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有一处历史学家熟知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清代档案。其中有一种“上谕档”，是军机章京每日抄录明发、廷寄谕旨的簿册，以备事后随时查考。轮值的军机大臣亦在此上注签其姓，表示负责。但是，有关道光帝对鸦片战争的谕旨，却不见于“上谕档”。军机章京将之誊录于另一种军机处档册——其名今天的人们或许会想不到——“剿捕档”。
“剿捕档”是用来抄录平叛镇反事件谕旨的簿册。设此档的目的，在于此系军国大事急迫紧要，恐混同于“上谕档”而查寻不便，故别置一册。可是，将与英国的战争等同于平定叛乱，在军机大臣、章京上行走的人们的这种分类法，不仅再一次提示我们当时人们的“天下”观念，而且也隐隐展露出当时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理所当然的处置原则。
因此，尽管战争骤然而至，尽管清王朝全无准备，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道光帝交并轮番操之上阵。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中，清王朝由“剿”而“抚”，后又回到“剿”的套路上去，一波三折，回旋再现。在今人的眼光中，可谓分寸大乱。
决策者自然有权多变，但每一变都会在战场上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从人物的出场来看，上一章的主角是林则徐，这一章是道光帝、琦善和伊里布。
一 初战
1840年7月5日，还是北京，一切显得与往常并没有两样。
这一天，丧妻未久的道光帝，按照祖制家法，例行“诣绮春园问皇太后安”，然后回銮处理了几件日常的公文。[1]
这一天，刚由翰林院散馆后授检讨的曾国藩，因客来访而耽误了读书，影响其学问修行，在日记中剖心切肤地狠狠自责了一通，自励须“日日用功有常”，以能够“文章报国”。[2]
正当道光帝享以清静时，正当后来以武功名扬天下的曾国藩琢磨“文章报国”之道时，远去北京数千里的浙江省定海县（今舟山市），已是一片炮声隆隆，笼罩于呛人的硝烟之中了。
1840年6月22日起，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威厘士厘号等舰船19艘，从澳门一带水域出发，沿中国海岸，直取舟山。
当时在广州出版的中国最早的杂志——英文月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得知这一消息，专门在6月号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舟山的地理位置与航线。尽管伯麦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但以往留下的航海资料，使这位初来乍到，新驶此航线的海军准将并不感到十分费力。8天后，英军到达舟山群岛的南端——南韮山岛。
舟山位于杭州湾东南，扼苏、浙、闽三省海面，共有大小岛礁200余处，本岛是中国第四大岛。有一些背景值得注意：
一、由于清初与台湾郑氏、三藩耿氏作战需要，康熙帝对此地作出军政两项决策。就军事而言，设立定海镇，辖镇标水师三营，共计兵弁2600余人；就政治而言，设立定海县，县城在本岛的南端。[3]
二、也与康熙帝有关，1684年，康熙帝批准开放海禁，宁波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1698年，宁波海关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设“红毛馆”，以接待英国商船。1757年，乾隆帝禁英船入宁波，定海的对外开放也随之中止，但英人对此毫不陌生，颇具觊觎之心。[4]
1840年6月30日，正在巡逻的定海水师兵弁瞭见南韮山岛一带的英军舰队，立即回报。定海镇总兵张朝发得讯下令各营师船、兵弁、炮械在定海县城以南的道头一带集结，命将统辖；自率船队出洋。7月1日，他见英军大队乘风而行，自忖不敌，便折帆返回，并向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闽浙总督邓廷桢等人报告。[5]
英军占领舟山的目的，是为其远途作战的部队建立起一前进基地，休整补给，据此展开其北上、南下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此外，英国政府也有意割占此岛，以便在比邻当时中国最富庶地区的一方站稳脚跟，将触角伸入华东，并由长江进入内地，尽管这一点后来没有成为事实。[6]
1840年7月2日，英军舰船缓慢地驶入定海道头港。当地军民似乎还记得昔日作为通商口岸的情形，并据鸦片飞剪船的活动，佥谓“夷船来售货物”。曾在台湾立有军功的总兵张朝发，却称其为风吹迷航误至。只有新任未久，正在主持生童观风试的知县姚怀祥有些着急。[7]7月4日下午，伯麦派人送来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投降，并声称只等候“半个时辰”。[8]
“夷人”之所以为中土士子们看不起，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会使用优雅的汉语。此次伯麦的文件也不例外，不仅文句不美，而且还有错误。“半个时辰”在中文中应指1小时左右的时间，而参照英方文献，本意是指6小时。[9]
定海知县姚怀祥看到此文，显然比谁都着急。他在一些官弁的陪同下，登上英军旗舰威厘士厘号，见到了伯麦。英方军事秘书吉瑟林（Jocelyn）记下了姚氏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你们把战争施加于民众身上，而不是我们这些从未伤害过你们的人；我们看到了你们的强大，也知道对抗将是发疯，但我们必须恪尽职守，尽管如此做会遭至失败。[10]
这番话当然不会起什么作用，但伯麦把进攻的时间推迟至7月5日。还须说一句，姚氏这些与“天朝”威仪不符的言行，不见于清方奏折。
尽管战后得知败讯的道光帝和林则徐，对定海清军的守备提出了严厉批评，[11]但据后来伊里布的调查，总兵张朝发在战前几天内，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备战。然而，相对于来犯的英军，定海清军实属寡不敌众。[12]据英方的记载，7月5日下午2时半开始的战斗，英军舰炮仅用了9分钟，就基本击毁了排列在港口的清军战船和岸炮的还击能力。其陆军在舰炮的掩护下，乘小舟在道头登陆，抢占道头东侧的东岳山，设置瞄准县城的临时炮兵阵地，并向县城攻击前进。但天色已晚，便停止进攻。次日清晨，英军再次攻击，至城门时，发现守军已在夜间溃逃。清方的记载虽有所不同，但明确承认了无可挽回的失败。总兵张朝发在英军第一波火炮射击时，便中弹落水，后内渡镇海而不治。知县姚怀祥见军事不利，投水自尽，表现出儒吏在“蛮夷”面前应有的气节。从未见过如此猛烈炮火的清军士兵，临阵产生恐惧心理而大量溃逃。据裕谦战后调查，参战的1540名士兵中，战死仅13人，受伤13人，战死的人数比击毁的战船还要少。而英方宣称其在战斗中毫无伤亡。[13]
此后，英军又据其作战计划，对中国沿海的厦门、宁波、长江口等重要出海口，都实行了封锁。[14]
按照英军的计划，定海应是其侵华战争的首战。可在定海开战前，7月2日，炮声却首先在福建厦门响起。
1840年6月30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率后续到达的英军北上舟山，准备与伯麦会合。7月2日，途经厦门时，派战舰布朗底号向当地官员送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该舰于当日中午驶入厦门南水道，在距厦门岛一海里处下锚。厦门同知蔡观龙派船询问来意，英方递交了一封信，称欲明日拜见地方长官，送交公文。英军此信后被清军退回。
第二天，7月3日，布朗底号起锚逼近厦门岛，派翻译罗伯聃（Robert Thom）驾小艇登岸，清军以武力阻止。布朗底号遂向岸上清军开炮，引起双方一场炮战。罗伯聃的报告称，英军狠狠地教训了清军。而事后赶往厦门的邓廷桢奏称，清军击退了英军的进攻。如同鸦片战争中所有的战斗一样，双方的战报永远不会吻合。但检视交战结果，又似可看出双方态势的优劣。清方称战死9人，受伤16人，炮台兵房被击破多处，民房又有震损，而英方宣称毫无伤亡。[15]
不管此战的具体情节如何，英方送信任务没有完成。根据巴麦尊的训令，这份文件一式三份，投递地点应是：1．广州；2.甬江口、长江口、黄河口中的一处；3．天津。[16]义律不愿在广州投递，以免在林则徐的面前显得姿态低下，[17]遂改为厦门。布朗底号投书失败后，于7月3日离开厦门，7月7日到达舟山。
1840年7月11日，懿律和义律再派一舰前往镇海，投递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据英方的记录，英军军官搭乘小船靠岸，获准登陆，也递交了文件。但在第二天早晨该文件又被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此件上呈。英方估计，该文件已被抄录并上报朝廷。他们还注意到，镇海的“满大人们”（mandarins）没有称他们为“夷人”（barbarians）而呼之“贵国”（honourable nation）。[18]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对此事说法不尽相同，谓英军在海上扣住鄞县一商船，逼令船主代递“其国伪相书”，要求转达廷臣。乌氏认为，英国居心叵测，“即将原书掷还”。[19]且不论此事的经过何说为真，就巴麦尊文书尚未到达清廷的结局而言，英方此行仍未达到目的。
此后，江苏官员又奏称，9月9日，英军在长江口截住一艘从广东开来的商船，逼迫船主转交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的副本给江南提督陈化成。[20]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但此事至此已无关紧要，巴麦尊的信件已在天津由琦善进呈中枢了。
英军将投书行动一再受挫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清军不了解“休战白旗”的意义；此外，语言障碍也增加了其中的困难。但是，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根据“天朝”对外体制，除广东外，各地官员未经许可不得收受外国文书，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对于转呈皇帝的外国文书，若有违悖字样，亦不得上送而亵渎圣明，不然将以“大不敬”论处。福建、浙江官员如此做，并非是其个人的决定，而是体制的限制。在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天朝”这种自我封闭信息的限定，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及时作出决策，带来了什么困难。
有论者据《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称英军大举北犯时，曾派舰5艘往攻厦门，因邓廷桢事先有备而不克，遂攻定海。
此一说法并不真实。前面已经提到，英方派往厦门的英舰，属第二批北上的部队，与进攻定海的第一批部队无涉，而第二批北上的舰队，只有军舰3艘（麦尔威厘号、布朗底号、卑拉底士号）、轮船2艘和运输船4艘，不可能抽出军舰5艘攻厦门。[21]《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书的作者们，很可能从7月2日厦门之战、7月5日定海之战的时间顺序上，推绎出这种结论。
至于谓邓廷桢事先有备，因牵涉到我在第二章 提到的清政府敌情判断的论点，须作一些说明。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将林则徐与邓廷桢对调，以邓为两江总督。未久，江苏巡抚陈銮病故，恐邓独力难胜两江之重位，于1月21日将邓与伊里布对调，改邓为云贵总督。又未久，御史杜彦士上奏福建鸦片走私猖獗，水师交战不力，于1月26日将邓与刚上任的桂良对调，改邓为闽浙总督。同一天，道光帝还派出祁寯藻、黄爵滋以“钦差”头衔前往福建，“查办事件”。
道光帝以邓廷桢督闽，是害怕林则徐在广东的有力措施会使鸦片贩子北上，变福建为鸦片集散地；是看重邓查禁鸦片的经验，希望他在福建的表现如同其广东任职的后期一样好。邓廷桢人未离穗，官椅却转了半个中国，心里完全明白道光帝的用心。因此，他到职后，一直将查禁鸦片走私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命水师加强鸦片走私最凶的泉州一带海面的巡逻。在局势的预测上，他同林则徐一样，没有意识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反而对下属“告以夷人之无能为，我师之大可用”，[22]以振作水师将弁的信心，敢于出洋与鸦片武装走私船交战。在他的奏折中，大谈缉拿鸦片走私，看不到针对未来战争的设防措施。[23]
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闯入厦门时，正值该地水师主力被邓廷桢抽调前往泉州一带巡逻。[24]据英方报告，厦门炮台仅有炮5门，岸上亦仅有二三百名士兵。[25]当天晚上，邻近的同安营参将胡廷寅得讯，率兵200名增援。[26]第二天，清军又架起了设炮3门的临时炮兵阵地。此期清方兵力兵器的数量，低于我在第一章 中所述厦门平时设防；而种种临时手段，又不若前面所述定海那般迅速有效。又怎么能得出邓廷桢事先有备的结论呢？
实际上，邓廷桢自己对此有明确的答复。
据邓廷桢奏折，1840年7月7日，即厦门开战后的第四天，他得到报告即赴泉州。他此时不知道英国远征军的到来，认为厦门之战是“卖烟夷船”乘福建水师全力“注射”于泉州一带时，在汉奸的“区画”下，乘虚窜犯厦门，目的在于“牵制我师”。[27]7月13日，他收到诏安营游击的报告，得知澳门葡萄牙翻译透露，英国将派舰船40艘来华，方知窜犯厦门者非为“卖烟夷船”而是兵船。7月18日，他又接到定海镇总兵张朝发的报告，方意识到中英局势大变，开始着手在厦门布防。[28]
邓廷桢本是“天朝”中人，他的敌情判断当与同人并无二致。
战争终于无可挽回地打响了。战报一份份由浙江、福建、江苏、广东发出，随着飞奔的驿马，一站站递往北京。北京的静谧安宁，被沿海的炮声冲破。
然而，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检视各地送来的奏折，又会发现，当时英国采取的两大军事行动：即攻占定海和封锁沿海，在奏折中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不仅可见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所奏，且福建、江苏、山东等处官员因收到浙江咨会，在其奏折中也有反映。而对于后者，各地的奏折（包括被封锁地区）基本上没有提到（仅林则徐奏报封锁广州）。以贸易为本、市场经济的英国，从本国的情势着眼，企图以此扼住中国经济的喉管，哪里会想到以农业为本、自然经济的中国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尽管沿海的渔民、船民会由此而影响生计，但是，如果英国不这么做，许多清朝官员还打算封海，反过来对英军封锁，切断其接济。在这些奏折中虽然也谈到了乍浦之战（1840年7月24日）、第二次厦门之战（（1840年8月22日）、崇明之战（1840年8月25日），并表示击退了“英夷”的进攻，但上奏人并不知道这些小规模武装冲突的起因，乃是英军的封锁。道光帝因此不可能知道南中国的主要海口已经被英军封锁，还兴致勃勃地经常与臣下讨论是否实行封海政策。不过，英军这种以破坏对方经济为目的的战法，未收到期望的效果后，他们也放弃了（详见下节）。
尽管北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事实，但我们还不能够用今天的思维方法去想象当时的场景。由于奏折是机密的，邸抄公布的消息有限且属内部发行，民间书信因耗资昂贵（时无邮政、只有私人机构）而数量不多，大众传媒尚未出现（只有供来华外国人读的英文报刊），因而南方的战况，似乎只是由专业或业余包打听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户之间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员也置身事外。[29]本节开头提到的那位曾文正公，时官居词臣，他给自己安排了一张从早到晚的日程功课表：
每日早起，习寸大字一百，又作应酬字少许；
辰后，温经书，有所知，则载《茶余偶谈》；
日中，读史，亦载《茶余偶谈》；
酉刻至亥刻，读集，亦载《茶余偶谈》；
或有所作诗文，则灯后，不读书，但作文可耳。[30]
在他此期的日记中，看不到战争引起的变化。可惜我们今天已看不到原本的《茶余偶谈》，不知他此期从经、史、集中有何心得。他此期居住的圆明园南面的挂甲屯，恰是后来彭德怀元帅蒙难后挂甲闲居之地，距皇上的禁园仅百步之遥，竟然成了西山脚下的小小世外桃源。
在这位后来表现出慨然有天下志的儒吏的生活方式中，我们今天似应思考一下，该如何估计和评论这场全国都应奋身投入的民族战争？
二 “剿”“抚”之变
圆明园前提塘官的活跃身影，向我们提示着当时的通讯条件。各省的奏折、题本和咨文，通过兵部遍设全国的驿站系统，由驿卒骑驿马，一站站地接力，送往公文的目的地。从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时约30至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时约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至19天。至于“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速度当然更快，但会跑死驿马累死驿卒，一般并不采用。
根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儒家原则，战争的一切决定都应出自圣裁。而今天看来如此缓慢的通讯速度，在对付地方造反、边境叛乱等传统战事时，已显露出弊陋，但大体还能应付过去。可是，在这场由近代化的敌手发动的鸦片战争中，驿马的速度相对于军情的顿变，则是过于缓慢了。清廷的决策往往比实际慢半拍，甚至慢一二拍。
以下各章节讨论整个战争中清政府决策，不能忽略这一条件限制。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让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看看道光帝依次得到的信息内容以及他相应的对策。[31]
1840年7月17日，定海失陷后第12天，道光帝收到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称清方火烧办艇篷寮，英方“实无能为”，非常高兴，朱批“所办可嘉之至”。
三天后，7月20日，道光帝收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夷”三四千人已登陆定海。[32]他不免大怒。由于前一段时间内收到的广东、福建的奏折，多称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获胜，更由于林则徐错误的敌情判断，使他误以为窜犯定海的“英夷”，不过是在粤、闽受挫的鸦片贩子，“藉势售私”。他在乌尔恭额奏折上的朱批说明，他此时并没有把英军这伙“区区小丑”放在眼里。因对浙江文武的“张皇失措”不满，他调曾在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中屡立战功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协助攻剿。两天后，即7月22日，他又根据定海的教训，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以防那些“售烟图利”而被断绝贸易的“英夷”，“分窜各地，肆行扰害”。
7月24日，道光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定海失守，英“夷”进逼镇海。此时，他似乎看出侵犯定海者非为卖烟英船，即命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以三省兵力合剿一处，道光帝颇具胜利信心。两天后，7月26日，他在命令各省查拿汉奸的上谕中称：“咭唎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已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
8月1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于6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续来军舰9艘、轮船3艘，开始觉察到局势的严峻性。他没有做进一步的表示，仅在林奏上朱批“随时加意严防，不可稍懈”。
8月2日，道光帝收到乍浦副都统于7月2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舰1艘进犯乍浦。他即令杭州将军派兵增援。
8月3日，道光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又到英国军舰10艘、轮船2艘；并告知听闻英军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他一面命令林则徐严密防守，“不事张皇”。一面根据林则徐的建议，命令直隶总督琦善：英舰到天津，若情词恭顺，“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既不准通商，也不准“据情转奏”；若桀骜不驯，立即统兵剿办。道光帝在天津布置的两手准备，表现出其原先一意剿办的旨意已有摇移。
同一天，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告知厦门开战获胜，大为兴奋，朱批“所办好”，并对出力员弁优赏有差。[33]
8月4日，道光帝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24日发出的奏折，告知英国增添军舰，并投递“伪相”（指巴麦尊）文书等情。道光帝对照厦门“获胜”的战报，下令将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调邓廷桢赴浙主持军务，并兼署浙江巡抚。
8月6日，道光帝收到邓廷桢于7月21日发出的奏折，称其得知定海战况欲赴浙江，但恐英军再犯福建，“转恐首尾不能相应”。道光帝令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
8月9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天津防务的奏折。直到此时（即定海失陷后一个多月），他才发现自己对“夷情”实在是一无所知，便想起几天前乌尔恭额提到“伪相”文书的情节，作出了一项破例的决定，谕令琦善：“倘有投递禀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在天津接受外国人的投书，本不符合“天朝”体制，更何况投书者已有“逆反”行迹。但在此时，道光帝急欲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顾及祖制。这对守成的道光帝来说，确实是大胆的举动。然而，因不知道英舰是否会到天津，同一天，他还谕令正赶赴浙江的钦差大臣伊里布，部署了种种了解敌情的手段。
从这张时间表看，道光帝依次得到信息的时间与英军行动的顺序，恰恰颠倒，其对策也有不得要领之感。如浙江的主帅，先后有余步云、邓廷桢、伊里布之三变，逐级加码。从7月20日至8月9日，他在这整整的20天内，总算是明白了英国已发动战争这么一个事实，但仍然没有弄清楚引起战争的原因。当然，他这20天内对此的基本态度，毫无疑问是主“剿”，这也毫无疑问是“天朝”统治者对“逆夷”的本能反应。
但是，从后来发生的情势来看，8月9日道光帝关于接受“禀帖”的谕令，却是清王朝决策的一大转机。
和道光帝一样，直隶总督琦善一开始也是主“剿”的。
当7月22日道光帝命各省“加意严防”的谕令到达后，琦善立即采取了三条对策：
一、天津以北各小口，改派立有军功的将领负责指挥，“密授防御之策”。
二、亲赴天津海口坐镇指挥，并令地方官“暗备火攻器械”，岸炮与火攻并举。
三、“由官授以器械”于村民，“示以赏罚，使之暗相保护”。[34]
琦善的这些方法，与前章所叙广东的情形相比，似乎是一种袖珍版的林则徐制敌方略。
8月4日，琦善又收到道光帝命其作两手准备的谕令。对如何剿办，他又作了一些具体部署；而对如何劝谕，感到迷惑不解，上奏中称：“伏查英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夷岂不知圣人天下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在浙江占据城池？”他的结论是，英国“显怀异志”，“不可不严兵戒备”。[35]
就在琦善收到命其接受“禀帖”上谕的第二天，8月11日，英军舰队抵达。他遵旨派出游击罗应鳌与英舰威厘士厘号舰长马他仑（与1838年来华的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仑同姓，非为一人）接洽，但收到的不是“禀帖”，而是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按照当时清官方文书的程式，“咨会”是一种平行文书。义律等人盼望已久的中英平等文书的直接往来，终于在大沽口外以炮舰的方式得以实现。而久官北方不谙对外体制的琦善，似乎没有发现其中的变故，随奏附呈时未作任何评论。
懿律的“咨会”陈述了厦门、镇海拒收投书的情节，声称此等行为“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要求琦善在6天内派人前往英舰，接收“大英国家照会之公文”。[36]
“冤情”、“疏闻”等语，与道光帝谕令中“果无桀骜情形”的规定相吻合，但派人登舰接受“照会”，谕旨中没有相应的规定。琦善感到没有把握，不敢擅专，连忙上奏请旨。道光帝于8月13日批准。[37]
于是，琦善于8月15日“札复”（而不是清朝官员以往惯用的“谕令”）“英吉利国统帅懿”，表示派人前往接收“公文”。他此时还弄不清“照会”的性质，在“札复”中问了一句，“是否贵国王进呈大皇帝表文，抑系贵国王移咨本爵督阁部堂公文？”他约定在10天内对英方“照会”给予答复，并要求英舰不得内驶。[38]
8月17日，以千总而冒牌守备的白含章[39]取回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琦善立即上奏进呈。
也就在此时，琦善主“剿”的信念动摇了。接收投书一事，使他亲眼看到了英军的实力。原先脑海中朦胧浑沌的“泰西”，已经物化为具体实在的“火焰船”等诸般利器。他在奏折中虽然没有松口，但今人读此犹可体会到其隐隐的心迹。[40]
当时的英国还吃不透中国。正如他们依据本国国情错误地以封锁海口来迫清朝就范一样，巴麦尊外相的公文，也错误地将收件人指定为中国宰相。[41]
自明初朱元璋废除丞相后，明、清两代皇帝都是直接理政。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内阁的“票拟”也随之取消。皇帝不藉手他人亲理一切政务。用一个不尽恰当的比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虽有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官，时人亦誉呼为“相国”，但只是秉承皇帝旨意草拟圣旨，大抵相当于今日官场中的秘书班子。每日由奏事处将各处奏折原封进呈，皇帝拆封批阅后，发下军机，由军机大臣据朱批或面谕拟旨，经皇帝审核后发出。这里面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除军机大臣有时承询答疑外，决策全凭皇帝本人，不受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制约（当然也要受到“祖制”、儒家经典等间接制约）。
二、每日收到的奏折一般都在当日发下，决策也随之作出，十分迅速。
以一个人的智慧，在短时间内，对大小政务作出决策，这不仅需要雄才大略，而且需要周密精细。此外，体力和精力的充沛也是十分重要的。根据档案，我们知道，清代皇帝每日须批阅上万字的奏章，作出一系列相应的决策，稍有疏漏，便会铸成大错。
这种空前的高度集权的方式，对皇帝的人选提出了接近于神的要求，完全失去了合理性。朝廷的决策难以在具体分析和理性探讨的基础上作出，往往跟着君王一时的感觉走，尽管这种集权方式在真正的英明君主操纵下，可能会更有效率。
然而，此时柄国的道光帝，却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42]
道光帝，名旻宁，1782年生。他是嘉庆帝的嫡长子，年轻时曾亲执鸟枪迎战闯入皇宫的天理教造反者，而一显英发果勇之姿。1819年，他顺利地登上皇位，但接手的却是嘉庆帝留下的烂摊子。以他的智力和魄力，根本无法振衰起弊，开创一个新局面，但他以不灭的恒心和毅力，守住这份祖业，看好这副摊子。他的为政之道，我在前章已多次提及，即“守成”——恪守祖制，想用祖宗的方法来重建祖宗昔日盛世的风光。当然，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才华不如祖父乾隆帝，精明不如曾祖雍正帝，胆略不如高祖康熙帝，他所标榜所追求的守成和实政，既是其禀性之使然，也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藏拙之道。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他不是从生理上改变机制而谋新路，仅仅是从病理上追求调补疗效。他曾经形象地向一名即将上任的官员谈到为政治国之道，把之比做“一所大房子”，“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至要动大工”。[43]因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智商平常且乏胆略的道光帝，绝不缺乏自信，总是以为他的每一次决策都是最佳方案，尽管后来一变再变。前节所叙邓廷桢的任职，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两广而两江而云贵而闽浙，尽管每一次调动道光帝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毕竟缺乏通盘的考虑。他的那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道道圣旨，是其目光短浅所限。他从来就没有一种远距离、宽视野的眼光。前章所叙禁烟决策，又是明显的一例。
尽管道光帝有着种种缺陷（本来世上也无完人），但若有智明识远的军机大臣相辅，仍不失为宽猛互济。可是从不认为自己尚有缺陷的道光帝，在军机的人选上，又采用了最最可怕可恨的“老实听话”的标准（是否“老实听话”又是另一回事）。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这么一种决策机制，这么一位决策人，从此视角检讨鸦片战争中的清廷决策，我们不难发现，其犯错误的概率极高。这是因为道光帝面对的是陌生的敌人，全新的问题，根本就无祖制可守可循。
由于清朝并无宰相，更兼清朝并无负责近代模式外交事务的机构和职官，巴麦尊照会由琦善进呈后，直接由道光帝批阅。[44]8月19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将近4000字的照会，当日并未发下，而是破例地留中一天，次日才发下军机。期间他是否垂询过军机，今已无从查考，但期间又批阅过其他奏章并颁下不少于9道的谕旨（内容从旅顺设防到旌表民妇不一），又可见之于《实录》。可见道光帝职守所在，公务繁众，心不能一。尽管他自称对巴麦尊照会“详加披阅”，但从他的时间和工作来看，必不能潜心研究。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两天之中，他的旨意完全转变了，整整180度，即由主“剿”而倾心于主“抚”。
决策如此重大，变化又如此轻易。
琦善主“剿”信念动摇的主因，在于目睹英军的“船坚炮利”，自忖不敌，这是英方完全可以想见的并希望达到的效果。而道光帝主“抚”意向的萌生原因，却是英方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的，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竟是巴麦尊照会的翻译问题。[45]
尽管巴麦尊对其照会的汉译提出了详尽严格的要求，[46]但该文件的第一句话的翻译就有严重错误。道光帝看到的汉译本为：
兹因官宪扰害本国住在中国之民人，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47]
对照英文，“求讨皇帝昭雪伸冤”一语，原为“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48]，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此外，该文件还多处将“匡正”译为“伸冤”，“抗议”（protest）译为“告明”，“赔偿”译为“昭雪”，“要求”译为“催讨”，等等不一。
如此重要的文件如此译法，实为难解之迷。[49]
前面已经提及，道光帝除此照会外，还收到琦善进呈的懿律“咨会”中有“以致冤情无能得以疏闻”和琦善奏折中称英军军官的“负屈之由，无以上达天听”的言词。所有这些，使英方的表现显得“情词恭顺”。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从巴麦尊照会来看，前面约占五分之三的篇幅，是对林则徐广东禁烟活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货价（指被焚鸦片）；二、中英平等外交；三、割让岛屿；四、赔偿商欠；[50]五、赔偿军费。如果我们用中国传统的“讨贼檄文”之类的文献作为参照系，巴麦尊照会显得不那么义正辞严。按照不熟悉西方外交词令的道光帝和琦善的理解，前面对林的指控，属于“伸冤”，后面的各项要求，属于“乞恩”。
由于道光帝没有（也不可能）花许多时间来研究巴麦尊照会，更由于他头脑中的“天朝”观念使之不得要领，他对英方对林则徐的指控，[51]印象比较深刻，打算予以“伸冤”；而对英方的各项要求，觉得荒谬无理，自忖不难严词驳斥，更况大皇帝之于外藩，本有权力“施恩”或“不施恩”。
8月20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52]
第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一、对于英方的“冤抑”，告以将逐一访查，以折服其心；二、对于割让海岛，告以清朝准许英人通商已属“施恩”，不能再“致坏成规”；三、对于商欠，告以应由两国商人自行清理；四、对于“货价”，告以鸦片本属“违禁之件”，又已销毁，“不得索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道光帝似乎没有能看明白或没有注意，[53]未给予指示。此外，他对巴麦尊照会中的一个细节，即要求“赐令特派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进行谈判，又格外注重，专门指示琦善：“至所请钦差大臣亲赴彼船面会定议，自来无此体制，断不可行。”
第二道谕旨是让琦善向英方宣布的，谓：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这道堂堂俨俨的谕旨中，道光帝凌凌然十足“天下共主”之古风。最妙的是“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一语，居然给英军直接下起命令来。在这道谕旨中，道光帝还表示将派琦善为南下查办的钦差大臣。
从这两道谕旨来看，林则徐倒运了。他当了替罪羊。
如果仔细地追究起来，道光帝的后一道祸及林则徐的谕旨，很可能与林则徐的建策也有关系。
1840年7月3日，林则徐奏称：
若其（英军）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以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夷官啊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藉口。[54]（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提出这一建策，事因有二：一是行商转呈美国商人之禀帖，称英军可能往诉天津。二是看到了英方的告示，内称“粤东大宪林、邓等，因玩视圣谕‘相待英人必须秉公谨度’，辄将住省（指省城广州）英国领事、商人诡谲强逼，捏词诓骗，表奏无忌”；“且大宪林、邓捏词假奏请奉皇帝停止英国贸易”。[55]他由此而得出结论：一、英军的北上是为了“求通贸易”；[56]二、北上的英军必定会全力攻讦自己。
于是，林则徐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便主动要求钦派大臣来广东查办。他深知，自己的一切行动，尤其是英方公告中点明的“强逼”缴烟和“停止”贸易，都已请旨或是奉旨，皆有案可据，绝对清查不出什么问题来。而此时“边衅”已开，圣怒随时可能发作的情势下，[57]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若道光帝仅仅听信英方公告中的一面之词，自己将百喙难辩。
林则徐的这份夹片于8月3日到达北京，[58]距道光帝8月20日发出谕旨，仅差17天。
从字面上看，林奏中的“倘所陈系恭顺之词”可“优加怀柔”“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与道光帝的办法确有相通之处。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两人中的不同点：一、林要求将“递词人”由内河送往广东，道光帝命令英军“返棹南还”；二、林要求派大臣来查明自己是否有罪，道光帝在未查清之前就宣布林“措置失当”；三、也是最重要的，林此时尚不知定海已经失陷，“优以怀柔之礼”应当理解为不必立即开枪开炮，而道光帝此时已倾心于主“抚”，将会出台一些给予英人的“优惠”政策。林则徐与道光帝之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
毫无疑问，尽管道光帝此时已经答应英人将对林则徐“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但心中绝对清楚林属无辜冤枉，因而在谕旨中凭空加了一句为林开脱的话，“受人欺朦”，以便为后来的减轻罚处预留地步。可是，在他内心的深处，对此是不在乎的。为了解脱朝廷的困境，别说是冤枉，就是牺牲个把大臣，那又算得上什么？[59]
以上我据蒋廷黻先生的发现，叙及道光帝因英方文献翻译错误显得“情词恭顺”而倾心于主“抚”，只是谈到了问题的表层。根据道光帝后来诸多谕旨和朱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似乎仍有一个全面的考虑。
最能反映道光帝的这种心思的，要数他后来在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上的一段朱批，谓：
朕立意如此羁縻，想卿亦以为然也。再本因办理不善，致彼狡焉思逞有以召之也。若再误之于后，衅端何时可弭？且英夷如海中鲸鳄，去来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好在彼志图贸易，又称诉冤，是我办理得手之机，岂非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耶？想卿亦必以朕之识见为是也。[60]（重点为引者所标）
如此之长的朱批，在道光一朝并不多见，活脱脱地表露出道光帝自以为得计而意气张扬的心情，也全盘地向我们透露道光帝主“抚”的层层原委。
一、“衅端”不能及时消弭。
道光帝根据邓廷桢和琦善的奏折，已知英军“船坚炮利”，水师非其对手，因而清军的战法只能是七省戒严，郡县有备。这种坐待敌方进攻的方法，不能及时全歼来敌，擒获敌酋，战争将会无止境地拖延下去。
如果我们联系起在此之前道光帝处理的最大战事——平定张格尔之役，就不难理解他的用心。在那次战争中，张格尔初被击溃，逃往浩罕国，尔后数次犯边，至1826年，连陷喀什噶尔（今喀什）、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数城，南疆震动。道光帝由此看出一两次的胜利，不能彻底解决后患，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捉住首犯张格尔。正是在这种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清军在多次获胜后仍不罢手，数次深入浩罕。直到张格尔被槛送北京时，道光帝才真正放下心来。这种代价巨大擒贼擒王的战法，看起来笨拙，却一劳永逸，为南疆获得了半个多世纪的安定。道光帝一贯强调实政，要求办事完美利落，不留罅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