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学的角度来看，奕山组织的进攻实谓可笑。广州清军兵力达2万以上，但对进攻一无用处。据奕山奏，用于进攻的是所雇水勇1700人[92]（道光帝所调大军真是白费劲）；又据《番禺县志》，用于进攻的兵力为四川余丁400名，水勇300名，数量更少。其方法是前面介绍过的火攻。目标是泊于珠江上的英军舰船。
道光帝期待数月翘首盼捷的“兜剿”，只不过是这种骚扰性质的战斗。
与新任两广总督甚有交情的梁廷枏，在其著作中透露：奕山的命令下得十分仓猝，甚至事先未与参赞大臣杨芳商量。此时仍幻想以通商换和平的果勇侯，得讯后大惊失色，拔剑奋呼：“事且败而局难收！”[93]
老将杨芳，已经看到了结局。
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进攻后，于18日赶至广州商馆，秘密部署快速结束通商、及时撤退侨民的工作。至5月21日晨，他判明局势已经相当险恶，便通告英商于当天日落前离开商馆。下午5时，他本人也从商馆登上省河上的英舰。这时离奕山发动进攻的预定时间，仅有6个小时。我们虽不知道义律是否获得了准确的情报，但是，不难看出，奕山部署的秘密进攻，已经失去了奇袭的功效。英方对此已有准备。
对于5月21日深夜至5月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文献的记载，差别非常之大。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包括白鹅潭）水域，泊有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轮船复仇神号，义律的官船路易莎号以及颠地的商船曙光号（Aurora）。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载运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由此看来，与林则徐的建策大体相同）。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摩底士底号；而驻守西炮台（位于商馆以西，大约今日之沙面）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船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船上的发火物引起岸上的大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英舰船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在当晚的交战中，清方的火攻完全无效，但西炮台清军的火炮曾击中摩底士底号、路易莎号、曙光号，使之受到一些损伤。与此同时，清方还在广州以东的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鳄鱼号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5月22日，英舰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阿尔吉林号和轮船复仇神号，进攻西炮台，驱散了该台的守军，彻底破坏了该台的火炮，然后撤回。轮船复仇神号随后拖带英舰所属的小船，溯江而上，又打哑了清军保障炮台，击毁清方为再次火攻准备的战船43只、火筏32只。[94]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上，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毬火箭喷筒”，英舰船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的战绩是：在商馆一带水域，烧毁英“大兵船二只、大三板船四只、小艇杉板数十余只；在猎德一带水域，烧毁英“小三板船数只”。此外，“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5月22日，英军舰船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轮船上溯窥伺，清军击沉其三板船一只，迫其退回。除未经配兵的零星炮船被焚烧数只外，其余俱未受损。[95]
比较双方的文献，除交战区域、交战时间及何方主动进攻相同外，其余格格不入。我们今天似没有必要具体分清当时交战中的招招式式，但从英军后来的行动来看，奕山所称烧毁英军“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而西炮台在后来的作战中，也没有发挥作用。就此而论，奕山至少夸大了战绩，隐匿了西炮台被破坏的实情。
奕山关于5月21日至22日战况的奏折，发于5月23日，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向道光帝报捷。他如果知道5月23日之后的战局急转直下，在奏折中大概会留有更多的余地，不会显得那么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气概。
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数月以来日夜盼望来自南方的捷报。得此佳音，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心愿，但亦可稍纾积郁在胸的愤懑，朱批“甚属可嘉”。他除了将奕山、隆文、杨芳、祁交部优叙外，还颁下白玉翎管、四善扳指、带钩、黄辫珊瑚豆荷包等一大堆御赏物件。[96]
尽管义律于5月17日下令英军进攻广州，英军于18日起便开始行动，但因兵力集结、风向潮水等情事，香港一带的英军，于5月23日方开抵广州附近。
此时，英军的主力为避开省河的清军炮火和浅滩，由河南水道（见前节广州内河作战示意图中第二次攻击路线）驶入，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一带，共有战舰11艘，轮船2艘，陆军2300人，以及参加陆战的海军官兵1000余人。此外，英军在广州以东的黄埔，有战舰4艘。由此形成东西对攻的态势。[97]
图四 广州之战示意图[98]
就在英军完全抵达之时，英舰硫磺号（Sulphur）及一些小船，再次深入广州西侧水道侦察，进至缯步，击毁清方的各种船艇28只。此次侦察行动，确定了英军的作战计划。
5月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
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宁罗得号等7艘轻型战舰及所附属的小船，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等扼守之处，并攻击广州城南省河中的海珠炮台，由西向东攻击；在黄埔的加略普号（Calliope）等4艘轻型战舰及所属小船，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广州城南炮声隆隆，一直持续到第二天。英军舰炮在炮战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然而，英海军的进攻，只是一种牵制性的佯动。此次英军的主要作战手段，是“天朝”大吏们不太放在心上的陆战。
下午3时，在英海军舰船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后，轮船阿打兰打号拖带小船启动，载送陆军右翼纵队360人（由第26团组成），于5时占领商馆。英军的这一行动，在广州城的西南角构成了军事压力。
然而，这还是一种佯动。
下午4时，轮船复仇神号拖带30余艘小船，载运陆军左翼纵队，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与先期到达的英舰硫磺号等会合。这支部队由第18团、第49团、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海军陆战人员等部组成，共约2400人，其中包括一支约有400人的野战炮兵部队，携带各类火炮15门。
这才是真正的主攻方向。
24日晚9时起，英军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全部登陆完毕。上午9时起，英左翼纵队向城北高地攻击前进，次第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由4座炮台组成的四方炮台。[99]
当时的广州城，依江背山而筑。城北的一段城墙蜿蜒于越秀山上。步入今天的越秀公园，能依稀辨出昔日城墙的遗迹，著名的五层楼（镇海楼）便是紧靠着城墙。四方炮台位于越秀山的制高点，英军攻占此地，已逼近广州城墙，可俯视广州城内。可以说，英军已经将整个广州城置于其野战炮兵的炮火之下了。
如果我们联系起城南省河上的英海军舰船，那么，城北越秀山上的英陆军团队，恰好对广州城形成了背腹夹击的态势。清军此时已丧失了一切抵抗能力，战败已成定局。
就战术评价而言，英军的海军攻击正面、陆军抄袭侧后的战法，仍是其4个多月前的沙角之战的放大；而从奕山的布防来看，他根本没有想到英军会如此作战；他在21日下令进攻时，更没有料到4天后的这一结局。
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广州清军的腐败。尽管许多部队在交战中一触即溃，但从英方的记录来看，也有一些士兵和军官进行了有效的抵抗。从5月21日至25日，英方宣称其死亡9人，受伤68人。[100]相对战役的规模，这一伤亡数目可谓微不足道，但毕竟创造了1840年7月中英开战以来的最高纪录。这个纪录一直到1842年7月的镇江之战才被打破。
我们也不能过多地责怪奕山统兵无方、指挥无策。尽管他下令反攻十分仓猝，但即使清方不进攻，英方也早已决定进攻广州，至于其抄袭广州城北的战法，更是在1841年3月便已作出，[101]当时奕山尚未到达广州。从另一方面来看，除奕山外，广州的其他大员，如杨芳、怡良等人亦无高策，奕山的统兵、指挥诸水准，并不在清王朝中的其他人之下。
由此可见，问题仍是清军没有取胜的能力。离开了这么一个大背景，就难以得出真实的结论。
在这种态势下，奕山只能求和了。5月26日上午，广州城升起了白旗，清方派出使者前往城北越秀山英军司令部求和，得到的答复是，英军司令官只同清军司令官谈判，也就是点奕山登场。这是奕山死活也不肯的。5月27日早晨，英军利用前一天的休战，调运了火炮和弹药，准备从城北进攻广州时，陆军总司令郭富和海军代理指挥官辛好士，[102]收到了义律的公文，称他已同清方达成了停战协议。
广州之战结束了。奕山的“靖逆”使命也自我终止了。
5月24日英军重新占领商馆，义律又回到这3天前离开的老地方。时隔三日，义律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广州的主人。
5月26日傍晚，很可能奕山在城北求和受挫后，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商馆，与义律谈判。义律开出了停战条件：[103]
一、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至广州以外200里驻扎。
二、赔偿“使费”600万元，限7天交清。
三、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104]
四、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可退出虎门口外。
五、以上须由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办理，方为有效。
第二天一大早，余保纯带来了奕山等人的公文：
钦命靖逆将军奕、参赞大臣隆、参赞大臣杨、镇粤将军阿、两广总督祁、广东巡抚怡札广州府知悉，现在英国公使情愿罢兵议和，所有一切安善章程，该府妥为办理，毋得推诿。[105]
奕山的这份文件，完全合乎义律的要求。奕山—义律的停战协定即由此而成立。但是，若从文字来看，这份文件将来会对余保纯很不利，对此，我放在下一节中讨论。
缴纳款项的事宜，进行得非常之快。5月27日的当天，便支付了100万元。至31日，全部付清，整整提前了两天。可见奕山等人退敌心切。
撤军事宜似乎要晚一些。据英方记载，撤军开始于5月31日，但从中文文献来看，似从6月1日开始，而且也没有退出200里外，仅至城北约60里的金山寺。
因此，从6月1日起，英陆军从广州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一带撤退。一周内，英海陆军全部退出广州地区，交还了虎门横档以上的各炮台，集结于香港。和平恢复了。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向道光帝交账。
与杨芳相比，奕山的违旨又不知严重多少倍。杨芳仅同意通商，奕山竟交出高达600万元“使费”，实为赎城费。堂堂“天朝”之“靖逆将军”，如此“靖逆”，圣怒下来将压为齑粉！
奕山对此的方法，与杨芳同，捏谎；但其胆量和水准超过杨芳。
5月26日，即广州城已被围困，清军已升起白旗时，奕山上了一道奏折，历数清军在5月23日至25日的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军轮船1艘，焚毁英“三桅兵船”1艘。道光帝阅此极为兴奋，连批“甚好”、“好极”、“可喜”等字样。而在这份报捷奏折的最后，奕山又留了一条阴暗的尾巴，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106]
6月4日，即停战协定达成9天、英军退离广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称英舰全数驶入攻城，而“汉奸凫水登岸，自陆路抄赴我兵之后”致使英军占据城北炮台，“城内居民纷纷递禀，吁恳保全阖省民命”。写到这里，奕山编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据守垛兵丁探报，城外夷人向城内招手，似有所言，当即差参将熊瑞升埤看视，见有夷目数人以手指天指心。熊瑞不解何语，即唤通事（翻译）询之。据云，要禀请大将军，有苦情上诉。总兵段永福喝以我天朝大将军岂肯见尔，奉命而来，惟知有战。该夷目即免冠作礼，屏其左右，尽将兵仗投地，向城作礼。段永福向奴才等禀请询问，即差通事下城，问以抗拒中华，屡肆猖獗，有何冤抑。据称，夷不准贸易，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负欠无偿。因新城之外（广州新城，此指省河），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是以来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立即退出虎门，缴还各炮台，不敢滋事等语。旋据众洋商（行商）禀称，该夷央该商等转圜，只求照前通商，并将历年商欠清还，伊即将兵船全数撤出虎门以外等情。
如此丰富的想象力，真正愧煞戏剧家、小说家。且不论“以手指天指心”、“兵仗投地”等动作描写，可直接搬上舞台，仅是捏称英军从西侧抄袭城北越秀山，只是因为省河一带“两边炮火轰击，不能传话”，也足以堪称想象之绝唱。在这里，奕山完全颠倒了历史舞台上的正反角色，将自己扮演的乞和一角，转套于英方身上。而借段永福之口说出的一段自我表白的话，大将军“奉命而来，惟知有战”，一何壮哉！
于是，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已失，内洋无所凭依，不若俯其所请，先让英军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从虎门到广州的防守，以使将来办理有所措手。
在这份奏折中，奕山还公开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杨芳先前为隐匿真相而设置的种种遮挡手法，此次已全然不用。至于600万元赎城费，奕山换了个说法，改称“商欠”，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了其中一部分款项。[107]
6月18日，道光帝收到了这份奏折。他虽然没有识破奕山的谎言，但毕竟从先前的“大兵兜剿”、“捦获夷酋”的梦幻中清醒过来。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英方的“桀骜不驯”使之由主“抚”转向主“剿”：一直到了杨芳奏称只要准许通商，便可达到和平时，[108]仍不依不饶；此次，他似乎打算就此罢手，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109]
奕山的欺骗成功了！
在道光帝的内心中，以准许通商而结束战争，原是他处理中英争端的底价；虽奕山又垫付了商欠银280万两之巨，但此数将来由行商分年归还，不用他出钱，且比琦善原允赔偿被焚鸦片600万元（当然也由行商支付）并不为多。尽管对肆虐的“逆夷”未能重创严惩，就“天朝”的颜面而言，也颇有一些“苟安”的意味，但道光帝在先前杨芳奏折中“不讨别情，惟求照常贸易”一语的影响下，在此奕山奏折中“不敢滋事”一语的蒙混下，将一省的停战误为全国的和平，以为事情将要解决，便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的那一份威风和惬意了。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7月14日，再次出奏，声称向英商宣布了准许通商的圣恩后，“夷目等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同时，因外省（主要是湖南）溃兵扰民，兵、勇械斗猛于战争，广州城厢内外不得安宁，奕山又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能节省粮饷。[110]
奕山这个谎说得太狡猾了。
本来奕山与义律达成的停战协议，范围仅局限于广东，义律在停战之后的6月5日，照会两广总督祁，谓：
两国交争诸事，既未善定，仍须向皇上讨要伸冤，秉公定事。且未秉公善定以先，仍须强自冤屈，与朝廷交攻。而在粤省，既为约议戢兵，如非钦差将军等自行失信，则斯省定无扰害之情……[111]
而义律收到祁关于道光帝批准英国恢复通商的照会后，于7月15日的复照中再次声明：
……所有议定戢兵之事，止关粤东一省。至于他省，仍须旧交战不息。迨至安待皇帝允准，将两国衅端尽解……[112]
由此可见，奕山与杨芳不同，完全知道英军将会北上进攻，可这么重要的情报却纹丝不向朝廷透露。“粤省夷务大定”一语，从字面上细看确也有广东一省的限制词，但在道光帝心目中，根本就不存在诸如“闽省夷务未定”、“浙省夷务未定”之类的问题。就如通商仅限广州一口一样，在“天朝”的概念中，“夷务”也仅限广东一省。
道光帝收到奕山上述奏折后，果未细究，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28日，下令各省撤退调防兵勇。[113]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平生最不爱听用银子的事，而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海数万兵勇，一天得花多少钱！
奕山与他的前任相比，无疑要幸运得多，林则徐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而遣戍伊犁（后改河工效力）；琦善也是大体诚实的，此时被罪在京城受审（后判斩监候）。广州的三位钦派大员，以当时的是非标准来看，奕山的罪孽最重，但却获得交部优叙、白玉翎管等赏赉。不仅仅如此，就是此次广州之败，奕山还保举了“出力”文武员弁兵勇共计554人优叙、升官、补缺、换顶戴！[114]战败后的广州，并没有像通常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气洋洋地互贺升迁。这些得利的554名有关人员（几乎囊括当时在广州的全部官员），又如何能不结成死党，竭力维护奕山的谎言呢？
谎言使是非颠倒，赏罚颠倒。就此功利的角度来看，清王朝若不变成一个谎言世界，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呢。
其实，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奕山的谎言并非天衣无缝，不难拆穿。
广州战败的消息，是时以多种方式传至各地官员。闽浙总督颜伯焘据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致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函，出奏弹劾奕山谎报广州战况。[115]道光帝此时并没有像上次锁拿琦善那样冲动，而是表现出异常的冷静，仅命由广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的梁章钜，私下调查密奏。[116]官场老手梁章钜不愿开罪广东各大员，上奏时含混其辞，但却将其派往广州的密探收集的情报附奏上呈。[117]就这些情报的内容来看，虽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但也不难看出广州战败的事实。可是，道光帝没有继续究诘下去，仅在梁折上朱批“各报单留览”，便不了了之。他似乎已经倾意于奕山谎报的“和平”，不愿意继续打下去，[118]独自吞下了这枚涩果。
对奕山的谎言说来，另一幸运之事便是英军推迟了北上进攻。
英军自广州撤回香港后，痢疾和疟疾在军中流行，病员超过1100人，海军指挥官辛好士病死。如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600名士兵中，仅约百人可以继续参战，18名军官中，病死2人，生病15人，只有1人能值勤。这场瘟疫使英军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北攻厦门的计划只能推迟。[119]
当英军从病疫中缓过劲儿来时，正值南中国海的台风季节。1841年7月21日和26日，凶猛的台风两次袭击香港，共有6艘船沉没、5艘船被毁或吹至岸上，22艘遭到程度不同的损伤。其中，义律座船路易莎号沉没，英舰硫磺号折损桅杆，英军雇佣的运输船亦有被毁或受损。[120]两次台风再次推迟了英军北上的行动。
而台风过后不久，义律又收到国内的训令，知道自己将被免职，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在途中。义律的使命结束了，他精心策划的北攻计划只能留待新使来执行了。
若不是这些阴差阳错天灾人祸，英军舰队将于6月出现于厦门海面，至此，奕山的谎言也用不着颜伯焘来举报，将被英舰的大炮直接戳破。然而，时隔2个多月，英国又派新使，使得奕山滑过了最最难过的关键时刻。
这里，还应提一件有趣的事件。
1841年7月20日，由印度返回不久，继懿律而荣任全权代表的海军司令伯麦，[121]在澳门与义律一同登上了路易莎号，准备前往香港与英军会合，途遇台风，路易莎号沉没，义律、伯麦等20人爬上一个小岛。岛上的居民夺走了他们的衣物，义律提出付款1000元请他们用小船送之回澳门。双方的讨价还价持续了很久，从1000元升至3400元。7月23日，义律等人终于返回澳门。[122]看来这些村民并不知道“番鬼”们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的身价。在广州，奕山开出的赏格为：[123]
义律 10万元 奏赏四品翎顶
伯麦 5万元 奏赏五品翎顶
两桅船（路易莎号） 2万元
白“夷” 每名200元
黑“夷” 每名50元
这些村民若将落水“夷酋”等共20名送至广州，赏金总额将超过17.3万元，可他们只拿到了一点零头。
若是村民真的将义律等人执送广州，真难想象奕山又敢吹多大的牛呢？
三 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随着近十年广州城市的飞速发展，今日的三元里，已经成为市区。可是，在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三元里只是广州城北约2公里的寂静的小村庄。它今天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是因为1841年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时期，爆发了一场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
150多年来，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史实，已经经历了多次人为的放大。且不论别的，就是知名度甚高、时常被人提起的“平英团”，即非当时的真实，而是后人的称谓。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有必要对此进行一番清厘，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方可得出实在、牢靠、中肯的结论来。
据各种中文文献，三元里等地民众奋起抗英，直接原因有三：一、英军“开棺暴骨”，二、英军劫掠财物，三、英军强奸、调戏妇女。[124]
对照英方文献，其第一项“开棺暴骨”的指控当为事实。1841年5月29日，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以后，一部分英军官兵进入了城北的双山寺。在该寺庙中，存放着许多外籍人权厝的棺榇，准备将来护送归葬故土，以偿亡人叶落归根之愿。英军打开了一些棺盖，观看里面的尸体。[125]尽管英方文献将此举的动机归结于好奇，但据中国的传统和宗教，此类将会降祸于死者子孙的不敬行为，只有禽兽才干得出来。当时还流传着“开棺戳尸”、“发掘坟墓”等说法，很可能由此而引申而传讹，并有着极大的鼓动效果。
英方文献中虽没有正面提及“劫掠”，但其中的许多痕迹又可使我们大致推测出其场面。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进攻广州，陆军司令郭富下令，“各部须携带两天的干粮”。[126]由此推算，英军将于5月26日粮尽。对此给养的补充，英方文献中不乏“征发”的记载，并称他们“满载各种家畜而归”。[127]这种“征发”很难摆脱“劫掠”的干系。
最后一项，即对妇女的犯罪，较难考证清楚。这一方面是英方当时的记载中全无此类情节，另一方面是中方文献极其含混，只谓“轮奸老妇”云云。[128]案此类事件有损当事人的名誉，不宜张扬，中方文献作者隐去具体的时间、地点、姓名、情节，也属情理之中。但毕竟给人模糊不清的感觉。
事隔近8年之后，时任英国驻华公使兼对华商务总监督的德庇时，在1848年2月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承认了印度士兵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129]再隔100多年之后，广东文史馆于1951年至1963年重新调查，发掘出新的说法，谓1841年5月28日或29日，英军10余人在三元里东华里，“恣意调戏”村民韦绍光之妻李喜。[130]
由此看来，英军在占领广州城北高地期间确有对妇女犯罪的事实，尽管“调戏”李喜一事在情节上还有使人生疑之处。[131]
以上事实，使当时和现在的人们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英军的暴行激起了三元里等地民众的反抗。关于这个结论的意义，后面还将分析。
翻检中文历史文献，对整个事件的描绘，眉目不清，且各有说法，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其中比较典型的说法有：
一、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在战后不久写给福建布政使曾望颜的信中称：1841年5月30日，英军从城北越秀山一带撤军，取道泥城回英舰，三元里等处一百零三乡民众数千人，中途设伏，歼敌百余名，斩兵目二人，围困英军。义律请广州知府余保纯弹压。余保纯私自出城解和，民众逐渐离散。[132]类似此种说法的还有《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但战果却有扩大，称斩英军将领伯麦、霞毕，歼英军200人至300人不等。
二、靖逆将军奕山对此曾上过三道奏折，说法完全不同。第一次奏称（6月13日）：他曾命城西北、东北各乡团勇首领，分路搜捕，结果“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并称南岸义勇斩英军头目一名，可能是伯麦。第二次奏称（6月22日）：5月30日，英军在城北唐夏乡（三元里西北）焚掠，义勇与之相战，斩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第三次奏称（8月6日）：5月28日，大雨冲没在城北抢掠的汉奸和英军官兵100余人；三元里等村义勇砍毙英军先锋霞毕及兵弁10余人（该奏未称具体时间，联系前奏，当为5月30日）。[133]奕山的奏折，将三元里抗英事件说成是团练、义勇所为，而战果也缩至10余人。
三、当时担任水勇头目的林福祥，于1843年写道：1841年5月30日，英军经由三元里往牛栏冈方向抢劫，由于林福祥事先与各乡约定联防，三元里等80余乡数万民众将英军包围，歼敌200余人，后由余保纯解围，英军方得出围回归。[134]林福祥将作战目的说成是反抗劫掠，同意这种反劫掠说的，还有《广东军务记》等资料。
四、时在两广总督祁幕府的梁廷枏于道光末年出版的《夷氛闻记》中称：由于英军的暴行，当地举人何玉成柬传各地，三元里等90余乡聚众数万人“率先齐出拒堵”。英军出战，民众佯退，诱至牛栏冈围歼，斩伯麦、毕霞。英军被围困而不得出，义律派人求救于余保纯，余保纯奉祁命而进行劝解，民众始退去。[135]
五、刊于1872年的《南海县志》称：1841年5月28日和29日，英军分扰三元里等处，民众愤甚，“歼而瘗之。”5月30日，英军大至，前来报复，民众十余万与之相战，斩其头领，歼敌数百人。5月31日，民众继续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136]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记载，或内容不够系统，或资料的形成时间太晚，不再详录。
从以上五种文献对照来看，有关此次抗英事件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这是因为：一、文献的作者除林福祥外，均未亲历，王庭兰、奕山、梁廷枏均在被英军围困的广州，而《南海县志》的作者又据30年后的采访；二、此次抗英斗争的组织者们没有留下有关的文献。因此，仅凭这些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区别其中的史实与传说。
让我们对照一下英方的记载。
英方的记载可谓是众口一词，[137]又以其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最为典型。
1841年6月3日，郭富从广州撤往香港的途中写下了给印度总督的报告，称：5月30日中午12点左右，他在城北越秀山四方炮台发现，许多非正规部队在其阵地之后三四英里处的山脚下（似为白云山一带）集结列阵。他遂率军进攻。对方且战且退，随即又聚合反攻。由于大雨，英军的燧发枪无法射击，对方与之肉搏。郭富下令撤退，对方因作战不利亦后退。回到四方炮台后，他又发现有一个连的马德拉斯土著步兵未归，即派海军两个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击枪前往救援。救援英军发现该连被数千民众包围，开枪驱散民众，救回该连。5月31日清晨，郭富派人通知余保纯，若不停止此类行动，将中止先前达成的停战协定。至当日中午，民众聚集了1.2万至1.5万人，包围英方阵地。余保纯前往劝解，民众撤离。[138]
若将中英文献参照互核，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其中又以梁廷枏的说法与英方记载最为接近。由此，我们似可以认定：一、三元里等处民众于5月30日首先集结，准备一战；二、三元里等处民众且战且退，诱敌深入，有既定的战术；三、英军在与民众的交战中遭受了损失；四、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四方炮台；五、由于余保纯的劝解，民众方退。从此五点中，我们可以大体辨明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基本史实。
这里，还须说清两点：
其一，按照英方的记载，是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起英军的进攻；而中方文献多称是英军的“撤退”、“抢劫”、“报复”而开战，未称民众方面的率先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这一疑点不难解释。
1841年5月28日，即奕山与义律达成停战协定的次日，奕山发布告示：
现在兵息民安，恐尔官兵、乡勇、水勇人等未能周知，合再明白晓谕：……尔等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139]
根据这一告示，任何有组织的主动的军事行动，非但无功，而且有罪。三元里抗英斗争有许多乡勇和水勇参战，组织者自然不敢明言系其主动。就是叙事最详的《夷氛闻记》，对此也是含混其词“率先齐出拒堵”，用“拒堵”一词来表明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
其二，关于此战的战果。这里面又包括两项，首先是斩获英军的军官，其次是歼灭敌军的数目。[140]
有关三元里抗英斗争的中方文献，大多宣称斩伯麦、霞毕等英军主将。此非事实。
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于1841年3月31日去印度请兵，6月17日返回，此时他不在广州，自然不会有被击毙之事。中方文献最早提到斩伯麦，为奕山6月13日之奏折。该奏折称，系附城左近的南岸（似在城西）由义勇所为，非为三元里交战之时；又称义勇们将伯麦首级藏于密室，“夷人愿出洋银万元购求其尸”，很有一点待价而沽的味道。据奕山战前开出的赏格，伯麦的身价为洋银5万元另奏赏五品翎顶，这么高的赏格就使人怀疑此系冒领之事。实际上，奕山等人完全明白，被斩者绝非伯麦，但为了掩饰其败迹，取悦于道光帝，故意在此事上反复做文章，以至后来传讹。[141]
霞毕，在奕山奏折上的头衔是“先锋”，又在奕山赏格上的身价与伯麦相等。他很可能是指英前锋舰队指挥官、加略普号舰长荷伯特（Thomas Herbert）。自英军攻破虎门之后，轻型舰船驶入内河，组成前锋舰队，归其指挥。此职与奕山所称的“先锋”相似；而粤语中“霞毕”的发音，也与Herbert相近。当地民众根本不认识霞毕，却报称刀斩霞毕，也有冒领赏金之嫌。至于荷伯特本人，当时在省河的英舰上，未参加三元里之战，当无被击毙之事。战后又“功”封爵士。
三元里抗英之战中确有英军军官之死亡，其为英陆军少校、军需副监Beecher。据郭富的报告，他因中暑兼疲劳过度而倒在郭富的身边死去。Beecher一般译为比彻，齐思和先生译为毕秋，与霞毕毫无关系。但是，梁廷枏的《夷氛闻记》将霞毕写作毕霞（不知何故，恐手民误植），姚薇元先生又将Beecher作毕霞，此后各论著多从姚说。
根据郭富的报告，5月30日的三元里之战，英军共有5人死亡，23人受伤。又据麦华生的回忆录，在该战中，第26团有3名死亡，11人受伤，第37团有3名死亡，31人受伤，此数再加上毕秋（Beecher），共计7人死亡，42人受伤。宾汉的回忆录称，第37团有1人死亡，15人受伤。《中国丛报》1841年7月号上的一篇文章的说法，与宾汉相同。[142]看来，数字的分歧主要在第37团的伤亡。但是，若不计较这些分歧，我们可以认定，英军的死亡为5至7人，受伤为23人至42人。相对于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的定海之战、虎门之战，以及我在后面将要介绍的诸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是相当大的。
但是，中方文献却有歼敌10余人、100余人、200余人、300余人乃至748人诸种说法，其中又以200余人占为多数，且为时下的许多论著所引用。可是，这些说法全无可靠依据。[143]
而在当时颇有消息来源的梁廷枏，可能对上述这些数字都有怀疑，干脆在其著作《夷氛闻记》中，不写具体歼敌人数。
从以上我们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史实的探讨中，已经可以看清，在许多时下盛行的宣传中，传说的成分究竟有多大。
即便按照英军的记录，毙伤敌28人至49人，仍是不小的战果，一支毫无训练的民军，已经取得了鸦片战争诸次战斗歼敌人数名列第4位的战绩。[144]以手执冷兵器的民众，与近代化的敌军相抗，不但没有像清军那般逃跑，反予敌以杀伤，并乘势包围了敌军营地——越秀山四方炮台，已经是非常足以称道的了。若对此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无视时代局限。
即便按照中方文献的记录，歼敌10余名至748名，也算不上是一项大的胜利。因为战争的轨迹并未因此而改向，英军此后仍肆虐于中华大地，清王朝最终仍归于失败。
因此，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观察，三元里抗英之战虽有意义，但其作用十分有限，其战果大小的分歧并无决定性的意义。
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最为津津乐道的，不是战斗的结果，而是战斗的可能发展趋势。这些论者们宣称，若不是余保纯的劝解，拥有获胜能力的民众就有可能消灭广州城北的英军。这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着明确的表露。例如，三元里抗英之战结束不久的长红，[145]长红不久后的《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146]以及战后士子何大庚于1842年11月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147]等。这三篇文献为当时流传甚广的民众方面的宣言，多为后人援引。然而，就此排比下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宣言的调门是越来越高。第一篇仅称若非余保纯劝解，英军首领不得下船。第二篇提升至民众方面完全有能力全歼英军。第三篇又再提升至英军因恐民军之威力，方肯以600万元退兵，否则将“破城焚劫”；若非余保纯的釜底抽薪，就不会再有“数省祸延”的灾难！
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之战所以获此战绩，主要原因在于天时地利。那天的大雨，打湿了英军的燧发枪和火药，使之不能发射，这就使民众在兵器上提升至与英军同等的水准，皆为冷兵器。又由于英军不谙地理，纵深追击，结果一个连迷路而被民众团团包围。如果离开了这些条件，像5月31日那样，以万余民众去攻打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局势完全会两样。
世界各国民众反对侵略的历史已经表明，他们最为有利有效的战法是游击战，即凭借地理环境的熟悉，抗敌斗志的高昂，设计消灭单独活动的敌军小部队，切忌使用正规的阵地战。以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组织指挥不严密的三元里等北郊各乡的民众，强攻拥有先进武器的英军阵地，其结果将会与民众在宣言中的说法完全相反。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元里等处民众的各种长红、檄文，都是写于英军退出广州之后的。这种事后的张大其词，很有可能就是鼓动民众的宣传，原本不必一一引用而作检讨。但是，这么一种宣传，不仅使广州地区以外的官绅民众所深信不疑，写入其他官私文献，为这场极有可能获胜的抗争被扼制而叹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延，宣传次数的增加，宣传者本身似乎也相信了这种说法，这可见证于1843至1849年广州民众反入城斗争时的各种官私言论；到了1858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州陷落，相信这种宣传的咸丰帝，竟然命令在籍官绅组织民众收复广州并攻占香港！
时为两广总督祁幕客的梁廷枏，头脑稍为冷静，其著作《夷氛闻记》中并没有采用民众方面的这些宣传，而是提到另一种说法，即三元里等处民众的抗英，使“夷自是始知粤人之不可犯，克日全帮退虎门外”。[148]时下流行的各种论著，大多采用了梁氏的这一说法。
英军为何退出广州，我在前节中已经说明，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之规定。据英方的文献，至6月1日，广州当局已经付清了600万元赎城费，城内清军也已撤退，英陆军司令郭富认为，协定已执行，遂下令撤退，撤退时还雇佣了由广州当局提供的800名民伕。按照郭富的这一说法，英军的撤退与三元里抗英事件毫无关系。
但是，就细节来看，广州当局对停战协定的执行并非没有折扣。纳银600万元，其中100多万非为现银，而是行商的期票；撤军200里之外，据英方观察自5月31日开始，且未至200里，仅至距城60里的金山寺。无论是中方文献或英军记录都表明，6月1日英军撤退时，清军并非按照协定全数撤离广州城。
在停战协定并非完全执行的情况下，英军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撤离广州地区呢？
我以为，有下列几点原因。
一、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一带后，炎热多雨的气候条件和简陋不适的宿营条件，对英军的身体非常不利。毕秋的死亡即是一个例证。
二、补给线路的增长，使英军有粮草不继之虞。当时英军临时性的“征发”，就军事常识而言，对人数超过2000的部队似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且有英、印独特的饮食习惯。
三、三元里等地民众的抗英活动，使自1841年5月19日便由香港开拔的英军，在连日作战之后，得不到及时充分的休整。
以上三点理由，可以用英军撤回香港后病疫大行来作为证明。
由此看来，英军撤离广州，主要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大体得以实现，其次是英军此时亟需休整，其中也包括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作用。但是，我们似还不能夸大此作用，如梁氏所言，英军惧怕民众；而应当将其摆到恰当的位置上去。
实际上，真正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规模和战果都有限、对战争进程并无重大影响的三元里抗英事件，竟能如此被当时的人们所看重，留下了如此之多的传说？
我在绪论和第三章 中都提到，按照儒家的“天下”学说和“天朝”的既定国策，对于桀骜不驯的“逆夷”，“剿”是唯一正确之途。然而，道光帝派出的主“剿”将帅，杨芳和奕山，都屈辱地附和英“夷”，上奏通商；道光帝从湘赣鄂桂滇黔川七省调派的“征讨”大军，仍不免一触即溃，遇敌辄奔。由此，将帅无能更兼兵弁无力，清王朝又将以何种力量去战胜英“逆”，这是许多主“剿”且悉广州战况的官绅，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