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1841年8月18日，由四川按察使调任江苏按察使的李星沅，在途中接到粤信，在日记中写道：
知逆夷于四月初七、八日（5月27、28日）在省城北门外三元里等乡村抢掠、强奸，该乡举人何玉成等纠集万余人，斩获该逆、汉奸多名，并将兵头首级一颗送辕门领赏，义律大惧，即退出各炮台逃匿下船，并乞制府出示安民。恨当时不一鼓作气，聚歼恶党大快人心，然亦见同仇共愤。大府果能奖激，未必如青侯云云也。一言偾事，自坏藩篱，可恨，可恨！[149]
此种人云亦云的传说，激起了这位留心“夷”务官员的愤怒。感慨之意，溢于笔端。
1841年6月10日，以知识渊博、分析冷静而颇具影响力的江南名士包世臣，收到茶商探子送来的“三元里义民示谕”两件，“愤发如云，义形于色”，为“当事”（指余保纯）苦为“逆酋”乞命而扼腕。次日，他致书此时尚在广州的杨芳，谓：
……逆夷之掘塚淫掠，义民立歼其贵人颠地、伯貊（伯麦），交恶已成，鼓其气而用之，犹当有济……窃谓夷好不可恃，海防不可废，粤人素羡水师丰厚，且三元里奇功碍难声叙，似宜选义民使充水师，以其渠率为其汛弁，义民必皆乐从。逆夷惊魂未定，岂敢出头与较？仇深隙巨，旬月内断难撮合。相持数月，便可乘势兴工，将大角、沙角、三远、横档虎门各炮台并力修复。吾圉既固，或可以直收香港……[150]
包世臣也完全相信了这种宣传性的“示谕”，认为义民是一支可以替代已经废弛的清军水师而足与英军抗衡的力量，若将义民部勒成伍，编为水师，即可收固“吾圉”，复香港之神效。包世臣的这一建策，虽若构筑神话，却反映出他的真实心态。
由于余保纯的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三元里等处的民众未遭英军的攻击而失败；由此不仅维持了这一神话的不灭，且推论出这种神话未获神效，只是由于余保纯的破坏。联系到余保纯先前与英“夷”的种种交涉，尤其是奕山—义律停战协定中所起的作用，余氏被推至百喙难辩的“汉奸”地位。战后3个月，广州开文童试，余保纯坐轿而来，文童哗然，宣称：“我辈读圣贤书，皆知节义廉耻，不考余汉奸试！”[151]在众怒难犯的情势下，广东巡抚怡良只得勒余去职。
这里似应为余保纯作几句辩解，以还历史的公正。余保纯，江苏武进人，1802年中进士，未入翰林，放广东高明、番禺知县，后迁南雄知州。他是一位资格极老的地方官吏，但官运不佳，总不得升迁。1838年奉旨以知府补用，但未遇缺出。林则徐赴粤禁烟，携其赴广州，与外人折冲。1840年初，林保举“办理夷务”出力员弁，余为第一人，林的评语是“巨细兼施”，“最为出力”。[152]从此之后，与“夷人”打交道成为余的专业。这一方面是其署理广州知府（后真除），身为首府，职司所在；另一方面是后任者多借用这位精明老臣的经验，琦善、杨芳、奕山无不倚为臂膀。[153]就余的表现而言，不过是奉命办事，一切责任都不应当由他而应当由他的上级来负。
1841年5月31日，余保纯劝解包围四方炮台的民众，但真相非如一些记叙所言，系其私自的行动。据梁廷枏透露，余保纯收到英方的书函后，立即向两广总督祁建议：调派新至广州的福建水勇，协助民众捉拿义律，“监而勿杀”，持为人质，挟令英军退兵，交出汉奸。余并称此痛惩之机失不可得。可是，在广州的各将帅无敢当此任者，祁命令其出城劝散民众。[154]余保纯此计虽未必可行果效，但据此记录，他绝非汉奸当属确定无疑。
从余保纯汉奸案中，我们又似乎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文献会有这么多的对“汉奸”的指责。在鸦片战争中，“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
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广东省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进行实地调查。作为这一调查的结论，又提出一个新的说法：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妻子受到调戏的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部分爱国士绅也发动社学参加了斗争。这一论点为后来的许多论著所引用。
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以农、工为主体，以农民为领袖的三元里抗英的新说，明显地带有着当时的政治时尚和时代背景。此说依据的资料，是该馆组织的调查访问记。这种经历100多年的口碑，往往为历史学家所疑惧，恐其失真，更何况这些调查访问记的本身，又有着政治倾向性的痕迹。
严格地说起来，任何一种史料无不具有政治和时代的烙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史料尤其如此，倾向性特别强。
按照奕山的奏折，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义勇头人职员邓彰贤、薛必高”，参战的主体是曾获清军火药资助的“义勇”。[155]奕山如是说，表明他竭力将此事件纳入官方抗英的轨道，从中攫取名利。
按照梁廷枏的著作，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为当地举人何玉成，事件是由他“柬传”各乡而起。[156]梁氏曾任广州越华书院的监院，对在籍士子的举动，自然会有更多的关注。又据何玉成的族弟何壮能的诗注，参战的主体为乡绅领导的“社学”。[157]
按照林福祥的记录，三元里民众抗英的领袖是他本人，这里就不无自我标榜之嫌；而参战的中坚力量又是具有强烈家族色彩的林家水勇。[158]
此外，还有一些说法。
韦绍光、邓彰贤、何玉成、林福祥……谁是这次事件的领导者呢？
当每一种史料都流露出史料作者的倾向性时，历史学家似不应跟着史料走，去争论韦绍光或何玉成或其他人的领导作用，而应当进行分析或综合。
三元里民众抗英的主要领导人是谁，在当时或许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已全失意义；重要的在于，通过领导人的辨认，弄清参加这次事件的主体。
在短时间内组织起数千乃至数万的民众参加斗争，以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此现象，可以认定，此时广州北郊的乡村中必然存在着某种社会组织，否则不可能有此效率。
就此分析，邓彰贤的背后有官方色彩的“义勇”，何玉成的背后有乡绅色彩的“社学”；林福祥的背后有家族色彩的“水勇”；而唯独韦绍光的背后，似乎一无所有，只是一些自发的农民，尽管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报告中提到参战的打石工人、丝织工人时，都指明了他们的“行会”组织。
但是，从广东省文史馆的调查中，我们又可看见一些迹象：当时参战的一些农民，后来成为天地会的重要领袖。广州附近农村的会党势力甚强，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世纪50年代的红兵反叛中可以领略到他们的力量。由此，我们又可以推测，当地农民中的会党组织在此事件也起到了某种作用。到了这里，韦绍光是否为会党中的龙头老大似无关紧要，我们的注意力应置于农民的组织形式之上。
由此，我们可以简略地分类：官府的“义勇”，乡绅的“社学”，农民（或下层民众）的“会党”。
所谓“义勇”，即团练，是官府不出资不征调的由乡绅控制的保卫乡里的武装。当官府将组织“义勇”的责任和权力交付乡绅时，乡绅原先组织的“社学”（或其他组织）立即便获得了“义勇”的称谓。
“义勇”也罢，“社学”也罢，其主要成员为农民（或下层群众）。当“义勇”、“社学”、“会党”三方都在发展时，一个农民就有可能同时兼有三种身份。
“会党”虽属下层民众的秘密组织，为官府极力压制，但其首领中亦有中上层人士，某些人就是乡绅。因此，“会党”与“社学”之间也摆脱不了干系。有些表面上由乡绅组织的武装，实际上是公开化的变相的“会党”，这在后来的红兵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由此可见，硬性地将上述三类组织析解为界线分明的阵垒是很困难的。实际上，当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进行抢劫、与官兵械斗、为外国人提供劳务或食物、从事鸦片走私、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就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具体情况来看，组织能力当属士绅最强，各种长红、示谕、檄文都出自他们的手笔。他们的公开活动，也不会引起官府的疑惧，反而得到了事后的承认和赞许。作为秘密组织的会党，此时尚无挑大梁唱大戏之可能。但是，当何玉成的“柬传”能在一天之内于“南海、番禺、增城连路诸村”生效时，人们也不免怀疑，何氏的“怀清社学”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有无“会党”的暗中操作？要知道，当时的天地会（三合会）是一支遍及南中国的地下军！
综上所述，我以为，参加三元里抗英的组织形式似为多样的，但“义勇”似无根基；其领袖也包含了各色人等，其中最活跃的是有功名的乡绅。这似乎是一个含混的结论，但对此的辨认越明确、越具体，就有可能越失真。
由此而推及，广东省文史馆提出的那一结论，似有片面性，伴随着当时人们的政治信念的一份牵强。
昔日寂静的三元里，因抗英事件而名扬天下。事隔百年之后，人们的注意力也不再纠缠于当时活动中的细微末节，而更注重此中反映出来的一种精神。
三元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精神？最近几十年的宣传，将之提升为人民群众（或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民族主义。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传统的“天下”观念、“夷夏”观念。三元里民众无法置身事外。尽管他们在外来侵略面前持武装抵抗的姿态，但此中体现出来的当属由屈原、岳飞、史可法等英杰代代相传的传统样式的民族主义；而他们在长红、谕示、檄文中毫无躲闪地公开宣布对一切外国人的鄙视，又与“天朝”的态度并无二致。当人们认知中国包含着“天下”，即中国是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时，当人们还不能平等地看待中国以外地区的文明时，他们身上的那种传统的民族主义虽可以产生一些“尊王攘夷”的壮举，但毕竟不合时代节拍。
我以为，近代的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便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而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诸环节，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而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中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很早便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意识觉醒的问题。问题的真正要害在于，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又如何从具有“夷夏”观念的传统民族主义的母体中胎生。
就这一层面进行讨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就不是毫无贡献的了。
若视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为正常现象，那么，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则是在非常状态中产生的。它主要不是由内部条件，而是由外部事件的刺激而萌生的。列强的侵略，直接导致了三元里、反入城等等在“夷夏”旗帜下的反抗，后来又发展到反洋教、义和团一类的排外主义的举动。可以说，正是由于列强的百般蹂躏，使得“夷夏”观念（传统民族主义）经由排外思想（也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形态）而进至近代民族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排外主义本身的落后性，但它又确实是传统民族主义至近代民族主义异变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阶梯。这是历史的合理性。同样，我们也不否认，排外主义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过程中的阶梯，使之一开始就带有容易走极端道路的血缘遗传性的毛病。三元里民众抗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系列异变过程中的最初的链环。
如果说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在客观上是一种爱国行动，那是绝无疑义的；但若推及三元里民众在主观上漾溢着爱国主义精神，似缺乏推理演绎的大小前提。
我在本节的起首就专门讨论并判明了三元里民众抗英的起因——英军的暴行。这一起因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
保家战斗与卫国战争，在观念上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无需过多的分析。就行动而言，前者只可能发生于英军肆虐的地区，如广州郊区，但在广东其他地区或广东的邻省，就不会产生民众的自觉，更何况后者是一场全国民众奋然投身的热浪冲天的壮剧。
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并不知情；民族主义（无论属何种）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等等。而就人们的主观来分析，即便是在当时最有知识、深悉“夷夏”大义的儒生官吏之中，虽不乏左宗棠之类的忧国之士，[159]但绝大多数却如圆明园南挂甲屯中那位词臣曾国藩，孤灯研习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不问世事。而占中国人口之绝大多数的农民，整日为生计所困，眼界狭隘于几亩地、几间房、娶妻生子，此外的一切对他们显得如同天际般的遥远。他们终生未出所居住的乡村周围数十里的范围，甚至从未进入县城，对广州、厦门、定海的战事，又何来心思所动？
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行进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事件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虽有俘获安突德的义民，而绝大多数还是作了顺民甚至“良民”。
但是，民众的利益一旦受到侵犯，如三元里一带的棺榇被开，财物被掠，妻女被淫，情势就立即发生变化。他们的愤怒转瞬间化作以牙还牙的武力相抗，如同千百年来因讨生无计而被迫“造反”一样。如果我们抽去侵略这一特定的内容，可以看出，三元里民众抗英在许多形式上类似于“官逼民反”。
以镇压而维持统治的清王朝，民众并不是他们的依靠力量。为了激劝民众奋起抗英，保卫与他们的利益相对立的社稷，林则徐、乌尔恭额、怡良、奕山以及下一章将要登场的裕谦，都开列了巨额的赏格，以金钱作为导向。参加三元里抗英的民众中，亦有为赏格而心动者。[160]宣称刀斩伯麦、霞毕，就是明显的事例。
因此，我们不能将保卫家园的战斗，与保卫祖国的战争混同起来，尽管家与国之间有着很深沉的联系。况且，保卫家园亦有其他形式，在鸦片战争后期，江南的官绅们主动付给英军“赎城费”，乞求他们不要骚扰本境，如同对待乱世中横行作恶的土匪一样。他们的做法与三元里截然对立，也有是非之别，但旨趣却有相通之处，即保卫家园。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中国近代具有真正意义的民族战争、卫国战争，实始于本世纪3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此时已经熟透，并经过近代化的传播媒体和教育手段而深入人心，中国人民由此创造了史无前例宏伟壮观的历史。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当时仍有数以万计大大小小的汉奸和数以亿计背景各异的顺民。
综上所述，我以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无疑是一件值得百年称颂的事件，但将之提升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精神展示，则脱离了当时的时代。那是一个让今人感到羞愧、厌恶和耻辱的黑暗时代，即便如三元里这样的昙花一现的光明境界，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本身的诸多缺陷。
中华民族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但历史学家不能忽视或视而不见几千年历史沉淀积累下来的民族缺陷，而正视缺陷又是消除缺陷的必要前提。
* * *
[1] 本章的撰写，我在许多地方受益于佐佐木正哉的论文：《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二部 分“英军进攻内河”，第三部分“英军停止进攻与杨芳的对策”，第五部分“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以上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第15辑），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第七部分“三元里事件”（以上为李少军先生提供的未发表的中译稿）。此外，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对本章 第三节 的分析亦极有帮助。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5页。
[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6页。
[4] 琦善于3月1日得知受到革去大学士的处分。他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很可能与怡良、林则徐商量过（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又见《广东事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14页）。余保纯对义律的言论，见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6—87页。
[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7] 以上杨芳经历见《宫傅果勇侯自编年谱》，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清史列传》第10册 ，第3049—3057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130页。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80.第2天，3月7日，义律还向琦善发出照会，声称谈判因道光帝的阻挠而中断，英军“必向沿海各省及京师御城，就行攻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8—89页）。由此可见，义律打算在广东停战，北上进攻。
[1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11] 《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12]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1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6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59—860页。
[15]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93页。
[1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1页。
[17] 海珠炮台位于广州城正南的珠江上的一座小礁石上，该礁石因阻碍航道后被炸去。其位置大约在今海珠桥一带。
[18] 英军的攻击路线及炮台点位的确认，参见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及卷末附图。其中炮台的名称，又参考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19]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2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2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654—655、695—696、778—779、814、844、860、883、892、900页。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193页。
[22] 宾汉称，共缴获大炮40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19页）；麦肯兹称，共缴获大炮346位（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 199）。现列表于下，由此可见广州清军的设防情况：
其中表格中的红炮台，据伯纳德书中提供的地图，位于河南的西北角，可能是永靖炮台的一部分。
又，伯纳德称，3月18日的战斗，英军共缴获大炮119位（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
[23] 英舰为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
[24] 英舰为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马答加斯加号。
[25] 英舰为先锋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另有官船路易莎号和青春女神号。
[26] 英军的攻击路线，可参看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之卷末附图。
[27]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77-379.
[28] 杨芳初奉到参赞大臣的谕旨时，信心十足，曾在路途中上奏，准备恩威并举，使英人畏威怀德，然后在广东“逐处筑堡”，“厚集粮食”，使英军“攻无可图，野无可掠”……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连道光帝都看出问题，朱批“似是而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01—802页）。
[29] 1841年1月，在华外国商船共计为78艘；其中英国商船为59艘（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61-62）。
[3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页。
[31] 3月16日凤凰岗清军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后，美国副领事多利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会谈。义律曾托多利那带去3月16日致琦善的照会和一封致中国官员的信。据义律称，广州官员曾有回复，但没有使他满意，遂于3月18日发动进攻（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5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杨芳的屈服和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
[3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93页。
[3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3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3页。
[35] 未见到中文本，此据佐佐木正哉的论文：《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由于当时中英文的翻译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其中文本又作何论。据林则徐日记称，“英逆致书参赞乞通商”，又据后来杨芳照会中称“不讨别情”等语，林、杨对此备忘录的理解，还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似乎认为，准许通商后战争就大体结束了。这究竟是翻译问题，还是理解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3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4页。
[37] 未见中文本，此据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82。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385页。
[3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59—860页。
[4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2—885页。
[4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19页。
[4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79页。
[4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60页。
[4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86页。
[4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02页。
[4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07页。
[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64页。
[48] 第一份夹片可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266—267页；第二份夹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其中第2份夹片的内容与林则徐上奕山书的内容很接近（详见本章 第二节 ），看来，林则徐对如何上奏是出了主意的，至少是知情的。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18页。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3—957页。
[5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65页。
[52] 佐佐木正哉在其论文《英军进攻内河》、《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中暗示，杨芳的捏谎很可能是由林则徐指点的，我以为此论证据不足。
[53] 参阅《清史列传》第14册 ，第4385—439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37页。
[54] 《靖逆将军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237页。领赏日期原作为2月5日，此据《清实录》改，见该书第38册，第244页。
[55]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册 ，第62页。这也是曾国藩日记中罕见的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之一。
[56] 疑是理藩院员外郎西拉本。一位从五品的官员，随从就达10人，可见队伍之庞大混杂。
[57] 转引自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58] 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有关内容。
[5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9—960页。
[60] 具体数字为：1841年1月6日，湖南1000名，四川2000名，贵州1000名；1月27日，江西2000名；1月30日，湖北1000名，四川1000名，贵州1000名；1月31日，四川1000名，湖北500名，湖南500名，云南500名，贵州500名；3月15日，广西2000名，湖北1800名，湖南1000名。另有四川提督带往广东的亲兵数百名。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9—960页。
[62] 此为英方统计数字，并为奕山奏折所确认（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94页）。又，林则徐称，“虎门口外各炮台”及“各师船”，“损失大炮不下五百尊”（《海国图志》卷八○），此数似为不确。
[6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57页。
[6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47页。
[6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34页。
[66] 《林则徐集·日记》，第387—388页。
[67] 见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28—1931页；《清史列传》卷56《奕山传》中亦谈及此事。
[68] 林文中称“近日往来说事之员”。案此时鲍鹏已拿，林则徐、琦善、杨芳一直以余保纯与英方联络，当为余保纯无疑。
[69] 林文中称“内洋之长洲冈及蚝墩”，长洲即为黄埔，而蚝墩疑为黄埔附近的大蚝沙。
[70]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83—484页。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56—957页。
[7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993页。
[73] 义律致印度总督奥克兰，1841年3月2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4] 据《中国丛报》称，郭富于1841年3月2日到达广东（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84）。
[75]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8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9—100页。
[7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0页。
[78]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又，义律的报告中余保纯所称广州大员，英文中用了“Commissioners”，即“钦差大臣们”，这里是否包括奕山，尚难推定。
[7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1—102页。
[8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81] 该信全文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2—103页。从该信的内容来看，杨芳似乎误解了广州停战协定的实质。按照义律的前引备忘录，停战仅限于广东，不包括其他省份。而杨芳认定，义律不要烟价，不要香港，由此可以“速定局面”。杨芳的发信日期为1841年4月30日，此时奕山正在为进攻作准备，杨芳虽不知道义律的北攻计划，但又不愿再次开战，似乎在为“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由此信可见，杨芳和奕山在和、战问题上有所分歧。又，义律收到此信后，以两国相交不用私信为由而退回，尽管他抄录了此信的全文。他还要求此后的公文须由奕山、隆文会衔方可接受。同时，义律还认为，杨芳的私信，是一个骗局，表明清军准备动手。
[8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4—108页。
[8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87—388页。
[8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9页。
[85] 收到时间据《林则徐集·日记》，第389页。
[8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68页。
[8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372页。
[88] 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官书，广州八旗驻防兵为3400人，广州城守协共有两营，再合之抚标、水师提标等部，总兵力当在8000以上。但由于调派虎门及广州内河战斗中溃散，兵丁可能会不足此数。
[89] 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543页。该史料标题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即1841年6月9日）探报，估计有误。因为此时清军在广州战役中失败，撤离省城，四方炮台、观音山皆被英军占据过。此兵力分派情况，应是战前的格局。又，该史料中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的探报称：贵州兵2671名驻小北校场；江西兵1500名、四川兵1400名驻东西得胜炮台；湖南兵1040兵、湖北兵1840名驻燕塘；江西兵500名、四川兵600名、湖南兵400名、广西兵300名，驻守各城门；四川兵1000名驻校场；四川兵1000名，驻保厘炮台；湖北兵1509名驻四方炮台；广西兵2000名驻佛山；云南兵500名驻北校场（同上书，第532—533页）。将此两单对照比较，可看出兵力部署的变化。
[9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11—412页。
[91] 奕山等人致裕谦，《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21页。
[9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4—445页。
[9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0页。
[94]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4, 545, 547;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88-89.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07—210页。
[9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4—445页。
[9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67—468页。
[9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45-546.其中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船为：伯兰汉号、布朗底号、琉磺号、海阿新号、宁罗得号、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阿打兰打号、复仇神号。在黄埔的英舰为加略普号、康威号、先锋号、鳄鱼号。此外，英舰威厘士厘号，此时泊于横档。英陆军组成为第18团535人，第26团317人，第49团311人，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240人，孟加拉志愿兵79人，皇家炮兵38人，马德拉斯炮兵232人，马德拉等工兵等部171人，总计2223人。
[98] 本图的绘制，参阅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一书所附作战地图。
[99] 以上英方的军事行动，综合下列资料：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8, 391-401, 535-550;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5-47；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93-111，及该书附图；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11—222页。其中凤凰岗英军参加进攻的英舰为宁罗得号、卑拉底斯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黄埔一带英舰全数参战，舰名见279页注[1]。
[100] 郭富致奥克兰，1841年6月3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此数与辛好士的报告完全一致，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50。又，宾汉一书的数字大于上述报告，但他列举了非战斗员一项，见《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232—233页。以上数字都扣除了三元里之战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可见于下一节。
[101] 参阅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至义律被免职》第六部 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102] 伯麦去印度求援期间，由威厘士厘号舰长辛好士代理其指挥职务。
[1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7页。
[104] 5月21日清军反攻后，次日进占商馆。商馆内的财物被兵弁及当地无赖劫夺一空。误烧西班牙商船事，见第一章 第四节。
[10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8页。
[10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46—448页。
[10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461—464页。
[108] 杨芳对前次停战协定的内容。一直有误解，见注531、注577。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