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朝”中，耆英绝不是愚笨拙劣的人士，但在中英交涉中表现出来的颟顸，使人感到，他已迈入陷阱却自以为走向光明。
熟悉道光帝脾气的人都知道，他在战争期间积郁的怒气，战后必有一次大的宣泄。果然，他收到耆英奏折，得知英军已退出长江，便首先向两江总督牛鉴开刀，下令革职拿京，罪名是对长江防御未尽早部署。
尽管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牛鉴无罪，但从当时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说，牛鉴必有此惩。开战以来，广东已办了两人（林则徐、琦善），福建亦两人（邓廷桢、颜伯焘），浙江三人（乌尔恭额、伊里布、余步云），江苏还不应当奉献出一只羔羊？
道光帝没有同意耆英去广东，而是命其留在南京，继牛鉴出任两江总督。这非为对耆的不信任。自1798年宜兴在江苏巡抚任上被革后，宗室不放外任已成惯例。守成的道光帝此次破例，是出于对两江一职的格外看重，说明他的思想由战时转为平时。这与他先前在广东禁烟紧要关头调林则徐至两江的情形，十分相似。
按照耆英的奏折，广东谈判由他和伊里布共同负责。道光帝似乎不太看重这次谈判，让伊里布一人赴粤，也将耆英的官、差转给了伊，只是让耆“通盘筹画”后向伊交待清楚即可。从谕旨的文字来看，他也不太清楚这次谈判的意义，仅称“办理饷税（即关税）及一切通商事宜”。[34]这与耆英奏折中的措辞完全一致，也与璞鼎查的心愿暗合。
道光帝已为耆英所左右，而耆英又被璞鼎查牵着鼻子走。
伊里布此时由四品卿乍浦副都统一跃为钦差大臣、广州将军。10月21日奉旨后，由浙、赣南下，于1843年1月19日到达广州。他是鸦片战争中获罪官员开复重用的第一人。
可是，在此期间，接连发生了三件事：
一是璞鼎查得知耆英改放两江，恐广东谈判不能如其心愿，便提出异议，经一番解释后，方认可了伊里布的谈判资格。
二是台湾奉旨杀英俘事件，[35]闹得几至决裂，结果清方派大员调查，将台湾军政官员逮问解京，才算平息。[36]
三是1842年12月7日广州民“夷”纠纷，民众火烧英国商馆，最后以赔银子了事。[37]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已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38]
民“夷”相安，即中外在各通商口岸相安共处，这确实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如何让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截然不同的人们相安共处，又是清朝官员难以琢磨之事。由于不懂国际惯例，在许多事务上他们似乎听任英方的摆布。尽管谈判涉及的范围极其宽泛，但从清方主要谈判代表黄恩彤的回忆录来看，只有两件事引起其重视而留下记载：一是废除行商，这在南京条约中已有规定，然行商的取消，意味着作为广东官员大宗收入陋规的顿减，由此引起的震荡不亚于今日机关发不出工资。二是关税税率，清方自以为计的对策是大宗货物加增，冷僻货物议减，以保证国家充裕。[39]看不出他们对英方暗中拟定的“值百抽五”原则（已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税率）有何感受。至于英方提出的花样百出的条文，病入膏肓心力憔悴的首席代表伊里布既不明白，也不想弄明白，曾向黄恩彤密授机宜：
洋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40]
至1843年3月5日，伊里布终于在广州病故。
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不愿眼看煮熟的鸭子再飞走，扬言驾舰北上，与两江总督耆英继续谈判。英方这种指定谈判对手的做法，也是他们对清朝官僚集团的一种分析。道光帝闻此，于4月6日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通商饷税章程”；并对伊里布赐恤，“追赠太子太保衔”，“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为这位老臣作彻底平反。[41]
耆英于4月17日由南京起程，但到达广州尚需时日，为了稳住璞鼎查不致北上，黄恩彤向英方提议，可就当时最棘手的关税税率重开谈判。[42]璞鼎查闻此不免喜出望外。于是，谈判地点由广州转至香港，而站在黄氏对面的是曾在大鸦片商查顿手下做事，深悉中英贸易环节，时任璞鼎查中文秘书的罗伯聃。
黄恩彤，山东宁阳人，1826年进士，在刑部做过主事等官。1839年授江苏盐道。1842年7月，即江苏战场最危急时，迁江苏按察使，未久署江宁布政使。他的出场，非常偶然。先是耆英、牛鉴嫌张喜等微末员弁，拟派大吏出面，而本应充任的江宁知府犯有口吃，便让黄出为谈判代表。这位年轻官员的表现，也引起了英方的注意：
黄恩彤年约三十七八（实际为41岁），是中国最重要的将要起来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举动言谈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即在英国，我还不记得曾经遇到这样举止优雅，恭而有礼，文质彬彬的君子。他同外人接触，不卑不亢，恰如其分，和其他中国人，颇不相同。[43]
这里讲的是他的风度，非为评价其智慧，况且英方对谈判对手的欣赏，亦有其利益角度，有时也可以反过来理解。
南京谈判结束后，由耆英提议，黄恩彤奉旨前往广东，作为伊里布对外交涉的助手，后来又成为耆英的助手和谋士。可以说，中英虎门条约及以后的中美、中法条约的具体谈判工作，主要是由他负责的。
黄恩彤是个聪明人，悟性很强，但他的个人经历和知识结构，决定其对国际法则的无知，因而不可能是罗伯聃、马儒翰的对手。怎能指望他保住中国的权益？
耆英于6月4日赶至广州，6月23日，他由黄恩彤等人陪同，前往香港。次日起，与璞鼎查会谈。6月26日，中英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在香港互换。6月28日，耆英一行由香港回到广州。至此，中英有关事宜已经基本谈妥。
此后的事情发展，以今人的眼光观之，就不免有些怪诞。
7月12日，耆英上了一折两片，向道光帝报告香港谈判的大体情况，声称已与英方达成海关税则，并据伊里布先前作出的承诺，同意英方于7月27日（夏历七月初一日）按新定章程“贸易输税”。可是，耆英并没有随奏附呈新达成的海关税则，反而称：
若必待会奏条例，奉部议复后，再准开市，总在七月之后，倘此一月内货船驶集日多……恐夷情或有变更，所关匪细。查现定税则……将来部议似亦不致驳诘。与其迟行一月虑生反侧，何如早行一月俾知感戴。
曾为户部堂官深知其中吏员刁难利害的耆英，为使海关则例能在部议中顺利通过，不惜先造成事实再送条约文本，这在实际上剥夺了部议驳诘之权。道光帝朱批：“所办可嘉”，“深得大臣之体。”[44]
7月22日，璞鼎查在香港率先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则例”。[45]两天后，24日，耆英上了四折一片，附以条约全文。[46]道光帝8月11日收到后，下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核议。8月16日，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予以批准。9月7日，耆英收到批件。[47]可该章程已实行了42天！
耆英7月24白奏折中，附有一片，谓：
伏查条约为信守之凭，诚如训谕，所关匪细。前此伊里布到粤后，将最紧要之该夷船只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他处，及此后商欠不求代为官还二事，与该酋璞鼎查再三要约明白。迨奴才来粤，连同黄恩彤、咸龄亲赴香港，面与璞鼎查重申前约。因上年在江南所定议约十三条（南京条约），业已盖用钦差大臣关防暨该酋戳记，装订成册，已无余页可以添注。且尚有未尽事宜，必须一并要约明白，立定条约，以免将来借口。现与该酋议明，汇齐将应行添注各条，另列一册，仍照前盖用关防戳记，与前议条约一并存贮，以昭信守。（重点为引者所标）
由此可见，耆英完全同意了璞鼎查另订新约的要求，并以“无余页可添注”为由，否定了道光帝“添注”的指示，也放弃其先前的“贴说”设想。在此片中，耆英还称：
现在所议条约一册，统俟璞鼎查将戳记钤用前来，再行缮录清单，恭呈御览。[48]
这就是说，耆英准备先签订条约，再进呈条约文本，而且是仅供“御览”。
从伊里布离开南京，至耆英签订新约，共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但我在档案中找不到伊、耆就新约的具体内容向道光帝请旨的奏折。我不知伊、耆为何如此独行专断，也不知他们如此行事是否合乎清朝的规矩。但是，可以肯定地说，伊、耆此时不再享有“便宜行事”的权力。
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又称虎门条约。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也作为该约的附件正式成立。[49]12天后，10月20日，耆英才将条约文本附奏进呈。11月7日，道光帝收到条约令军机大臣议复。11月15日，道光帝据穆彰阿等人的核议，同意“照所议办理”，但又指出香港通市一节“不免有逾越之弊”，责令耆英“再行悉心妥议具奏”。[50]此时，耆英已完成广东谈判，正返回其南京两江总督任所，行至广东曲江，收到该谕旨，急忙上奏辩解。道光帝只能不了了之。[51]
“天朝”稀里糊涂地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自己在脖子上套上一道绳索。
中英虎门条约，即“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共有16款，另附“小船定例”3款；其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共有15款，另对26类货物税率作出规定。[52]从条款数目和文字篇幅来看，已是南京条约的数倍，其内容主要针对五口通商、废除行商、新定税则诸事务。其中很多条款确也符合当时西方和今日世界通行的惯例。就此意义上讲，璞鼎查、马儒翰、罗伯聃作了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同时也是骗子，他们在传授国际知识的同时，夹杂着一整套的诈骗术。这里，举一个例子，最能反映该条约特点的是第六款，载明：
广州等五港口英商或常川居住，或不时来往，均不可妄到乡间任意游行，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中华地方官应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地势，议定界址，不准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凡系水手及船上人等，俟管事官与地方官先行立定禁约之后，方准上岸。倘有英人违背此条禁约，擅到内地远游者，不论系何品级，即听该地方民人捉拿，交英国管事官依情处罪，但该民人等不得擅自殴打伤害，致伤和好。[53]（重点为引者所标）
这是根据清方的要求而写入条约的。按照国际惯例，清朝不开放的五口以外地区本属内政，可以国内法自行定之。深悉此理的英方，因此同意将此项载入条约，却又作了手脚：一是五口的开放范围要由双方“议定”，清朝无权作主；二是违禁英人的处治由英方决定。特别是“不得擅自殴打伤害”一段文字，使得这项原本由英方画押的不准英人至内地游历的禁令，一下子成了清方出具的保证违禁英人不受伤害的承诺。清方的要求经谈判后，性质发生逆转。
综合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我们可以认定，清朝至少丧失了四项重大权益：
一、关税自主权 南京条约中文本第十款规定：
（各通商口岸）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
这段话的意思不太清楚，主要是“秉公议定”一语，后人亦有将此误解为协定关税的依据。其实不然。查该约英文本，此款文句为：
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establish at all the ports... a fair and regular Tariff of Export and Import Customs and other dues, which Tariff shall be publicly noticed and promulgated for general information.[54]
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
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在所有通商口岸制定一部公平的、正式的进出口关税和其它费用的则例，该则例将公开颁布。
由此可见，“秉公议定”一语是指清政府在制定新的关税则例时应秉以“公平”的原则。南京条约的这一条款完全符合巴麦尊的训令。[55]据此，清政府只需制定一部“公平”的关税则例即可。其制定权和公布权完全属于清政府。
前引耆英十二项交涉的照会指出，新开各通商口岸的税率，“照粤海关输税章程，由户部核议遵行”。“由户部核议”，并不违反南京条约，因为户部本是清朝主管经济的职能部门，更何况条约中文本还规定，新定关税则例应由户部“颁发晓示”；但“照粤海关输税章程”则违反了条约，因为该约中、英文本都明确规定须制定新例。这反映出，耆英在与英方交涉时，竟连刚刚签订的南京条约都没有认真进行研究，或者干脆看不懂。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是依据条约加以拒绝，或说明条约让清政府照办，而是诱之谈判。不消说，谈判关税的做法，本身就违反了南京条约。耆英等人由此步入陷阱。在广东谈判中，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认为耗时最多、最费心思的关税交涉，若比起今日之乌拉圭回合又可谓无比神速和顺利。结果，谈来谈去，谈出个棉花进口每担征银4钱，茶叶出口每担征银2.5两（均比以前增加），便自以为得计，连忙向道光帝报功。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与英方议定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将26类160余种货物税率用两国协定的方式规定下来，清政府也就从此承担了相应的条约义务，从而在实际上丧失了单独改变税率的权力。
亲手拟就南京条约完全明悉条约内容的英方，为其利益，在践踏条约时也毫无顾忌。这不仅表现在制定权上，而且表现在公布权上，尽管他们又用南京条约处处卡钳清方。
二、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 早在鸦片战争前，对华商务总监督义律即以中英法理不同为由，拒绝将被控杀人罪的英人，交予中国司法当局审判。巴麦尊训令提出，条约内应有英国自行设立法庭独立审判英人的规定，但又指示，若清政府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6]由此，南京条约对此并无任何规定。
前引耆英照会第8项，白白将对英人的司法审判权拱手相送。究其原因，自然是中英司法纠纷一直是双方长期争执的难点，是可能引起衅端的祸患。耆英打算让英官管束英民来避免纠纷，殊不知后来事与愿违，领事裁判权恰是19世纪西方列强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耆英的提议也并非全是独创。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本第2条，满文本第4条，俄文本第6条）、1727年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68年修改恰克图界约第10条、1792年恰克图市约（第5条）都有两国民人由其本国官员定罪惩处的规定。但中俄之间的情况与中英大不相同，当时中俄间司法实践主要针对两国的逃人、逃犯和越境作案的罪犯，从某些方面来看，有些类似今日世界通行的罪犯引渡条约。[57]而耆英的做法完全破坏了中俄条约中的合理因素。他没有要求对在英及其殖民地（如香港）被控华人的司法审判权，仅要求将逃往香港及英船的中国罪犯，交还清方审理，这就完全不对等了。
璞鼎查对耆英的提议不免喜出望外，复照中大为赞扬，“足表贵大臣求免争端之实心矣”。并具体提议：
嗣后应如所议。除两国商民相讼小衅，即由地方官与管事官（英国领事）会同查办外，所有犯法讨罪重端者，英人交本国总管审判，华民交内地大官究惩。[58]
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的附件“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13款规定：
倘遇有交涉词讼，管事官不能劝息，又不能将就，即请华官会同查明其事……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这就将在华英人完全置于中国法律体系之外，置于中国司法审判权之外了。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 巴麦尊训令中曾提到片面最惠国待遇，但又指示，若清朝同意割让海岛，条约内可不提此要求。[59]1840年义律与琦善谈判时，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60]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该约对此并无规定。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10项，表示只准英国在福州等新辟4口通商贸易，而对他国前往4口的要求，由英方出面“讲解”以劝阻。璞鼎查拒绝了这一提议，复照中称：
大皇帝恩准他国，均赴粤东外之四港口一例贸易，系英国所愿，毫无靳惜。[61]
璞鼎查如此作复，是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62]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与法国的活动，使耆英看出无法阻止美、法前往福州等4口贸易，准备予以美、法同等权利。此时他的心情，与当初恰好相反，惟恐英方会阻止4口向他国开放，便要求将璞鼎查复照中“毫无靳惜”一语明载条约。由此，中英虎门条约第8款称：
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
这实际上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将不反对他国前往新辟通商口岸贸易。这么做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害。
可是，就在中英条约签字前，英方送来的条约文本中，在此条款后加了段“但书”：
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
这实际上提出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要求。为使这一要求能从清方顺利通过，英方不惜在条约中文本措辞上表示卑顺，装扮成一副领受“圣恩”的模样。
耆英自然看不透英方的诡计。他从“天朝”大皇帝的视角出发，“怀柔远人”当应“一视同仁”，“用示平允”；他又从“天朝”臣子的视角观察，设或英“夷”或他“夷”频频向大皇帝请求“恩施”，又成何体统。于是，在英方的“但书”之后，他又加了一段“但书”：
但英人及各国均不得借有此条，任意妄有请求，以昭信守。
由国际法的角度来看此条款的3项内容，可以认定：第一项毫无必要，清朝与他国打交道，可以也不应与英国商量；其第三项无约束力，“任意妄有”这类情绪性的语词没有准确统一的解释；只有第二项才是真实的。英国的计谋成功了。耆英又上了一当。[63]
四、英舰进泊通商口岸权 前引耆英交涉照会第三项，要求英舰不得进入各通商口岸，这是完全正当的。但从国际惯例来看，此事不必进行交涉，完全可用国内法决定之。
狡诘异常的璞鼎查，却从交涉本身看出此中的机会，复照中称：
君主水师之船，以为管束本民，必常有小等数只，随时来往各口管押。[64]
用本国军舰来“管束”在他国的侨民，理由实属荒谬，但一心希望英官“管束”英民的耆英看来，这一说法又成为合情合理的方法。于是，中英虎门条约第10款规定：
凡通商五港口，必有英国官船一只在彼湾泊，以便将各货船水手严行约束，该管事官亦即藉以约束英商及属国商人。
由此，在“约束”侨民的幌子下，各通商口岸成为英舰自由往来的码头。后来的事实说明，英舰并未被其外交官用以“约束”本国侨民和水手，反成为手中随时向清朝施加压力的工具。又由于这一规定，在此后的中外战争中，各通商口岸成为清朝无法设防的城市。[65]
以上四项，乃是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损害中国权益荦荦大端者，此外还有细碎多项，如引水权的丧失、海关验货权的分割等等，这里就不一一详论了。
中英虎门条约及其附件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的损害，不亚于南京条约，从长久来看，还甚于南京条约。南京条约规定五口开放，既有损害，又是机会，但在关税不自主、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军舰自由出入诸规定下，开放必伴生太多的灾难。可此项不平等条约却是在战后两国“平等”相商缔结的。
依据古今中外的法学原理，诈骗的定义应是，利用对方对某些知识或己方权益的无知而侵占其利益，英方的行径与诈骗无异。道光帝“添注”旨令，耆英交涉照会，展现了他们的无知，成为璞鼎查施展骗术的大好时机。
然而，我们今天所作的批判与检讨，已经离开了“天朝”氛围，与当时人、当事人有历史的隔膜。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就在中英虎门条约签订后不久，耆英、黄恩彤召见美国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法国领事拉地蒙冬（Beno it Ulysse Ratti-Menton），“宣布皇恩”，准许美、法商人前往新辟口岸贸易，“一切章程悉照英吉利办理”！[66]
可是，事情并未到此而终止。
三 “等价交换”？中美望厦条约[67]
作为大洋彼岸新兴的工商国，美国对世界市场变化的敏锐可谓异乎寻常。当大英帝国的战舰出现在中国海时，合众国的商人和政治家立即意识到，东方出现了不应放弃的赢利机会。
即使在战争期间，美国便派加尼（Lawrence Kearny）司令率东印度舰队来华，其任务有二：一是战时护侨，二是制止美船走私鸦片。1842年4月加尼到达广州后，对此两项任务均未执行，[68]反得知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订便展期回国，径自致函两广总督祁，要求最惠国待遇。祁一面上奏，一面答复加尼，待钦差大臣伊里布到粤后“再行办理”。[69]
道光帝得知此讯后，对美方的要求全然拒绝，12月12日谕令伊里布：
总当循照旧章，不可有所增改。
倘敢觊觎设立马头等事，务即剀切谕止，断不准稍为迁就。总期于怀柔远人之中，示以天朝定制，俾无滋生事端为要。[70]
很显然，尽管英国已扯破“天朝”的帷幕，道光帝仍欲对其他国家坚持“天朝定制”，但又提出了不准“滋生事端”的先决条件。
就在此时，一些性急的美商等不及新口岸开放，驾船北上宁波等处（比英商还早）新辟生财途径。此一突然行为，在新败未久惊魂未定的地方官及朝廷，引起一阵紧张情绪。[71]
针对这一新情况，正在途中的伊里布在广东南雄出奏，对道光帝的旨令表示异议。他声称，美英早有勾通，且服饰船型不辨，若美商打着英国旗号前往新辟口岸，岂不“德在英国，怨在中国”？这位油滑的老臣没有提出对策，仅称待其到粤后与广东督抚商议，然后“会奏请旨遵办”。[72]实际上，伊里布已有腹案。
两江总督耆英因美船北上事，收到了道光帝内容相同的谕旨。[73]他也上奏反对，理由与伊里布完全相同。所不同者，他没有吞吞吐吐，而是明确表态：
法穷则变。与其谨守旧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势利导，一视同仁。
这篇1843年1月3日付驿的奏折，透露出耆英与伊里布在南京时就讨论过对策。[74]他们已经感到，南京条约后清朝已守不住“天朝”旧制，“一视同仁”是他们处理战后中外关系的原则。
道光帝收到耆英、伊里布奏折后，态度180度转弯，称伊里布所言“不为无见”，命耆、伊函商对策，即授权耆、伊处置。[75]而耆、伊的担心又转化为英国允不允他国沾利，璞鼎查的“毫无靳惜”之承诺会否变卦。此又演化为中英虎门条约最惠国条款之由来。
伊里布亡故。耆英继任。中英虎门条约签订。而加尼早在1843年4月回国。耆英召见新任美国领事福士，庄严宣布“皇恩”。但这位与旗昌洋行、鸦片走私颇有瓜葛的外交官，反宣布了一项让耆英震惊的消息：美国全权委员顾盛（Caleb Cushing）携带国书已在来华途中，准备进京觐见皇帝并谈判签订条约。[76]
无论今天的人们对福士的信息持何种看法，但对于“天朝”无疑扔下了一枚炸弹。问题的关键在于进京觐见。马戛尔尼、阿美士德在乾隆、嘉庆两朝引起的震荡，至道光朝仍余波未消。南京条约谈判中，英方曾就进京一事试探，清方断然拒绝。[77]耆英一下子联想到新订立的虎门条约给予英人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怀疑英美勾结，让美方“巧为尝试”。[78]由此角度发现片面最惠国条款的危害，又是“天朝”观念的特殊表现。
就国际惯例而言，一国元首派代表觐见他国元首，自是一件不能再平常的事情。但在“天朝”则不然。大皇帝本是“君临万国”的天下共主，不应当去接待一个非为朝贡的使臣。耆英在内心中认定，若让道光帝面对一个不跪不拜的“夷”人，那四裔群“夷”自然不免滋生轻慢之心，就是内地熟读经史、详知礼仪的士子们，也会对清朝的合法性发生怀疑。跪拜是一种礼仪，今天的人们往往忽视此类形式而注重实际，但在以“礼”治天下的儒教国家中，其中的意义之重大又是耆英所深知，绝不敢掉以轻心的。由此，耆英告诉福士：
（美国）素来恭顺，久邀大皇帝圣鉴，必蒙曲加体恤。该国到粤已历重洋七万里，再由粤赴京，往返路程又在一万里以外，必不忍令该国使臣纡道进京，彼滋劳费。即使为贸易之事进京，亦必奉大皇帝谕令，发回复议，徒劳跋涉。
耆英告诉福士，进京势必徒劳无益，让他去函阻止美使来华。由于中英谈判已经结束，耆英即将离粤，临行前交待因参与中英谈判有“功”而迁广东布政使的黄恩彤，若美使到粤，“婉为开导”，“饬令回国”。[79]
据耆英的奏折，福士表示同意去函劝阻顾盛去华，但实际上福士并没有这么做，反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清朝为消除外国使节进京的理由，会在广州给予更好的条件。[80]
看来，福士倒是窥破底蕴，找到了最易击打的柔软的腹部。
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总统泰勒（John Tyler）立即于1842年12月30日咨会国会，要求派遣委员（Commissioner）前往中国，与清朝交涉。1843年3月，国会批准拨款4万美元作为此项使命的费用。此后，44岁的众议员顾盛被任命为使华委员。为了提高他的身价，还特准其穿着少将礼服。
1843年5月8日，美国国务卿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颁给顾盛详细的训令，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两点：一、在通商事务上，要求与英国同等的权利，即最惠国待遇；二、如有可能，应进京觐见清朝皇帝，面递国书。[81]不难看出，前者是硬任务，后者是软指标。
7月31日，顾盛搭舰离美，携带了两份国书：一是授权缔约的证书，一是进京觐见皇帝时面递的国书。而其他物品中，最费心思的当数送给清朝皇帝的礼品。为了不致于被误作贡品，泰勒总统亲自审定了礼单：航海地图，地球仪；六轮手枪、步枪；蒸汽战舰模型、蒸汽挖掘机模型；关于构筑要塞、造船、海陆军战术、地质、化学的书籍以及《美国百科全书》；电话机、望远镜、气压计、温度计……这自然是为了显示美国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但就客观而言，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却将之视为“奇技淫巧”，耆英后来谢绝了。[82]
顾盛由大西洋而印度洋，于1844年2月24日乘美舰没兰得湾号（Brandywine）至澳门。27日，向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发出照会，通知此行的目的在于缔约，并“不日进京”。最让程矞采震惊的，可能是照会中下面一段话：
约一月之内，候该兵船（没兰得湾号）满载粮食，并预备各船事体，然后驶赴天津北河（海河）口而去。
程矞采当即派黄恩彤前往交涉，但顾盛“词极恭顺”，“意殊胶执”。眼看一个月过去，程矞采毫无进展，只得于3月22日出奏，报告情况。[83]
就在程矞采与顾盛交涉同时，道光帝因澳门葡萄牙通商案未决等因，于3月19日调两江总督耆英为两广总督。[84]4月9日，收到程矞采的奏折，命耆英速赴广东。4月22日，再得程矞采奏折，得知美方“止与钦差大臣商酌”，又下旨：
耆英现已调两广总督，各省通商善后事宜均交该督办理。著仍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遇有办理各省海口通商文移事件，均著其钤用，以昭慎重。
这道谕旨是“天朝”对外体制的重大变更，由此确立长达15年的由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惯例。从操作层面来看，清朝可避免西方使节直接与朝廷打交道，西方列强亦可免除与礼部或理藩院交往而引起的不快，不失为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法。
道光帝同时颁给耆英的另一谕旨中，强调了阻止美使进京，未提缔约一事，只是含混地称：
务当筹画尽善，始终无弊，不至别生枝节。[85]
耆英于4月16日由南京起程，星夜遄行，5月30日赶至广州。在此期间，程矞采与顾盛展开了一场照会战，来往照会达十余通。[86]程矞采要求顾盛放弃北上，就地解决，并援璞鼎查为例证，这自然不尽合理；而顾盛提出，若按璞鼎查之例，“则必先令中国人民再罹兵燹之灾，尤须在中国海岸占一岛屿，以为官兵屯寄之所”，言辞中充满恫吓。[87]4月13日，美舰没兰得湾号强行闯过虎门驶入黄埔并鸣炮。这艘载炮64门、官兵500余人庞然大物的炮声，无疑对广东官员心理上施加重大压力，提示着前不久结束的战争，尽管后来顾盛在照会中宣布，鸣炮只是“照西洋诸国成规”，并无战意。[88]
因此，耆英认为，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有两项：一是阻止美使进京，这在谕旨中有明确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二是防止由此而引起战争，这在顾盛照会中屡屡闪示。他并不知道，美国政府此时无开战之意，且按美国法律，宣战权属于国会而不掌于政府。至于最关紧要的是否应该与美国缔结一项条约，他似乎没有仔细想过。既然一年前他已向美国领事宣布“皇恩”，美人已享有与英人同等的通商权利，此时再多一份具体文件又有什么关系呢？
于是，耆英放下了“天朝”大吏的架子，于6月10日带同黄恩彤等人，主动前往澳门，找顾盛谈判。17日，抵达邻近澳门的望厦村。18日和19日，耆英和顾盛互作礼节性拜访。21日起，黄恩彤与美使团秘书威伯士德（Fletcher Webster）会谈。美方拿出了条约草案47款。
据黄恩彤称，美方的条约草案“内多必不可行”[89]，但耆英并不计较这些细节，一眼“识破”美方的计谋是，先立约后进京。6月22日，耆英照会顾盛：
现在我两人业经会晤，彼此同心，且条款业已粗立，指日即可定议换约，是贵公使进京一节，应即遵大皇帝谕旨，勿庸前往。[90]
耆英的对策是，以美使放弃进京作为签订条约交换条件。
6月24日，耆英、顾盛再次会谈，议题很快转到是否进京的问题上去了。耆英毫无通融地宣布，若顾盛执意进京，他将中止条约谈判！
在此情况下，顾盛作出“让步”，于6月25日照会耆英，表示“允肯停止北上”，并声明，今后他国使节进京，美国亦可照办。在该照会结尾，顾盛宣布：
又本大臣与贵大臣现议各款条约章程等情，必须尽心秉公，妥为议定；不然，则本大臣进京之事，亦未能已。[91]
顾盛反过来将签订条约作为放弃进京交换条件。
双方由此而想到一起去了，作了一笔“等价交换”。
黄恩彤与威伯士德的条约谈判，此时正陷于僵局。主要原因是充当美方翻译的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伯驾（Peter Parker）虽来华多年，亦有中文功力，但所通者仅是粤语。这种难懂的方言，使黄恩彤感到“十不达一二”。他向耆英建议，以交换书面文件的方式进行磋商。
6月27日，耆英致函顾盛（由黄恩彤起草），对双方条约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外国人到中国，要按“中国制度”办理，条约“不能违背中国之制度”。从理论上讲，耆、黄的意见完全正确，但问题出在耆、黄心目中的“中国制度”上。该函对此解释道：
中国之待各国商人，不能有所偏，偏则各国人心不服，是以上年本大臣议定贸易章程（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如裁撤行商、革除规费、减船钞，定税则、开五口及其余一切有益远商之事，大皇帝不待各国请求，即通行一体照办（指耆英对美、法宣布“皇恩”事），此即一无所偏之明证，非专为英国贸易通商所定也。至各国商人之于中国，则应遵奉新章，贸易输税，方能彼此相安，有合乎客从主人之义。[92]（重点为引者所标）
耆、黄端出了底牌，他们将以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为蓝本，对美方的条约草案予以准驳。他们心目上的“中国制度”，就是包括领事裁判权等项在内的刚刚在各通商口岸实行的新制度。
顾盛收到此函后，非常高兴，这大体符合其意图，当日复函耆英，表示同意，并再次保证，“进京一节”“甘为中止”。[93]
此后的谈判，应当说是相当顺利。按黄恩彤的说法，“顾使得书（指耆英函）颇悟，伯驾来云：耆大臣心明如镜，无所不照，盖亦心折此书也。”[94]仅仅5天之后，7月2日，条约“已定十分之九”，仅在两项细故上存有疑难。经耆英再次致书说服后，也得到圆满解决。[95]
此时耆英的目光，又盯在顾盛手中的一纸国书上。尽管顾盛多次保证不再北上，但耆英唯恐其中有诈。他认定：“条约可以在外商定，而国书必须亲赉赴京，故其国书一日未缴，则夷情一日未定。”[96]7月3日，当顾盛终于交出国书后，耆英总算松了一口气，当即与顾盛签订了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又称中美望厦条约。
顾盛胜利了！他以一纸国书换来了一项对美极有利益的条约。耆英也胜利了！他阻止了美使进京，消弭了衅端，只是用文字的形式确立了一年前他对美国领事的口头承诺。双方都心满意足地离开了居住17天的望厦村，各向其主子报功去了。
只有中华民族须长久地蒙受在这小小村庄中达成的协定而带来的灾难。
1844年7月3日缔结的中美望厦条约，共有34款，它是以美方提出的条约草案47款为基础，增删准驳，“四易其稿，始克定义”。[97]
今天的人们，自然会最看重该条约中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出入通商口岸等不平等权益，且与中英虎门条约及附件相较，该条约危害中国更甚：
——关税 中英条约仅规定了各种货物的进出口关税，对税率的变更，并无明文。中美望厦条约第2款称：
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98]
此即中国近代史上“协定关税”之由来。根据片面最惠国条款，英方也获得了这一权利。又因清朝此后胡乱将“协定关税”权利给予其他缔约国，清朝欲改变税率，就得获得所有缔约国的一致同意。这对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窒碍极大。
——领事裁判权 中英条约规定了中英民人纠纷应由两国官员共同审理，若确立英人有罪，由英国领事据本国法令治罪；对英人的逮捕权并未涉及。中美望厦第21款谓：
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
第25款又谓：
合众国民人在中国各港口，自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合众国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讼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据此，清朝对美国民人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殆尽。英国又可据片面最惠国条款，“一体均沾”。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人，从此成为中国政府不可触动的特殊人士。
——修约 中英条约对条约内容的修订并无规定，而中美望厦条约第34款载：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从字面来看，不易发现问题，但后果异常严重。此款种下咸丰年间英、法、美联合要求“修约”之祸根，成为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
若从细微处更具体地分析，还可以举出许多。条约的制定者顾盛心中对此最为清楚。7月5日，即签约后第三天，他向国内报告，按纳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口气指出望厦条约较之中英条约的16项“优点”！[99]也正因为如此，中美望厦条件成为后来者的摹本。
可是，“天朝”中的人们并不这么看，他们自有一套评估标准。
7月7日，耆英、黄恩彤一行回到广州。9日，耆英上奏报告条约签订情况，并附有1600余字的夹片，详细评价中美条约。他声称，美方提出条约草案47款中，共有10款是“断难准行”的，予以了坚决的驳斥。[100]若以今日之国际眼光评价，被驳斥的10款中确有应当拒绝者，而有些又应坚持。如美方提出，美船进口停泊，“应请中国统辖护理，倘遇别国凌害，仍请中国代为报复”。就“代为报复”一语，涉及国际法、战争法多项，这里不需详论，但此中体现出来的清朝对其港口、领水的主权，必须坚持。耆英恐由此卷入国际争端，要求修改，结果条约第26款明确规定：
合众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仍归各领事等官督同船主人等经管，中国无从统辖。倘遇有外洋别国凌害合众国贸易民人，中国不能代为报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