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丛书--梅汝璈》
作者:梅小璈【完结】
梅汝璈 （1904——1973年），字亚轩，江西南昌人，是我国著名的外 交家、国际法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数学、 写作、编辑、翻译工作多年，并曾参与立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 梅汝璈代表中国担任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在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过 程中，梅汝璈坚毅果敢，机智灵活，同试图包庇日本战犯的某些势力进行了 坚决的斗争，为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的工作结束以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任命，公开表示 决不出任 “司法部长”，并辗转来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外交和法制建设事 业。在此后的岁月里，梅汝璈虽然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怀着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坚定信念，不计个人得失，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 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并承担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一书的写作任务 （因故只完成了一半）。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病 逝于北京，终年69岁。
一、早年经历 1904年 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与湖 广江浙相比，当时的江西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不够发达，思想文化也 不够开放。然而，梅汝璈的父亲——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 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要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有用之才，就 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再让他们受旧式教育。尽管当时当地尚有不少人鄙薄洋 学堂，他却毅然将自己的长子送进了南昌市内的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 12岁的梅汝璈在父亲的坚决支持下又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开始了长达8年 的北地求学。一个12岁的孩子，远离家乡和父母，千里迢迢地独自外出，这 在落后、闭塞的农村又不免会引起不少猜疑和议论。但是，世事的变革，时 代的进步，却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那时，北京的清华学校还没有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等学府。1908年，当时 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用清王朝所支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到中国来发 展教育，于是便在北京开办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是 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而是由外事部门来管理，学制8年 （中等科4年、高等科 4年），按各省分担庚子赔款的数额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学生毕业以后，绝 大部分都会到美国去留学，所以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所 学校在上课、考试、生活管理及体育锻炼等方面都对学生有着具体、明确而 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西化程度远在一般学校之上，与旧式的学堂、私塾更 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境清寒、毫无背景、不通英语、甚至连官话 （普通话）都讲不大 好的农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华学校的生活所带来的不习惯和各种困难是可 想而知的。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 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最使梅汝璈感 到尴尬的，是语言问题。不少外籍教师都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 的英语基础，而梅汝璈却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怎么办？ 梅汝璈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 “水木清华”匾额之 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 自吟诵，由先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和他的族叔——只比 梅汝璈大4岁、与梅汝璈同时从江西考入清华学校的梅璈春在补习英语。经 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叔侄二人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 双双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 8年之中，梅氏叔侄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他们来自历史上 （特别是宋明以降）人文荟萃、科举人才众多，但在近代却 新风迟开、保守封闭的江西省，以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典型的洋学堂 中显示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品格。 梅璈春是梅汝璈的远房叔叔，小时候家里很穷，很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 担。他的远房哥哥——也就是梅汝璈的父亲惊奇地发现，这个只比自己的儿 子大4岁的小弟弟，从小砍柴、割草、放牛，跟着大人种田或做生意、一天 学也不曾上过的小弟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可造之才。他毅然决定，资助璈 春小弟读书！他的眼力果然不差。梅璈春与族侄梅汝璈一起顺利地考进了清 华学校，后来又一起赴美国留学。梅璈春所学的专业是桥梁工程，回国后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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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英、汪菊潜等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担任过茅以升先生的助手，在修建 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初期，梅璈春 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后来不幸病逝于工地。梅璈春是我国桥梁工 程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之一。 清华学校的课业是沉重的。有的学生不堪压力，精神几乎崩溃；有的家 长望子成龙心切，时常来信批评子弟成绩不佳，甚至以 “有何面目见江东父 老”相责问，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负担。梅汝璈的父亲则正好相反。就在 梅汝璈为英语基础太差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的来信给了他以极大的安慰 和鼓励。父亲在信中说，对于功课，尽力而为即可，倘若实在达不到要求， 我们还可以退学，再报考其他学校——中国的好学校很多，清华并不是唯一 的选择我们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眼界，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 生长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别的 学校念完初中，然后再考进清华从头学起——这当然要轻松一些，而我们则 是在小学毕业以后直接入学，文化基础虽差，在年龄上却有一点优势，经过 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来，而不必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徒增烦恼。接到这封信以 后，梅汝璈便满心轻松地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学习。没有多久，他和梅璈春的 学习成绩便进入了全班的前列。 升入高年级以后，梅汝璈的视野逐渐开阔，兴趣也逐渐广泛起来。他担 任过清华校刊的主编，还与施璈 （hu4ng）、冀朝鼎等同学组织过一个名叫超 桃的团体。所谓超桃，意思是在这个团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情之深要超过《三 国演义》中在桃园结拜为兄弟的刘备、关羽和张飞。超桃这个名称虽然不够 新潮，但是其成员的思想、主张却是很进步的，因此这个团体很受广大同学 的推重。施璈和冀朝鼎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积极参加者。作为超桃中的大哥，施璈在超桃成员以及其他同学的心目中有 着很高的威信。年轻的梅汝璈对施璈敬重有加，且深受其影响。施璈后来在 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现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 1924年秋天，梅汝璈赴美留学。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就读于斯坦 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于1928年底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生活不 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形外势的发展。为 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 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 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 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了学业的梅汝璈离开美国，在赴欧洲游历了伦 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 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 论等课程，并曾兼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 《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 撰写、翻译、编辑了少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政府 的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 职授课。山河破碎，民生多艰。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 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 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阴 郁、灰暗。与此同时，马寅初先生对战时经济的精辟分析， 《新华日报》上 发表的一篇篇闪烁着真知卓见的文章，也都给梅汝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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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现实生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 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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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执法东京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 利。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纽伦堡和日本的东京分别设立了两个国际军事 法庭，德、日两国的法西斯战争罪犯分别在这两个法庭上受到了庄严的审判。 由国际社会正式组织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主要的战争责任者加以审讯和制 裁，是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向盟国投降。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终 战”，并于9月2日由外务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律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 正式签署投降文书，接受了由中、美、英三国政府 （后来苏联也加入了）于 1945年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 10月 24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戈林、赫斯等22名纳粹德国战争罪犯进 行审判。根据 《波茨坦公告》和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 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的精神，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 月19日颁布了一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正式设立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被指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破坏和平罪行 的远东地区主要战争罪犯。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韦伯 （澳大利亚，庭长）、梅汝璈（中国）、 希金斯 （美国，后来换成克莱默）、帕特里克（英国）、柴阳诺夫（苏联）、 柏奈尔 （法国）、麦克杜哥（加拿大）、罗林（荷兰）、诺斯克罗夫特（新 西兰）、巴尔 （印度）、哈那尼拉（菲律宾）。 此时，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中国人梅汝璈尚不满42岁。在 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 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也许是有某 种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更多的则是由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 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对于这个任命，各界人士并无太大异议，有人则“深 感得人” （倪征璈Xu先生语）。 1946年3月19日，上海。 淅淅沥沥的小雨终于停了下来。从华懋公寓10层楼上的窗户向外望去， 蔚蓝的天空衬着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天，晴得出奇。 公寓1层的大厅里，聚集着准备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的旅客。服 务员在用英语点名 “Judge （梅法官）。”随着服务员的呼唤，一名身Met 材不高西装笔挺的中国人应声向前。大厅里十余名美国军官一齐把目光转向 这位中年男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这位中国法 官是哪里的法官？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飞往东京？ 汽车从华懋公寓驶向上海郊区的江湾军用机场。美国青年军官麦克乐悄 悄俯身向梅法官座椅旁边的手提箱望去，手提箱上挂着的名片呈现出这样的 字迹： “盟军最高统帅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麦克乐低声 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同伴。车到江湾机场，他主动上前打招呼，表示要帮助中 国法官梅汝璈提行李。 同一天，国民党的 《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 闻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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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飞东京。 穿云破雾，俯瞰大海，麦克乐与梅汝璈海阔天空地畅谈着。麦克乐说， 自己大学毕业，又在研究院读过一年法律，希望战争结束后能有机会修完学 业梅汝璈向麦克乐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专业。法律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使得 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抵达日本东京原木机场。 舱门刚刚打开，一名美军上校便走进了机舱，对着尚未下机的旅客大声 询问：哪一位是梅法官？梅汝璈答应了以后，他走过来立正敬礼： “我是盟 军总部交际处处长赫夫上校，现奉总部之命特来迎接您。”一切检验手续全 部免除，梅汝璈被送到了东京帝国饭店。 在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举行了宴会，给梅汝璈接风 洗尘。宴会上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 大学顾校长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梅汝璈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严肃而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 “‘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郑重地说： “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 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 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神情略显激动：“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 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 这真是 ‘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 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 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 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回到寝室，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名叫黄右昌的老 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以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梅汝璈又想起了前不久全家在重庆为自己送行时的情景。30年前，自己 从南昌赴北京读书，出发时母亲曾经把一袋炒米和锅巴塞在自己手中： “崽 呀，你在路上慢慢吃吧。”30年后，自己从中国赴日本审判战犯，母亲又深 沉地对自己说： “汝璈呀，你到了那边，切记要重重地审啊！” 亲人的嘱托，父老的期盼，四万万同胞的血和泪，在梅汝璈耳边汇成了 一个巨大的声音：伸张正义，复仇雪耻！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 样的顺序来排列？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法官们在会 议上便为此发生了争论。照常理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既然是由在日 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各个受降国所派遣出来的，那么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 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这是最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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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 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 望重的老法官韦伯先生却反对这样做，他想让两位与他意气相投的英美派法 官 （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两边。一开始，韦伯庭长 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那样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 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 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 （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 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他的两旁，而他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 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韦伯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 必照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 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居中的将是中、加两国以及法国、印度、荷兰、新西 兰等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官反而离开他更远了。这时又有人 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 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 “年资”是什 么？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何况法 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 高法院法官？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当律师、当教授的 “年资”同任 法官的 “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组织一个委员会去 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发言了： “我看依照日本投 降书上的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各位座席最为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 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 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 最客观的标准。” 这话引起哄堂大笑。庭长对梅汝璈笑道： “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 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个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梅汝璈马上回答：“按 照受降签字的次序来安排法官座席，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可采的标准。纵使 我被置于末座，也能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决不会 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想让中国法官坐在中央位置上，就必须派一个比我 肥胖的人来替代我。”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 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多次法官会议上 被谈论来，谈论去。韦伯庭长既不作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 僵持下去。直到开庭的前一天，韦伯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了出来。 1946年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 热化阶段。这一天发生的争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天上午，法官们接到了法 庭书记官的通知，说下午4时要举行法庭正式开庭仪式的 “预演”，并且要 拍照，请各位法官届时穿好法衣，做好一切准备。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 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 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 同意了的安排。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 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 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 （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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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 “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 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的排列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 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 不拟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便愤然离开休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并脱下了法袍以示决心。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韦伯提出了强烈抗议。 韦伯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 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 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 “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 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碎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 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 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 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庭长又说： “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 这时你将是很愉快的。”梅汝璈答道： “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 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 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 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 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 “这是 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 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可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 “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决 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还只有遵守合法的命令义 务，何况一个法官。而且，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 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 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 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作出的。”梅汝璈最后说出 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韦伯听了之后十分尴尬。同时，他看出梅汝 璈态度坚决，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 汝璈说： “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 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 作出要回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 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 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 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 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作任何改变，我 们应该依照昨天 “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 变了，只能听从韦伯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回答： “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都 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 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 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奇，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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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 以能够设立，以及它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 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 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 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是 不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 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决不参加。至于我将来怎 样办，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 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 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韦伯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 “请你务必再等一 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此时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20分钟，参加的人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梅 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 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果真如此。将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开庭日期早 已向全世界宣布过了，而且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 全有把握。原来曾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很长时间才确定开庭日 期，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苏联法官虽 然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则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然会在日本和全世界造成惊疑和 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负，也都负不了。基于这 样的估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 强硬了。 又过了10分钟，庭长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办公室。他对梅汝璈 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排列各国法官的座位。 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 是脱去大衣，又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 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 照片。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 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和旁听的群众。韦 伯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 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 排。”至此，法官们大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 终于得到了解决。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 “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 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廖安排完全是威廉（庭长） 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 （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 于韦伯庭长原来的主张究竟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代表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局 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谜。 从表面上看，法官席次问题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梅汝璈法官的做法是 不是有点 “小题大作”？ 回答是否定的。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座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 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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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处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虽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 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 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 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 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 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 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 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 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畜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而被 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 经验丰富的出色的法律人才。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格外器重。 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 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1947年8月3日，天津出版《益世报》发表 了该报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所写的一篇题为 《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 文章，文中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 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 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就在法官们为座次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负责起诉被告工作的国际 检察处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检察官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 上，那就是：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罪活动的？ 事实上，日本的军政首脑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由来以久。被国际检察处 列为起诉对象而应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其犯罪开始时 间远远早于纽伦堡法庭审判的纳粹战犯的犯罪开始时间，尽管其罪行的终止 都被认为是在1945年德国、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但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 开始时间究竟应该怎样确定？一种意见是：1941年 12月7日，日军偷袭珍 珠港事件应该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犯们的罪行，而日本的对外侵略之所以变成世界大 战的一部分是由于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进而引起了它对一系列国家的战 争；另一种意见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应 该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日军之所以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对太平洋 国家的一系列战争，都是为了要打赢它对中国的战争，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继 续和延长；还有一种意见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对沈阳的侵占应该作 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1937年的芦沟桥事件不过是“九·一八”事 变的继续和延长，中日战争从1931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除此之外，一种与 事实更为接近、更为合乎逻辑的主张是：1928年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 件应该作为被告犯罪的开始——因为这一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 导因，中日两国之间实际上的敌对状态在1928年便已经存在。 经过郑重的讨论，国际检察处采取了最后一种主张，它指控被告的犯罪 行为是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7年。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纪后期的甲午战争以前。多年以后，梅汝璈法 官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写道：“最后的这个主张无疑地是比较正 确的，合乎逻辑的。从中国人的观点说来，也还算差强人意的。当然，这个 日期还可以推得更久远一点，但是推得太久远了，提证是有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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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官座次问题一样，要不要把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决定偷袭珍珠港、发 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中国和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政策的行为作为犯罪行为 予以起诉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的牺牲、遭 受的损害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该不该被忽略、被淡忘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 个独立国家其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简单地讲，对美国 开战是犯罪行为，对中国开战当然也是犯罪行为，其责任者都应该受到起诉 和追究，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只能说明当时国际社 会中有些人 （特别是一些大国的代表）对中国怀有轻蔑的态度。 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 激烈的争论，梅汝璈法官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 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 地会受到维护，而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沉 重。 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房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断井颓垣、枯 木焦土处处可见。然而，某些地段、某些建筑物却完好无损，一如沙漠中的 绿洲或大海中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占用的大厦便是如此。这座大厦 屹立于东京市区，外表颇为状观。法庭的审判大厅、会议室、各位法官和各 个职能部门的办公室，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 （包括档案资料室） 都设在这座大厦里。日本人和一般盟国人士都把这座大厦称为 “军部大厦” （Mar Ministry Building），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是军国主义分子 的摇篮——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审判的28 名主要甲级战犯中有15人毕业于这所学校。这所学校搬走以后，日本陆军省 （简称军部）就一直设在这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日本陆军省， 海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组成的所谓大本营也设在这里。曾经担任过关东军参 谋长、日军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侵略战争元凶东条英机多 年来就在这座大厦里办公，原来属于他的办公室，现在坐进了大名鼎鼎的老 法官韦伯庭长，真可谓 “盖有深意存焉”。 对于这座大厦的外部环境和归属变迁，当时日发行量达500万份的东京 大报 《朝日新闻》上曾发表过一段富于诗意的描绘，题为 《梦之迹》： 杜鹃之花，或红或白，在土堤青草中放着芬香，而东京法庭即沿此土堤 而直上。有钢骨水泥之大厦巍然屹立，其在大门之前，立有英文木牌标记， 写着五个大字：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FAR EAST（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但在木牌附近土丘上之青松，依然独茂。此钢骨水泥之大厦乃旧时陆军士官 学校所在地。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陆军省及参谋部之一部迁入此间办公， 正所谓军阀发号施令 （亦即痴人说梦）之中枢地点。现在所用于审判战犯之 大厅适为该建筑物之大讲堂。换言之，即 20世纪毁坏人类文明之日本军阀老 巢是矣。时当春夏之交，昭和二十一年 （日本投降第二年，即1946年）5月 3日，审判开始于市谷台矣。呜呼！杜鹃之芬芳，春色之荡漾，一切的一切， 均属过去之梦而已。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接受了国际检察处起草的对 28名日本主要甲级战犯的起诉书。在此之前，盟军统帅部已经根据 《波茨坦 公告》的规定，拘捕了100多名战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重要领导人，搜集了 他们的主要犯罪证据，为正式起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梅汝璈法官默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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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法官誓词》，决心克尽职守，为国增光：“我们郑重 保证：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秉公执行我们的司法任务，绝 无恐惧、偏袒、私爱。” 1946年5月3日，历史记下了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 审判大厅内响起了司仪宏亮的声音：“静！”全体肃然。韦伯庭长率10 国法官鱼贯而入。司仪又高喊一声： “全体起立！”在众多摄影机、照像机 的灯光照射下，法官们登上了审判台。大厅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重 要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大厅右侧分成了两层，下层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 上层是六七百名听众，旁听票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分发一空。 28名甲战犯有26名坐在了审判台上，还有两名正处于押解来东京的路 途上。前排居中的是东条英机，他佯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在 东条英机的身后，坐着吓得犯了精神病的大川周明，两名强壮的美国宪兵站 在他的座位旁边，随时准备制止他的疯颠行为。散庭时，大川周明突然跃起， 以手掌连连击打东条英机的秃头，口中大喊： “我要杀死东条！我要杀死东 条！”上演了一出十分可笑的闹剧。后来，法庭指定医学专家对大川周明的 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确认他患有精神病，便停止了对他的审讯，也没有判他 服刑。1948年12月24日，在法庭宣判之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便被盟军 总部连同在押的最后一批日本甲级战犯一齐释放出狱了，他不但从此逍遥法 外，而且后来还一度当选为国会议员——这不能不说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这时，检察长季南——一个工作能力并不太强却因深受麦克阿瑟信任而 颇为刚愎自用的美国人走上了发言台，开始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 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所有的被告都必须当场表态——对起诉书所 指控的罪行是承认还是否认。除了大川周明以外，这些被告全都声称自己无 罪，东条英机还多说了一句： “对一切的诉因，我声明无罪。”听到这样无 耻的表白，望着被告席上那一张张冥顽不化的脸，梅汝璈不禁怒火中烧，他 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这班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 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 们还不认罪。我当郑重执法，决不放松警惕！” 不管怎么说，面对庄严的起诉，被告席上的一群人毕竟失却了往日的威 风。梅汝璈法官在5月4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许多回忆和愤恨，尤其是那坐在前排顶右 端，面团团的土肥原。他强作镇静，有时蠕动得很厉害，露出了不安的情形。 东条依然是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荒木这70岁老家伙（他尝唱十万竹刀灭 俄的谬论，荒谬绝伦！），他的银白色八字胡须长得芜长，绝不似以前照片 上的那样整齐。这老家伙眼睛老是睁着，嘴唇蠢动作欲语状，看来很有点倔 强的样子。其余的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形容都平凡 庸碌得很。怪不得 《星条报》今天描写战犯形态“不像当年一个强大帝国的 统治者之一群人”。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 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最可怜的是那曾在国际间翻云覆雨红极一时的松冈洋右。他在 “九·一八” 后代表日本退出国联，侮辱中国为 “地理上的名词”；他曾制造三国防共协 定；他又首创苏日中立条约，还在莫斯科东站与斯大林元帅拥抱过，接吻过。 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淬，脸上横胡子之中，又是直胡子，其实他的 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未加修整。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
