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 1842年2月在华陆军兵力总计4942人，但分驻地方不明确。同一时期，在华英国海军兵力共计战船17艘，武装轮船6艘，其他船2艘，但未见运输船名单。英海军司令部设在舟山，陆军司令部设在宁波（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114-119）。又，英海军舰船上的火炮已比开战中数目减少。
[15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64, 119-120, 341.
[15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521—522页。
[160]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0页。
[161] 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55页。该资料称，吴县县令“竟被逼勒呕血而死”，我未查到相应史料，不从。
[162] 范城：《质言》卷上。案此书完稿于1935年，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述，颇多讹误，估计属听闻而撰。这段被人广为引用的史料虽未必可靠，但可见清军在民间代代流传的口碑之坏。
[16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534页。
[16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589页。
[16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71页。
[166]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658页。
[16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5—86页。
[168]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102页。案此时正值璞鼎查南下香港，“运械归船”很可能由此而来。
[169]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6页。
[170] 段永福原率兵赴广东，此时由奕经奏调来浙江。
[171] 杨泰亨等纂：《慈谿县志》卷55“前事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
[17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5—61页。
[173]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6页。
[17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9页。
[1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57—60页。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187—189页。又，贝青乔称：潜入宁波的雇勇17队，潜入镇海的雇勇11队，皆“半属子虚”；又称进攻各城的兵勇数目，与奕经所奏不符，不从。
[176] 此时宁波城停泊的英舰为哥伦拜恩号、摩底士底号，轮船皇后号、西索斯梯斯号。英军分析两次炮响后无动静，“很可能仅是一个信号”（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 280）。又，据贝青乔称，宁波贡生献策，“用大炮不如用缎炮”，即束缎成筒，内以铜胆，而牛筋生漆裹之，当时以银1.6万两，制造了800门，据称这些缎炮皆部署在梅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95页）。
[177] 据贝青乔称，由于浙东属水网地带，火炮在运输途中往往陷于泥淖，兵丁与役夫，深以为苦事，而浙江巡抚刘韵珂又飞咨奕经，谓宁波、镇海两城居民密集，若使用大炮，恐玉石不分。奕经下令军中不必轻易用炮，苦于运炮的兵丁役夫，闻令后便抛弃火炮，轻身前进（《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90页）。清入关后和清初期各次攻城作战，皆非常重视运用火炮。此战清军弃火炮专门手持轻型火器，绝无攻坚能力。
[178]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 284.
[179] 奕经据郑鼎臣的报告奏称：4月14日，清方水勇在定海“焚烧大夷船四只，三板船数十只”，“击毙夷人数十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17—220页）。道光帝闻讯大喜，赏奕经双眼花翎，并赏文蔚头品顶戴（同上书，第233—234页）。然对照英方文献，郑鼎臣此次火攻全被粉碎，并未烧到英舰船（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304-309;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88—289页）。刘韵珂根据护理定海镇总兵、游击周士法的报告，得知此次进攻未能得手，他没有将此情况直接上奏，而是将周士法的禀件转给奕经，从旁侧击。奕经连忙再上奏，称烧毁英船“有各委员亲供及亲见烧毁夷船之兵民供词可据。若再另行查探，迭寻佐证，历时既久，事转游移，将使奋勇有为之士不得即时论功获赏，恐不免隳士气而寒兵心”，认为“无须复查”（《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249—250页）。道光帝不查实情，认为英军退出宁波，是郑鼎臣定海获胜的证据，反将周士法交部严加议处（同上书，第289页）。
[180] 当时的慈谿县城与今日不同，即今日宁波所属的慈城镇。
[181] 据奕经奏，从3月10日至15日的浙东之战，清军共战死340余名、雇勇战死200余名，兵勇受伤200余名，被俘40余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63页）。英方的伤亡统计数略有差别，郭富称，3月15日进攻慈谿作战中阵亡3人，受伤22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 501）。宾汉的说法与郭富相同（《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87—288页）。伯纳德称，3月10日宁波之战阵亡1人，受伤数人；3月15日慈谿之战阵亡3人，受伤15人（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84, 294）。
[182] 从3月10日至3月17日的作战经过，我综合下列资料：《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76、81、83—85、89、98—99、160—163、225页；《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189—199页；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80—300;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31—263;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78—288页；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pp. 98-1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233-237, 496-504.
[183] 贝青乔：《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00页。
[184] 《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339—340页。
[185] 这两份材料现已发表，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62—263、583—587页。
[186] 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187] 据贝青乔透露：有人献策于前管宁、镇两城反攻的泗州知州张应云：“北勇由他省咨来，实额实饷，无从影射，不如兼募浙人为南勇，可浮报一二。”张应云立即派绅士李维镛、林锆、范上祖、彭瑜等，领募造册，呈报奕经，雇勇达9000人。“人数既多，不及训练，并不点验。”后来，奕经发现其弊，命全数撤销，而花费银已达十余万两（《咄咄吟》，《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186—187页）。相比之下，鄂云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又据张集馨透露，1842年他任汀漳龙道时，龙溪县有勇1200名，“其实并无其事”。而他奉命撤散这些只存在于名册上的雇勇时，漳州知府、龙溪知县皆前往求情，要求再保留几天，因为前闽浙总督颜伯焘免职还乡，路过漳州，地方为此开支达银1万两，“非藉此勇粮不能弥补”（《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7页）。
[188] 刘、奕矛盾的最初产生，是因为英军于1841年底、1842年初连陷余姚、慈谿、奉化三城，刘韵珂又听到英军欲攻杭州，连连催促驻在苏州的奕经带兵救援，奕经不予理睬；而奕经到浙后，见浙江所造军器质量太差，不仅咨会刘韵珂，让监造官兵“赔修”，而且奏请将监造、验收官员“交部议处”（《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1—22页），刘韵珂等地方官员不仅在经济上吃赔账，名誉上也大受损害；奕经又自恃为将军，有关军事活动均向刘保密，而刘在浙东反攻失败后，对奕不事战守、谎报战果的行径大为不满。到战争结束时，两人虽未公开决裂，但摩擦事件已有多起。刘韵珂此次揭露鄂云，还专门提到鄂云曾至其衙署宣称与奕经有亲戚关系，暗示鄂云是仗势作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