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细心的观察又会隐隐感到，裕谦之所以如此走极端，似还有一层原委，他正是自我设置一个“背水阵”。照其奏折上的话，是为了“俾众咸知奴才有剿无他”，有进无退，断绝手下将弁的“首鼠两端之念”！[77]这里面还牵涉到他的同官，由福建陆路提督改为浙江提督的余步云，我将放在下一节分析。
由于伊里布的抢先行动，和平收复定海，裕谦武力攻剿的满腹谋略未有机会得以施展，颇以为憾事。于是，他到浙后，便精心部署定海防务，以能在将来的防御作战中挫败“逆夷”凶焰，一显身手。
在裕谦的规划下，定海如同厦门，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防卫工程建设。
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距城三里。裕谦认为，前次定海战败原因在于清军船、炮不如敌，而陆战无所依托。于是，他决定在县城以南的濒海地带修筑工事。由于定海不若福建南部有易于开采的石头，定海防御工程的主体是土城。[78]
土城是用泥土掺石灰夯实的线式防御工事，也就是一道土城墙。前节提到的绘制厦门石壁样式的军事工程师，在其回忆录中亦有一幅插图，可大体看出土城的规制。[79]据裕谦的奏折，土城的底宽为12至18米，顶宽为5至15米，高约3至4米，长约4.8公里。它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将县城以南的空旷地带一并包容在内。土城设“长治”、“久安”两城门，供民人平时出入。土城上有火炮掩体“土牛”，[80]共安设火炮80位。
图七 舟山土城
在土城的中部，有临海小山，名东岳山。裕谦充分利用这一地形，在山上构筑周长约440米的砖石结构的震远炮城。在该炮城的南端，接筑面宽70米的半月型石砌炮台。炮台面海，为轰击来犯敌舰之阵地，炮城靠其后，是屯兵护卫之工事。东岳山上的震远炮城及炮台，为清军防御阵地之中坚，共设火炮15位。
土城的西端为竹山，竹山之后为晓峰岭。裕谦在晓峰岭上筑围城一座，驻守兵员。土城的东端为青垒山，裕谦亦在此构筑瞭台兵房。
土城之后的定海县城，其城墙亦得到修复。上设火炮41位。[81]（定海地理及防御可参见图八）
图八 定海防御、作战示意图
在修筑防御工事的同时，裕谦又添兵雇募。伊里布原派接收定海的清军共计3000人，裕谦再加派2600名，使该地守兵达到5600名，[82]为鸦片战争中浙江守军最多的地方。
由于前次作战时，定海水师战船损失极大，战船来不及补充、修理，以致海上巡逻、侦察力量都不足，[83]按裕谦计划，要雇水勇1000名，派委官员，分头出洋，“或假扮网渔贸贩，出洋巡哨，或密带火器枪械，相机焚剿”。后刘韵珂奏称，实际雇募水勇为580名。[84]
除此之外，裕谦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定海善后事宜十六条》。由于英军的到来，这一计划基本没有实现。[85]
如果我们将定海的土城与厦门的石壁作一番比较，那么，裕谦的定海防御工程在坚固、火力诸方面均远不如颜伯焘。但是，裕谦的豪言壮语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颜伯焘：（定海）“从此扼险控制，屹若金汤，形胜已握，人心愈固。……该逆倘敢驶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贼片帆不返。”[86]
难道裕谦的这种自信是毫无依据，毫无理由，毫无认真的分析？也非如此。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的主“剿”官员。
裕谦虽未亲眼见过英军，却是英军不善陆战论的有力鼓吹者。[87]定海的设防，显露出他的这一信念。他将主要兵力集中于县城及其以南10平方公里的区域，而并不兼顾面积523平方公里的舟山本岛的其他地域。他认为，英军不善陆战必然会从距县城最近的海岸发起进攻。若舍近就远，山岭重重，正是“我步卒最易见长之地”，[88]不难剿灭。定海县城的东、北、西三个方向皆为山地，他在此（晓峰岭、青垒山）只设置了一些瞭台、兵房、围城。道光帝下令各省防备陆路谕令9月19日才到达杭州的刘韵珂，9月25日到达镇海的裕谦，但肯定不会到达定海，因为此时定、镇之间的海面已被英军控制。
战前清朝上下咸谓英军“船坚炮利”，但“船坚”到何种程度，“炮利”至何等威力，却缺乏准确的估计。开战之后，关天培、杨芳、奕山、林则徐等人经历实战而知之，但他们或未直言，或语焉不详。相比之下，琦善倒讲了点真话，但在当时一片“剿夷”声中，又有何人相信？裕谦个人极度蔑视“逆夷”的偏误，决定了他对“船坚炮利”估计不足。凭借一道并不坚固的土城，他就能大胆地得出结论：“我炮皆能及彼，彼炮不能及我！”[89]
由此观之，裕谦的自信就不是全无来历的了。既然规制宏大的土城已能阻挡英军的“利炮”，那么，英军还有何优势可言？难道他们的“坚船”能够冲上海岸，驶入县城？既然英军“腰硬腿直”不善陆战，那么，他们一旦登陆之后，不正成了娴熟“击刺步伐”的清军将士的刀下鬼、案上肉？难道他们能飞越天险，天降县城？
裕谦的思想表明，尽管战争已经开始了足够长的时间，尽管清军在虎门等处一败再败，但是，在一班主“剿”官绅的心目中，对英军的实力估计仍是战前的模糊不清的概念，没有将英军的种种优长一一辨明清楚。也正因为如此，裕谦在定海防御上并无任何创新，仍是战前由林则徐所倡导的防守沿海坚强据点对抗英军舰船攻击的战法。
有意思的是，此一战法的倡导者林则徐，此时正以四品卿衔在镇海帮办军务，他对定海的防御，似不具有信心，屡次向裕谦进言：“请移三镇（指定海镇、处州镇、寿春镇三位总兵）于内地，用固门户。”[90]裕谦虽极度景仰敬佩林则徐，但作为有守土之责的疆臣，又怎么能、怎么敢听从这种放弃定海的建策呢？
就此再深入一步，就触及到当时主“剿”思想的渊源了。
尽管主“剿”只不过是一个政策上的决定，尽管主“剿”人士的言论也主要是分析具体问题，但是，这种思想却深深扎根在传统思想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以为，这里面主要是当时盛行的两种思想观念在起作用：一是“天朝”观念，一是理学思想。当然，这两者之间又有着难解难分的交叉关系。
就“天朝”观念而言，当时的人们并不把英国放在眼里，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不相信七万里之外的蛮荒地面会出产何种制服“天朝”的手段。因而，他们听不进英军强劲的言辞，更不屑于具体分析英军在诸次战斗中表现出来的优长，陷于可卑可怜的盲目性。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诸章节中都有过交代，此处不再赘言。
就理学思想而言，情况似稍微复杂一些。自宋代理学兴起后，儒家学说再一次得到改造，成为盛行于宋、明、清三朝的主要哲学思想。清代“汉学”勃起，予理学也有批判，但理学的主导地位一直没有动摇。
尽管在理学大师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领悟到这种理论的精妙，也为其深邃的思索、优美的文笔所折服，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理学成为可怕的教条。结果，在性理名教走向崇高之后，事实真情，反显得不那么重要，往往处于从属的地位。一切决策的依据，似乎不再是事实本身，而是先哲们的教诲。在这种情势下，掌握事实真情的人们，远没有掌握理学真谛的人们有力量，若正面交锋，必不堪一击。在当时主“剿”官员的奏议中，我们可处处看到此种“理”性的张扬。
到了1841年，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已经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据“理”的人们却视而不见。这也很难归罪于他们本人。因为在当时的氛围中，他们的思想只会如此。要冲破这种思想的绊篱，绝非易事。关于此种情势，我们可联系到20多年后，清王朝经历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据事实而主张改革的奕訢与以“名教”而反对改革的倭仁之间的辩论，就可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深蒂固。
从理学的角度出发，战争最主要的制胜因素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即所谓“正心”、“诚意”可以“平天下”这种观点在相当长的军事历史中证明具有合理性。
在古代，乃至中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不发展，战争主要表现为人身搏斗，虽有“十八般兵器”的种种技艺，但只是人的手脚的延长和锐化。在此类战斗的场景中，士兵们的勇敢，将弁们的执着，这种可以升化为“人心”的品格，往往是获胜的决定因素。因而长久地在人们的观念中，拼死是胜利的代名词。同时，又因为军事技术的不发展，长久地使交战双方处于大体平等的地位上，“两强相遇勇者胜”，成为一般政治家和军事家的信条。
因此，在清王朝的众多主“剿”人士的心目中，英军的“船坚炮利”只不过能逞威于海上，而清军在虎门等处海岸、江岸的接连败仗，关键在于主帅和将士们的胆怯。身心处在中世纪的人们，自然不会从近代军事技术、战术、军队编制、作战指导等一系列的变化中看清真正的原因。就本节的主角裕谦而言，他虽大力于修防铸炮等诸般“器物”，但主要功夫用于振作这支废弛松垮的清军的“人心”。
正因为如此，裕谦认为，这次战争获胜的首要因素，不是别的，而是民心固结，将士拼命。他痛恨前一次定海之战中，清军仅伤亡26人而大量逃散，怨愤伊里布不敢进兵，致使师老气竭；他用极端手段设置了一个“背水阵”，目的是驱策将士勇往直前，前仆后继；而一旦将士果真义无反顾，视死如归，战争又何以不胜？
由此而论，鸦片战争中的主“剿”人士的思想，并非得自知己知彼对双方力量的真实评估，并非出自已经找到真正可以“制夷”的手段的胜利把握，而来源于“天朝”观念和理学思想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心”制胜论。从军事学术的角度来看，此种主“剿”，不过是一种浪战。我们不应当因为它与今日反侵略宗旨相符，而不加区别地无条件地赞美之。
在我读过的鸦片战争史的论著中，1841年的第二次定海之战，大多被描绘为一个激动人心威勇悲壮的故事：定海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孤军五千，奋力抗击英军万余名（或二万，或三万）的围攻，血战六天六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而牺牲。
不可否认，我曾被这个故事所感动。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以劣势兵力兵器坚持抵抗达六昼夜之久，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业绩。然而，深入的研究使我发现，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称英军“万余人”的说法，始见于裕谦的奏折，他的依据是战后逃往镇海的定海典史的报告。材料已经转过一手。而败吏为推卸战败之责，多有夸大敌军的陋习。且裕谦奏折又称：“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袴，皆系闽、广亡命。”[91]查英方记载，英军在作战中并未使用中国人参战，由此可见此说的不确。
至于称英军“二万”、“三万”的说法，史料依据更不充分，不足为据。[92]
英军的实际数量要少得多。1841年8月，英军在离开香港北上时，共有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2艘、陆军2500人。厦门之战后留于鼓浪屿军舰3艘、运输船3艘、陆军550人，由此推算，前往浙江的英军只有军舰7艘、轮船4艘、运输船19艘，陆军约2000人，[93]若将各舰船兵弁水手合之陆军一并计算，约四五千人。此时定海守军5600人，两者相较，双方兵力数字差不多，清军略强一些。
即便如此，以同等兵力相拒达六昼夜，也是足以称道的事。可是，这“六昼夜”，又是靠不住的数字。
英军自1841年9月5日离厦门北上之后，因风向不顺，动力不一，无法全队一致行动。9月16日，英轮船弗莱吉森号袭扰镇海旗头一带的盛岙、双岙。[94]9月17日，英轮船复仇神号闯入象山石浦港。[95]9月18日起，英军舰船陆续抵达第一集 结地，定海西南的穿鼻山岛（Buffalo's Nose），后移泊镇海与定海之间的黄牛礁。9月21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到达，25日，英陆军司令郭富到达。
英军原先的计划，是先攻镇海、宁波，然后再取定海。可是，狂暴的天气“阻碍舰队从集结地驶往镇海来执行此任务”，遂于25日决定，立即侦察定海的防御情况。[96]
所谓“六昼夜”，就是从第二天，即9月26日起算的。
对照中英双方文献，对这一时期的军事行动，记录差距甚大。现扼要叙述于下，请读者一起参与辨别：
9月26日，清方奏报，英军两轮船拖带两艘大船，由竹山门（道头港西水道，竹山与盘屿岛之间）驶入内港，葛云飞督兵在土城开炮，击断英船头桅一支，英舰船遂从吉祥门（道头港南水道，盘屿岛与大渠岛之间）逃窜，后又从大渠门（道头港东水道，青垒山与大渠岛之间）绕入，土城东段的东港浦守军开炮，英舰退出，不敢再进。英方记载，英轮船弗莱吉森号、复仇神号载送海、陆军司令前往侦察，详细观察了清军在晓峰岭、竹山至青垒山一带的防御设施，并查看了大、小五奎山岛的地理形势。当英轮船刚刚驶过盘屿时，即遭到清军的炮击，但英船航行于清军火炮的射程之外，避开了清军炮火，亦未受损伤。[97]
当日，定海清军一面向镇海求援，一面调整部署。定海镇总兵葛云飞部仍防守土城，原驻县城内的寿春镇总兵王锡朋部出防晓峰岭，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部进至竹山。裕谦收到定海守将的求救书后，认为定海防兵本多于镇海，镇海也已面临英军的威胁，无兵可调，未予增援。
9月27日，清方奏报，中午时分，英轮船3艘、三桅船1艘，驶入竹山门，葛云飞督部开炮，轰断英船大桅，英船当即窜逃。我没有查到相应的英方记录。当日原准备行动的只有复仇神号轮船，奉命前往镇海一带侦察防御情况，因天气恶劣，该命令未能执行。
9月28日，清方的奏报内容不同。裕谦据派往定海的探弁回报上奏，称英舰“连樯驶入”，攻打晓峰岭，并用小舟运兵在竹山登陆，郑国鸿率兵施放抬炮，“击杀夷匪无数”，当晚英军绕至五奎山岛，登高瞭望。杭州将军奇明保战后据定海逃回官员的报告上奏，英军登陆，进攻晓峰岭，王锡朋率兵800名与之反复厮杀，相持4天之久，直至10月1日。英方的记载也不相同。宾汉称，该日摩底士底号舰长爱尔斯（H. Eyres）奉命统率摩底士底号、哥伦拜恩号、复仇神号前往定海，摧毁了晓峰岭上尚未完工的炮台，因为该处将是英军的主攻方向。英舰船到达后，曾与清军交战，大约由50名水兵组成的分队登岸，在确认了该处尚未安设火炮，[98]并侦察土城方向的防御后，匆匆撤回。伯纳德称，该日继续有暴风雨，舰队无法航行。巴加发布了派上述3舰船去晓峰岭摧毁未完工的炮台的命令，但该命令是在第二天，即29日执行的。至于具体过程，该书记录更详。
9月29日，清方奏报，英军在大五奎山岛上支搭帐房，土城一带清军开炮遥击，打坏帐房5顶，击毙英军10余人。英方记载，该日一些战舰和运输船驶入内港，其中布朗底号、摩底士底号、皇后号、弗莱吉森号等舰船驶往大小五奎山岛，在大五奎山岛上设置野战炮兵阵地，其中有发射68磅重炮弹的重型火炮1门，发射24磅重炮弹的火炮2门，至次日，该阵地完工。英方并称，清军火炮的射程太近，对英军的行动毫无威胁。
9月30日，清方奏报，英军先是从吉祥门驶入，攻打土城东段的东港浦，被清军击退，旋攻打土城西端的晓峰岭、竹山，至傍晚，英军在土城西端登陆，遭清军枪炮轰击，死者不计其数。英方记载，该日英军的战舰、运输船陆续驶入内港，威厘士厘号由轮船西索斯梯斯号（Sesostris）拖曳入港时，曾向东岳山震远炮城开炮。日落时分，英军在土城西端竹山一带枪炮大作，已经靠近该处停泊准备掩护部队登陆的英舰哥伦拜恩号、巡洋号亦开炮，英军舰船官员并无损伤。[99]
以上清方裕谦、奇明保的奏报，分别依据定海守军的报告（9月26日）、派遣探弁的报告和定海逃回官员的报告，已经转过一手，且清方官员在报告中伪讳粉饰已成风气，其中自然会有虚假成分。英方记载者为其亲历，材料当属第一手，但也不能确准其中绝无虚言回避部分。
因此，今天的人们要将9月26日至30日这5天中的情况逐一细细考订清楚，既十分困难，也显得不必要。因为，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已经可以判明：英军在这5天内的行动，乃是侦察清军的防御以确定主攻方向、机动兵力至进攻出发水域、建立野战炮兵阵地以支援作战等等战前准备工作，尚不是正式的进攻。守军不明近代战争样式和作战特点，因而无法识破英军的意图，将英军的每一动作都无意或有意地当作正式进攻，结果是高度紧张，徒费铅药。由于这几天连日大雨，守军在雨水中连续“应敌”5天，在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之前，已经疲劳不堪。
真正的战斗仅仅进行了一天，时间是1841年10月1日。
这一天的早晨，大五奎山岛上英军野战炮兵，开炮轰击震远炮城（其手法与虎门之战中下横档岛战术完全相同），英军轮船和军舰则炮击土城。清军守军在葛云飞的督率下，以岸炮还击。但是清军火炮数量、质量均处于劣势，其火力最强的东岳山震远炮城，又遭到大五奎山岛英军野战炮兵的压制，阵地已经动摇，兵丁开始溃逃。
在双方炮战的同时，英军登陆部队之左纵队约1500人，避开土城防御工事，在晓峰岭以西海岸登陆。第一批登陆的英军第55团即向晓峰岭方向进攻，王锡朋督部迎战而不支，英军攻占晓峰岭，王锡朋战死。第二批登陆的英军第18团，随即向竹山方向发起进攻。该处守军已经受英舰船的长时间的炮击，但在郑国鸿的统率下，仍坚持抵抗，最后不支，郑国鸿战死。第18团占领竹山后，沿土城向东攻击前进。土城构造只能正面御敌，侧面全无防护，葛云飞力战身亡。第18团占领土城西段后，又向东岳山震远炮城进攻。可该处守军已经受不住英舰布朗底号、大五奎山岛英野战炮兵的长时间的炮击，纷纷逃散，震远炮城不战易手。
在左纵队行动的同时，英登陆部队之右纵队辅攻东港浦。但因复仇神号中途一度搁浅，进攻未能按时。后右纵队登上海岸后，在左纵队之第18团的支援下，驱散了土城东段的守军。
左纵队攻占晓峰岭后，后继登陆的马德拉斯炮兵在晓峰岭之制高点上，架设轻型火炮，向县城轰击。第55团沿山岭推进，直扑县城西门。县城守军溃逃。第55团攀上城墙，占领县城。同时，第18团亦从道头向县城推进，配合行动，攻至南门。[100]
从早晨发起进攻，至下午2时许结束战斗，英军并未遇着坚强的、有效的抵抗，在战斗中也只付出了战死2人、受伤27人的微小代价。[101]而他们所采用的战术，依旧是战舰轰击正面、陆军侧翼抄袭，并再获极大成功。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死在自己的战位上，并没有因贪生而后退一步。在他们的督率下，也有一些清军兵弁在战斗中保持了高昂的士气。若对照清军平时的懦怯，可以说，裕谦战前激励将士的努力，已获成效。但是，此次战斗揭示出来的是，仅仅靠勇敢是不够的。
三总兵英勇地牺牲了，已无法站起来说话。我们不知道仅仅一水之隔的裕谦，是否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英军（而不是汉奸）正是在他认为天然屏障的山岭和他认为清军更为擅长的陆战中，次第杀死了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
四 镇海的天险
一直到1841年10月8日，即定海失守后的第8天，道光帝收到的浙江军报，仍是好消息（镇海崎头的盛岙、双岙和象山的石浦击退来敌、定海清军初战获胜、裕谦率文武官员大誓死战等情事）；他虽然因厦门战败而对颜伯焘大为失望，但坚信裕谦一定会给他带来“宣威海徼”的喜讯。为此，他当日再次下旨叮嘱这位主“剿”最坚决的疆臣（前一次为10月4日），“一有捷音，即由六百里加紧驰奏。”[102]
可是，两天之后，10月10日，裕谦用“六百里加急”给他送来定海失陷的战报；[103]又过了8天，10月18日，他又收到杭州将军奇明保等用“六百里加急”发来的镇海失陷、裕谦殉难的奏折。道光帝不由得在此折上朱批：“愤恨之至！”[104]
道光帝“愤恨之至”者为何？为英军乎？为裕谦乎？抑或为失陷的镇海乎？
镇海位于杭州湾之南，大峡江（今称甬江）的出海口，它是宁波的门户，历来为海防重地。伊里布任钦差大臣，驻节此地。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亦驻节此地。由此可见它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与厦门、定海不同，驻节镇海的两位钦差大臣，似乎都不太注重此地的防卫工程的建设。就伊里布而言，其任务是进攻定海，防守本是做给道光帝看的（详见第三章 第二节）。就裕谦而言，他以为镇海已具备英军难以克服的天险。
大峡江由宁波流至镇海县城时，大体是由西向东，快到出海口时，折为由南向北。江口的两端，各有一座山（大峡江之“峡”由此而来），西面是招宝山（康熙年间宁波对“番舶”开放，由候涛山改名，意在招外洋之宝），山上有威远炮城（明代为防倭始建），东面是金鸡山。江面宽约1000余米。由于当时的河道，未如今日已得到疏浚，水浅滩多，岸边亦积有淤泥，宽以里计。
镇海县城紧靠海口。其东北面为招宝山，东南和南面为大峡江，北面原濒大海，此时亦有宽达二三里的淤泥地带。（详见图九）
图九 镇海之战示意图[105]
1841年2月，裕谦从江苏到镇海，见此地形，顿时信心大增。这位尚未见过英军舰队的钦差大臣认为，英军的巨舰大艘，“不畏风涛而畏礁险”，镇海一带的淤泥浅滩，正是抵御英军的天然屏障；若以小船驶入，“无篷帆、无炮位、无锅灶”，又何足惧；若舍舟登陆，“不难全数歼捦”。他还将此心得专折上闻，请求道光帝下令沿海各将军督抚，“遍历本属洋面，测量水势之深浅，滩岸之远近，沙线之险易”，“分别最要次要”，“不必到处张皇”。很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镇海不属“最要”，仅为“次要”。他更关心的是定海。[106]昧于“夷情”的道光帝，言听计从，将此折转发各地，下令参照执行。[107]
然而，此时的浙江巡抚刘韵珂，是一位颇有心计的官员。虽说在他之上先后有两位钦差大臣，镇海防务可不用其插手，但他却两次前往镇海，鼓动伊里布、裕谦在此修筑工事。1841年6月，裕谦回江苏接受两江总督篆印期间，刘与以四品卿衔来浙江军营的林则徐等人，在此处大力设防。由此至开战前，镇海的防御工程虽不若厦门、定海那般形制宏大，但也颇具规模：[108]
一、招宝山。在该山上原设威远城上驻兵设炮，又恐该城地势过高，炮力难及敌舰，又在该山的西脚、南脚，另设置沙袋炮台。在该山背后紧靠县城北墙的勾金塘，亦建有炮台一座。由浙江提督的余步云率兵镇守。
二、金鸡山。在该山北脚建石筑炮台，在该山东北方向建造内设大炮的土堡，另在山顶建有军营，驻兵策应。由江苏狼山镇总兵谢朝恩指挥。
三、大峡江。在江口层层扦钉，填塞块石，使河道变窄，以防英舰蓦然闯入；在港内设火攻船30只、16桨快船及车轮船（即人力明轮船）20只、大小渔船60只，为作战时追截、瞭探、策应之用；在县城东南的拦江埠，两岸各设炮台一座，以对付窜入港内的敌舰。由衢州镇总兵李廷扬督兵驻守。
四、镇海县城。在临海的北城墙上厚集沙袋，以御敌炮。钦差大臣裕谦直接坐镇此地，指挥全局。
整个镇海县城一带，共有清军兵勇4000余人，[109]配置火炮157位，其中67位是铜炮。[110]（详见图九）
就镇海布防态势来看，有如虎门，主要还是防英军舰船由大峡江直闯内犯，尚未接受虎门之战的教训。就清军的工事而言，其简陋难以抵御英军的凶猛炮火。而最致命的缺陷，仍是难以防御敌登陆部队。1841年9月25日，裕谦收到道光帝于厦门之战后发出的加强陆路防御的谕旨，便在招宝山、金鸡山等处挖暗沟、布蒺藜，以为如此便可“杜其冲突”。[111]
当然，以上分析只不过是我们今天的认识，而在裕谦的内心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设防的本身，而在于军队的士气。他认为，在镇海防军中，仅徐州镇兵1000人可以言战，其余皆不足恃。[112]为此，他特在战前“躬率文武官员，誓于神前”：
今日之事，有死靡贰。幕府四世上公（指班弟），勋烈不沫，受命专讨，义在必克。文武将佐，敢有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带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113]
对于这一仪式，他还向道光帝作解释：
此非奴才敢效匹夫之勇，甘为孤注之投，盖因镇海地方稍有疏虞，则逆敌愈张，兵心愈怯，沿海一带必将全行震动。非此不能固结兵心，灭此朝食，更非此不能挽回一年来瞻顾徘徊之积习。[114]
裕谦准备以“固结”的“兵心”，来对敌英军凶猛的炮火。
英军自1841年10月1日攻陷定海后，稍事休整，着手准备再攻镇海。10月8日，英军留下400名士兵和3艘运输船驻守定海，主力在黄牛礁一带集结，次日，英舰队驶往镇海。
就战术而言，英军此次行动与其在沙角、大角的表演有相通之处。
10月9日，英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侦察了镇海的防御，也互相作了分工：大峡江东岸，即金鸡山一带，由陆军负责，海军配合；大峡江西岸，即招宝山和镇海县城一带，由海军负责，陆军配合。
次日早晨，英轻型舰队驶往金鸡山一带轰击守军。与此同时，英登陆部队左纵队共约1060人在金鸡山防御阵地以东至少三公里的沙滩上登陆，越过小峡江，向金鸡山之后的蟹沙岭攻击前进。英登陆部队中央纵队共约460人在笠山一带登陆，清除清军的零星防御后，直扑金鸡山阵地。与此同时，其主力舰队在招宝山至镇海县城以北摆开战阵，以优势炮火轰击该处的清军各阵地。
坐镇于镇海县城的裕谦，得到开战的消息后，立即登上东城墙，指挥各处迎战。清军原先准备与闯入大峡江的英轻型舰船作战，火炮的方向也主要对准内江。可是这些狡猾的敌人竟不肯深入，凭借其火炮射程之远，在口外轰击，只有一艘机动性能甚强的轮船皇后号，稍稍深入，不停地向两岸清军各炮台开炮。且英军的火炮威力直至此时方为裕谦所领悟，在招宝山之北的英舰，竟能使炮弹飞越山岭，落于东岳宫、拦江埠一带。战斗的实情与裕谦的战前估计完全相反，出现了彼能击我、我不能及彼的态势。清军根本无法作出有力有效的抵抗。
最先失陷的是金鸡山，英登陆部队左、中央两纵队，从清军设防地带的侧后发起攻击。守军猝不及防，临急抵抗，却未奏效，总兵谢朝恩战死，而大多数兵弁被驱出阵地，挤压于大峡江边，损失惨重。
正当金鸡山一带陆战正鏖时，英主力舰队经过数小时的炮击，基本摧毁了招宝山一带清军各炮台及工事，其登陆部队右纵队共计770人由招宝山外侧登陆。这些被认为“腰硬腿直”的“夷”人，竟然矫健地攀上峻峭的岩石，向招宝山顶的威远城冲击。清军此时已无心恋战，稍事抵抗后便纷纷溃散。英军右纵队占据招宝山后，继向镇海县城攻击前进。
从裕谦家丁余升后来的叙述中，裕谦此时似乎已陷于迷惘，懵懵懂懂地从东城墙上退了下来，可行至县学时（距东城墙不足150米），突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已是无路可退！于是，他望阙磕头，跳入泮池。在他身旁的家丁亲兵，立即将其救起，抢护出城，在宁波易衣灌救后，发现尚有微息，立即奔走省城，行至余姚（距镇海县城70多公里）气绝身亡。
从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115]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由此，已经占领金鸡山的英军，远远地望见这种奇特的场景，英军右纵队从东门攻入城内，清军从西门逃出城外。英军在攻克县城时，未遇抵抗。
大约至下午2时，战斗全部结束。如同先前的各次战斗，英军在此战中的伤亡亦少，尽管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种记载称共战死16人，伤数人；另一种记载称战死3人，受伤16人。[116]清方对自己的伤亡人数始终未有准确统计，英方对此记载也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说法亦称清军的损失数以百计。
人类的自杀行为，依据心理分析，是一种绝望的表现。
作为当时头号主战大吏的裕谦，他的自杀，本应当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战争已经陷于绝望。他的家丁余升一开始也说过，伊主如此，是“知事不可为”。[117]
可是，这一信号当时就被扭曲了。
裕谦死后不久，其家丁余升至杭州，向浙江巡抚刘韵珂递上禀帖，声称：镇海开战之初，裕谦在东城墙督战时，浙江提督余步云两次登城面见裕谦，“欲暂事羁縻”，并言“可怜”其一家三十多口，又有女儿当日出阁等语，被裕谦正词驳回。又声称：镇海之败，是因余步云驻守的招宝山先陷，余步云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山、县城失守。刘韵珂收到此禀后，不敢怠慢，询问随护裕谦左右的江苏江宁城守协副将丰伸泰。丰伸泰称：当时他看见余步云上城与裕谦“附耳密语”，正值炮声震地，不知言何，但闻裕谦高声喝道：“汝如退守宁波，极救百姓，即自行具奏。倘镇海被占，我即殉节。”刘韵珂获此密闻，立即上奏，并附呈了余升、丰伸泰的禀词。[118]
按照余升、丰伸泰的说法，镇海之陷当归咎于余步云，非为英军之不可敌，而是守将之不敢敌。裕谦的自杀，应当由余步云来负责。问题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道光帝收到此奏，念及忠臣，朱批“览之不觉泪落”，并下令扬威将军奕经、浙江巡抚刘韵珂密查。[119]
事实果真如此？余步云又何许人也？
余步云，四川广安人。1798年以乡勇随军镇压川、楚白莲教，积功迁把总、千总。此后，转战川、滇、陕等地，平定叛乱，由都司、游击、参将、副将升至四川重庆镇总兵，并获“锐勇巴鲁图”名号。经历正如其名，“平步青云”。他一生最得意之时，为道光初年平定张格尔之役，率部随杨芳等人进击，连克喀什噶尔、和阗等城，擒敌酋玉努斯。战后论功行赏，他获乾清门侍卫，迁贵州提督，并绘像紫光阁，道光帝亲撰赞词。以后，历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省提督，在镇压各处反叛，尤其是少数民族造反中，战功卓著，加太子少保，再加太子太保，多次获得道光帝所颁大缎、荷包、翎管、玉牒等赏件。可以说，在各省武职中，余步云的名气仅次于杨芳。[120]
1838年，余步云调福建陆路提督。1840年英军占领定海。道光帝第一个想到的便是余步云，调其入浙剿办。钦差大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期间，与余步云过从甚密，共讨对策。浙江停战之后，余步云专上一折，主动要求留在浙江继续效力。道光帝同意了他的请求。[121]未久，又将浙江提督祝廷彪休致，改余步云为浙江提督。
裕谦接替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后，与余步云一直有隙。余氏自恃军功，倚老卖老，似乎看不太起这位比他年轻十多岁、靠笔头功夫连跳三级的后起之秀；而裕氏更是意高气盛，认为“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之严毅方正”，“若稍事优容，必将志满意得”，“事事与人为难”，[122]不把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放在眼里。钦差大臣毕竟位尊，余步云即便浑身都是本事，也只能听命。
1841年5月，裕谦升两江总督，在回苏接印前，曾上有一折：
提臣余步云虽久历戎行，而系陆路出身，于海疆夷情未能谙熟，似无把握。上年到浙后，即误信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张皇摇惑之辞，不能化解。虽经奴才委曲开导，终不免中怀疑惧。[123]
裕谦的这番言论，使道光帝很不放心，命令裕谦部署江苏防务后，立即返回镇海，对浙江提、镇大员是否相宜于战守，是否需要调动，“据实具奏”。[124]裕谦回到镇海后，复奏：“余步云于水务虽未能谙习，而一年以来亦已渐知大概，且究竟久历戎行，薄有声望，亦足振慑匪徒，其措施自比陈化成事半功倍。”[125]看来，裕谦虽然对余步云不满意，但因无合适人选而未逐之。正因为如此，余步云得以保留。
余步云与裕谦的间隙，除了个人的意气外，也有政见的不同。裕谦对英“夷”极为蔑视，言辞激越，种种举措不留余地。余步云老于军伍，知武事之艰，对“夷”策略上更倾心于伊里布。两人后为处理英俘而正面冲突。
1841年9月，镇海军民俘获英鸦片船赖拉号（Lyra）上的两名船员。审讯结束后，余步云提议：将英俘“好为养活，随时讯问敌情，并作别用”。裕谦一下子就看穿了余步云的用意。他的反应是，就“好生养活”而言，英俘此时已经受伤，能否养活尚有疑问；就“讯明敌情”而言，恐真假难辨；余氏的真正用意在于“并作别用”，企图效法伊里布，以英俘为人质，将来与英军讨价还价。裕谦认为，“广东之失事，由于各怀两端，可为前车之鉴”，如果留下这两名俘虏，存留余步云等人的和谈幻想，“适足摇晃军心”，于是，便用剥皮抽筋的方法处死俘虏，“杜其首鼠两端之念”。[126]
此后，裕谦率余步云等人大誓神前，决一死战，并非无的放矢。其誓词中“不肯以保全民命为辞，接受逆夷片纸”，[127]很可能也是针对余步云的。
1841年9月27日，道光帝收到裕谦关于处理英俘的奏折。尽管裕谦仅仅是影射了几句余步云斗志不坚，但他仍觉得问题严重，下旨让裕谦另行选择替代人选，“据实奏明请旨”。[128]看来道光帝已决计换马，但这份谕旨到达镇海时，定海已经失陷，镇海决战在即，裕谦即便有心，也已经来不及了。
如此看来，余升、丰伸泰举报余步云在开战之初建议裕谦“羁縻”一事，似非无风之浪，当合乎余步云的思想。
但是，问题的麻烦在于，余升、丰伸泰后来都变了卦。
1842年底至1843年初，军机大臣会同三法司（刑部、大理院、都察院）奉旨审讯余步云。余步云对登城见裕谦的这一情节的回答是：
二十六日（10月10日），裕谦曾将该革员约至镇海城上，虑及守兵单弱，该革员答以早应奏添。裕谦云：“你是提督，你也可奏。”并嘱以总须敌住方好。该革员随即回营，实无劝令羁縻及自称家眷可怜等语。
由此情况大变，从原先的余步云请见裕谦，变为裕谦约见余步云。军机大臣等提讯证人余升，答曰：
伊是日系在公寓看守印信（不在现场），得之兵、民传说，实未亲闻。并云丰伸泰向伊告称，裕谦与余步云说话时，有“若要退守，你亦可奏”之言，是以于呈内叙及。
军机大臣等又提讯证人丰伸泰，答曰：
当时实止听闻裕谦有“你是提督，你也可奏”一语。后丰伸泰因见余步云退守宁波，意想当时必系与裕谦商议退守，故向余升牵连述及，此外实无欲行羁縻并提及家眷等语。
清代的对簿公堂，往往是越审越乱，原因在于公堂之后的种种交易。道光帝于1842年5月下令锁拿余步云，8月槛送至京师，次年2月16日才由军机大臣等定谳上奏。在此期间，这位“太子太保”的家人、下属、同官、好友，又有何种幕后关节，今日自然无从查考。我们不知道余升、丰伸泰出尔及反尔的种种细节和真实原因，但仅凭直觉，就觉得余步云所叙理由似不太可靠：在开战之初，裕谦将前敌主将找来谈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是没事找事吗？
由于余升、丰伸泰的改口，军机大臣等对此的结论是原控“不尽得实”；而余升等人之控，被认为是“痛主情切所致”。[129]
尽管我们有理由怀疑余升、丰伸泰是在幕后交易下改变证词的；但是，镇海之败又确非由余步云所致。
我在前面叙及镇海之战的经过时，提到金鸡山先于招宝山失守，这是依据英方的记载及刘韵珂等人的战后调查，[130]余步云于此无涉。他当时负责防守招宝山，指挥位置在招宝山与镇海县城之间的东岳宫（详见图九），招宝山最主要的防御工事威远城，由护处州镇总兵张化龙驻守。而余氏之所以居此角落，当系原先设想的英军战法是舰船突入大峡江，在此可前（招宝山）后（拦江埠炮台）照顾，居中策应。据余步云自称，当英军由招宝山侧背登陆攻击威远城之时，他曾督兵前进击退英军，救出张化龙，然后又返至江边，开炮击损英舰船数只。[131]对照英方记载，此说全系粉饰之词。但是，从侧后袭来的英军占据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时，余步云也确实无招架之功，因为这又是清军柔软的腹部。
招宝山之陷，导致英军直逼镇海县城，而余步云从东岳宫退至县城时，昏迷中的裕谦已由余升、丰伸泰等护往宁波。也就是说，在余步云回撤之前，裕谦已经由东城墙上退下自杀；余升、丰伸泰护其出奔宁波，也在余步云回城之前。县城失陷的职责，不应由余步云一人负责。
看来，裕谦在密折中的种种不利于余步云的言论，已为余步云所悉。因而在战后次日，10月11日，这位长期在文官遮盖下的武将，终于有机会单衔上奏，对裕谦反唇相讥：
奴才因见县北城被贼用炮攻击，飞炮触燃城中药局，其势甚凶，奴才忍痛赶至西城（掩盖其撤退，谎称前往救援），见兵民全行退出，城中一空，裕谦不得已退回宁波。
再，因裕谦退回宁郡后，随即起程前走，是以未经会衔。[132]
10月12日，他再次上奏，言辞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