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 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于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奏：“一切应支银两，自上年七月起截至本年十月止，共用银九十八万七千余两。除本年二月间奏蒙拨银五十万两外，俱于司库内”动拨或垫用，请求拨银50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4册 ）。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讷尔经额奏：“臣于五月间，因直隶军需紧要，奏请拨银三十万两，仰蒙圣恩添拨银二十万两，共拨银五十万两来直。”并再次请求拨银30万两（《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8—239页）。道光帝于九月初六日批准（同上书，第283页）。
[41] 山东巡抚托浑布奏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月间，两次奏蒙圣恩，于司库正项内，先后提借十八万两，核实支发”，“今防兵重调，未撤之兵酌留”，“请予库现贮正项内，再行借动银十五万两……”（《道光鸦片战争案汇存》〔抄本〕第3册 ）。道光帝于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批准（同上）。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道光帝批准托浑布在司库现贮正项内再提银15万，以备支放（《清实录》第38册，第658页）。此后山东拨款数额未见材料。
[42]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盛京将军耆英奏：“奴才等伏查奉天军需，自上年七月以来……陆续支用银两，将及十万两之多……”（《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196页）。此后未见有关军费数字。
[43] 北方各省因不如广州有行商、扬州有盐商，捐输数量较少。我所见档案材料有，一、山东省：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山东巡抚麟魁奏，杨持衡等捐银40200两，捐钱125400串（《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五日，山东巡抚梁宝常奏，黄县官绅自道光二十一年以后先后捐银32478两（《宫中档朱批奏折》）。二、直隶：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长芦盐政德顺奏称，为天津海口改筑炮台，“盐政倡捐银四千两，运司三千两，天津道三千两，盐商五万两，海船户五万两，典商六千两，绅士四千两，共捐十二万两”（《宫中档朱批奏折》）。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德顺奏……长芦通纲京外商人查庆余等，以天津海口防兵驻集，呈请捐输银四十万两，以备要需，著即赏收。”（《剿捕档》）以上共计银592678两，钱125400串。
[44] 对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支付的军费，我尚未进行研究。但据《英国议会文件》，英国政府1843年5月16日对下院质询开出了一份关于对华战争支出的账单：（见下页表）
根据该材料所提供的兑率，1元等于4先令4便士，鸦片战争清方的总赔款为2100万元，等于5787504镑（《英国议会文件》中国，第27卷 ，第23页）。然而，在鸦片战争赔款中战费名下仅1200万元，即3307144镑，与支出相比，相差908269镑。但是，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东印度公司名下，尚有高达109万镑的1842年至1843年估计军费，而到1842年9月，战争已经结束。不管怎么说，清政府战后支出的总赔款是2100万元。尽管其中600万元是鸦片赔款，300万元是行商欠款，但到了1843年5月16日，英国政府的文件中并无支付给商人的记录，反而在他们的收支表中列上了157.2万英镑的“盈余”（surplus）。
[45] 此中的俸银与收入总数概念不同，据《中枢政考》，绿营官员的年俸为：提督81两，总兵67两，副将53两，参将39两，游击39两，都司27两，守备18两，千总14两，把总12两。也就是说，俸赏银自24至162两不等，绿营马兵俸赏银为10两，战兵守兵为6两。另，八旗出征官员的俸赏银又远远高于绿营，然因鸦片战争中，八旗兵调动较少，不再详录其标准。
[46] 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借支行装银的具体标准为：提督500两，总兵400两，副将300两，参将250两，游击200两，都司150两，守备100两，千把总50两，马兵10两，战守兵6两。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社会，这笔无息贷款对官兵颇有诱惑力。
[47] 盐菜银标准为：提督每月12两，总兵9两，副将7.2两，参将、游击4.2两，都司3两，守备2.4两，千总2两，把总1.5两，兵丁0.9两。另外，军官的跟役每日给口粮八合菜，但不支盐菜银。绿营军官的跟役名额为提督24名，逐级降至把总为2名。兵丁每十名给跟役三名，兵丁跟役口粮亦为八合三勺，但每月支盐菜银0.5两。
[48] 浙江巡抚梁宝常折，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宫中档朱批奏折》。
[49] 署理广西巡抚布政使孔继庚折，道光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录副》。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过境费用，是超标准而不能例入报销的部分。广西共支出军费9万余两，其中例入报销者3.2万余两。孔继庚解释理由为“应付官兵口粮夫船脚价内有因例价不敷，实用不能实销”。因此，实际支出应大于此数。为此，我们还可再举一例。盛京将军庆祺等于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奏称：盛京过境吉林、黑龙江官兵、余丁“共一千八百三十员名，所需车价银二万三千二百三十七两五钱，骑马草粮银三百两，尖宿饭食银三千三百七十六两三钱一分九厘”（《宫中档朱批奏折》）。总计需银达2.69万两。当然，八旗官兵的费用一般比绿营为高。
[5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476页。此数为官府付资的雇勇，而官府不出资的团练，当时号称有9万人。
[51] 例如，张集馨称：漳州“文武员弁制造大小炮数十尊，安放城上，余看城外居民铺户，聚居鳞次，即有警而炮难施，排列多尊，饰观而已。又造炸弹、铁蒺黎等物，尤属无用……文武各员多事张皇，以为报销地耳”。又称：“漳浦海口距县城九十余里，设乡勇九十人，殊觉无谓。”（《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1页，第65页）至于贪污事项，我在第五章 第二节和第五节，分别谈到了颜伯焘和鄂云，这里不再举例。
[52] 当时户部指拨各款的名目为：浙江秋拨应报盐课银8万两，春拨留协漕项白粮等银7万两，封贮银5万两；江西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5万两；安徽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封贮银10万两；苏州秋拨应报地丁银15万两；两淮秋拨应报盐课银50万两，收还无本帑本银20万两；山东秋拨应报地丁银20万两，封贮银20万两；山西秋拨应报地丁银40万两，封贮银15万两；山西盐课秋拨应报河工经费银6万两；北新关约征税银5万两；九江关约征税银15万两；芜湖关约征税银8万两；浒墅关约征税银10万两；淮安关约征税银5万两；扬州关征存税银6万两。从以指拨款项来看，没有从户部存银中拨出者，从各省封贮银中拨出者只有51万两，绝大多数是当年应征、约征的款项，可见清政府财政已是捉襟见肘。（户部折，《军机处录副》，该件无日期，后北新关监督奏称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收到部文）
[53] 署户部尚书恩桂等折，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其标准为：民人捐银200两以上，给予九品顶戴；300两以上，给予八品顶戴；400两以上，给予盐知事职衔；800两以上，给予县丞职衔；1200两以上，给予州判职衔；1600两以上，给予按经职衔；2000两以上，给予布经职衔；2400两以上，给予通判职衔；3200两以上，给予盐提举职衔；4000两以上，给予同知职衔；6000两以上，给予运同职衔；8000两以上，给予知府职衔；12000两以上，给予道员职衔，20000两以上，给予盐提使职衔。此外还有京衔捐例、候选人员尽先补用等规定，因该文件太长，而不细录。
[54]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户部片：“再查上年八月起至本年十一月止，据海疆各省请军需银一千二百三十六万五千余两，东、南两河请工需银七百一十万七千余两，江苏、安徽、湖北请灾赈银一百五十九万八千余两，共银二千一百七万余两……应请敕下该督抚等妥为筹划，力求撙节，并饬承办各员，毋许丝毫浮滥，总不得以朝廷不惜帑金，动辄援案声请，漫无限制……”（《军机处录副》）
[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83页。
[56]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湖南巡抚吴其濬奏称：“嗣准户部送片稿内称，海疆经费，现计各省先后奏报捐输，共银九百八十余万两，制钱九十余万串。”（《宫中档朱批奏折》）可见捐输银钱之巨。当然，这些银钱（尤其是内地省份）并没有完全用于战争，在江苏，相当大部分用于支付赔款。
[57]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0页。
[58] 同上注。又，璞鼎查、巴加、郭富在驻兵鼓浪屿，率主力北上时，曾发布“晓谕”，称：“照得本水陆军士北上，而派兵据守鼓浪屿。但此去后，内地奸徒，如胆敢生事，害我防兵，则本公使大臣、水路提督、陆路提督回来时，最必报仇。”（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34—135页）是以怡良有“为浙受祸”一语。
[59]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23页。
[6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39页。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834页。
[62] 耆英自1840年8月英舰出现于奉天洋面后，一直部署防务，准备交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325—328、339—341页；第3册，第13—14页）。英军攻占厦门后，道光帝下令各省严防海口，他挑选甲兵1000名备调，上奏曰：“查英夷逆匪胆敢肆其鸱张，蔓延滋扰，实为天地不容，凡属臣民，莫不眦裂发指，今若不谋定后行，刻奏肤功，恐逆焰愈炽，尤难擒制。奴才愚昧之见，惟有整顿天兵，筹拨军饷，先剿后和，是为切要。”并声称“人人思奋，志切同仇，忠义相助，争先奋勉，是奉天海陆各防洵堪仰慰圣怀”（同上书，第4册，第104—105页）。
[63] 牛鉴于1841年10月新任两江总督，查阅吴淞、长江各处防务，认为“断不致有他虑”，长江“水陆复巡，实已星罗棋布，声势联络，气象雄壮，悉臻严密”，“该逆船断不敢飞越数百里重兵防守之地，冒险入江，阻我漕运”（《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5、1623页）。一直到吴淞开战的前夕，他在奏折中仍慷慨地表示“戮力同心，激励将士，有进无退！”（同上书，第4册，第1913页）
[64] 就具体官员而论，琦善、伊里布、耆英等满族亲贵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小，因而转向时动作较快，其他官员受“夷夏之辨”影响较深，转变时格外困难。
[65]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66] 《林则徐书简》，第177页。
[67] 《林则徐书简》，第185—186页。
[68] 《林则徐书简》，第183—184页。
[69] 林则徐后来谈道：“侧闻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此说在前一二年犹可，今岸兵之溃，更甚于水，又安所得其短而攻之？”林并对英军的火炮性能和射击技术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详论陆战之不可胜，我们可清晰地看出他认识的深化（《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0]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1]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0页。
[72] 《林则徐书简》，第186页。
[73] 《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74] 林则徐所提到的《炮书》，即明代焦勖据传教士汤若望（Joannes Adam Sehall Nonbell）口述而撰的《火攻契要》，已有200年的历史，并非先进。林称其“大要”为“腹厚口宽，火门正而紧，铁液纯而洁，铸成之后，膛内打磨如镜，则放出快而不炸”（《林则徐书简》，第191页）。这对当时工匠不讲究工艺而粗制滥造，还是有意义的。
[7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6页。
[7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94页。
[77]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4页。
[78] 以上四道上谕，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20—122页。
[7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46页收录钦差大臣耆英奏报抵杭日期折称：“于二月初二日跪聆圣训，后于初五日同伊里布、咸龄及随带之佐领等由京起行……”此处的“二月”，当为三月之误。二月初二日为公历3月13日，耆英此时尚未到京。此据张喜《抚夷日记》改。
[80]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385页。
[81]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4—355页。
[8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22页。其中“克食米尔”，当为克什米尔；“咖唎”，当为孟加拉；大吕宋为西班牙，小吕宋为西班牙的殖民地菲律宾，双鹰国为旗上画有双鹰的奥地利。
[83] 此后，道光帝又令台湾道达洪阿向英俘讯问：“究竟该国（英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又咭唎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64页）可见道光帝对地理问题的关注。
[84] 耆英到浙后，曾向奕经传达面谕：“务当复振军容，激励将士，凡应行防堵处，亟应设法严守，遇有可乘之机，尤宜痛加攻剿……”奕经即请旨让耆英会同办理军务，道光帝朱批：“断断不可”，称“耆英原因另有委用之处，果否施行，俟朕随时裁夺，无非备其一端而已。如能勿用，朕所深愿，止须卿成功后，不待辨而俱明晰矣”（《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51—252页）。由此可见道光帝的分工安排。而其欲行之“抚”计，此时仍瞒着奕经，就像让天津的穆彰阿瞒着讷尔经额一样。而奕经得知的信息是，道光帝决计“剿”，很可能也是他慌报军情以显示其振作的原因。
[8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306—307页。道光帝还在谕旨中批评耆英的“羁縻”行动，“办理殊未得宜”。
[86]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87]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8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99—200、215—227页。
[89] 其中乍浦八旗驻防1841名，乍浦绿营及本省调防兵1800余名，陕甘援兵1000名，本地雇勇700名，山东雇勇1500名（《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49—1253页；第4册，第1655、1818、1821页）。
[90] 其中英舰为皋华丽号（Cornwallis，炮72）、布朗底号（炮42）、摩底士底号（炮16）、哥伦拜恩号（炮16）、阿勒琴号（炮10）、司塔林号（炮6）、伯劳弗号（炮6）；轮船为皇后号、复仇神号、西索斯梯斯号、弗莱吉森号。
[91] 据1842年2月出版的《中国丛报》，称是年1月英军在浙江共有军舰9艘，除克里欧号（Clio，炮16门）、海阿新号（炮18）、培里康号（Pelican，炮18门）外，全部集结，此外，还有从厦门开来的司塔林号。该刊另称，是年在华英陆军共约5000名，如除去香港、鼓浪屿的驻军，应认为浙江的英陆军大部已集结。（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p. 114-119）
[92]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72-273.
[93] 有关乍浦之战的经过，可参见下列资料：耆英、奕经等人的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72—279、281—283、312—314、322—323、387—389页；《犀烛留观记事》“乍川难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267—268页；夏燮：《中西纪事》，第106—107、322—326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248-252;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313-335; John Ouchterlony, The Chinese War: an Account of all the Operations of the British Forces from the Commencement to the Treaty of Nanking, pp. 268-281; Murray, Doings in China: Being the Personal Narrative of an Officer Engaged in the Late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the Recapture of Chusan in 1841, to the Peace of Nankin in 1842, pp. 136-151；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90—295页。又据战后清方奏报，乍浦之战时，该城旗营共阵亡官兵273名，殉难7名，因伤身故6名，失踪1名；另有男妇子女殉难55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第236—237页）。
[94] 具体时间为：伊里布，1840年7至8月，1841年2至5月；裕谦1840年8月至1841年2月，1841年5至8月；梁章钜，1841年8至10月；牛鉴1841年11月至1842年6月。也就是说，两江总督去浙江后，江苏巡抚接管其事。当然，各军政长官也有短暂的离开，其主要时间仍是驻在宝山或上海一带。
[95] 详见拙文《1842年吴淞之战新探》，《历史档案》1990年第3期。
[96] 当时吴淞地区共有火炮250余位（不含小型火炮），其中铜炮43位。在上海铸成的铜炮，也有安设于宝山至上海黄浦江各处炮台，并未完全用于吴淞。而当时牛鉴等采用明代戚继光遗法制成的虎蹲炮之类，不在统计数字之内。
[97] 按照牛鉴的奏折，清军的作战预案是：一、若英军舰船闯入吴淞口内，吴淞东西两岸土塘清军“贴伏于土牛之后，接应之兵遥伏数里之外。彼若用炮乱轰，我只寂然不动。彼之炮子断不能及我所伏之兵，俟其炮火将竭，大船临近，度我炮力可及，审准照星准头，众炮环发，贼必不及”。二、英军若以舰船掩护其步兵登陆，“此时守塘之兵与接应之兵，尽可以放心齐出。盖匪徒既已上岸，彼必不敢乱用炮轰。然后忽邀其前，或尾其后，先用虎蹲炮迎击，破其洋枪火器，次用抬炮、鸟枪连环夹击，自无不胜之理。且逆夷用杉板船渡其黑鬼登岸，不过数十百人为止，我军以数千精锐接仗，亦何难聚而歼之”。三、若英军由长江绕攻小沙背一带，抄袭西岸土塘后路，“我兵已层层设炮，节节埋伏”。因为该处滩浅，大船难以靠近，“彼不能携带大炮犯我内地，虽有火枪火箭，亦断不能敌我之大炮抬炮与夫百余尊虎蹲炮位。此理不辩自明”。四、若英军舰船闯过吴淞口，“直入内河”，吴淞口内黄浦江上部署的师船、雇船、轮船出击迎战，“各该船只堪与之接仗，不致稍有疏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623页；第4册，第1862、1912页］。由此可见，牛鉴的设计尽管周密，但只是与想象中的英军打仗。他对英军的船坚炮利和陆战能力尚无切合实际的判断。
[9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42页。道光帝发出此谕旨为1842年6月21日，即吴淞失陷的五天之后。
[99] 《清史列传》第12册 ，第3779页。
[100] 作战经过可参见以下材料：一、清方奏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916—1917、1925—1926、1938页；二、巴加致海军大臣的报告，1842年6月17日；郭富致殖民部首席国务大臣的报告，1842年6月18日，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287-294, 341-343；三、英军军官回忆录，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译本见《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奥塞隆尼：《对华作战记》、穆瑞：《在华战役记》（中译本见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10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 ，第1916—1917页。
[102] 当时吴淞西岸土塘之后，清方并未设置二线阵地，牛鉴无以依托，只能野战；另外，此时英军登陆者只是各舰的水兵，若在陆战上遇到有力抵抗，必会投入陆军参战。由此可见，靠牛鉴等部的兵力兵器必不能取胜。
[10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 ，第2367页。此时王志元已亡故，是王的部属向前来调查的江宁布政使黄恩彤的答话。
[104] 其主要变化为：至1840年10月，英海军从南美开来了加略普号和萨马兰号，载炮均为28门，陆军调来了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418）；至年底，海军又增加了测量船司塔林号和硫磺号，载炮均为8门，以及轮船复仇神号等其他辅助船（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57）；1841年1月，孟加拉志愿兵团大部撤回，8月中旬又开到皇家第55团，亦有一些舰船的变化。
[105]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46-55.
[106]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military operations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7,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5.
[10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1, p. 676；“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military operations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7,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6.
[108]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511-512.
[109]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110]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military operations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27,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68.
[111]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中译本见《鸦片战争后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331页。
[11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857页。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185页。其中距镇江城仅60里的圌山，原设防兵仅80名，牛鉴调援50名，常镇道但明伦又组织团练300名（同上书，第5册，第14页）。
[1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4、44、88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14页。
[1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80页。
[117] 《上谕档》，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一日。
[11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76页。
[11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93—495页。
[12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18页。
[12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66页。
[122] 镇江之战的作战经过，我参阅下列资料：一、清方奏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48—649、676—679、689—690、699—700、709、722、731页；第6册，第225—227页。二、英方记录，郭富致殖民部国务大臣1842年7月25日，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p. 346-352；伯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利洛：《英军在华作战末期记事》、奥塞隆尼：《对华作战记》、穆瑞：《在华战役记》、康宁加木《鸦片战争——在华作战回忆录》，中译本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301—309页。三、民间记载：《出围城记》、《京口债城录》、《草间日记》、《壬寅闻见纪略》，见《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道光英舰破镇江记》，见《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123]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2, p. 352；《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102—104、237—238、251页；《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08—309页。
[12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266—267页。其中按耆英的具体人数统计为战死239人，受伤264人，失踪68人，而耆英奏折中称总数为战死246人，受伤263人，失踪88人，为何有此误？原因不详。
[125] 《清史列传》第10册 ，第3036页。
[12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2—73、99、225—226、250—251页。
[127] 本节的撰写，我参考了佐佐木正哉先生的论文《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近代中国》第21卷 ，译文是由李少军先生提供的。
[12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273页。
[12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47—148页。随同该照文一同送给英方的，还有耆英等人给伊里布的札文，授权伊里布与英方交涉。
[13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49页。
[13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0页。
[13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1页。
[13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321页。
[13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2页。
[135] 伊里布送还英俘的照会，于6月7日发出，而奕经直至6月19日才上奏报告此事（《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33页），显系是其收到道光帝6月5日和9日的谕旨，才敢羞羞答答地上报。但是，仍未敢将伊里布的照会附上。
[13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361页。
[1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365页。
[13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367—368、356—358页。奕经上报的伊里布照会钞本，与佐佐木正哉先生从英国档案馆中所录原件文字差别很大。看来，奕经与伊里布对道光帝做了手脚。
[13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28页。
[14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33页。
[1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81页。
[14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4页。
[14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5页。
[14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6页。
[14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63页。
[14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37页。
[1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93页。
[1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17页。
[14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599页。
[150] 佐佐木正哉先生对此大胆推测称这一份文件可能是由耆英、伊里布伪造的（《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其后的一些问题》，〔日〕《近代中国》第21卷 ）。而《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收入此文件时，称录自不著撰人《夷匪犯境闻见录》抄本，并称是“太仓州禀”7月7日在宝山县城外张贴。这与耆英奏折中的说法相一致，由此可排斥耆英伪造的可能性。但该书收录此件与耆英进呈件文字稍有参差。
[15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8—160页。
[15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24、622页。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收入此密谕时，列为7月16日（六月初八日），不知为何晚一天。
[15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12—613页。
[15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65—166页。
[15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58—160页。
[15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67—168页。又佐佐木正哉先生称，7月21日耆英给璞鼎查的私函，是其执行7月15日密谕的行动，此为误。耆英对此另有奏折，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86页。另，璞鼎查的照会中文意思很不明确，耆英颇有误解。
[15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676—678页。
[15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9页。
[15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42页。
[16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01页。
[16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43页。
[16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84页。
[16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87页。
[164]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6页。
[165] 此为伊里布的幕僚苏霖在给张喜的私函中透露，称奕经见刘韵珂患病，向伊里布许诺，让伊就任署理乍浦副都统后，立即回杭州署理浙江抚篆。这反映出奕、伊关系，也反映出奕与刘不和，企图趁此机会去刘之意（《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7页）。尽管此事后来未成事实。
[166]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4页。
[16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76页。
[168]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3页。
[16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5页。
[170]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5页。
[171]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5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89页。
[172] 邓嗣禹的译本于1944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名为《张喜与1842年南京条约》（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1842），这个有详注的译本，前面还有邓嗣禹的一篇论文进行评价。
[173]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66—369页。按照张喜自己的记载，他本人是主战的，并在会谈期间毫不掩饰这一见解，后对伊里布进火攻之策，对耆英亦献计火攻，但都没有被接受。这就使人怀疑其真实性。尽管张喜对签订《南京条约》是有功的，但是这种功劳从另一角度来看却是罪恶。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似乎还须为自己辩白。
[174]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70、37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1—192页。
[175]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72页；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0、193页。
[17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94—195页。
[177] 伊里布在署理乍浦副都统后，给英人的照会就写作乍浦都统，省去“副”字；而伊里布从无锡赶往南京后，照会中具称“钦赐头品顶戴花翎”，而耆英尚未出奏，但从张喜的例子来看，伊里布这么做是经过耆英同意的；伊里布到南京前，牛鉴给英人的照会中便称伊为“钦差大臣”（以上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然而，朝廷的谕旨中也有误差，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1842年7月26日）的两道谕旨皆作：“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伊”，从行文来看，伊里布又同为钦差大臣，但是，第二天的谕旨又改作“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参赞大臣齐、副都统伊”，伊里布的头衔又变成了副都统，尽管没有“署理”二字（《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9、742—743页）。而到了七月初五日，谕旨又改为“军机大臣字寄钦差大臣耆、署副都统伊”，由此至签订南京条约，谕旨一直为此头衔（同上书，第6册，第25、53、114、164、184页）。由此可见，尽管伊里布等人向英方开具了新的头衔，英人也信以为真，但他的实际职务仍是四品卿衔，“暂带”头品顶戴、署理乍浦副都统。当然，伊里布在上奏时，还是老老实实地自称“署理乍浦副都统”。
又，伊里布发给英方的谕旨全文为“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该夷恳求三事，已有密谕耆英、伊里布，会同筹商妥办。惟前据该夷照复，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做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恃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勉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查这道谕旨摘录了六月十九日给耆、伊第一道谕旨中“军机大臣密寄钦差大臣耆、伊，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前因该夷恳求之事……已有旨密谕耆英……惟前据该逆照复，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戢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恃国体，俯顺夷情……”；又摘录了该日第二道谕旨中“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勉之”。如果与谕旨原文对照，伊里布删去了对英方不利的言词，如“真心悔祸、共愿戢兵”删为“真心戢兵”等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伊里布将谕旨中“伊里布现往镇江，著即会同耆英妥筹商办”一句，移至“前因该夷恳求三事，已有密谕耆英”之后，就变成了英方要求的“三事”，可以由耆英、伊里布“筹商妥办”了，而当日谕旨中对“三事”明确规定了不得付战费，烟价已在广州给过，不得再付等内容；二、原旨中称“如果真心悔祸，共愿戢兵，我等奏恳大皇帝定邀允准”一语，即明确规定，一切须请旨后方可实行，伊里布改为“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变成了不必经过大皇帝，而可由他们来“允准”了。这些实际上改变了谕旨的原义，变成了他自己的新内容了（道光帝谕旨原文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739、7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