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开始后不久，1840年7月24日，中英在乍浦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军事冲突。[88]此后，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定、镇、宁三城失陷之后，为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有八旗驻防兵、本省派援兵、陕甘援兵、山东雇勇、本地雇勇，共计约7000人。[89]
图十 乍浦之战示意图
英军自1842年5月7日撤离宁波后，于13日集结于黄牛礁。这支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余人。[90]可以说，已经集结了浙江地区英军的绝大多数兵力。[91]由于风潮的影响，英军于17日到达乍浦一带海面。在进行了一番侦察后，18日，英军发动了进攻。
从英军军官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份作战地图。[92]该图清晰地显示了英军在乍浦依旧采用海军炮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
尽管自1840年秋以来，乍浦一直是浙江清军的布防重点，开战前兵勇集结达7000余人。但是，它缺乏诸如厦门、定海、镇海那样的防御体系，唯一值得一提的工事是城墙，据英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城墙并不像预计的那样高、那样完好”；战斗中最为重要的火炮数量也很少，仅有60位（其中11位是铜炮），相当于厦门的十分之一，不到定海、镇海的百分之四十。加上守将并未想到英军会从东南高地发动进攻，防御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
尽管如此，英军在攻占乍浦时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出了厦门、定海和镇海，共有9人毙命，55人受伤，为鸦片战争历次战斗的第3位。如在天尊庙，一些清军仅仅凭借房墙以轻兵器作顽强抵抗，击毙英陆军中校汤林森（Tomlinson）等人，直至该庙被英军的火炮夷为平地。大多数清军在战斗中逃跑；而乍浦驻防八旗官兵的拼死作战又使英军震惊，这里有他们的家，有他们的家人，他们不能逃，也无处逃。一出出全家自杀的悲壮行动，显示了他们的不屈性格。[93]
战火由钱塘江南岸燃至北岸。英军将进攻嘉兴、杭州的流言，使浙江的军政大员们胆战心惊。当英军的舰船出现于海宁州的尖山时，杭州城内人心惶惶，逃难的民众阻塞了河港。然而，5月28日，即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全体撤离，继续北上，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今属上海市）。
吴淞位于黄浦江入长江处，是上海的门户，也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宝山县城距吴淞口西岸仅2里，面临长江。
自1840年7月伊里布闻警带兵设防后，吴淞一直是江苏的海防重点。江苏的最高军政长官亲自坐镇于此，直接指挥。[94]江南水陆提督陈化成更是坚持住在炮台旁的帐篷里，枕戈待旦。如是者近两年。在他们的领导下，吴淞的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发生了面目全新的变化。[95]
吴淞的防御体系完全可以与厦门、定海相媲美，其具体部署为：
一、西岸土塘一带共设火炮134位，[96]新月堰炮台设炮10位，驻兵1000余名，由江南提督陈化成督率指挥。土塘之后，设有营帐，驻有陆路接应的第二线部队。
二、东岸土塘及炮台，设有火炮20位，驻以防兵1000余名，由川沙营参将指挥。
三、宝山县城安设大、小火炮50位，驻以防兵2000名，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此地。
四、宝山县城西北约3里许长江岸边的小沙背，驻以防兵700名，由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督率，以防英军从侧翼绕袭。
五、师船、民船、仿制轮船皆部署于土塘之内的黄浦江，以防英军直入内河。（以上部署可参见图十一）
图十一 吴淞防御、作战示意图
就已经发生的鸦片战争诸次战斗而言，这样的防务抵挡不住英军的攻势，可此时的战场总指挥新任两江总督牛鉴却毫无觉察。他充满自信地制定了具体细微却又实属闭门造车的应敌方案。[97]这种不切实际的计划本是那个时代一切未历战场的官僚们的通病，无须细加评论，但其张大其志的言辞又熨贴地舒展了道光帝那颗紧揪的心、赞其“水陆交严，深得以静制动之法”。[98]
牛鉴的自信不使人奇怪。这位甘肃武威人士，出身科甲翰林，做过言官，放过外任，从不知“咭唎”为何物，做事的气度自然像前面提到的颜伯焘、裕谦等人，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员融为一体。他一生中的关键，在于1841年黄河决堤，大水包围河南省城开封，惊慌失措的河道总督倡言迁省城于善地，时任河南巡抚的牛鉴镇定自若，力主“省城可守不可迁”，上奏曰：“若一闻迁徙，众心涣散，孤城谁与保守？”[99]黄水退去之后，他的这种处变不惊的非凡气质并没有从道光帝的心目中退隐。当裕谦出缺之后，便毫无犹豫地晋其为两江总督。江苏毗邻浙江，此时一片慌乱，不正需要一位每遇大事有静气的长官吗？
1842年6月8日，英军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这支舰队共有战舰8艘、武装轮船6艘、运输船14艘，运送陆军约2000人。6月16日凌晨，英军进攻吴淞。舰队分为主力舰队和轻型舰队，主要攻击方向是吴淞口西岸清军各阵地。中午12点后，英运输船载运陆军部队在吴淞西岸登陆，兵分两路进攻宝山县城，由于清军已撤退，英军不费一弹占领宝山。此战，英军被击毙2人，受伤25人；清军阵亡陈化成以下88人。[100]
许多记述鸦片战争的论著，将吴淞之战的失败，归罪于两江总督牛鉴、徐州镇总兵王志元的逃跑。这种说法，细细究之，是受了《道光洋艘征抚记》、《中西纪事》、《夷氛闻记》的影响。这些著作皆称陈化成初战获胜，击沉敌舰，毙伤英军，若不是牛鉴、王志元的逃跑，战斗极有希望获取胜利。这一说法很可能源自牛鉴本人战后“先胜后败”的谎报。而从战斗的实际经过来考察，清军自始至终处于不利的态势，并不存在获胜之机。
其次，以上著作皆称英军正面攻击不利，绕袭由王志元防守的小沙背。查英军战前确有从小沙背突破的计划，但因该处泥滩绵长碍于登陆，便放弃了这一方案。至于《中西纪事》称英军由东炮台登陆向西攻击，更是混淆了地理位置。位于黄浦江东岸的东炮台，与西岸土塘没有陆地连接。
那么，牛鉴、王志元的逃跑究竟对战斗起到什么作用？
牛鉴驻守于宝山县城，战斗打响后，率兵出南门增援陈化成。当行至校场时（距陈化成的指挥位置已经很近了），突遭英舰炮击，“随兵被击毙者十余人”，他立即逃往宝山县城，[101]随后又逃往嘉定。从作战经过来分析，牛鉴临阵脱逃，虽不可能改变土塘前线的战况，但也放弃了督部对敌登陆水兵进行反击的机会。当然，牛鉴坚持战斗，战斗的时间会延长，英军的伤亡会增加，但战斗的结局似不会改变。[102]
王志元驻守宝山县城西北的小沙背。据战后调查，王志元曾率亲兵30名前往应援，于中午返回，对部下说，西岸土塘已失守，宝山县城亦陷，小沙背地僻兵单，于是指挥西撤。[103]王志元的说法自是为其逃跑寻找理由，但他对吴淞战败应无责任当为事实。
鸦片战争之后的著作家们，之所以将吴淞战败的责任加之于牛鉴、王志元，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吴淞的地理形势和清军的布防，不了解英军的攻击方向和兵器性能；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对陈化成英勇殉国的景仰和对牛鉴、王志元苟且偷生的鄙视。这种爱忠憎奸截然分明的价值观念，使他们在未能弄清全部事实之前（在当时的条件下弄清全部事实也是难以办到的），就不正确地夸张了某些具有一定真实成分的传说，使历史的真实变得模糊不清。
然而，他们的这种爱憎强烈的忠奸矛盾的叙说，更符合当时和后来人们的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更富有戏剧性，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的接受。
就在英军攻陷吴淞、宝山的当天晚上，其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郭富期待已久的援军开到吴淞口外。
1840年6月英国远征军抵达广东海面时，其兵力为战舰16艘、轮船4艘、运输船27艘，陆军及可用于陆战的海军人员约4000人。此后，其兵力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变化的幅度不大。[104]至1842年1月，英国远征军有战舰17艘、轮船6艘、陆军4942人。
尽管英国政府要求援军于1842年4月到达，但实际到达时间却晚了一些。为了不失时机地发动攻势，英军放弃了宁波和刚刚攻陷的乍浦，而其在香港、厦门鼓浪屿、定海、镇海招宝山弱小的驻防军，也使两位总司令有后顾之忧。1842年5月，情况急剧变化。
据刚刚成立不久的香港政府的统计，1842年5月15日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军官20人、士兵400人）搭船由香港回印度。而于5月14日至6月22日从印度等处开来36艘运输船，载送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2、6、14、39、41团，还有孟加拉志愿兵团、工兵、印度炮兵等部，[105]共计6749名。[106]6月5日，英国皇家海军运兵船贝雷色号（Bellesile）开到香港，运来了皇家陆军第98团800余人，先前到达的皇家第18、26、49、55团的缺额部分700余人也同日到达。[107]英国陆军在得到这次增援后，步兵团共有11个，加上炮兵、工兵等部，总兵力在12000名以上。
海军舰船增援的具体到达日期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大批舰船与陆军同期到达。据一英军军官的回忆录，到1842年8月，英军在华海军舰船为，战舰25艘：
皋华丽号（旗舰） 炮72门
复仇号（Vindictive） 炮50门
布朗底号 炮42门
坎布雷号（Cambrian） 炮36门
北极星号 炮26门
戴窦号（Dido） 炮20门
摩底士底号 炮18门
哥伦拜恩号 炮16门
克里欧号 炮16门
流浪者号（Wanderer） 炮16门
巡洋号 炮16门
女神号 炮4门
保皇党人号 炮10门
伯兰汉号 炮74门
塞利亚号（Thalia） 炮44门
安度明号（Endymion） 炮44门
加略普号 炮28门
先锋号 炮26门
培里康号 炮18门
哈利昆号（Harlequin） 炮18门
基尔德斯号（Childers） 炮16门
冒险者号（Hazard） 炮16门
黑獾号（Wolverene） 炮16门
巨蛇号（Serpent） 炮16门
阿尔吉林号 炮10门
轮船14艘：
伯劳西伯号（Proserpine）（铁质） 复仇神号（铁质）
弗莱吉森号（铁质） 伯鲁多号（铁质）
麦都萨号（Medusa）（铁质） 驾驶者号（Driver）（木质）
威克森号（Vixen）（木质） 阿克巴号（Ackbar）（木质）
西索斯梯斯号（木质） 奥克兰号（Auckland）（木质）
皇后号（木质） 谭那萨林号（木质）
梅姆隆号（Memnon）（木质） 洪哥厘号（木质）
此外还有运兵船6艘、医院船1艘、测量船2艘。[108]雇用船约60艘。[109]
由此可见，英国远征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110]这在西方的殖民扩张史上是一支罕见的强大军团。
英军在得到增援后，除加强香港（调派1团）、厦门鼓浪屿、定海（调派1团）、镇海招宝山的守军外，主力源源北上，直入长江。
1842年6月19日，吴淞、宝山的英军得到第一批增援后，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被清方放弃的上海。随后派轮船溯江上驶，直逼松江地面。6月27日，南方开来的援军大部抵达吴淞，英军又从上海撤离，留军舰2艘封锁吴淞口，主力编成1个先行舰队和5个纵队（共计战舰12艘、轮船10艘、运兵船和运输船51艘、陆军4个旅近7000人）[111]，7月5日，浩浩荡荡航行扬子江，直取镇江。
镇江，古称京口，北濒长江、西临大运河，是交通的枢纽，航运业的中心，也是长江下游一大繁华城市。
就民治而言，镇江本是府城，而常镇道亦驻于此地，可见其非同一般；就军治而言，清军入关南下后，一直在此驻扎重兵，并于1658年设京口将军，以对付郑成功等反清势力。1757年，撤京口将军，改为副都统。至鸦片战争时驻防八旗兵为1185人。[112]
尽管鸦片战争刚爆发时，两江总督伊里布就在镇江布防，但这种防御措施仅仅为调江宁旗兵400名进驻镇江。伊里布的后任们，始终把目光注视于吴淞，而对长江防御未予重视。牛鉴上台后，不认为英军会深入长江，仅在江阴的鹅鼻嘴派兵580名、丹徒的圌山关派兵及练勇430名便了事。[113]1842年初，驻守镇江的江宁旗兵被撤回，改派青州旗兵400名。[114]
1841年初上任的京口副都统海龄对该处防御颇为上心。他严格训练部众，并率领军民修复了已显倾圮的城墙。但他无权调兵无钱铸炮，能办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他曾要求招募水勇巡查江面，[115]为牛鉴所拒。[116]他又想给手下兵弁弄点钱改善生活，以激励士气，反遭牛鉴的弹劾，结果受到降两级留任的处分。[117]他得知吴淞失陷后，为防止英军内驶长江，上奏要求阻塞长江航道。
海龄的建议实属异想天开。本世纪30年代，蒋介石在上海失陷后，下令中国海军舰船自沉江阴，以阻止日本舰队溯江而上，结果效果甚微。至于阻塞长江的巨大工程量所需要的时间、金钱，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国计民生、生态环境诸方面的影响，海龄恐怕想都没想过。道光帝接到此折后，朱批：“费力无益。”[118]
英军撤离上海再度集结于吴淞口时，清朝上下对英军下一个攻击目标判断失误，以为将北攻天津。牛鉴还认为江苏战事即将结束，奏请不必由浙江派大臣、军队援苏。[119]当英军的舰队连樯内驶长江时，牛鉴等人才发现自己的失算，连忙火速调兵增援镇江。
图十二 镇江之战示意图
1842年7月12日，英军舰队驶至江阴鹅鼻嘴。14日，攻占丹徙圌山炮台。15日，英轮船2艘率先到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
与此同时，清军也在行动。7月13日，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率兵700名到达镇江。16日，署江南提督刘允孝率湖北兵1000名开到。19日，由浙江派来的江西援兵1000名赶至。海龄率镇江旗兵、青州旗兵约1600名防守城内，齐慎率援军2700名驻守城外。
两江总督牛鉴也于7月13日赶到镇江。他与海龄、齐慎的关系显然不那么协调，第二天晚上便离开镇江，前往南京，但据其奏折，就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备办火攻船、木排约150只。[120]而牛鉴离后不久，7月15日，英两艘轮船开至，清方立即实施火攻，毫无效果。[121]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城。此次行动主要由英陆军承担，共4个旅6905人，此外还有数百名海军人员。就兵力而言，英军处于绝对优势。
与驻守城外的齐慎的怯懦相反，海龄率领的镇江城内1600名八旗兵的顽强抵抗，就连敌手也无不称道。英军第二旅于城东北登陆后，便遭到守军的炮击，用云梯攻城时，清兵与之激战，直至城北的城墙被轰塌一大段，手持劣势兵器的清方勇士们仍利用各种有利地形节节抵抗。进攻西门的英军第一旅最初受阻，只得转攻南门。而配合陆军驶入运河的英海军小船在西门一带遭城墙上的清军火炮、抬炮的轰击，损失惨重，狼狈退出，于是便再次组织由300名水手组成的船队强行突入，用炸药轰开西门。尽管英军最后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但守城的八旗兵仍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许多人流至最后一滴血。入夜了，而镇江城内仍火光不息，枪声不断……[122]
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123]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惊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伤亡的总和！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在于轻敌。战前的侦察使他们误以为可以兵不血刃地入据该城，一如先前进占宁波、宝山和上海。这种自信使他们自负地决定将获胜的荣誉完全交予陆军，就像海军在吴淞独享战功一样。镇江濒临长江，英军的舰炮完全可以将炮弹射入城内，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仅有个别战舰在掩护登陆时开过几炮。鸦片战争中先前各次战斗清军主要是被英军舰炮轰走的或吓跑的，而此次城外清军齐慎部也因遭英陆军火炮轰击而溃，但城内清军因未受重炮轰击，仅与敌手持火器或小型火炮交战，故能坚持长时间的抵抗。
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据耆英战后的调查，清军此次战斗的伤亡为：
部别 战死 受伤 失踪
京口八旗 170人 161人 24人
青州八旗 55人 65人 24人
镇江绿营 3人 6人 17人
湖北绿营 7人 8人 3人
四川绿营 3人
河南绿营 1人 1人
江西绿营 23人
其中京口、青州八旗的伤亡为30%，而湖北、四川、河南、江西绿营即由齐慎等统率的援军，相比八旗兵，其伤亡微不足道，仅为1.6%。道光帝见此大为感叹，朱批曰：
不愧朕之满洲官兵，深堪悯恻！[124]
这里还有必要提一下海龄。这位曾经做到正二品总兵的老将，七年前因琦善的弹劾降至正四品的二等侍卫，发往新疆，充古城领队大臣。此次复任正二品的京口副都统，道光帝曾予朱谕劝激。[125]作为一名军人，他已竭尽全力，战败之际又举家自尽，按传统道德可谓尽忠成仁。可作为镇江城内的最高军事长官，举止又不无暴戾之处。特别是7月15日英轮2艘初至时，他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不得出城而抗议，他以“汉奸”罪名拘之，杀13人于小校场。城门的关闭导致市集的中止，民众无处买食。而早晚在街巷中行走的民人，纵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满汉矛盾激化。这位副都统似乎并不知道，除了军事上的意义外，保卫一座城市的终极目的正是保卫该城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战前疏散平民是守将的责任。而当民众感到威胁不是来自敌方而是自己的保卫者时，势必诱导以敌待之的举动。正因为如此，这位副都统虽慷慨殉国，但民间盛传其被愤民暗杀，以至在京的御史将此流言上达天听。[126]一百多年来，与其他殉国将领相反，海龄的名声不好，恰是因其口碑恶劣。
1842年8月2日，英军留下其第二旅及炮兵一部继续占领城东北的北固山，主力撤离镇江，登舰继续溯江上驶，准备进攻当时长江流域乃至南中国最大最重要最著名的城市——南京。
两江总督牛鉴经历了吴淞、镇江两败后，自知再行抵抗将无济于事，其工作重心从部署防御转移到与英方讨价还价赎城金的数额上来，同时不停地向道光帝发出奏折，要求议和。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战争实际已经结束了。
三 求和的历程[127]
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职衔伊里布南下杭州后，为浙江局势之糜烂而震惊，立即从在京时“与银与地均非办法”的立场上后退，不顾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谆谆教谕，决计“羁縻”。
可是，这样一来，耆英、伊里布反而处于“两面作战”的窘境：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肯就“抚”，九重之上的道光帝不愿俯首，前者以兵势迫之，后者以权势压之。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由此，耆英主持的求和活动也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经历了奇特的历程。
1842年5月17日，刚刚放弃宁波等地的英军重兵逼迫乍浦，耆英闻讯后惊骇失色，未经请旨，于次日派伊里布前往，“体察情形，设法羁縻，宣布天威，示以大义”。[128]待伊里布至嘉兴时，乍浦已失，即派先前充其对英交通员的外委陈志刚向英方送去了一份照会，伊里布开出的停战条件还是一年前的老一套，即以通商换和平。[129]他似乎并不知道，在杨芳、奕山的允诺下，广州的通商已恢复一年。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此时尚在香港，陆军司令郭富于5月21日复照，称赞伊里布昔日善待英俘的行为，欢迎其前往乍浦并保证其安全，但又声称谈判非其“职分”，须转告璞鼎查“查办”。照会最后称：“倘若贵国按照叠次所致文书内条款，一切允准，即结平和无难。”[130]伊里布接此照会，一方面喜出望外，英方愿意和平；另一方面又如坠云雾之中，他实在不知道“叠次所致文书条款”为何。他不敢贸然去乍浦，于是在复照中称，既然须由璞鼎查“查办”，那就等到璞氏的照会到来后，“再行酌商办理”。[131]
英方立即看出伊里布未解其意，5月26日由海军司令巴加、陆军司令郭富联名发出的照会中明确宣布停战谈判条件：
一、须由清朝皇帝表明，情愿按照先前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及璞鼎查在浙江发出的照会中各条件办理。
二、清方的谈判代表须是“钦派操全权之大员”。
此外，英方还提出了释放英俘的要求。[132]
钦差大臣耆英因乍浦失陷而于5月23日赶至嘉兴，与伊里布会合。此时盛行的英军为夺战俘而攻杭州的流言，又使奕经慌忙将英俘于27日解到嘉兴，以送乍浦归还英方而保全省城。耆英看到这份态度强硬的照会，对英方的两项条件无权也不敢作出答复，更不敢如实上奏，于29日的折片中专门挑好话说给道光帝听：伊里布派出的陈志刚在乍浦见到了“郭姓夷人”（郭士立），“传述晓谕之言，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耆英为了道光帝能批准他们擅行的“羁縻”之策，将已经陷入的绝境描绘得一片光明。他还说明其对策为：“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133]这里的“镇静”二字又该作何解释，只有天晓得！
局势说变就变。5月28日，即耆英上奏的前一天，英军撤离乍浦，北上进攻吴淞；5月30日，即耆英上奏的后一天，又收到命其携带钦差大臣关防南下广州的谕令（详见上节）。由耆英主持的第一回 合的求和活动只得匆匆收场。
可是，送往乍浦的英俘却找不到接收者，伊里布后将之送往英军占领的镇海招宝山。尽管道光帝已明令停止“羁縻”活动，但伊里布仍不死心，让英俘带去了一份照会：“所议之事，不难商定，须俟大局议有成规，自当会同扬威将军与刘抚台奏明大皇帝，再定章程。”这是针对英方先批准条件再谈判的反建议，而对谈判人选资格并无回答。他还要求英方给予“回文”，以便早开谈判。[134]毫不奇怪，正忙于进攻吴淞的英方对伊里布的照会并不感兴趣，畏惧圣怒的浙江官员也不敢及时上报真情。[135]只有被释放的英俘在此中占了点便宜。由于英方释放清军战俘时每名给银3元，清方释放英军战俘时显得颇有“天朝”的大度，“黑夷”（印度兵）每名15元，“白夷”每名30元。
1842年5月25日道光帝旨令耆英南下广州，时在乍浦失陷的7天之后，可他尚未知前线的战况；第二天，5月26日，耆英报告乍浦失守的奏折递至其案前，面对英军的凶焰，旨意开始动摇。
6月4日，道光帝收到耆英谎报“羁縻”情况的奏折，下令耆“暂缓起程”，留在杭州协助防守。[136]
6月5日，他根据奕经的提议，责成耆英专办“羁縻”事宜。[137]
6月9日，他收到奕经进呈的伊里布、郭富第一次照会（奕经也不敢上报英方第二次照会），授伊里布四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在杭州或嘉兴“驻扎弹压”。[138]
耆英在南下广州途中，于6月14日收到6月4日的上谕，连夜往回赶，4天后回到杭州。他与奕经商议后，于6月19日分别上奏。耆英使用了曲笔，称若英方提议与他（或伊里布）面谈，“自应准其所请”。[139]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请求批准直接谈判。奕经说得更明白些，伊里布“查明何处紧要，即在何处就近办理一切”。[140]也就是说，放手伊里布自我选择与英方的交涉地点，而不必顾及其新任的地方职务。
耆、奕的奏折表明，他们打算比道光帝批准的范围走得更远，这因为他们已经隐隐听到吴淞的炮声；而这两份奏折到京之日（6月25日），恰逢道光帝为吴淞、宝山的战败而生怒，在耆英的奏折上朱批“不可”，对奕经更是下令进攻，乘英军主力在江苏之机，“多方牵制，当可得手”。[141]
我在第三章 中已经提到，清朝当时最快的通信速度是“六百里加急”，由此而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最少也需要12天。前方军情之紧急已不容耆、伊坐待谕旨，而耆、伊也利用这段时间抢先行动，由杭州而嘉兴而王江径而江苏昆山，一路尾追英军讲和。
6月20日，英海、陆军司令在上海收到伊里布请求“戢兵”的照会（具体发照时间不详，当在耆、奕19日上奏之前），当即复照，再次重复先前提出的停战谈判两项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英方虽祝贺伊里布新任职务，但又强调了“钦派大臣”的条件，也就是否认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142]
耆英看到英方的复照，自以为自己“钦差大臣”的身份符合英方的条件，亲自出马，与伊里布联衔复照，主动提议在浙江镇海或江苏松江，与英方会谈。[143]耆英的这一做法与其在奏折中的说法恰好相反。
耆英的照会于6月27日送至英方，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也恰于此日由香港赶至吴淞。此时，英援军大批开到，准备上驶扬子江，根本无意于谈判。璞鼎查当日复照，表示不能停战，因为耆英未有“钦赐全权”。[144]
在“天朝”的历史上，对外交涉本是大皇帝的专权，任何臣子都不得擅专，即所谓“人臣无外交”。因而当时根本不可能有“全权”的职差，恐怕当时人连“全权”的概念都没有。耆英头一回出阵便遭当头棒喝，而伊里布仍不罢休，于7月4日再次照会璞鼎查，宣称自己和耆英是“大皇帝特派来善议大臣”，准备在苏州“候讲善定事宜”。[145]可这份照会送往吴淞时，英军已连樯溯流开赴镇江了。
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北京。
就在耆英、伊里布为璞鼎查所拒时，前引耆英的奏折也已批回，“不可”二字抽去了他前进的桥板。7月3日，道光帝看到耆英报告准备与英方约定地点面谈时，下旨：“不可与之会晤”，“只可令陈志刚等持书前去”，“如复书有分外要求万难应许事件，即与牛鉴一意防守”。[146]7月9日，他又收到耆英报告璞鼎查不肯谈判的奏折，又下旨：
若再事羁縻，不特与事无益，且恐有伤国体。著（耆英、伊里布）与牛鉴、程矞采（江苏巡抚）专意剿办，无稍游移。[147]（重点为引者所标）
两江总督牛鉴见道光帝此时仍欲相战，直言上奏，要求道光帝效法乾隆帝征缅不克降诏罢兵并允朝贡之先例，对英“羁縻”办理。道光帝看到这份教训他的奏折，怒火中烧，认定老奸巨滑的伊里布是这批求和官员的主谋，于7月14日下旨让伊回乍浦赴任，耆英留在江苏会同牛鉴防剿。[148]
上一次道光帝命耆英离浙，几天后便收回成命；这一次命伊里布离苏，可一天后便圣心游移了。
1842年7月15日，道光帝收到耆英一折，随奏附呈的文件引起其兴趣，全文为：
大英国大元帅吴夏密谕尔吴淞口居民知悉。因本国商船误伤广东商人三名，故清国不许通商，致经五载。为此我国命我求和，只因诈我不肯保奏朝廷，因我主发员叩阙杀尽奸徒，非干尔百姓，毋得惊慌乱窜，仍可安居耕种勿惧。倘我黑鬼私行横掠，尔众民便可杀之，无以为罪。十日内本帅整顿三军，再叩北阙，直抵京师，自行讲话，尔百姓其勿扰。特示。[149]（重点为引者所标）
据耆英的奏折，这份文件于宝山县城外粘贴，但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它是伪造的，尽管还不知道伪造者是谁。[150]璞鼎查在吴淞两次发布文告，但内容和文字与此完全不同。[151]就这份文件本身而言，“大元帅”一词为英方所不用，“吴夏密”实不知为何人，更明显的证据是，英方绝对不会将自己麾下的印度籍士兵称为“黑鬼”。
按照耆英的分析，这份文件表明英方“情词尚属恭顺，无非意在通商”；而道光帝读到“求和”字样，也颇能熨贴他那颗敏感脆弱的自尊心，“直抵京师，自行讲话”一语恐怕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恐惧。于是，他给耆英下了一道密谕，布置策略：
——耆英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告诉对方如果能将舰船撤回广东罢兵，耆英将向大皇帝保奏。
——香港赏给英方堆放货物；福建、浙江海口允许每年在约定时间内通商贸易，但英人不得长期羁留。
——英方不必进京，上述条件由耆英出奏，“降旨允行，以为凭据”。
同日，除这道密谕外，道光帝另有谕旨给耆英、牛鉴等人，重弹老调：“激励将士，同心戮力”，“应守则守，应剿则剿，断不可稍存畏葸，致懈军心，是为至要！”[152]
道光帝在此作了两手布置。
毫无疑问，道光帝作出的让步，与英方的要价相距甚远，但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与一年多前琦善在广东准备作出的让步完全一致。
7月14日，耆英、伊里布在苏州收到道光帝“专意剿办，无稍游移”的谕旨。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决计抗旨不遵。军事败局已定，他们断定除求和外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公然给道光帝出了道难题，让他把“战守两难”的状况“敕下廷臣速议良策”。[153]北京又能有什么办法？他们心里清清楚楚。与此同时，他们又加紧了求和的活动，由苏州赶向镇江一带。
7月18日，璞鼎查在镇江江面的军舰上收到了晚到的伊里布7月4日的照会；7月21日，即镇江开战的当天，又收耆英个人名义的私函。这两份仅要求和谈而未作出实际允诺的文件，自然挡不住英军对镇江的进攻。璞鼎查分别复照，附上了其在吴淞发布的告示，而给耆英的照会中还宣布英军即将进攻南京，让他准备好用来“赎城”的金钱。[154]
璞鼎查在吴淞发布的告示，并无新鲜的内容，但对耆英、伊里布说来却是一份重要的文件。因为璞氏将英方的主要要求概括为三条：一、赔偿烟价和军费；二、两国平等外交；三、割让海岛；并称“得此三者，其余事端，不难善定也”。[155]从未看过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从未收到璞鼎查在广东、浙江发出的一系列议和条件照会的耆英、伊里布，必然会发现其中并没有提到通商，而“通商”又是他们手中对付嗜利的“夷人”的唯一法宝。
璞鼎查正式送来的告示，与耆英先前进呈的所谓“大元帅吴夏密”的告示差距太大了。耆英不敢上奏，而是隐匿下来。这一方面是害怕激起圣怒，另一方面他们尚未收到道光帝的密谕，他们这种违背“剿办”谕旨、私下求和活动的本身即是大罪。
由于英军封锁了瓜洲至镇江的文报线路，道光帝的密谕迟至7月24日才传到耆英手中。他连忙派陈志刚前往英方，并在照会中提议首先进行下级官员的会谈。璞鼎查显然不满足清方的还价，复照中仅同意派员谈判南京赎城事宜。[156]
尽管耆英瞒下了璞鼎查的告示，但英方的三项要求却又很偶然地从另一管道送至北京。
7月17日，英军在瓜洲一带扣留了300余艘民船，仪征士绅捐纳同知颜崇礼（据说是一位富有的盐商）主动前往英舰进行交涉，英军翻译普鲁士籍传教士郭士立也给了他一份璞鼎查的告示。颜崇礼将此告示交给常镇道周顼，周顼又将内容具禀两江总督牛鉴，牛鉴将此禀帖转给江宁将军德珠布阅看，德珠布将此禀帖抄录随奏进呈。[157]
德珠布进呈的周顼禀帖，主要是谈英军的猖獗和镇江防务薄弱，德珠布进呈此禀的用意，仅仅为了说明镇江、南京的危急。已经将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内容忘得差不多的道光帝，却意外地发现英方的三项要求。7月26日，他再次密谕耆英、伊里布（两天前他下令伊留在江苏）：
广东给过银两，烟价碍难再议，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给；其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暂准通市。
他还认为，“该逆既来诉冤，经此推诚晓谕，当可就我范围”。[158]（重点为引者所标）
就在道光帝发出此谕的当日，又收到了牛鉴关于英军围攻镇江的“六百里加急”飞奏，于是又下一旨：
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喻，设法羁縻，有应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159]（重点为引者所标）
第二天，7月27日，道光帝先后收到耆英、牛鉴、齐慎等人的奏折，报告镇江沦陷。牛鉴为道光帝早日批准“羁縻”，竟在奏折中不顾忌讳口出“狂言”：
危迫实不可言，伏求皇上速决大计，以拯民命！[160]
这一句后来在江南官场广为流传的话，显然刺激了道光帝。他谕令：
著耆英、伊里布仍遵昨旨，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161]（重点为引者所标）
“不可稍涉游移”是道光帝在谕旨中最爱使用的一句话，尽管他本人经常“游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天前，7月9日，他给耆英的谕旨是“专意剿办，无稍游移”！
不过，在此之后，道光帝再也没有“游移”过，再也没有动过“剿办”的念头。他终于明白，“剿”是不行了。但他弄不明白后来又让耆英、伊里布打听的是：“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愍不畏死若此？”[162]
携带圣旨黄匣的飞骑，以一日六百里的速度疾奔南下，寻找此时正在无锡的耆英。而耆英在与璞鼎查交涉受挫之际，于8月1日收到了命其“便宜从事”的谕令，他立即将此谕令密寄已返回苏州的伊里布，让他赶来一同商量办理。至于“羁縻”的前景，耆英在奏折中称：
究竟能否济事，惟有竭尽犬马愚诚以冀报称。[163]
这句官式套话若翻译成今天的口语，也就是“试试看吧”！
1842年7月10日，天津，前节提到不肯随主子南下留在家中养病的张喜，迎来了南方的客人。他是伊里布的专差，手捧伊里布的亲谕，让张喜迅速南下：
如今终要你来，方能达我意于夷人，以期大局速结。
将此事我与你到底办完，才了两人心愿，且好剖白前冤，真是难遇之机，何可失之？[164]
伊里布的手谕情重意切，而更能打动张喜的是，听到伊已署任乍浦副都统，并有望替代生病的刘韵珂，署理浙江巡抚。[165]主子的再度荣华，奴才又可重展风光。于是，他于13日起程，至8月5日赶到无锡。伊里布见到这位得力家仆异样高兴，成七律一首，其中一句为：
且喜帷筹来管乐，非为掉舌有苏张。[166]
这位显得聪明绝顶的老臣，居然将张喜比拟为管仲、乐毅、苏秦和张仪，又可见其分量。
张喜来的正是时候。
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的交涉，仍在“全权”一词上卡壳。尽管耆、伊解释道：“本朝向无全权大臣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即与贵国全权二字相同”，但璞鼎查对此不以为然。[167]
两江总督牛鉴因英军攻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未请旨批准便擅发照会给璞鼎查。但此类阐述义理并无实际允诺的照会并不为英方看重，反被逼迫交纳赎城金300万元。具有守城职责的牛鉴于8月4日、5日一口气向英方发了6道照会，允先交30万，续交30万，并请英军后撤。不愿讨价还价的璞鼎查于5日布告，称清方不愿赎城，将立即进攻南京！[168]
此时的牛鉴五中如焚，派弁疾奔无锡，请耆英、伊里布速来南京以解倒悬；6日又再次照会璞鼎查，其中有一段妙文：
此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带兵大员，不敢具奏，就是扬威将军，亦不敢奏请……本部堂将仪征所贴告示内四条，三次冒死据寔陈奏，幸邀皇上允准，特命耆将军、伊中堂专办和好通商之事……乃正在讲和之际，贵国大帮兵船忽然来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启兵端，试问贵国信在何处？义在何处？[169]（重点为引者所标）
按照牛鉴的逻辑，和谈的局面是他“三次冒死据寔陈奏”促成的（尽管在档案中找不到“三次”的证据），英方不念及此情反发兵攻其驻守的南京，这种大水直冲龙王庙的行径，真是太不讲信义了。
就在张喜到达的当夜三更，牛鉴的差弁闯至耆英的座船。耆、伊商量后，决定派刚刚到达的张喜先行。临行前，耆英送来了五品顶戴，并对张喜保证：“我必奏明，断不至如前次白戴虚顶。”[170]而一年前，伊里布给的是六品顶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