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摆在林则徐面前的两种选择，尽管他本人此时并未意识到：要么杜绝鸦片来源而引起战争，要么避免战争而放弃禁烟的努力。“天朝”体制不允许林则徐进行外交交涉，林本人亦抱着“天朝”观念而无意于此类交涉，且英国和国际形势也没有能为此类交涉作适当的铺垫，因此，中英两国之间不可能达成如1907年那种限期十年禁绝的协议。[68]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天朝”与“日不落帝国”之间似乎没有商量转圜的余地。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既要杜绝鸦片来源又不许挑起衅端，道光帝的这一训令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任何人都无法执行。
这就是后来林则徐悲剧的症结。
三 林则徐的敌情判断
1839年3月27日晨，义律在商馆宣布，以英国政府的名义，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的鸦片交出，由他转交给中国政府。义律的这个决定，使受窘于商馆内的大小英国鸦片商人大为兴奋，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将保护他们利益的表示，答应交出比他们手中更多的鸦片，以至将在路途中或福建沿海的鸦片也一并报上。就连毫无干系的美国鸦片商人也将自己的鸦片，交给义律，以能在大账户上挂号沾边。
就在这一天上午，钦差大臣林则徐接到义律的禀帖，表示愿意交出鸦片。林为此而松了一口气，自3月18日以来与外国商人的对抗，总算是有了结果。但是，他和他的同事们都没有意识到，驻华商务总监督给钦差大臣的第一份禀帖[69]，改变了林则徐使命的性质，即由针对境内外国人的反走私行动，变成中英两国官员间的交涉。
同是在这一天，林则徐还收到商馆里各国商人集体签名的禀帖，声称林则徐谕内所指各事，多涉紧要，难以理论，因此禀恳林则徐找他们的领事、总管“自行办理”。林也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此后各谕令，不再绕过行商，也不再直接对着外国商人，而是发给他们的领事或总管。[70]也就是说，从这一天之后，林则徐面前的对手，不再是作为个人的外国商人，而是站在他们背后的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政府。
这就犯下了第一个错误。
义律代表鸦片商人缴出鸦片，并不意味着将遵循中国的法令，而是将鸦片商人的货物变为英国政府的财产，图谋以此为由向中国发动战争。
自1839年3月30日起，义律还被困在商馆期间，他就不停地向英国外相写报告，呼唤武力报复。其中4月3日的报告，已经十分具体地提出了侵华计划和勒索要求。[71]
当时的英国外相巴麦尊是一个醉心强权霸权的人物，对外事务中历来采用炮舰政策。1839年8月29日，他收到义律被禁闭期间发出的第一批报告（3月30日至4月3日）。在此前后，他又从其他渠道得知了中国发生的事件。9月21日，他又收到义律发出的第二批报告（4月6日至5月29日）。[72]此时，英国的鸦片商人集团和棉纺织业主集团，也纷纷向政府进言，鼓噪战争。[73]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训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10月18日，巴麦尊秘密训令义律，告知内阁的决定，让他做好战争准备。11月4日，他再次训令义律，告以英军将于次年4月左右到达及作战方针；同日，又致函海军部，要求派出远征军。12月2日，巴麦尊再次收到义律发出的第三批报告（6月8日至18日）。[74]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下发了《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1840年4月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内阁的提议。
从这张时间表看，尽管英国议会迟至1840年4月才开始讨论政府的议案，但在1839年10月至11月间，英国政府已经作出了侵华的决定。而当下院的议员们唇枪舌剑切磋嘴皮子功夫时，英军的舰船和团队正在从英国本土、南非和印度源源不断地驶往中国。由于当时没有今日之电子通讯条件，从中国广东沿海至英国伦敦的书信需时约4个月，英国政府的侵华决定，是根据1839年6月中旬以前的形势而作出的。也就是说，当清朝上下正在为虎门上空鸦片销焚的气息而振奋时，战争的恶魔已经出现，虎视眈眈，悄然潜至。
然而，对于这一切，林则徐丝毫没有觉察。
1839年5月1日，当林则徐正在虎门收缴鸦片时，对形势的发展曾作出一个判断：
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断不肯舍此马头。（重点为引者所标）
在作了这些分析之后，林则徐得出结论：“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75]也就是说，不必担心“边衅”。
林则徐到广州后，在给道光帝的最初几道奏折中，并没有具体谈到边衅问题。1839年6月4日，他在奏折中谈到，对于窜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与“有牌照”的商船不同，“枪击炮轰皆其自取”，而且，不但水师能够剿除，就是雇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获胜。[76]道光帝对此很感兴趣，要求林则徐等“相机筹办”，并指出“务使奸夷闻风慑服，亦不至骤开边衅，方为妥善”。[77]这是道光帝谕旨中正式而明确地提出“边衅”问题。
道光帝的这道7月8日发出的谕旨，于7月29日到达广州。[78]林则徐迟迟没有答复。过了一个多月，即9月1日，林则徐经过深思熟虑后上了一道长达2000余字的夹片，专门分析“边衅”问题。他在具体说明前引文中提到的三条原委，即路途遥远致使主客众寡之势迥殊、船坚炮利无法得逞于内河、正经买卖即可获利三倍后，得出了结论：“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至多不过是“私约夷埠一二兵船”，“未奉该国主调遣，擅自粤洋游奕，虚张声势。”最后，林则徐还提醒道光帝，义律来华多年，狡黠素着，时常购觅邸报，“习闻有‘边衅’二字，藉此暗为恫喝……且密嘱汉奸播散谣言”，要道光帝不要上义律的当。[79]
就在上奏后的第4天，9月5日，林则徐感到有万分把握，在给密友广东巡抚怡良的信中，对义律此时表现出来的强硬态度大惑不解，谓：“然替义律设想，总无出路，不知因何尚不回头？”[80]
从上引林则徐的奏折来看，他此时认为，持“边衅”论者，除京师及各地一班反对禁烟的人士们，还有义律等人。于是，他将来自外国人的英军侵华的消息，皆归之于义律的谣言恫吓一类。[81]我们可以再看几个例子。
一、1840年2月，林则徐听到澳门葡萄牙人在传闻，英国将从本土及印度各调军舰12艘来华。对此，他在给澳门总督的谕令中称：“此等谎言，原不过义律等张大其词，无足深论。”[82]
二、1840年3月24，英舰“都鲁壹”号（Druid）抵达广东海面。林闻讯后，写信给密友怡良：“所云尚带二三十船之语，则皆虚张而已。”[83]
三、1840年4月，美国领事禀林则徐，告以本国及英国报纸载，6月份英国将封锁广州港，要求尽早让美国船入口开舱。林则徐对此官方的正式消息，仍不以为然，称其为“谣言”[84]
自1839年9月1日林则徐疏言分析“边衅”之后，再也没有在奏折中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他虽不时地报告英方行动的传闻，但总是认定为“恫喝”，并称之“谅亦无所施其伎俩”。[85]1840年6月中旬，英军抵达广东沿海的战舰已达4艘，而林则徐在奏折上却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竟将一次即将到来的战争，判断为一次大规模的鸦片武装走私。他在表明已作防范后，又用道光帝的语言来安慰道光帝，“诚如圣谕，‘实无能为’”。[86]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离开广州后不到10天，6月21日，英国远征军海军司令伯麦率领第一批部队到达虎门口外；而这份报平安的奏折到达北京的那天，7月17日，英军已占领舟山12天了。
战争到来了！
前方主帅没有发出战争警报！
林则徐犯下了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前引林则徐1839年9月1日附片中有一句话，“知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此话作为结论，无疑是错误的，但“侵凌他国之术”六字，却向我们隐约透露出林则徐的新知。
我在绪论中已经提到，当时清朝的上下，对外部世界懵懂迷茫，对英吉利也只是闻其名而不知其实。“侵凌他国之术”属英国殖民史的范围，已是较深一层的知识，在当时没有相当的努力是不容易弄清楚的。
林则徐致力于新知的努力，在其奏折中没有提到，在其日记中（今存不全）难以查考，在其书信中也很少言及。他的这种不事声张的做法，正表明此事不合时尚。作为“天朝”大吏，林则徐竟然做出当时官僚士子们所不屑的事情，尤为难能可贵。
根据近人的钩沉，我们从各类分散的史料中已可大体看出林则徐当日努力的轮廓。他至少拥有四名翻译，终日为他翻译英文书报，他本人亦将这些情报采撷成册，以供参考。近人对林的这一活动研究较深，力作多见，且评价甚高，以致称其为第一位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人。
本书的内容与林则徐致力新知的活动相涉较少，故不打算就此问题展开。但是，这里面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既然林则徐已经占有那么多的英方情报，成为清王朝中最了解英国的官员，那么，为什么他仍没有看出战争不可避免这一今人感到极为简单的趋向呢？
我以为，这与林则徐分析情报时使用的思维方法与价值观念有关。尽管林则徐在其奏折中对英国使用了极其贬斥的言词，但在内心中，似乎并没有把英国当作完全没有“王法”的“蛮荒”之地来对待。
从现存的林则徐翻译资料[87]来看，他对英国人士反对鸦片贸易的言论格外倾心，而对英国国王要求商人尊重中国法律的规定特别看重，[88]甚至在奏折中都扼要谈及。[89]因此，他认为，鸦片走私贸易是远离本土的英国商人，违反国令而进行的罪恶勾当；义律等人的玩法抗拒，其国王等人“未必周知情状”，[90]他们的行动一定得不到英国国王的支持。为此，他在一开始就与道光帝商定直接致书英国国王，要求其管束属民，“定必使之不敢再犯”。[91]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了解到英国的地理位置、面积、人口、军队、舰船等数目。但是，这些简单的数字反映出来的直观条件，使得英国显得不如中国这般强大。因此，林则徐认为，相对较弱的英国若派军远征，势必有路途遥远、补给困难诸后虞，因而不会出此下策。[92]他在奏折和书信中对此都有分析。[93]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得知英国以贸易为立国之本，对华茶叶贸易获利尤大。因此，林则徐认为，即便鸦片走私之利断绝，英国为茶叶等项利益，也绝不致于与中国决裂。[94]他给义律的谕令中充满自信地责问，如果长达200年的中英贸易，被义律“猝然阻坏”，“国主岂肯姑容”？[95]他断定义律无此胆量敢冒此风险。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已经了解到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的大体背景，他曾在奏折中作过分析，认为这些毫无官方背景的散商绝无左右政府之能量。[96]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得知孟加拉国等地政府皆在鸦片贸易中“抽分”，官员薪俸多取自于此；广东海面最初开来的几艘军舰，又是印度总督等人应义律的请求而派出的英驻印度海军之舰。由此，林则徐得出一个推论，义律与英属印度官员互相勾结，私下出动军舰前来实行“恫喝”，并非奉到英国国王的命令。[97]他还认为，这些为数较少的军舰不会酿成大的战争。
林则徐从其翻译资料中，得知由于他采取的禁烟措施，致使1840年春孟加拉国、新加坡等地的鸦片价格暴跌，而新的季风季节又至，驻印海军来华军舰增多。由此，他又得出一个推论，义律与印度英人不甘心鸦片利益的损失，准备向中国进行鸦片武装走私。[98]实际上，他对这个推论又是如此地深信不疑，以致到了1840年7月3日，英军舰队纷纷北上舟山时，仍对其好友怡良称之“只为护送鸦片”。[99]
由此可见，林则徐的判断尽管错误，但放在“天朝”的大背景之中，仍合乎其本人的思想逻辑。
今天的研究者，属“事后诸葛亮”，已经看清了各方手中的底牌，很难体会到当年决策者下决心之难。从现存林则徐翻译资料来看，包罗万象，对林则徐的褒贬评价皆有，对未来战争的是否估计俱存，看不出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来。要从这些资料中得出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非得是一个熟谙国际事务的行家里手。但是，林则徐本是“天朝”氛围中人，初涉此道；情报来源仅为报刊书籍等公开资料，并无秘密渠道；更何况一般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是对己有利的资料印象较深，对己不利的资料不受重视。种种情事，使得林则徐犯错误的可能性，远远超过不犯错误的可能性。
林则徐不是神。
尽管他在今天有如神话。
有论者据林则徐的书信和奏折，称其早已预见到了战争，并向道光帝和沿海各省督抚发出了作好战争准备的预告。
这些书信和奏折有：
一、1840年7月4日，林则徐奏称：英军北犯，“如其驶至浙江舟山、或江苏上海等处，该二省已叠接粤省咨文，自皆有备，不致疏虞”。
二、1840年8月7日，林则徐奏称：恐英军“越窜各洋，乘虚滋扰”，“沿海各省，亦叠经飞咨防备”。[100]
三、1840年12月22日，林则徐致姻亲叶申芗，谓：“原知该夷必不罢休……屡次奉请敕下各省督抚严密防堵，并该夷之窥伺舟山，与其拟赴天津递呈，亦皆先期采明入告。”
四、1841年2月18日，林则徐致业师沈维，谓：英军“窜往沿海各省，本在意中，则徐奏请敕下筹防，计已五次，并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亦皆先期探明入告”。
五、1842年9月，林则徐致旧友姚椿、王柏心，谓：“英夷兵船之来，本在意中，徐在都时面陈姑署不论，即到粤后，奏请敕下沿海严防者，亦已五次……定海之攻，天津之诉，皆徐所先期奏闻者。”[101]（文中重点皆笔者所标）
毫无疑问，林则徐的这些言论，与前述其敌情判断，完全是两回事。细心地将林则徐上述言论对照排比，不难发现，林的这些话都是战争爆发之后说的，而且是越说越圆，至第五份资料（也最爱被人引用），已是滴水不漏。
我以为，这就需要对林则徐所提到的四项事件，逐一进行考订。
甲、林在京请训期间，有无面陈“兵船之来，本在意中”？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本章第一节 ，引用林则徐与龚自珍于1839年1月的书信往来和1840年12月林则徐致叶申芗的信件，作了回答，即林当时不认为会致有“边衅”。而至1842年9月，他突然说出“在都面陈”的情节，显然是自相矛盾，似只能相信前说不能相信后说。
乙、林在广东时，五次上奏请敕下各省筹防，究竟是怎么回事？
查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确有请旨敕下筹防之事，但具体理由和目的均不同。
1839年5月18日，林则徐收缴鸦片2万余箱后，担心鸦片烟船北上贩烟，请道光帝下令沿海各省“严查”鸦片走私。然而道光帝接到此奏后，并无给各省的敕令。[102]
1840年1月8日，林则徐接奉道光帝断绝英国贸易的谕令后，再次上奏，用意还是防止鸦片走私。道光帝收到此折后，于1840年1月30日谕令盛京、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将军督抚，“各饬所属，认真稽查，倘窜入各口，即实力驱逐净尽，以杜来源而清积弊。”[103]
查《林则徐集》等文献，除此两折外，并无请敕各省筹防的奏议。[104]为何林则徐自称有五次之多，我们不妨再扩大一些范围，继续寻找。
1839年6月14日，林则徐奏称，外国商船来粤贸易，须在本国请领牌照，并禁运鸦片。然英属印度商人利欲熏心，不顾禁令，由外洋“直趋东路之南澳，以达闽、浙各洋”，请求道光帝对此等走私船不必采取以往“空言驱逐”的方法，可以“严行查办”。[105]道光帝接到此折，并未下令各省照办，但福建督抚却收到林则徐等人的咨会。[106]此为一。
1840年6月24日，林则徐奏称，英军开来舰船10艘，“臣等现各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107]此为二。
前引1840年7月4日林则徐奏折，称到粤英军“于五月底及六月初间（系阴历），先后驶出老万山，东风扬帆而去……”，道光帝于8月3日收到此折，已知定海失陷，江浙两省已有防范，故仅命直隶总督琦善严守天津海口。[108]此为三。
由此可见，林则徐在其书信中所称“五次”入奏，前三次是指防范英国等国的鸦片走私船，后两次英军已经开到，战争已经发生。
丙、定海、天津之事先期入告又于何时？
查林则徐奏折，第一次谈到定海、天津之事，始于1840年7月4日奏折，而第二天便发生了定海之战，可见对定海守军全无警告作用。道光帝于8月3日收到此折，而直隶总督在此之前已获定海消息，于7月31日由省城保定赶赴天津筹防，[109]可见对天津也失去预警作用。
丁、林则徐谓事先发给沿海各省的咨文，究竟是怎么回事？
1840年6月26日，林则徐致其密友怡良的信中云：“各省咨文，前本拟办，因诸冗棼集，尚未定稿，兹则不可不发；特录一纸送政，俟核定后发回，今日即缮，仍送上盖印，用排单驰发也。前日片稿录存一份送存冰案，其稿尾亦将分咨各省云云添入，缘彼时赶发，未及再送裁定，兹以补闻。”[110]（重点为笔者所标）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前引6月24日林则徐奏折中提到的“飞咨”各省，两天之后尚未发出。即便于当日发出，根据英军的进攻速度和清朝的公文速度，势必又是马后炮。
林则徐的咨会写了什么内容，可以看一份实样。1840年8月1日，山东巡抚托浑布收到了这份咨会。该咨会在历叙广东禁烟以来的经历后，称：
自去冬以迄今夏，粤省获办通夷贩烟各匪犯……彼见拒之益坚，防之益密，在粤无间可乘，而又未肯弃货于地，势必东奔西窜，诱人售私。兹复传闻有兵船多只，陆续前来内地，虽可料其不敢滋事，而护送鸦片，随处诱买，均在意中。若由深水外洋，顺风扬帆，无难直向北驶……自应飞咨各省，一体防查，庶可绝其弊。[111]（重点为引者所标）
林则徐的咨会，如同其先前的奏折，并未预告战争，说的仍是鸦片武装走私问题。而山东巡抚收到此咨文之前，已于7月21日收到浙江巡抚关于定海失陷的咨会，又于7月25日收到道光帝加强海防的谕令。[112]
综上所述，我以为，林则徐关于“咨会”的奏折和关于“请敕”的书信，都是在战争爆发之后他自我辩解的说法，都是不足为据的。
在弄清林则徐的言行后，应当追究一下道光帝的责任。
我在本章第一节 已经提到，道光帝是在皇室成员吸毒、大批毒品逼近京师的刺激下，才采取断然措施调林则徐进京的，事先并无缜密的思考和计划。他此时所最注重者，是烟毒能否禁绝，而没有考虑到后果一类的情事。
林则徐果如其望，到广州后，第二次奏折便报来义律答应呈缴鸦片2万箱的好消息。道光帝不仅在林的奏折上朱批“所办可嘉之至”，而且还在吏部拟呈的优叙上，朱笔将林则徐的“加一级，纪录两次”改为“赏加二级”。[113]兴奋之情溢于笔端。
1839年4月22日，道光帝得到重臣陶澍病危请辞的奏折，据陶澍的提议，命林则徐改任两江总督。按照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两江总督班次仅在直隶总督之后，位第二，由湖广调两江，虽为同品，仍是迁右。但此事又似可反映出，在道光帝的内心中，苏、皖、赣三省，盐、漕、河三务似乎要比广东的禁烟来得重要。他认为林则徐很快就会不辱使命，旌帜北返。
虎门销烟后，他以为大局已经粗定，只留存一些具体事务待林则徐料理扫尾即可，一切尽可循归常态。奈何那些不大不小的事项一件件从广东报来，又是具结，又是交凶，又是续缴鸦片（详见后节），而那些俯首贴耳恭恭敬敬缴出鸦片的“夷”人们，竟敢用大炮与“天朝”对抗。他给予林则徐的指示，不外乎是那些“计出万全”，“先威后恩”，“断不敢轻率偾事，亦不致畏葸无能”[114]等等貌似全面却无见地的话，说了如同白说。一次，他见到林则徐有些游移，竟朱批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不可畏葸”[115]，鼓励林与英人对抗。
1839年12月13日，道光帝收到林则徐的奏折，看到的仍是纠缠不清的“夷务”，深感“殊属不成事体”！于是，他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即将咭唎国贸易停止”，什么具结、交凶、续缴鸦片等等事项，统统不必再与之追究下去。然而，断绝通商可能会引起何种后果，他似乎仅仅看税银减少这一项。这位生性苛俭的皇帝，此次竟大方地宣布：“区区税银，何足计论！”[116]
1840年1月5日，道光帝见林则徐久久不能北上，以赴新任。要缺两江总督的位子空了8个月，他干脆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依例解除了林的钦差大臣的差使，使一切都回复到原来的样子。
道光帝的这两项决定，快刀斩乱麻，割断了中英当时唯一存在的通商关系。他认为，从此之后，各在东西一方的中英两国断绝往来，不会再有什么纠葛，也不会再有什么矛盾，如同井水不犯河水。此时的林则徐，也不再是“查办海口事件”的钦差大臣，而是“总督广东广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的地方职官。他的任务也不再是与英方折冲樽俎，道光帝仅让他料理两桩后事：一、宣布英“逆”罪行，永久禁绝通商；二、将停泊在粤洋的英国舰船驱逐净尽。
道光帝也犯下了重大错误，他用“天朝”的逻辑来思考对策，且对敌手的估计也去真实甚远。
1840年2月7日，道光帝得知湖北江堤被水冲坏的消息，一下子想起前年11月林则徐所上“江汉安澜”的奏折，认为“究系筹办验收未能尽善”，结果给了林“降四级留任”、“不准抵销”的处分。[117]虽说清朝官员依例处分只是寻常，道光一朝未受处分的封疆大吏甚属罕见，且林则徐在湖广任上因举荐不察也两次受到处分；但是历来被道光帝认作办事细密周到的林则徐，在江堤事务上竟出如此差错，他心中不能不留下痕迹。
此后，道光帝对广东的事务日见松怠，反复多变的“夷情”使其生倦。他的视野较多地关注于清王朝内部的各种传统事务，不再像从前那样密切注视着广东“夷情”的变化。这一方面是林则徐再也没有给他带来大快人心的喜讯，另一方面是他认定清朝“以逸待劳，主客之势自判”，英国就是来几艘军舰，又“何能为之”！[118]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道光帝的这种态度，不能不给“天朝”内大小臣工以安稳的印象。在一片静谧安宁之中，谁又会发现战争恶魔的悄临？即便有人发现，谁又敢慌乱扯响战争警报？
四 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1839年6月虎门销烟之后，局势并未如林则徐所希望的那样，逐渐趋于和缓，反作风雨雷霆。中英之间对抗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进行。
其中的争执，有以下三端：
一、具结。林则徐以奉到新例，要求义律敦促英商以“货即没官、人即正法”的格式具结，否则不许通商。义律不仅阻挠具结，而且下令英船不得驶入广州港。
二、交凶。1839年7月7日，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酗酒滋事，殴伤村民林维喜，次日林死去。林则徐谕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予以拒绝，在英船上自立法庭，判处5名滋事行凶者监禁3至6个月，罚金15至20镑。
三、续缴鸦片。随着新的季风的来临，虎门口外新到英国商船数十艘。林则徐命令缴出续到船上的鸦片。义律仍是拒绝。
在此三事中，又以“交凶”一案对抗为最。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以义律拒不交凶，援引1808年（嘉庆十三年）英人在澳门违令案之例，禁绝澳门英人的柴米食物，撤退买办工人，次日率兵进驻香山，勒兵分布各要口，迫英人离开澳门。8月24日，澳门葡萄牙当局在此压力下，根据林则徐的谕令，宣布驱逐英人。至8月26日，英人全部离澳。义律率这批英人泊船于香港、九龙一带。
自1839年4月英舰拉恩号（Larne）被义律派出送信后，除义律自用的小船路易莎号（Louisa）外，广东海面并无英国军舰。8月30日，据义律的请求，印度总督派出的战舰窝拉疑号（Volage)驶到，使义律有了与中国对抗的武力。林则徐听此消息，除命各属加强防范外，于8月31日发布宣示，要求沿海村民聚义团练，不准英人上岸滋事、觅井汲水，并准许以武力相拒。[119]
1839年9月4日，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士密（H. Smith），率3艘小船至九龙，要求中国官员供应食物，未达到目的后，士密下令开炮。
中英之间的对抗，开始诉诸武力。
由此至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开到，在9个多月的时间内，据林则徐奏折，广东沿海共发生战事7起：1. 1839年9月4日九龙之战；2. 1839年9月12日火烧英国趸船；3. 1839年11月3日穿鼻之战；4. 1839年11月4日至13日官涌之战；5. 1840年2月29日火烧贩烟及接济英船的匪船；6. 1840年5月火烧接济英船的匪艇；7. 1840年6月8日火烧磨刀洋英国鸦片烟。此外，未见于林则徐奏折的还有两起：1840年5月20日袭击英国鸦片船希腊号（Hellas）；1840年6月13日火烧金星门英船。
以上9起战事，其中第2起火烧英国趸船，实际上是误烧西班牙商船；其中第5、6、7起和林则徐未奏的两起，清军的目标是英国鸦片船和中国不法奸民的办艇之类的民船。而第4起官涌之战，情况稍有周折。据林则徐奏，英人英船在旬日之内，连续向官涌清军进攻六次，皆被击退，其中参战的有“嘚喇”、“哆唎”等英船。[120]而英方对此却全无记载，反称泊于香港一带的英船移往铜鼓时，于11月13日在九龙一带（即官涌）遭到清军的炮击。[121]查此时英国在广东海面有战舰窝拉疑号和新驶到的海阿新号（Hyacinth），以及官船路易莎号，从林则徐奏折来分析，此三舰并未参战。因此，不管事件的真实究竟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官涌之战不是英军与清军之间的对抗。
由此可见，至1840年6月下旬之前，中英双方运用国家武力进行的战事，仅为两起，即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林则徐在奏折中没有对此类战事作清晰的分类，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还没有近代国际政治观念。
1839年9月4日的九龙之战中，清军参战者为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所率3艘师船，并得到九龙山上炮台的炮火支持；英方参战者，双方说法不一，林则徐奏称，有“大小夷船五只”，另在战斗中前来增援的英船“更倍于前”，但未称具体数字；义律在其报告中称，英方以路易莎号、珍珠号（Pearl）、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进行战斗，后得到支持，但战舰窝拉疑号未投入战斗。英军一参战者与义律的说法一致，并称前来增援的有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s）所属的小船，另外甘米力治号（Combridge）船长嘚喇亦率16人划船来参战。
关于此战的经过，双方的叙述大体相同。林则徐奏称，英方因索食不成而先启衅，赖恩爵立即督部予以回击，双方从午刻战至戌刻，期间英船先被击退，后得到援军再战，最后败遁尖沙咀。英方亦称其率先开炮，认为清军作战相当骁勇，战斗从下午2时半进行到6点半，其第一次后撤是为了补充弹药，最后主动撤出战斗。
双方报告中分歧最大者为战果。林则徐奏称，清军战死2人，受伤4人，所属师船稍有损伤，但很快修复；击翻英船1艘，击毙英人至少17名。英方未具体称清军的损失，但称己方仅是受伤数人而已。[122]
从此战的具体经过来分析，清军以3艘各配炮10门的师船作战，以海岸炮台为依托，兵弁奋勇拼死，表现出广东水师前所未有的振作；英方以路易莎号（载炮14门）、珍珠号（载炮6门）、窝拉疑号所属小船（载炮1门）及前来增援的船只开战，全非正规战舰，火力不济，[123]窝拉疑号因风停而无法迫近参加战斗。因此，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很难分出胜负来。
如果说九龙之战双方的报告还大体吻合的话，那么，关于穿鼻之战，则是各执一词，大不相同。[124]
首先是战斗的起因。
林则徐奏称，1839年11月3日，英国啷船（Thomas Coutts）具结进入虎门，英舰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于“午刻驶至穿鼻”，阻挠啷船进口，提督关天培“闻而诧异”，“正查究间”英舰率先开炮。
义律的报告，虽也提到英船具结入口之事，但称事因10月27日收到广州知府余保纯转来林则徐的谕令，“嗣后货物总须照式具结，若不如式，万万不准贸易，违抗逗留之船，即行烧毁”，[125]遂于28日与士密上校率英舰两艘前往穿鼻，准备递交士密致钦差大臣的信件，要求林则徐收回成命。由于逆风，英舰于11月2日到达穿鼻沙角炮台一带，即派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26]等人向关天培递交出该信。晚上，清方派通事请马儒翰赴关天培座船，被拒绝。次日上午，清方再派出通事，退还士密信件，并再邀马儒翰赴约，仍被拒绝。此时，关天培率由29艘师船组成的舰队前来，英方让通事送去士密的一信，要求“各船立即回至沙角之北湾泊”。关天培回复称，只要交了打死林维喜凶手一人，“即可收兵回口，否则断不依也”。义律再复，称不知凶手是何人，“惟平安是求”。[127]到了中午时分，士密认为不能让清军舰队夜间从他的身边穿过，以威胁英国商船，且国旗的荣誉也不容许他临阵退却。义律同意了士密的意见。于是，士密便率先发起进攻。
其次是作战经过。
林则徐奏称，英舰开炮后，关天培立即下令座船回击，并指挥各船协力进攻，多次击中窝拉疑号。接仗约有一时之久，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海阿新号亦“随同遁去”。清军本欲追击，然师船弥缝油灰多被轰开，势难远驶，更因英舰船底全用铜包，炮击不能穿透，“是以不值追剿”。
义律报告称，英舰原泊于清军舰队的右侧，开战后，利用侧风，从右到左冲过了整个清军队阵，然后又从左到右再穿其阵，“倾泄了毁灭性的炮火”。“中国人以他们的固有精神回击，但是，我方可怕效力的火力很快便显示出优势”。战斗进行了不到3刻钟，清军便撤退了。士密无意扩大敌对行动，便停止炮击，没有阻碍对方的后撤。随后，英军驶往澳门。
再次是关于战果。
林则徐奏称，清军击中窝拉疑号的船鼻、后楼、左右舱口，英人多有中炮落海者，战后“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并称己方有三艘师船进水，一艘被击中火药舱而起火，旋被扑灭，[128]战死士兵15名，受伤军官1名、士兵多名。
义律报告称，清军3艘师船被击沉，一艘击中火药舱而爆炸，还有几艘明显进水。窝拉疑号仅受了轻微损伤，没有人员伤亡。
总之，双方各报胜仗。
比较中英双方各自的报告，让人最有兴味的是关于关天培的描写。且看林则徐的说法：
该提督亲身挺立桅前，自拔腰刀，执持督阵，厉声喝称：“敢退后者立斩。”适有夷炮炮子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由该提督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夷船一炮者，立即赏银两锭……
今人阅读此段奏折，恍惚置身于古典戏剧小说的战斗场景之中。道光帝读此亦感慨，朱批“可嘉之至”。若关天培的举止确如林则徐的描写，那么，在一派中世纪的豪迈之中，又让今人凄然感受到无知于近代战术原则的悲凉。在近代激烈的炮战中，关天培的这种做法是不足取的。义律亦称：
作为一个勇敢的人，公正的说法是，提督的举止配得上他的地位。他的座船在武器和装具上明显优于其它船只，当他起锚后，很可能是斩断或解脱锚链，以灵敏的方式驶向女王陛下的战舰，与之交战。这种毫无希望的努力，增加了他的荣誉，证明了他行动的决心，然而，不到3刻钟，他和舰队中尚存的师船便极其悲伤地撤回到原先的锚泊地。
在这一段描写中，颇具英雄未酬壮志的惨淡。
穿鼻之战的真实，今天似无必要一一考证得十分清楚。但细心阅读双方的报告，大体可以得出一个印象，清军在此战中并不占有上风，林则徐的报告似掺有水分。然这些水分是林则徐所为，抑或关天培所为，那就无法考清了。[129]
从今天通行的严格的意义上划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使中英两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
但是，林则徐根据其掌握的翻译资料，自以为只是与未获国主命令而私邀来华的英舰以及不遵国主法令的英国走私商船之间的交战，而不是与英国的战争。他的这种认识，可见于他于1840年1月18日发出的《谕英国国王檄》。而义律此时尚不知他自1839年3月27日缴烟以后的举动，是否为英国政府所批准，认为这些只是保护本国商人的武装行动，开战后也未采用当时西方交战国惯行的种种外交行动，而仍与林则徐保持某种公文往来。他一直到1840年2月，才奉到巴麦尊的对华用兵的训令。
因此，尽管战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戏已开演。考虑到双方的这种认识，本书仍将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定于1840年6月下旬，即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之时。
很可能是穿鼻之战的结果，1840年初，林则徐奉旨永久停止中英通商关系之后，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制敌方略。对此，他有一段说明：
无论该夷有无兵船续至，即现在之嘧、哗两船未去，度其顽抗之意，妄夸炮利船坚，各夷舶恃为护符，谓可阻我师之驱逐。臣等若令师船整队而出，远赴外洋，并力严驱，非不足以操胜算。第洪涛巨浪，风信靡常，即使将夷船尽数击沉，亦只寻常之事。而师船既经远涉，不能顷刻收回，设有一二疏虞，转为不值，仍不如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之百无一失也。
林则徐在此婉转地承认，尽管英国只有两艘军舰，清军水师仍无在海上取胜的能力。于是，他采用了避免海上舰船交锋，严防海口的“以守为战”的制敌方略。道光帝对此完全赞同，朱批“所见甚是”。[130]
依据以往外国商船和军舰来华活动的情况，林则徐所部署的“以守为战”，主要区域在珠江入海口，即以香港和澳门为外线，经伶仃洋至虎门及狮子洋一带。在当时的官方文书中，其称谓是“中路”。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香港就是鸦片走私的大本营，趸船大多泊于附近一带海面。义律率英商英船撤离澳门后，开始也聚集于此，后移往铜鼓。林则徐为抑制此处英人的活动，在香港对岸九龙半岛的官涌，居高临下地依山建炮台两座，以控御附近海面。
澳门时为葡萄牙人所盘踞。义律和英船英舰也经常活动于此。林则徐在澳门关闸以北驻兵设炮，监视其行动，并时常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施加政治或军事压力。
珠江入海口以香港、澳门为最外点，上溯伶仃洋内驶约70公里，即为虎门。此处河道收缩，历来是清朝的海防重点，广东水师提督亦驻节此地，以示昭重。早在林则徐督粤之前，关天培、卢坤、邓廷桢等人已尽了极大的努力，在此处建炮台9座，平时炮台守军590名，战时约2000名。林则徐曾于1839年观虎门清军秋操（即秋季演习），极为满意（虎门防卫的具体情况详见后章）。为此，他仅密购西方铜炮和精制铁炮装备此处，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为预防英舰突破虎门继续内犯，林则徐在虎门后的狮子洋一带，集结清军师船，并雇募民船，预备火船，准备在此处内江与来犯英舰交战，并已进行了多次演习。
以上林则徐的防御设想，是从1840年初开始萌生，逐步完善并实施的。至1840年6月底，各处实施的结果是：九龙新建炮台两座业已完成，安炮56门，附近山梁共有守兵800余名；澳门一带派驻兵勇共1300余名；虎门各炮台守兵约2000名，配炮300余门；狮子洋一带集结师船20艘、雇募民船46艘、预备火船20余艘，共有兵勇2000余人。[131]
林则徐以上述几处为防御要点，有其通盘的思考，在奏折中称：
臣等查中路要口，以虎门为最，次即澳门，又次即尖沙嘴（咀）一带，其余外海内洋相通之处，虽不可胜数，然多系浅水暗礁，只足以行内地之船，该夷兵船不能飞越。[132]
这里讲的虎门，自然包括其后的狮子洋，而尖沙咀即为九龙。林则徐认为，关键在于这几处，其余地方只要添兵协防即可。
至于那些停止通商后仍不遵令回国，而在虎门口外徘徊游弋的英船英舰，林则徐采用了“以奸治奸，以毒攻毒”的办法，即雇募平时接济外国人、贩卖鸦片的沿海“渔疍各户”为水勇，教以如何驾驶和点放火船，每船领以一二兵弁，预先设伏，乘夜顺风放火焚烧英船，并开出赏格以备激励。[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