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战败了。英军开始猖獗于广州内河。琦善罢免了。新的主帅正从江西和北京赶来。战争将在广州一带展开。
虎门之战的事实已经说明，清军拒战必败。但是，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革拿槛押琦善的上谕中，有这么一段措辞严正的话：
（琦善）被人（指英军）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失天良。[2]（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此，道光帝将琦善对军情的如实陈词，统统当作“妄称”的虚情，“要挟”道光帝的“危言”，并予以道德的斥责。这实际上也下了一道钳口令，封住了杨芳和奕山的嘴巴：不仅不许败，而且不许言败。
这就把杨芳和奕山推上绝路，他们面前只有一条出路——捏谎。
广州到北京的河川山岭，成为谎话的天然屏障。整个广州战局，完全成为一个骗局。
一 杨芳的“果勇”
1841年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匆匆赶到了广州。当地的官绅士民就像盼到了救星一样。
自2月26日虎门横档一线战斗之后，英军于2月27日攻克清军重兵把守的乌涌炮台，3月2日，又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洲炮台，兵锋距广州仅有数公里。（详见图三）
已于2月28日与怡良共同出示，表明“自当亲统兵前往，实力扫除”[3]的琦善，此时竟不顾圣怒，作出一个惊人的举动，3月3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面见义律，要求停战，理由十分奇妙：琦爵即将罢黜。[4]这好像是一位输光了的赌徒，告诉讨债的打手，“别打啦，我已经没钱了”一样。义律让余保纯带回一纸《约议戢兵条约》，价码比先前的《善定事宜》高出许多：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以及片面最惠国条款等等。由于知道琦善将倒台，义律指明要广州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在3天之内，“共同当面盖付公印”。[5]这样的条件，自然谁也不敢答应。
3天的期限，于3月6日到期，杨芳恰于3月5日赶到，怎能不让民众“欢呼不绝”，怎能不让官吏“倚为长城”呢？[6]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杨芳的地位绝非一般。杨芳，贵州松桃人。15岁从军，至此已经戎马55载，身经百战。以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而官列总兵、署固原提督。以平定河南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因统部不严，曾多次罢免。但谁都知道他是个打仗的好手，一遇战端，即请他出山，果然战功卓著。他一生最显赫的业绩，在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是时他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率兵穷追，擒获张格尔，槛送北京。道光帝亲自受俘，给了杨芳一大堆奖励：封三等果勇侯；授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赏用紫韁、双眼花翎、在紫禁城骑马；赐其子为举人。至于衣料袍褂扳指珊瑚等等赏赐，就难以罗列了。
1835年，杨芳已65岁，以病求退获准。可第二年湖南镇筸镇兵变，道光帝又启用他。[7]他来广东前，官位湖南提督，正准备进京请训，行至江西丰城，于2月12日奉到参赞大臣的任命，立即折道南下。[8]
道光帝此时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以亲信皇侄奕山为主帅，文有隆文（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武有杨芳。在这三人之中，道光帝对杨芳的希望最大，冀求在南国的海疆，再展昔日西北的荣光。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优势是明显的：且不论他几上几下，征战遍及大半个中国，就同为侯爵，也不像琦善靠的是祖宗，而是硬碰硬凭着手中的刀矛弓箭打出来的。
然而，杨芳的战马从未涉足广东。他同所有的“天朝”大吏一样，遇到了陌生的敌人。
就在杨芳到职后的第二天，义律以约定的期限已到，于3月6日发兵进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守军大溃。
猎德、二沙尾今已属广州市区，距当时的广州城东南角仅有3公里，英军已经看见了广州的城墙。可就在当日，义律发布告示，表示愿意停战。[9]据英方的记载，清方又派出余保纯前往谈判，表示：尽管广东当局也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余保纯的这一行动，无疑得到了杨芳的批准。这很可能是这位参赞大臣上任后的第一项决定。[10]
义律的要求虽未得到满足，但双方的交战却又停顿了几天。
在这段时间内，杨芳又做了什么呢？一私家记载称：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薙发，装跟班送进……”该记录又称：
杨侯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然尚添造炮位、军器、木排等事。[11]
关于此中“购买马桶御炮”的情节，另一私家记载说杨芳认为英军取胜，“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12]以当时人视为最不洁的妇女溺器，迎敌“邪教善术”的“蛮夷”，即所谓以邪制邪的法术。这种方法是否采用，还不能得到证实，因为该记载提到“出征乌涌”，即在乌涌作战采用，而早在杨芳到达前，乌涌已为英军所据。但是，从“马桶”、“草人”、“道场”、“鬼神”背后表现出来的杨芳对西方利器的不解，我想应当是属实的。
据林则徐日记，杨芳的到来似乎使他情绪大变。从3月5日至18日，或杨芳来拜，或林拜杨芳，短短的14天内，见面就有11次之多。3月19日，因局势紧急，很可能杨芳认为如此来来往往，仍有不便商及之处，干脆搬到林则徐的寓所，同住了8天。3月26日，杨芳另迁寓所，但与林的交往仍十分密切。[13]由于林则徐在日记中记得过于简略，我们不知道林、杨商议的内容，但杨芳的各种行动，林则徐应当是知情者。
据杨芳的奏折，他到任后立即部署兵勇防守省城，并往省城之东的东盛寺和省城西南的凤凰岗各派兵1000名驻守。他还在省河上构筑塞河木排，排上安放木桶（不知是否即为民间传说的马桶），内储毒药桐油，准备火攻。[14]英方的记载称清方大作战备，也证实了杨芳的说法。[15]除此之外，广东当局还于3月10日发给美国商船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坐收“以夷制夷”之效。而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既然不让英国人做生意，那么谁也做不成！
英军此时也没有闲着，自3月6日攻克二沙尾之后，开始闯入河南水道，另辟通往省城的路线。3月13日，正当被押的琦善解离广州之时，战火又起，英军攻克了正在加紧设防的大黄滘炮台。[16]
义律的情报似乎慢了一些。他显然不知道琦善已经北行，于3月16日，再给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17]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北上，准备送往省城。但是，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由杨芳派往该处的江西兵很可能还不知道白旗规则，发炮轰击，英船只得退回（此次战斗被描绘成一个大胜仗，后将详述）。
义律对此决计报复，发兵大肆进攻。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18]和河南的一座沙袋炮台。至下午四时，英军占领了广州西南角的商馆，在时隔两年之后，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
至此，广州城的东、西两路已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舰的炮火之下。据林则徐日记，英舰向省城“开放飞炮、火箭各数十”，[19]广州已经成为一座危城。
图三 广州内河战斗示意图
让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自2月27日乌涌之战至3月18日英军重占商馆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
自鸦片战争一开始，广州的各位主帅，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都已注意到虎门一旦被突破后的广州内河防御，先后拨兵拨炮，并在河道狭窄处沉船或以木桩阻塞，以防英舰直逼广州。[20]其中，乌涌炮台琦善派湖南兵900名，合之本地守军700名，共计1600名，邻近又有林则徐购买的安炮34位的战舰甘米力治号（Combridge）和40艘战船，兵力不为不厚，结果大败，阵亡总兵祥福以下446名（大多在溃逃时被英炮击毙）；二沙尾、猎德一带，不仅有炮台，而且河道已阻塞，琦善先是派怡良前往坐镇，后改由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驻守，然英军在拆除河道障碍时，守军竟坐视不顾，一经交战即大溃；凤凰岗一带，杨芳派兵1000名，然在3月18日战斗中一无所为。大黄滘炮台守军将领在临战前一天，竟派人与英军商议：
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谁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没有炮弹的炮，给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21]
对于这样的军人，我们能作何评论呢？
据英方的记载，这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英军共摧毁清军大小炮台、军营十余座，击毁各种战船数十艘，缴获大小火炮共计约400位。[22]而英军的这些军事行动，每次仅出动几艘轻型战舰。如最为激烈的乌涌之战，为英舰5艘、轮船2艘。[23]又如最戏剧化的大黄滘炮台之战，为英舰2艘、轮船1艘。[24]就是3月18日横行省河令杨芳震惊的那次行动，英军也仅动用了5艘战舰、2艘轮船、1艘运输船和一些小船。[25]历来谓英军大舰不得入内河、小船无能作为的清朝官吏，此次饱尝了英军轻型战舰的威力。如同先前的虎门历次战斗一样，英军在内河战斗中伤亡极轻，3月18日的战斗仅受伤8人，其余各次战斗，我还没有找到相应的记录。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西江水道战斗。1841年3月13日，正当大黄滘炮台清军以空炮迎战英舰时，英武装轮船复仇神号拖带两只小船，驶入澳门西侧的西江水道。在3天的航行中，这支小小的船队，沿途竟打垮了6座炮台，击毁了清军9艘战船，毁坏了清军100多门大炮，并拆除了多道拦江障碍。于15日，顺利到达虎门之后的莲花山。[26]按照英军军官的记录，整个行动尤如假日郊外野餐。[27]
从3月5日至3月18日，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这两周中终于弄清了一个事实，他手中并无制服这些“夷”人的招术。他已经从来粤途中的满腹韬略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了。[28]
就当时英军的兵力兵器而言，自1841年2月27日攻陷乌涌炮台后，完全有能力一鼓作气攻下广州。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义律不这么做？为什么他相反行事，于3月3日、3月6日、3月16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停战，呼吁谈判？
义律的想法很简单，他不希望广州的战事吓跑了居住在广州的富商。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起算，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伦敦、孟买和广东的英国商人来说，这两年中仅茶叶、丝绸贸易的损失就极为惨重，更兼英国政府财政部每年高达百万英镑的茶叶税。作为对华商务总监督的义律，不是不明白此中的利害。而虎门口外始终徘徊未去的数十艘英国商船，[29]又似乎时时刻刻在敲打他的神经，赶紧通商，赶紧通商！正因为如此，自与琦善的广东谈判一开始，义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以能让伦敦的绅士们继续保持午茶的优雅风尚。
可是，生意须在两国商人之间进行，若广州的商人被英军的大炮吓坏了，纷纷逃难，又跟谁去做生意呢？
军事上的胜利若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那么，再显赫的武功也就丧失其意义。盎格鲁—撒克逊人此行非为“宣威海徼”。他们把商业利润看得高于其他。
因此，义律在得知琦善被黜后，预料到中英两国条约一事不可能在广州达成，改而谋求先恢复广州通商，再领兵北上进攻，另寻缔约的出路。
于是，1841年3月18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后，义律向广州“钦差大臣”（他尚不知此时的广州由杨芳当家）发出照会，要求当天立即与广州的“贵爵大臣”面谈，并限“半辰”（可能是指半个时辰，即1小时）答复。[30]至于该照会的由头“现在据有报知”，是指美国副领事多利那（Edward Delano）与广州知府余保纯的会谈。[31]余保纯并没有托美国副领事转告义律，希望与英方和谈，义律如此写来，显然是找个借口罢了。
在广州城岌岌可危的局势下，杨芳很快便作了答复。他本是军事统帅，无权与英方谈判，因此对于英方的面谈要求，只能予以拒绝。照会中有“公有战，我有守”一语，也有一些玉碎的气派。但是，杨芳并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而是提出了书面交涉的方法。[32]
据林则徐日记，3月18日晨，林则徐“往晤”杨芳。而英军于当日下午4时占领商馆，因而义律与杨芳上引照会的交往，只能在4时以后进行。看来，杨芳的这一份照会，很可能并未经过林则徐。但是，据林3月19日日记，杨芳和怡良当日一起来到林则徐的寓所，“竟日议事”，共同商量对策。[33]
就在杨、怡、林共讨大计之时，3月19日，广州知府余保纯正在商馆中与义律进行谈判。针对杨芳的照会，义律亦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指出“若大清国未能施以公道善定事宜，足崇大英国威，则我必仍行率兵，与各省力战”云云；[34]此外，义律还交给余保纯一项备忘录，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外国人和恢复通商，英军将撤退，并停止军事行动。[35]余保纯要求给予考虑的时间，但义律没有同意。
余保纯带回的照会和备忘录，当时就在杨芳、怡良、林则徐这广州三巨头之间讨论。讨论的具体内容，林则徐在日记中没有详说，但从日记中可看到两项结果：
一、3月19日讨论后，“参赞移至余寓同住”，若双方旨趣不投，“同住”似为不可能。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三巨头得出了相同的意见。
二、3月20日日记称：“参赞委余守（保纯）赴夷船给回文”。这说明杨芳的行动林则徐是知情的，这又反过来说明杨芳在移往林寓“同住”时，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立场。
3月20日，杨芳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义律备忘录中的两个条件。[36]同日，杨芳和怡良还联衔出具告示：“……现准各国商人一体进埔贸易，尔等商民与之交易往来，一如旧例，不得窒碍生事……”[37]
这就是杨芳—义律3月20日的停战协定。但是，义律并没有退兵。他决定用英军的武力，来保证这项对英国极富利益的商业活动的进行。
从今天的知识来检讨，杨芳、怡良、林则徐之所以屈服，同意恢复通商，主要是他们没有识破义律的真实意图。义律的强硬态度和言辞使之认为英军真的欲攻破广州。就另一方面来讲，他们也实无退兵之计。尽管3月18日战事正鏖时，林则徐在广州点验壮勇，分布各路，但他心中似乎明白，这几百名壮勇未必真能起作用；不然，他就不会早在3月1日得悉乌涌失陷后，就送眷属“登舟赴上游寄寓”，以避战难了。[38]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根据当时的情报判断，不论是杨芳、怡良、林则徐，还是清王朝中的其他人，此时若要保全广州，唯有同意恢复通商，别无选择。这与他本人内心是否主战或主和都没有关系。
战争的权威性，就在于强迫对方顺从。
与琦善相比，杨芳的违旨行为不知严重多少倍。琦善奉旨主“抚”，始终不肯与英人签订条约。杨芳奉旨主“剿”，却擅与英人达成停战协定。可杨芳的结局又不知好过琦善多少倍。这里面的关键，在于如何上奏。
1841年3月6日，杨芳到达广州的第二天，上奏道光帝，隐匿了琶洲、猎德、二沙尾等东路炮台的失陷，仅虚笔略提英军“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笔锋一转，大谈自己如何布防，宣称“可以仰慰圣廑”。道光帝于3月21日收到此折（正是广州恢复贸易的第二天），吃下了这枚空心汤团，上谕中称“览奏稍纾忧念”。[39]
3月12日，杨芳再次上奏，谎报乌涌之战中清军“砍毙逆夷，多于官兵”，即杀敌446人以上，并称其筹防措施已使“民心大定”，“军民鼓勇，可期无虞”。至于道光帝迫切希望的“进剿”，他寻出了一个延宕的理由：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他建议“暂为羁縻”，等奕山、隆文赶到后，“再为设法水陆兜剿”。[40]
杨芳的这一番本意拖延时日的托词，歪打正着，恰中道光帝的心思。我在第三章 中提到，先前道光帝决议主“抚”，其中一条重要理由，便是担心在陆路上占有“优势”的清军一旦进攻得手，英军退往海上，便无法追剿，战争将拖延下去，不能获得如同西北擒获“夷酋”张格尔那样的彻底胜利。他一开始下令奕山、杨芳出征时，便提出了“剿捦逆夷”。[41]后又多次下令，不要放跑了英军，“务将（英国）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42]因此，当他得知英军由虎门深入内河，不以为忧，下旨“可期一鼓作气，聚而歼旃”[43]。当3月28日收到杨芳的这份奏折，对杨的“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非常满意，在该段上朱批：“如能设法羁縻，不令遁去，方合机宜。”又在该折尾兴奋地一连写下了两段朱批：
……朕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
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之处，笔难宣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
他还由内阁明发上谕，称赞杨芳“晓畅军务”，“著先行交部从优议叙”。[44]
道光帝所企盼的捷音果然不久而至。4月2日，他收到杨芳于3月17日发出的奏折。在这份奏折中，杨芳竟将3月16日凤凰岗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夸张成一大胜仗，称英军“大兵船两只、火轮船一只、三板船十数只，冲过大黄窖（滘）废营（用‘冲过’‘废营’的字样，掩饰了大黄滘炮台的失守），直欲闯过省河”，驻守凤凰岗的清军“奋不顾身，叠开大炮百余出”，击沉英三板船两只，击断英大兵船主桅一根，击毙英军多名，英船“畏惧退走，不敢遽行省河”。该折还提到了西江水道战斗，称清军的极力“抵御”，使英船当晚便“退出”。道光帝读及于此，如何能不喜悦，在上谕中称杨芳“调度有方，出奇制胜”，并再次将杨芳“交部从优议叙”。[45]
一直到了第五天，4月6日，道光帝仍未从前一天的兴奋中缓过劲来，谕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将军奕山：
广东凤凰岗有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之捷，省城自可无虞。该将军等星速前进……务即会同杨芳熟筹妥办，一俟大兵齐集，即设法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重点为引者所标）[46]
可是，杨芳的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就在他出奏的第二天，3月18日，英军便肆虐于省河，省城深为可虞。尽管杨芳在3月20日的照会及告示中，都向英方保证“据实陈奏”，但3月22日他的奏折，仍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在这份由杨芳、阿精阿（广州将军）、怡良合词恭具的奏折中，先称美国副领事多利那请求允许英国恢复通商，被正词驳回；再称英军于3月18日乘风冒死闯入省河，由于清军防守严密，不得不于18日至19日退出；最后称行商伍怡和呈递义律字据：“不讨别情，惟求即准照常贸易，如带违禁之货，即将船货入官”，请道光帝对是否准许恢复通商一事“指示机宜”。[47]
杨芳恐这份虚掩过分的正折说不清楚，随奏另附两份夹片，要求“留中不发”。第一份夹片婉转承认清军力量不足，防守广州有八难，于是，杨芳称经其深思熟虑：
莫若先设一计，以退其船。查从前该逆夷求偿烟价、求给地方，皆无可许之理。今俱不敢妄图，而惟希冀照常贸易……彼若以诈来，奴才亦即以诈应之，将计就计，冀其坠入术中，于剿办或稍有把握……
第二份夹片称，英军退出后，立即在大黄滘、猎德垒石阻断河道，另派兵前往堵塞虎门内河，待奕山、隆文赶到后，“熟筹剿办”。[48]
杨芳的正折和夹片，隐匿了两项最重要的事实：一是完全不提广州内河各军事要点的失守和英军重占商馆，反而谎称英军因清军防守严密而退出；二是完全没有提到余保纯与义律的谈判及杨芳的照会和告示，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为了使道光帝同意广州恢复通商，杨芳竟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
若不知广州的真情，仅凭杨芳的折片，人们很难揣度当时的形势。智商平平的道光帝，对此更是不得要领，下了一道让今人莫名其妙的谕旨：
本日据杨芳驰奏，逆船驶进省河，旋即退出……（杨芳）所办尚好。……洋商呈出义律笔据，代恳通商等情，此系该逆奸谋，懈我军心，惟现在大兵未集，不敷调遣，著杨芳设法羁縻，俾不得远遁外洋，致将来攻剿费手。其现在如何从权制驭之术，朕亦不为遥制。奕山、隆文计已抵粤……著仍遵前旨，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以副委任。[49]（重点为引者所标）
且不论其中的“设法羁縻”、“不为遥制”究竟该作何解释，就看看当时不和谐场景就使人哭笑两难：一边是兵败无策后屈服“夷酋”，一边是企盼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广州与北京，尤如现实与梦境。
3月31日，广州恢复通商已经10天，杨芳仍在奏折中欺骗道光帝，声称美国商船驶入黄埔引起英国商人的好一阵歆羡，由于得知杨芳已上奏请旨，义律等人抱有一线希望，所以“旬日间无一动静”。杨芳此折的目的，是以英方“无一动静”的驯服姿态，诱引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可道光帝却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不是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蒙混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断不准”英国通商。
广州到北京的驿递速度，让杨芳、怡良等得心焦。4月3日，他们再次上奏，试探道光帝的态度，声称3月31日因美、法两国的请求，已批准港脚（即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帝批准英国通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可期计出万全”。
15天后，这份奏折到达道光帝的案上。他观此勃然大怒，在该折上朱批达5条之多，其中有：
朕看汝二人欲蹈琦善之故辙。
若贸易了事，又何必将帅兵卒如此征调？又何必逮问琦善？
并由内阁明发上谕，斥责杨芳、怡良，将其“交部严加议处”。[50]4月23日，吏部议奏，杨芳、怡良照溺职例革职。道光帝因“现当剿办吃紧之时”，改为革职留任，“以观后效”。[51]
比起前任林则徐、琦善，杨芳的处分真是轻得不能再轻了。况且杨芳一生立的功大，闯的祸也大，褫花翎、摘顶戴已是多次，最重为革职遣戍，对他说来，“革职留任”不过是湿衣裳的毛毛雨。但是，杨芳未受重罚，并非是道光帝待人不公，而是他在奏折中施展了一整套粉饰夸大加躲闪腾挪的功夫。[52]他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广州内河战败的真情，始终没有让道光帝知道英国已恢复通商。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但是，若将杨芳的谎言与后来的奕山相比，又只是小巫见大怪了。
二 奕山的“靖逆”
奕山是康熙帝第十四子允的四世孙。在康熙朝的立储纷争中，身为抚远大将军的允，本是最有力的皇位竞争者。雍正帝在迷雾中继位后，长期监禁允。允之子，奕山的曾祖父弘春，亦为此而受迫害。
经雍、乾、嘉三朝之后，百年前祖上的恩恩怨怨已经消褪色彩。自道光帝继位后，奕山颇得宠信，1821年以四品宗室充三等侍卫，历二等侍卫、头等侍卫、御前侍卫、伊犁领队大臣、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伊犁参赞大臣，迁至伊犁将军。期间曾参加过平定张格尔一役。1840年4月，道光帝召其回京，任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53]按照清朝的官位品秩，武职的领侍卫内大臣相当于文职的内阁大学士，为最高一级。然而，更重要的是，奕山久任内廷职位，平时见到皇帝的机会比较多，这又是一般官员不可企及的。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授奕山为靖逆将军，从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大军，命其统率南下征战。这对奕山说来，正是一个机会，祖上的种种不平事，可由他这位子孙的戈马武功来洗雪。
奕山受命后，面聆圣训，于2月2日领受了御赏的“大缎袍褂料各二件”，[54]随后组成了由御前侍卫、京营武弁、部院司员共35人的参谋班子。在嘈嘈嚷嚷中操持了两周后，奕山一行于2月16日，浩浩荡荡，离京南下。[55]
前方的军情如此急迫，而主帅的准备似过于悠闲。当时任北京俄国东正教教士团监护官的俄国外交官柳比莫夫（此人后任俄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司长），目睹这一出征场面，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
我有幸看到这个美妙的场面。将军被抬着，他的陪同人员有的乘马车，有的骑马。不算各种官员，他的随从侍者就有50人。就拿与我们教士团联系的官员[56]来说，他与将军一起出发，也带了约10人。有的人拿弓，有的拿箭，有的拿床垫、枕头，等等。我国如有人接到命令要出发，骑上马就走，而这里不是这样，你等着听童话吧，事情得慢慢做。譬如说，将军打算到前线去20天，而抬他就得抬30天，这还是因为按照最高命令，一昼夜必须走两站路程。[57]
不过，在这位俄国间谍眼中极其荒唐的现象，在“天朝”恰是无人訾议的正常情景。
奕山出征了。他是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第3位由京赴粤的大员。而从今天的知识来看，道光帝赋予他的使命，“剿捦逆夷”，如同他的两位前任，仍是无法完成的。
他是否也走上了与前任相同的道路？
从清代档案来看，奕山未出京前，道光帝就发给他3道谕旨；从奕山的奏折来看，他在途中至少收到了6道谕旨。检视这些谕旨，除通报广东、浙江的军情外，无非是催其加速前进，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字样为，“一意进剿”，“星夜兼程”。[58]
尽管道光帝催得很紧，但奕山赶路的速度并不快。据《广东军务折档》，他于2月26日到山东东平，3月17日到安徽宿松，28日到江西泰和，4月3日方进入广东境内。又据其自称，行程不快是沿途大雨，路上泥泞。而他一入广东，反在韶州（今韶关）停了下来，理由为：一、得知英军已逼近广州，放言等他到达后“即求定局”，而此时各路援兵未到，火炮未齐，速到广州，反会被英军所困。二、等候新任两广总督祁，一并前进。[59]
奕山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没有必要分析，因为从广州的局势来看，他早几天或晚几天到达，似为无关紧要。需要介绍的，是奕山所举理由的背景。
自1841年1月6日至3月15日，道光帝共调大军1.7万人援粤。[60]这是奕山倚以为战的军力。可至4月初，进入广东境内援军仅8000余人。[61]按照我在第一章 第二节中谈到的清军调兵速度，援军的全部到达，须至5月份。也就是说，道光帝所期待的大兵进剿，最早要到5月份才能进行。
虎门之战、广州内河之战、西江水道之战，使清军在这一地区损失的火炮约1000位。[62]奕山若要发动反攻，需从广西、湖南等省调入火炮，这也需花费时间。
道光帝为了保证广东作战的后勤供应，于1841年2月10日派曾任广东巡抚的刑部尚书祁办理粮台，辅以江西、广东两布政使。[63]琦善革拿后，又任命祁为署理两广总督（后真除）。此外，为加强军事指挥，又于3月15日增派曾参加平定川楚白莲教、张格尔诸役，并获绘像紫光阁殊荣的四川提督齐慎为参赞大臣。[64]这样，广东的前敌班子由奕山（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隆文（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杨芳（湖南提督）、齐慎（四川提督）、祁（原刑部尚书、两广总督）五人组成，这在清朝历史上也是一个罕见的强大阵容。道光帝还慷慨地一次性拨给军费银300万两。而道光帝所赋予的任务，除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外，又增加了一项：收回香港。[65]
4月14日，奕山等人由佛山进入广州，途中共57天，比他的前任琦善多用了1天。但在这57天内，广州的局势已经大变。
奉旨“剿夷”的奕山，似乎很看重对英强硬的林则徐。在未进入广州之前，便写信给林则徐，约他面谈问计。4月13日，奕、林会晤于佛山。此后，他们在4月15日和18日，在广州有两次时间甚长的会晤。[66]
关于这些会谈的内容，史籍上有一些透露，谓林则徐向奕山提出了6条建策。[67]而在这6条建策中，我以为最重要的有两条：
其一，林则徐提议，密饬余保纯[68]和行商，用“好言诱令”英军退出省河，然后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二沙尾一带和广州以南的大黄滘一带阻塞河道，构筑沙袋炮台，派重兵驻守。此两处办成后，再致力于黄埔[69]，最后筹防虎门。林的这一建策，就作战思想而言，仍是其战前的据守海岸坚强防御据点的战法。
实际上，林的这一战法已不新奇，3月22日杨芳奏折所附密片中，已陈此说[70]（很可能杨芳正是听从了林的建策）。但是，若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林的这一建策有两项操作上的困难。
据林则徐称，当时猎德一带的珠江河道，宽约660米，深6米以上，大黄滘一带河道，宽约350米，深约10米。如果只是简单的阻塞，将无济于事，因为前次广州内河战斗时，猎德、大黄滘都已阻塞，但水中障碍皆被英军清除。如按林则徐所要求的“巨石”堵塞，那两处的石方量不难推算，似在短期内难以完成。退一步说，即便阻塞了珠江河道（且不论此举会引起何种生态恶果），那也只是阻止英军舰船由水路直逼广州城下，又何以阻挡英军的陆路进攻？林要求堵塞的猎德，距当时的广州城约5公里，英军若从此处发起攻击，比后来的攻击路线只长3公里。
另外，林则徐堵塞河道的前提，是英军退出省河。可如何使英军退出省河，又是一件难事。林在此用了“好言诱令”四字，即虚假地应允英方的某些条件。且不论道光帝的“断不准提及通商二字”的严旨，[71]使奕山不敢同意英国通商；即便作此承诺，对英方也无吸引力，因为先前杨芳、怡良已经出具照会和告示。至于在其他方面作出承诺，更是违旨举动。
如果我们再看看道光帝的谕旨，便能知晓奕山绝不敢听从林则徐的这一建策。道光帝给奕山规定的战法是大兵兜剿、擒获“夷酋”，其基本战略是进攻，而林则徐的战法（即便成功）只是保守的保全广州的方案。尽管我们有理由指责京师的旨意更加不切实际，但对统兵大员来说，不执行这一旨意，又是另一回事了。琦善、伊里布前鉴俱在，奕山不能不小心行事。
林则徐的这一建策，奕山没有采用。
其二，林则徐建议，对驶入内河的英舰船实施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
林的这一建策，仍脱胎于战前的“攻首尾跃中舱”之法，火攻是中国水战的传统战法，火烧赤壁等战例更是深入人心。奕山在路途中便存有此心。[72]林的建策，颇合其意。后来奕山采用的正是这一战法。
除此两项外，林则徐还提议准备战船、调集火炮、查拿汉奸三项，这些已属技术性的问题，在当时无特别之处，奕山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此可不再分析。至于林提议建立外洋水师一项，因与奕山当时的条件差距太远，根本无法实施，我准备放在第六章 中再作分析。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军事思想，仍停留在其战前的水平上，并没有从广东的一系列战事中，总结出真正的经验教训。他的6项建策，仍无回天之力。
需要说明的是，林则徐作为“天朝”中的一文臣，如此建言，并不足奇，也不必究其责任；然而一些论者对此未加分析，先作赞词，称作救时之方，指责奕山未能一一如计行事，反显足以为奇。这也是我写下这段文字的原因。
义律此时似乎也在等待奕山的到来。
自1841年3月20日广州开港后，义律策划了一个计划：在广州至香港一带保留7艘军舰和全部陆军，以威慑广州当局，保证广州通商顺利进行；主力战舰北上，进攻厦门，然后再南下广东；当主力战舰南下时，广州的通商可以大体结束，英军于5月北犯江、浙，迫清政府屈服。[73]
1841年3月27日，义律同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和陆军司令郭富（Sir Hugh Gough）[74]讨论这一计划，遭到反对。郭富提议将进攻厦门的行动，放到第二次北上总攻击时一并进行，并要求增援；伯麦也提出了增援的要求。于是，会议决定：推迟北攻厦门，英军以全力控制广州的局势，伯麦往印度求援（3月31日出发），义律进驻商馆（4月5日到达），探明情况是否会变化。[75]
义律很早便得到奕山即将到来的情报，也急欲知晓他对广州停战通商的态度。4月14日，奕山一入广州，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广州停战通商协议是否仍旧有效？奕山是否准备开战？[76]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来杨芳的复照，词语含混：
前许代恳圣恩，已为陈奏。昨日大将军、参赞大人到来，亦候恩旨定局，断不失信，令问好。[77]
我在前节已经谈到，杨芳的奏折，只谈到准许“港脚”贸易，并未报告实情；而道光帝的驳斥，此时尚未到达广州。从这份照会来看，奕山似乎同意通商停战协定，答应等待圣旨。“令问好”一语，也颇有亲善之意。
让人吃惊的是，余保纯在送交上引照会时曾与义律交谈，他提到这么一件事：余曾问广州的大员们，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决意开战，将会怎么样？广州的大员们答复，圣意不可违，但开战可在广州以外的地区进行，通商也不必因此中断而可继续进行。[78]
看来广州的大员们准备与英方联手，导演一场专门做给道光帝看的戏！
义律对杨芳的答复似乎很满意。他于4月17日发布告示，宣称英军不会进攻广州，通商可继续进行。[79]
通过在广州商馆里20多天的观察，义律得出结论，广州局势不会因奕山的到来而恶化。于是，他回到澳门后，于4月25日决定，除留下一部分兵力保持对广州的警戒外，主力于5月12日之前北上，进攻厦门及长江流域。[80]
可是，就在此时，广州方面又传来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情报，而杨芳又以“私信”形式劝诫义律罢手。[81]义律为此再入广州商馆，就近刺探军情。
5月11日，义律与余保纯会谈，一次付给三份照会，提出要求：一、撤退各省援军；二、撤回西炮台新设大炮；三、广州当局出示安民；四、奕山、隆文、杨芳联衔复照。[82]次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
义律的这一次广州之行，使之得出了完全不同于前的结论：他认定奕山必定开战，而英军须先下手为强。5月13日，他密令英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5月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令英军开始行动。5月18日起，英军除留1艘军舰保持对香港的警戒外，海陆军全数向广州开进。
广州之战即将爆发。
从现有的史料中，我们似乎可以推断，奕山进驻广州后，心情一直处于矛盾之中。
一方面，他没有揭穿杨芳的谎言，也没有阻碍通商的进行，默许了杨芳、怡良先前所做的一切，甚至还派人招回逃逸避难的殷实商户，致使这种生意能更为兴隆。4月26日，他还为通商一事专上一折，明显流露出希望通商的倾向。[83]在作战指导上，他也似乎接受了杨芳的建策，“待机而动，不可浪战取败”。[84]此中的“待机”，实质上就是将进攻时间无定期地推延。
另一方面，他出征前面聆圣训，出征后又叠奉圣旨，都要求他一意“进剿”；他身为“靖逆将军”，非为祖上的“抚远大将军”，总不能顺着“逆夷”而无所作为。于是，他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其下榻的贡院内日夜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火攻用具，准备在黑夜中，对停泊在省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就在奕山左右动摇之际，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港脚”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85]该旨命令：
奕山等接奉此旨，著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俾知儆畏。倘该夷船闻风远遁，空劳兵力，惟该将军是问！[86]
两天之后，5月4日，奕山又收到道光帝4月20日发出的谕旨，命令他“抄袭该夷前后路径，并力攻剿，不使逃遁”。[87]到了此时，奕山的面前也只有一条路了，“进剿”！
大约到了4月底、5月初，道光帝所调派的各省援军1.7万人全部到达。虽然其中有数千人已在乌涌、凤凰岗等战中被击溃，但战后又纷纷回营；合之广州原驻清军，[88]总兵力当在2.5万人以上。奕山亦细心地部署广州城防：
新城东水关至西水关，城垣上派兵4300名；四方炮台一带，派兵2500名；观音山（即越秀山）派兵1000名；小北门，派兵500名；贡院，留兵1000名；燕塘一带，派兵4500名；石门一带，派兵1300名；佛山一带，派兵2000名[89]（具体地点参阅后图）。
尽管奕山手中的兵力已数倍于英军，但全是陆师，无法施展于对英军舰船的进攻；因而从他的兵力部署来看，仍是由陆上防守广州，并不符合道光帝“分路兜剿”的要求。
可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根本不顾及奕山在战术上的困难，催命般地接连下旨“进剿”，他根本不能想象，如此强劲的“天朝”大军，为何尚未全歼这群“丑类”。奕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奕山的奏折，他定于5月10日发动进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滂沱，毁坏了用于火攻的木排、战船，进攻不得不延期。[90]但从其他史料来看，广州方面用于进攻的准备根本就没有完成，奕山的这番话，很可能是应付道光帝的一种托词。
但是，时局的发展，又由不得奕山从容准备了。至晚在5月20日，奕山已经得知了义律下令进攻广州的情报；于是，他不顾所雇福建水勇1000名，香山（今中山）、东莞水勇3000名尚未到达，其他备战工作亦未完成，便于5月21日，下令进攻。[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