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梁蒲贵等纂修：《宝山县志》，卷六，第13页。由于该资料未称各汛具体兵数，可参见下页注[1]。
[36] 当地宝山县境内，除吴淞营外，另有江南水陆提标后营一部（主要驻在县城一带），川沙营一部（主要驻在吴淞口东岸）。吴淞营的防区为宝山县大部、嘉定县一部。当然，当时的宝山县境与今宝山区不完全相同。
[37] 李扬华：《公余手存·营制》，《丛刊·鸦片战争》第1册 ，第222页。
[38] 周凯等纂：《厦门志》卷3“五营汛防”，道光十九年（1839）刊本。从汛防的具体数字看，清军不仅分散，而且并不划区集中驻守。如厦门岛上，5营兵弁皆有，5营衙署亦皆在厦门城内外；又如大担，5营各派战船1只，兵弁41兵巡防。这种方法，当属八旗轮流抽派的影响所致，对作战极为不利。
[39] 罗尔纲先对于绿营汛塘兵的解释似误。他在《绿营兵制》（中华书局，1984年）第8章 第2节中提出：一、只是城守、分防各营设有“汛”兵；二、“汛”兵占绿营总数的三分之一。从地方志材料来看，情况完全不同。“汛”应是清军营以下的一级编制、组织形式，其兵数的多少，据其任务而定。清军的督、抚、提、镇各标都设汛。从这个意义说，绿营中不存在专门的“汛兵”或“非汛兵”，因为未在“汛”的兵弁，亦在相应的塘、寨、堆拨等处，只不过是名称不同。罗尔纲先生认为，清军绿营中的提标、镇标不设防汛，机动性强，从上引福建水师提标的情况来看，似为有误。
[40] 对此，龙汝霖谈及山西清军时称：“除抚标及额设兵丁外，分成四十余营，再分州县之城守、汛塘……立法之初，原以为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防，使无照顾不及之虞。用意至深且远。”（《皇朝经世文续编》卷62《整顿营务议》，光绪二十八年刻本）
[41]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237页。
[42] 嵇璜等纂：《皇朝文献通考》卷183，上海图书集成局，光绪二十七年（1901）铅印本。天津镇标2营，共计1400余人，天津城守营450人，葛沽营490余人。又，琦善奏“葛沽、大沽海口等三营”，未查到相应的记载。查葛沽营分驻新城、大沽等处，此处的“营”似非编制上的“营”，似为驻扎的营地。又，《皇朝文献通考》为乾隆年间的数字，未必与鸦片战争时完全相同，但因清军军制改动很少，大体数字不会有很大的变动。鸦片战争后，清朝专门成立了总兵力达2000人的大沽协。
[4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120页。
[44] 《皇朝文献通考》卷186。
[4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398页。
[46] 这里对清军各部再作一些说明：一、京师八旗和巡捕5营共10余万，但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执行宫廷、陵寝、衙门的日常勤务；巡捕5营及一部分八旗京营则是巡防地面，看守各城门、堆拨，维持京师治安。为了守卫京城，这些部队一般不轻易抽调。在鸦片战争中，也没有动用。二、各地将军、都统、副都统统率的驻防八旗，相对集中，但一处至多不过数千，除日常勤务外，又有守城之责。在鸦片战争中，此类兵丁调动不多。三、各省督抚所率督标、抚标、漕标、河标，所担负的官府勤务相当繁重。提督所辖提标兵数较督标等为多，但有守土之责，不能全数用以机动作战。四、各镇、协、营，有着明确的绥靖地方之责，也不能全部用以参战。也就是说，如此庞大的清军，找不出一支可以完全用以作战的成建制的部队。
[47] 这里列举的仅指主要战斗地区，曾经发生过小规模战事的还有：广东从虎门到广州的东莞、南海、番禺县境内，从西江口至虎门后莲花山的香山、新会、顺德县境；浙江的慈谿、奉化、余姚；江苏的宝山、上海、松江以及长江下游诸要点。
[4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64页。具体数字为：徐州镇400名，寿春镇400名，扬州营500名，狼山镇350名，福山营350名，京口左营、右营、奇兵营350名，镇江营300名，常州营300名，太湖营300名，高资营300名。
[4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756页。
[50] 曾任兵部侍郎、后组建湘军的曾国藩对此极有体会，称：“国藩每念今日之兵，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与江忠源》，《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192页）正因为如此，当江忠源奏请“调云贵湖广兵六千”之时，曾国藩劝其调兵不如雇勇。
[51] 额设兵丁一栏中，广东、直隶绿营兵为1841年之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30—1332页；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绿营兵为1849年之数（见《清史稿》第14册，第3892—3897页）。浙江、江苏八旗驻防为鸦片战争时期数，具体为江宁3560名，京口（镇江）1185名，杭州2000名，乍浦1181名（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7、1064页；第4册，第1843、1920页）。广东的广州、福建的福州、山东的青州和德州以及盛京的八旗驻防数据《皇朝文献通考》。
[5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578页。
[53] 各行省额设兵丁数字只是绿营，不包括该省驻防。绿营兵数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332页；吉林、黑龙江为八旗，兵数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各地抽调兵数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有关上谕，因页码太多，不列。
[54] 如果我们以交战地区浙江省的抽调比率24％和非交战地区的安徽省的抽调比率36%，作为清朝能达到的最高标准，那么，除已集结的10万人之外，还可以动员约10万人左右，但是下列事项值得注意：河南、四川、陕西等省距离战场太远；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甘肃等省驻兵较多，但要监视当时清帝国内部的苗、回、蒙等少数民族；京畿八旗在鸦片战争中未动，是为了保卫在专制社会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首都；驻防八旗除吉林、黑龙江、江宁、青州等处有一些小调动外，其余在鸦片战争中未动，也是因为其担负的特殊使命。因此，以保持王朝的统治秩序的稳定为先决条件，浙江的24%和安徽的36％的抽调兵力的比例，在实际操作中是难以达到的。至于路途遥远而带来的问题，我在下面还会谈及。另外，太平天国战争时，地方糜烂，无秩序可言，其抽调的兵力高于鸦片战争，其中反映出来的清王朝的态度，说明他们视“社稷”重于“国家”。
[55] 对此情况，我们可以举一例子来说明。1841年9月驻守浙江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奏称：“浙省防兵，统计虽有一万五千余名，系连各该处额设官兵之请给盐菜者一并计算。实在镇海、定海二处，除本营额设官兵外，各止调派外营外省兵三千余名。乍浦地方，除驻防八旗官兵外，止有调防兵八百余名。其余四五千名，分防沿海各口，自一二百名至数百名不等，本形单薄。现在逆夷四出纷扰，处处吃重，据各该地方官纷纷禀请添兵策应，固属实在情形。但奴才通盘筹画，浙江及附近各省，业已无兵可调，且该逆游魂海上，朝东暮西，飘忽不定，设我闻警调派，水陆奔驰，尚未行抵该处，而该逆又顾而之他，彼然疲于奔命，适坠其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 ，第1210页）从这段言论中可以看出：一、各处原设兵弁，参加防御者只能是一部分；二、本省和外省调防的万余援军，只能分散于定海、镇海、乍浦3处要点和10余处海口；三、每一设防地区的兵力仍有不足之虞。除浙江省外，沿海各省区情况无不如此。
[5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 ，第259页。
[57] 冯玉祥：《我的生活》，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册，第23—24页。
[58] 《署泉州府厦防同知蔡观龙、标下兼护中军陈胜元、闽海关委员兴贵、署泉州府同安县知县胡国荣禀》，《军机处录副》。
[59] 老舍：《正红旗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56页。
[60] 转引自皮明勇：《晚清军人地位研究》，1990年，油印本。该文在军人的经济生活方面的叙述，使我受益匪浅。
[6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00页。
[6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551页。
[63]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64] 1765年，赵翼充顺天武乡试考官，看到考生的策论将“一旦”两字多写作“亘”，又将“丕”字写作“不一”。“国家”、“社稷”若指清王朝，应抬格，但许多考生将泛指的“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抬写。武生自称“生”，应于行内偏右，许多考生竟将“生人”、“生物”、“生机”的“生”字一概偏在侧边。赵翼还发现，尽管当时规定考试成绩有双好、单好，但实际上“外场已挑入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许多考生入内场后不能为文，更是司空见惯之事。（赵翼：《簷曝杂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9—30页）
[65]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卷717，“兵部·武科·武会试”。
[66] 例如，冯玉祥的父亲在太平天国时期考取清朝的武生，入了武庠，却是一个不识字的泥瓦匠。（冯玉祥：《我的生活》上册，第1—5、21页）
[67] 刘子扬：《清代地方官制考》，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第38、43—44页。
[68]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言论见于钦差大臣裕谦的奏折：“总之，武员大抵不学无术，全在驾驭者严毅方正，制其短而用其长，使之就我范围，即可收指臂之助。若稍事优容，必将志得意满，非纵兵生事，即自作聪明，冒销争功，事事与人为难。不独不能得力，转须防其债事、比比皆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 ，第573页）
[69]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London: Henry Colburn, 1844, p. 444.
[70] 据罗尔纲：《绿营兵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342—343页。
[71] 这里指军官的实际地位与文官相比，如以营官比照县官、以协官比照府官、以镇官比照按察使或布政使，等等。若以品秩比较，那么文官的收入还是高于武官。
[72] 清军绿营的吃空额，在清初便存在着。1730年，雍正帝明文规定吃空额的份额（提督80份，总兵60份，副将30份，参将20份，游击15份，都司10份，守备8份，千总5份，把总4份），倘定额外再冒领予以重罚。1781年，乾隆帝革此弊端，另拨养廉银两，但吃空额的陋习实未清厘。
[73] 胡林翼：《与孔廉访论全匪启》、《致黎平府曹子祥函》，沈卓然、朱晋材编：《胡林翼全集》中册，上海：大东书局，1936年，第68、82—84页。
[74] 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
[75] 据兵科掌印给事中包炜奏称，京师巡捕五营，各官例有占用兵额，供其差使，如“副将例得占用六十名，参、游而下，以次递减，至外委仅得占兵二名”，“近闻各官占用多至数倍，而占用之兵，俱由己包揽，令其自便（即出外为生），名为署差”。官弁对署差之兵，每月仅给粮饷的一半，另一半归己。如有不愿署差者，官弁“多方勒抑，以之求生不得，求退不能，势必令其自告署差而启己”。所包揽署差之人，副、参、游系其辕门官经手，都、守系其衙门头目经手，千、把、外委所得，由都、守官分给，名“找儿钱”。包炜称：“即一守备微官，每月可得署差钱八百千，则其他可知。”至于署差的人数，包炜估计，京师巡捕五营万人，“实在随营当差者不过三四千人”。至于署差之兵，因可在外自谋生理，另有一半粮饷，大多乐意。（包炜折，咸丰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军机处录副》）除在京城外，各地也有此类情事。张集馨称：福建“衙门官身名下所派差使，皆雇人顶充，缺出银米，两人朋分，此为伙粮”（《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6] 关于此类记载颇多，这里举两个比较具体的例子。一是前引吏部右侍郎爱仁的奏折，称“若遇该管上司巡查，将各堆拨兵丁名下捏注别项差使，此外暂雇数人冒名应差，雇价每人每夜不过需钱七八十文，竟有一人赶赴三四堆拨应名者。”（爱仁折，咸丰三年三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二是工科给事中焦友麟奏：“臣籍山东，闻登州水师额设五百名，现存不过二百名，每遇抚臣校阅，则雇渔户匪人充数。”（咸丰元年七月初六日，《军机处录副》）
[77] 扣建是指小月官兵俸饷等扣除一日；截旷是指空缺粮饷截空；朋扣指在官兵俸饷中扣存买马费用；搭钱是指饷银一部分改发钱；折色是指兵丁月粮及马匹豆草改实物为银钱。
[78]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9页。
[79]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40页。
[80] 杨坚点校：《郭嵩焘奏稿》，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64页。郭氏还透露，营弁与武生为争夺赌规而大打出手。
[81]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2]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 ，第466—467页。
[83]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第63页。
[84] 《曾国藩全集·书信》第1册 ，第393页。
[85] 《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36、48页。
[86]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469页。
[87] 《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册 ，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