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就是这么一部庞杂的著作，有新思想的闪耀，也有旧观念的罗列。不同的人读之，可以得到不同的体会。无怪乎“师夷”思想在当时不能行远，而到了后来，决定“师夷”的左宗棠等人读之，立即就有心灵的沟通。
与《海国图志》齐名的是《瀛环志略》。作者徐继畬是一名学厚识精的官员，鸦片战争中任汀漳龙道，在漳州组织防御。后历广东盐运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1846年升福建巡抚。他是总督刘韵珂处理对外事务的主要帮手，有如黄恩彤与耆英的关系。
1844年，徐继畬办理厦门对外开放，发现自己对外部知识的无知，恰遇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得外国地图册等资料，开始钻研新课题。此后他广搜资料、精心撰述、反复修改，终于1848年完成这部高品质的地理学著作。《瀛环志略》对外部知识的介绍，比魏源更详尽准确，也没有当时人惯常的附会臆测；它对西方的人文制度多有褒评，却又使用着旧观念。但是，对战后中国应走何种道路这一最最紧要的问题，这部书没有作出回答。而从前面介绍的他弼助的上司刘韵珂战后表现中，我们又似乎可看到徐氏的答复。
还有一部必须提到的著作是梁廷枏的《海国四说》。梁是一位著述宏富的广东名儒，曾入祁、徐广缙幕。这部于1846年杀青的著作，对美国和英国介绍尤详，对基督教的议论也可见其功力，而对蒸汽机的描写在当时人眼中有如天书，其缺点与《瀛环志略》相同。
如此评价《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可能过于苛求，但战后中国所处的险恶局势又不能不对之严格要求。平心而论，魏、徐、梁是当时最先进的思想家。他们从一个封闭的容器中探出头来，开眼看世界，并能放下“天朝”的架子，平静地看待另一种文明（徐继畬最为突出）已是石破天惊之举。由此为基点，稍稍进步，便可登堂入室，领略新风光。然而，我们今天认为尚不够完美的著作，当时被许多人视之为“夷”张目而鄙视。在“天朝”的文化人中，他们是孤独的，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尚未辨明中国的方向，又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是时代与社会间的落差。后来，《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浮海东瀛，识货的日本人为之翻刻，对日本维新思想的发生发展多有帮助，这又是魏、徐两氏始料未及的。
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的思想未能达到历史所要求的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思想资料。“天朝”中有着难以计数的书籍，独缺“夷”人“夷”事之作。美国的赠书为耆英谢绝，法国的留学又被黄恩彤婉拒。魏源等人苦无材料，到处托人求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北京，有着他们急需的大批图书。
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幅），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这些图书可分成21类，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工艺、地理等等，仅地图就有22幅，另有地图册13本。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了。13年后，1858年，郭嵩焘至北京，闻之大为感慨：“倘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一名官员还向郭透露，当年他曾向军机大臣祁寯藻提议译书，祁表示反对，理由是“恐其书不伦，徒伤国体”！[48]由于清朝的灭亡，这批图书大多佚失，今存北京图书馆有20余册，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地图7幅、地图册10余种。设或这批图书被译为中文刊行，设或魏源、徐继畬、梁廷枏能读到这批图书，其思想是否会有质的嬗变？
相比起魏、徐、梁，洪仁玕的机会要优越得多。他在香港多年，曾充布道师。1859年，他来到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南京），作《资政新篇》呈天王洪秀全，建策达28条之多，实为中国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政经改革方案。读之令人鼓舞。可他做个军师、干王，总理朝纲后又怎么样呢？在《军次实录》、《英杰归真》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洪仁玕。在这一变化中，难道完全是洪仁玕的个人选择？其中又有多少历史背景的限定？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52年，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疾速发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师爷的门前。他们废除了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的别开生面的前约，让李鸿章至马关另订新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地赔款，并在一切方面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86年，1928年，中英两国政府又在南京签订条约，取消协定关税。这一份新的南京条约开始了转折。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01年，1943年，中英两国政府在重庆签订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进入通商口岸、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不平等权利。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2年，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联合声明，香港将于1997年降下米字旗，回归中国。
由此，鸦片战争的一切痕迹已经或即将消除。或许，将来的人们，只能从香港中环以璞鼎查另一中文译名命名的“砵甸乍街”的路牌上，感受到那次战争。到了那个时候，历史的诉说会否永久高昂？
150多年过去了。
19世纪是中国人屈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饱尝人世间一切艰难困苦的世纪。21世纪呢？
人们说，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呢？
也有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宣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是，真正的要害在于中国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中国人怎样才能赢得这一称号——中国人的世纪？
不管历史将作何种选择，我以为，鸦片战争留给我们首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比起150多年前鸦片战争时，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
* * *
[1] 米庆余：《明治维新——日本资本主义的起步与形成》，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页。本节对明治维新的论说，除参考该书外，还参阅〔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册 ，周启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 张喜：《抚夷日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353页。
[3] 《软尘私议》，《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533—534页。
[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127—129页。
[5]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117—118页。
[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759—762、789—790、803—804、824—825页。
[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561页。
[8]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200页。
[9]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193页。
[10]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210、216页。
[11]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203页。
[1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5—26页。
[13] 《南京条约》中文本第2款载：“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领官，住该五处城邑。”据此，英国民人只能居住于“港口”，官员可居住“城邑”。南京条约英文本，此段措辞不同。原文为：“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 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 for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n their mercantil pursuits, without molestation or restraint 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 Canton, Amoy, Foochow-fu, Ningpo and Shanghai，and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 etc.，will appoint Superintendents, Consular officers，to reside at each of the above-named Cities and Towns...”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臣民及家人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或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阻挠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从英文本来看，英国民人和官员都可以入城。从南京条约该款的执行情况来看，上海已实现入城，后因租界的设立，反从城中搬了出来。宁波亦实现入城。厦门城只是一个直径为2华里的军事要塞，故未有入城之举。广州因民众反对，坚拒英国官员和民人入城。
[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1006—1007页。相同的议论又可见林致长女婿刘齐衔的书信（见王铁藩：《林则徐两封未曾发表的书信》，《福建学刊》1992年第3期）。
[15] 《林则徐集·奏稿》下册，第1181—1182页。
[16] 《软尘私议》，《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529页。
[17] 《李星沅日记》上册，第432页。
[18] 《林则徐寄陕寓家书》，《岭南文史》1985年第1期。
[1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 ，第2394—2399页。
[2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册 ，第2470—2471页。
[21]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72页。
[22] 陈旭麓：《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19—722页。
[2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 ，第3164—3169页。
[2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 ，第3183、3190页。
[25] 《清史列传》第10册 ，第3068页。
[26] 李元度：《杨勤勇公事略》，钱仪吉、缪荃孙等纂：《清朝碑传全集》第3册 ，第2549—2551页。
[27] 以下诸节，我参阅了余绳武等人：《沙俄侵华史》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8、1981年。
[28]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 ，中华书局，1979年，第2—8页。
[29]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65—169页。
[30] 从另一方面来看，奕山也只是奉旨行事。当时黑龙江的驻军已抽调内地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不愿北方开战，且不久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一直谕令黑龙江、吉林官员避免衅端。
[3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第3编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411—426页。
[32]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第3编中册，第507页。
[3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6页。
[34] 《清史列传》第12册 ，第3770页。
[3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第407、443、483—484、761—762；第6册，第79—80页。
[3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 ，第740页；第7册，第224—237页。
[3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302—320页。
[38] 以上三节，我参考了郦永庆先生的出色论文：《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问题考辩》（《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所据资料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560—568页。
[39]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37页。
[4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東京：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1964年，第20页。
[4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卷 ，第70页。
[42] 未查到中文本，英文本据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Treaties, 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 vol.1, p. 210。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 ，第825—828页。
[44] 〔法〕卫青心：《法国对华传教政策》上册，第311页。
[45] 黄恩彤：《抚夷论》，《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 ，第436页。
[4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後の中英抗爭：資料篇稿》，第286页。
[47] 《清实录》第39册 ，第466页。
[48] 《郭嵩焘日记》第1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189页。俄国赠书的书目可见于何秋涛：《朔方备陈》。羽离子的论文：《俄罗斯首次对清政府赠书始末》（《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对此也有具体的叙说。
征引文献
（未引用的参考书目未列入）
《军机处录副》帝国主义侵略类、财政类、军务类等
《宫中档朱批奏折》帝国主义侵略类、财政类、军务类等
《上谕档》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
《剿捕档》道光二十至二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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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 Ssu-yü. Chang Hsi and the Treaty of Nank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人名、船名对照表
（以汉字笔划为序）
三划
义律（Charles Elliot）
士密（H. Smith）
士思利（Joseph de la Serviere）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
马他仑（Maitland）威厘士厘号舰长
马他仑（Frederick Maitland）英东印度舰队司令
马儒翰（John Robert Marrison）
马答加斯加号（Madagascar）
四划
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贝雷色号（Belleisle）
风鸢（Kite）
巴麦尊（John Henry Temple Palmerston）
巴加（William Parker）
五划
宁罗得号（Nimrod）
兰瓦（J. Lannoy）
甘米力治号（Combridge）
布朗底号（Blonde）
巨蛇号（Serpent）
达内德号（Danaide）
北极星号（North Star）
史蒂德（Stead）
弗莱吉森号（Phlegethon）
加尼（Lawrence Kearny）
加略利（Joseph-Marie Callery）加略普号（Calliope）
司塔林号（Starling）
丘比特号（Jupiter）
六划
安突德（P. Anstruther）
安度明号（Endymion）
安妮号（Ann）
汤林森（Tomlinson）
汤若望（Joannes Adam Shehall Nonbell）麦尔威厘号（Melville）
麦都萨号（Medusa）
西索斯梯斯号（Sesostris）
吉瑟林（Jocelyn）
因义士（J. Innes又译作、）吗晋（Merwanjee）
进取号（Enterprise）
多利那（Edward Delano）
巡洋号（Cruizer）
毕霞（Beecher）
七划
沙厘（Charles-Alexandre Challay）
没兰得湾号（Brandywine）
辛好士（Humphrey Fleming Senhouse）
李太廓（George Tradescant Lay）
李利华（Carl Fredrik Liljevalch）
克里欧号（Clio）
坎布雷号（Cambrian）
吪啉（Framjee）
伯麦（James John Gordon Bremer）
伯兰汉号（Blenheim）
伯驾（Peter Parker）
伯劳西伯号（Proserpine）
伯鲁多号（Pluto）
利洛（Grannille G. Loch）
希腊号（Hellas）
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