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户幸一
五十八岁，系明治维新时元勋木户孝允之曾孙，世袭侯爵。木户曾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在校时与绰号“花花公子”的近卫文交情最深，因为两人同自贵族出身而又志趣相投。在此后的长期政治生涯中，他们互相勾结、彼此支援，逐渐成了日本政界的两个显赫人物。木户在大学毕业后便投身政界，任农商省事务官、工务局课长、产业合理局部长等职。
木户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内大臣府书记官长(1930年)；近卫内阁文部(文化教育部)大臣(1937年)；近卫内阁厚生(实业、生产)大臣(1938年)；平沼内阁内务大臣(1939年)；内大臣(1940年至1945年)；日本天皇之首席机要顾问。木户还多次担任过“重臣会议”的主持人。
木户曾长期供职内大臣府，继又亲任内大臣多年。他对日本政界波涛起伏、风云变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内大臣不但是最亲近日本天皇的一个宠臣，而且是联系天皇与内阁的枢纽；每次内阁改组和首相更迭都要由他上奏天皇裁可的。“内大臣府”和“内大臣”(有时亦称“宫内大臣”)在战前日本政治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内大臣府”不是内阁的一个附属机关，而是照料天皇和管理宫内的一切事务的最高机关；“内大臣”不是内阁的一名阁员，而是联系内阁和天皇的媒介人，同时又是天皇最亲信的政治顾问和助手。每次政府改组，内阁更迭，以及继任首相和各部的人选，都要通过他奏请天皇予以“裁可”。因此，他不但是日本政治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而且对各种改变内幕情况最为熟识。木户担任此职多年，他的私人日记当然不能不为法庭所重视。木户任内大臣之初，正值近卫内阁改组，日本军人酝酿发动太平洋大战，并坚决要拥护东条英机上台。木户对此不但未加遏制，而且推波助澜，予以支持。说者谓东条“冒险内阁”的组成，木户的推荐实与有力。同近卫一样，木户也是贵族中被法西斯军阀所操纵而甘愿为其工具之一人。
木户爱作日记，数十年如一日。在日本投降后，他的这部巨帙的日记被盟军总部所搜获，旋即移交给了远东法庭，保管于档案室中。多年以来，木户一直是日本政府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因而他的日记对于法庭认清日本政治演变的内幕情况，例如侵略政策的逐步形成、侵略战争的逐步推进、历届内阁的人事更迭、军人派系的明争暗斗等，是非常有帮助的。诉讼双方也都从这部日记中尽量搜取有利于己方的材料而加以摘录，作为证件向法庭提出。不过有鉴于木户本身便是一个法西斯思想极浓而且富于封建贵族阶级偏见的人，法庭对他的日记的作证价值还不是完全无条件、无保留地肯定的。然而，尽管如此，木户日记还不失为关于日本近二十年来最高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的内幕活动和演变的最详细、最有系统而且比较准确的私人记载。在巨帙的“木户日记”中，仅系有关各被告罪责的部分才被法庭涉讼双方所摘要录去，作为证据向法庭提出。检察方面所摘录的是不利于各被告的记载，辩护方面所摘录的是有利于各被告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只占日记中的很小一部分，而全部日记对于日本近二十年来政治外交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价值。因此之故，盟军总部便把它全部照相影印了一百份。这些影印本连同日记原本都已被运往华盛顿，由美国陆军部所独占，连一部影印的副本都不肯给予同它并肩作战的盟国，由此可见美国政府之专横自私。
木村兵太郎
五十八岁，陆军士官学校炮科及陆军大学毕业，曾任陆军师团部参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奉派随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旋任驻德武官。回国后，木村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并兼任陆军大学教官。
木村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之陆军次官(1941年至1944年2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43年)；缅甸日军总司令(1944年)；晋升陆军大将(1945年)。
木村在任关东军参谋长以前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军人。但是自从担任了关东军参谋长之后，特别是在两度担任陆军次官之后，他便成为日本法西斯军人侵略集团的一员，并且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木村奉派驻扎缅甸，任日军总司令。对日军在缅甸的种种残酷暴行，他是负有直接责任的。这是他后来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主要原因之一。
木村于日本投降时仍停滞在缅甸，他是在远东国际法庭开庭的前夕才被押解到东京来受审的。
小矶国昭
前首相，六十七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曾参加1904—1905年日俄战争；随即奉派至中国东北，担任特务间谍工作；继供职参谋本部及参加军队工作，历任步兵第二联队大队长、第五十一联队队长等职，1926年晋升陆军少将，1931年晋升陆军中将。
小矶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陆军省军务局长(1930年)；犬养内阁陆军次官(1932年)；关东军参谋长(1932年至1934年)；朝鲜军总司令(1935年至1936年)；平沼内阁拓殖大臣(1939年)；米内内阁拓殖大臣(1940年)；朝鲜总督(1942年5月)；国务总理大臣(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小矶于1937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小矶国昭和俊六系士官学校同期毕业生。他俩都是日本军人法西斯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同时又是在战略战术方面较具现代头脑的人物。小矶在1925年任参谋本部兵用地志班班长时即主张开凿下关与门司之间的地道，并且将他亲自设计的图案分送各有关方面征求同意，后来得到上级的批准。此项工程早已完工。小矶从那时起便大露头角，此后二十年里他在政治上扶摇直上，平步青云。但是到他继东条内阁而登上首相宝座的时候，日本的失败已经注定，无可挽救，因此他在任首相的九个月期间只是维持残局，毫无建树可言。
松井石根
六十九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继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及陆军第十一师团团长等职。松井在日本军人中亦有“中国通”之称号；为了替日本全面侵华作准备，他对中国地理形势特别是中国东南沿海各省的地理形势研究至深，了解至切。
松井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日内瓦军缩会议日本陆军全权代表(1931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33年3月)；华中派遣军总司令(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内阁顾问官(1938年7月至1940年1月)；兴亚同盟顾问(1940年)；大政翼赞会大东亚事务部顾问(1943年)；大东亚开发会社总裁(1944年)。松井于1933年创办“大东亚社”，并晋升为陆军大将。
在日本法西斯军人集团中，松井最大的特点是，除了精通中国的地理形势之外，他一贯主张“大陆政策”(主张日本的侵略矛头应首先指向中国及亚洲大陆)并竭力鼓吹“大亚细亚主义”(即主张日本独霸亚细亚，不容欧美白种人染指)。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在淞沪作战失利，三易主帅，最后改派松井为总司令。松井率领日军由杭州湾登陆，攻克上海，直扑南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松井纵容部下对中国平民实行肆无忌惮和不分皂白的屠杀、强奸、放火、抢劫种种罪行，持续达六个星期之久，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之多，造成史无前例的“南京大屠杀事件”。这一事件当时曾轰动全世界的舆论，遭到善良人类的谴责。日本政府有鉴于此，遂不得不将松井调遣回国。松井回国后对南京惨案佯表忏悔，并声言将事退隐，实则他的法西斯侵略活动迄未停止。松井在法庭辩护时曾提出一张他在私邸设置的奉祀南京死亡将士祭坛的照片，企图借此证明他确有忏悔的诚意。他说：自从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以后，他回到日本便感到内疚神明，抱歉万分，于是决心退出政治，茹斋礼佛，并设有祭坛，朝夕礼拜。但是松井这些举动完全是虚伪的矫揉造作。他提出的那张所谓“祭坛”照片上显示着他在“祭坛”上设有两块牌位，一块写着“日本阵亡将士之灵位”，一块写着“中华阵亡将士之灵位”。松井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杀人者和被杀者等量齐观，而且被祭祀的对象只是双方的将士，根本没有涉及被杀害的数十万中国人民，这是十分荒唐的。同时，松井的“退休”之说也是虚伪的。记录表明：他在1938年初奉调回国之后，还在内阁以及兴亚同盟、大政翼赞会等法西斯团体中担任过重要职务，1944年起更就任最富于侵略性的“大东亚开发会社”的总裁。松井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罪责是他后来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死刑的主要原因。
松冈洋右
六十六岁，生长于美国俄勒岗州。回日本后，供职于外交界，善操英语并工于逢迎，益以鼓吹侵略，遂博得法西斯军人之欢心而逐步跻身于外交显要之列。
松冈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的日本首席代表(1933年)；南满铁路总裁(1935年至1939年)；内阁顾问官(1940年)；近卫内阁外交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松冈著有《昭和维新》(1938年)及其他书籍和论文，并常发表演说，鼓吹轴心同盟及侵略战争。
松冈是日本外交家中最狂妄之一人。他曾代表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极力鼓吹与德意法西斯国家勾结，组成轴心军事同盟。同苏联缔结中立条约更是他一生的“得意杰作”。未几，德军开始进攻苏联，近卫三次内阁最后倒台，而这位狂妄自大、不可一世的松冈洋右的政治生命也就从此宣告结束。那时他的肺病复发，长期养疴故里。被捕时，他已病入膏肓，受审不到四个月便与世长辞了。此后，他的名字便从被告名单中一笔勾销，因而法庭判决书中也就没有判处他的罪行。
南次郎
七十三岁，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历任骑兵第三旅团长，驻华日军司令官，骑兵学校校长，士官学校校长，骑兵总监，陆军第十六师团长，参谋本部次长，1930年晋升陆军大将，为当时日本军人中资格最老者之一。
南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朝鲜军总司令(1929年)；若内阁陆军大臣(1931年4月至12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31年至1934年)；关东军总司令(1934年至1936年)；朝鲜总督(1936年至1942年)；枢密院顾问官(1942年至1945年)；大日本政治会总裁(1945)。
南次郎同荒木贞夫一样，是一个老牌的法西斯军人的典型，富于神道观念及侵略思想。他们几乎成了日本少壮派军人崇拜的偶像。1937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南正任陆军大臣。他非但不惩戒肇事军人，而且对他们百般庇护，欺蒙若首相及压制内阁同僚，不令事件和平解决而使战争扩大至东四省全部。在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全境以及“满洲国”成立的过程中，南次郎的阴谋活动随处可见，其影响十分重大，作用极其恶劣。南次郎又曾任朝鲜总督多年，他在伪善的假面具之下，对朝鲜人民的剥削、奴役和镇压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他是朝鲜人民最痛恨的日本巨酋之一。
武藤章
五十五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授陆军大尉，并奉派赴欧美考察，旋在德国学习陆军战术。归国后，供职于陆军省及参谋本部。
武藤章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陆军大学教官 (1930年至1932年)；陆军省军务局高级职员(1935年至1936年)；参谋本部课长(1937年)；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39年10月至1942年4月)；武藤并曾在苏门答腊任日本第二警卫师团总指挥(1943年)，在菲律宾任山下奉文大将统率的日本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 (1944年)。此外，武藤在1937年8月以后还先后供职于华中派遣军参谋部、关东军总司令部，为陆军大佐。
武藤是各被告中比较年轻的一个。他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的“后起之秀”，以精通战术及足智多谋著称。他的官阶虽不高，但实权却很大。他供职于陆军省军务局很久，并担任过该局局长数年。军务局系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心枢纽，地位至为重要。在他任军务局长时，他对侵华战争之扩大，汪伪政权之成立，日德意轴心之勾结，日军之强占安南，日美交涉之破裂，以及太平洋大战之发动和对美英各国之宣战等，都作了重要的甚至可说是决定性的献策。在他指挥苏门答腊日本警卫军和在菲律宾任山下奉文大将参谋长的时候，他纵容并指使部下对当地人民犯下了无数的残酷暴行。山下奉文大将系驻菲律宾日军总司令，他是在1945年被驻菲美国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同时被判处绞刑的还有本间雅晴。本间是在日本被捕，后来被引渡到菲律宾去受审的。他之所以后来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绞刑，暴行罪责的严重程度是主要原因之一。
永野修身
六十七岁，海军耆宿，日本海军学校及海军大学毕业；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任海军特别陆战队中队长，以炮击旅顺港成功被誉为有指挥能力之军人；1920年任日本驻美使馆海军武官及华盛顿军缩会议日方海军代表加藤大将之随员；回国后任军令部参谋及第三舰队司令官；其后又历任第一派遣海外舰队司令官及练习舰队司令官。
永野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任下列各要职：海军参谋次长(1930年)；日内瓦海缩会议日本代表(1931年)；最高军事参议官(1933年)；伦敦海缩会议日本首席代表(1935年)；广田内阁海军大臣 (1936年3月至1937年2月)；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1937年)； (再任)最高军事参议官(1940年)；海军参谋总长(1941年4月至1944年2月)。永野于1934年晋升为海军大将，后来又晋升为海军元帅。
永野是日本资格最老的海军名将之一。他除了一般地参与了日本法西斯军人夺取政权及对华侵略的种种阴谋之外，特别是对偷袭珍珠港和发动太平洋大战要负重大责任。同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和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一样，他也是一个主张进攻珍珠港和对美、英等国作战最力的人。
永野在审讯过程中患病身死。自那时(1947年1月5日)起，他的名字便从被告名单中取消了，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中也就没有对于他的判处。
冈敬纯
五十七岁，海军学校及海军大学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率日舰对德作战，战后奉派赴土耳其考察，归国后长期供职于海军省及海军军令部。
冈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职务：海军省总务局及军务局课长(1938年)；海军省总务局及军务局局长(1940年10月至1944年8月)；小矶内阁海军次官(1944年7月)；镇海(朝鲜)海军要港司令官(1944年9月至1945年6月)。冈于1942年晋升为海军中将。
冈敬纯一生服务于日本海军，以有事务才能著称。他的官阶虽不甚高，但所居的职位却很重要，最能影响上级的决策。同武藤在日本陆军中所处的地位一样，冈在日本海军中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长期供职于海军省军务局并担任过该局局长多年，而这些年代又正是日本的“多事之秋”，许多重大的军事决策，特别是以海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海战和攻占西方国家在东南亚各属地等，都是在冈的任期内做出的，冈当然是这些侵略阴谋的参与者之一。据说，与东条、山本和永野不同，冈同他的上司岛田海军大臣对于日本海军在太平洋的种种冒险计划是主张要慎重考虑的，因而被当时的一般法西斯军人讥为“胆小”、“无能”。但是他的“胆小”、“无能”并没有阻止他们屈服于这些冒险计划，也没有阻止他们积极地执行这些冒险计划。因此，他对于这些计划仍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
大川周明
六十一岁，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大川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最初研究印度哲学，继则对殖民制度及殖民政策深感兴趣。1925年撰有“特许殖民公司制度之研究”论文，得授法学博士学位。自那时起，大川即从事写作及讲演，鼓吹大日本主义、大亚细亚主义之类的法西斯学说，并组织“老壮会”、“犹存社”等法西斯型的神秘团体。1924年大川与安冈正笃(金鸡学院院长)合作，创办“日之出”杂志，鼓吹打倒政党及特权阶级，联合对现状不满分子，形成右派中心势力，俾以武力夺取政权。
大川于1928年至1945年间的主要活动有：担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1926年起)；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撰写《日本文明史》(1935年)及其他多种书籍和论文，并时常发表演说，一贯鼓吹侵略战争，鼓吹以暴力将白种人逐出亚洲。
大川是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疯狂宣传者及煽动者，惯于在政治上兴风作浪，其行径同狂妄军人桥本欣五郎至相类似。因此，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结合亦最密切。1931年以失败告终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是他两人策划并主持的。关于1931年“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以及1932年“五·一五事件”的详情，见本章第161页脚注。是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沈阳的阴谋，他们两人也都有份。“九·一八事变”成功之后，大川在次年(1932年)更创设另一法西斯团体(“神武会”)，企图结合少壮军人，以暴力推翻内阁及议会，实行“昭和维新”。1932年5月15日刺杀犬养毅首相事件(即著名的“五·一五事件”)也是大川在幕后策划并供给军火。以罪证确凿，大川被检举入狱，并被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后减为四年。1937年大川出狱后，正值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当时日本的空气更有利于大川的大亚细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此时的大川不但是一个有名的社会人物，而且是首相近卫文的入幕之宾，誉者且称其为“近卫智囊团”的中坚分子。在战争的年代里，大川仍然狂妄地鼓吹他那一套日本型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理论。
大川平生写作甚多，其名著为：《日本文明史》、《复兴亚细亚问题》、《日本精神之研究》、《日本及日本人之道》、《日本二千六百年史》。这些书都是用大日本沙文主义的观点方法写的，其宣传意义甚大而学术价值却很小。
大川在日本投降以后，特别是近卫自杀以后，由于幻想破灭，刺激至深，因而神志恍惚，举止失常，现出了初期精神病的症候。法庭公审的第一天，大川在被告席中的坐位适在东条的背后，散庭时他以手掌频击东条的秃头，并大声喊叫“我要杀死东条!我要杀死东条!”后经法庭指定医学专家验查，认为大川确患精神病，于是法庭决定并宣布对大川之审讯暂时停止。1948年11月法庭宣判时，大川仍在病中。大川既未经审讯，法庭当然无法判处他的罪刑。远东国际法庭对大川周明宣布的虽是“暂行停止审讯”并保留于他康复后由“本法庭或其他法庭予以审讯”的权利，但是在远东法庭宣判后不到两个月工夫(1948年12月24日)，他便被盟军总部连同在押的最后一批甲级日本战犯一齐宣布释放出狱了。大川不但从此逍遥法外，而且后来曾当选为国会议员。说者咸谓这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大岛浩
六十一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历任驻德大使馆辅佐武官、驻澳大利亚使馆武官、野战炮兵第十联队长等职。
大岛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日本驻德大使馆武官(1936年)；日本驻德大使(1938年10月至1939年10月)；再度任驻德大使(1941年2月至1945年5月德国投降)。
大岛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具有外交家头脑之一人。他长期供职于驻德使馆，并两度任驻德大使。他对希特勒的雄心和纳粹德国的成就异常崇拜，对他们侵略计划的成功满怀信心。因此，他极力主张勾结轴心国家，使能相互支持，分宰世界。1936年德日反共条约的签订和1940年三国军事同盟的确立，大岛多年的活动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一样，大岛在日本人心目中是一个鼓吹轴心勾结的中心人物。
大岛任驻德大使一直到德国投降。德国投降后，大岛为盟军所逮捕，不久便被押解送回日本。他是1945年12月6日盟军总部最后一次逮捕令所指名要逮捕的九名甲级战犯之一，是自动前往东京巢鸭监狱报到的。
佐藤贤了
五十二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担任陆军省整备局职员，继任华南派遣军幕僚及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等职，并曾奉派供职驻美使馆武官处多年，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方面颇具了解，在陆军省内有“美国通”之称。
佐藤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职务：陆军大学教官(1935年)；企划院成员(1937年至1938年)；陆军省军务局课长(1941年2月至1942年4月)；陆军省军务局局长(1942年4月至1944年12月)。佐藤于1941年10月晋升为陆军少将，1945年3月晋升为陆军中将。
佐藤在日本陆军中官阶虽不甚高，但是由于他足智多谋、勇于任事，颇能博得上级长官的欢心和信任。1938年他便被派作军部代表，向日本国会说明总动员法案，并威胁议员们必须通过。重光葵他在东条内阁时期曾两度任职于陆军省中最重要的机关军务局，并任该局局长两年半之久，对于东条内阁的各项侵略冒险阴谋和作战计划莫不参与策划，而截断安南北部的交通线及以后强占安南的计划都是佐藤的“杰作”。
重光葵
六十岁，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以外交官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外务省供职。其后历任驻德使馆及驻英使馆秘书，外务省参事、条约局课长，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等职。
重光于1928年至1945年间担任下列各要职：驻华公使(1931年)；斋藤内阁及冈田内阁之外务省次官(1933年至1936年)；驻苏大使(1936年11月至1938年11月)；驻英大使(1938年至1941年4月)；驻南京汪精卫傀儡政府大使(1941年12月至1943年4月)；东条内阁外务大臣(1943年4月至1944年7月)；小矶内阁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
日本投降时东久迩宫内阁出现，重光复被任为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时，重光为日方两代表之一，代表日本天皇及政府，另一日方代表系代表日本大本营之梅津美治郎。
重光原系一职业外交家，以才识过人而崭露头角。在狂风暴雨般的年代中，他原不失为一个比较稳重的外交工作者。但自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重光担任了东条内阁外务大臣，便完全同军阀打成了一片，成了日本侵略阴谋的一个重要的参加者和策划者。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争爆发时，重光正任驻华公使。是年4月29日重光出席上海日本军民庆祝天长节的集会时被一朝鲜爱国志士以炸弹相投，岛田繁太郎炸去了他一条大腿(侵沪日军最高统帅白川海军大将在会上被炸身死)。从此以后，重光步行便经常要靠腋下的两根木柱支持，既不雅观，又不方便。谑者说这是被侵略者给侵略者打上的“反侵略的烙印”。
岛田繁太郎
六十四岁，与海军名宿山本五十六元帅及盐泽幸一大将同期毕业于日本海军学校。毕业后，历任驻意使馆海军武官，海军大学教官，第七潜水艇队司令，第三舰队及第一舰队参谋长等职。
岛田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联合舰队参谋长(1930年)；海军军令部次长(1935年至1937年)；第二舰队司令(1937年12月)；中国海舰队司令(1938年5月)；东条内阁海军大臣(1941年10月)；最高军事参议官(1944年)；海军军令部总长(1944年2月至7月)。岛田于1940年晋升为海军大将。
岛田长期以来在日本海军中身居高位，他不但熟知日本法西斯军人的一切侵略阴谋和行动，而且是一个有力的参加者。东条内阁发动太平洋大战时，他正任海军大臣，当然要负连带责任。但是在日本人方面却有一种传说，说岛田对于偷袭珍珠港和对美作战素持反对态度，他至少是主张慎重的，而岛田在法庭上的辩护也一直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然而这种辩护是徒劳的。不论岛田主观上曾经一度有过什么想法，以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所长期担任的极为重要的职务来说，岛田绝不可能不被认为是这次侵略阴谋中的参加者，犹如他在对中国的历次侵略阴谋中一样。
白鸟敏夫
六十岁，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进外务省后曾被派任职于日本驻华、驻英、驻美、驻德等国使馆，继而奉调回国任外务省情报局局长。
白鸟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职务：外务省情报局局长(1930年)；驻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公使(1936年)；驻意大利大使(1939年)；外务省顾问官(1940年)；大政翼赞会政治会理事。白鸟曾在“现代日本”杂志上撰有论文，指出以发动世界大战来建立“亚洲新秩序”之必要(1941年4月16日)。
白鸟是日本外交界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物，以善操英语及鼓吹勾结德意、对英美采强硬外交等主张见重一时。白鸟为一极端的沙文主义者，早年即与法西斯煽动家大川周明有所勾结，鼓吹联合轴心国家，继续侵略中国，反对英美及苏联。1931年“沈阳事件”发生时白鸟正任外务省情报局局长，他在宣传中对中国极尽恶毒诬蔑之能事。其后借军部之力，坚持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并提倡所谓“亚细亚门罗主义”及“日本皇道精神”。在驻意大使任内和担任松冈外相顾问官时期，他都曾竭尽全力去促成德日意三轴心国反共军事同盟的缔结，认为非如此不能建立“世界新秩序”。当时日本舆论界称松冈洋右、大岛浩和白鸟敏夫为“轴心外交三男子”，绝非偶然。
铃木贞一
五十九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供职参谋本部，历任部员及新闻班长等职。
铃木于1928年至1945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陆军省军务局课员(1931年)；内阁调查局官员(1935年)；陆军第十四联队长(1936年)；兴亚院政务处处长(1938年12月至1941年4月)；兴亚院代理总裁(1940年)；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之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1941年4月至1943年10月)；所谓“无任所国务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是不主管或领导政府任何一部的国务大臣，故又称“不管部国务大臣”或简称“国务大臣”。他是内阁阁员之一，参加一切内阁会议和决策。就政治地位来说，他和其他管部的阁员是完全平等的。内阁顾问官(1943年11月至1944年9月)；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铃木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群里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以资历论，他不但比荒木贞夫、南次郎、俊六、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等人差得很远，就是比起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等人来也还是“后进”。他在陆军将领中的资历只是同武藤章、佐藤贤了等人不相上下。但是由于铃木热中于政治活动，并富于谋略、善用权术，因此他在政治上的升调比他们都快，官职也爬得最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过是参谋本部的一个普通职员，但是由于他坚决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遂博得军部领导人的赏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铃木便大显身手，在策划侵华的中心机构兴亚院担任要职，并一度代理总裁。日本政府的“兴亚院”在远东法庭英文文件上的译名系“China Planning Board”——“中国企划院”。这个不顾字义而专论实质的译法是可取的。因为，日本政府的所谓“兴亚院”名义上看来似乎是旨在振兴亚洲，实际上它完全是一个策划侵略中国的专门机构。它的业务主要是计划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即怎样对中国财富资源和人力物力实行残酷无情的掠夺和剥削，去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动前后，他在近卫首相及东条首相任内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对动员全国人力财力和加强军需生产去支持侵略战争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无疑地，铃木此时早已成了日本军人侵略集团中的一个要员。
东乡茂德
六十五岁，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连应五次外交官考试始获录取，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乡的资质鲁钝。考试及格后，东乡即进入外交界工作，历任外务省欧美局第一课课长，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德大使馆参事官，外务省欧美局局长等职。
东乡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驻德大使(1937年10月)；驻苏大使(1938年10月)；东条内阁之外务大臣兼拓殖大臣(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铃木内阁之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5年4月)。
东乡在日本外交家中原是态度比较温和，手段比较稳重的一个。在任驻苏大使的时候，他曾任劳任怨致力于使“诺门罕事件”和日苏渔业问题获得解决。但是他在东条内阁中担任了外相，而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个时期发动的，因此他对日本进攻美英各国是负有连带责任的，犹如他对东条内阁坚持继续和扩大对华侵略应负连带责任一样。并且，在日军即将进攻珍珠港的那种箭在弦上、间不容发的时候，东乡还用欺诈手段扣压了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致日本天皇作最后呼吁的电报，故意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这充分证明：东乡除了应负连带责任之外，他个人在主观上也是赞成这个阴谋的，并且是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至于他任职不久便因与东条意见不合而愤然辞职，长时间退出政治舞台，以及在日本崩溃前夕曾出任铃木内阁的外相，主张媾和，并曾向苏联呼吁，请求居间调停——这种种以后发生的事实，绝不能用来洗刷东乡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所应负的责任。
东乡之妻是一德国妇女。在两年左右的共八百一十八次的公开庭审中，这位妇人无间风雨，每庭必到，端坐于二楼日本人旁听席中的一个固定坐位，用耳机倾听审讯的进行，并不时遥睇其夫，目遇时则相对做一会心的苦笑。这事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一时传为美谈。
东条英机
前首相，六十三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长期任职于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他是法西斯军人侵略集团中最激进的一个，也是其领导人之一。
东条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1931年至1932年)；陆军递信(交通)学校调查课课长(1932年)；关东军宪兵司令(1935年)；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近卫内阁之陆军次官(1938年5月至12月)；陆军航空总监(1938年至1939年)；近卫内阁之陆军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1941年12月2日至1944年7月)，在此一期间内并一度兼任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参谋总长等职。东条于1940年10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东条在远东国际法庭被告二十八名主要日本战犯中是最突出的一个，西方报刊常把东京审判称为“对东条及其他二十七名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这是因为东条不但一贯参与对华侵略的种种阴谋，而且是发动太平洋大战的主谋和祸首。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以及此后对英、法、荷、澳等西方国家一系列的猛烈进攻和残酷暴行大都是在东条首相任内实行的，因此他便成了西方国家最痛恨的对象，被它们认为是日本侵略集团中最凶恶的首领。其实，以资历论，东条在法西斯陆军军人中比起荒木贞夫、南次郎，甚至俊六、小矶国昭、松井石根等还只能算是一个“后进”。但是，比起这些人来，东条在性格上无疑地是更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对于执行侵略阴谋是最坚决、最大胆的。在同僚中，东条素有“剃刀”之称，盖其思想之尖锐和行动之敏捷有非常人所能及者。在太平洋冒险失败、日本濒于崩溃之际，东条不但被迫下野，退出政治舞台，而且成了日本人民所痛恨的目标。在日本投降不久，东条于行将就捕之际所表演的那幕“自杀不遂”的滑稽剧被揭露以后，他更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和嘲骂。
东条是后来被远东法庭判处绞刑的七名被告战犯之一，也是被判处绞刑的两名日本首相之一，另一名是广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
六十五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奉派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步兵第一旅团长等职。
梅津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陆军省总务局局长(1931年)；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1934年至1936年)；广田内阁、林内阁、近卫内阁之陆军次官(1936年3月至1938年5月)；关东军总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1939年至1944年)；参谋总长(1944年7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梅津于1940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梅津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资望很高、能力很强的一个，在日本历次的侵略阴谋中，他经常是一个中坚分子。在当时的日本人心目中，梅津被称为“陆军之宝”。在他担任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时期，为了实现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进一步吞食中国的侵略政策，他曾千方百计地勾结华北军人，鼓吹“华北自治”，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国而建立在日本操纵下的傀儡政权。1935年签订的那个臭名远扬的“何(应钦)梅(津)协定”便是梅津对当时辱国丧权的中国政府利诱威胁的结果之一。“何梅协定”是日本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主权的一个典型文件。它规定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必须全部从河北省撤退；取消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不准它有任何活动；并禁止河北省境内的一切反日行为。这个协定只是为了解决一个所谓“河北事件”的问题而签订的，而当时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事件”是不胜枚举的。单就这个“协定”的内容来看，便可以明了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从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梅津于1938年并曾一度率领日军在华北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少的残酷暴行。在他担任关东军总司令兼驻伪满大使的那五年，正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梅津用尽了一切残酷手段掠夺、榨取中国东北的财富资源和人民血汗，以供日本维持其罪恶战争之用。由于这种种原因，梅津美治郎的恶名和罪行也是中国人民所家喻户晓的。
梅津出任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公职(参谋总长)的时候，日本已经是穷途末路、奄奄待毙了。不到一年工夫，它便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投降仪式的时候，梅津是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的两个日本代表之一，另一个是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重光葵。
由于梅津和重光是日本投降代表，在盟军总部看来，似乎不无微劳可念，理应有所“照顾”。因此，对他们二人的逮捕是迟延到起诉前夕方才执行的，不像其他的甲级战犯一样，在起诉好几个月以前便关进了监狱。
以上是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日本甲级战犯的简单履历。正如前面所指出过的，在漫长的审判过程中，两名被告(松冈洋右和永野修身)患病身死；另一名(大川周明)得了精神病，暂时中止受审。因此，在1946年5月法庭开审时被告原是二十八名，但是到了法庭宣判的时候，它判处的被告只是二十五名而不是二十八名。
中美英苏等十一国对日主战犯起诉书
中美英苏等十一国对日本主要战犯的起诉书
国际检察处递送给远东法庭的起诉书开端写的是：“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起诉书。”用“第一号”这样的字样无疑地表示国际检察处当时的设想是：在第一号起诉书中被控的二十八名战犯审判结束之后，将有第二号、第三号……起诉书的提出。但是，事实上，正如我们所一再指出的，由于美国庇护日本战犯的政策日益明显，所谓第二号、第三号……起诉书都成了泡影，根本没有出现。
起诉书的第一号标题是这样写的：
“美国、中国、英联合王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
控告荒木贞夫……(共二十八名，次序依照其姓氏的英文字母先后排列，此处从略)。”
从起诉书的这个标题看来，提起诉讼的原告无疑地是对日作战的十一个主要同盟国，而不是国际检察处或盟军总部。但是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检察长却负有对被告起诉的全责。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八条(甲)款。这两者之间，乍看起来，似乎是有矛盾的。既然十一国列名原告，就不应该规定由检察长负起诉之责。既然要检察长负起诉之责，就不应该用十一国的名义作为起诉的原告。这种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折中的解释是：有鉴于这个案件的空前重大，起诉必须以十一国国家的名义为之，而检察长所负的所谓起诉责任只是在技术上支持起诉的责任。检察长只能被视为代表原告而处在诉讼进程中的一个首席律师，而真正的原告却应该是十一个同盟国家。法庭称检察长为“检方首席律师”，或“检方主任律师”，理由或许就在这里。
关于起诉书的内容，法庭宪章的规定是十分简单的。它只要求“起诉书对每一被控诉之罪行应有清晰、精确及充分之说明”，此外别无其他的要求。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九条(甲)款。
国际检察处代表十一国所撰拟并向远东法庭提出的起诉书，大体说来，还算是能够满足宪章的要求的，虽然其中也有不少的而且是严重的缺点。
起诉书控告被告们的罪状共为五十五项。在分别呈述这些罪状之前，它有一个简短的“前言”，扼要地说明了一下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罪活动的政治意义和特征。“前言”写道：
“在本起诉书中所提及之年月间(按，指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由一个犯罪的军国主义的集团所控制及指使，这些政策乃造成严重的世界混乱、历次侵略战争、并使各国爱好和平人民自身的利益均遭受极大损害之原因。一种自称日本民族比亚洲各民族甚至比世界各民族都优越的危险思想一贯有系统地毒化了日本人民的意识。日本已存在的各种代议机构都被用为广泛侵略之工具，而一类似希特勒德国设立的纳粹党和意大利设立的法西斯党的政党体制旋被采用。日本经济财政资源大部分都被为军事目的而征用，日本人民的福利大受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