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林则徐、裕谦关于英军不善陆战的奏折，道光帝误以为，在陆地上与英军对敌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就在他命令琦善在大沽口“抚夷”时，得知英军在奉天（约今辽宁）海面游弋，于1840年8月29日谕令盛京将军耆英：“该夷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岸，则一无能为，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勇痛剿，使聚尔歼旃，乃为上策。”他的这种作战设想，还向江苏、山东等地官员交代过。
然而，在道光帝的心目中，此役与平定张格尔之最大不同，在于无陆地可追。地面战斗的一两次胜利（当时地方官员已报有厦门，乍浦、崇明等处“击退”敌军），并不能算作是最后的胜利。如果在陆战中不逞的英军退至海上，南北窜犯，清朝势必要在全国几千里海岸线上部署持久的防御。这种看不到结局的战争，正是道光帝希望避免的。
二、“国家财赋”经不起“消耗”。
道光帝继位时，国库已不充盈。以后的张格尔之役、河工诸项，开支动辄以千万两计。由于“永不加赋”的祖制，更兼道光帝缺乏新的思路和胆略，他没有办法改善财政，多辟来源（此时似也非绝对没有办法）。因此，尽管道光帝心中极不愿意，但又不能不大开捐例，以应付日益增长的开支（当时也有通货膨胀之虞）；而他最主要的对策，是厉行节约，从减少开支中谋寻出路。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打仗是世界上最花钱的事。至1840年，清朝的国库存银为1034余万两。[61]这笔款项根本应付不了一次大的战争，更何况是旷日持久不知结局的战争。道光帝还指望用这笔钱来应付其他急需，也舍不得将之投入战争这一无底洞。
后来鸦片战争的事实也证明，在战争前期，各地还能得到中央财政的拨款，到了战争后期，各地的军费主要靠捐纳来维持（详见第六章 ）。财政困难是道光帝在整个战争决策过程中遇到的一大恶魔，挥之不去，纠缠不清。
三、英方的要求在于“贸易”和“诉冤”。
尽管道光帝于1840年1月才正式宣布停止中英贸易，然因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中英贸易的停顿实际始于1839年3月。由彼及此，历时已达一年半。然而，虎门口外的英国商船大多尚未离去，新的商船间有开来。由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道光帝对英方迫切希望尽早地恢复贸易的企图，感受是很深的。
由于巴麦尊照会及其他英方公文，言辞直攻林则徐，坚决地反对禁烟运动，道光帝误以为，前来“诉冤”的英军，本是冲着林则徐的。
由此，道光帝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蕴。他从最最直接的反应出发，认为此次中英关系恶变，对清朝而言，在于三点：一、林则徐禁烟；二、鸦片被焚；三、停止贸易。那么，只要清朝惩办了林则徐，恢复贸易，最多再在“货价”上作一些小小的让步，就已还清了所有的欠债。也就是说，只要清廷取消了1839年3月之后的一切对英不利的措施，中英关系就应当自然而然恢复到1839年3月之前的局面。以这些让步换取避免战争，道光帝认为是合算的。
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各项要求，道光帝本来就不觉得是应还之债，只是“英夷”藉故而“乞”非分之“恩”，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心上。从后来的谕旨和朱批中，我们还会发现，他甚至都忘记了（详见第四节 ）。
道光帝完全打错了算盘。只要看看巴麦尊照会中的出价，就完全可以断定，道光帝的主“抚”政策注定失败。而他自以为在陆路还能取胜、国库中还有一点银子，也就为他交易不成重新主“剿”铺通了道路。
道光帝不无豪迈地写下“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时为1840年10月13日。此时英军已果如其命，“返棹南还”了。
8月22日，琦善收到道光帝决意主“抚”的两道谕旨后，立即派人寻找正在山海关一带游弋的英军舰队，告知大皇帝已有“恩旨”，“速来听宣”。此后的20多天里，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共达10通，并于8月30日在大沽海滩的帐篷里与懿律和义律直接面谈。在最初的日子，他听到一位“通事”（翻译）的“私相吐露”，感到英方“似有愧恨之心”，自觉尚有把握；[62]然而后在长达6小时的直接谈判中，争吵的声音一直传到帐外人的耳中，又觉得事情不那么好办。[63]尽管他内心清楚，以武力对抗并非善策，但在谈判一无进展之时亦决定，若英军登岸滋事也只能“开炮轰击”。[64]然而，就连他自己也感到意外的是，9月13日，他同时发出两道谕旨，据“理”辩析，劝懿律等南返；两天后，英军竟然真的同意了。
懿律和义律所以同意南下，是因为长达一个多月的交涉毫无结果，如此无基地的海上漂泊不知将结束于何时；北方的军情、地理不熟悉，贸然进攻感到没有把握；更何况季风将要过去，北方冬季海洋冰冻，将给舰船的行动带来不便。于是，他们改变手法，曾在9月1日的照会中提出清方先允诺部分要求（赔偿烟价）作为南下的条件。[65]
琦善在会谈和照会中，感到烟价一事绝不会轻易了结，奏折中也数次提起。而他在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中，对此答曰：“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自必颜面增光。”[66]用“天朝”语言的角度来看，琦善这一段答词，似乎没有承担赔偿烟价的义务（至少也不符合英方“奉御廷明示”的要求）；但若从西方的外交词令来看，又似乎已承担了义务。“天朝”与西方的话语，本来就有相当大的差距，致使此后的谈判，屡屡出现此类问题。依据懿律和义律的理解，琦善已同意赔偿烟价，在复照中称：“是为货价之所以必行偿还”，“本大臣等接文，将大见安慰”，[67]于是立即率军南下。而琦善的真实用意，其奏折中说得明明白白：
一面恪遵谕旨，示以烟土本系违禁之物，既经烧毁，在大皇帝断无准令偿价之理。复因该夷曾向委员有只求可以复命之说，故臣仰体密谕，作为出自臣意，以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总必使该夷有以登复该国王。另给公文，隐约其词……（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琦善的这一说法，9月13日他给懿律的两道照会，前一道是朝廷的正式答复；后一道是据道光帝“相度机宜”的谕旨，[68]以直隶总督的身份进行劝告的“说帖”。此时道光帝尚未同意赔偿烟价，琦善虽有此心，但也不敢承担义务，故“隐约其词”。[69]
可是，就我们看到的这两份公文来说，格式完全一致，起首有“为照会事”，结尾作“须至照会者”等语，看不出有什么区别。虽说“照会”这一公文格式也有琦善的创意，[70]也为当时中英平等文书的往来找到了一条出路；但他毕竟没有近代外交知识，分不清对外国说来，朝廷或直隶总督都代表政府，都应承担责任；个人的“说帖”不应由官方名义出现。无怪乎懿律等人将后一道名为“照会”实为“说帖”的文书，当作正式的答复。而且，退一步说，即便是“说帖”，琦善这种“隐约其词”的方法，又哪里像是办理近代外交的模样？
然而，对道光帝说来，英军的南返，无疑证明其主“抚”决策已明验大效，就连由琦善进呈的懿律和义律的照会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兹据贵爵阁都部堂钦奉谕旨，令为南回粤省，本公使大臣等，即将依照而行。”[71]（重点为引者所标）明确表示对大皇帝的“恭顺”。同时，他还因为琦善善体其意，晓谕开导而建奇功，又在琦善9月13日的第二道照会上朱批：“所晓谕者，委曲详尽，又合体统，朕心嘉悦之至。”9月17日，他一面由内阁明发上谕，命琦善为钦差大臣，“驰驿前往广东，查办事件”；一面由军机字寄上谕，让琦善料理完结大沽口诸务后，“迅速来京请训”。[72]
有论者将道光帝、琦善等人此期的主“抚”，概括为“投降”，并引申出“投降派”的种种说法。我以为，此论似缺乏历史感。
就中文的本义而言，“抚”指的是“抚慰”、“安抚”，有时也作“据有”讲，如当时的一句套话，“大皇帝抚有万邦”。在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术语中，“抚”的意义大抵相当于今日的“和”，但其中又有重要且微妙的差别。“抚”与“羁縻”可以互通互换。它是指中央朝廷对各地的造反者和周边地区的民族或国家，采取妥协的方法来达到和平，其结果不外乎对受“抚”者作出一些让步，并加官晋级。它有着由上而下，居于主动的地位，也意味着受“抚”者对施“抚”者的臣服。施“抚”者与受“抚”者在地位上有高下之分。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历史中，“抚”就如同“剿”一样，是帝王们交并轮番使用的两种重要手段。一般地说来，可战而胜之时用“剿”；战而不能胜时则用“抚”。用“剿”时命将出兵，讨而伐之；用“抚”时往往换马，诿过于主管官员（实为替罪羊），另宣大皇帝新“恩”，以能循归常态。无论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仅在清朝的历史上，“剿”与“抚”都有诸多的实例和经验，道光帝也知详用通。
按照儒家的理论，大皇帝是“天下共主”，对于“负屈”的外藩理应为之“伸冤”，方显得大公至正。按照清朝的实践，英国本属“化外”，若非问鼎中原而一时难以“剿”灭，作一些迁就，宣示一下大皇帝的浩荡皇“恩”，也不失为是一种恰当的解决方法。
由此可见，道光帝此时主“抚”，全可从祖法祖制中找到根据，非为无来历，“抚”与“降”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73]巴麦尊要中国伏“降”，道光帝却要英国就“抚”，今人看来实属荒谬，然当时决定“抚”计和执行“抚”策的道光帝和琦善，却感到道顺理合。
1840年10月3日，第二位派往广东“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琦善，在面聆圣训后，踏征途，出京南下。道光帝究竟对他讲了什么，今天成了难以查清的谜；但道光帝先前的一道谕旨，又似可全部概括其使命：“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74]毫无疑问，这道貌似全面的谕令，如同先前的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一样，又是一个无法执行的悖论。在琦善一行仪仗前驱摆队列班的威风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见，5个月后，他披枷带锁兵弁押解原道返回的身影。
英军南下了。
琦善也南下了。
北方的危局消弭之后，道光帝对自己的“驭夷”能力产生了虚假的估计。为了使英军顺利南下，他根据英方的请求，下令沿海各省不必开枪开炮，以免再战。为了节省军费，他收到山东巡抚关于英军已过山东洋面的报告后，急忙下令沿海各省酌撤防兵。[75]尽管此时定海还在英军的手中，但全国紧张的局势也似乎在表面上已平静下来，他估计战事即将结束。[76]在一派踌躇满志之际，他又忽然想到当时主“剿”时的忙乱，觉得是一场虚惊。如果早日收到英夷“伸冤”的投书，如果早日相机办理速定主“抚”大计，那又何来此等许多周折。[77]为此，他越想越恨，不免圣怒大作。10月7日，他下令将已革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拿问解京，交刑部审讯，罪名竟然是拒收“夷书”！[78]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1840年下半年至1841年春，肯定是两江总督伊里布一生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之一。他跌落于先前闻所未闻的境地。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被后人称为“投降派”（或主和派，或主“抚”派）主力队员的封疆大吏，一开始也是主“剿”的，就像道光帝和琦善一样。
1840年7月9日，履新未久的伊里布，遵旨严防鸦片海上走私，刚刚查勘了吴淞等地的海口情形，检阅营伍，回到苏州时，突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咨令，得知有“夷船”在浙洋游弋。次日，又奉江苏巡抚裕谦转来的浙江藩臬两司的禀报，得知定海一带有“夹板夷船”20余只。他的第一反应与前叙道光帝的态度完全一致，认为“显因粤、闽二省驱逐严密，阑入浙洋，居心叵测”。尽管他此时还不知道中英两国已经开战，甚至不知道来犯者为何国之“夷”，但都不影响他立即于7月11日重返吴淞海口，并定下对策：若“该夷”竟敢闯入江苏海面，就先行封港，杜绝勾结（也无须英军实行封锁了），然后示以兵威，驱逐出境。与此同时，他还飞咨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通报军情。[79]
7月13日，伊里布到达吴淞，与闻讯先期赶到的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会合。次日，又得浙江消息，称“夷船”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定海，一路向西驶去，不知其目的。伊里布恐向西驶去之“夷船”将窜犯江苏，便立即作出一连串的决定：一、在海防的重点区域宝山（含吴淞）、上海、崇明三处，部署防兵共1万名，以备接战；二、从藩、运两库中支银4万两，暂充军费；三、令江苏布政使办理火药军资，务期足用；四、令江苏按察使整饬驿递，保证奏折、谕旨及各处文报畅通无碍，便于情报和指挥；五、自己坐镇上海宝山之间，就近实施指挥。尽管如此，他对局势仍未有充分的估计，在奏折中说明，一旦接到浙江“逆夷就歼”的消息，立即“撤防驰奏”。[80]
至7月17日，伊里布又得浙抚咨会，知定海失陷，镇海危急。他看出局势的严重，便扩大了江苏的防御区域，同时依据其两江总督的职权，调安徽兵1600名、漕标兵450名、河标兵900名往援江苏各海口；调江西兵1000名，驻扎苏州、镇江一带，充预备队；命安徽拨库存火药、铅丸各5万斤，解江苏海口备用。此外，他听说“夷船”极高大，江苏水师船只过于“卑小”，便饬下属“封备”闽、粤大型商船数十艘，以俟随时雇用，配合水师作战。[81]
7月31日，伊里布接到道光帝派拨水师数千名援浙的命令，便从江苏仅有的外海水师2900名中，抽出2000人，作好准备，随时听命开拔。[82]
8月12日，伊里布奉到道光帝派其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主持军务的谕旨，仅随带数人，当日起程。在途中，因奉到道光帝进攻定海的计策，上奏谈及其规复失地的谋略：或多设疑兵，或阴遣间谍，或先攻其分据之区，或直捣其屯聚之处。由此而见，其谋略虽未最后定计，然自信却不乏其坚定。他当时感到的唯一的困难，就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战船，但又感觉问题不难解决。在江苏时，他就动过雇募商船的脑筋，此次听说浙江已经雇船。即便这些雇船“尚难合用”，也只需赶紧“添造数只”，便可“俾资攻击”。[83]
8月23日，伊里布到达宁波。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84]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伊里布所做的这一切，表明他无愧为道光帝所倚重的能员。
可是，一到浙江前线之后，伊里布变了。原有的信心如云雾在阳光下之消散，原有的经验因情势不同而统统派不上用处。
老谋深算的伊里布，遇到了新问题。
伊里布，隶籍满洲镶黄旗，家世可追溯到显祖塔克世（努尔哈赤的父亲），按照清代制度，为“觉罗”，又因可身系红带，又称“红带子”，在清朝可算是血统高贵之人。他的另一项不同凡响的优长，是科班出身，二甲进士，这在满人中是不常见的，可谓佼佼者。他最初供职于国子监。1812年，外放云南，作了通判之类的地方官，逐级晋升。1819年，因拘捕入境的缅甸造反者交缅甸当局“自行究办”，以保边境安宁，而始获中枢注重。1821年，又因剿平当地少数民族造反，获道光帝的青睐，随之进入仕途飞腾时期，先后历安徽太平府知府、山西冀宁道、浙江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布政使、陕西巡抚、山东巡抚。四年间迁官七次。虽说是台阶一级都未落下，但速度极快，常常旧椅尚未坐热，新职又在招手。
对伊里布来说，内地为官一圈，非其立功扬名之所，边疆似更适应其施展身手。1825年10月，伊里布丁父忧刚满百日，道光帝便按照旗人的规矩，命他署理云南巡抚，丁忧期满改实授。1835年，迁云贵总督。1838年，授协办大学士，为当时疆吏中获此殊荣的第二人（另一人为琦善）。1839年，又赏戴双眼花翎。
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自雍正帝改土归流之后，由清政府直接治理，但常有事端发生。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此处的官缺属“繁”、“要”、“冲”、“难”四全，多置有力疆臣。伊里布平时为政宽和，以求减少矛盾，但一旦出现反叛，便毫不手软重兵强压，以迅速制止蔓延。即所谓宽猛互济。在他任职期间，云南显现出少有的安定静谧，甚合道光帝的心意，多次褒奖优叙。而他所受到的最重一次处分，竟是1830年上奏请求参加平定喀什噶尔叛乱，反被道光帝狠狠训斥了一顿，结果是“革职留任”。[85]
伊里布的官宦生涯中，四分之三是在云南度过的。长久的“天高皇帝远”的边疆经历，养成其果敢的性格、干练的作风，也培植了其强烈的自信。
然而，此时非彼时，此“夷”非他“夷”（当时清政府亦常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挟坚船利炮浮海东来的“夷”，不是他当年得心应手对付的边疆少数民族了。
与北方的琦善相比，伊里布的困难又似多了一层。道光帝交给伊里布的使命，是渡海作战，收复定海。[86]
虽说舟山本岛至大陆的镇海，海上距离不过30公里，而至大陆最近端，仅有10余公里，渡海作战也算不上远洋进攻。但是，这么一道窄窄的海峡，却毫不留情地阻断了伊里布的进兵路线，更何况镇海一带海面，尚有执行封锁任务的英国军舰。
伊里布到达镇海时，乌尔恭额等人因定海失陷而调集的兵弁已经齐结，共有水师3000名，陆师2000名。对清军说来，一地集结兵力5000人并不算少，但当时清军的情报称定海英军有战舰30余艘，陆军七八千人，伊里布自然不敢“冒然进攻，轻为尝试”。虽说正在增援浙江的，有伊里布所调安徽寿春镇王锡朋部1200人，以及随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入浙的福建兵500人、雇募水勇1000人，以当时人的观念，用于陆路进攻的兵力不乏；但伊里布最急迫需要的水师战船，却没有着落。而且，伊里布入浙前曾指望在镇海造船一事，也因“浙省所产木料均属短小”而无法进行。
因此，8月28日，伊里布发出入浙后的第一份奏折，要求道光帝调广东水师、福建水师各2000人，加上他在江苏集结备调的水师2000人，四省大军汇合，联合进攻，收复定海。[87]
伊里布的四省水师联合进攻的作战计划，以今日的军事知识观之，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一则闽、粤水师仍不是英军对手，很可能在途中就被英军击溃（邓廷桢已觉察），[88]再则闽、粤因英军的压力而颇感兵力不敷，绝不可调出数千水师。事实上，1840年8月4日，伊里布还在两江本任上，得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上奏请求调粤、闽水师北上时，曾上过一道奏折，支持乌尔恭额的建议，四省联合计划，萌生于此时。由于该奏折不是加急速度而是以普通速度发往北京的，道光帝迟至8月23日才收到，此时的伊里布已是负责攻剿、收复定海的钦差大臣了。这一论调不免使道光帝大怒，朱批驳斥。[89]道光帝站在全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尽管他对英军未来行动的判断有如盲人摸象，但也很实在地指出了此类行动有拖延时间、互卸责任的弊陋。
由此，我们又可以看出，不论伊里布上奏时出于何种动机，他的四省联合进攻的计划，在实际操作中，至少需几十天兵力集结的时间，使伊里布有了缓于进攻的理由，获得了他此时最需要的准备时间；同时，本应由他一人承担的进攻定海的责任，通过调派水师的行动，分散到粤、闽、苏等省官吏身上，减轻了自己的负担。
这或许是伊里布提出此策的高明之处。
但是，就在伊里布正式上奏此计划不久，道光帝的这段朱批到浙，使他不得不打消这一念头。[90]面对这道严旨，他后来上奏时讪讪地自我辩解：调集水师的计划只不过是“先壮声势”，以便乘机将陆军偷运至岛上，“直捣其虚，袭取城邑”。[91]这番话明显是为了顺合帝意而编造，绝非真实想法。
可是，话语可以随意编造，而收复定海的任务却不是用言词而能敷衍的。它是摆在伊里布面前实实在在的难题。
从江苏吴淞到浙江镇海，由两江总督而钦差大臣，伊里布不再表现出先前的精明、果敢和自信。在英军的肆横面前，他似乎已经看出武力收复定海的任务不可能完成，但又不敢明言直陈。于是，举措从实在归于空虚，言词由明确变为含混。我们读了他这一时期的奏折，可以曲折地看到他迷茫的内心。
昔日伊里布的精神风采，已经不复存在。
正当伊里布为收复定海之事而一筹莫展之际，北方局势的变化，又给他带来另谋出路的生机。
1840年8月25日，道光帝收到伊里布赴浙途中发来的奏折，根据天津的形势，给予指示：“必须访察明确，谋定后动，断不可急图收复，冒昧轻进。”[92]道光帝的这道谕令，及时地解了伊里布的围。它虽然没有改变收复定海的任务规定，但却在时间上给伊里布留下了充足的余地。再说，琦善办理“诉冤”禀帖、命令浙省接受“呈递字件”，种种情节，表现出与先前势不两立完全不同的风格。按照清朝官场用语的内涵，显露出中枢有意于“逆夷”和缓的倾向。
伊里布老谋深算，自然看出道光帝的意思。他与此时已经到浙的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一番商讨后，于9月8日出奏，认为琦善在天津办理“禀帖”，浙江此时就不宜进攻，以免彼此相左。浙江此时的任务是：一、从严防范，“不令该夷窜入口内”；二、将进攻定海之事“密为部署”。[93]也就是说，伊里布乘此机会，自作主张地改变了自己的使命，即从海上进攻定海换成从陆上防守镇海等处。明眼人一看即知，“密为部署”实为“暂为搁置”的障目幌子。
英方此时正意在谈判，伊里布此时放弃进攻，浙江和局由此产生。
可伊里布的这份奏折到京时，正值英军离开天津，游弋海上。道光帝不明英军的去向及下一步的打算，于9月16日发出谕旨，“所有攻剿事宜，该大臣仍密为部署”，并称舟山地广，英军无法处处设防，让伊里布探明情况，“以为进攻之计”。[94]伊里布9月24日收到此谕，仅仅过了一天，又收到道光帝9月17日谕旨，宣称英军已“听受训谕”，全数“起碇南下”，而定海英军亦将“先撤一半”，命令伊里布等对南下的英军“不必开放枪炮”，“勿以攻击为先”。[95]朝廷正在为“抚”计之胜而庆贺时，伊里布的“和”计也获得了事实上的批准。
就在此时，浙江又发生了一件事。
1840年9月19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浙江巡抚和浙江提督，宣称天津谈判期间，英方不会交战；指责清方煽动民众，拒供给养，缉拿安突德（P. Anstruther）等人；要求清方立即放人，并声称英俘若有半点伤害，必将报复。[96]
安突德是英军陆军上尉，在定海测绘地图时，为乡民所执。此外，清军此时还在定海、镇海等处俘获“黑夷”（指孟加拉人）8名，[97]参加封锁长江口的英军运输船风鸢号（Kite）在返航中失事，其29名船员（包括3名英军军官和1名英国妇女）也被清军俘获。[98]
伊里布9月22日收到伯麦的信件，立刻敏锐地感到：既然英方要安突德，那么清方正可就此机会提出条件。9月24日，伊里布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的名义，照会伯麦，告知钦差大臣的到来，宣布释俘的条件是英方“撤退兵船，将定海县城献出”。为了使他的建议更具诱惑力，另外承诺：一、除安突德等人外，风鸢号被俘船员29人亦可一同释放；二、先前英方来函中提到的“通商”一事，亦可“代为奏请”。[99]
伊里布复照时，伯麦不在舟山，由英舰伯兰汉号舰长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上校主持舟山军务。他和伊里布于9月25日和28日互换了照会。[100]
9月28日，即发照给辛好士的当日，伊里布上了一道长篇奏折。他先是吹嘘了一下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的设想，表明自己已“密为部署”；然后笔锋一转，声称天津的情况已证明英方已“俯首贴耳”，“有向化之忱”，浙江此时宜应“招抚”，以符合道光帝“弭衅息兵”之意；最后，他才托出了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表示将效法琦善，等到伯麦回到舟山之后，将“备文向其开导”，“令其迅速撤兵，归我疆土，以免劳师费饷”。[101]这道奏折于10月7日到达北京，道光帝颇为欣赏，朱批多有褒语，立即批准。
9月28日，正是伊里布上奏的当天，他所等待的伯麦未到，而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等人，由北方南下抵舟山。他看到伊里布的照会后，即于9月29日复照，言词强硬，声称若不释放被俘人员，将认为清方已开始了“敌意行动”，他将可能“亲自到镇海”。[102]
伊里布见懿律有交战之意，连忙复照解释。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拿获英俘事在奉到钦差大臣琦善南下广东会谈的谕旨之前，当时“彼此正在两相拒守”，不能视为交战之举。他仍将释放英俘和归还定海联系在一起。[103]
10月2日，英全权代表义律和翻译马儒翰赴镇海，伊里布、余步云等人与之直接会谈。英方要求释俘，清方要求归地。参加会谈的伊里布家仆张喜曾录下一些伊里布的话，让人可以了解其内心想法：
“大皇帝格外施恩，准尔通商，尔等将何以报答？”
“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得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亦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104]
前一句话说明了伊里布对“通商”的看法，实际上也托出其对解决中英争端的底价；后一句要求互给台阶“下得去”的话，已不见“天朝”大吏对“逆夷”应有的敌忾之气，而其中的老辣只有官场老手才能为之。这一次会谈理所当然地毫无结果。但伊里布听到义律曾脱口说出“不欲久据定海”一话，觉得此事还有希望。[105]此后，10月3日，懿律又送来一份照会，10月4日，伊里布复照，内容仍是一方要求释俘，一方要求归地，与前并无二致。[106]
用今天的知识作判断，很显然，伊里布的计划只是他个人的一厢情愿，肯定行不通。英国在其殖民史上，对战俘一事，大多是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迫对方屈服。然而，此时中英刚刚进入对等直接谈判阶段，预定的广东会谈尚未进行，懿律和义律虽曾发出不惜动武的暗示，但毕竟不敢轻率行动，只是希望通过交涉来解决。可是，伯麦、辛好士、懿律等人一次次的文书，义律亲赴镇海谈判，反使伊里布误以为安突德是一个重要人物，更觉奇货可居。由于错误的情报，伊里布以为英军原有定海撤军一半的计划，他曾打算英军真的撤走一半后，他将“酌量释放”英俘，以便使其“即赴粤东，听候查办”。
定海英军撤退一半的消息，伊里布得自道光帝，道光帝得自琦善，琦善得自白含章，而据琦善的奏折，白含章得自与英军军官的交谈。从英方资料中，我还找不到相应的记载，看来此事难以对证。从情理来判断，英方在天津谈判期间似乎还不可能对定海驻军的数量作出决断。但是，当懿律和义律回到定海之后，确实有放弃此地的设想，前面提及伊里布听到的义律作“原不欲久据定海”一语，并非空穴来风。
9月28日，懿律和义律一踏上舟山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便是此地英军正处在可怕的病疫之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水土不服。1840年7月13日至12月31日，英军住院为5329人次，死亡448人。[107]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5倍；就住院人数而言，以1841年1月舟山驻军数量作标准（1762人），那么，平均每人住院3次以上。
尽管严重的病疫使英军难以久留，但他们也不愿白白放弃。9月29日，懿律和义律回到舟山的第二天，给外相巴麦尊写了一份报告，提到撤出舟山的条件是，订立一项包括赔偿鸦片、割让广东岛屿、开放通商口岸诸条件的条约。[108]这与伊里布的释放俘虏、恢复通商的承诺相比较，差距实在太大。
尽管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未能落定，但伊里布和懿律之间还是有着某种约定，这就是后来被人广泛宣扬的《浙江停战协定》。
1840年10月5日，懿律收到伊里布10月4日的照会后，复照伊里布，没有要求释俘，反而称先前的交涉中双方都有“误解”。他声称自己没有注意到安突德被俘时，浙江方面尚未奉到“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他要求伊里布在“咨会”中明确表示已奉到这一谕旨，同时，他也将下令英军停止敌对行动。至于归还定海一事，他提议，将在与琦善的谈判中连同其他问题一起解决。[109]
懿律此处提到的“不可相拒交战”的谕旨，当指英军从天津南下后，道光帝下令对南下英军“不必开放枪炮”一事。伊里布先前的照会亦提及此事，但未说明谕旨的内容。可是，懿律的这份照会，如同鸦片战争中诸多英方文件一样，汉译不甚明白，伊里布未解其意。[110]于是，他在复照中仍坚持归地释俘的说法。[111]
10月13日，懿律照会伊里布，再次询问是否奉旨“著令戢兵”。[112]伊里布这才明白懿律的真正目的，于10月14日复照，谓：
八月二十九日（9月24日）钦奉上谕，以贵统帅在天津投递禀词，情极恭顺，已遣直隶爵阁督部堂琦赴粤查办，饬令本大臣不得攻击等因。本大臣自奉到此旨，即经饬令将佐约束弁兵，不得越境滋事，此正本大臣恰遵圣训，戢兵不战之明证也。本大臣现仍严束士兵各守口岸，如果贵国不相侵扰，断不称兵相向，……至于定海各岙居民以及往来商渔船只，贵统帅亦宜严饬所属，不得再向滋扰，以期相安无事。（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照会中，伊里布还询问懿律何时“起椗赴粤”？[113]
伊里布的这份照会，提出了浙江停战的关键性的条件，即互不进攻。它扭曲了道光帝谕旨的原意，[114]搁置了经道光帝批准的以战俘换失地的计划，自作主张地承认了英方在与琦善达成协议之前可暂时占据定海。此后，他只是一味地催促懿律早日南下，与琦善谈判。其策略是送走这尊难对付的“瘟神”。
懿律收到此照会后，没有直接答复，而整整搁置了9天。10月23日，他照会伊里布，提出停战的条件：一、清方不得阻碍舟山与大陆之间的贸易；二、舟山在英军占领期间，应视为是属于英国女王的；三、停止向舟山派遣军队或密探，停止煽动民众反抗。他还声称，伊里布若同意这些条件，须发布“告示”。[115]
从伊里布后来的奏折来看，懿律的这份照会，汉译也颇成问题，使其不得要领。他仅仅看出英方要求他“出示”，“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向该夷滋扰”，以便使英方大员可以早日南下。于是，他在复照中，谎称已谕令“定海居民不得再拿贵国之人”。[116]同时，他见英方既不肯退兵归地，又不肯南下，遂派其家人张喜前往定海，与英方直接谈判。
张喜本是一小吏，后投伊里布充家仆，随侍多年，深得信任。正如皇帝身边并无名分的小太监权势盛于朝廷命官一样，张喜的政治作用不能以家人二字来论定。古今中外的政治，大多为黑箱作业，张喜深谙此道，放着小官不做，宁充家人而增其权禄。此次伊里布为了增加交涉中的官方色彩，让他戴上六品顶戴，权为折冲樽俎的使臣。在鸦片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毫无官方地位的小人物，常常有着令人吃惊的表演。张喜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留下了两部记录自己交涉活动的著作——《探夷说帖》和《抚夷日记》，今日读起来颇有“晏子使楚”的韵味。这却是张喜乃至当时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不辱使命”的外交模式。
根据张喜自己的记录，他于10月25日和27日两次渡海。第一次登上英轮船，见到了义律和马儒翰，第二次登上了英旗舰威厘士厘号，与懿律直接面谈。张喜根据伊里布的指示，要求懿律等速赴广东，并称英俘在关押期间不会受到伤害。英方所关心的是伊里布是否肯出“告示”，懿律还当面取出地图，“指明地界，暂归夷人管辖，俟广东事定后，即行纳还”，并让张喜将此划界地图带回交给伊里布。[117]10月28日，张喜返回镇海，还带回了英方要求出“告示”的照会。[118]
伊里布此时急欲送走“瘟神”，同意了英军提出的将定海问题放在广东会谈中解决的方案，于10月30日照会懿律，声称其“已缮就告示十道，发往张贴”，至于释俘和归地，将在英人与琦善“会议完竣”后解决。[119]11月4日，懿律照会伊里布，表示即将南下，并称将约束部属，“不得驶至大港巨河，惊动士民”。[120]11月6日，懿律发布通告，宣布浙江停战。
浙江停战是伊里布的“杰作”。他以“臣子”的身份，巧妙地改变了道光帝“圣旨”规定的任务。停战使他避免了毫无胜利希望的武力进攻定海的战事，避免了难有中意结果的外交谈判，而原本由他承担的收复定海的责任，此次竟不动声色地转移到负责广东谈判的琦善身上。
到了这个时候，原本作为军事统帅的伊里布，无需进攻，也无需防守，什么坏事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坐等好事吧。
“天朝”中的大吏，聪明过人者莫如伊里布。
有论者谓，伊里布瞒着道光帝，私下与懿律签订了《浙江停战协定》。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书，称伊里布仅仅奏报了“告示”一事，未言及“协定”。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首先，所谓《浙江停战协定》，并不是一项双方签字画押的条约之类的文件[121]，而是由伊里布和懿律多次照会等文件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伊里布的《晓谕定海士民告示》和懿律的《停战通告》。伊里布的《告示》称：一、清朝皇帝“敕令本大臣不得复行攻击”；二、要求定海居民“各安耕读，各保身家，如果夷人并不向尔等扰累，尔等不得复行查拿”。懿律的《通告》称：一、“任何一方都不得逾越划归对方的地界”；二、“不得阻止民众的往来”；三、英军“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中国人”。[122]所有这些内容，双方在照会中都予以确认。至于双方地界的划定，[123]懿律曾让张喜带回地图，而伊里布在后来的照会中没有提出异议，可视作默认。
其次，《筹办夷务始末》所收伊里布奏折皆有删节。从档案来看，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之事，先后上有7道奏折，而在这些奏折之后，又附呈了懿律11通照会和他自己的10通照会。[124]可以说，伊里布时时事事均有奏报。
相对于鸦片战争中许多地方大吏匿情不报而言，伊里布可谓是大体诚实的。他的高明之处，也就在这种诚实之上。他在奏折中将懿律等人的照会全部附呈，实际上也就将所有的难题统统上交，从而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唯一可行的。他不像某些大吏在奏折中一味大话，结果无所措手；他始终保持了某种低姿态、低嗓门。正因为如此，他后被革拿送京审讯时，并未受到过重的处分。
如果说伊里布对道光帝隐瞒了什么，那就是隐瞒了他的内心。他已经看出军事上的对敌绝无希望，但就是不说，使得中枢不能及时地明了前线的实情。而后来的形势变化，又使他欲说不能。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部分英军南下广东，伊里布随之遵旨裁减镇海一带的清军和雇勇，[125]等待着广东谈判带来好消息。
但是，在当时“天朝”的氛围中，顺昌逆亡本是“制夷”的唯一正途，而对攻城略地的“逆夷”居然停止“攻剿”，自然无法为官僚士子，尤其是江浙官吏所接受。伊里布的停战举动，极不得人心，很快成为同官们的众矢之的。
先是新任浙江巡抚刘韵珂发难，奏称英军在舟山肆虐，并有久据之心，暗喻和平收复计划不可行。然后是途经浙江的钦差尚书祁寯藻上奏，称舟山父老乡亲纷纷要求进兵，并将民众公呈附奏御览。而最使伊里布不适的，是他的下属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裕谦的言论。他本与浙江事务无涉，但出自“天朝”大吏的义愤和责任感，上奏要求武力进攻舟山，且一次次报呈进攻方案。至于京城的言官，更是纷纷扬扬，奏章不绝。
就内心而言，伊里布对这些人的攻击并不惧怕，上奏时左遮右挡，自我辩护，甚至反唇相讥；他真正担忧的是广东谈判的进展。当伊里布将收复定海的责任转嫁到琦善身上后，万万没有想到，同官的攻击使他的命运与广东会谈紧密相连。万一定海不能收复，圣怒必然发作，自己必定牵连进去。伊里布熟知道光帝的性格，更清楚官场上本无是非，一切以大皇帝的好恶为标准。
可是，广东传来的偏偏是琦善谈判不利的消息。
道光帝决计开战，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这时再也不能固守其计了，只得在奏折上大谈用兵之道，可暗中多有小动作：
1840年12月31日，伊里布奏称，他将加强镇海等处的防守，而对舟山的英军，则打算购备火船，进行骚扰。
1841年1月9日，伊里布奏称，浙江防兵万名仅够防守，不敷“攻剿”，要求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4000名援浙。
1月17日，伊里布奏称，已拟就进攻舟山的作战计划，但“炮尚未齐，兵尚未集”，须等到炮、兵诸项准备就绪，然后乘英军“骄惰懈弛”之机再动手。
1月29日，伊里布再次奏报其作战计划，但除了上次提出的炮、兵两要素外，又提出须“添造二十四桨快船，雇备商舟渔艇，招募熟识水性水勇”后，再“设法进剿”。附奏的夹片还建议，利用美国来钳制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