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来，在鸦片战争史的述说和研究中，杨芳和奕山，大多是以丑角的面目出现的。虽说他们在捏谎方面，也确实与小丑无异；但将他们的失败，归结于好色、贪货、抗敌意志不坚定等道德上的非难，或称之为愚笨、失措、临机处置能力差等智商上的缺陷，就使得人们长久地未究诘事理，幻想着制“夷”的英雄。战争失败的必然性，并没有因为杨芳—义律停战协定、奕山—义律停战协定而明朗。
但是，同在东南的福建和浙江，情况就不同了。
在陶澎故去，林则徐、琦善、伊里布、邓廷桢先后斥革之后，道光帝大胆使用新人。邓廷桢的闽浙总督的职位，由颜伯焘继任；伊里布的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的官差，由裕谦接手。道光帝恐颜伯焘难以顾及闽、浙两省的千里海防线，便命裕谦常驻浙江、兼顾江苏，为颜伯焘分担责任。
作为新进的颜、裕二氏，于1841年初走马上任，一位坐镇厦门，一位长驻镇海，皆为军事要地。他们的抗战言论最坚决，在一班力主“剿夷”的官吏士子中，深孚清望。他们的筹防措施最彻底，分别在其防区，建起了坚固无比的壁垒。他们是道光帝以及朝野官绅心目中的长城。
但是，当英国的军舰鼓浪而来时，东南的壁垒倾塌了。
一 璞鼎查的东来
知道历史结论的后人，有幸看到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1841年初，当琦善在交涉中的懦怯激起身居京师的道光帝的不满，圣旨中叠受训斥时，远在伦敦的英国外相巴麦尊，也正在为义律的低姿态外交而光火，训令中狠狠批责。琦善因英军强占香港而革职抄家锁京，而英军此举的所谓依据——并不能成立的《初步协定》，也使得义律丢官卸职。如果不计较广州至北京、澳门至伦敦的地理因素而造成的通信时间的差异，那么，可以说，琦善和义律是因同一原因、在同一时间分别被各自背后的主子罢免的。若非伦敦比北京更远，杨芳和奕山面前的对手，就不再是这位义律，而是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Henry Pottinger）。
璞鼎查，爱尔兰人，生于1789年。14岁去国，赴印度。15岁参加东印度公司的陆军，两年后获少尉军衔。他一生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是，1810年，他志愿调查印度与波斯的边境地区（即今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的交界地区），乔装为当地土著的马贩子，行程2500余公里。此后，他名声大振，升迁机会频频招手。1840年，他结束长达37年的海外生涯，回到童年时所生活的英国，受封爵士、位居东印度公司的陆军少将。[1]
至迟在1841年4月初，巴麦尊就决计换马了。复活节的到来给义律多留了几天的机会。4月30日，英国内阁开会，决定召回义律，而从印度回国不久的璞鼎查，再次被派往远东，接替全权代表一职。巴麦尊显然颇看重璞鼎查在东方的经验、手腕和勇气，相信为英国权益找到了一位“能手”。[2]
1841年5月31日，璞鼎查收到巴麦尊的最后一份训令。6月5日，他离开伦敦，搭船入地中海，由陆路过苏伊士（当时运河尚未开凿），于7月7日到达孟买。他在孟买待了10天，与印度当局协调侵华事宜，再于7月17日出发，8月10日到达澳门。[3]与他同船到达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东印度舰队总司令海军少将巴加（William Parker）。
从伦敦到澳门，璞鼎查在途中仅用了67天。这一破纪录的速度，使当时在华的商船主们大为吃惊。很可能义律也在吃惊的人群之中，因为，5月3日发出的召其回国的指令，8月8日才到达他的手中，而两天后继任者便站在他的面前了。
璞鼎查的快速到达，表明了英国此时在轮船技术、地理知识和殖民体系诸方面的进展。这比起林则徐由北京到广州花费61天，琦善的56天，奕山的57天，多不了几天。若除去璞鼎查在孟买停留的10天，反是英方更快。科学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东、西两个大国越来越近。清朝今后将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强地承受到西方的压迫。
然而，璞鼎查此后展开的军事行动，速度更快，显示出与义律迥然不同的风格。
义律的罢斥，是英国政府认为他没有照章办事，璞鼎查接任此职，亦接手了英国政府先前的各项训令。除此之外，巴麦尊还特别指示：
一、英军重新占领舟山。
二、不在广东进行交涉，谈判地点应在舟山或天津。
三、交涉对象应是中国皇帝畀以全权的代表。
四、赔款总额（鸦片、商欠、军费）不低于300万英镑（约合银元1200万）。
五、劝说清政府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4]
根据上述训令的原则，璞鼎查不应在广州多作停留，而应迅速移师北上，将战火燃及北方。
1841年8月12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两天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了北上的军事行动计划。8月21日，英军除留一部占领香港外，主力向北开进。8月22日，璞鼎查本人亦搭上了北攻的战舰。[5]
英军此番的第一个目标，仍是义律策划已久，终未如愿的厦门。
英军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清廷仍是蒙在鼓里。因为，奕山再次行骗。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在其到达的当天，向两广总督祁发出了两道照会。[6]8月13日，璞鼎查的秘书麻恭少校（G. A. Malcolm）将之送往广州。8月14日，麻恭与余保纯会谈。[7]
尽管当时英人在照会中的汉语水平仍未有很大的提高，由此而可推论双方在会谈中亦有词不达意之处，但是，所有的史料都证明，奕山等人至少在下列五点上是明白无误的：
一、璞鼎查是奉有英国君主“敕书”的新任“全权”“公使大臣”，并兼任驻中国“领事”，义律即将回国。
二、璞鼎查只与清方的“全权”“大宪”谈判，并以“结约”来结束中英战争。
三、双方谈判的基础仍是《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中的各项要求。
四、谈判在未获英方满意的结果之前，英军将由粤“北上”，不停止其进攻。
五、要求广东官员将以上情况报告朝廷。
毫无疑问，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将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
我在第四章 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的照会前往澳门，[8]与璞鼎查交涉。
在“天朝”以往辉煌的对外交往史上，从来就是“天朝”官员不屑于接见“夷目”。义律谋求已久的两国官员直接面谈，终于在禁烟运动中林则徐派出余保纯后而成为平常。从此之后，义律从未拒绝过“天朝”官员的求见，不管局势如何有利于英方而不利于清方。此次，身为“夷目”的璞鼎查，却反过来摆出一副如同“天朝”般的架子，拒见任何清方没有“全权”头衔的“天朝”官员。8月18日，余保纯抵达澳门，没见到璞鼎查，接待他的还是秘书麻恭。
可是，这一切，到了奕山等人的奏折中，味道就全变了。
1841年8月23日，即璞鼎查北上的第二天，奕山、齐慎、祁、怡良[9]四人联衔上奏，施展了种种障目手法：
首先，他们隐匿了璞鼎查的主要职务——全权公使大臣，即全权代表，仅谓英国更换“领事”。按照当时的术语，“领事”是指管理来华商贾船梢事宜的“对华商务总监督”，又据邓廷桢先前的解释，它与“大班”名异实同。全权代表一职的隐匿，实为要害，因为可隐匿璞鼎查来华的真正使命。
其次，他们隐匿了璞鼎查拒见余保纯的事实，谎称新领事于8月15日便乘船出洋（整整提前了7天），由此不仅瞒住了受辱的真相，而且从时间顺序上来看，8月14日麻恭至广州，8月15日璞鼎查放洋，奕山等人无论如何也无机会见到这位新领事，弹指间便推卸了未能及时劝阻“夷目”北行猖獗的责任。
再次，按照他们的分析，义律的撤职是因其“连年构兵”而获罪（天晓得这一罪名是怎么想出来的），他对此极为不满，于是不告诉璞鼎查已获准通商的恩旨。璞鼎查不明实情，也不等待祁的复照，“出洋北驶”是上了义律的当。璞鼎查若北上“恳求马头”，极可能开炮启衅，而一旦如此，通商再断，兵衅不息，他就犯了与义律同样的错误，义律正好“为己卸职”（这真是一个让今人叹服的想象力极丰富的大胆“分析”）。
至于此事的处理，奕山等人奏称，余保纯向“副领事”麻恭（莫名其妙由秘书升职）传谕，大皇帝已恩准照旧通商，“何能别有干求，再行北往”，而麻恭听到这番劝谕，频频“点头称善”，但又称璞鼎查出洋之后恰遇连日南风，恐已行远，如能“中途赶上，定当遵谕传知”。接着，余保纯又传谕前领事义律，义律亦称将“遵谕寄信劝阻”。[10]
在整篇奏折中，奕山一字未提璞鼎查的真正使命，一字未提英军北上后将展开军事行动，尽管奕山还是向福建、浙江官员吹了风。[11]与真实完全相反的是，奕山笔下的麻恭、义律，一副“情词恭顺”的态度。还须注意的是，奕山在此预设了铺垫，即便英军在北方出现，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因为连日南风使麻恭追赶不及，璞鼎查没有能够听到他的劝告！至于广州战败后的奕山—义律停战协定等情事，依旧被捂得严严实实。
奕山再次展示出其捏谎的胆量和才华。
就在奕山等人在广州苦心构思奏折的当日，北京的道光帝收到了浙江巡抚刘韵珂的奏折，谓：听闻英军有北上浙江报复之讯（仍是先前义律的计划，与璞鼎查无涉），要求浙江不遵7月28日的撤兵谕旨，不撤退防兵。完全为奕山摆布的道光帝，对此说法根本不信，谕旨中严词驳诘：“试思该夷果欲报，岂肯透漏传播？既属风闻，从何究其来历？至所称确探夷情，如果驯顺，并无来浙之意，再撤防兵，所见尤为迂谬！着裕谦仍遵前旨酌量裁撤防兵，以节糜费。”[12]在这段圣旨中，我们不仅可看到专制君主的强词夺理，而且可测出道光帝对奕山谎言的中毒程度。
1841年9月5日，道光帝收到前叙奕山等人的奏折，自然无法看清局势之严峻，谕旨“加意防卫”，[13]但仅仅局限于广东，同日并无给闽、浙、苏、鲁、直、盛京各沿海将军督抚同样的指示。大概道光帝仍认为，璞鼎查的“北驶”，仍不会出广东沿海的范围吧。
道光帝的这道谕旨下发之日，正是英军攻陷厦门后主力再次北进之时。8天后，飞奔的驿马带来厦门失守的消息，道光帝大惊失色。
奕山的谎言，虽使他自己再一次免受厄运，却使这个国家陷于一场新的灾难之中。
二 厦门的石壁
尽管奕山的谎言骗住了道光帝，但却没有骗过他的邻居、督闽的颜伯焘。当英军的舰队乘风而至时，颜伯焘在厦门正严阵以待。
颜伯焘，广东连平人，世代官宦，祖父和父亲，都是清朝一二品大员。他181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充编修等职。1822年，放外任，授陕西延榆绥道，后历陕西督粮道、陕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等职。曾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办理军需、报销等事务，获得道光帝的好评。[14]
1837年，颜伯焘迁云南巡抚，隶于云南总督伊里布。1839年伊里布改两江，他曾一度兼署云贵总督。1840年9月，道光帝罢免邓廷桢，手中已无大将，便调出颜伯焘来执掌闽浙。
颜伯焘奉旨后，立即进京请训，三日之内，五蒙召见，“荷诲之周详，实铭心刻骨”。道光帝对他也颇抱希望，在其谢恩折上朱批：“一切俱应认真整顿，勉力而行，以副委任。”[15]
从颜氏的一生来看，他似乎算不上什么杰出人物，为政不过平常。但在王朝政治中，圣上的隆恩，也确实会激起臣下报答的狂热。他尚未到任时，就做出了一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
1841年初，颜伯焘在赴任途中经过常州、杭州，分别会见了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英军久据定海，伊里布按兵不动，激起他的愤怒。于是，他与刘韵珂联名上奏，要求启用林则徐，“会同伊里布筹办一应攻剿事宜”。[16]伊里布是颜伯焘在云南多年的上司，颜氏这种翻脸不认老长官的做法，不太合乎当时官场的规矩，但表露出其心中的王朝利益与个人恩怨的轻重。
1841年2月17日，颜伯焘来到福州任所，稍作布置后，便根据道光帝的旨意，前往泉州，部署防务。[17]然而，他此时敏锐地感觉到厦门的特殊地位，竟将全省事务破例地交由已委新职的福建巡抚代拆代行，[18]他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厦门的防卫建设中去了。
厦门位于福建的南部，是一个罕见的天然良港，北距历史上有名的国际大港泉州仅80公里。清取代明后，泉州衰败了，厦门异军突起，一度成为清朝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即使清政府对外封闭厦门后，其航运业、造船业，因与台湾的商贸关系而得以维持和发展。至于民间航运业主和商人，与东南亚、日本等地的经贸往来，从未间断。他们的商业勇气和航海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出类拔萃，使得这个几乎只出石头的地方，形成了繁华的市面。可以说，在鸦片战争前，厦门是仅次于上海（国内贸易为主）和广州（国际贸易为主）的中国第三大航运业中心，成为英方所谋求的通商口岸。
就军事而言，由于清朝对台湾郑氏、三藩耿氏的战争，以及连绵不断地平定海盗的战事，厦门的地位十分彰显。清朝第一支大型海上武装力量的指挥部——福建水师提督衙署，便设在此地。厦门及其附近驻有水师提标共计五营4300人。[19]
正如长得太快的婴儿，衣服往往跟不上趟，厦门虽只是一个面积仅有109平方公里的岛屿，非府非州非县，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同安县（今天正好相反，同安正为厦门市的属县）；但清政府却派兴泉永道（管理兴化府、泉州府、永春州）驻此，并以泉州府的同知在此开署，直接治理此地，称厦门海防同知。同安知县为正七品，厦防同知为正五品，厦门地属同安而地方官品秩高于同安，这正是太大的身躯需要相应的衣裳。事实上，同安知县一直管不了这一区域。从这个意义上讲，厦门很早便是“特区”。
1841年3月2日，颜伯焘抵达厦门。他虽不会有近代国际经贸的眼光，从航运业、商业的繁荣，看到英方觊觎厦门的深层因素；但是，1840年7月和8月的两次厦门之战，[20]以及从广东传来的英方欲辟厦门为通商口岸的流言，使他直观地感到此地将来必有一战。于是，他决计亲驻此地，部署防务。在他和兴泉永道刘耀椿、新任水师提督窦振彪三位大员的操办下，厦门从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规制宏大的防御工程的建设。
在鸦片战争前，厦门的防御工事微不足道，近乎于零。在厦门岛的南岸，有一座炮台，俗称“大炮台”，但仅“大”到平时守兵25名，该岛西北部的高崎炮台，平时守兵30名，该岛东南部的黄厝炮台，平时守兵只有1名。[21]第一次厦门之战后，邓廷桢加强厦门岛的防御，在厦门岛南岸、鼓浪屿、海澄县（今属龙海县）屿仔尾，紧急修建炮墩（即沙袋炮台），[22]共安设火炮268位，在厦门岛南岸一带部署防兵1600余名，另雇勇1300余名协防。[23]邓廷桢的这些措施，无疑强化了厦门的防御。
可是，颜伯焘对此并不满意，他喜欢的是大手笔。
图五 厦门的石壁
邓廷桢等人督建的炮墩，濒海竖立已达半年，这种临时性的工事，经风雨海潮冲刷，“沙囊久则腐散”。颜伯焘干脆将之拆除，另开新张。
花岗岩是当时世界上最结实的建筑材料，福建南部又是其著名的产地。颜伯焘以花岗岩代替沙袋，在厦门岛南岸（今厦门大学一带），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
据颜伯焘的奏折，石壁长约1.6公里，高3.3米，厚2.6米，每隔16米留一炮洞，共安设大炮100位。为了防止英舰炮火击中石壁炸起飞石伤及守军，在石壁的外侧，护以泥土，取“以柔克刚”之意。石壁之后，建有兵房，供守军栖居；而在石壁、兵房的侧后，又建有围墙，作为防护。[24]
英军的一名军事工程师，战后考察石壁的结构，对它的防炮能力和坚固程度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在其著作中对石壁作了绘图，使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工事的内部构造。[25]另一名英军军官，对石壁防炮能力的评论，颇具文学色彩：“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大船放炮放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26]尽管石壁仍有其缺陷，但就其坚固程度和防炮能力而言，确实在当时的中国无与伦比。
除石壁主阵地外，颜伯焘又在石壁以东以西、鼓浪屿岛、屿仔尾，兴建了多座炮台，使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三处各炮兵阵地共279位火炮，形成了三点交叉火力网，迎击由厦门南水道入犯的敌寇。根据沙角之战的教训（情报不确切，后将分析），颜伯焘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部署防兵1410名，配置火炮100位，准备与敌登陆部队交战，掩护厦门岛南岸主阵地的安全。
为了防止英军以小船从厦门北水道，绕行攻击厦门西水道（即筼筜内港），颜伯焘又在厦门岛西北角的高崎一带，派驻哨船10艘，兵丁300名，护卫西水道。[27]（以上地理形势及军事部署可参见图六）
大约到了1841年4月底，颜伯焘大体完成了以上部署，仍觉得不满足。于是，他决定扩大防御范围，在厦门南水道的外围岛链设防，御敌于国门之外。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清军亦设有金门镇，在此防御。金门岛以南，有大担、二担、青屿、浯屿诸小岛，如同一条链条，扼守厦门南水道。颜伯焘在上述四岛上建造起“石堡”，即圆型石筑炮台，移清军一营分驻。又由于上述各岛相距较远，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难以形成可配合作战的交叉火力，颜伯寿又兴建大型战船，协同各岛共同御敌。对此，他的作战预案是：英军舰船若从外海闯入厦门南水道，外围岛链“各岛开炮，则大船亦开炮迎击，小船分驶焚攻”，从外围就击退来犯之敌。[28]
到了1841年8月厦门之战前，颜伯焘已完成在外围岛链各岛上的“石堡”工事，并建造大型战船、置办商船共50艘。但“石堡”及战船所需的1300位火炮尚未铸就，结果是“空台空船”，颜伯焘的外围决战方案只得放弃。[29]
通过以上措施，颜伯焘在厦门一带共安设了400位以上的岸炮，部署了5680名守军；在清军无力设防的地区，另雇勇9274名，各保地方。可以说，厦门已经成为清王朝疆域内最强大的海防要塞之一。[30]
如此不厌其详地叙说颜伯焘的种种筹防措施，目的在于洗白后来某些论著中对颜氏的不利评论。我们从颜伯焘的上述表现中可以判定，他已竭尽其智力、能力、权力、财力，确实不遗余力。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已无可指责。
当然，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均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时间，一是金钱。
就前者而言，从颜伯焘到任至开战，将近有半年的时间，他比琦善、伊里布、杨芳、奕山等人要从容得多。
就后者而言，与苛俭的道光帝相反，颜伯焘是个花钱能手，用起银子来如同流水一般。
1840年初邓廷桢出任闽浙总督时，为加强沿海巡缉，捉拿鸦片走私犯，动用泉州、漳州库银1.5万两。鸦片战争开始后，调派防兵、修筑工事，在在需要经费。邓廷桢于1840年7月小心翼翼地上奏道光帝，请求在福建藩库中借银10万两以充军费，将来从福建官员的养廉银中分年扣还。道光帝批准了此项军费，并大方地允准“作正开销”，将来不必扣还。[31]
可过了没多久，这10万两银子耗尽，邓廷桢不得不于1840年9月再次出奏，请款15万两。当这份奏折送至北京时，正遇英军从天津南下，局势缓和，道光帝命令各省撤防，又碰上道光帝此时对邓廷桢一肚子气，上谕中大骂了一顿，没有批准。[32]
到了1841年1月，福建巡抚署理闽浙总督吴文镕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虽已动用了漳州、泉州库银6万两，但杯水难救车薪。于是，他硬着头皮上奏，请求动用福建藩库银20万两，动拨邻近省份银20万两。此时正值道光帝一意主“剿”，吴文镕的请求得到了批准。[33]
至此，福建军费银达50万两。[34]
颜伯焘绝不如此小家子气。
他上任未久，便奏请户部拨银，狮子开大口，一要就是100万。连同先前的数字，福建的军费银达到150万两。更为出格的是，他不顾清朝以往的成规，要求增加防兵的盐菜口粮银。抠门的道光帝恐福建创例，广东、浙江会援引，便让其“核减节省”。[35]可颜伯焘居然不买账，仍坚持己见，结果由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在他的要求上打了个折扣，才算了事。[36]颜伯焘由此而动肝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不顾原先的户部、兵部、工部《钦定军需则例》，自己制定了一部《军需章程》，共计有40条之多，对粮饷、工价、料费、运费等项另订标准。[37]遵旨议复的军机大臣们对颜氏此举甚为不满，复奏时捎带讥议。[38]道光帝见此，在上谕中对颜伯焘发出警告，要他“力加撙节”。[39]可过了没有多久，150万两银子将罄，新任福建巡抚刘鸿翱根据颜伯焘的指示，在厦门失守后的第7天，上奏请求再拨军费银300万两！[40]
这么多的银子堆上去，厦门的防御工程理应有较大的起色。有时间、能花钱，颜伯焘的实绩出众，实属他的机遇较他人为优。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些银子是否真花于实际，却是大有疑问。历来的军务、河工、赈灾，都是经手官员中饱私囊的渊薮。而颜伯焘于此嫌疑最大。
1842年初，颜伯焘免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的情况：
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41]（重点为引者所标）
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的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伕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
不过，还应说明，在当时的政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尽管颜伯焘全力倾注于厦门的防务，但目光又时时扫瞄广东，留心于那里的“夷情”变化。
1841年6月奕山讳败言胜的捏谎奏折，激起了这位意气凛然的疆臣的义愤。他于7月14日上奏披露真相，随奏不仅附呈了王庭兰致曾望颜信函、广东人民誓词2件、英方文示5件（可谓铁证如山）；而且还密片保荐裕谦、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42]可是，他的忠烈之举不仅没有获得半年前怡良弹劾琦善的效果，反于8月13日收到道光帝因广东军务大定而命福建酌撤防兵的谕令。[43]
颜伯焘手中握有真情，面对撤兵圣旨，仍不惜于另作手脚。他压了10多天后，于8月25日复奏称：他已下令福建各地官员“履勘”（一），等各处禀报到齐后（二），再据“广东情形略有定局”（三），由他“酌议”（四），再“请旨”（五）。[44]如此繁杂的五步程序，到头来还是一兵未撤，只是上报了他准备撤减的兵额让道光帝确认。很显然，他的目的是拖延时间，让时间来证明他的正确。
就在颜伯焘发折的当日晚上，璞鼎查率领的英军舰队果然开到厦门口外。
英军再犯厦门，本在颜伯焘的意料之中。他并不为此而惧，反觉有机会立功疆场。对于厦门的防务，他极度自信，虽说外围岛链防御尚未部署完毕，但厦门岛一带却已固若金汤。他曾经在一奏折中得意洋洋地宣称：“若该夷自投死地，惟有痛加攻击，使其片板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45]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厦门口外的英军，正是一支颇具规模的近代化的部队，共有战舰10艘，载炮约310门，武装轮船4艘，运输船22艘，载送陆军第18团、第26团、第49团、第55团等部，共计有2500人。[46]
8月25日晚英军到达后，当即由已有入港经验的布郎底号舰长胞祖引导，穿过外围岛链，驶入厦门南水道。浯屿等外围各岛的清军虽开了几炮，但因防御工程未完工，火力不足，未起任何作用。英军也未理睬。
8月26日清晨，英全权代表璞鼎查、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乘轮船侦察了厦门设防情况，制定了作战计划。颜伯焘派出一位曾在外洋做过生意的陈姓商人，前往英军锚泊水域，诘问来意。英方交付一份由璞鼎查、巴加、郭富联合签署的致福建水师提督的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47]颜伯焘对此不予理睬，未作答复。
8月26日下午1时45分，港内风起。英军各舰船纷纷起锚扯帆开动，发起进攻。颜伯焘坐镇厦门岛，亲自指挥厦门岛南岸、鼓浪屿、屿仔尾守军开炮，“三面兜击”来犯英军。
就英军的战术而言，其在厦门之战如同广东诸役，仍是以优势舰炮对清军各炮台，陆军从炮台翼侧登陆攻击。英军的这种战术，再获成功。
图六 厦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鼓浪屿：英舰与该岛清军炮台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此时，双方火炮的数量比为106∶76，英方在数量与质量上均远胜清军。英舰经过1小时零20分钟的炮战，基本打哑鼓浪屿岛上的3座清军炮台，其陆军从该岛最东端炮台的右翼沙滩登陆，攀越山岩和其他障碍，从清军的侧后发起冲击。守台清军全无凭障，以鸟枪、弓箭乃至石块还击，终不支而退。英军占据各炮台。
在厦门岛南岸：英军轮船及军舰在石壁正面和东西两端分别轰击清军炮台。英军火力的绝对优势，使厦门岛南岸的清军阵地完全沉没于炮火的硝烟之中。至下午3时45分，英陆军在石壁以东的沙滩登陆，随即由东向西进扑。15分钟后，坚固的石壁阵地虽未被英舰的猛烈炮火击垮，却因侧后来袭的英陆军而陷落。未久，厦门岛南岸清军各阵地均告失守。
坐镇督战的颜伯焘，目睹锐不可挡的“逆夷”凶焰，忍看这半年的种种努力转瞬间化为灰烬，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到了此时，他由战前的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夜渡，逃往同安。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溃散。而英军因天色已黑，占领厦门城[48]东北的高地后，便停止进攻。
8月27日清晨，英军攻击厦门城，但进至城墙，发现守军全逃，不战而据该城，并派兵搜索全岛。[49]
此战，清军战死总兵1员，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的伤亡数字虽无准确统计，[50]但从战前派驻和战后回营的数目来看，共计减员324名。而英方的报告称：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16人。
这一仗真正输到了家。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51]
当然，今天我们若严格地从军事学术上进行检讨，颜伯焘也绝非无可指责。
厦门之战的第一阶段，是英军的舰炮与清军的岸炮之间的对抗。火炮的质量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虽说厦门清军的火炮弹药的弊陋，牵涉到近代工业技术，是颜伯焘力所不能及的；但就清方此期已经掌握的技术上，颜伯焘仍有未造炮车（炮架）、炮洞开口两项错误。
战后接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透露：“炮身极重，非数十人不能拉挽，制军（指颜伯焘）惜费，不造炮车。同人进言，以炮在墙外，非用炮车拉回，则兵丁不敢出墙装药。制军言骄气傲，以为一炮即可以灭贼，何须再装药也？”[52]尽管张集馨的这段话，有不少细处失真，[53]但火炮不置炮车，真属匪夷所思。虽然炮车（炮架）也是一个复杂的专门技术问题，清方传统样式的炮车，也存在着种种弊陋，但颜伯焘认为“一炮可以灭贼”而“不造炮车”，实谓可笑之至。
从前面的英军工程师所绘制的石壁图样中，我们可以看出，石壁的炮洞只是一个方型孔，并无成扇面状的夹角。梁廷枏对此亦有记载，可为验证：“台墙开门置炮，墙厚门深，又不能左右活转，但可直击。”[54]火炮不能左右转动，就大大限制了射击范围。而火炮既不能左右转动，同时也大大限制了炮车的作用。这也可能是颜伯焘不造炮车的另一原因吧。
尽管厦门岛南岸的炮兵阵地极其坚固，但毕竟只能起防炮作用，其本身火炮缺乏威力，那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结实的靶子。[55]颜伯焘战后谎称击沉英轮船1艘、兵船5艘，[56]实际上全是子虚乌有之事。当然，若颜伯焘不在炮车、炮洞上犯错误，那也是局部的改善，从交战经过来看，仍无补于大局。
厦门之战的第二阶段，是登陆英军与清军的陆战。由于当时清朝上下均鄙视英军的陆战能力，颜伯焘也不例外。他只考虑如何与坚船利炮相抗，未计及如何防御登陆英军，缺乏相应的工事和部队。虽然他也在厦门岛的东、北两个方向布兵设炮，但所防者非为英军，而是汉奸。他因错误的情报，认为沙角之战中抄袭后路者，是英军雇募的汉奸。[57]
颜伯焘的这种无知，致使清军在第二阶段的交战中方寸大乱。据守石壁、炮台等工事的清军，本是以岸炮与英舰对敌的，突遭登陆英军的侧后来袭，仅有少数兵弁以鸟枪、弓箭、刀矛、石块相拒，甚至肉搏，大部分因战前毫无心理准备而见敌辄奔。从交战经过来看，本应具有较大危险性的登陆英军，似乎比其舰船还要幸运，并未遇到强劲的抵抗。
最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道光帝。他接到颜伯焘厦门失陷的奏折，见有“伪陆路提督郭”的字样，[58]竟然发现了新大陆，即英军也会陆战！于是，他立即通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并下令各地注重陆路防守：“倘逆夷竟敢率众登岸，所有火炮及一切设伏机宜，务当先事预备，操必胜之权，褫奸夷之胆。”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多，道光帝在前敌主帅们的欺蒙下，直至此时方得出这种认识，虽为时已晚，仍不失为亡羊补牢之计。但是，道光帝对此还是将信将疑，似乎还不认为英军果真有能在陆地上打仗而不会摔跟斗的士兵，上谕中仍居然昏言：
夷人此次到闽，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恐其招集闽、广汉奸，为登陆交战之计。[59]（重点为引者所标）
君臣无知至此等田地，战事又焉得不败？
三 定海的土城
璞鼎查干净利落地吃下了厦门，却又不得不吐出来。
英军进攻厦门，本意在于用军事手段打击清政府，而要长期占领，就须占用为数不多的总兵力的相当一部分，且巴麦尊训令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他要的是舟山，而不是厦门。
可是，要完全吐出这块已经咽到喉咙的肉，璞鼎查又心所不甘，于是，他选择了地域较小易于防守位于厦门岛西南的鼓浪屿，留下军舰3艘、士兵550人驻守[60]，主力于1841年9月5日撤离厦门，北上浙江。
此时，站在他面前的对手，是主持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
自林则徐去职后，裕谦成为一班力主“剿夷”的官绅士子们最寄厚望的人，可谓是“林则徐第二”。
裕谦，原名裕泰，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人，贵胄出身。他的曾祖父班弟，为雍、乾两朝的名臣，频频出将入相。1754年，任定北将军出征准噶尔，因功由子爵晋为一等诚勇公，后因阿睦尔撒纳复叛，孤军五百困守伊犁，兵败自杀。其祖父、父亲，亦官至清朝一二品大员。
与其他优裕的八旗子弟的欢游闲放不同，裕谦在家庭中受到几乎完全汉化的性理名教的教育。1817年，他24岁时中进士，[61]入翰林院，很为蒙族人争光。1819年散馆后，以主事签分礼部补用，但到1823年才补上实缺。1827年外放湖北荆州知府，后调任武昌知府。1834年迁荆宜施道，未久迁江苏按察使。后因丁忧、患病告假两年。1838年复出，再任江苏按察使，次年4月迁江苏布政使。1840年1月，以老成著名的江苏巡抚陈銮病故，又署理江苏巡抚，后真除。
与其他督抚同城的省份不同，江苏巡抚驻节苏州，与驻江宁（今南京）的两江总督尚有一段距离，有着较多的自由和自主。[62]1840年8月，两江总督伊里布授钦差大臣，前往浙江，裕谦署理总督，成为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
于是，他放手大干一场。
于是，他接任钦差大臣、继任两江总督。
从正三品的按察使，到从一品的总督，[63]裕谦的三级跳，仅仅用了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这颗新升起的政治明星，在当时的官场上引人注目，为人看重。
从裕谦的履历来看，我们还找不到什么今天可特别注意之处。他虽说还算是一位勤政的官员，但主要经历为知府一级，按察使、布政使在清朝又已降为属员，因此在史籍上看不到其优异的政绩。[64]他的仕途坦畅，除了机遇特好外（牛鉴迁职、[65]陈銮故去、伊里布斥革），还与道光帝的用人方针有关。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道光帝是一位信奉“保守疗法”的社会病理学家，追求调补疗效。他坚信祖宗留下的制度已经尽善尽美，认定当时社会的病因在于官员们的玩忽职守。因此，他特别看重官员们的“德”，在用人方面，特别是危难关头，偏爱皇亲国戚、贵族子弟。他以为，这批人世受国恩，遗传的血液中具有多量的“天良”和“忠诚”，绝不会放任国运衰落。在鸦片战争中，他先后重用的琦善、伊里布、奕山、颜伯焘、裕谦，以及后面将会出场的奕经、耆英，均有家世的背景。裕谦的频频升迁，似有其曾祖父班第的冥冥保佑。
然而，裕谦之所以深孚众望，非为其职重位高，更非其血统高贵，而是他在这一时期表现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迷人风度。
伊里布至浙江后，对武力进攻定海迟疑不决。身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的裕谦，不便对其上司采取行动，便向路过江苏的颜伯焘倾泄不满，促成颜伯焘、刘韵珂启用林则徐的奏折。而他更为强劲的迂回动作，就是4次专折具奏：阐明武力进攻定海之必须，说明攻略定海之战法，表明其决战必胜之把握。[66]在这些奏折中虽无一言直接攻击伊里布，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忠勇胆略却使道光帝耳热心动。1841年2月10日，道光帝授其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攻剿，朱批中温旨激励：“正可相时而动，克成大功，用膺懋赏。朕惟伫望捷音耳。”[67]而他到了浙江后，一纸密片，劾伊里布家人不规，致使这位老长官上刑部大堂受审。
琦善在广东的主“抚”举止，也使裕谦义愤填膺。本来他的江苏巡抚、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与广东无牵无挂，换一个其他人即便心有不满，若非圣上垂询也不会表示意见；可他却不如此行事，一道弹劾琦善的章奏不知使当时多少人击节称快。已获罪斥革的林则徐见之大喜，亲笔誊录一遍，又在上密密麻麻作圈圈点点，点了总篇幅的一半以上。[68]在裕谦的笔下，琦善是“天朝”的头号奸臣，犯有“张皇欺饰”、“弛备损威”、“违例擅权”之三大罪。虎门的战败，全因琦善的“撤防”。[69]
裕谦的这些慷慨振奋、不留丝毫情面的言论，不仅使主“剿”的人士激动，也使一些对“夷”妥协的官员忌惧。伊里布、琦善吃过苦头，自不待言。靖逆将军奕山在与义律达成停战协议后，也连忙给这位倔直忠耿的钦差大臣写信，诉说种种不得已之苦衷。他生怕裕谦会放出不利于他的议论，信中的文句语气不无讨好叫饶的意味。[70]
但是，裕谦的上述言论，与他后来的行动相比，又明显差了一个档次。他在浙江任上，事事以极端手段处置之：
曾在英军占据定海期间“通夷”的4名汉奸被捕获，他下令处斩，并将首级遍传沿海各厅县悬挂示众，以示警尤，震慑人心。[71]
为了报复英军在定海掘坟的暴行，他下令掘开英军的坟墓，将数百具尸体刨出“剉戮”，然后弃之大海。[72]
他仇恨定海曾作为通商口岸的历史，忌恨外国船只不时对定海的觊觎，下令将当时还遗存的“红毛道头”（码头设施）及“夷馆基地”完全拆毁，消除一切痕迹。[73]
1841年3月定海军民捕获一名英国俘虏，他一反先前伊里布“酒肉养赡”的做法，下令绑出营门，“凌迟”处死，枭首示众。[74]
而到了后来局势危急时，裕谦的手段更至于登峰造极。1841年9月，镇海军民捕获两名英方俘虏，他竟将“壮士饥餐胡虏肉”的诗化语言变为实际，下令对一名白人俘虏“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制作为自己坐骑的马缰，然后“凌迟枭示”；对另一名黑人俘虏亦“戮取首级，剥皮枭示”。[75]
裕谦放出的这些手段，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似为残忍毒辣，与他曾中过进士、入过翰林院的儒吏形象亦不吻合，好像变了个人。但在当时，势不两立的敌忾致使人们的情绪趋向于暴烈，而且手段越狠越备受喝彩，道光帝亦明确表露出欣赏鼓励的态度。[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