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林则徐书简》，第105页。
[10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0页。
[101] 《林则徐书简》，第151、165、192页。
[10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39页。道光帝接到此奏的三天后，又收到军机大臣穆彰阿等议复江苏吴淞口查禁鸦片章程，令沿海各省体察所辖海口情形，“妥议具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88页）。可见林的奏折很可能还有其推动作用。
[10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26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800页。
[104] 笔者所查之书为《林则徐集·奏稿》、《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清实录》。又，笔者曾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因原编辑较杂，虽发现以上各书所未收林则徐折、片，但也未看到请旨敕令各省筹防的内容。
[105]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48—650页。
[10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22页。
[107]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108]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337—338页。
[109] 琦善片，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军机处录副》。
[110] 《林则徐书简》，第99页。
[111] 《平夷录》，《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363—364页。
[112] 托浑布折，道光二十年六月、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二日，皆据《军机处录副》。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543页。
[114]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03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 ，第185页。
[11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 ，第742页。
[117] 《清实录》第38册 ，第3页；《上谕档》，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1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 ，第287页。
[119]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78页。
[12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2—704页。“嘚喇”即为Douglas，他是“甘米力治”号（Combridge）的船长，当时习惯用船主或船长之名呼其船，如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在林则徐奏折中，分别用其船长名而称之“嘧船”、“哗船”。甘米力治号后被林购买，改装为载炮34门的军舰。
[121] Chinese Repository, vol. 8, p. 37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295页。
[12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84页；“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0, pp. 686-687.亚当·艾姆斯里致威廉·艾姆斯里，《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68—69页。
[123] 当时的商船皆有武装，有些火炮甚多。此处称其火力不济，是就此次参战的英船而言。
[124] 林则徐奏折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00—701页；义律的报告见“Additional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Irish University Press area studies series,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China, vol. 31. Shannon, Ireland: Irish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8-14。
[12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243—244页。
[126] 马儒翰又译为马礼逊、马里臣、马利逊等。他是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儿子，16岁就为英商充当翻译，1834年律劳卑来华后，就充当商务监督的翻译。鸦片战争爆发后，一直充当英军的首席翻译。
[127]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爭前中英交渉文書》，第246—247页。
[128] 事隔8个月后，林则徐奏称，由于该次战斗，两艘师船“被炮伤损过甚，难以修复，必须另行拆造”；另两艘师船“皆有损坏，应行大修”。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57页。
[129] 案此时林则徐在虎门，但离交战地点尚有一段距离，非为目击者。在开战之日，林在日记中写道，“下午闻夷兵船在龙穴向关提军递禀未收，开炮来攻，经提军抵御，击坏夷船前后桅，夷人被轰落水，始行遁去。”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不可能作伪。因此，林的奏折所据为关的报告，关的责任似更大。但从日记中也可看出，其所述开战理由与奏折所言差别甚大。
[13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页。文中“”船即窝拉疑号，“哗”船即海阿新号。
[131]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862页。其中林则徐在奏折中曾称虎门“在船在岸兵勇”“共有三千余名”。此处称虎门守兵2000人，是扣去在船兵勇之数，添入狮子洋一带清军数中。
[132]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页。
[133]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762—763页。
[134]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
[135]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
[136] 林则徐的翻译资料中，有“孟呀拉土番，即么罗黑鬼，脚长无腿肚，红毛选其身材高大者充伍，谓之叙跛兵”（《洋事杂录》，《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24页），然此处说的仅是印度兵。林则徐亲眼见过外国人，在澳门又检阅过葡萄牙兵。“腿足裹缠”，疑是当时的紧身裤和绑腿；“屈伸不便”，疑是葡萄牙兵采用踢腿式行进方式，即所谓“正步”，而产生的一种误解。又当时外国人不愿行跪拜礼，民间误传其膝关节有问题，难以跪拜，不知此说与林的判断有无关系。
[137] 按照林则徐原来的设想，此类交战似应在虎门至狮子洋一带进行。鸦片战争爆发后，林则徐宣称要自率船队出洋交战，乃是自知道光帝已不信任他，欲有所表现。
[138]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50页。
[139] 林则徐：《剿夷兵勇约法七条》，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25—1927页；梁廷枏：《夷氛闻记》卷2。
[140] 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 ，第1932页。
[141] 在林则徐奏折中，这种方法始见于1840年8月7日的《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1页；而在此之前，林于6月底至7月初就在广东实行这一方法，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65-166。
[14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12, 221; William Dallas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220.其三个欧籍团均未足额，其大部兵力2200名于1841年、1842年到达。
[143] 至1840年10月，虎门口外执行封港任务的英舰为都鲁壹号、拉恩号、海阿新号、哥伦拜恩号，轮船为进取号（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p. 107, 112, 419）。
[144] 转引自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行动》，《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
[145]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 ，第709页。
[146]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38、856、860页；《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 ，第263页；Chinese Repository, vol. 9, p. 165；《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7] 《林则徐书简》，第151页。
[148] 如果当时伯麦因广东虎门有备而不敢进攻，他就不会匆匆离去，而会留下来等待续到之英军。到了7月中旬，英军的兵力在数量、质量上会大大超过清军。尽管当时英军中有人希望能进攻虎门，但未获准。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可参阅Robert Jocelyn, Six months with China Expedition, London: John Murry, 1841, pp. 42-43。另外，印度总督于1840年4月7日的备忘录，也规定了远征军立即占领舟山的任务；义律于1840年6月24日给巴麦尊的报告中，又称当时英军北上的一个原因是避免台风（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479—481、488—489页）。
[1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 ，第752页。
[150] 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