个标志，一个是出现禅宗--禅宗是中国文化气息极为浓郁的中国式佛教。第二个是佛教经数百年砥砺，终于与儒学找到共鸣点：即佛教在中国落脚，不能再正面反对儒家有关"孝"的伦理观念，唐时的许多佛教徒，不但不再正面反对行"孝"，甚而至于和儒家一起讲究起孝道来了。
唯其如此，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作品才得以在唐代充分发展。
唐代变文，自身的艺术水平不是很高。其历史意义在于，第一，它向现代人展示了唐代民间文学的本来面貌；第二，它证明了宋代话本的源头出自于唐。
唐人变文在名称上多有变化，这点前面已有介绍。我认为，讲经文、话本，以及所谓的诗文、词文、缘起都是变文的别名。之所以有这些别名，是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且一般说来，民间文学对自身的认识也往往不易达到完全自觉的程度。不像律诗那样，有十分明确的写作标准。而且，即使律诗，也并非一下子便完善起来，它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唐代变文，内容广泛。后代评话所有品种，几乎尽皆包含在内。从已发现的变文内容看，讲经文，即宋代的谈经，说参请；讲史，即宋代的讲史书者；讲神怪、讲婚姻，即宋代的所谓"银字儿"，可谓样样齐全。而数量最多的还是讲经文和讲历史的。特别是西汉历史，倍受青睐。这大约是汉、唐两代有许多相似处。唐在盛时，常与炎汉作比；唐在衰时，又以炎汉为荣。也有所谓因缘，即缘起，这种形式后来大约就变成宋代评话中的"入话"了。1。韵文体变文--词语韵文体变文，即全篇皆由成行的韵文组成，没有散文句子。这在敦煌变文中，只有《季布骂阵词文》一篇。但同样内容的藏本却有10 个，可见它在当时的影响不小。这种韵文体变文，几乎全由七言句型构成，上下句成一韵，转换韵角十分方便。个别句子为3-3 句型，使句式音节更显活泼生动。
《季布骂阵词文》的素材出自《史记·季布列传》。太史公曾言，刘项相争的时候，汉王曾数次遭季布困辱，大约就有骂的意思在内，然而语焉不详。唯其语焉不详，才给后人以发挥的余地。加上季布人生曲折，既曾腾达，也曾屈辱，正合说唱文学的要求。于是敷衍成篇，传播开去。这篇词文，共有640 句，4474 个字，可视为长篇大作，但它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段是楚汉交兵，季布请战，要用漫骂战术，大败刘邦。于是出战，于是开骂，于是刘邦闻骂而逃，于是季公大胜。一段是楚军战败，季布四处藏匿，寻求保护，受尽各种苦处。一段是后来终于得见刘邦，得到刘邦谅解，君臣相得，封官作讫。
本词文的内容既不复杂，艺术水平也不很高，但语言极为通俗易懂，便于传唱，也便于理解。虽然人物的刻画缺乏细腻，也缺乏独立个性，但依然能使人对季布的个体形象和刘邦的作风留下比较鲜明的印象。其余出场入场、过渡语言，都近乎套话，联想到近代以后中国民族戏剧的表演"程式"，也就毫不足怪了。开首几句演唱话头，简练概括，颇似近现代鼓曲模样："昔时楚汉定西秦，未辨龙蛇立二君。连年战败江河沸，累岁相持日月昏。汉下谋臣真似雨，楚家猛将恰如云。各佐本王争社稷，数载交锋未立尊"。
以后描写季布骂阵，依然评话口风，先作场面介绍，继而开骂。其实骂也是一个过场，概括言之，与其强调骂的内容，不如渲染骂的阵式。
"高声直喊呼刘季，公是徐州沛县人。母解缉麻居村墅，父能牧放居乡村。公曾泗水为亭长，久于阛阓受饥贫。因接秦家离乱后，自号为王假乱真。■鸟如何披风翼，鼋鼍争敢挂龙鳞。"
其实也真没说出什么不好接受的来，但这也就够了。因为词文向听众展示的并非如何骂人，而是如何把故事继续讲下去。
这种词文形式一直流传到元、明，后来大约便与评书、鼓曲合流，成为近、现代曲艺的先声。
2。散文体变这--话本敦煌发现的话本，种类较多，计有《唐太宗入冥》、《叶净能诗》、《孔子项托相问书》、《苏武李陵执别词》、《■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种种。话本已经全然宋代话本小说雏型，甚至无甚明显区分，语言、结构、风格都相去不远。可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起源于唐。一是古文运动，二是白话小说，三是韵文演唱词曲，三个内容相互影响，合而又分，分而又合，对后世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元曲杂剧以至评书鼓曲，都起到母体性作用。这些话本中，比较出色的作品当推《韩擒虎话本》。这也是一则讲史故事。原本无标题，现名系整理者所加，话本内容简直流畅，材料大体来源于《隋书·韩擒虎传》，但有移花接木的现象。书中写韩擒斗箭退敌，本贺若弼的事情，把它移到韩擒虎头上，意在加强故事的感染力。此类事，中国古典小说中甚多，如三国时候明明周瑜借箭，到了《三国演义》那里就成了孔明借箭。这正是文学不同于史学的地方，因为有夸张、剪裁、重塑和虚构，才成其文学本色。本篇段落分明，可分为四个大段。一是介绍背景--杨坚称帝；二是韩擒虎灭陈；三是韩赌箭威服大夏单于；四是韩死后成神。全篇铺陈交待，俨然评话口吻。文中写韩擒虎、贺若弼与蕃臣赌箭时，颇有后世评书戏剧中打擂比武定输赢的味道。
"皇帝闻奏，即在殿前，遂安射垛，画二鹿，便教赌射。蕃人一见，喜不自胜，拜谢皇帝，当时便射。箭发离弦，势同劈竹，不东不西，恰向鹿脐中箭。皇帝一见，宣问大臣：'甚人解得？'时有左勒将军贺若弼：'臣愿解箭'。。。当时便射。箭起离弦，不东不西，同孔便中。。。应是朝臣，一齐拜舞，吋呼万岁。时韩擒虎见箭不解，不肯拜舞，独立殿前。皇帝宣问'卿意如何？'擒虎奏曰：'臣愿解箭'。。。遂臂上捻弓，腰间取箭，搭栝当弦，当时便射。箭既离弦，势同雷吼，不东不西，去蕃人箭栝便中，从杆至镞，突然便过，去射垛十步有余，入土三尺，蕃人一见，害怕非常，连忙前来，侧身便拜。"人物形象，历历在目。
3。韵、散结合体变文韵散结合体变文数量最多，如《文殊问疾讲经文》、《破魔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种种。其风格内容与其他两二种相去无多，只是韵文、散文相交而成，更便于演唱，也更显活泼生动。
上述二种变文体裁，如果用以比拟现代中国曲艺艺术，则韵文体相当于山东快书与快板书，话本体相当于评书，而韵散结合体相当于长篇鼓曲。令人奇异的是，即使民国以后出版的各类口头演唱文学底本，如《大八义》、《呼家将》、说唱《西游记》和南方长篇评弹底本，依然不脱唐人旧味。甚至与某些敦煌变文如出一辙。这说明一个国家文学的发达，接受者一方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同时也说明唐代口头文学已达到怎样的发展水平。
九、唐五代词五代并非一朝，在文学因果关系上与晚唐更是难解难分。正如隋与初唐的样子，许多晚唐词人也就是五代词人。
五代的文学形式，主要成就在于词，但并非没有其他内容。例如诗，晚唐词人全是诗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皆入五代，诗也就一同进到五代去了。也有些诗词界限不明的作品，如所谓《宫词》，词集也收，诗集也收。中唐王建的《宫词》就属于这种情形，花蕊夫人的一些作品也是这样。
唐以传奇闻名，但传奇作者也有不少五代时人。如写《神仙感遇传》的杜光廷，写《玉堂新话》的王仁裕。他们的作品，也很有影响，虽不如唐传奇之盛，并不逊于唐传奇的一般作品。变文也是如此，有些是唐人之作，也有些是五代人之作，唯散文无大建树。这大约和晚唐文化形势及李、温、段等大文化人都专心写骈体文有某些关系。
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也许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历史界限。从唐人这面看，天下大乱，王朝不存，主要的心理是慎情和惧乱，首先的选择是如何继续生存下去。从五代这一面看，只要急功近利，称王称霸，至于未来如何，也不管它。五代十国，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真和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追求盛唐时代的大气象大文化是不可能了。但文学的本性是从来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停止自己的活动，顶多只能改变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发展形态。于是随着人们把主要精力与情感日益集中到生命享乐、男女性娱、个人得失方面上来，词便渐次成为五代时期的主导文学形式。
词的意义，自不如诗，它是诗之馀。但词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无足轻重的。唐诗宋词，两大高峰。而宋词的这扇门恰恰是从晚唐开启，到五代完全打开的。五代词人，声名不算显赫，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不容忽视。毕竟是他们而不是苏、辛、刘、柳、周、史等人开辟了词的世界。而且到了李煜那里，词的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完全成熟。五代是一个黑暗、动乱、丑恶和衰败的时代，但拯救五代的并非别人，而是它们自己。正如唐承于隋，宋也承于周。周世宗已经把中国统一的主要基础打好，宋太祖则在这个基础上扩大成果，更上一层楼。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自六朝诗人兴，而五代以花间词人止，恰恰走了一个圆的螺旋，哲人所言否定之否定规则，对于隋唐五代文学史也是适用的。到了五代，这个伟大的文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同时，五代词又预示了另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始。
（一）词的成因词的形成，旧时有人认为自李白开始--李白有6 首词。但现代文学史家多不同意此说。认为即使李白能词，现在看到的《菩萨蛮》、《清平调》等6 首属名李白的词也非李白所作。有人则认为这几首词是温庭筠所作。但至少白居易、刘禹锡已经成为作词的能家。他们的《江南好》一类词作，影响深远，已是词坛正声。白词已有所引，刘的两首和词也很有特色。其一曰："春过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樽前，惟待见青天。"
刘、白与李白相去不远，但刘、白均长寿，或者可以说唐词就出在盛唐与中唐之交，也未可知。
1。词是唐诗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古人称词为诗之馀，又叫曲子词，这个名称值得研究。为什么要叫诗之馀呢？就是因为它原本和诗没有大区分，但又有区别，是诗的进一步改良而已。为什么叫曲子词呢？因为它是一种唱词，所以当它刚刚出现的时候，也有人把它划入乐府诗中，而它形成之后，又有人把某些乐府诗划入它的范围之内。它脱胎于唐诗，是唐诗发展成熟之后的一个变种，又是可合于乐调的歌词，故称诗之馀和曲子词。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成熟的已经得以充分发展的唐今体诗，主要是绝句和律诗，那么，词就难于迅速出现在文坛上。
一则，今体诗未能充分发展的时候，古体诗的第一个历史任务是走向律诗及绝句。
二则，当律诗、绝句已经充分成熟之后，它依然会寻求新的发展，于是打破诗的界限，进入词的领域。
词与诗比，更宜配曲。音调也更委婉多姿。因为绝句、律诗以及古乐府诗的句型、字数都是相等或基本相等的。因此才有五言、七言诗之说。但是由相等字数的句型组成的诗歌，既不利于行腔，也不利于演唱，这道理，其实简单。所以，古时唱《阳关三叠》，非有和声不可。于是诗歌中出现衬字。这些衬字，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没有意义，还必须保留它们？因为它们虽然没有词义，却有曲义。刘大杰先生讲词的兴起，远喻近比，引用过《上留田行》这首古乐府。此诗属名曹丕作，恐未足信。其辞曰："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一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惜，将欲谁怨，上留田"。连用6 个"上留田"，其实意思不大。这好像现代民歌中，常有"呀儿呀儿哟"之类。"呀儿呀儿哟"没有什么实际意思，但有了它就好唱也好听多了。
诗的句子太齐整，加上衬字或用和声，便更好听。如果把和声和衬句中的虚字换成实字，不也很好吗？词与诗的外形区别，就在于词的句子大多长短不齐，或许作这些诗的人，心目中依然把它们看成诗的，但又觉得二者已经不同，偏一时还想不出新的名目，就把这些新"诗"姑且呼之为长短句了。2。民间的创造大约无论哪种文学艺术形式，都首先发源于民间，这一条是确定无疑的，无论古今中外，大抵如是。但民间的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唐代文化兴盛，得益于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一个强大的市民阶层，得益于城市文化的发展；城市文化的发展，则得益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又得益于社会的开明和进步，这是一个大文化圈。但社会文明一旦发展起来，又不是一下子可以衰败的，所以故朝虽去，遗老犹存，已经形成的城市阶层，还会在不同的背景和社会心态下发出自己独特的光采。
唐五代词的创作，首先就得力于市民阶层的努力和创造。但又并非某一个阶层努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又可以分为如下几个具体方面。
一是村歌野调。所谓村歌野调，其实是民歌正声。这不仅于唐，就是现代大陆人无人不晓的《东方红》，其实也是从陕北民歌中演化出来的。民歌中的好东西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大文学家，都是从向民歌学习而取得大成就的。唐代大诗人里，闭眼不看民歌的人可说少而又少，而虚心借鉴民歌手法，又演为新声的则大有人在。特别著名的诗人如李白，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如此。民歌资源丰富，几乎永不枯竭，就是唐诗已经走过高峰之后，民歌创作依然蓬勃发展。唐的诗歌，还是文人主导的诗歌时代，到了明清，民歌比之文人诗更有特色。
二是行业民歌。很多行业，特别是需要集体操作的行业，非有民歌不能取得满意效果。如北方的夯歌，大江大河中的拉纤歌，水手歌，俗称劳动号子。劳动号子千变万化，魅力无穷。而且唐时经济繁荣，行业很多，即使并非集体性劳动项目，也有行业民歌存在。行业民歌是民歌创造的重要方面军，反映在唐诗唐词中，更多的是年轻女子在湖中采菱时所唱。这倒不是因为只有女子才唱民歌，更不是唯有美丽的湖中才有民歌，而是说，这是文人学士常去的地方，他们对此比较容易了解也容易欣赏就是了。
三是胡乐的推动，所谓胡乐并非贬词，是指由北方少数民族传来的歌曲与音乐。这一点，《隋书·艺文志》等史籍中多有记载。音乐也好，文学也好，非有嫁接才能取得大成就。唐文化不仅儒、道、佛各显神通，而且有少数民族文化参与其中，词所使用的声调，既有中原旧体，也有胡乐新声。四是民间艺人的加工、创造与传播。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在唐代至少中唐以后，已十分广泛。白居易是看过目莲戏文的，对此《唐摭言》中曾有记载。文中说白居易作苏州刺史时，张祜来拜访他。"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鄂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祐亦尝记得舍人目莲变。'白曰：'何耶？'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莲变何耶？'遂欢晏竟日。"与白居易有大交情的元稹，则在他的一首诗的小注中，说他"尝于新昌宅听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白、张所好，反映了当时民间文学的状况，也反映了他们表演的水平。
五是妓院的打磨与传递。妓院并非健康的历史文化现象，却是必然的文化现象。妓院文化，应该得到充分重视。妓院在习俗、文学、艺术、服饰等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历史作用，有时作用很大。而且通过妓院文化还能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妓家对词的影响，可谓大矣。晚唐大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前二人时称"李杜"或"小李杜"，温庭筠和李商隐人称"温李"。他们都爱民歌，但论作词，唯温庭筠一个而已。究其原因，和他们三位的生活经历有关。商隐生活严肃，对于妓家之类，少有接触。杜牧在风流与严肃之间，对于妓家生活十分熟悉，而且他性格中风流因子不少，只是年纪长些，又钟情于政治、军事，于词之类着眼不多。《唐五代词》收他一首"八六子"，但彼时词作一般短小，怕未足信。温庭筠则不同，一好乐，自称"有孔即吹，有弦即弹"；二好风流，歌妓是他相好，妓院是他别墅。他的词写妓家生活十分逼真，没有实际感受焉能为此？温庭筠知妓善乐，因为他有两个优势，使他得以成为有唐一代第一词人。
3。诗人的贡献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源头固然出于民间，但没有专门人才加工整理特别是再创造，不能成为真正成熟的艺术品。唐人词的兴起，实在和当时诗人学士的参与有莫大关系。因为有他们的参与，词的地位提高了，品位也提高了。温庭筠的词作固然与妓家有关，但他能写出优美的词作；妓家却不能。只此一端，便知道诗人的创造具有怎样的价值与意义。
4。当权者的支持与提倡封建时代，最大的当权者就是皇帝，而且唯皇帝独尊。虽然历史的发展，首先是全体人民的创造，但当权者的努力，也不容忽视。不过因为封建独裁者的权力特别大，做好事时固然以一当十，做坏事时犹能以一当百。
唐诗的兴旺，首先就有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的功劳在内。词的兴起和成功，也与五代几位皇帝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有必然联系。
五代皇帝中草莽之夫不少，卖国求荣者也有人在。如石敬塘之流，状如猪狗，不能挂齿，他们与文学也根本不沾边。实在五代也有几位知文知艺的皇帝在，如后唐李存勗，蜀后主王衍，以及闽皇后陈金凤，特别是后蜀主孟昶和南唐中、后主李璟、李煜父子，更是功劳卓著。李氏父子以词闻名于史，是五代词人中顶尖的作家。孟昶则是五代词作中心的东道主。五代时期，水平最高的词人在南唐，影响最大的词集在西蜀。孟昶爱词能词，个中作用，不容小觑。
因为皇帝提倡，周围就容易形成词人团的群体效应。词人也罢，诗人也罢，文人也罢，终归不能太穷，再穷也得有酒喝，有饭吃，否则便不能为词为诗为文，只好另谋生路去也。后唐庄宗能戏亦能词，皇帝作得固然太不高明，词作写得却有特点。他的《一叶落》，写初秋景象，风格清朗；《阳台梦》则情致风流，柔情似水："薄罗衫子金泥缝，困纤腰怯铢衣重。笑迎移步小兰丛，亸金翘玉凤。
娇多情脉脉，羞把同心撚弄。梦天云雨却相和，又入阳台梦。"
后蜀主孟昶，亦有不少词作，但词风不出五代一般文人词的浮艳风尚，这和他的生活环境与本人气质都有关系。他有一篇《春光好》，写富贵人家女子，颇为得体："纱窗暖，画屏闲，亸云环。睡起四肢无力，半春闲。
玉指剪裁罗胜，金盘点缀酥山。窥宋深心无限事，小眉弯"。
晚唐五代的皇帝，几乎个个胸无大志，偏又喜欢入温柔乡内，还以为作皇帝理应如此。所以他们对词的重视、支持与提倡，一方面促进了词的兴起与成熟，另一方面，也对五代浮艳柔媚的词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唐人词唐人词起于中唐，盛于晚唐。
唐人词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早期词人，词风兼有诗风，风格疏朗流畅；一个特点，越到晚唐末期，词风愈趋华丽浮艳。
这其实和大唐王朝的命运有关。唐的灭亡已成定局，中兴云云皆成梦幻。于是一些有才华的文人便在个人享乐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词的寄托了。
唐代颇有几位词人出现，最有成就的自然是温庭筠。
温庭筠之前，也有几位词家。但他们并不以写词为主，而且颇不类晚唐词风，他们的创作不过是一种过渡。因为是过渡，所以常常兼有诗人气质、民歌味道和词的形式。这些作词的人中，比较有名的包括白居易，刘禹锡，皇甫松，张志和以及段成式等。
白居易、刘禹锡已经介绍过了。皇甫松的词，也属此种风格，所以后人编的诗集也收他，词集也收他。并非编辑者因偏爱而掠美，而是这种作品常在两可之间，界限本不分明。比较起来，还是他那些民歌味道浓郁的词更其生动感人。
皇甫松，字子奇，生卒年无考。他是唐代散文家皇甫湜的儿子，自号"檀栾子"，睦州新安人，一生不曾入仕。他的两首《采莲子》，最能反映这种诗词相兼的风格。其一云："菡萏香连十顷陂，（举棹）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张志和（约公元730-约810 年），字子同，曾名龟龄，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少年有为，多才多艺。他10 岁即举明经。肃宗时为待诏翰林，后来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他是一个极有才情的人，能歌、能画、能鼓、能笛，加上隐居山林，青山绿水为邻，蓝天飞鸟作伴，更形成他词的独特品位。大体说来，读张志和词，仿佛读唐代山水诗。他的词疏朗清丽，颇有韦应物山水诗风采。他的词作名篇《渔父》五首，极富这种特色："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词到段成式，兼有诗风的词作成为绝响。
段成式（？-863 年），字柯古，临淄（今山东境内）人，曾经因为他父亲的关系而成为秘书省校书郎，后官至太常少卿。他能诗能文也能词，却一生不曾适应时代的需要。或者换句话说，他永远也没有抓住文学发展的时代热点。诗不能独成一家，文则陷入骈体旧套，词风又与诗风不辨，虽然他和李商隐、温庭筠齐名，他的文学成就却远远不能和那两位学人才子相提并论。他的词也就成为中唐词人的馀声。唯《闲中好》一词甚得郑振铎先生欢心。
"闲中好，尘务不萦心。坐对当窗木，看移三面阴。"
唐代大词人还得数温庭筠，跟在他后面的有韩翃与韦庄。
温庭筠是一位风流才子，又是一位出身旧世家的贵公子，不过家道中落，没有钱了，但富贵气派还在，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颇有一些。所以温庭筠的诗和李商隐比起来，李诗一派莘莘学子气，温诗却是一副浪荡公子相，而且是带有富贵人家馀气的浪荡公子相。他的词也是如此，辞藻华丽，颜色高贵。读他的诗词，仿佛欣赏珠光宝翠美人头，虽然华美，但有雅意，不使人心乱。他词的主色为金色，因为金色高贵。以金色为主调，多少有些浓得化解不开的意味，但也因此，温词才十分耐看。
温词对于整个晚唐五代词坛都有大影响，似乎他一人给五代词坛定了调--要写词填词，请照此办理。他是"花间派"的旗帜，由他领衔而及五代各大词人。他的词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因为他的词已经成熟，而且只有成熟的艺术才能有深远影响。所谓成熟，是说他的词风固然与他的诗风相通，但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创造。好像川剧是戏，京剧也是戏，但二者不能放在一起唱的。温词中也有诗词界限不明的个别作品，但其主要作品，都没有合流的馀地。
温词艺术水准很高，他的一组《菩萨蛮》，已经达到唐人词的空前艺术境界。整组词都是讲一位青年女子的思恋之情的。以思恋之情作为诗词题材，是最平常的事情。但温庭筠的这组词却成为精美的艺术品。他视角独特，不放空论，而是将这位女主人公思恋亲人的心情与她的梦境联系起来，时而于梦中，时而于醒时，时而梳妆，时而凝思，时而揽镜自视，时而远眺窗外。但觉慵慵懒懒，又似刻骨铭心，终于梦境如真，转瞬梦醒无绪。作者笔笔写来，字字皆有精神。这一组词，可以单独欣赏，也可以整体揣摸，其中第一首"小山重叠金明灭"，最富盛名："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这八句词，尽写女主人梦醒思春之态。起句就写"小山"：春闺梦醒，一眼就看到枕屏图案上的小山明明灭灭地映着光华，不觉梦中情思似远又近，似近还远。其意若曰：恋人远去不归，如山水相隔，明灭无时。第二句又写女主人自己的慵懒态。女主人刚刚看了一眼枕屏，心烦，看不下去了。又看自己--可怜自己。但见如云的鬓发散乱于腮边，黑白分明，楚楚可人。偏心上人远去不归，令人无情无致：于是懒懒起来画眉梳妆（第三句）。却又因心绪不佳，画也无绪，妆也无绪，白白用去许多时间（第四句）。至此，词的上半阙结束了。
但女主人毕竟年轻貌美，毕竟对亲人归来报有希望，于是一面梳妆，一面对镜：呀！原来自己是这般美丽呀！但见镜里镜外全是美人形象，前后交映。（第五、六句）不觉心中一快，动作也敏捷起来。于是穿上漂亮的贴身短衣，更漂亮？不。当她一眼撇见衣服上绣的双鹧鸪时，禁不住又情思悠悠想起了未归的亲人，于是一段愁思，再上心头。
全词句句以女主人公的眼睛去"看"，作者不过跟着女主人公的一双俊目作个记录罢了。这样的笔力，在温词之前，还未曾有过的。
更妙的是，温词写的含蓄，不是一下子可以看得透彻的。不像唐诗，更不像六朝文字。六朝骈文，往往韵深而意浅。温庭筠的词则是字句通俗，颜色富贵，词中意味，足称绵长。
温词的风格，是色艳而不浮，情浓而不媚；极写恋情却没有浮躁不安的感觉，述说风情又能保持婉约含蓄之意。他的词，主调是金色，风格十分华贵。这样的主调，正适合五代词人的追求；正好反映彼时词人虽有才华，又没有更大才华；虽有希望，又没有更大希望，尽管没有更大希望，却又易于沉缅于春情欢乐之中的时代气氛。这种气氛终整个五代，都未曾发生大变化，直到南唐后主被赵匡胤掳到京城，才真的有了改变。温庭筠喜爱和倡导的金色主调，也随之改变了颜色。
温词的选本很多，数量多少不同。但真正属于他的，约有60 馀首。总的色调相去无多，这一点，也是五代的通病。偶然翻看其中一首，常觉词意绵绵，不忍释手，但真的一首一首读下去，又不免有重复之感，换句说法，就是有点"腻"了。
但温词并非尽写室中春思景象。他的不少词，都能联系周围景致，作到情景交融，虽然其内容仍不过离情别绪。他有数首《酒泉子》，其三云："楚女不归，楼枕小河春水。月孤明，风又起，杏花稀。玉钗斜簪云鬟髻。裙上金缕凤，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温庭筠之外，值得一书的晚唐词人还有韩翃与韦庄。韩词不多，他以诗成名。有《香奁集》传世。闻其名，想其声，知其色。但他的这路风格，无疑对温词和晚唐五代的词风很有影响。晚唐诗人中，有追随李商隐的，但为数不多，也有追随温庭筠的，人数不少。韩翃是其中诗、词兼长的人物。他的诗风华丽，多用辞藻，和五代词人已无多大区别。
韩翃（公元844-约914 年），字致尧，小字冬郎，自号玉山樵人。京兆万年（今西安市东南）人。龙纪年间进士，官至中书舍人。后来因为不肯依附朱全忠，而遭贬斥。南下至闽王王审知处，卒。
一身跨两代，又颇有影响的词人当推韦庄。韦庄不仅以词闻名，他的诗也很有影响。其长诗《秦妇吟》，气度恢弘，音韵跌宕，是晚唐少有的写实作品。后来失传，直到敦煌诗文被发现时，才重见天日。诗的内容复杂，因为有指责黄巢起义的语言，曾被人指为反动。其实，对古诗未必用这种眼光去看。韦庄古体、今体诗都好，写抒情绝句尤具特色。而且他和温庭筠一样，也是一位成熟的词人。但他的词风与温庭筠有别，风格清新畅达，语言明洁疏朗，是唐五代词中独树一帜的词作家。
韦庄（公元836-910 年），字端己。杜陵（今西安市东南）人。出身没落贵族家庭。虽有诗才文才，却几乎终身屡试不第。直到60 多岁才得中进士。他中年时期，正逢黄巢起义，于是作《秦妇吟》。诗中对唐王朝的腐败充满怨愤，也对黄巢起义军充满敌意，并因此诗而诗声大振。晚年至四川投奔藩将王建。唐王朝灭亡后，王建称帝，史称前蜀。韦庄作过一段前蜀宰相。他的词作，《花间集》中收48 首。他写少女春情，别是一番情致。其《浣溪沙》五首其二云："欲上秋千四体慵，拟教人送又心忪，画堂帘幕月明风。此夜有情谁不极，隔墙梨雪又玲珑，玉容憔悴惹微红。"
他的《清平乐·野花芳草》，也写离情别绪，比之温词，感情表现急切深沉："野花芳草，寂寞关山道。柳吐金丝莺语早，惆怅香闺暗老。
罗带悔结同心，独凭朱栏思深。梦觉半床斜月，小窗风触鸣琴。"
因为韦庄作过蜀相，一些史书将其列作五代词人。
（三）五代词人五代时间不长，首尾不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五代词的发展，可以大致概括为一种风格两大集团。风格多相似，无非写离情别绪，春云秋雨。两个集团，一个是西蜀集团，包括前蜀后蜀；一个是南唐集团，代表人物即李璟李煜父子和他们的宰相冯延巳。中原地区也有词人，但人数很少，影响也小，词风不能独立。比较出名的人物和凝，也被挤到西蜀圈子里去了。荆南还有一位孙光宪，命运也大抵如是。
五代词人绝大多数集中于西蜀南唐。西蜀于前，有赵崇祚编选的《花间集》；南唐于后，有冯延巳编选的《阳春集》。这两本专门的词集，都是行家里手所编，研究唐五代词，自是首选资料。
1。《花间集》中诸词人《花间集》共收18 位词人。其中真正属于晚唐的2 人：温庭筠、皇甫松；中原1 位：和凝；荆南1 位：孙光宪；还有张泌，一般认为是南唐人。但郑振铎认为南唐另有词人张泌。那么，如果不算张泌，西蜀词人也有13 人。《花间集》中的词人，词风大抵一致。其领袖人物则是温庭筠。温庭筠死于公元866 年，他知道什么前蜀后蜀？但他的词风影响蜀人至深。西蜀词人风格，不出温词规范。
《花间集》既尊崇温词，便特别反对浅显直露，而崇尚词藻华丽，山水明灭，中心只在女人身上。虽如此，却成为五代词主流。而且词在五代，独占风流，西蜀词人，影响更大。时人独喜此风，历史也无可奈何。
所谓西蜀词人，其实有前蜀后蜀之别，但风格大抵无异。唯前蜀的韦庄、牛峤等来自晚唐，词中或有晚唐遗音，也未可知。
牛峤，字松卿，一字延峰。生卒年不详。他出身贵胄，是中唐宰相牛僧孺的后人。唐乾符年间进士。历官拾遗、补阙、校书郎。后投奔王建，官至给事中。牛峤词风，不出西蜀词人之右。唯写男女风情，颇有民歌意趣。其《忆江南》二首之一曰："红绣被，两两间鸳鸯。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塘，全胜薄情郎。"牛希济，牛峤兄之子，在蜀时为御史中丞，后来投奔南唐。曾作雍州节度副使。《花间集》收他的词11 首。他的词虽花间格调，却能写各种情态。其中《生查子》等，郑振铎先生颇为赞赏：春山烟欲收，天淡稀星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欧阳烱（公元896-971 年），益州华阳（今成都）人。他生于晚唐，长在西蜀，已与唐王朝干系不大。他年寿颇高，曾在前蜀作中书舍人，在后蜀作宰相。后从孟昶降宋，又作过左散骑常侍。75 岁时去世。他一生官运亨通，但名声不佳。他居蜀时，就和当时词人鹿虔扆、阎选、毛文锡及韩琮被人们呼为"五鬼"。看他们一生降来降去，国虽亡而官运不改，确有鬼色。词风低下，又近鬼声。这几个人比较起来，韩琮不能入流。阎选、毛文锡词风既低，词艺又差，亦不堪言。欧阳烱的词作得好些，鹿虔扆人品略胜。五代词人，最少节义观念，好比墙头茅草，只顾随风来去，事二朝三朝的都不算少见，也不觉得耻辱。唯鹿虔扆尚存儒风。他曾事后蜀孟昶，为永泰军节度使，加太保，蜀亡，不再入仕。他的词虽为花间情调，但有感慨之音。其《临江仙》云："金锁重门荒园静，绮窗愁对秋空，翠华一去寂无踪。玉楼歌吹，声断已随风。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欧阳烱善作情词，写少妇心态，犹为得意。他的《更漏子·玉栏干》写夜景春怀，另成套路："玉栏干，金甃井，月照碧梧桐影。独自个，立多时，露华浓湿衣。
□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样。虽叵耐，又寻思，怎生嗔得伊。"
顾夐，生卒时间、表字乡籍均不可考。只知他曾在前蜀作刺史，在后蜀为太尉。他的词，时有深情切语，不免姿态轻狂，略与花间词风有别。但其主旨，依旧花间本色。他有《荷花杯》9 首，极写春情少妇，每首独写一种情态，连写知、愁、狂、羞、归、吟、怜、娇、来9 种情态，可说用心良苦。其《诉衷情·永夜抛人何处去》，更是别具精神："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后人评说这词，说它"透骨情语，已开柳七一派"。
和凝（公元898-955 年），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平阴、汶上）人。他是花间集中唯一一位中原籍作家。一生历仕五朝，也算一个小小的奇遇。但他平生经历甚多，遇到的事情也多，加上才思敏捷。虽然是一位不倒翁式的老牌官僚，其词风却比较活泼有趣。描写少女思春情态，大为得趣。这一点和温庭筠颇为不同。温庭筠虽称大手笔，却善写少妇，对少女春情，绝少提及，这大约和他风流成性总入妓家有关。好像后来的《金瓶梅》，美人固多，没有处女。和凝的《采桑子》，可不是那样："蝤蛴领上诃梨子，绣带双垂。椒户闲时，竟学樗蒲赌荔枝。
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无事嚬眉，春思翻叫阿母疑。"
孙光宪，字孟文，号葆光子，生卒年不详。贵平人。唐时曾为陵州判官，蜀时官至御史中丞。后降宋，为黄州刺史。他的词与温庭筠词颇相似，也有说他是可以与温庭筠平起平坐的词家的，似不妥。但他确有几首好词，突破一般花间情调。其《谒金门·留不得》一词，甚得后人称道："留不得！留得也应无益。白紵春衫如雪色，扬州初去日。
轻别离，甘抛掷，江上满帆风疾。却羡彩鸳三十六，孤鸾还一只。"
在一片华美柔丽之中，这首词可算得上女中情豪，强心劲语。
上述词人外，还有张泌、魏承班、薛昭蕴、尹鹗、毛熙震、李珣，也都是《花间集》中作者，他们也都有一些佳作，但大体相袭温韦之风，不出欧、孙之外。唯李珣能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李珣（约855-约930 年），字德润，其祖先为波斯人。家居梓州（今四川三台）。因他妹妹是前蜀主王衍的昭仪，他也算一位皇亲国戚。他不但能诗能词，而且对中医中药颇有研究，所著《海药本草》，李时珍都曾引用过的。
李珣的词，也写艳情，也写离情，也写恋情，但不止于此。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打破情词旧套，抒发秀才胸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渔歌子》写得很有隐士之风，《渔父》则愈加简捷明快，风格喜人。《渔歌子》其一云："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2。李煜与南唐词人南唐、西蜀均为五代词人中心，但南唐词的水平高于西蜀。这不仅因为南唐时间晚些，创作机会较多，而且因为南唐出了三位著名的词人。一位是南唐中主李珣，一位是南唐后主李煜，一位是南唐宰相冯延巳。特别是李煜，他的词超越温庭筠以来所有唐五代词人的水平，成为唐五代词坛上的一声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