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在，该讲讲我的故事了。
就像你知道的，在那个时代，在那群人当中，我是个微不足道的角色。可是，我后来成了这个故事的主角，准确地说，是别人帮我成了主角，这个我以后再说。
我出生在长洲，红军在葱茏山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时候，我的父亲是当地地下党负责人，因为给红军送情报，被国民党抓进监狱。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两个人，都被国民党杀害了。国民党造谣说，他们是向“党国”自首，被红军“锄奸”除掉的。我在二十岁以前，一直信以为真，所以对红军恨得要死。
十七岁那年，我考上了国民党军“西训团”，在那里我勤奋学习，体能和技能成绩都很优秀，毕业之后，跟随一分团的郭涵主任和谢谷师兄到了地方军部队，从排长当到营长。
我们那支部队，跟红军作战并不卖力，上面有个约定俗成的默契，把红军撵出去，随便他到哪里都行，但是不能跟他硬拼，不能消耗实力，因为地方军阀，不管是哪一派，最担心的还是中央军趁机占领地盘。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在西峰搞了个分团，目的是通过这个分团，把嫡系骨干安插到地方军，当时有个说法叫掺沙子。可是这些学员，多数是那块土地上的人，掺进去的沙子很快又被化成了泥，端地方军的碗，归地方军管。再说，这些地方佬并不服气中央军，我们部队有个说法，真打起来，还是我们地方的锤子硬。郭涵主任和谢谷师兄后来都成了地方军的骨干，就是这个原因。
我为什么有三个母亲呢，除了我的亲妈，还有两个，是我父亲的同志的妻子。
我的家境比较好，有祖上留下的丝绸工厂，我父亲生前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据点，这两个叔叔和他们的家人也经常到我家，跟我母親一起望风做饭。他们死了之后，我母亲东奔西走，把她们都安顿在我们家过活。我的大妈是个半瞎，有一个残疾女儿。我的三妈，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我的兄弟叫于禁，我的妹妹叫刘海，当时都在上学，以后陆续走上抗战和革命的道路。因为他们同我要讲的故事关系不大，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有年年底，接到二妈——就是生身母亲的电报，说我三妈重病，将不久于世，老是念叨我。我请了假，那是我从军之后第一次探亲。回家第二天，三妈在病榻上拉着我的手说，你的三个父亲，不是被红军锄奸的，而是被国民党杀害的，因为当时长洲支持红军的士绅很多，国民党玩弄两面派手法，用血腥的手段震慑那些同情红军的人，经常在报纸上造谣，红军如何无情，如何过河拆桥，如何斩草除根……
三妈说，当年我父亲他们被抓之后，三妈曾经托人进入国民党监狱看望过他们，后来还弄到了他们被杀的材料和照片。国民党特务给了我三妈十块银圆和一句话，要她守口如瓶，报纸上怎么说就怎么说，否则就杀掉她的两个孩子。三妈担心殃及大妈和我们家，一直没敢说出真相，直到那次我回去探亲。
我在家里住了十几天，奇迹发生了，三妈的病情居然好转了。回部队的前一天，三妈送给我一块怀表，是我三爸的遗物，三妈跟我讲，还有一块，在刘海妹妹的手里。我寻思，三妈把这块怀表送给我，可能是希望我和刘海能够成为一家人，但是刘海告诉我，她喜欢上了她的老师，而以后我才知道，那个老师是共产党。我知道这个情况，心情很复杂，倒不是因为刘海过早地有了情人，而是因为那个很有可能成为我妹夫的人当红军去了。
三个父亲的死因真相大白，我没跟任何人
说，它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我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发誓，这个仇早晚要报。
在葱北追剿红军的时候，有好几次我都动了念头，脱离国民党军队，到红军去，接过我父亲的事业，同国民党干。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为了避免同红军作战，避免手上沾上红军的鲜血，我放弃了战斗部队直线晋升的机会，托关系调到军部，在供给处当了一名副处长。
当时在郭涵的部队，有两个人被看成胸无大志，见利忘义，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同学贺之发。贺之发见利忘义是真的，我的所谓见利忘义是假的，我声称我家有三个母亲要赡养，省吃俭用，绝不赌博，但凡有占便宜的事，我就会冲在前面。
当然，我占的便宜是小便宜，无伤大雅，一般不会犯法。贺之发就不一样了，这小子从“西训团”毕业之后不久，就到旅部当军需，什么生意都敢做，当年还同其中坪做过买卖。红军在长洲搞物资贸易的时候，他以勾结红军为名，跑到长洲敲诈其中坪的药行，被红军特务营长凌云峰抓住了，打断了他的一条腿。
有一次喝酒，老贺喝醉了，红着眼睛跟我讲，当年在“西训团”的时候，他就开始做生意了。
我很惊讶，我说，那时候你一个学员，学校管得那么严，你怎么做生意啊？
贺之发摇头晃脑，得意地说，你还记得楚兰教官吗，她给女生发的那些武装甲，知道是谁做的吗？
我说，是灵峰镇的裁缝啊。
他又问我，你知道那些柞绸是哪里买的吗？我说这个我不知道。
贺之发嘿嘿一笑说，你说对了，最早的武装甲，是灵峰镇的裁缝做的，可是后来，我找了一个裁缝，用低价把灵峰镇的裁缝生意抢了，然后从其中坪帮办的手里买来柞绸，不光女生的武装甲，后来我们用的，全分团男生用的，再后来，整个谢谷部队用的枪口帽，都是我的裁缝我的材料。前前后后算算有多少，总得有一万条吧，每一条我抽五分，那就是五百块大洋啊。
我惊呆了，没想到老贺这么能做生意，简直无孔不入。
我问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兵荒马乱的，靠谁都靠不住，国民党不可能养我一辈子，我也不可能当一辈子国民党，攒足了钱，老子赶紧滚蛋，免得吃枪子，死得不明不白。
我那天试探他，要是去当红军干不干。他的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当红军干什么，当叫花子啊。我这一生就几十年光景，我不吃不喝穿草鞋，我傻啊？
我说，老贺你就不能有点抱负，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啊。
老贺说，国家有难，国家是谁的，是你的还是我的？国家从前是爱新觉罗的，后来是袁世凯的，现在是蒋委员长的。可是，蒋委员长他，他能把国家交给我吗，我吃了上顿想下顿……我听他越讲越不像话，生怕隔墙有耳，赶紧把他搀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酒醒了，贺之发问我，昨天晚上我说了什么？我说，你昨天什么都没说，就是说了武装甲和枪口帽。贺之发抠着眼屎，不相信地看着我说，哦，是了，是说枪口帽和武装甲了，我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跟我讲，你后来不用枪口帽了，直接对准目标射击，你说你有那么多钱，不缺女人。
贺之发眼睛瞪得老大，啊，连这个都说了，他妈的，喝酒真是乱性啊……我说了我的女人是谁吗？
我说，你好像说了名字了，可是我当时也喝多了，记不清了。不过，你说你有十个女人。
贺之发抠完眼屎，放在拇指上一弹，掰着指头算了算说，我的天啦，那是吹牛啊，我哪有十个女人，前后也不过七八个，你可别当真啊。
我说，你都搞了七八个，我连女人是什么样都不知道，这太不公平了，有机会我就跟长官说，贺之发生活糜烂，为了搞女人，什么生意都做，这种人不能留在军队。
贺之发不笑了，看着我说，不会吧，咱俩，咱俩在一起，讲的都是私房话，你要是出卖我，那你就再也不会有朋友了。
二
还记得一九三六年春天的那件事情吧，在
苑安城西的朵儿镇，谢谷的部队同红军进行了一次交易，就是贺之发策划的。红军穿山甲的团长凌云峰亲自带人到朵儿镇接货，不料被陈达教官的“战术研究室”研究出来了，以此要挟谢谷。谢谷玩了一个花招，一方面安排凌云峰好吃好喝，还同安南先生和安屏小姐秘密会面，另一方面，安排心腹灌醉了凌云峰的下属张有田，拆开货物包装，把原先许诺的十挺机关枪撤掉，枪支弹药一律不许放行。这是做给陈达手下的特务看的，倘若郭涵军长知道了，责任会小一些。
就是那次，我也做了一个手脚，当我得知谢谷偷梁换柱之后，我半夜里派人送去十支步槍和一千发子弹，虽然杯水车薪，但是我的心情好多了，我以这点冒险的努力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以后我想，可能就是那一次，我向凌云峰伸出了我的灵魂之手。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他接替我成为楚大楚，早就有了渊源。
郭涵将军是知道朵儿交易的，但是没有深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约他也知道，谢谷并没有给红军像样的武器。那时候，反共是上面的事情，我们这些底层官兵，互相来往的情况比较普遍。
听说有一对表兄弟，表哥是红军的团副，表弟是地方军的营长，有一次两兄弟在一个战场打仗，表弟派个兵跟表哥联络，夜里两个人还下馆子喝了一顿酒。表哥说，国民党反动，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东三省，国民党还天天追着我们红军打。我们要北上抗日，你跟着走吧。表弟说，红军的枪太破，伙食也差。表哥说，把你的枪给我，我的枪不就好了吗？表弟真把枪给了表哥。
我被降职，是朵儿镇交易以后的事情了。红某军回师之后，有个大官跟他们的中央搞分裂，红某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一部，又掉头南下，他们的首长提出要打回葱茏山，再创根据地。这一下，地方军不干了，几路军阀联合起来，要在千尺关阻击红军。
那时候我在军部，得到的消息早，心情很复杂，这场恶仗，红军肯定要吃亏。恰在这时候，郭涵将军点名要我下到谢谷部队当团长，虽说升官了，可是这个官弄得我很难受，作战部队的团长，一定是第一线的，面对红军，面对我父亲的同志，我怎么打啊，里外不是人。
我琢磨了半夜，第二天想了一招，跟谢谷部队的军需科长贺之发商量，弄点粮食卖给红军，我得到三根金条，又把其中的两根送给了郭涵的副官长。贺之发弄到五根金条，一根也没送给长官，独吞了。后来我让手下的一个少校军需举报我，这个少校因此立功，替我去当了那个团长，这个人其实也是我的好兄弟，可是他升官发财的心思太重，从一个营级军官直接升为团长，高兴得请我喝了一顿酒，然后耀武扬威地去当团长，没过一个月，在千尺关战役中被红军打死了——兄弟九泉之下请原谅，我不是故意让你送死的。
贺之发也很惨，这伙计吃独食，没有人帮他，郭涵军长一个命令下来，不仅把他革除了军职，还送交地方坐了半年牢，那几根金条也被没收了。
那一次，我被降了一級，军需处混不下去了，让我到军部直属营当营长。不到一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那年春天，突然听说部队要北上，当时保密保得好，不知道北上干什么，以为又是到陕北配合胡宗南跟红军打仗。我寻思，到了陕北，跟红军打仗，我父亲九泉有知，他不得跳出来扇我耳光啊，我不能去。再说，背井离乡，我的三个母亲，一个弟弟，一个残疾妹妹，他们怎么办？要是跟日本鬼子打仗，打死了家属脸上有光，民族英雄的家属，政府还会补贴，可是跟中国人打仗打死了，那算什么玩意儿？所以我不能去。
这一次，没有粮食可卖了，我卖驴。我们直属营只有两匹马，是作战用的，我没法卖，但是有三头驴，我让驴夫在草料里加了一点东西，另外两头驴没事，有一头受不了了，两腿之间成天坠着一根黑乎乎的棒槌，眼睛盯着母驴叫唤。弄到最后，不光追母驴，公驴它也追，见到母狗它都蠢蠢欲动，就像当年我们在“西训团”一样，老是“擦枪走火”。我让人把它牵到集市上，高价卖给配种场，一共四十块大洋，二十块充公，另外二十块被我装进了腰包。过了几天，那头驴死了，配种场到军部告状，军需处来调查，我供认不讳，我说没办法，我每个月只有二十块大洋的薪金，我要养三个母亲、四个弟妹，不捞点外快日子没法过。
就这样，我被解职了。
宣布解职那天，我高兴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打电话向谢谷告别。谢谷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一顿。谢谷说，克扣军饷，吃空饷，在咱们部队不算什么，习以为常，你干点什么不好，偏偏盗卖军驴，太蠢了。
我说，我没有经验，别人把牛马牵走了都没事，我口袋里装了个小耗子，都能被查出来，人倒霉喝口凉水都硌牙。
谢谷说，你要是不想回原籍，那就先等几天，我找郭涵军长再讲讲情，到我部队来当营长。
我一听，那不行，那不是跳出虎口又进狼窝了吗？我假装仗义，对谢谷说，大哥，我名声不好，就不给大哥抹黑了，我还是回家吧，我要养我的三个母亲和一堆弟弟妹妹。
就这样，我卸下一身包袱，回到长洲城，本来想做个小生意养家糊口，没想到遇到贺之发，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贺之发在长洲地面有不少狐朋狗友，帮他凑钱打点，提前从牢里出来，到其中坪当帮办。贺之发当帮办，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一方面他帮助其中坪向军队和政府部门推销药材和柞绸，另一方面，他的一帮黑道朋友用黑吃黑的手段，保护其中坪尽量少受敲诈勒索。其中坪的当家人安南先生并不喜欢贺之发，但是需要他，给他的报酬也很丰厚。
在此之前，安南先生刚刚经历了一场变故，他在送女儿到西安的路上，遭到土匪巴根的打劫，后来被红军营长凌云峰救了出来。安屏小姐因为某种原因，最终没有出国，后来当了红军。安南先生回到其中坪之后，旧时同盟会的老友找上门来，策划推动国民政府联合抗日，所以生意上的事情管得少了。
贺之发把我介绍给安南先生，我如实讲了我在军队贪赃枉法的经历，我说，我的人品本来没有这么差，我只是不想跟红军打仗。如果跟日本鬼子作战，我一定是个廉洁奉公身先士卒的好军人。安南先生没有当面夸奖我，但是很高兴，把贸易保护这一摊子交给我，每个月给我底薪五十块银圆，特殊贡献特殊奖励。
我在其中坪当了将近一年的帮办，这期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促使国民党调整政策，停止内战。我离开之后，郭涵部队并没有北上追赶红军，那以后地方军就没怎么同红军打仗了。这时候我又有点后悔，不该放下枪，万一国民党真的同共产党实行合作抗日，我拿什么打鬼子呢？
三
说话间到了夏天，突然传来日本人进攻北平的消息，不久又传来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新编第四军的消息，国共合作终于形成，联合抗战了。
我得到这个消息，百感交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家不和，被邻欺，这些道理我们小老百姓也懂。其实过去我们在同红军打仗的时候，红军喊的那些口号，穷苦兄弟是一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我们底层官兵是非常同情的。
我今天这样说，并不是吹嘘我有先见之明，能够预测到今天，因为停止内战，是我们老百姓普遍的愿望。我们的队伍里，一个村里出来的，有的当了红军，有的当了地方军，多数沾亲带故，我们是兄弟，为什么要自相残杀？现在好了，一致对外了，我们中国人看见希望了。
到了夏天，长洲城里到处都是抗战的呼声，我从报纸上看到，我们地方的老长官向中央和全国通电请缨抗战：“和平果已绝望，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某愿率地方军供驱遣抗敌！”。
那段时间，安南先生基本上不在其中坪待，而是住在长洲城内其中坪的福音药行，担任长洲救国商会的会长，我和他的干儿子巴根既是保镖，又是助手。
安南先生是个坚定的爱国者，有次集会，他冒着大雨发表演讲，“我们长洲人民勤劳淳朴，物产丰富，可是一旦国家被灭，我们还有日子过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葱茏儿女以国家为重，有钱出钱，没钱出人。国家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朝廷的，不是大帅的，救这个国家，只能靠我们各界联合起来，只能靠我们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我们的军队很快就要开到抗日前线了，可是我们的军队还很穷，我们的官兵只能穿着短裤和草鞋，我们能让我们的子弟忍饥挨饿吗，我们能让我们的士兵连饭都
吃不饱还同日本鬼子作战吗？不能啊……”
安南先生越说越激动，眼泪和雨水一起流过他的脸颊，连我和巴根都被他感动了，我们也是热泪滚滚。
那是一次募捐集会，前后有两千多人参加，大部分人都是送钱送物的。十天之内，长洲抗日商会募捐的财物，折合十万块银圆，其中安南先生一个人就捐了一万元，其中坪商会捐了一万元，全都送到了郭涵部队。据说郭涵也很激动，对安南先生说，他已经向上峰请缨，部队可能很快就要北上。
事实上，那几乎是安南先生最后的财产了。巴根告诉我，他曾经劝过老爷子，多少给安屏小姐留一点，安南先生训了他一顿，安南先生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将不国，何以为家。我没有儿子，我要是有儿子，马上送到队伍上。当时巴根说，我就是你的儿子啊，我这就回部队，去替你抗日。
现在，我得讲讲巴根的故事了，这个人，就是当年打劫安南父女的土匪头目，不过这个土匪还算仗义，坚持一条原则，谋财不害命。当初他把安南父女劫持到旺宣，并没有虐待他们，而是以礼相待。后来红军特务营长凌云峰带领一支小分队，智取巴根，救出安南父女，并将巴根等人抓获。凌云峰的手下张有田坚持要把巴根杀掉，凌云峰于心不忍，二人还吵了起来，张有田批评凌云峰心慈手软，凌云峰索性离开了现场，可是就在匕首刺进巴根喉咙之前的一瞬间，凌云峰鬼使神差又返回那间小屋，把巴根拦截在阎王府前。
后来，巴根在跟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心有余悸，说，就差一点点啊，就差一根眉毛那么一点点啊，想来我这条命都是捡来的，不，是安南先生给我的。我要是稍微亏待安南先生一点，安南先生要是稍微诉一点苦，那个姓凌的就不会饶我。听说这个姓凌的，后来还因为放了我这个土匪，坐过他们的班房，差点儿就一命呜呼了。我怎么能再当土匪呢，我得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后来就到了其中坪，洗心革面，我甘愿给安南先生当牛做马，赎回我的罪恶。
安南先生不仅宽恕了巴根，还把他介绍到谢谷部队，让他跟着谢谷好好学学本事，七搞八搞，混了个上尉军衔。当初在朵儿镇同红军搞贸易，巴根还起了作用。后来谢谷部队回撤，驻在长洲，巴根就成了谢谷同安南先生的联络员。
听说过一个父亲送子参军的故事吗？长洲百涧镇有个青年王金童，串联一百多个朋友，向县政府请命杀敌，后来由安南先生介绍参加到郭涵部队。就在他们开拔前，郭涵部队收到了王的父亲寄来的一面出征旗，与祝愿亲人平安远征相反，这面由一块宽大的白布制成的大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出征旗的右上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份上尽忠！”左上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份。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那段时间，参军抗日成了我们长洲百姓的共同心愿，出现了很多讓人感动的事情，还有一些根本想不到的事情。长洲葱茏监狱是省立监狱，有一千多名犯人，监狱里面有个砖瓦厂，犯人在里面烧砖，每年要给政府挣很多银子。他们得知要抗战的消息，派出犯人代表跟狱长请愿，要求出狱参战，打走日本鬼子再回去坐牢。
郭涵部队开拔之前，需要补充兵力，安南先生为此专门跑到郭涵师部，请他派人到监狱征兵。郭涵将军真的派人去监狱了解情况，发现那些犯人很多都是冤枉的，有的根本不算罪犯，因为砖瓦厂需要劳力，打架斗殴的，小偷小摸的，都抓来坐牢，有钱的可以保释，家穷的继续烧砖。郭涵将军得到这个情况，下了一道命令，从一年以下徒刑的犯人中选拔士兵，当兵之日即刑满之日，同时，有特殊本事的，一年以上徒刑的，也可以酌情减刑，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参加军队，视战斗表现减刑，立功者可以在战场上宣布将功折罪，成为正式士兵，继而可以提升为军官。
这一下，长洲监狱轰动了，至少有七百多人要求参军，有的找保人，有的写血书，还有一个人写了一首诗，“再大的罪罪在有国不能救，再小的功无非戴罪立功，昨日犯罪只因有家无国，明日立功缘于先国后家。”
我是从安南先生的嘴里听到这首诗的，安南先生当时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一盘散沙，一盘散沙皆因有家无国，你看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那么穷，那么苦，却是那么团结，为什么呢？因为有信仰，有了信仰，就有盼头，有了盼头，就有了力量。我问安南先生，信仰是什么？安南先生说，国富民强，就是我的信仰，只有救这个国家，才能造福子孙，国家破碎，万劫不复。
犯人都可以参军抗日，你想想，我这个曾经的国军军官怎么能无动于衷？我跟安南先生说，让我回部队吧，哪怕只当一个士兵。
安南先生当时没有答应我，我以为他不同意，没想到第二天他就通知我到郭涵部队报到，我的天哪，郭涵将军不仅重新接纳了我，还让我以营级军官的身份，当了补充连的连长，挂少校军衔，拿营长薪水。
我的那个补充连，就是由监狱里挑选出来的犯人——当时统称为补充兵——组成的。我一看花名册，心里就乐开了花，好啊，小偷小摸，欺男霸女，杀人放火，什么人都有，还有亡命徒。好在这些人没有人命案，其实不比巴根更坏，跟我这个贪赃枉法的前国军军官相比，也差不多。
除了这些前犯人，军部给我派来一个名叫苏佐的上尉当连副，我分析他可能负有监督我的使命，管他呢。
四
补充连成立的时候，郭涵将军特意请安南先生到场讲话，安南先生的话我只听了一遍，就大致记下了，一百个胆小的人里面，总有一个胆子最大的;一千个孬种里面，总有一个会成为好汉;一万个平庸者里面，总会锻造出一个英雄。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至少可以提炼出四万五千个英雄。一个胆小的人，一生中总会有一次胆大的时候;一个傻子，一生中总会做一件聪明的事。我们既是胆小鬼、懦夫、傻子，我们又是好汉、英雄、聪明人。孩子们，过去的一切都不是你们的错，以后的一切，就看你们了，老百姓在看着你们，你们就是岳飞、于谦、文天祥！
你想象不出来当时是个什么情景，七十多个人，把胳膊举得老高，举过了头顶，誓死出征——马革裹尸，在所不辞，男儿何不带吴钩，不破楼兰誓不还……
补充连被编入军部直属营，第一个任务就是训练。说实话，我的那些部下，散开了是乌合之众，聚起来就是一个拳头。兵员都是百里挑一的，年轻力壮，各有绝技。射击、格斗、刺杀、投弹，这些基本的技术，对于他们并不是难事，几天下来，大家就找到了感觉。有一个叫王铁索的士兵，能把手榴弹投到七十多米，而且指哪打哪。军部组织篮球赛，这伙计只学了一天，第二天就上场，从篮板下抢到篮球，根本不用运球，转过身来，直接跳起来往对方的球篮里扔，一投一个准。
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好极了。
说真的，过去，不论是在“西训团”，还是在郭涵部队，虽然也是当兵吃粮，可是兵当得不明不白，吃粮也是混饭吃，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不知道为什么要跟红军打仗，上面讲得再清楚，我们也不明白。
我们这些山里人，读书不多，道理还是知道一二，我们就觉得，好好的日子要好好地过，今天这个“大帅”来了，明天那个“老总”来了，他们打天下坐江山，跟我们什么关系？可是抗日就不一样了，就像安南先生说的，这是为自己打仗，为了自己的国家，也是为了自己的百姓，还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为自己做事，能不上心吗？
出征前夕，安南先生到驻地慰问，给补充连每个士兵发了二十块洋钱，我知道安南先生也快成穷光蛋了，表示这个钱不能收。安南先生郑重地说，这不是军饷，也不是买命钱，这是我们普通中国人的心意。我已经没有家了，这个国就是我的家。安南先生给我本人一百块，让我送回家里。
我羞愧难当，跟安南先生说了实话，其实，我家并没有穷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我三妈的女儿、刘海妹妹已经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三个母亲和弟妹们也都能做点活计，穷日子还能过得去。过去我贪点小便宜，那不是真的因为穷，而是因为我不想跟红军打仗。
我这样讲，安南先生显得有点意外，也很高兴。安南先生说，哦，原来是这样，你不想跟
紅军打仗，说明你是有头脑的。
我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跟真正的敌人打，我们的敌人不是红军，红军和我们都是中国人。
安南先生点点头说，我接触过红军，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有信仰，能吃苦，会打仗。我研究过他们，他们提倡的官兵一致，就是把一盘散沙凝聚起来的黏合剂，非常管用。
我说是的，我们过去跟红军打仗，吃了很多败仗，首先就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有目标。而我们的部队，当官的欺负士兵，士兵当然不愿卖命。
安南先生说，还有他们的战术。你们要向红军学习，特别是他们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他们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除了士气以外，还有战术。
安南先生说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论游击战术》，递给我说，我没有见过日本鬼子是怎么打仗的，但是我知道，任何敌人都有弱点，打仗要动脑子，找到敌人的弱点。红军的这个游击战术，是很高明的，希望对你有用。
我接过小本子，向安南先生鞠了一躬，我说，安南先生请您放心，我记住了。
安南先生的一番话和他送给我的小本子，让我首先明白了一个道理，打仗靠的是人，只有把人心凝聚起来，才能无往而不胜。我从那本《论游击战术》里面背下了这么一段话，“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时刻念叨争取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这段话让我茅塞顿开，人心齐，泰山移啊，可是我过去的那些长官，都是自作聪明，高高在上，还经常发生克扣军衔、打骂士兵的现象，军官把士兵当奴仆，士兵把军官当作阎王，打起仗来别说奋勇当先，背后打黑枪的事情都经常发生。
那段话是谁说的呢，是中共领袖毛泽东。你可能想不到，一个国军军官怎么会把中共领袖的话奉为金科玉律，我跟你说，在那个时候，读中共领袖的文章，不是我一个人，我们的郭涵军长和谢谷旅长的公文包里，都藏着中共领袖的著作和红军的战术教材，可以说，我们部队后来在抗日战场中大显神威，同共产党的思想工作方法和战术，有很大的关系。不过，长官们做得很隐蔽，他们在背后读，读了也不讲，不像我大张旗鼓地宣讲。
现在我可以公开说了，我就是用共产党和红军的办法带兵打仗的。我们补充连组建之后，我坚持同士兵住在一起、吃在一起，我跟他们讲，打仗的时候，你们跟在我的后面，我怎么打你们就怎么打，我打到哪里你们就打到哪里。后来有个八路军的干部总结了一句话，我前进你跟着，我站住你看着，我后退你枪毙我——其实，这些话我早就对补充连的官兵说过，我们和红军、八路军的军官，都是炎黄子孙，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啊！
就连打草鞋，我们也学习了红军的方法。安南先生慰问我们的时候，除了送来布匹、粮食和银圆，还有一捆柞绸丝，他跟我讲，当年红军小分队到其中坪，第二天，带队的军官凌云峰就用废弃的柞绸丝掺在稻草里打了一双草鞋，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掺了柞绸丝的草鞋，穿在脚上，既柔软又坚韧，一双可以当三双用。我首先学会了打草鞋，然后教给部队，三天后，全连七十八人，每个人都有三双柞绸丝草鞋，连副苏佐把它取名为“抗战鞋”。
就这样，我们补充连完成了思想动员和战术训练，一个月后，乘坐火车北上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很踏实，装着满腔的激情，穿着抗战鞋。
五
我们补充连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在沧山外围的灵风打伏击。同日本鬼子面对面地战斗，要说一点不紧张，那是瞎话。因为此前我们谁也没有见过日本鬼子，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更不知道他们的套路。我们埋伏在灵风河东岸的初雨峡谷，焦急地等鬼子出现。
埋伏到后半夜才知道，那场战斗主要是八路军打，我们地方军敲边鼓，派出几个新组建的连队掺和一下，跟在八路军的后面，摸摸鬼子的情况。
那是一个清晨，北方的冈峦植被稀少，虽然是秋天，但是那天很冷。我们穿着单衣，在地上趴久了，胳膊腿都麻了。按照敌情通报，八路军在灵风打响后，鬼子的辎重部队很有可能绕道，而初雨峡谷是他们迂回的最佳路线，
我们的任务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反正是锻炼部队，不会跟他硬拼。
可是，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发现不对了，鬼子一直没有来。而两翼始终很平静，没有听见枪炮声。我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敌情是假的，把我们派出来是为了试试我们的胆量？或者是，做做样子给八路军看？我的心里有点不高兴，为我的连队，也为我本人，有一种被歧视和被冷落的感觉。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当口，左翼啪的一声枪响，把我吓了一跳，接着，从三连防守的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我察看地形，三连那个方向，相对平缓，确实也是通道。可是敌情通报上说，鬼子是辎重部队，有车辆马匹，那个地方显然不是最佳路线。况且，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汽车的声音，难道他们的汽车是传说中的无声汽车？不可能。
回到自己的阵地，我看到补充连的士兵有好几个人站起来了，到处张望，有的离开了壕沟，端着枪哈着腰，就像猫一样瞪着两眼准备捕捉老鼠。
我挥枪高喊，都给我趴下，谁也不许离开阵地。
左边的枪声越来越激烈，还有隐隐的炮声，就在这炮声中，我的耳朵里传来了隐隐的雷声。我趴在地上，把耳朵贴在泥土里，又招呼苏佐也趴下。
苏佐听了一会，抬起头来，看着我，小眼睛骤然放光，汽车，连座，是汽车。
我心里高兴啊，没想到我们捡了个大便宜，本来我们是敲边鼓的，可是鬼子的辎重真的到了这个方向，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准备把事情搞大。
我们是第一次，日本人跟我们这支部队打仗，也是第一次，彼此摸不准脾气，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套路，但是，利用地形，这是常识。不管左翼打得多么激烈，我这个阵地，一定是这场战斗最核心的战场，鬼子要想通过初雨峡谷，他就必须先过我这道鬼门关。
我跟苏佐商量，以两个班占领制高点，配备重火力。另两个班派出到山坡，构成一道防线。并以一个班为预备队，随时穿插敌人的进攻队形。
苏佐有点迟疑，好像不太同意我的意见，跟我讲，你这样摆开阵势，好像是要打大仗。
我说，你说对了，我就是要往大里打，打一个真正的伏击战。
苏佐说，上面说得清楚，我們是补充连，拉上来练练，跟他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免得把鬼子都引到我们这里了。硬骨头还是要留给八路军。
我说，那不行，我好不容易等到真鬼子，我得甩开膀子打，我就是要把他吆喝过来。就算他攻上来了，我也不跑。这么好的地形，我得跟他好好玩玩。
见我态度坚决，苏佐不再坚持，如此这般部署去了。
可就在这时候，通信兵传来营长的命令，要我火速派出一个排增援左翼。我当然不乐意，我知道左翼的地形，不会有大仗，而我这个地方，才有可能把鬼子吸引过来，怎么能分我的兵呢？
可是，第一次参加抗日战斗，我又不能不执行营长的命令。怎么办呢？我召集几个军官一合计，决定派出号称飞毛腿的三排长王铁索，带领两个班，向北快速运动，从四号高地向三号高地穿插，那里应该是敌人进攻左翼的路线。我特意交代王铁索，一旦发现敌人，以突击火力袭击，随时做好回援的准备。
后来果然证明我的这个权宜之计是一个妙招，王铁索带领的两个班在混战中插向三号高地，在距离三十米的地方即同敌人进攻队形相遇，拦腰打了敌人一个出其不意，但是随着主阵地战斗打响，王铁索率领分队快速回援，不仅没有减弱主阵地的力量，反而因为在正面以外投入兵力，同样出乎鬼子意料。
终于，鬼子被我引来了。
主阵地上，出现两股鬼子，左右两翼齐头并进。看来鬼子对这一带的地形相当熟悉，事后知道，当年土肥原到山西做客，沿途绘制山西地图，搞得比阎锡山还要清楚。
敌人前锋同我交火之后，士兵们哇哇乱叫，说看到真鬼子了，小矮子。刚开始很大意，啪啪乱放枪。很快就发现，那些快乐的子弹并没有挡住敌人的步伐，鬼子战术十分灵活，呈蛇形弧线运动，很快就出现在前方不到三十米
的地方。
一看这阵势，我明白了，我们的火力不行，士兵们还是缺乏训练。怎么办呢？我当机立断，决定近战，用大刀和刺刀，这是我们的强项。
我交代苏佐，悄悄撤出阵地，隐蔽接近敌人。鬼子眼看就要冲到壕沟前面了，突然听见枪声停止了，有些莫名其妙，正东张西望，我们从侧翼突然杀出，鬼子来不及做出反应，反应过来后忙着退子弹，我们的大刀就下去了。
我是第一次参加肉搏，简直被士兵们的动作惊呆了，四十多个人，唰唰地挥舞大刀，没命地乱砍。场面有些混乱，血肉横飞，日月无光。鬼子指挥官见势不妙，一声呼哨，我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转眼之间他们就全都撤出了战斗。
这时候我看见一个士兵，还在抡着大刀挥舞。我让苏佐把他拉下来，问他，鬼子都撤了，你还乱砍什么？
这伙计虽然不乱砍了，但是浑身颤抖，牙帮骨哆哆嗦嗦打着磕巴说，他妈的，我害怕，鬼子好难砍……我怕我停下来，他就捅我一刀……
苏佐说，看你那熊样，吓成这样！
我说，不要训他了，吓成这样还砍死几个鬼子，要是不吓，那还不把鬼子都砍了？
鬼子的第一轮进攻被打退之后，我就把班长和排长们叫到一起，模仿红军的做法，召开诸葛亮会。班、排长们，多数都还在激动之中，说鬼子并不可怕，他也害怕大刀。
我说不要掉以轻心，下一轮进攻，他一定会接受教训，估计会用火力突击我们，所以要赶紧修筑工事。
这时候王铁索也带着两个班回来了，王铁索蹲在地上说，既然是火力突击，原先的工事一定不能用了，咱们给他打游击战怎么样？
我说，我的任务是坚守，扼制鬼子的通道，我怎么打游击啊？
王铁索说，连座你忘了，你讲的三条山战例，红军那个穿山甲团长，也是放弃阵地，在马家军的肚子里穿插，这叫以攻为守。
苏佐说，别搞什么游击战了，鬼子本来是过路的，打他一下就行了，再往大里打，灵风战斗就变成初雨峡谷战斗了，八路军还以为我们抢功呢。
苏佐的话当然是错误的，不过也有一点道理，因为指挥部给我们的任务是防御，如果我在阵地上防御，哪怕跟鬼子同归于尽，也算壮烈殉国了，如果我离开阵地，让鬼子乘虚而入，我的防御搞砸了，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可是，如果单纯地防御，仅仅把我们这个阵地守住，敌人照样可以从其他地方迂回，到那时候，我就只能干瞪眼了。放着鬼子不认真地打，我能甘心吗？不能。看看班排长们，好像也有点意犹未尽，刚刚尝到甜头啊。
大家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我拍板，留下三分之一兵力固守阵地，另三分之二兵力前出到通向我阵地的必经之路，集中在两个洼地待机。为什么要在洼地待机呢？因为阵地所在的山头，光秃秃的，不便隐蔽。有利因素是敌人的射击死角，缺点是战斗打响后，要从洼地投入战斗，有一段距离。几个人七嘴八舌，渐渐想明白了，这样反过来又是有利因素，就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躲过鬼子的炮火，鬼子从正面火力压制我主阵地，我们则从侧翼接敌。
战斗打响后，果然证明我们的战术行动是正确的，鬼子终于被我牵来了，初雨峡谷的战斗越打越大。鬼子发起第二轮进攻，士兵们沉着多了，外面的枪炮响成一片，我们就是按兵不动，等他炮火不打了，步兵往上冲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方向突然冲出去，边冲边打，效果非常明显。
我们坚持了一个上午，每一轮交战，我们都变换战术，鬼子一直没能通过初雨峡谷。打到中午，鬼子调整兵力，汽车向北边隆隆开去。
指挥部担心鬼子杀回马枪，命令我们就地休整，并构筑工事。直到傍晚，指挥部确认鬼子绕道了，才下命令让我们打扫战场。
这一仗，我们这个方向，一共拖回了六十多具尸体，其中有九个鬼子，其余的都是“皇协军”，我们自己伤亡二十多个人。虽然消灭鬼子不多，但是大家还是很振奋，因为这是第一次跟鬼子打，战果不凡啊。重要的是，大家见到了真鬼子，感觉并不可怕，一样能打。
我心里明白，我这一支乌合之众组成的新
连队，能有这样的战绩，一是战术灵活，不打死仗，这个得益于红军游击战术给我们的启发。二是士气旺盛，战斗发起后，要说一点不紧张，那不是真话，最初鬼子出现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兵抱着脑袋在壕沟里筛糠，排长还上去踢了他们几脚，哪想到踢上去之后，这几个家伙像疯了一样，把大刀抡得像风车一样。
六
休整期间，上峰传达敌情通报，我们前面打的那场战斗，其实是个毛毛雨，山西境内当时最大的战场在晋北，在中央军和阎锡山部队的配合下，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大同平型关地区打了日军一个伏击战，歼灭日军一千余人，这是八路军参加抗战后的首次亮相，出手不凡。我记得郭涵军长跟我们讲，我们同日本人的战斗，主要是防御，他进攻，我们伏击，所以大家要学会打伏击战。
后来我们被调到沧山，准备跟敌人打持久战。部队分成三个层次构筑防线，同时组织十几个连队，专门训练伏击战的打法，把沧山以北以南的地形摸个滚瓜烂熟，演练各种情况下的伏击战，以期在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候，以游击的伏击战术打乱敌人的进攻部署。我深入地研究这个战法，感觉我们的长官比过去聪明多了，在重视阵地战的同时，也开始了游击战。
沧山第一道防御阵地是谢谷部队，有一次我带领几个人前出勘察伏击位置，正好遇到谢谷检查防务，听说是我来了，他让驻守在歌山的朱智团长把我们留下，吃了一顿饭。谢谷说，初雨峡谷战斗我听说了，我们部队跟鬼子打的第一仗，没想到是你们军直的独立连，把一场小规模的防御战打成了一场阻击战，把一个战斗变成了两个战斗，打得很好。
我说，那是我捡了一个便宜，当时你们的主力部队都准备打大仗，剩下边边角角让我们站岗，哪里想到鬼子会首先撞到边边角角呢。
谢谷点点头说，你是我的老部下，说起来还是我的校友，我为你高兴。可是，给一群犯人当连长，你甘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