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虎门防卫体系，正如明代尽心尽力修筑的长城未能阻止其祖先的数度入犯一样，本身就是一只靠不住的跛脚鸭。
有论者将虎门之战的失败，归咎于琦善的撤防或拒不派援，对此，我在绪论中已经扼要提及，这里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林则徐奏折，1840年6月鸦片战争开始时，虎门的清军兵勇共为3000余人。[177]这比关天培的战时编制增加了1000多人。四个月后，1840年10月，广东巡抚怡良奏称：“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二千余名。”这里所称的“虎门内外”，是指虎门外的九龙、澳门和虎门内的狮子洋以上的各处防守，当然，也包括虎门。怡良所奏的“万人”和“撤减二千余名”都是靠不太住的数字。[178]即使以“万人”来计算，参照先前林则徐的奏折，澳门有设防兵勇约3000人，[179]九龙有设防兵勇1000余人，[180]那么，虎门兵勇至多不过6000人。这个数字虽为关天培的战时编制的三倍，却只有虎门交战时实际兵力的二分之一强。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明，关于琦善撤防的各种记载是统统靠不住的。[181]由于当时盛传这种说法，琦善被革职逮问后，审讯时专门问及这一点。如果说琦善对其他问题尚有支吾；以示自己认罪态度良好，那唯有对此事却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地否认。[182]撤防并非受贿之类，可私下暗行，又何以瞒住他人？琦善若真有撤防之事，在此关系到其身家性命的审讯时，又何以敢出诳言？
与之相反，有关琦善派兵勇增援虎门之事，却是有案可据的。这不仅可见于琦善当时的奏折，[183]而且从英方的记录中可以得到验证。[184]沙角、大角之战后，英方同意暂时停战，条件之一是“应将现在起建之炮台各工停止，不得稍有另作武备”。[185]但是，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的增兵添防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伯麦于1841年1月11日和13日，两次照会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对此作出解释，否则立即动武。[186]关天培立即复照，表示“排链已不添安”，各山所搭帐房“全行撤去”，新增援的官兵不能立即退走，是因为雇船“未能速到”。[187]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关天培的答复是缓兵之计，除排链一项外均未实办。
经过琦善等人努力，至交战时，虎门地区的清军兵勇总数达到11000名以上，[188]而英方又称，在虎门地区共缴获大小火炮660位以上。[189]以此兵、炮数目与前相比，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琦善并没有削弱虎门的防御力量，反而加强了这种力量。
也有一些论者批评琦善增援不力，即未派出更多的兵勇加强虎门防御。我以为，这也要作具体分析。
就清代的兵制和兵额而言，调兵并非是一件易事。在一狭小地区增派兵勇8000余名，琦善似也已竭尽其所能。从全国范围来看，在鸦片战争中，虎门地区的兵勇火炮超过各海防要地，是居第一位的。
就军事学术而言，虎门此时再增加兵勇已经毫无意义。如威远炮台，设炮40位，平时守兵60人，战时编制160人，而到交战时该台兵弁增至327人，另外还雇勇91人。至此，兵多已不能增加战斗力，反而成了活靶子。从炮台的规制建构来看，也已容纳不了更多的兵勇。琦善亦奏称，“炮台人已充满”，“亦复无可安插”。
当然，还须说明的是，尽管琦善对虎门防御作过如上的努力，但并不相信这些努力会奏效。1840年12月26日，他在第一次增兵虎门时便奏称：“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有备，一面又备文向其详加开导。”[190]增兵本非为战，不过“虚张”而已，目的仍是“开导”。而他后来的增兵，情况自然不同，但从其奏折中可以嗅出他应付道光帝一意主“剿”的严旨不得不为的味道。
那么，虎门战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虎门战役的第一仗是沙角、大角之战。1月7日清晨，英舰加略普号、海阿新号、拉恩号（共载炮52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轰击炮台吸引守军；英武装轮船4艘拖带小船，运送地面部队共1461人，在炮台侧后约4公里的穿鼻湾登陆，实施迂回攻击。上午10时，英登陆部队占领第一道横向山岭，构筑安炮3门的野战炮兵阵地。登陆英军地面部队遂在其野战炮兵的掩护下，进攻清军山上临时军营。守军虽以炮火还击，但无法抵御居高临下的英野战炮兵，军营起火，延烧兵栅，该军营陷落。英轮船2艘在送完登陆部队后，再次机动，选择有利地形，炮击沙角山上小炮台，压制其火力。攻克山上清军军营的英地面部队，乘势攻占沙角山上小炮台，并续向山谷清军军营进攻。这时，英军4艘武装轮船已全部进至沙角炮台的正面，参加加略普号等3舰对沙角炮台的轰击。炮台守军此时已无法抗受英军的凶猛炮火，兵丁死伤过半。而登陆英军在攻克山谷清军军营后，再次行动，从侧后进攻沙角炮台。守军背腹受敌，副将陈连升战死，炮台沦陷。
就战术而言，沙角之战应使清军大开眼界。这些狡猾的“逆夷”，竟然不作堂堂正正的正面攻击，反而偷偷摸摸地绕行到炮台的背后，击打自己无防护的柔软的腹部。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抢占制高点，辅以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上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清军则被动至极。在关天培的设计中，沙角本属信炮台，敌舰若不内驶便毫无意义。此时在横档一线的关天培，距战场仅三四公里之遥，一无所为，眼睁睁地看着手下的一支部队被英军吃掉。三重门户的设计弊陋，由此暴露无遗。
沙角之战失败了，然清军若从此认识到英军更善陆战，也可谓失中有得。但是，在清军的情报系统中，这支明明分隶于英军第26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以及海军各舰水兵的正牌“夷”军，却被莫名其妙地误认为是汉奸。甚至还有人推论，这些供“夷”人驱策的亡命，原本是琦善遣散的水勇！[191]
就在沙角开战的同时，英舰萨马兰号、都鲁壹号、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载炮共106门），进至大角炮台的正面，以其舰炮猛烈轰击守军。就数量而言，英军舰炮已是清军的4倍有余，就质量而言，差别有如霄壤。成片成片的炮台工事在炮击中倒塌，守军虽作还击，然未奏效，反在敌炮火下无以驻足，无处藏身。当英军基本打垮大角炮台的抵抗后，各舰水兵搭乘小船从炮台两侧登陆，从被轰开的缺口处攻入炮台。守军无心再战，纷纷向后山溃退，炮台失守。
此外，在沙角战斗即将结束时，英武装轮船率各舰所配属的小船，向泊于晏臣湾的清军师船和雇船发起进攻。在水面战斗中，清军更不是对手。尽管英军未使用正规战舰，仍将清军打得落花流水。英军共击溃清军战船11艘，从船上缴获大小火炮82位。[192]
不同于先前的定海之战，沙角、大角之战前清军已作了充分的战斗准备，而且在战斗中也表现出高昂的士气和非凡的牺牲精神。清军共战死277人，另伤重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在鸦片战争中，除镇江之战外，我们还找不到何地清军能有如此的拼死抵抗。但是，将士用命仍不免于毁灭性的失败。如此巨大的伤亡换来的是，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193]
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沙角、大角之战后，英舰队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一线，并围困上横档岛。局势十分危急。1月8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带交一照会给关天培，声称清方若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亦同意停战。
关天培值此危局，态度软化，当即复照，称伯麦的照会已转交琦善，请英方等待回复，“可否再为商议”，即重开谈判，并称“缓商办理，未有不成之事”。[194]很明显，关天培此时已无战意，更倾向于谈判，甚至用“未有不成之事”这一含混的许诺，要求英方退兵，并以退兵为和谈的前提。
英方收到此照会，立即停止了军事行动，并向关天培提出了停战五条件。[195]不久后，琦善和义律重开谈判，英军退出虎门。
尽管关天培此时有意于以谈判解决中英争端，但他作为一名军事长官，对和谈毫无职权可言，只能寄希望于琦善；[196]而在义律等人频频发出战争威胁之下，他的职责又要求他加强虎门的防守，准备再战。然而，他此时面前又有着两件急迫棘手之事：
一、沙角之战暴露出清军炮台侧后的空虚。据此教训，关天培不顾停战条件中“不得稍有另作武备”的限定，在琦善的支持下，[197]在武山侧后的三门水道开始修建一座安炮80位的隐蔽式炮台，以防英军故伎重演；在威远炮台的南侧、上横档岛等处，紧急修建沙袋炮台；又在各处炮台的侧后，添派雇勇，准备与抄袭后路的英登陆部队作战。伯麦见情曾两次照会关天培，提出责难，而关天培仅在复照中表示顺服，实际工作并未停止。
二、沙角、大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大受挫伤。一部分兵弁闹赏讹钱，否则将纷纷四散。关天培为安抚士兵留防，只得典质衣物，每兵给银2元。[198]琦善亦为此而拨银1.1万元，发给关天培等人，以作激励兵弁士气之用。[199]
然而，关天培抱有希望的琦善—义律的广东谈判，此时已是燃油耗尽的灯，光线摇曳而终将熄灭；关天培的种种筹防措施，也为英军所疑忌，终使其采取军事行动。
1841年2月23日，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和一些所附属的小船，由晏臣湾闯入三门水道，驱走正在该处设防的清军船只和兵勇，破坏尚未完工的炮台。次日，复仇神号和小船再入三门水道，拆毁阻塞河道的各种设施。[200]
战斗重新打响。空前规模的大战在关天培设防的重点横档一线展开。该处有威远、靖远、镇远、横档、永安、巩固六座炮台及两道排链。至此时，尽管第一道排链已经毁环，但该处清军的武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一、武山一带的镇远、靖远、威远三座炮台，火炮增至147位；在威远炮台南，建有2座沙袋炮台，安设小型火炮30位；在炮台后山，建有军营，驻以兵勇，以防英军抄袭后路。
二、在上横档岛，除原设横档、永安两炮台外，修复横档山上炮台；[201]并在该岛的南北，修建沙袋炮台；在岛中部，建有军营，驻以兵勇，准备与登陆英军交战。全岛的火炮数目增至160位。
三、在芦湾一带，除原设巩固炮台外，又在其山后建一军营，驻守兵勇。炮位和军营共有火炮40位。
总之，在横档一线，清军在当面共有兵勇8500人，火炮377位，[202]增加的数量不为不多，但防御的核心仍是原设6炮台。
2月24日，英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一线清军阵地全部交由英军“据守”，[203]未收到答复。2月25日，英军开始行动。首先占领下横档岛，在该岛的制高点设立了共有3门重炮的野战炮兵阵地。
2月26日清晨，下横档岛英军野战炮兵向上横档岛射击，多次击中该岛清军炮台、军营。由于清军火炮多置于该岛东西两端，又兼英野战炮兵居高临下，难以还击，被动挨打，岛上逐渐陷于混乱。一些清军将领见势不妙，驾小舟离岛北逃，愤怒的士兵们不是向英军，而是向逃将们开了第一炮。
上午10时左右，风起，英舰开动。各载炮74门的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武装轮船皇后号为一路，攻打武山。为了躲避横档、威远等炮台的射击，该路英舰船沿晏臣湾航行。设于威远炮台东南的清军沙袋炮台和威远炮台向该路英舰船开炮，然沙袋炮台火炮太小而威远炮台射击夹角过大，无法对英舰船构成威胁。伯兰汉号和麦尔威厘号分别在威远炮台西南360米、540米处下锚，以猛烈炮火轰击武山三炮台。清军靖远、镇远两炮台因射击夹角限制而不能发挥作用，横档炮台又被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所压制，只有威远炮台独自还击。英舰在长时间的炮击后，基本摧毁了威远、靖远和沙袋炮台的作战能力，水兵300名乘势搭乘小船登陆，进攻各炮台。至下午2时，武山一带各炮台失陷，关天培及20余名兵弁战死（可对照沙角、大角之战），绝大多数在战斗中溃逃。驻守炮台后山的清军兵勇未主动出击，反被英军驱散。
在伯兰汉号等舰开动的同时，载炮74门的威厘士厘号、载炮44门的都鲁壹号和4艘轻型战舰为另一路，攻击横档西水道。威厘士厘号、都鲁壹号在西水道的正中下锚，用两侧弦炮同时向两岸的永安和巩固炮台开火，而轻型舰加略普号、萨马兰号、先锋号、硫磺号则穿过西水道，在上横档岛防卫薄弱的西北部下锚，轰击该岛的炮台和军营。上横档岛清军已经遭受了下横档岛英野战炮兵的连续几小时的轰击，此时在英军6舰200余门火炮的攻击下，已难以支持。至下午1时，永安、巩固两炮台均被打垮，停止射击。早已机动至下横档岛南侧避炮的英轮船复仇神号等船，乘机运送陆军在上横档岛西端登陆。英军在占领永安炮台后向东发展进攻，次第占领该岛中部的清军军营、该岛西端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由于岛上清军无处逃生，共有250人战死，100余人受伤，另有1000余人成了英军的俘虏。
下午4时，威厘士厘号的水兵，搭乘轮船和小船在巩固炮台处登陆。该炮台已被英军击毁，守军早已逃逸。英军占领巩固炮台后，继续向后山清军军营进攻，驱散了守军，焚烧了军营。
至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204]
英军在横档一线战斗中采用了避实击虚的战法，主力没有放在清军防卫较强的东水道，而是在防御相对薄弱的西水道实施突破；而在西水道作战的大多数英舰，又转攻防卫力更弱的上横档岛西北部；该岛东部强大的横档山上炮台和横档炮台，如同沙角炮台一样，被英军从背后攻破；即便是攻击东水道的英军战舰，也未深入，仅把攻击点放在威远炮台，从而避开了横档、镇远、靖远炮台的强大火力。正因为如此，英军在此次大战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仅有5人受了点轻伤！
关天培战前设计的战法，本是层层阻截敌舰的阑入，特别是从东水道强冲硬过。遇到这股无意越过而竟然直攻的敌人，实际上他已无战术可言。尽管他在战前构筑沙袋炮台、添防兵勇，但这些临时设施在实战中几乎无用。
这里，还需要说明一下英军都感到奇怪的下横档岛未设防的问题。
下横档岛位于上横档岛之南，从近代战术原则来看，它是攻击上横档岛的一把钥匙。可是，关天培最初的目的在于层层堵截，从地理形势来看，它不如上横档岛，可以和武山、芦湾更紧密地联成一气，因而他在上横档岛大兴土木时，没有注意到下横档岛。而到了开战前，仍未在下横档岛布防，是因为他还不明白西方此时惯用的抢占制高点、运用野战炮兵诸战术，尽管英军在沙角之战时已经运用过这些战术。从下横档岛这一细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中西战术思想的差距。
关天培英勇地战死了。人们由此称颂他精忠报国。当他的遗骸由家仆领走时，英舰亦鸣放礼炮，表示对殉国者的尊敬。他已经没有机会来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了，而后人只是一味赞美，以激励人们效法他，义无反顾地以身殉国。对于一个英勇战死的战士，任何批判都已不属于是非的范畴，而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指责他即与不道德同义。但是，当我们离开这一价值取向，在以后几章中又会发现，关天培的错误，当时的人们还在重复。
不知道关天培的在天之灵，更希望人们称颂他的英勇，还是希望人们批责他的错误而以免一错再错？
从以上这些不无枯燥的军事学术上的检讨中，不难得出结论：虎门战败与琦善当家无涉，换清王朝中的任何一个人来主持，也改变不了战败的命运。这因为，战败的原因几乎全是军事的，是由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技战术水准的高下决定的。
可是，道光帝却不这么看。他没有亲眼目睹英军的武力，总认为在军事上有几分把握。他担心的不是清军武力的弱小，而是主帅琦善的懦怯，因而将琦善种种清军不敌英军的直言，当作其懦怯的表症，没有听进去。1月30日，他以奕山主持广东军务，正说明他还未看清实际，将此当作主帅个人的胆略和能力问题。2月20日，他收到怡良关于琦善私许香港的密折，立即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送京审判，问题的性质，又似乎转化到主帅的道德品质层面去了[205]。虎门之战的军事教训总结，由此被耽搁下来。
在义律和道光帝夹缝中求生存的琦善，同时受到义律和道光帝的猛击。他心里明白，他只不过是道光帝的一名奴才，荣辱性命全捏在道光帝的手中，到此只能毫不含糊地转向，以适应道光帝的脾胃。1841年2月14日，他在奏报沙角、大角之战清军伤亡情况时，启用了他先前极度诋毁的粉饰手法，宣称清军官兵奋不顾身，“接仗四时之久”，“共计剿杀夷逆汉奸六百余名”云云。正如前节提到伊里布，这种不无迎奉帝意的言辞，更触发道光帝的勃然大怒，朱批：
前此据称广东兵全不可用，欺罔之心，妙在由己证之。
又朱批：
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206]
* * *
[1] 《清实录》第38册 ，第84页。
[2]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42—43页。
[3] 据汪洵：《定海直隶厅志》，光绪十一年（1885）刊本；马瀛《定海县志》，1924年刊本。其定海镇标三营兵弁数为战前数字，见伊里布奏（《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75页）。
又，定海县当时辖整个舟山群岛，定海镇另辖有象山水师协、石浦水师营、镇海水师营。其防区北接江苏苏淞镇，南接浙南黄岩镇，是浙江的海防重镇。
[4] 自乾隆帝封闭舟山之后，英国的商船（主要是鸦片走私船）时有窜犯。而乾隆年间马戛尔尼使华，曾将舟山作为其旅途中的一站。马戛尔尼使华的目的之一，是占据一岛并属意于舟山。
[5]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1页。
[6] 据巴麦尊训令，英国政府有意割占舟山，但义律后来在鸦片商人的鼓噪下，属意于香港岛。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军仍占据舟山，作为清政府偿清赔款的抵押。1846年，英国迫清朝签订《归还舟山条约》，明确规定：“英军退还舟山后，大清大皇帝永不以舟山等岛给他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71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势力范围的条约规定。
此后英国并未将舟山辟为通商口岸或占为殖民地，一直是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我以为，主要是上海租界的出现，使舟山不再具有重要的商业意义。
[7] 王庆庄：《定海被陷纪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8] 该最后通牒是鸦片战争中清方接受的第一份“夷书”，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事后随奏进呈，评论说：“臣阅看夷书，词甚狂悖，镇臣张朝发何以遵准递收？”（《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3—25页）
[9]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 49.
[10]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 52.曾任姚怀祥幕僚的王庆庄对此亦有记载，称姚氏在英舰上谓“事关民众，从容议之”（《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1页）。
[1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9页；《林则徐书简》，第151、165页。道光帝和林则徐都简单地将此次败绩归于定海清军“废弛”和未作准备。
[12] 定海道头港一带，清军已集结大小战船21艘，共计船炮170位，兵丁940名。岸上有兵丁600名，炮20余位。就全国范围而言，防兵火炮仅次于虎门而多于其他各地。参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1页。
英军此行有战舰5艘（炮158门）、武装轮船2艘、运输船10艘，载送陆军第18团、26团、49团各一部。参见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55, 48。
[13]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54-60;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4, pp. 43-4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228-232.《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24—326、348、352、359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3页；《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10—113页。
关于此战的开战时间，上述资料中说法不一。张朝发致浙江提督祝廷彪的报告称，战斗从卯刻至午时。镇标中营游击罗建功在后来受审时亦同此说。看来败将为推卸责任，提前了开战和战斗结束的时间。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引用Canton Register（《广州纪事报》）一文，也称英军上午进攻，但又称英军上午登陆。该文作者于7月8日晚才到达舟山，非亲历者，故皆不从。英军开炮时间，奥塞隆尼称下午2时，吉瑟林称2时半。奥塞隆尼为军事工程师，吉瑟林为使团军事秘书。后者的说法似更可靠。关于此战的详情，又可参见拙文《定海之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4]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419.
[15] 罗伯聃的报告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222-228。邓廷桢和祁寯藻等人的奏折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40—341页；第2册，第562—563页。此外也可参考《福建水师提督陈阶平等为厦门抗击英船情形致兵部尚书祁寯藻函》、《厦防同知蔡观龙等为厦门抗击英船事禀》（《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56—158页）、《同安营参将胡国安禀》（《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1册，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关于此战的详细经过和分析，可参阅拙文《鸦片战争时期厦门之战研究》，《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1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710页。
[17] 义律致巴麦尊，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89—490页。义律对此提出了三条理由，其中第二条是，“这份副本会被无根据地认为是我们有意乞求在广州谈判的证据”。
[18] 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pp. 72—73;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5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71—72页。
[19] 乌尔恭额奏折，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2页。此后乌尔恭额革职逮问解京，在审讯中称，该文件是由商人经宁波知府邓廷彩转交给他的，“书系封固，其中措词是否得体，未便拆阅”，第二天，“交原商人送还”（《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123页）。
[2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73—474页。
[21] 实际上，这一事实的考订，早在1942年就由姚薇元先生的《道光洋艘征抚记考》所完成。
[2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2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84—285、288—289、295—296、308—310、312—314、341页。
[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55—158、166—168页。
[2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222.
[26] 《同安营参将胡廷寅禀》，《道光鸦片战争汇存》（抄本）第1册 。
[2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7页。而邓廷桢在刚得到消息时连英舰的性质都一时难以辨明，上奏时称，“究竟该船系属何项船只，抑夷国战舰？”第155页。
[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75—177页。
[29] 对此情景的了解，可见于当时潜入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教士团中的俄国外交部官员的报告：“关于对英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中国官员避免谈此事，而蒙古百姓中只流传一些关于战事的模糊传闻，他们甚至跟谁开战都不知道。”这位间谍通过私人关系才得知定海失陷的消息。转引自［俄］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以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30] 曾国藩的读书笔记后编为《读书录》，但打乱了时间顺序，按书籍类别排列，我们已无法查出他这段时间的心得。
[31] 以下引文未注明者，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7—362页。
[3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18—319页。又据《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乌尔恭额在此奏之前，于7月6日发出一折，说明听到英军扰浙的消息，决计前往镇海，加强防卫。但该件未标明收到时间，估计以普通速度发送，道光帝于7月20日以后收到，故仅朱批一“览”字。
[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6—168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43页。又，在此奏之前，邓廷桢于7月9日还有一奏，称听闻厦门开战，将前赴泉州。因为该奏用普通速度发送，迟至8月6日才收到。道光帝仅朱批“知道了”。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第155—156页。
[34] 见琦善片，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不过，琦善此时不打算大力向海口增兵，可能是受到谕旨中“该夷等亦不过稍逞小技，恫疑虚喝，迫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入洋，无所希冀”等语的影响。
[3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57—358页。琦善采取的防御措施为：一、钉塞沿海各小口，将渔船逐一编号，以防勾结英人；二、调兵2000名以及火炮至天津海口；三、命令村民中之勇壮者与兵丁民壮一体操练。
[3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9页。
[3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68—369页。此时琦善还代英军购买食物，自称是防英军“借词滋衅”。
[3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11页。有意思的是，琦善接收了“咨会”，发出了“札复”，可谓是公文平等。但对英国国王，琦善仍认为不能与“天朝”大皇帝平行，故称“表文”，而只是与他个人相当，故称“移咨”之“公文”。
[39] 白含章本是督标左营的千总（正六品），琦善恐其官位太低而被英军看不起，擅自在其复札中将其官位改为守备（正五品），在英方文献中被称为“白上尉（Captain）”。英军南下后，经琦善的请求，道光帝批准白含章“以守备尽先升用，先换顶戴，赏戴花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82页）。
[40] 在附呈巴麦尊照会的奏折中，琦善虽提到“不敢稍弛防御”，但更多地强调连日大雨给调兵行动带来的困难，并称海口一带“水深数尺”，只能待雨停后方可安排兵丁栖止。在附片中，琦善又详细描绘了英军的战舰、轮船的样式，隐喻难以克敌制胜，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289—292页。
[41] 英文本作Minister of the Emperor，英方译为“钦命宰相”。对于致书中国宰相，懿律和义律有一段解释：“至大英制度，如非礼仪大典，即国主并不与各国皇上移文，而凡国家公务有通外国之件，即降旨命宰相移文照会该国宰相或大臣。此乃历来办理之定制也。”（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页）可见英方完全是按其国内制度行事。清朝的这一体制一直成为中外交涉的障碍，一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后方改观。
[42] 本书关于道光帝的叙论，多受益于潘振平：《道光帝旻宁》，《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
[4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89页。
[44] 就清朝一般的办事程序而言，皇帝若收到有关六部九卿各衙门的奏折，一般都指示“该部（衙门）议奏”。而对巴麦尊照会，道光帝无法指令某一职能部门“议奏”了。
[45] 见《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第6卷 第3期（1931年10月）。
[46] 巴麦尊在其训令中明确指出：“信的译文，你应尽可能使它正确，不要不必要地脱离英文语法，也不要采用任何足以妨害信实简明而又切合实际地表达原文的中国语文形式。”（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页）
[47]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82页。
[48]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621—626页。
[49] 关于巴麦尊照会为何会如此翻译，我还不能解释其全部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琦善没有搞鬼。理由是佐佐木正哉在英国档案馆所抄的中文本，与琦呈的进呈本完全相同。我推测，义律久在中国，在中英文书的平等往来，费尽了心机。他完全明白，根据清朝的体制，有违悖字样的文书必定会被拒收。很可能因此而授意马儒翰等人在翻译中尽可能地符合清朝官方用语的习惯。对此，我还可以提出一个证据。1840年8月16日，他给琦善的“咨复”中，对翻译用语曾作一番解释：“且思两国风殊俗异，礼仪不同，或在咨文之内，偶有奇异之处，情所难免。而本公使大臣等，总求敬钦，乃英等常以老实直言论事，倘有所忤求，为见谅终者。”（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页）这段话表现义律等人尽可能地不致出现“忤求”的愿望。
另外，《巴麦尊照会》还有一个中译本，曾刊于《史料旬刊》，后收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原编者标题为《道光朝留中密奏》，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也见过原件。长期以来，这一译本的来源一直为人迷惑不解，而阿·伊帕托娃的文章解开了这一谜团：据当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的报告，“据中国官员说，英国人只递交了照会的英文本，满清朝廷不得不请求俄国教士团把巴麦尊照会译成中文，教士团认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因此看来，这一份译本，很可能是俄国教士翻译的。
比较这两个译本，后一个译本其文字虽野，但意思颇直。如第一句译为：“我大皇后新派水陆兵丁往大清国海边要赔补，为咭唎民受大清国官之委曲，及英国受污蔑。”道光帝肯定看到过这一译本，但留中不发，且档案今已编乱，我也查不出何时由何人进呈，也无法查考道光帝读后的感受了。
[50] 指行商所欠英国商人的款项，而欠款的行商大多已经倒闭或歇业。
[51] 除巴麦尊照会外，道光帝还于1840年7月20日收到乌尔恭额转来的伯麦对定海军政官员的最后通牒，其中亦指控林则徐：“夫粤东上宪林、邓等，于旧年行为无道，凌辱大英国主特命正领事义律暨英国别民人，故不得不然占据办法……”（《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25页），而这份文献，又是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收到的第一份英方文献，不会不留下印象。
[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91—392页。
[53] 这里主要的原因，仍与翻译有关。关于中英平等外交，巴麦尊照会中提出的标准是“按照成化各国之体制”，这句话对清朝统治者说来，根本就不知其所云为何！关于军费，巴麦尊照会又是脱离各项要求，放在最后，称“所有缘此之使费”，“务要大清国家抵偿也”。这里的“使费”，含义不清，难怪道光帝对此没有反应。
[54]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
[55] 该公告由林则徐随奏进呈，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845页。林称该公告由“大英国特命水师将帅”签发，查英文本，实为义律签发，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11。
[56] 林则徐此时尚不明白英军的全部侵华目的，仍以为是“挟制通商”、贩卖鸦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3、856、862、883页。
[57] 果然在不久后，道光帝8月21日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朱批：“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林见到措词如此严厉的批责，知道情况急变，立即上奏请求处分（《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4、882—883页）。
[58] 道光帝收到此片后，在“（英方）径达天津求通贸易”一语后朱批：“卿等所见不为无因，然逆夷今番之举决不为此也。”这显然是因为先前收到乌尔恭额的奏折及附呈的伯麦文书。而作为最直接的反应，他当日谕令琦善，作两手准备。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35—338页。
[59] 随着战争进程的变化，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不满日益增加，处分亦日益加重，以至后来遣戍新疆。不过，那已不是道光帝此时而是后来的想法和行动了。
[6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513页。
[61] 至1841年，该数又减至679万两，减少之数很可能是用于战争，据清代钞档：历年《户部银库大进黄册》，转引自彭泽益：《论鸦片战争赔款》，《经济研究》1962年第12期，第57页。
[6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05页。
[6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24—427页。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41—442页。
[6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7页。
[6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3页。查此通照会，与琦善进呈本相较，差异甚多。按琦善进呈本，在“要必使贵统帅有以”之后，还有一短文字：“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亦可伸雪前抑，缘恐空言见疑，为此再行照会贵统帅，果如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65页），两者为何出现此种差异，尚待考证。就文字而言，琦善进呈本更通顺一些，意思也明确。但这里讨论的是英方对此的反应，故采用佐佐木正哉的抄录本。又，佐佐本正哉的断句为“要必能使贵统帅有以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似为误点，改。
[6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4页。
[68] 该谕旨称：“倘该夷始终坚执，该督总当相度机宜，妥为措置。”（《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428—429、461页）该谕旨给了琦善一些临机处置的权力。
[69] 从道光帝的正式谕旨来看，他从未正式允诺赔偿鸦片烟价。从琦善后来在广东的奏折来看，道光帝又已同意赔偿烟价。我推测，此事似在后来琦善进京请训期间，道光帝口头予以了承诺，而琦善又有可能提出烟价银两采用由广东行商“捐纳”的方法。否则这一笔巨款，道光帝很难首肯。
[70] 据我所见，“照会”一词成为西方正式外交公文“Note”的中文名词，始于此时，尽管意义还不很明确。1841年8月11日懿律致琦善的“咨会”（此名词显然模仿当时中国官场的平行文书的称谓）中称，要求派人接受“大英国家照会一文”，这似乎为“照会”一词的首次出现。1840年8月15日，琦善“札复”懿律，在末尾中使用了“须致照会者”。1840年8月28日，琦善给懿律的公文中，起首写道“为照会事”，末尾写道“特此照会。须至照会者。右照会，咭唎国统帅懿”。很可能英方觉得此种公文格式不错，亦如此写。此后双方的公文皆用此种格式。
[7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