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善邻书院，后入早稻田专门学校。从事反清活动，加入励志会、青年会等组织，1903年入黄兴组织之拒俄义勇队，被逐回国，在上海任《苏报》参议。1905年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发行人及主编人。1911年武昌起义后，从巴黎经南洋回国。1912年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部长。1913年4月，任国会参议员议长。1921年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次年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1925年，参加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之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大会，成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之后，多次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并任国民党史料档案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国史馆馆长（1946年）等职。有《张溥泉先生全集》传世。
〔53〕谭延闿（1879—1930）：字祖庵，湖南茶陵人。1904年甲辰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返乡办学，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局长。1914年武昌起义后，任湖南都督。次年加入国民党，任支部长。1916年任湖南省长。1923年，任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长、建设部长。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重组后，任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代大本营秘书长。后历任国民革命第二军军长、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代理国民党中央部主席等职。
〔54〕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陕西三原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1906年赴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归国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主报》等。宣传革命，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交通部次长。1918年返陕，任护国军总司令。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4年随孙中山赴京，任内务部长。1926年9月与冯玉祥参加五原誓师。1927年，参与北伐，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49年赴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等著作。
斯时，张謇〔55〕所领导的统一党与黎元洪所领导的民社党，又拉了几个小的政团，亦合组为共和党，推梁启超为领袖。中山先生曾呼吁两党以英美先进国为模范，以公理是非为依归，不以党见相倾轧，完成美善的政党政治。
〔55〕张謇（1853—1926）：字季直，江苏南通人。1885年乙酉科举人，1894年参加殿试，得一甲第一名，赐进士。之后，以教育、实业为事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并与陈德全、章炳麟创办统一党。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未就。1913年9月，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袁世凯称帝前，请假南归。之后仍以从事实业为主，历任中国银行联合会会长、华成盐垦公司总理、吴淞商埠督办、交通银行总裁等职务。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张謇日记》等传世。
是年九月，中山先生由北京莅晋，十九日，在太原各界欢迎大会上，曾嘉勉我们说：“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伯川之功。不但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行省亦当感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分，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它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又对山西商学界欢宴上演讲说：“前在日本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画，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又在我的欢宴会上演说：“武昌起义，山西首为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阎都督之力为最。今非享福之时，尚须苦心建设十年，方可言享福。文摒一已权利，为四万万同胞谋幸福，愿与各位共勉之。”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总理临行时，特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三、二次革命的波折与民初山西的境遇
民国元年（1912年）七月，广东都督胡汉民来电说：“近得京友确报，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收军权财权暨一切重大政权，悉褫中央。惧各省都督之反对，则大借债，以操纵之，虽失权于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后救济之法，惟有联络东北各省反对力争，或可补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钧电，亦同此意，并力主应以地方监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以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我当时对他们的主张深表同情，于是很快复电赞同，并说明：“地方分权，古今通义，征诸历史，根据甚深。且中国省界之大，动逾千里，非东瀛府县、西欧州郡所可比拟，即授以各国地方行政之权，尚觉轻重失当，遑论集权中央。况当建设时代，伏莽未靖，军政、民政其权不容分属，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权，限以年岁，使其厉行整理，因循玩愠，届期不举者，严加惩处，使政府与地方互相维持，互相监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权越限。俟国基巩固，然后徐图集权，尚未为晚。”
这一联电力争的行动，李烈钧同志和我曾广为联络，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明白复电给我不表赞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1〕，积极表示赞同的，则有湖南都督谭延闿，江苏都督程德全〔2〕，奉天都督赵尔巽〔3〕。我初以奉天赵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领衔入告，较有裨益，李烈钧同志亦表示同意。嗣经我驰电相询，赵君不愿领衔，乃推广东胡都督主稿，由江苏程都督领衔电京。
〔1〕胡景伊（1877—？）：字文澜，四川巴县（今重庆巴南区）人。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先后在四川、云南从事军事教育。1911年5月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兼第一标统。1913年任四川都督。1915起，任北京政府参政院参政，旋改任毅威将军。
〔2〕程德全（1860—1930）：字雪楼，四川云阳人。1890年赴京入国子监肄业。后长期在黑龙江任幕僚。1901年升直隶州知州。1910年任江苏巡抚。辛亥革命后，被推为江苏都督。次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总长。曾与章太炎组建统一党。1926年入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
〔3〕赵尔巽（1844—1927）：字次珊，奉天（今辽宁）铁岭人。1874年甲戌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2年起，先后任山西、湖南总督，户部尚书，四川总督，湖广总督，东三省总督。武昌起义后，任奉天保安会会长，奉天都督。1914年，任清史馆总裁，主持编撰《清史稿》。
奉天都督赵尔巽本是满清重臣，曾经做过山西的巡抚，当宣统退位前，他是东三省总督，其力量几与袁世凯相埒。袁世凯深知不释赵之兵权，即难实现迫清帝退位，而国政自为之迷梦，所以经过颇费周折的运用，卒至撤销了东三省总督，而任赵为保安会会长，才公开其倒清之举动。赵之所以参加我们反中央集权的行动，我之所以提议推赵领衔，皆以此为前因。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曾任奉天与黑龙江巡抚，其后调任江苏，民元曾任孙大总统之内务总长，对革命颇表同情，是以亦参加我们这一反中央集权的行列。结果这一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益增中央对地方之疑忌。这是二次革命以前的一件事，亦可以说是二次革命的前因。
民国二年二月正式国会成立，国民党籍议员占了最多的席次，政府国会之间果能真诚合作，则国家即已步入宪政坦途。乃不幸三月二十日本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先生被刺于上海车站。接着四月二十六日政府未经国会同意，又与五国银行团签立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大借款合同。于是国会哗然，张继首以参议院议长资格通电反对借款。及至众议院选出汤化龙〔4〕为议长，政府始将大借款案咨请国会备案。此时汤化龙虽合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该党理事长），以与国民党抗衡，并未能使国会通过此案。同时各省军民长官并纷电责难，而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5〕，反对尤烈。本党对此问题之态度颇不一致，中山先生主张兴师讨伐，黄兴先生主张循法律途经解决。中山先生之主张系一秉为党国之大义，而黄兴先生之主张亦系基于保全革命力量之苦心。武昌黎元洪副总统为平息政治风潮，提出宋案划归法律，静候法庭解决，借款予以追认，而审计用途，颇获多数省份的赞同。衡诸当时本党同志所能掌握之武力，实不足以与袁军抗衡，审时度势，我遂一面联合各省呼吁和平，一面连电黎副总统，请其迅速领衔调处。云南都督蔡锷〔6〕、陕西都督张风翙与我采相同之行动。
〔4〕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04年辰科进士，曾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学。1906年赴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法律。1909年被推为湖北谘议局议长。次年被推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议长。武昌起义后，任湖北省政府民政总长。之后，历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秘书处处长，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众议院议长、段祺瑞政府内阁总长。1918年出国游历，9月在加拿大被刺而死。
〔5〕柏文蔚（1976—1947）：字烈武，安徽寿县人。青年时期曾与赵声等人组织强国会，与陈独秀组织岳王会，谋反清抗外侮。1907年与孙毓筠等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后，走赴东北，在吴禄贞军中任职。武昌起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安徽都督、北伐军第二军军长。1928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6〕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戊戌变法后在上海入南洋公学，次年赴日本留学。之后即投入反清运动，先后在湖南、广西、云南等处任军队教官。武昌起义后，任昆明革命党起义总指挥。二次革命时，策划西南各省反对袁世凯独裁。1915年12月，与唐继尧等在昆明宣告云南独立，通电讨袁，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巡按使、四川都督兼省长。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病逝。
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7〕驰兵扼驻九江〔8〕，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9〕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10〕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11〕，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12〕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南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13〕盘据东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予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14〕（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5〕。”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7〕李纯（1875—1920）：字秀山，天津人。1889年入北洋武备学堂，1911年任北洋陆军第六镇统制（师长）。民国建立后，改任第六师师长。1913年7月任九江镇守使。9月署理江西都督。1915年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20年曾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同年自杀（或云被他人刺杀）。
〔8〕九江：地名，属江西省，在鄱阳湖与长江相交处。
〔9〕库伦：地名，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
〔10〕驯至：渐进到……时候。出自《易·坤》：“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11〕兵家所谓“全国为上”：出自《孙子兵法谋攻》。
〔12〕巴拿马运河开通：巴拿马运河始凿于1881年，1914年完工，1920年正式通航。美国与巴拿马于1903年签订《美巴条约》，美国一次付给巴拿马1000万美元，并每年支付25万美元租金，取得开凿运河并永久使用的权利。
〔13〕宗社党：清末民初政派。由满洲贵族良弼、铁良等组建，旨在维护清廷统治。1912年，革命党人炸死良弼，清帝又被迫退位，其党逐渐解散，残馀势力仍在东北活动。
〔14〕允升：字吉甫，蒙古镶蓝旗人。清代举人。曾任陕西督粮道，山西按察使，甘肃布政使，陕西江西巡抚。闽浙、陕西总督。1911年武昌起义后，重被任命为陕西巡抚负责陕西军事。之后，数次策动复辟活动，均告失败。
〔15〕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出自《易·否》。以桑树丛生比喻根深蒂固。在此比喻人民团结，国家稳固。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16〕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17〕、福建许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16〕陈其美（1878—1916）：字士英，浙江吴兴（今湖州）人。青年时在上海商行任会计。1906年赴日本留学，入警监学校，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在京、津、沪等地从事反满活动。1909年加入上海青帮。武昌起义后，在上海发动起义，任沪军都督。1915年袁世凯称帝，回国参加讨袁，任淞沪长官司令。1916年5月18日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
〔17〕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在广东多次发动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东江组织民军起义。11月，任广州副都督。1913年任广东都督。二次革命时，宣布广东独立，从事反袁活动。1917年，回广东参加护法运动，被孙中山任命为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2年6月，在广东叛乱，企图谋害孙中山。其军队旋被黄埔军校学生军消灭。后退居香港，并于1931年创立致公党，曾任该党总理。
〔18〕许崇智（1887—1965）：字汝为，广东番禺人。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福建新军内任职，官至第二十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举兵响应，被举为闽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在日本加入中华国民党。1917年任大元帅府参军长。1925年率军击败陈炯明叛乱。后在国民政府中历任中央执行委员、监督委员等要职。晚年寓居香港。
〔19〕尹昌衡（1886—1953）：原名昌仪，字硕权，四川彭县人。早年在四川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升至四川陆军小学总办。同年10月，在成都独立，任督军府军政部部长、督军。1914年后退出军政界，在成都筑上园，从事著述。有《上园丛书》。
〔20〕朱瑞（1883—1916）：字介人，浙江海盐人。1903年入南洋陆军学堂，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任浙江第八十一标统带。1911年武昌起义后，率众光复杭州，并与江苏义军会攻南京。1912年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后归附袁世凯。袁谋称帝，封其为一等侯。1916年，浙江讨袁军围攻浙江军署，退居上海。同年病逝于天津。
在这段期间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风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风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21〕，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赵渊〔23〕，繁峙之陈钰〔24〕，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21〕周渤：生卒年不详，辛亥太原起义前，任太原知府。起义后，阎锡山率军北上包头一带，张锡銮任巡抚，周渤又任巡警道。
〔22〕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县人。1890年庚寅科进士，曾任清政府户部主事。山西大学堂总理、库伦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9月任山西民政长，次年6月署广东省海关监督。
〔23〕赵渊（1857—1913）：字醴泉，山西河曲县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历任四川安岳、德阳、威远、富顺知县，崇庆、泸州知府。后随铁良调充黑龙江省民政使。1913年1月23日至6月4日，任山西省军政府民政长。
〔24〕陈钰（1860—1919）：字震之，山西繁峙人。曾任直隶万全县知县，沧州知州。1913年2月15日至5月13日，任山西军政府财政司长。1913年6月4日～1914年5月26日，任山西军政府民政长。1914年5月23日，由民政长改任巡按使，三天后即免职。
省行政各司厅应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25〕，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季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25〕袁永廉：字履卿，贵州贵阳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日本法政大学毕业。归国后，曾在清廷度支部任职。1912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佥事，山西国税金厅筹备处处长，印花税会办。1916年至1928年，任北京政府财政部赋税司司长。1940年，代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统税局”局长。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26〕金永：字坚道，浙江杭县（今馀杭）人。曾任吉林省双城知府，1914年5月任山西巡按使。1916年7月被阎锡山驱走。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
民初中国外交上首先遭遇的一件大事，就是俄蒙条约。俄国处心积虑，图我外蒙，历有年所。清宣统三年，外蒙各地受俄国胁持，已纷纷独立，逐我官吏，驱我军队。俄使并曾向清廷提出蒙人自治与中国不得在外蒙驻兵，不得向外蒙移民之条件，清廷未予承认。民国元年，中国政府正拟进兵外蒙，维护我领土主权之完整，乃俄使照会：若中国进兵，俄当干涉，进而于十一月八日经以俄蒙条约通知我外交部，公然将俄使前向清廷所提条件定入条约，俄国扶助蒙古编练军队，且在蒙古享有特权。政府虽严词拒绝，亦属无效。
我当时认为俄国乘我民国新建，力量未充，夺我主权，攫我领土，吾人断不能坐视我版图内之一部，不亡于前清专制之时，而亡于民国告成之日，无论外交折冲能否有效，均应以武力为其后援。否则侵略者将得陇望蜀，内蒙亦恐继入俄手。特于十一月十三日电请中央准我亲率马兵一独立旅，步兵一混成旅，屯驻包头，相机进攻，万一事机决裂，即占据内蒙各盟旗，然后进窥库伦。这一电报中，特别说明：“蒙疆系我完全领土，征伐自有主权。内蒙既固，则兵力财力胥为我有，俄虽狡猾，然为我国兵力所及地，当亦无词以难。即或派兵暗助，亦属鞭长莫及。如此筹计，我既有最后之设备，彼亦将知难而退。”政府终以种种顾虑，不敢决征蒙之策，只循外交路线与俄使进行谈判。
延至民国二年五月，俄国果嗾使外蒙军分东西两路大举内犯，晋军驻包头之刘旅，驻大同之陈旅，首先接战，连电告急。我以北门锁钥，关系重要，又于五月二十七日电请亲带一混成旅前赴战地，亲督迎战。中央以省防重要，坐镇不可无人为词，命我派孔庚师长带队应援。孔师长率部兼程北上，与绥远将军张绍曾部及我刘陈两旅协力堵击，敌势始渐顿挫。
已而因政府对边防军事无整个决策，外交总长陆徵祥〔27〕与俄使所商条件又为参议院所否决，敌恃俄援，进犯益急，朔边各省，岌岌可危。一直延至熊希龄〔28〕在进步党的拥戴下入组所谓“名流内阁”，孙宝琦〔29〕继长外交，与俄使重开谈判，缔结中俄条约五款，外蒙军方退，边患方息，而中国之对外蒙，从此亦只剩宗主权的虚名了。
〔27〕陆徵祥（1871—1949）：字子欣，上海人。辛亥革命前，历任荷兰、俄国公使。1912年2月，改任俄国临时外交代表。旋改任外交总长、国委院总理。1913年4月，与俄使议定关于大蒙古问题的协定，因被参院否决，退出内阁，改任袁世凯顾问。之后仍任外长，和次长曹汝霖与日使谈叛签订“二十一条约”。1919年出席巴黎和会，为首席代表。1927年后，淡出外交领域。
〔28〕熊希龄（1867—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1892年壬辰科进士。1898年8月赴京参加变法活动，奏请在湖南办学会，创《湘报》。1905年7月，随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1911年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印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江苏财政司司长，并与张謇组织统一党，任理事。次年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19132年7月至1914年2月任国务总理。1917年后，主要从事水利、赈灾等事业。
〔29〕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今属馀杭）人。以父荫任户部主事，后为聂士成邀，办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随光绪帝至西安避难，内值军机处。旋出使法国、德国。1911年任山东巡抚。1913年9月，任外交总长。1914年2月，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再任内阁总理。
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是中国最沉静的时期，亦是袁世凯势力最盛的时期。各省都督（后为将军）之籍隶国民党者，仅仅剩下我一个人，只有临深履薄，以冀保持此一革命潜力。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至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三年七月欧战爆发，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乘间攻占青岛，进兵山东，并于四年一月十八日提出二十一条件。举国闻之，咸表愤慨。然日本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袁总统于九日接受，并于十五日与日本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条约。本来日本久已蓄意侵华，我在日本留学时，日本小学中即以“我ガ满洲”教其学生。民国建立以来，欺侮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更以日俄英三国为首，日俄两国暗订秘密协定，划分日本之势力范围为内蒙与南满，俄国之势力范围为外蒙与北满，英国对此亦予承认，以换取其在西藏自由行动之密契。这种种侵略行为的加诸中国，一言以蔽之，乃国人勇于对内，不图自强，有以使然。“弱国无外交”，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于四年二月应袁总统之召赴京述职，此时正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件不久之时，我见总统秘书长梁士诒〔30〕时，梁对我说：“总统准备三年后打日本，着我主财政，唐质夫〔31〕（唐在礼字）主军事。”我复询诸唐，一如梁言。我对梁、唐都说：“兄等应该劝阻，不可将总统促居炉火。”他们虽同情我的看法，但他们以为内里的人不好说话，最好由外边的人说。我当时并不是不同意抗御外侮，认为打日本须有能打胜的力量，否则轻言实足以招损。
〔30〕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广东三水人。1894年甲午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3年任北洋编书局总办。1907年任铁路总局局长。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邮传部副大臣，署理大臣。次年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1915年请愿实行帝制。1916年7月被列名祸首，避走香港。1921年12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8再被国民政府通缉，旋往香港。
〔31〕唐质夫（1880—1964）：字在礼，上海人。一作字“执”夫，名在礼。1901年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任库伦兵库筹备处总办。1912年后任总理机要处长等。1951年，任上海文史馆馆员。
我见袁总统时，曾特地向他陈述：“我们应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万一因国家权利不得已而决裂，须切实有战胜他国之把握。战胜之要，不外完全之物质与良好之精神，前者可操战胜权十分之三，后者可操胜权十分之七。”所谓完全之物质，极重要者厥为二事：一为军械制造之进步，一为征兵制度之实行。尤其征兵一事，今世大陆诸国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能强之国，盖非此不足明养一兵、暗收十兵之效，以故百政可缓，惟此为急。至实行手续则不妨渐进，且不难在军政机关之举措，而难在民政机关之筹备。民政筹备必须配合国民教育之普及，国民实业之发达，地方警察之健全，地方自治之实行，官吏职任之专一等。所谓良好之精神，就是要养成最后五分钟之精神。此精神由人民忍苦耐劳之体力与舍生就义之心理合组而成。此二者之锻炼在军中，其所以能受此锻炼之素养，则在民政。民政方面如何完成此良好之精神？一在国民武德教育，一在社会尊军风尚。精神物质，兼营并进，军力方可日强，国力方可日固，无论攻守，始能操必胜之左券。他听了之后，嘱我写一文件提出。我回晋后即本我的主张写了一个军事问答，送呈采择。
我此次晋京见袁为第三次。在我第一次晋京见袁时，他一见面就把我想要对他说的话他先说了，然后问我还有什么话，使人再无可言。他这样做的用意，无非是为使人佩服他处事的才智，实则被见的人会感到他是玩弄政治的手段，缺乏谋国的诚意。我辞出之后，谷如墉、贾书堂等几位老先生问我对袁的印象如何？我说：“英雄有馀，治国不足。”后来听到有人说，袁氏内衣有很多口袋，分装内外各方重要资料，对谒他的文武大员，在见面以前，就会从这些资料中预猜要说什么话。由我的亲身体验中，这话亦不无可信之处。
民初，山西有一个大国民日报，有一天的社论为《袁世凯阎锡山厥罪维均》。不几天接到北京总统府秘书长梁土诒的一封公函说：“奉谕着将山西《大国民日报》查封。”我答覆他说：“此报日日骂我，今更以大总统与我并骂。如仅骂大总统，我当遵命查封。我少年当政，此报不断骂我，可以使我自警，更可借以警惕推翻满清有功人员，盖不少有功人员不免因恃功而骄，不守秩序，武断乡曲，若无此报，彼等更无忌惮，请转禀大总统鉴谅！”
四、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我的处境与观感
民国三年（1914年）修改约法以后，袁世凯事实上已成为终身总统，且继承人亦由他自己提出，实在想不出他还有什么称帝的必要。就当时的蛛丝马迹观之，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克定〔1〕，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不义，冀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当时见他的有关的这些人，都是以劝进帝制的话包围他，我曾对有些熟朋友说：“你们是要将大总统促居炉火。”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驱，或者是另有别图。其中最足使袁动心的因素，是日本强力主张改行帝制。这多少因素将袁毁了，但说到底，总不能不怨袁认识不够，判断不够。
〔1〕袁克定（1878—1955）：字云台，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长子。1905年，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幕，参军事。1907年，任工商部右参议，1911年任邮传部左丞。1912年任外交部顾问。1915任模范第二团团长。曾组织人员鼓吹帝制，世人均认为欲成为皇太子。1916年袁世凯死后，避居天津。
至袁氏帝制失败之主因，一则是违背了时代的潮流，激起愤怒的民气；一则是他的亲信诸老“怏怏非少主臣”，谁亦不愿再做袁克定的臣属。
袁氏帝制运动期间，全国起义省份除山西之外均已消灭，山西成了旧军的眼中钉，报告袁氏山西必反，威吓之函电日有数起，劝导之来人联袂不绝。最后袁氏特派他的一个侄子常川〔2〕驻晋，监视我的行动，及至帝制失败，始由太原离去。此人酷嗜赌博，日夜打牌，一反袁氏指赌博为“牧猪奴戏”之谕示。我曾打算令警察将其查扣送京，谷如墉、刘笃敬〔3〕等几位乡老力劝我投鼠应该忌器，方始作罢。
〔2〕常川：长期。
〔3〕刘笃敬：（1847—1920），字缉臣，号筱渠，太平县（今襄汾）南高村人。1867年丁卯科优贡，1875年山西乙亥科举人。
在这一段时期中，全国民军势力均被袁氏摧毁，为什么我未能罢黜呢？就我的了解：第一、当他的帝制运动开始的前夕，我的部队已被裁编至一个旅和两个独立团，全部不到七千人，而他的心腹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已有十一个营，其力量足堪与我抗衡。第二、山西在他北洋军队四面包围之中，与东南沿海各省不同，不可能对他作恶意的反抗，只好善意劝告。第三、对我不罢黜，尚可以作一个保全民军省份的幌子，使不深知内情的人还认为他有兼容并蓄的度量。第四、使我的革命同志对我发生误解，以为我已放弃了革命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无益，徒足招损，故我始终一本中山先生所示以保持北方革命据点为重的原则，对袁氏虚于委蛇。四年九月，奉天上将军段芝贵领衔致袁请速正帝位的电文中，列有我的名字，我未表反对；十二月袁封爵的命令，封我为一等侯，我亦未曾辞爵。
帝制运动最热闹的时候是民国四年（1915年）的后半年。八月古德诺〔4〕的《民主不适于中国论》在《亚细亚报》发表后，杨度〔5〕、孙毓筠〔6〕、严复〔7〕、刘师培〔8〕、李燮和〔9〕、胡瑛〔10〕等所谓六君子，即组成筹安会，大为鼓吹君主立宪，此为帝制运动的正式开始。杨度是个反对满清的人，他在日本时曾有两句名诗：“仗剑西望泪滂沱，胡运炎炎可奈何！”但他是一向主张君主立宪的。远在筹安会成立之前三月，他就撰有《君宪救国论》。刘师培是个左倾学者，他参于筹安会，并非主动。他有一次曾到山西，但始终未劝我赞成帝制，因他与我的警务处长南桂馨私交甚笃，经南介绍，我对他谈话较为恳切。我曾告诉他说：“今日大势所趋，世界各国均向民主途经转变，中国民主力量虽尚在萌芽时期，但亦是日长一日。诸君子出谋筹安，固有苦衷，然逆势亦当顾虑。”他对我这话未表赞成，亦未表反对。
〔4〕古德诺（1859—1939）：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美国政治学会主要创建人之一。1900年，曾参预起草《纽约市宪章》。经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推荐，被北京政府聘为宪法顾问，为期三年。于1913年5月来华。同年10月，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后解散国会。古德诺对中国政治框架提出如下建议：国会权力不能太大，但必须保留，以有限的代议机构作为将来发展广泛民众参与政府的基础。此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邀请古德诺出任校长，古德诺鉴于在中国无所事事，请求解除合同。1915年7月，古德诺按临行时的约定，再次来到中国作短期访问。期间，袁世凯请他就共和制和君主制两种政府形式的各自长处，写一份备忘录，供其人参考。于是，古德诺在全然不知袁世凯称帝意图的情况下，给袁世凯写了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即《共和与君主论》。此后，此文被袁世凯利用为复辟帝制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其主要著作有《比较行政法》、《政治与行政》、《美国的市政府》、《美国行政法原则》等。
〔5〕杨度（1874—1931）：字晳子，别署虎公，湖南湘潭人。1891年甲午科举人。1902年赴日本入东京速成师范学校。1905年任留日中国学生总会馆干事长。1907年办《中国新报》，创言立宪。1911年任内阁统计局局长。1912年组宪法研究会。1915年任参政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8月发起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与孙毓筠等称“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杨度等遭通缉，避居青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左翼自由运动大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