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伊里布奏称，广东谈判尚未有最后结果，浙江不能贸然进攻，以免英人得讯后在广东更加猖獗。[126]
如此看来，伊里布的这些计谋就已不再是针对英国人的，而是针对道光帝的了。
面对道光帝一道道迅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表面上仍大谈如何进兵，但又层出不穷地预设种种条件，用意正在于延宕时日。他始终不肯进攻，甚至不肯明确答复进攻的时间，能拖多久就拖多久，期待着时局的变化。尽管他在镇海一带铸炮、造船、修筑工事，拉开了架势，显得轰轰烈烈。但场面闹得越大，就越有摆摆样子之嫌疑。他虽然曾在奏折中隐约暗示进攻没有把握，但在道光帝的严旨、同官们的批责下，始终不敢说出其避战的内心判断。他知道，说了必遭重罚。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骗不了同官们。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与路过杭州的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密谋后，联名出奏，要求启用已被罢斥的林则徐、邓廷桢来浙，“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切攻剿事宜”。
伊里布的这些小动作也触怒了道光帝。1841年2月10日，他免去伊里布钦差大臣的差使，任命主战最力的江苏巡抚裕谦前往浙江接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127]
就在这关键时刻，伊里布的转机到来。
1841年2月7日，伊里布收到琦善由广东发来的六百里飞咨，告之英军将归还舟山（详情见后节）。他闻讯大喜，当日一面奏报道光帝，一面派家人张喜去舟山，准备履行他与懿律的前约，一面释俘，一面归地。
此后的中英交涉，因照会中的抬格、代售舟山积压英货、先释俘还是先交地等细故而颇费周折。2月20日，伊里布突然收到新任钦差大臣裕谦的咨会，知其已被免差，旨命返回两江总督本任，不免大惊失色；而更让他心慌意乱的是，这位新大臣对老上司还有一通毫不客气的咨会，“安突德等不可释放，本大臣尚须查讯！”[128]
伊里布知道自己已经失宠，亟欲亲手收复定海，以作补救而挽帝意，不愿让眼看到手的功劳反为裕谦享有；他更知裕谦鲁莽激越，若将英俘交到他的手中，还不知会惹出何种乱子（关于此事，详见第五章 ）。于是，他一反官场常规，不是坐等新大臣到来，而是加紧收回舟山的交涉。
到了2月22日，一切尚未议定，伊里布心急如焚。当晚，他与余步云紧急商议至二更，最后决定：一、由张喜先携部分英俘去舟山释放，劝英军退出舟山；二、派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总兵率兵3000人，押解英方最看重的安突德，随后跟进，收复舟山。
派兵前往，是伊里布不得已而用的险着。这反映出他遭道光帝严谴后破釜沉舟的一搏。[129]
可是，实际的行动，却不免有些滑稽。
2月23日晚，张喜按预定计划出海，次日晨至舟山，释放了部分英俘。当英方问及安突德等人时，张喜依计答复：若英方归还舟山，便释放安突德；若英军不归还舟山，便杀了安突德，大军开战。可正当张喜唇枪舌剑驳斥辩难之际，只见安突德驾小舟而归。过后，押解安突德的清军两名下级军官赶到，称途中英军劫走安突德，清军尚未跟进。本以武力为后盾的张喜，顿时成了孤身求情的乞儿。24日下午，英方同意撤军，收缩部队，准备离境，而此时接收定海县城的不是派出的3000大军，而是3人（张喜和两名下级军官）。张喜连夜返回镇海向伊里布报信，这两名无奈的军官只能四处寻找熟人，代为看守城门和仓库。25日，英军登船南下广东。26日，葛云飞等部才会合齐集，收回舟山。[130]
而在伊里布的奏折中，情况就不同了。
2月24日，他派出张喜和葛云飞等部后，忙不迭地上奏道光帝，声称已与英方约定24日交还舟山，裕谦尚无抵浙日期，若按常规等待新大臣的到来，须得与英方改期，迟碍收复失地；且他策划已久的进兵计划亦有可能泄露，往后难期得手。因此，他为了不失时机，自行作主，仍于2月24日收回舟山。明明是一场抢功的把戏，竟被他说成是不诿卸责任的勇为。针对道光帝历次武力攻克舟山的严旨，伊里布还在同日专上一折，胡编了所谓的进攻计划：派兵3000人为主力，另捐银1万两，在舟山密雇乡勇；若英军拒不归地，内外结合同时并举，进攻县城；若一时不能获胜，便在岛上据险分驻，以图后举，云云。明明是一项仓促的决策，竟被他说成是计划周全奇正交用的行动。[131]
尽管伊里布在奏折上大话连篇，但心里并没有底。上奏后的当日夜晚，张喜返回，告知清军并未到达。不久，裕谦又来咨会，宣告2月27日到职视事。而葛云飞等前方将领出发后，一连3天居然全无消息。这可吓着了伊里布，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当伊里布终于得知清军复据舟山后，总算松了一口气。2月27日，他再奏道光帝，又生编了一段收回舟山的详细情节：
我兵丁初四日（24日）午刻齐抵定海，该夷半在城内，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此时舟山英军的指挥官）即缴纳城池，城内各夷立即纷纷退出。我兵整众入城，登陴看守，并将城外道头地方该夷所盖草房全行拆毁。郑国鸿等传宣恩谕，将夷俘晏士打剌打厘（即安突德）等释令领回，并饬赶紧起碇。胞祖等免冠服礼，声称伊等将城池交献后，即于初五日全数撤退……[132]
这一段无一字为真的言语，把滑稽可笑的丑剧改编为堂皇气派的正剧。值得注意的还有，伊里布为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一改其先前的做法，2月24日和27日的奏折，都没有附呈他与英方的往来照会。
不料伊里布为顺合帝意而胡编情节的奏折到达京城时，反使道光帝以为若伊里布遵旨及时进兵，完全可以消灭这股盘踞舟山而人数不多的“逆夷”。当广东军事失利的奏章频至时，深为倚重的伊里布竟然放虎归山，让一股本可全歼的“丑类”滑脚而逃，又怎能不使道光帝大发雷霆。伊里布本来只是撤销了钦差大臣的差使，却因收回舟山而加重了处分：“伊里布著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133]
这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本是游离于鸦片战争主旋律之外的一段插曲，大可几笔带过。我在这里不厌其详地逐一记述，原因有二：一是过去的人们对此研究不多，致使许多细节模糊不清，有必要一一厘订清楚。二是过去的人们往往在不清晰的记述中，使用了清晰的道德批判，使得伊里布有如乖戾小人，因而不能真正理解他的言行。
伊里布与琦善一样，是清王朝中最早由主战走向主和的大吏。这种观念的转变，起因于无渡海作战的船艘，后因张喜而更清楚英军的实力。[134]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很早便消退了与“逆夷”不共戴天的豪壮气概，希望能与英方达成双方都能“下得去”的妥协。很显然，他的想法与前节所叙道光帝的主“抚”思路，并不吻合，而到了后来“天朝”上下一派欲逞“剿夷”之痛快的氛围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罪过。他很幸运未奉派主持中英谈判，还可以不公开说出其真实思想，但在其主持的浙江范围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激起同官们、道光帝以及许多人的憎恶。
这里面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 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但是，我们在行为上为伊里布辩护之后，又会发现，我们无法在动机上为他辩护。所有一切表明，伊里布的消极避战并非出于减少国家、民族、民众利益损失的考虑，而是为了保全其个人。他恐怕在战败之后，其声名官禄乃至身家性命之不保。其中最明显的证据是，他没有拼死一奏，将真相说个明白，使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决策，能立于可信可靠的基础之上。他的这种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取向，无疑是错误的。
伊里布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在对付侵略者方面，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均无足以称道的精明之处；但在对付道光帝方面，却表现出高于其他“天朝”大吏的熟练才华。作为官场老手，他深谙政治运作的窍门，惯使诿过占功的招术。从以上我对他的叙说中，可以看出他施展的种种手段。也算是他的幸运，局势的突变，竟使他能收回舟山，本来是无路可投，竟也给他一条出路。[135]
在研究伊里布的这段经历时，使我最感兴趣的是，他对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的过程。在其开始，伊里布还是诚实的，后来奏报与英方的交涉，虽不乏“天朝”的大话，但大体情节仍为可靠。随着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严旨，他的奏折越来越言不由衷，而获知其已被免差后，竟满纸谎言。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由于伊里布并没有说出真情，由于当时的人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情，社会对他的批判，自然（甚至必然）出自道德的角度。就连20年来一直对他深信不疑的道光帝，此时也不能了解他的想法，派裕谦多方调查，最后怀疑他是否接受了英方的馈赠。1841年5月3日，道光帝收到裕谦的密片，称英方“另有送张禧（喜）礼物，因甚秘密，即同去之陈志刚亦不得详……”以为其中必有勾当，立即下令将伊里布革职，命其携张喜进京听训。[136]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从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后人的效法证明了伊里布的做法有着那个时代的“合理性”。也因为如此，这位革职拿问发遣军台的阶下囚，未等到8年，而是定罪后的8个月，便东山再起。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137]
琦善与伊里布旨趣相投，却没有伊里布的那份幸运，他的面前，只是死路一条。英方的开价与清方的还价差之霄壤，没有调和的余地。
《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作为英国政府的正式文件，向清政府提出下列要求：
一、赔偿被焚鸦片。
二、中英官员平等交往。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商欠。
五、赔偿军费。
但是，以上五项并不是英国的全部要求。1840年2月20日，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一并发给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还有巴麦尊的第1号训令，其中包括了更多的要求。为了使全权代表能充分理解不致有误，巴麦尊还拟就了对华条约草案，供懿律和义律在谈判中使用。该草案共有十条：
一、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为通商口岸。
二、英国政府可在各通商口岸派驻官员，与中国政府官员直接接触。
三、割让沿海岛屿。
四、赔偿被焚鸦片。
五、中国废除行商制度，并赔偿商欠。
六、赔偿军费。
七、未付清的赔款以年利百分之五计息。
八、条约为中国皇帝批准后，解除对中国沿海的封锁；赔款全部付清后，英军方撤离。
九、条约用英文和中文书写，一式两份，文义解释以英文为主。
十、条约在规定期限内由双方君主批准。[138]
如果我们将此两文件对照，就会发现，《条约草案》中第一、七、八、九、十条为《致中国宰相书》中所无，而第二项中增加了派驻官员，第五项中增加了废除行商制度。对清朝说来，后一份文件要苛刻得多。
那么，这两份内容有着不小差异的清单，又应以哪一份为准呢？巴麦尊规定，以后者为准，同一天他给懿律和义律的第4号训令指出，条约草案中一、二及四至九各条，是“必不可缺的条件”，[139]表示了毫不通融的态度。对于可以通融的第三条，即割让沿海岛屿，他又提出了五项交换条件：
一、允许英人在通商口岸进行极度自由的贸易和各种活动。
二、清政府公布进出口关税则例，清政府官员不得征收高于该则例的税费。
三、给予英人最惠国待遇。
四、中国不得对从事非法贸易的英人以人身虐待。
五、给予英国领事裁判权。
巴麦尊还明确指示，如清政府不同意割让岛屿，须将上述五条，列入条约的第二条以后，其余各条的编号也随之改变。[140]由此看来，只有第十条，即双方君主批准条约的时限，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到现在还弄不清楚，为何巴麦尊在《致中国宰相书》中没有开列英国的全部要求？他开出两张不同的清单是否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巴麦尊在其《致中国宰相书》开列其全部要求，必会遭至道光帝的严拒，就不会有主“抚”这一层波澜，更不会有琦善的广东之行。
清方的还价不像英方的开价，有一份可以列出甲乙丙丁的清单。这是因为，道光帝对“情词恭顺”的英“夷”，并不打算开多少“恩”，主持操办的琦善，有时的让步只是得到事实上的批准。因此，清方的还价，出自圣裁的有：
一、惩办林则徐。
二、准许英人在广州恢复通商。出自琦善的建策或出自琦善的实际操作而为道光帝同意的有：
三、部分赔偿被焚鸦片。[141]
四、中英官方文件来往用“照会”。[142]
此外还有一项不见于任何文字材料，但今日的研究者可歙歙闻到的是，道光帝打算对猖獗于中国沿海的英国鸦片走私眼开眼闭，不再绳之以法了。
从清方的还价来看，其第一项本非英方的要求，而清方又最为看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两种文化的差别是深层的；其第二项，只是循规旧态，与英方要求五口通商的进逼恰恰相反；其第三项不能满足其全部赔偿的要求；其第四项虽解决了平等文书的问题，但没有确立两国官员交往的其他程式。即便那项对鸦片走私的默许，也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脾胃。他们此时虽没有正式提出要求，但巴麦尊已指示英方代表劝说清政府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
总之，清方只回答了英方要求的皮毛。
谈判中讨价还价本是一种战术，但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谈判者有权做出让步。而主持广东谈判的英方代表义律和清方代表琦善，显然都不具备此等资格。
英方的全权代表本为懿律和义律两人。1840年11月，懿律因身体不适去职。[143]义律成为唯一的全权代表。他虽有“全权”之名，但从巴麦尊训令中可以看出，他无权降低英方的要价。实际上，巴麦尊本人根本不相信谈判，在1840年2月20日训令中明确主张用大炮来说话，对方要么接受条件，要么动武，不必纠缠于交涉。[144]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其职权范围比义律还小。他不仅没有提高还价的全权，而且据清朝的律规，他亦无与外国签订条约的全权，时时事事都需请旨办理。他在京请训期间，道光帝有何指示，今已无从查考。但是，从后来道光帝的上谕中可以看出，对英“夷”的“桀骜不驯”，道光帝是绝不让步，主张立即动武的。
因此，真正有资格发言的是巴麦尊和道光帝，义律和琦善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牵线木偶，一举一动都应受之操纵。若按照两位牵线人的本意行事，那么，双方一经交涉就应立即开战，完全用不着如此许多的啰嗦。但是，无论是伦敦还是北京，都距离广东十分遥远，牵线人手中的线一放到那么长，木偶的手脚就不可能绷得很紧。于是，义律和琦善都利用这小小的松弛，一轮又一轮地交涉，演出了双方导演没有编排的众多节目。
所谓广东谈判，实际上是义律越权、琦善违旨的活动，其中义律走得比琦善更远。
这样的谈判又能有什么结果呢？
以上的分析，是今天研究者冷静思索的判断，而当时的两位当事人，琦善和义律，都是十分投入的。
1840年11月20日，义律由舟山南至澳门，29日，他发照会给琦善。也就在这一天，琦善由北京南至广州，途中56天，比他的前任林则徐少用了5天。12月3日，他发照会给义律。
中英广东谈判正式开场。
在这次谈判中，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义律。他似乎没有把巴麦尊训令放在心上，从现存文字材料中，似从未和盘托出巴麦尊起草的《条约草案》的全部内容。他最先的出牌，仍是《致中国宰相书》的条件，以后的出牌又不停地变化。他好像是害怕一开始就吓跑了对手，采取的是逐级加码的战术。
自1834年以来，义律来华已达6年，由随员升至对华商务总监督、全权代表，期间从未回国。他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善于用曲折的手段达到目的，得寸进尺。在与邓廷桢、林则徐等人多次交手不利后，突然实现能与“大臣爵阁部堂”琦善这样的“天朝”顶尖人物对等直接交涉，不免喜出望外。从他给巴麦尊的报告来看，他对此时清廷出现的和缓意向非常感兴趣，企图诱导这种意向的发展而不是挫败之。他的报告也使人产生一种模糊朦胧的印象，他似乎想做一个力压千斤的秤砣，由此操纵中国政治的趋向。当然，所有对他的行为和动机的研究，已经游离于本书的主旨之外，不必深究下去。但若要我作一个一般性的评论，那就是，他在“天朝”呆得时间太长了，手法上不免多了一些东方的阴柔之气，而对母国那种霸道手段有些生疏，用起来不那么老到了。
琦善在交涉之始，便予以同意赔偿烟价500万元，而对英方的其他要求均予婉拒。他本以为有此烟价之“殊恩”，即可大体成交，而没有想到对手竟如此不近事理，要求无厌。因此，在步步设防之后，他又作出一些退让：一、烟价增至600万元；二、“代为奏恳圣恩”，在广州之外另辟一口岸，但只准在船上交易，不得上岸居住。
特别有意思的是，琦善在照会中不断更换角色，有时如英方和道光帝之间的调解人，有时如义律的朋友，提出一些“善意”的劝告，而不太像清政府进行交涉的正式代表。还须指出，尽管在今人的眼光中，琦善的照会充满了滑稽可笑的“天朝”用语，但放在当时的背景中，琦善的嗓门还是属于低调的。这也是义律可以接受、巴麦尊不能容忍的原因（详见绪论）。
实际上，自1840年8月天津交涉以来，琦善对英国的了解也确实多于许多清朝官吏，但始终没有弄清楚两点：一、“天朝”对英国有多大的经济制裁的优势？茶叶大黄制敌说已不再提起，而断绝通商必令其败的观念仍未动摇，准许通商仍是他手中最重要的王牌。二、英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为何？既然英国口口声声宣称为报复林则徐而来，那么，林已革职、林的举措已不行、甚至林焚毁的鸦片都赔钱，英国还有何“冤抑”，还有什么理由非分要求不休呢？至于英国要进入中国市场，要将中国纳入其全球贸易体系等等原因，既没有人向他说明，而且即使有人说明他也不可能理解。因此，琦善虽已看出事情非常难办，但还以为手中有几分左右局势的能力，照会上仍游笔自如。
如此的笔墨官司打了一个多月，双方的来往照会共达15通。期间义律多次要求当面会谈，但在天津经历过6小时争吵的琦善，一直拒绝。1841年1月5日，义律终于搬出巴麦尊训令中的杀手锏，照会琦善，“依照兵法办行”。[145]
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占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清军大败（详见后节）。
战败的现实，似乎使琦善尚有幻想的头脑变得冷静了：自己原来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但他先前稳妥有序的手脚，却不免慌乱失措。1月11日，他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权限，擅自作主，照会义律，作出重大让步：一、“代为恳奏”“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二、“代奏恳恩”广州开港恢复贸易，条件是英军归还舟山。[146]很可能在其心目中，用虎门口外的不毛之地换取舟山，外加英军从沙角、大角两处撤退，还算是有利的生意。琦善的胆量真是够大的。
而义律此时的表现，也全无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风度。他明明知道琦善照会上所允的一切，只不过是“代奏”，算不上是正式同意，尚须得到圣旨的批准，但是却硬将生米当作熟饭吃。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1841年1月20日，他据琦善照会中那句含义不确的话，宣布已与琦善达成四项初步协定：一、割让香港；二、鸦片赔款600万元；三、中英平等外交；四、1841年2月2日恢复中英广州贸易。[147]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1月2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致函清军将领，声称有“文据在案”，要求撤退香港岛上清军。[148]
义律此类偷偷摸摸的勾当，激起巴麦尊的极度不满，并从根本上怀疑这种协定的存在。[149]
如果说从澳门到伦敦长达6个月以上的通信周期，使义律有充分时间放开手脚越权，那么，从广州到北京仅仅40天甚至更短时间的快报来回，本不应给琦善如此之多的自由活动的余地。可是，琦善抗旨不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一批奏折（12月7日发），态度已有转变，即下旨让琦善准备剿办之事。[150]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二批奏折（12月14日发），认为谈判已进入死胡同，毫无希望，遂下旨“乘机攻剿，毋得示弱”。同日，道光帝恐广东兵力不足，命四川、湖南、贵州备兵共4000人，听候琦善调遣。[151]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第三批奏折（12月19日发），大为光火，下了一道不留任何余地的严旨：
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逆夷再或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遣人再向该夷理谕……朕志已定，断无游移。（重点为引者所标）
他还下令启用已被革职、在广州听候处理的林则徐、邓廷桢，让林、邓协助琦善“妥为办理”。[152]
此后，道光帝在谕旨中，主“剿”的调门越来越高，对琦善的态度也越来越严厉。
由此可见，道光帝一接到广东谈判的奏报，旨意顿变，由主“抚”而转向主“剿”。而1月6日的谕旨，更是明令关闭谈判的大门。他本因英“夷”的“情词恭顺”而主“抚”，此期的变化亦在情理之中。12月19日以前的“夷情变化”，虽仍不出《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各项要求的范围，但此时对他又成了新鲜事情，可见他对这份重要的英方文件并无仔细的分析和研究，几个月后，忘得差不多了。
根据清方的档案，前引第一份上谕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前引第二、第三份上谕皆以“六百里”的速度发出。其到达广州的时间，当在1841年1月中旬。[153]据琦善奏折，他于1月20日收到1月6日的上谕。因此，若按照旨意办事，琦善最晚也应在1月20日改弦更张，转向主“剿”。[154]
但是，琦善的行动，恰恰相反。他不仅继续“收受”英方的照会，“遣人”与英方交涉，而且亦改变先前拒绝会面的做法，前往虎门，与义律直接会谈。
1841年1月26日，琦善与义律相会于虎门。27日和28日，双方进行了有关条约的谈判，争执的要点是香港问题。[155]谈判陷于僵局，琦善见势不妙，便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会议延期举行。[156]
琦善回到广州后，于1月31日拟定了中英条约的修正案，即《酌拟章程底稿》（后将分析），派人送给义律。但义律拒绝此案，坚持己见，并以战争相威胁。双方照会频频。后根据琦善的提议，双方定于2月11日再次会谈。[157]
与广东的情势正好相反，1月27日，正当琦善和义律会谈于虎门莲花山之际，北京的道光帝收到沙角、大角战败的奏报（1月8日发），即由内阁明发上谕宣布英逆罪状，决心全力攻剿，并由军机字寄上谕给琦善，下了一道死命令：
现在逆形显著，惟有痛加剿洗，以示国威，尚有何情理可喻？……著即督率将弁，奋力剿除，以图补救。[158]
这道谕旨于2月9日到达广州，[159]可是琦善仍旧不肯回头。2月10日，即收到谕旨的第二天，他依然按计划离开广州。11日和12日，他与义律在虎门蛇头湾举行第二次会谈。
关于此次会谈，义律的报告称，“两人长达12小时的讨论的结果，成功地拟成了全部条文”，但琦善没有签署这个条约，要求展期10天。[160]看来，琦善在英军压力下已经不敢公开抵制，只是耍了个滑头，到了关键时刻没有签字溜了回来。琦善对这次会谈也有报告，但已经全是谎言了。他奏称前往虎门是为了查勘该处的防务，适遇义律求见，为“缓兵之计”而与之会谈。他还奏称，会谈完全围绕香港问题，他批责了英方强占香港的行径，再次声明，只是“寄寓一所，并非全岛”。[161]
此后，琦善如同前面所叙的伊里布，全靠谎言来维持日子。2月13日，琦善从虎门回到广州，收到了两份重要的文件：一是道光帝于1月30日的谕旨，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集大军前往广东“剿夷”。[162]二是义律根据蛇头湾会谈拟就的条约草案——《善定事宜》，并在照会中要求早日会晤，共同签署。[163]同一天内受到两方猛击，琦善已无路可走。2月14日奏折中，他称会见义律是“缓兵之计”，实际上是“缓”道光帝“之计”；他又称会谈围绕香港问题，很可能是风闻同僚广东巡抚怡良乘他不在广州，于2月11日出奏弹劾他“私许香港”。[164]
由上可见，最晚从1月20日起，琦善一直对抗道光帝的谕令，拒不攻“剿”，坚持用和谈来解决争端。而到了此时，新的将军、参赞即将到来，换马已成事实，他被黜只是时间问题，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准备武装抵抗。为此，他还在2月14日奏折中向道光帝保证：“此后该夷再来投文，自应遵旨拒绝。”
后来的事实表明，琦善对和谈还不死心。1841年2月16日，义律照会琦善，称英军已撤离舟山，要求于2月20日前在他的《善定事宜》上签字，否则“仍复相战”。[165]琦善经受不住此等恫吓，立即忘记了自己的保证，于2月18日复照义律，真的行使起“缓兵之计”：“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一俟痊可，即行办理。”[166]
2月19日，琦善派他的交涉专使鲍鹏去送这份“缓兵”的照会，怕义律不会善罢甘休，便另撰一文件，再次做出让步：从原先的“只许香港一隅”，扩大为“许他全岛”。他嘱咐鲍鹏：“看光景恭顺则付，倘有反复，不要给他。”第二天，鲍鹏还是带回了这份文件，因为，据这位当过买办、贩过鸦片、被地方官指名捉拿、甚至民间传说是大鸦片商颠地的幸童、而被琦善加以八品顶戴的信使的观察，“光景不好”。[167]
就历史的结论而言，即使琦善和义律达成了协议，也绝不会被两国政府批准。但作为历史的考察而言，分析一下两人各自提出的最后价码，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可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思想。
琦善对英方是不停地还价，其最高还价是1841年1月31日向义律提交的《酌定章程》，该条约仅有4条，内容为：
一、准许英人在广东通商，准许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
二、此后英人来广东贸易，悉按旧例办理。
三、英船夹带鸦片和违禁品、或漏税走私者，货即没官，人即治罪。
四、英人今后对此处理不得有异议。[168]
由于琦善打算用私下解决的方法处理被焚鸦片的赔款，条约内对此事没有涉及。从琦善所拟的条约内容来看，除给予香港地方一处寄寓外，并没有其他违旨条款，反而明确重申了以往的旧例。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义律最后的出价，是1841年2月13日送交琦善的《善定事宜》，该条约共有7条，内容为：
一、英人前往广州贸易，按旧例领取牌照，准许自由出入。中国政府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查无违禁品的英船主，无须具结。
二、两国官员公文平等往来。商人业务由商人自办，并按旧例向中国官宪具文。
三、中国皇帝批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国主，并准许中国船只去香港通商。
四、在华英人犯罪，由英、中两国官员共同审理，在香港服刑。在香港的中国人犯罪，引渡给中国，由中、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
五、英船按旧例驶入黄埔。英商交纳行商费用以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1841年1月23日）为准，不得再增。两国通商章程、税率等项，由中国行商3人和英国商人3人共同讨论拟定，由广东官府批准实施。中国行商3年内还清欠款，3年内取消行商制度。
六、今后英商携带违禁品入境，货物没收，人犯或由中国驱逐，或交英方处理。
七、条约由英全权代表和清钦差大臣盖印，然后由英国政府批准，再由清朝钦命大学士盖印。[169]
由于义律也同意私下处理鸦片赔款，条约对此没有涉及。
义律所拟的《善定事宜》与《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要求相比，减少了赔偿军费一项，与巴麦尊拟定《条约草案》相比，减少了增开通商口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官员、赔偿军费、赔款付清前占据舟山、未付赔款计息诸项；相应地增加了领事裁判权、另订通商章程、取消行商制度等内容。若以义律的《善定章程》与巴麦尊的《条约草案》相比较，前者更对中国有利。义律完全违背了巴麦尊训令。
但是，若将义律的价码与琦善的价码相比较，双方的差距仍是非常之大。由此看来，即使没有道光帝停止谈判、大兵开战的谕旨，琦善是否会同意义律的要求而在《善定事宜》上签字，仍是不能肯定的。
有论者据义律于1月20日宣布的所谓《初步协定》和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较，认为此期琦善外交取得了大胜利。我以为，此论似为不妥。
其一，无论是义律1月20日宣布的《初步协定》，还是2月13日送交的《善定事宜》，琦善实际上都没有同意；而琦善1月31日发出的《酌定章程》，义律也没有同意。在广东谈判期间，中英双方根本就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又何从与《南京条约》相比较，又何从称之为外交胜利？
其二，义律在广东谈判期间所作出的让步，似为其个人的行动，而非琦善所致，巴麦尊后来几次批责义律，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检视琦善谈判中的所有照会以及有关谈判的资料，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似不能把他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说词，当作可嘉的战术。此时他与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的差别，仅仅在于，别人主“剿”，因而无“外交”可言；而他反对“剿”，因而有此“外交”的磨难。
琦善在广东谈判期间的抗旨，无论怎么说，都不能算作是细节。因此，按照儒家学说和清朝的法律，琦善罪无可逭。
可是，若不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反过来检讨道光帝的决策，我们又可以看到，如同先前由“剿”转“抚”一样，此期的由“抚”转“剿”仍是十分轻率的。从他这一时期的朱批和谕旨来看，他似乎不是很注意英方提出条件的具体内容，而是震怒于英方提出条件的行动本身。“情词恭顺”催生主“抚”，“桀骜不驯”促成主“剿”。他的这种看问题的视角，自是“天朝”大皇帝的风格所定，而这种表现又在某些方面类似文化革命期间的“打态度”。
君主的好恶，酿成一波三折。
作为一名臣子，琦善完全知道抗旨的风险。但他坚持和谈，一方面是出自自信，以为自己既可以说服道光帝又可以说服义律，这一点是虚幻的；另一方面是出自清军不敌英军的判断，而这一点恰恰是事实。与伊里布的支支吾吾不同，琦善在奏折中是真话实说，反复上陈。这也是琦善唯一可贵的地方。
五 虎门大战
在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时代，外交上声音的大小，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取决于武力。鸦片战争中的虎门之战典型地说明中英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
虎门位于今广东东莞市。它不是一个点位的概念，而是泛指外濒伶仃洋，内联狮子洋，长约8公里的一段珠江江面以及附近两岸的地区（详见后图）。它是广州的门户。若要抗拒浮海而来的侵略者，其战略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正因为虎门的战略地位和地理形势，历朝统治者都注重虎门的设防，其最早的工事可追溯到明万历朝。清康熙朝后，修防不断，逐步形成要塞规模。1810年，嘉庆帝增设广东水师提督，其衙署就设在武山侧后的虎门寨（今太平镇），直接指挥此处的防御。
但是，虎门防御工程建设的关键年代，是1835至1839年，其总设计师为关天培。
先是1834年律劳卑来华，命英舰2艘闯过虎门要塞，一直进抵黄埔，威逼广州。虎门清军曾竭尽全力对之开火，但仅毙英方2人，伤7人，英舰也仅受到一些轻伤；但己方的损失却相当惨重。道光帝闻讯大怒，罢免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阶，调苏淞镇总兵关天培继任之，命其一洗旧习。
关天培，江苏山阴（今属淮安）人，以武秀才补清军把总，积20余年经历累迁至参将。其一生中的转折点，在于1826年首行海运。是时，他以吴淞营参将的职分，押解粮船1254艘开出长江，扬帆北上，其间虽有300多艘因风潮漂至朝鲜，但皆觅道而归。当浩浩荡荡的船队驶入天津时，百万石漕粮解收无缺，三万名水手全部安然。道光帝闻讯大喜，升关天培为副将，未久，又升其为总兵。1833年，关天培进京陛见，道光帝仍不忘此事，温语嘉慰。
1834年底，关天培接手新职。他详细考察了虎门的地理形势，提出了三重门户的防御设想：
一、沙角、大角两炮台相距太远，难以形成交叉火力，故改为信炮台。一旦有敌舰内驶，两处即发信炮，通知上游各炮台守军准备迎敌。此即第一重门户。
二、上横档岛一线地理形势占利，为重点防御区域。在东水道，他改建武山西侧的南山炮台，更名为威远炮台，安炮40位，加固威远炮台以北安炮40位的镇远炮台，加固上横档岛东侧安炮40位的横档炮台，企图以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共120位火炮，控御横档东水道。在西水道，他新建上横档岛西侧的永安炮台，安炮40位，新建芦湾东侧的巩固炮台，安炮20位，企图以永安、巩固两炮台共60位火炮控御横档西水道。此即第二重门户。
三、加固大虎山岛东南侧的安炮32位的大虎炮台。此即第三重门户。[170]
1835年，关天培在两广总督卢坤的支持下，历时约10个月，按照上述构想改造虎门防卫体系，年底工程完工。
两年之后，1838年，马他仑来华，英舰直逼虎门，关天培被迫屈服（详见第二章 第一节）。事后，关天培又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支持下，根据此次事件暴露出来的虎门防卫体系的缺陷，再次加强防御能力：一、在镇远炮台和威远炮台之间，新建靖远炮台，安炮60位。这是当时清朝疆域内构筑最坚固、火力最强大的炮台。二、在饭箩排和上横档岛的西侧，架起两道至武山的排链，以迟滞敌舰的内驶速度。[171]
图二 虎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1839年，增建工程完工，虎门成为清朝最强大的海防要塞。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时，曾奉旨检查了工程质量，对关天培设计的虎门防卫体系表示满意。[172]
关天培的三重门户设想，重点在第二重门户，即上横档岛一线，尤其以横档东水道为著，炮台火炮，泰半设于此处。
1835年起，关天培制定虎门清军春秋两操的章程，[173]后又根据防御的扩大而修改。[174]所谓春秋两操，即春秋两季的演习。该章程实际上就是未来作战的应战方案。根据关天培的章程：虎门各炮台平时守兵共590名，平均每3兵看护2炮，演习时再增派协济兵丁670名，大约每4兵操1炮；演习时江面另调水师战船10艘，每艘炮12位、兵丁水手64名，共计炮120位，兵640名；演习时另调泅水阵式兵、中水对械兵、爬桅兵、能凫深水兵等水中交战兵丁百余名。全体参加演习的清军共计2028名。此数即虎门战时编制。
根据关天培的章程：敌舰闯入虎门口端时，沙角、大角守军发现后施放信炮，通知后路；当敌舰驶入横档东水道时，以威远、靖远、镇远、横档四炮台轰击之，敌舰因排链阻挡，必不能蓦然闯过，势得停留多时，正利于清军火炮连番轰击，此时部署在横档后路的清军师船和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炮台作战；若敌舰驶入横档西水道，以永安、巩固两炮台轰击之，而清军师船及水中作战兵丁亦前来配合对敌；若敌舰闯过横档一线防御，继续深入，以师船和大虎炮台拒之。
这是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但它是根据1834年律劳卑来华时虎门之战的经验而制定的，其实质是层层堵截，防止敌舰闯过虎门，直逼广州。可是，敌舰若不是急着闯过虎门，而是直接进攻炮台，那么三重门户就成了三重互不相连孤立无援的据点。关天培的9台10船426炮2028人的战时编制，[175]也是根据1834年、1838年两次来华的英舰数目而确定的。也就是说，关天培设计的虎门的防御能力，仅是敌舰数艘。[176]1841年，英军采取的却是直接进攻炮台的战法，而舰船数目是虎门设计能力的数倍！由于林则徐等人的敌情判断失误，虎门的防御体系至临战之际已经来不及修改，只是增加一些兵勇火炮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